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泽洛先生，有你电话。”

克劳德点点头，把这句话点燃的希望压了下去。几个月过去了，每个电话都让他失望。没有理由认为这次会有什么不一样。

但这次真的不一样。酒店不一样了，街道不一样了，就连空气也不一样了——如果你是属于自称有特异视觉的那一族，如果你是像他的小琪那样的人，你就能看到那种在振动的紧张氛围。

“我来接。”克劳德跟着这个行李员（弗朗索瓦，这是他的名字，他来这里没多久，德国鬼子刚来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还是个学生仔），穿过光亮的大理石厅廊，走到他的办公室。这里有一部电话；他很清楚他的客人在窃听。

可以说，他的客人今天都在忙别的。出了点事。昨晚有几个军官走了，没结账。“记在维希政府账上。”他们没好气地大吼，克劳德礼貌地鞠躬，向他们保证他会的，尽管维希政府名下一法郎——或者该说一马克——都没有。

似乎他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场可怕的最终审判。如果同盟军真的像传闻说的那样已经到了巴黎郊区，这是德国鬼子的报应来了；但克劳德忍不住觉得这也是对所有幸存者的一场清算。

他抓起听筒，准备把它举到耳边，听听对方说些什么——也许只不过是一个鱼贩子想把他刚捕到的鱼卖给他。

也许比这糟糕得多。

“喂？我是克劳德·奥泽洛。”

电话里的声音并不是他渴望听到的，他甚至都不认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陌生人。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还有希望。

然后，克劳德听到了她的名字。

克劳德一看到她就大叫起来。一个模样惨不忍睹的女人瘫倒在路边，靠着破损的木栅栏。

自从香奈儿明确告诉他布兰琪被带到弗雷斯纳后，克劳德立即就赶了过来；他已经来了无数次，带着食物、酒、糕点、巧克力——“这是丽兹酒店的一点薄礼。”每次他都这么宣告一声，隆重地揭下白色亚麻毛巾，展示美味佳肴。每次，篮子都会被急吼吼地抢过去。

每次，他们都不放他进去，他不仅见不到她，甚至连她是不是在里面都得不到准信。

所以尽管现在一片混乱——克劳德听到了枪声，瞥见岔路上跑着一辆盟军坦克，看到市民跑来跑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庆祝，躲起来，还是投入战斗？——克劳德一挂下电话，就跳上丽兹的一辆卡车，像疯子似的开出了城。电话里的人告诉他，她撑到了距监狱一公里的一所房子那里。她再也走不动了。

但这不是她，不可能是她，不可能是他的小琪。

这个女人比他的布兰琪瘦四十磅。头发花白，斑秃。脸上皮肤干缩。她在挣扎着喘气；门牙间一个窟窿赫然在目，惊得他差点别过脸去。她的手一直在抖，她好像并不在意，任它们抖个不停——曾经那么漂亮的一双手，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涂着红色的指甲油，现在别说指甲油，连指甲都撕裂了，剥落了。她光着脚，脚很脏，在流血。

但是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是布兰琪的。

“布兰琪！”他冲过去，他不敢抱她，她太脆弱了。他搂住她的肩膀，准备扶她上车，她疼得倒抽了一口气。“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亲爱的？”他控制不住自己，尽管他并不想知道。

布兰琪摇了摇头，他刚把她抱上副驾驶座，她就闭上了眼睛。

车子每颠一下，喇叭每响一声，克劳德都咬紧牙关，因为危险还没解除，到处都有危险——有一部分德国人被堵在这里，跟大部队切断；有传闻说抵抗军埋了地雷；小规模的战斗还在持续，甚至连市中心也不太平。

他听到自己在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他还从来没这样喋喋不休过。他东拉西扯，想用八卦或者随便什么来填补沉默，抑制恐惧，淹没她急促的呼吸声——“冯·丁克拉格走了，现在香奈儿回来了，像丧偶一样失魂落魄，也没人保护。”克劳德很想很想听布兰琪说点什么，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唱一曲咏叹调，告诉她自己杀了希特勒，都行啊——只要她能开口说话，就说一句，就让她唤一声他的名字。“还有阿莱缇——她的纳粹情人走了。有传言说，那些法国公民——通敌，他们是这么叫的，那些通敌的人——被关在德国人留下的监狱里。我想同盟军明天就会拿下这座城市。丽兹的德国人几乎都跑了，只剩下几名侍从了。但我们还是得小心，再稍微熬一阵。然后，亲爱的，我们就可以庆祝了！巴黎会热热闹闹地庆祝，一定比以前哪一次都搞得热闹！”

可她还是没有睁开眼睛，还是没有出声。克劳德又词穷了，他心灰意冷，陷入了沉默。他曾经一度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语言；它把妻子送到了他身边，不是吗？她常说她爱上他是因为他的口音；但战争把这个幻觉也粉碎了。因为战争用任何语言都解释不通。

最后，他们方向一转，拐进了旺多姆广场。纳粹的卡车和坦克不见了，尽管卐字仍然悬挂在门口，但他们到家了。他心里充满了喜悦。

夫妇俩回到了丽兹。

克劳德抱着布兰琪走上那几级台阶时，看到全体员工聚集在前门口。布兰琪抬起头，也看到了他们。她挣扎着，想要深吸一口气，但使不上劲；她抬起手捂着胸腔，痛得倒抽了口气。她嘶声说：“放我下来，求你。”

他照做了，尽管他觉得她肯定站不住，会倒下。

“从今往后一直走前门。”她轻声地说。骷髅般的脸上，那双眼睛闪着光，明亮，勇敢。

员工们看到她的样子，掩饰不住惊恐的表情。玛丽-路易丝跑到布兰琪身边，眼里含着泪水。克劳德又把妻子抱了起来，穿过走廊（“梦之廊”，他们曾经是这么叫的，但展品都没了，纳粹把所有的梦都带走了），来到康朋街一侧，把她抱进了员工专用电梯。她这样子绝对爬不了楼梯。

他抱着妻子（她像羽毛一样轻）跨过他们房间的门槛，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后，玛丽-路易丝轻声地念叨：“亲爱的克劳德，亲爱的克劳德，亲爱的布兰琪。”里兹夫人哭得抽抽搭搭的，扑了粉的脸颊被冲刷出几道泪痕。“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这里，在巴黎，在我丈夫家里。”她摇摇头，同情地握了握克劳德的手，走了。

“亲爱的，”他看着妻子，那么瘦小，那么脆弱，“我……我只想让你平平安安的，”克劳德轻声说，“我只想让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地在这里。”

“那你做得很烂啊。”她笑起来，那声音就像玻璃被纳粹的靴子踩碎一样。

“别，”克劳德受不了，可他不得不佩服——她还可以拿这开笑话，拿她忍受的恐怖开玩笑，“别，我配不上你，布兰琪，你为巴黎，为我，做了那么多，我不值得你这样。”

“别再说谎了，克劳德。”她哭了，不笑了。克劳德小心翼翼地躺到她身边，紧紧贴着她，丝毫不介意她身上脏，臭，有虱子。“别再说谎了。我告诉他们——我告诉那些该死的纳粹分子我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才……？”但克劳德说不出折磨这两个字。

“不，他们早就这么干了，但他们不相信我，克劳德，他们不相信这儿——丽兹——会有犹太人。”

“这个咱们以后也不藏着掖着了，”克劳德承诺，“从现在开始，只说实话，宝贝。”

她一动不动，静止了好长时间，他以为她睡着了；他得仔细听，但听得到她的呼吸声，不均匀但稳定。“我保证，我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他轻声说，“从今往后直到我死的那天，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你平平安安的。”

克劳德不知道这两个承诺——承诺说实话，承诺保她平安——最终能否兑现，即使在和平时期。他只知道，至少得试一试。

还有一点：

再也不需要有人来向克劳德·奥泽洛说明他妻子有多勇敢。他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会看到。从他们的每一次谈话，从他有幸瞥见她的每一眼——每一次微笑，每一次皱眉，每一次流泪，每一次大笑——他都会看到她有多勇敢。

他永远配不上她了。

“我来解放丽兹了。”他欢呼着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两条腿像粗壮的树干一样稳稳立住，双手叉腰，胡子比离开丽兹那会儿长了些，浓密了些，也白了些。

但丽兹还认得他。海明威自己——来解放丽兹了！

克劳德·奥泽洛站在门口，压抑着叹息。丽兹已经解放了；最后一个德国人昨晚走了。徒步走的，一边气急败坏地狂吐脏话。他一走，全体员工都欢呼起来，喜极而泣。他们像士兵一样齐步走到各处，拆下所有的卐字；他们在皇家套房里庆祝，在戈林睡过的床上乱蹦，穿上鹳毛的晨衣，伴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跳舞——奇怪，这个德国人非常喜欢安德鲁斯姐妹，尤其是Bei mir bist du schön。他们坐在那个大浴缸里（当然先刷洗过才坐进去的），十个人还不挤，喝着克劳德先生背着德国人藏在塞纳河对岸一个仓库里的上好的香槟酒。

海明威从他那宽阔的胸膛上缚着的枪套里拔出一把手枪——德国手枪——把酒店的许多员工吓得忍不住往后缩。他穿着美国士兵的制服，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四个美国人。

他蹦蹦跳跳地上了台阶；克劳德·奥泽洛向他鞠躬行礼。

“我来解放丽兹酒吧。”海明威说着，头往后一仰，“跟我来，伙计们！”他拿着枪（随时准备开枪的样子），冲进宽敞的门厅，脸上挂着他那招牌式的笑容，咧着嘴，露出一口大白牙；他看上去很健康，吃得很好，很快活。

海明威穿过长廊跑到康朋街一侧，冲进酒吧，大呼：“我成功了！丽兹被同盟军夺回了！给每个人上酒！”

很快，酒吧里人头攒动，都是老面孔，全都灰扑扑的，都穿着制服，但显然都吃得很好，都很兴奋，他们不断地拥进来。罗伯特·卡帕，李·米勒，很多战地记者。毕加索也回来了，之前他一直躲在自己的公寓里（不像格特鲁德·斯坦和她的朋友爱丽丝，她们逃到了乡下）。弗兰克·迈耶走后，给他当副手的乔治·舒尔现在成了酒吧的主管酒保，他在忙着开香槟，砰砰啪啪，一时间听起来像是酒店里在开枪。但是没人被吓到，大家该喝的喝，该笑的笑，你拍拍我后背，我拍拍你后背。

这时候——

“你们好，帅哥们。”是玛琳·黛德丽，她悄悄地走向海明威，“老爹。”她柔柔的一声；他跪倒臣服。她穿着军装，但量身定制，贴合曲线；一头闪亮的金发剪成了童花头；脸上的妆化得很细，看起来像是刚从片场过来，但据说，她是陪着美军的一个团乘着一辆军用卡车过来的，刚刚才下车。

“德国佬！德国佬万岁！”每个人都被吓到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海明威给她取的外号。于是，大家都欢呼起来；在欢呼声中，两人拥抱，热吻。

“你该刮胡子了。”她责怪他。也只有这个德国腔，大家愿意再听到。“但先喝一杯再说。”

大家继续狂欢。他们觉得，他们相信，永远不会散场。

德国人走了，德国人终于滚出了丽兹。

旺多姆广场上的丽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