布兰琪不知道那些德国人的名字，他们日复一日地把她从她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拖出来，当着其他女人的面一路拖过去。这些狱友们，各自窝在阴暗的牢房里，刻意回避她的目光，怕她去了就回不来。这是你很快就能学会的技巧：别太重感情。

她现在只关心身上的痛。左肩脱臼了，她觉得是有一次审讯时弄的。她只记得纳粹分子把她砸到水泥墙上，她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就发现不能正常活动了。她有时候想把胳膊抬起来，抬到腰以上，但实在太痛——又冰又烫的标枪刺穿她的肌肉——痛得她大叫。

她只关心饥饿。饥饿，持续地跟着她，已经成了她的一部分，就像扎营在她头上的虱子，粗糙的指甲下的污垢。有时候，她裹紧身上薄薄的毛线裙，摸着织物下突起的肋骨，心想：“我终于瘦到可以穿香奈儿那个贱人的衣服了。”她很想大笑，她努力地模仿过去那样的大笑，但她已经忘记该怎么笑了。

她只关心生存。有时候睡不着，她就折磨自己——搞得好像纳粹做得还不够彻底似的——回忆起她过去对克劳德说过的那些话，任性的争吵，抱怨，一次次威胁要离开，一次次真的离开。

每次，她都会回来，要不就是他把她找回来。

她已经好几个月没见他了。他在找她吗？她不知道在这回荡着哭声的可怕的监狱外发生的任何事。在哭的人已经精神失常，自己却没意识到；那些不哭的人，知道眼泪救不了她们。

还有靴子，那些重重地踩踏着地面来来回回的钢靴。你一直提心吊胆，怕它们会在你门外停下来；你等着，你知道这一刻来了，但有时你还是会骗自己，“今天不会，也许今天，他们没空来找我。也许今天，同盟军会来”。

今天，他们并不是没空来找她。熟悉的——可怕的——噔噔噔，接着没声音了，再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声咔嗒，钥匙插进锁孔，再一声咔嗒，锁被打开。又是噔噔，然后，手探到她腋下——如果她还有足够的肉来承受摩擦，上臂和乳房之间那块柔嫩的部位肯定是青一块，紫一块——她被拎起来，双脚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她是被拖走的。她头一次发现地上有一条条凹槽，那么多人被强行拖走，已经在地上刻出了一条条的槽。

现在她在另一个——事实上，是两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纳粹分子的办公室里。这一次，也是头一次，有把枪指着她的头。

“把她供出来吧，奥泽洛太太。你何苦呢？你明明可以获得自由，你可以回丽兹。你今晚就可以喝香槟，吃蜗牛，泡热水澡。这丫头是你什么人啊？”

“我不知道莉莉是不是犹太人。”她疲倦地开口。她得说多少遍啊？

“好吧，你赢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使劲摁住胸中开始开花的希望。“什么意思？”

“你赢了，夫人。我们会放过这个莉莉，不再找她麻烦。”

“你会——我——”怎么能感谢德国人呢？布兰琪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的，那我们就要来对付你丈夫了。如果你要保你的朋友，我们就逮捕你丈夫，尊敬的奥泽洛先生，丽兹酒店的总经理。我们可以找人顶替他。我们会找到证据指控他——他以前坐过一次牢。我们就说我们查出来那场空袭是他开的灯。”

“不！你们不能——我，是我开的灯！我干的！”

“别嘴硬了。你朋友的事你一个字都不肯说。我们怎么相信你？我觉得还是把你丈夫抓了吧。”那家伙拿起了电话。

那一刻，布兰琪体内有种东西碎了——多年来的伪装和隐藏，像一座巨大的冰山轰然崩塌，把附近的一切击得粉碎，水面全是浮冰，滔天巨浪，震耳欲聋。她的心脏在咚咚狂跳——她知道自己营养不良，心脏肯定很弱，所以在这紧要关头，她很怕，怕还没说出真相，还没来得及救克劳德，自己就先死了。她舔了舔干得像纸片一样的嘴唇，大吼——实际上只是一种嘶哑的气声，她已经没力气吼了——“是我！我才是犹太人！不是莉莉。忘了她吧——你想要犹太人？好吧，这里有一个——是我！布兰琪·鲁宾斯坦！所以放过他——放过克劳德！”她在哭，她在擦眼泪（其实根本没有眼泪，她已经脱水脱得挤不出一点水分了）。“我是犹太人——求求你们，不要抓克劳德！”她跪下来哀求。

两个德国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挑了挑眉毛。其中一个突然咧开了笑容，随后另一个——然后，他们都大声笑起来，笑得她胆战心惊。

“你为什么要撒谎？你是丽兹酒店的奥泽洛夫人。法国人不喜欢犹太人，尤其是丽兹酒店。你在丽兹见过犹太人吗？”他嘎嘎嘎地狂笑不已。

“但这是真的！我发誓——我婚前叫布兰琪·鲁宾斯坦，不姓罗斯。我的护照——是假的。我换了本假的——我老家不是克利夫兰，是曼哈顿上东区！”

她也哈哈哈地笑起来；笑是会传染的。她之所以笑，是因为这实在是太容易了。为了克劳德，她抹去了自己的过去。

为了克劳德，她又认领了它。

“你们全搞错了，”她嘶声说。她抬起头，盯着那个德国人，渴望在他脸上找到她认得的东西——人性，怜悯。即使是仇恨也行啊。“我是犹太人！我是——我是布兰琪·鲁宾斯坦！”

“你是布兰琪·罗斯·奥泽洛，天主教徒。”另一个军官啪的一声合上她的护照，“真是荒唐。你想掩护你的犹太小朋友。我受够了。”他把她拖起来，拿枪顶着她的太阳穴，打开保险销那咔嗒一声在她脑中回荡，她知道这一次自己必死无疑。

“别伤害克劳德。”她小声地说，可她不会闭上眼睛——她不想从他们丑陋的脸上看到他们的得意和嗜血欲，但她也不会让他们看到她的恐惧。

她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她咽了一下口水，但没有口水。已经没剩下什么了，没了，布兰琪·鲁宾斯坦。

布兰琪·奥泽洛。

然后，枪滑开了。外面一片混乱——听得到靴子在奔跑，还有刹车声、马达的轰鸣和喊叫。审问她的人看了一眼对方；自1940年以来，布兰琪第一次从雅利安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困惑，甚至恐惧。

他们丢下她，走了。她看着窗外的混乱场面，一步步挪向窗边。到处都是纳粹分子，灰绿色的制服到处乱窜，那样子甚至有点滑稽。纸片像雪一样在空中飞舞；她抬头看到有人在往窗外扔纸，有些还在燃烧，橙色的火花像萤火虫一样。

“同盟军！同盟军！”

同盟军！

布兰琪靠在窗台上，隔着窗栏向外张望，她很想相信她所看到的，所听见的，但她做不到，现在还做不到。

“同盟军！”

同盟军——他们一定是来了。谢天谢地，巴黎安全了。

但是，等等——在那边！在两栋建筑物之间一个阴暗的角落，布兰琪看见了，布兰琪看见了她，莉莉，她就在那里，她穿着布兰琪上回看到她穿的那条蓝裙子，褪了色的蓝，像被晒白了的夏日天空。布兰琪看不清她的身体，只看到裙子的蓝色，但那是莉莉，错不了！莉莉在跑，莉莉在飞，莉莉在逃。布兰琪想叫住她，想让她回来救自己。但是莉莉必须得逃走，她得抓住这个机会。

布兰琪不能让她的朋友错失这个机会，因为是她害莉莉被捕的。

“你！”

其中一个德国鬼子回来了，他把布兰琪拖出门，拽上楼梯，穿过另一条走廊，来到室外。这是她几个月来第一次来到室外，可是太亮了，太大了，没有天花板，没有墙壁，她完全暴露在外，她甚至都认不出新鲜空气了，无法让新鲜空气进她虚弱的肺。她一边喘，一边拼命乱动，犹如一条离了水的鱼。

“你。”他又重复了一遍，一把将她推到一堵血迹斑斑的砖墙前，枪又一次对准了她的头。

“我是犹太人，”布兰琪又在很小声地念，“我是犹太人。”

“别管她。”这是另一个声音。先前审过她的另一个军官抱着一堆文件大步走过。“别管她，疯婊子——她胡说八道。犹太人在丽兹？哈！”

他们走了，全都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痕迹，除了一团灰尘。

不，不，不是的，到处都是痕迹——悬挂在窗户上的纳粹旗帜上的黑蜘蛛，没有烧毁的文件，行刑队留在墙上的深红色的——几乎是黑色的——血迹。地上也有血迹，到处都是血迹。

到处都是人——还是鬼？有几颗黄星星，条纹狱服上的黄星星——曾经是漂亮的姑娘，被关在这里供军官取乐，没被送到集中营去。但弗雷斯纳这里基本上没有星星；法国已经没有黄星星了，也许全世界都没有黄星星了。除非是像她这样的黄星星：藏在众人眼皮底下，被迫沉默着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恐怖上演，这种沉默是保护，也是羞辱。

这些被囚禁的人像梦游一样踉踉跄跄地走出监狱，被耀眼的阳光刺得直眨眼。有些人跪在地上爬，没力气站着走。

布兰琪也在这些梦游的人当中。她朝刚才瞥见那条蓝裙子的地方挪了几步，仔细打量一张张憔悴的脸，伤痕累累、皮包骨头的脸，想找到莉莉。

可她找了一会儿，又开始找另一个人，尽管他在十五公里外的丽兹酒店。

“克劳德！克劳德！”

“奥泽洛？”

在转圈的布兰琪晕乎乎地停下来，她脚边有个“人”，曾经是个男人，现在缺了条胳膊，残肢没有包扎，成了一截干瘪的黑棍，眼珠暴凸，嘴唇肿得发紫，他几乎说不了话。头发剃过，但又长出了一点——黑黑的，糙糙的。他蜷在地上，腿显然断了，像牵线木偶一样向外张开。他只剩下一口气，活不了多久了。布兰琪能看出来他快死了。

她弯下腰，把他捞起来，搂在怀里。“你说什么？”

“克劳德·奥泽洛？”他说不下去，呼吸吃力得布兰琪听不到其他声音，“你是……布兰琪？”他在发烧，浑身滚烫。“他……很勇敢。”

“谁？”她急切地问，“你说的是克劳德吗？”

但他失去了知觉，要是没有死的话。布兰琪不得不丢下他，让别人去埋葬他。她必须离开这里，趁纳粹还没回来。

那些还能站立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圈红红的，泪汪汪的眼睛里满是困惑。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人来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

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一步一步挪向大门。大门敞开着，砾石路上有新鲜的轮胎印。布兰琪身边的一个女人倒了下去，但布兰琪无力帮她，抬起脚，跨了过去。

走着走着，她停下来抖掉木屐——实在太大了，拖着脚走都碍事。布兰琪转过身，最后一次找那条蓝裙子，找莉莉。

但是莉莉已经走了。布兰琪对自己说，她已经跑了，跑得远远的，那里很安全。她躲在某个地方，看着他们都离开，确定德国人不会再回来，然后她会回来找布兰琪。布兰琪必须这样告诉自己。

因为她得一直走，不能停下脚步。她得回家，回丽兹。

回克劳德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