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提到苏轼的感情史，通常是和三个女人绑在一起。原配王弗，他们情投意合、伉俪情深，然而她早逝。继室王闰之，交流快感低于王弗，她起落不惊地伴随苏轼的飞黄腾达或贬谪流离，算是同甘共苦。朝云，则是东坡先生的侍妾，一般我们都把她塑造成苏轼的红颜知己。

有诸多香艳的传闻，有一说是朝云乃钱塘名伎，名噪一时，苏轼在一个酒宴上对她一见倾心，遂给她赎身，纳为妾室——但是，一个十二岁的垂髫少女会是青楼名伎？

更近乎实情的，可能是这个版本：苏轼的继室王闰之生了幼子苏过，家里需要婢女，并且北宋官员常有家宴应酬，席间必须有家伎歌舞助兴，所以，苏家才买了朝云来——那个时代的风俗如此。有一些年纪大的伎女，会买穷人家或拐卖来的孤女，加以调教，教习她们唱歌、跳舞、烹茶、待客等技艺，成年之后卖给达官贵人（可以想象成一个歌伎培训机构）。

再谈谈苏轼对女性的态度。苏大学士二十出头就中了进士，之后，“眉山三苏”因其诗文名扬天下。没错，因为彼时雕版印刷的发明，苏大学士迅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在活着时就拥有文集传世的人。不足四十岁时，他已经是杭州通判。另外，他还是酒席段子手、笑话小能人，极其擅长交朋友，女人缘自然也很好。一路做官，一路吟诗作文做他的文坛巨星，一路和各色官伎、家伎、女粉丝缱绻生情，一曲清歌的萍聚，漾出绵绵诗句，“苏轼与马盼盼”“苏轼与琴操”“苏轼与赵胜之”……这些都是流传至今的逸闻。

他只是过过嘴瘾罢了，宋代禁止官员嫖（官）伎，家伎又是别人家的私属。但各路苏粉纷纷展开脑补附会，在字句隐语中揣想着坡仙的风流情致。但他并不是纵情风月场的人。他又不是柳永那种浪荡在歌楼的落魄才子，苏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士大夫，科举顺利，正在仕途上一步步辛苦跋涉。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尤其在他生命早年的思想体系里，占比甚大，儒家强调的就是入世。

这也造就了苏轼立体化的神奇。他不仅具有横向的才能跨度：跨文学、学术、艺术、医药、佛教、道教、造园……各个领域。 他也有纵向的上下贯通。苏轼既能搞抽象理论：纵横汪洋地起草诏书、写关乎国策的策论，也能入世做实事。他是个“能吏”，勤于政务、除弊兴利，在每一任地方官的任职期间，都有出色的业绩：在开封府审案果决，在杭州疏通西湖，在密州抓贼治蝗、救扶弃婴，在徐州开矿抗洪，在定州整顿军纪、守卫国界。即使在贬谪期，作为谪官已经不能参与公务，他还是积极劝说当地官员建桥、兴农。儒家的匡时济世、忧乐同民，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在他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他在抗洪大堤和工人一起吃陈仓米饭，除夕夜还在出差办公的途中，只能歇脚在凄冷的船舱里。

我说这些，不是为他歌功颂德，只是，把他的工作日程表排出来，看看事件密度，就能知道：壮年苏轼，重心在事业，不太可能成天和女人厮磨。以他那种爽直率性，估计也不耐烦在闺中调笑厮混。他是官员，为了应酬，家里必须有能歌善舞、会烹茶的家伎，但苏轼常向客人这样介绍她们：“我家这有几个搽粉的虞候（侍从），出来祗应（侍候）”。

关于苏轼的艳情传说，有一个是“春娘换马”。大意是说苏轼在“乌台诗案”审理完结后，他的朋友来送他，他看上了朋友的马，就拿家伎春娘换了这匹马，春娘羞愤地撞墙而死——我感觉这故事比“乌台诗案”还冤枉人，诗案里，好歹苏轼确实讥讽了朝政（按他自己的说法叫讽谏），这个故事听着就有点扯。苏轼是在湖州任上，被汴京赶来的御史台差役抓捕的。临行前，他让朋友护送家眷至弟弟家，一直到第二年五月，案子审完判完，苏轼已经在黄州安顿下来，他弟弟才把家眷又送来。他从汴京上路时还是个罪臣，是被御史台的差役押送上路的，怎么可能带家伎？你当是自驾游呢？

苏轼不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情圣，也不是成天蹁跹于脂粉丛中的浪子。

不过，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话说古代男子的爱，它在哪里呢？

首先，妻子不是用来谈恋爱的。正妻的主要功能是：带来资源和人脉、伺候公婆、开枝散叶繁衍子孙、管理家族事务等等。中国的婚姻，更类似于一个事业组织。并且，良家妇女自小饱受妇德训练，像宝钗说的只管针黹事项，不能被杂书移了性情，说白了，就是木然乏味的同事与合伙人，完全不会调情功夫。男性只能在官伎、私伎、歌姬、妾室身上寻求爱情。但官伎、私伎缺乏共同生活去夯实关系，少了时间的加持，只是瞬间的官能快感。至于家伎和妾室，她们连身体都属于男主人，对一个随时能把她送人或卖掉的主子，除了以妖媚邀宠来承顺护身，又能如何？

苏轼最动情的时候，是在高太后告知他，神宗对他的欣赏。有一次，太后问他可知道为什么他升官这么快，苏轼屡猜不中。太后说：“此举是神宗皇帝的遗意。神宗皇帝饮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箸不举时，内监们都知道定是苏轼写了什么。他又常常称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学士。’”苏轼听到此处，“失声痛哭”……古人自小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那般苦读，汲汲于功名，脑子里想的都是忠君报国这一套，所谓“学成文武艺，报与帝王家”。对他们来说，最盛大隆重的爱情，莫过于君王的知遇之恩。他们愿意为此献出生命，犹如最为“恋爱脑”的痴情女子。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很多怨气深重的弃妇诗，其实是读书人借此抒发不被帝王重用赏识的怨念。

而与他最知心相爱的，莫过于他的好兄弟（苏辙）。兄弟俩心心相印，作弊都靠眉目传信：“东坡同子由（苏辙）入省草试，而坡一得一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悟，盖《管子》注也。”苏轼突然想不起文章出处了，望向弟弟。弟弟吹了下笔管，对！哥哥立刻会意，《管子》！……简直就是周星驰的《逃学威龙》嘛，周星星在考场里擦汗，吴孟达在门外汪汪叫，星星一听：“D for dog！”哈哈哈哈哈。

我一度抄写了他那些深情款款的诗句，后来发现这些句子全是写给他兄弟的。比如：“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那是在苏轼初次从政，赴凤翔做签判时，兄弟俩从小一起长大，从未分开过一天，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分别，苏轼对弟弟万分不舍。又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很多人赠给情人的这句话，最初的情绪源头，是苏轼思念中秋不得团圆的兄弟。“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审了四个月，关在只能转身的咫尺囚牢之中。他寻思着可能要死，给兄弟写了告别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临终前他很从容，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见到子由，与他亲自告别。而苏轼心心念念一生的梦想，就是完成他为民为君的社会责任之后，可以和弟弟一同退隐，夜雨同床对诗。

关于朝云，史料就寥寥几句，比如：“熙宁七年（1074年），朝云归苏家。”那时她是个十二岁的小丫鬟。她在苏轼心中的分量，倒可能是随着时间而增加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到黄州。这时，朝云和苏轼的力量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苏轼当时四十四岁，神宗皇帝比他小十二岁，他的政敌个个活蹦乱跳，还准备继续迫害他，他的仕途基本终结。他可是以大宋开国以来唯二好成绩通过制科考试的人啊，这个考试出来的人很多都当了宰相，差一步他就手可摘星，因为一腔济世之热血，秉公义正直敢谏，就摔得这样惨……前阵子海南展《寒食帖》，我看朋友在现场拍的照片，不同于小字帖，仿真迹的尺寸视觉冲击力很大，我非常震撼。那是苏轼以浓墨重笔喷挟而出的心海澜翻，那力透纸背的抑郁悲愤。

不仅前途没了，就眼前的日子都很难挨。他那个闲职，精神上，是对他的折磨：大好壮年不能做一番事业，只能天天在江边捡小石子打水漂，要不就是拎壶酒去海棠花下小酌——做官时携官伎游湖吹笛，那叫士大夫的风雅闲情；贬黄州这是壮年被闲置的闲，主动的闲和被迫的闲，有天壤之别。这白白流过的岁月，让他那个阶段的诗歌里，充满了对时间的焦虑。“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如酒那禁泄”“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从物质上来说，那也是困境。他的薪水不足以养活全家数十口人，只能在东坡开荒种地。家里的十余口人是：夫人王闰之，因为焦虑已经病倒，两个幼子，从四川带来的老乳母任采莲，堂侄子的遗孀及遗孤，几个老婢。而此时的朝云，已经长大了，十八岁的她，在一队老弱之中，正是一个处理内务的强劳动力。

我们以现代读者的眼光看苏轼，固然是一代文宗、千古才子，然而陪伴黄州阶段的他，八成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没吃没喝，生活困窘，天天干活，辛劳不已。炉灶里塞着湿芦苇，锅里只有蔬菜，桌上剩着劣质酒，床上盖着内胆破烂的薄被。这半老头子没啥前途了，精神状态也不佳，严刑审讯的诟辱惊吓，给他留下了PTSD，时时恐惧惶然，唯有靠念佛书来静心。尤其是E人被迫转型为I人：“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朋友也不敢和他通信，唯恐被连累。他终日不是参禅就是喝酒，瘦骨衰髯，每天醉醺醺，“一月不梳头”（苏轼以杜甫诗自况）……十八岁的朝云，陪伴的，正是这个低谷版本的苏轼。

朝云美且慧。秦观说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她长于弹琵琶。黄庭坚诗云：“每见琵琶忆朝云。”他们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后人只能在苏轼的文字里努力找线索。比如说把他同期诗词里的“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携手望月、“钗横鬓乱”的夜会细节，都算在朝云头上，这个有可能是苏轼把生活体验拿来创作了。

确然的事实是：朝云的温暖陪伴，与苏轼的创作峰值同步——元丰五年（1082年），就像王羲之的“永和九年（353年）”，是中国文艺史上的高光之年。苏轼产出了《寒食帖》、前后《赤壁赋》、《浣溪沙》《定风波》《西江月》《临江仙》等传世名作，而朝云在次年产下他们的儿子。苏轼写信给朋友蔡景繁说：“凡百如常，至后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几见，况他人乎？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他喜滋滋地告诉朋友：“那个穿蓝袖衣服的，给我生了个儿子。”

苏轼把家人安置在临皋亭，自己在雪堂待客、夜读，去庙里打坐静修，与诗友画友喝酒谈禅，泛舟江上赏云涛。苏轼素不太与家中妇女厮缠，但在寂寞失意中，却与朝云相守生情，所以连朋友都见过这个蓝袖女孩。如果是他在官任上，以他热心公务与书画诗文，四处交游的野马心，嘴不停脚也不停的活泼性子，他未必有闲心和朝云终日相处。

这个儿子眉眼长得很像爸爸。苏轼还说他“颀然颖异”，颀然就是修长，这是苏轼母亲程夫人遗传给苏轼的高个子。苏轼一定是欣喜地认出了这血脉的暗号，他非常喜欢这个幼子，这孩子像雨后初晴一样，给他暗夜般的贬谪生涯带来意外的一线天光。“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苏轼给他起名叫“遁”，希望他学会隐匿躲避，保全自己，这大概是彼时苏轼的心声吧。

可惜，这个可爱的孩子，未满周岁就夭折了。当时，神宗皇帝对苏轼示好，把他从黄州移置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苏轼接旨后携全家上路，从黄州到河南，有一段是水路，大家吃住都在船上。当时正好是酷暑，在船上又不方便求医问药，一个免疫力尚不健全的婴儿，在南京城外的船舱里，就这么中暑死了。如果这孩子是在他官任上生的，哪怕是留在黄州，都未必会死。

对于孩子的死，苏轼感到很悲伤。在黄州时，他听说当地有人弃婴，因他是谪官，不能参与政务，于是他四处奔走，多方呼吁营救。那时他很穷，但还是捐了钱——他最是仁爱之人，连非亲非故的弃婴都心怀不忍，更何况这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必是有锥心之痛。一直到了晚年，他在诗里还反复提及这个夭子。想来他丧子的痛苦中，也含有对朝云的心疼：“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

但我仍然认为，他的痛苦，和孩子母亲的痛苦，不在一个量级。朝云本是个孤女，无父无母，男人也是别人的丈夫，这个儿子，几乎是她唯一一次与世界建立血肉联系的机会，结果孩子也死了。朝云痛不欲生，整日哭泣，身体还在分泌乳汁，顺着床沿流下来，孩子的小衣服还挂在船舱里，可是孩子已经没了。

而苏轼有三个儿子，当时已经有了长孙，眼看着就要儿孙满堂了。再过一年，神宗驾崩，高太后听政，重新起用旧党，他马上要迎来繁花似锦的事业春天，各路笑颜向他纷然绽放，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他又回到京城，一大拨儿诗友画友都在近处，纷纷向他聚拢，风雅的集会一次次举办。他们喝酒和诗、赏花品茶，他又买了几个侍妾，这些热闹声色，很快会冲淡孩子早夭带来的哀愁。他生性豁达，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的世界，他的心，都是那样大。角落里的小阴风，很快会散去。

如果说：朝云8G的心里装满了苏轼和儿子，就算苏轼也装着8G的朝云和儿子，但苏轼的心……起码有256G吧。可是，孩子对于母亲来说，是唯一的。这个孩子死去后，朝云再未生育，她重新回到了孤女的境地。她开始习佛，全身心投入经义学习——正如我们常常见到的情形：很多痛苦到无法苟活的人，会投身于宗教。

苏学研究专家，都在纷纷陈述数次贬谪对苏轼是一种历练，让他达到了更高远旷达超逸的人生境界。但十二岁就入苏家的朝云，难道不也在一路成长吗？苏轼三十八岁以后的人生，都有朝云在侧。她随他走过了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定州、扬州、颍州、惠州……的千山万水，眼见着他高官厚禄，眼见着他像鸡犬一样被御史抓走，眼见着他高楼起，眼见着他楼塌了。

她看尽了贫富谄欺，昨天还是天子堂上穿绯袍佩银鱼袋的重臣，今天就连下五道诏书贬你滚到海外；昨天还是歌衫舞袖，今天只怕要食芋饮水。这屐迹千里，是山水，也是人心的险滩绝境。苏轼到了晚年，已是邯郸梦醒，对君主彻底失望，那朝云呢？从一个出身伎馆的开朗小女孩，到生子丧子的痛苦母亲，又到终日研究佛理的女人，朝云的心里，又走了多远的路呢？

苏轼对朝云的评价是“敏而好义”——聪明，有正义感，讲义气。事实上，苏轼喜欢的所有人身上，都有这三个特点。他本人聪明绝顶，又喜欢开玩笑，所以对谈话对手是有智力要求的。浊蠢迟钝、缺少幽默感的人，估计与他不投契。他对原配王弗的评价是“敏而静也”。至于“义”，他这个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往：官伎、和尚、道士、市井小贩、农夫农妇、炼丹术士，就是不交欺君负友之人。在黄州时，他身为谪官，还收留了一个流亡人士巢元修在雪堂，大家一起吃住。

苏轼对朋友的价值取向里，“义”是重要的一个维度。苏轼贬至海南时，巢元修已近七十岁，还从眉山出发去看他，最后死在半途，遗体都没人收拾。至于为了见他一面就丢官的，为照顾他而被贬官的，或是像张耒，仅是缟素痛哭超度老师就被贬谪的，这一类付出代价的忠心之友，就更多了。临终前，他正行舟在水路上，朋友钱世雄把他接上岸，给他安排了住宿，让他体面死去。然而这个情义中人，因被苏的政敌报复，最终“废之终身，卒于穷苦”。

他给朝云写的墓志铭是：“朝云……事先生二十又三年，忠敬如一……”——这“忠”有很多种，朝云的“忠”是哪一种呢？

妻子的忠贞节烈？当然不是。她是妾，不是妻，生前没有名分，死后不能同穴。权利与义务是双向的，她自然也没有与主家生死相随的义务。忠仆式的忠？妾本质上是奴仆，有些家奴是视自己为家庭成员的，为主子可以出生入死，可那是愚忠。万一主子是个坏种，那简直就是助纣为虐。忠于精神导师的忠？就像苏门学子和友人对苏轼的追随。他们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被贬官、被罚钱，有的更是终身潦倒甚至死在荒僻贬地，还要祸及家人。王定国是“乌台诗案”里被惩治最重的苏轼友人，他的一个儿子死在谪所里。

说到苏轼对家伎侍妾的态度，有两个故事：他的朋友，在黄州时对他这个罪官照顾有加、“相待如骨肉”的知守徐大受，在转任途中猝死，苏轼非常难过，“伤痛不可言”。但很快，他又在朋友家中看见徐宠爱的侍妾赵胜之，她已经转投这家主人了。苏轼“掩面大恸”，赵胜之大笑。苏轼常以此为例，让大家不要多蓄妾。

另外，上面提过的王定国，被苏轼连累，贬到广西，苏轼羞愧得不敢与他通信。王定国倒是淡然处之，回来以后还携家伎柔奴来看苏轼。苏轼问柔奴：“岭南的风应该不好吧？”柔奴答道：“此处安心是吾乡。”苏轼慨叹她的静定从容，为她写了《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处安心是吾乡。”苏轼并不是要女性恪守贞洁，侍妾在古代近似于物品，可以拿来送人和转卖，无所谓贞烈。苏轼自己也很通达，晚年干脆“开阁放伎”了。苏轼欣赏的，是那一份风骨。

而广为流传的关于朝云的两个故事，都意在指向：朝云的“忠”，是有自觉性的，是在识别并认可苏轼精神价值的前提下，对他的追随。

故事一：“苏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婢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故事二：“苏轼远贬惠州时，叫朝云唱他的《蝶恋花》词。朝云未能开口却落了泪。苏轼问她，朝云说：‘奴不能唱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两句。苏轼听后大笑说：‘我方要悲秋，你却先伤春！’不久，朝云得病去世，苏轼从此再也没有听过这首《蝶恋花》。”“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典故，出自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是卜者灵氛劝屈原转投明主的话。朝云怜惜的是苏轼忠心耿耿却报国无门的痛苦。

我想，朝云的感情，是混合了几种基底的：对仰慕男性的爱，忠心护主的赤忱，也有对正义真理的追随。忠心耿耿于君主的苏轼，被连下好几道诏书贬谪，就差踹出国境线了。而忠心耿耿于苏轼的朝云，最后葬了个千里孤坟。

宋代祖宗家法不允许杀士大夫，替代死刑的是贬谪，惩治力度以偏远程度为准则，像苏轼第一次被贬的黄州，虽是中原之外的外省乡下，好歹还在文明地界；而苏轼第二次贬谪，是已经过了大庾岭的惠州，“曾见南迁几个回？”那是瘴雨蛮烟、九死一生的死亡之地。当时苏轼的继室王闰之已经去世，其他侍妾也都作鸟兽散，而朝云执意追随侍奉。

对朝云来说，惠州三年，虽然是瘴乡恶土，却是她唯一一次一对一地拥有爱人。生活是清苦的，“门薪馈无米，厨灶炊无烟”。朝云开菜园躬身耕种，也忙于缝补浆洗，但也有幸福时光：他们一起礼佛论道，精神上互通无碍。苏轼出门访友散步，朝云就在家临帖练字。端午节到了，朝云头插小符，臂缠彩线，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就像她平日一样满面喜悦，苏轼也开心地写诗记下这场景。然而，“三春桃李，一夜风霜”，在抵惠州的第三年，朝云感染时疫而死，依她死前的嘱托，苏轼将她埋在栖禅寺。

儿子夭折的时候，朝云已经死去了一半，剩下这一半，她用来照顾陪伴她爱慕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死亡，对这个孤女来说，就像回家。她孤零零地来到这世界，又一个人上路了。

苏轼有一首闻名遐迩的悼亡诗，是怀念原配王弗的，诗云：“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然而，王弗葬在家乡父老身边，与公婆坟冢相邻，环绕着丈夫手植的松树林，也有邻人亲友照拂坟地。相形之下，朝云无父无母，无子无女，独葬在故土千里之外的海角天边，这才叫“千里孤坟”吧。

但她活在她爱慕的男人心中。苏轼想念她，写了《西江月·梅花》，以梅花的高格来感怀她。“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词，是一曲《清香落》，梅英的清香缓缓浸润人心，赞誉中透着怜爱。这个海仙派遣来探梅花的绿毛幺凤，就是罗浮凤，又名倒挂子、梅花使，是一种调皮可爱的小鸟，喜欢倒挂在树枝上。苏轼爱鸟，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信奉佛教，忌杀生，家里的小鸟都敢把巢筑在很低的树枝上，孩子们出入其中，悠游快乐。苏轼有过亲近田园的快乐童年，这也是他漂泊不定、起伏不平的动荡人生中，念念不忘的失乐园。绿羽翠尾的罗浮凤，也在词里陪伴着同样娇小活泼、爱穿蓝绿色衣服的朝云。

苏轼这一生都无视规则，他以诗境入词，写书法时，执笔都不遵循常规。同样，他对歌伎出身的侍妾，也只看见她的本质“敏而好义”。他的“高低”，不是出身而是品质。想起过去看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心中每每生厌，那是一个自恋的男性在把玩和炫耀女性对他的献祭。

我看苏轼，心中始终有底，我相信，一个有着严肃道德自律的人，才能在将死之际安慰哭泣的家人：“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我没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这是一个良心清白，完成了自我确认的人才能拥有的自信。我感慨的是：他这一生，曾经这样浓烈地被仇恨、被热爱，曾这样残酷地被剥夺，又曾这样丰沛地被赠与。他交付这世界的，是这样多，获赠的，也是。他的舌尖，品尝过如此丰富的世味，这是怎样酣畅淋漓的一场红尘来去啊。

朝云死后五年，苏轼蒙赦北归，残酷的流放生涯，毁损了苏轼的健康，他两鬓头发脱尽，说一会儿话就要眯眼休息。友人叹：“不复是当年的子瞻！”弟弟问他坟墓选址的事，他说：“无不可。”死前，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提醒他勿忘西方，钱世雄让他用力早登极乐世界。苏轼道： “着力即差（用力就错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溘然而逝。十七年前的同一天，也是一个烁玉流金的暑日，他和朝云的孩子死在旅途。苏轼这辈子和了别人那么多诗，这次，他以死亡和了另外一个死亡的韵脚。

苏轼这一生，爱美酒、爱美食、爱美女、爱美景、爱美丽的笔砚书画。他的爱随处生发，不拒琐物碎事：赏花、品茶、炼丹、观星、烧墨、种田、栽树、酿酒、玩石………他热烈慷慨地爱着一切可爱之物，“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最后他到海南时，无酒无肉，手边只剩两卷书，后来连墨都要自己烧制，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他曾劝热衷收藏的王诜：“君子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去爱，但不要过度执着于对外物的拥有，看穿了人生暂寓的真相，就可以回归生命的本真。这是他对美食、美物、美女，最后也是对肉身的态度。他泛爱天地万物，也与它们融为一体，以最入世的方式获得了出世的自由。

他真的不复是当年的子瞻了。乌台诗案时，他吓得不敢出来迎向抓捕他的御史，在狱里他那样惧怕死亡。现如今，二十一年过去了，就像朝云释放完对他的深情，苏轼也释放完对尘世的深情，可以随缘而去了。但凡全力活过、爱过的人，如朝云，又如苏轼，才会坦然迎接死亡：“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苏轼给女人的诗词中，以写给朝云的最多。他确实喜欢她，但也因为：她正逢他走向生命与仕途的末路，往日朝堂上磊落无私的义理之争，已经沦为政客争权的打斗，他恍然梦醒，只觉心累。加上宦途颠沛：“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做“鸿”飞了一辈子，他也渴望秩序井然的家庭生活。晚年孤身贬在万里炎荒之中，像大多数老人一样，他开始恋家，他越来越依恋这唯一的伴侣，祈愿“佳人相见一千年”。如果在青壮年时期，他未必能这样把视线牵缠在一个女人身上。就是在黄州时，他还写艳词怀想之前的侍妾、歌咏别人家的美妾呢。

粤剧中，有《苏东坡梦会朝云》，类似于唐明皇借幻术重见杨贵妃的情节。东坡醉后睡着了，朝云从花丛中轻移碎步而来，与东坡抱头一声：“相公！”苏轼比朝云大二十六岁，彼时已经是苍颜白发的垂垂老者，而这个东坡满头乌发，另外，这个朝云热切亲昵的身体语言，并不是侍妾的礼数，也没有“敬”的质感。想想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善良，他们都想把一段你侬我侬，同龄人平等相爱的美好爱情赐予朝云，我们无视事实不行吗？

我写这篇文章，搜集资料有点辛苦。苏轼本人，一生写诗二千七百多首，文章四百篇，词三百多首，其中与他弟弟和诗据说有几百首，但写女性的诗词，就算给朝云的最多，似乎也只有六七首，再加上他弟子、朋友提到的，我只能勉强在各路男性的笔墨碎片里，一点点打捞和拼贴出一个影影绰绰的朝云。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女性无法拥有清明的主体性，她们被扼住喉咙，只能被看见、被抒写、被记录，被动地活一场。大概要有中千万大奖的运气，才能投胎成一个李清照吧？生在文学昌盛的年代，备受宠爱长大，父亲和他的朋友圈都是大学者或文人，母亲是宰相之女，夫君是宰相的儿子还敬慕呵护她的才能。她是历史上难得地长出了声带，面目明晰，有才情和途径自行记录下情感与生活的女性。

这几天在读托芙·扬松的传记。扬松有个艺术才能出色的母亲，为了做她父亲的贤内助，自己未能很好地发展。扬松本人再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她最爱的是她的工作室，那是她与世界建立良好关系的锚。她不愿意做男性的红颜知己，她想自己发光。她说她不想再欣赏日出，她要做太阳。另外一个，是英国的传奇女编辑阿西尔的自传，她们那代人是第一代职业女性。快九十岁的她，毫不避讳地谈论着爱情和性，婚外的、婚内的，白人、黑人……都有。有时精彩但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随着生命体验的面积扩大，层次加多，“男女”变小了，“人”变大了。和“人” 的精彩纷迭相比，“男女”都是微末小事。还有安妮·埃尔诺的《相片之用》。在书里，她记录着自己与一位四十多岁男子的欢爱细节，照片里，是散落在地上的蕾丝内衣、尖头高跟鞋，那年她六十三岁。

朝云，你可知道？近一千年过去，女性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再无须以男性的观看来印证自己。我们的心也可以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