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我离开画廊，向东走。我得去买点东西，买些像样的食物。生活得好好安排一下。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熬夜工作，甚至会忘记吃饭，等到身体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才想起来该吃东西了。然后，我就打开冰箱，找到什么吃什么，像吸尘器一样，有点风卷残云的意思。

今天早上还有鸡蛋，现在已经没有了，面包和牛奶也都没有了。这些东西是谁放在里面的呢？肯定是乔恩，他有时候也在这里吃饭。难道是他专门给我买的吗？这不大可能。

我想买一些橘子和原味的酸奶。我得积极面对生活，照顾好自己，补充一点酶和益生菌。我就这样默默盘算着，不知不觉到了市中心。

这里是伊顿百货的旧址，原来的伊顿百货是一座四四方方的黄色建筑。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型购物中心，也可以叫作购物综合体。有些人会想到一种病叫作什么“综合征”，尤其是精神病。整座大楼围着玻璃幕墙，翠绿色的，像南极的冰山一样。

对面还是我熟悉的地方：辛普森百货。我知道这家百货商场里边有个美食广场。橱窗里有成堆的毛巾、加厚沙发、椅子、样式现代的印花床单。不知道这些东西最终都进了谁家。总是有人买了然后带回家，这是人类构筑温馨小窝的本能。如果你近距离观察过鸟窝，你就不会觉得拼命往自己家里塞东西有什么好处。任何一个空间都是有限的，不能无休止地往家里塞东西。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处理掉的。过去，人们要买质量好、经久耐用的东西。买回来一件衣服就希望穿到衣服和身体合为一体。买的时候会仔细摸下摆，检查纽扣缝得有没有问题，还用食指和大拇指来回揉搓，检查材质。

旁边的橱窗里有人体模特，表情冷峻，顶着胯，耸着一侧肩膀，样子就像手持斧头的驼背杀手。我想现在可能都流行这样，大家脾气都很大。街道上很多人穿得不男不女的，女孩子穿着黑色的皮夹克和男士靴，剪了平头或者鸭尾头；男孩则阴沉着脸，和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一样，头发用发胶定型，一根根立起来，看起来像刺猬。我远看看不出男女有什么不同，也许他们自己能分得清楚吧。我是不是落伍了？

他们在追求什么呢？换位模仿吗？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怪异？是我融入不了他们年轻人的世界吗？尽管他们表面都很冷淡，但他们的内心都很热烈，对外部世界有强烈的欲望，像鱿鱼的吸盘一样，什么都想要。

仔细想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大人的眼里，我和科迪莉亚不也是这副德行吗？当年，我们穿着胶靴在这条街上大摇大摆，喜欢把衣领竖起来，皱着眉毛，同样是一副愤世嫉俗、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们朝联合火车站的方向走，一路上寻找自助拍照机，投入二十五分硬币，就能拍四张可以放进钱包的黑白照片。科迪莉亚嘴角叼着一支烟，眯着眼睛，十分撩人。照片非常清晰。

从旋转门进入辛普森百货，我顿时不知所措，像迷失了方向。全变了。过去都是实木框的玻璃柜台，柜台里面有各种标准款式的手套、各种档次的手表和印花围巾，稳重大气，很有品位。如今，这里简直变成了化妆品展销会，柜台换了金属框，柱子包金，广告字母灯不停闪烁，商标名称的字母和人头一样大。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香水味，那是香水大战的战场。大屏幕上，一张张面孔完美无瑕，显然是精心打理过的，红唇微启，好像在叹息，正好有一双手轻轻抚摸。还有别的屏幕播放着保养前后的皮肤毛孔特写镜头，还详细讲述身体各个部位的保养方法，包括手、脖子、大腿。还有肘部，肘部尤其需要保养，人体衰老最先是从肘部开始的。

这就是宗教，也是巫术，仿佛有魔力。我宁愿相信魔力的存在，面霜，恢复肌肤活力的乳液，还有那些装在小瓶里的透明油膏，希望这些东西都真的有魔力。“你不知道这些垃圾是用什么制成的吗？”本问过我。“碾碎的鸡冠。”他自己回答说。这个说法并没有让我却步，只要有用，无论什么东西，我都会尝试。哪怕是鼻涕虫的体液、蟾蜍的唾液、蝾螈的眼睛，任何可以留住青春的东西，或者退而求其次，能让我维持现状的东西，我都乐意尝试。

可是，这些油膏啊，乳液啊，我已经买了非常多，让高中同班的所有女生用也足够，她们现在也和我一样需要保养。我停下脚步，站了一会儿，让香水推销员在我身上喷几下免费的新型香水，感觉像喷毒液似的。这让我想起了在画册里看到的红颜祸水维罗妮卡·莱克。这东西闻起来像葡萄味的“酷爱”饮料。我无法想象，除了吸引专叮烂水果的苍蝇，这香水还能吸引到什么。

“你自己喜欢吗？”我问那位女推销员。她们肯定很孤独，整天穿着高跟鞋站在这里，往陌生人的身上喷香水。

“这款香水非常受欢迎。”她闪烁其词地说。从她的眼睛里，我瞥见了自己的模样。我已经不是盛放的玫瑰花了，往好里说，也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她的眼里，我不过是潜在的顾客罢了。

我问她美食广场在哪里，她说在楼下。我走上自动扶梯，却发现是上行的电梯。我的方向感很糟糕，搞得我有点糊涂了，还是说我搞错了时间，我已经下去过了吗？我走下电梯，不知不觉地在一排排少女礼服架子之间穿梭。这些礼服都有蕾丝衣领、灯笼袖和腰带，都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不少是格子呢的，颜色很正宗，上衣暗红色，下身墨绿色，有一条红色的绶带，还有深蓝色和黑色搭配。苏格兰黑卫士兵团！难道人们忘记历史了吗？难道他们对苏格兰人的事情一无所知吗？难道不能给小姑娘穿点别的吗？非要穿代表绝望、杀戮、背叛和谋杀的深色衣服吗？我的生命已经日渐枯萎，像一张凋谢的黄叶。《麦克白》曾经是我们背诵的篇目。在我那个时候，格子呢也还很流行。白短袜、玛丽珍鞋、用纸巾包装的生日礼物好像永远不够，小女孩打扮得像麦克白夫人，仔细打量着，笑容中带着一些狡诈。

我受科迪莉亚操控的日子好像没有尽头。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撕扯脚上的皮，都是在夜里干的，大家都睡着了。我的脚很凉，还有点潮湿，但很光滑，像蘑菇皮。我从大脚趾开始撕。我将脚扳上来，在脚底最外边皮最厚的地方咬开一个小口子，然后用手指甲将皮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我从来不咬手指甲，咬手指甲什么感觉都没有。接着是另一只脚的大脚趾，一样的流程，再接着是两只脚的前后脚掌。直到撕出血来为止。除了我自己，没有别人看过我的脚，所以也没有人知道我这样做。每天早晨起来，我都会穿好袜子，遮盖住撕过皮的脚。走起路来很疼，但也还能走。疼痛是一种确切的、直接的感觉，让我有所感悟。我想要一直保持这种感觉。

我也会把头发塞进嘴里咀嚼，因此，我的头发里总有一绺湿的。我也把手指甲两边的外皮都啃掉，下面的嫩肉都翻了出来，过些时候就会自动结痂，然后脱落。手伸进浴缸或洗碗池里面的时候，手指看起来就好像被老鼠啃过一样。这种事情我经常干，虽然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过，撕扯脚皮的事情，我倒是想过的。

我记得，我的两个女儿先后出生的时候，我想要生儿子。我觉得女儿更不容易对付，会让我不知所措。但我心里一直特别害怕产生讨厌女儿的想法。换成是儿子，我可能知道该干什么。我可以带他们抓青蛙、钓鱼，和他们玩战争策略游戏，乃至在烂泥地里跑来跑去。我也能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该提防哪些人。可是，现在的男孩和我印象中的大不相同了。如果说以前女生很茫然而男生很果敢，现在轮到他们茫然了。他们就像生活在黑夜中的人突然看到太阳，一下子闪瞎了眼睛，茫然不知所措。“挺直身板，像个男子汉！”我会这样跟他们说。但是，我拿不准他们是否挺得直。

要是女儿的话，至少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她们似乎就生成了自我保护机制，或者说是免疫力，那是我不曾拥有的。她们会盯着你，不会仰视，而是平等地打量着你，她们坐在餐桌旁的时候，周围的空气也会因她们的清醒而明媚起来。她们十分清醒，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她们是我的骄傲，总是能够给我惊喜。她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保护她们，不能让她们知道我的恐惧，我婚姻生活的不堪，我的颓废。我不希望她们从我身上学到不好的东西。那时，我会拉上窗帘，关上门，让房间陷入黑暗，然后我就躺在地板上。我会说，妈妈头疼，妈妈在工作。但是，她们似乎不需要这样的保护，她们能够洞察一切，正视一切，承受一切。“妈妈躺在地板上，明天就好了。”我听到莎拉告诉安妮，莎拉当时十岁，安妮四岁。第二天，我果然就好了。她们给予我莫大的信心，就像我相信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月亮时盈时亏一样，这个信心一直支撑着我。相信上帝的意义肯定也在于此。

谁知道她们未来会怎么看我，谁知道她们现在是怎么看我的？我希望她们给我的人生画上圆满幸福的句号。当然，她们的人生之路还很长。

忽然，有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有人出现在我身后。我大吃一惊。“你好，需要帮忙吗？”是个女推销员。这个年纪更大一些，到中年了吧。我转念一想，我也到中年了。很沮丧，我和科迪莉亚都到中年了。

我站在格子呢礼服的中间，摸着袖子。天知道我摸了多久。我刚才说话了吗？我觉得嗓子很紧，脚也疼。我居然在辛普森百货的少女礼服区迷了路，真丢人。

“美食广场怎么走？”我问。

她微笑着，笑容很淡。她累了，也对我很失望，因为我并没有打算买格子呢礼服。“哦，你得下楼，”她说，“在地下室。”她很友好，给我指了方向。

22

黑色的门打开了。大楼里弥漫着老鼠屎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坐在窗台上，暖气片的热气往上冒，吹到我的腿上。我看着窗外，楼下的小精灵、小矮人和“雪球”跟着铜管乐队演奏的《铃儿响叮当》在细雨中艰难地前行。因为窗户玻璃上的灰尘和雨水，小精灵看起来更小了，样子都变形了。我对着窗户哈气，玻璃上就形成一圈雾水。哥哥不在这里，他年纪太大了，这是他自己说的。整个窗台都是我一个人的。

在旁边的窗台上，科迪莉亚、格蕾丝和卡罗尔坐在一起，挨得很近，窃窃私语，咯咯地笑着。我只能一个人坐在窗台上，因为她们不和我说话。我今天说错话了，但我不知道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她们也不肯告诉我。科迪莉亚叫我仔细回想一下我今天说了些什么，自己琢磨哪里错了，这样，我才会懂得什么话不能随便说。我想通了之后，她们就会和我说话了。这都是为我好，因为她们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们想帮我改进。此时，管乐队戴着湿透的皮帽正从我的下方走过去，他们的女领队穿着短裙，裸露的双腿湿漉漉的，红着脸，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说错了什么？我不记得说过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话。

这时，我父亲走了进来，他穿着白大褂，那是实验室的制服。他的工作地点在大楼的另一边，但他会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怎么样，姑娘们？”他说。

“很好，谢谢。”卡罗尔说着，咯咯地笑了起来。格蕾丝也说：“很好，谢谢。”我什么也没说。科迪莉亚从她们那边的窗台上下来，爬到我这边的窗台上，紧挨着坐在我身边。

“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感谢。”她用成年人的腔调说。我爸爸妈妈都认为她很懂礼貌。她搂着我，紧紧地搂了一下，表明我是和她一伙儿的，也暗示我要听话。只要我坐着不动，什么都不说，不要露馅，就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能摆脱孤立，再次被她们接纳。我笑着，终于松了一口气，又非常感激，颤抖起来。

但是，爸爸一离开，科迪莉亚就转过身来看着我。她的表情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伤心。她摇摇头。“你怎么能这样？”她说，“你怎么能那么没礼貌？你居然不搭理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恐怕你免不了一顿罚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无话可说。

科迪莉亚的房间门闭着。我站在门外，科迪莉亚、格蕾丝和卡罗尔在里面。她们在里面开会，讨论我的问题。她们一直在给我机会，但我始终没有让她们满意。我必须做得更好。但是，要从哪儿做起呢？

珀迪和米瑞从大厅上来了，她们年纪稍长，所以没人欺负她们。我也想跟她们一样。据我所知，只有她们比科迪莉亚厉害。我把她们看作我的盟友，或者说，我认为，如果她们明白我内心的想法的话，她们会成为我的盟友。那么，我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甚至都不会和自己说。

“你好，伊莱恩！”她们说，然后问我，“在玩什么呢？捉迷藏吗？”

“我不知道。”我说。她们冲我笑了笑，和善又轻蔑，然后转头走进她们的房间，在屋里面给脚趾做美甲，聊大姑娘的事情。

我靠在墙上。门里传来低语声，我听不清楚她们在嘀咕什么，还是在笑什么，嘀咕声和笑声混成一片。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科迪莉亚的妈妈哼着歌走了过来。她穿着绘画工作服，一边脸颊上有一块苹果绿的污迹。她满脸微笑看着我，那是天使般的微笑，和善但又有距离感。“你好，亲爱的，”她说，“你告诉科迪莉亚，罐子里有饼干，给你们几个小姑娘吃的。”

“你可以进来了。”科迪莉亚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我看了看紧闭的房门，看了看门把手，眼看着自己的手向门把手挪动，那只手仿佛脱离了我的控制。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年纪的女孩互相都会做这样的事，或者以前做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从来都是受害者。眼看着我的女儿们快九岁了，就要到这个年纪了，我变得很焦虑。我会里里外外翻看她们的手指、脚趾、头发。我会问她们一些试探性的问题：“学校里怎么样？你们的朋友怎么样？”她们看着我，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焦虑？如果有事的话，我觉得她们肯定会做噩梦、闷闷不乐。但是我什么都没发现。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们和我一样善于骗人。她们的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我会偷偷观察她们的表情，看看她们是不是在故作亲密。在厨房里的时候，我会偷听她们在另一个房间里说的话。我以为我能看出一点儿名堂。也许，情况比我想的更糟糕。也许，我的女儿在排挤别人。正因如此，她们的情绪才能如此稳定，手指才能安然无恙，蓝色眼睛望着我的时候才能平和镇定。

大多数母亲在女儿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都会很焦虑。我正好相反。我很放松，我完全可以放心。只有在大人眼里，小女孩才显得娇小可爱。但在女孩子眼中她们身形相仿，可爱无从谈起。

天气越来越冷。我蜷着身子躺在床上，膝盖紧紧贴着胸口。我在撕扯脚上的死皮，不用看，凭感觉摸就行了。我担心我今天说的话有问题，我的表情，我走路的姿态，我穿的衣服，这些也都可能有问题。我不正常，我不像别的女生。科迪莉亚这么和我说的，但她愿意帮助我。格蕾丝和卡罗尔也会帮助我。我得很努力，而且不能指望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早上起床穿衣服，我会穿上羊毛格子呢连衣裙，下身穿罗纹吊带长袜，吊带挂在白色内衣上。这些衣服给我的印象是很冷，这些衣服可能真的很冷。

我穿上鞋子，鞋子里面的长袜套住了撕掉皮的脚。

我走出房间来到厨房，妈妈正在做早餐。锅里煮着粥，可能是红河麦片、燕麦片或者奶油小麦，厨房里还有一个玻璃的咖啡渗滤器。我把手搭在白色炉子的边上，看着锅里的粥慢慢沸腾、变稠，冒出一个又一个绵软无力的泡沫，升起一股股蒸汽。那粥就像沸腾的泥浆。我知道，到了吃粥的时候，我会吃不下去，我的胃会收缩，手会变冷，吞咽也有困难。我的胸骨下有个东西绷得很紧。但是，无论如何，我总得吃几口粥，早饭不吃不行。

有时候，我会看着那个咖啡渗滤器，这样感觉更好一些，因为我什么都看得见。煮咖啡的时候，蒸汽会聚集在伞形的玻璃盖上，要落不落，然后，有一股水柱会从中心管喷上来，落在金属网篮上的咖啡上，然后滴落到清澈的水中，水变成了棕色。

有时候我也会做吐司，烤面包机就在桌子上。我们的勺子里都放着一粒暗黄色的鱼肝油胶囊，形状像足球。桌子上放着锃亮的盘子和几杯果汁。烤面包机放在一个银色的高温垫上。这个面包机有两个门，每个门的底部都有一个旋钮，面包机的中间有一个网架，面包机在烤的时候，网架会热得通红。面包的一面烤完时，我转动旋钮，门就会打开，面包片向下滑动并翻转，是全自动的。我想过把我的手指放进去，放到通红的网架上。

这些都是拖时间的方法，把时间耗掉，也许我就不用走出厨房去上学了。但是，不管怎么拖，最后我还是得拉上雪裤，把裙子塞到里面去，把厚羊毛袜子套在鞋子上，然后塞进靴子里去。接着穿上外套，戴上围巾、连指手套、针织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妈妈会跟我吻别，帮我打开门。然后，我就听到背后关门的声音，一出门，冰冷的空气会冲进我的鼻子。我步履蹒跚，穿过树枝光秃秃的苹果园走向校车车站，一路上雪裤的裤管互相摩擦着。

格蕾丝和卡罗尔在那里等着呢，还有科迪莉亚。一旦出了家门，我就无法摆脱她们。上车后，科迪莉亚会站在我的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站直！别人都看着呢！”卡罗尔和我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她负责向科迪莉亚报告我一整天的言行举止。课间休息时、在地下室吃午饭的时候，她们都在我身边。我吃什么样的午餐，我怎么拿着三明治，我怎么咬，她们都会发表意见。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必须走在她们的前面，或者后面。相比之下，走在前面更糟糕，因为她们会议论我怎么走路，从后面看我是什么样子的。“别弯着腰，”科迪莉亚说，“不要这样甩胳膊。”

在别人面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她们不会对我说那样的话。

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

这是我们四个人的秘密。保密很重要，我知道的。如果我违反了保密纪律，那就是罪大恶极。如果我跟外人说了，我就会被彻底抛弃。

但是，科迪莉亚并非出于敌意才这样。她没有丝毫的敌意。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敌人。学校操场上就有敌人，会互相大喊大叫。如果是男生，他们就会“打仗”。有战争就有敌人。我们的男生和“永远保佑我们的圣母玛利亚”的男生互为敌人。看到敌人就扔雪球，击中了会高兴不已。面对敌人，你会感到仇恨和愤怒。但是，科迪莉亚是我的朋友。她喜欢我，她想帮我，她们都一样。她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女性朋友，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没有交过朋友，我害怕失去她们。我要讨好她们。

恨一个人会容易得多。要是恨她们，我早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仇恨简单明了，不拖泥带水，不像爱。

23

情况并非一成不变的。

有时候，科迪莉亚会认定该轮到卡罗尔改进了。那时，我就会加入格蕾丝和科迪莉亚的行列，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和她们一起走在前面，让卡罗尔跟在后面，我们则议论着卡罗尔做了什么坏事。“卡罗尔自以为是。”科迪莉亚说。在这种时候，我并不同情卡罗尔。她活该，因为她也不同情我。终于轮到她了，我很高兴。

可是，没过多久又会轮到我。卡罗尔很容易哭，一哭起来呼天抢地，哭着哭着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她太引人注目了，不能指望她守口如瓶。她不是谨慎的人，承受不了压力，也没有荣誉感，她肯定会泄露秘密。连我都知道，科迪莉亚肯定早就发现了。

其他的日子似乎很正常。科迪莉亚似乎忘了帮助别人纠正错误，我想她可能已经放弃了。我应该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总觉得被人家盯着。我随时可能触碰到她们的底线。

去年，放学后或者周末，我几乎没有在家待过。现在，我想在家待着了。我会找借口不出去玩。我还是称之为“玩”。

“我得帮妈妈干活儿。”我说。这个理由有一定的可信度。有时候，女孩确实需要帮助妈妈干活儿。

格蕾丝就得帮她妈妈干活儿。当然，这并非我们家的真实情况。我妈妈很能干，做家务干脆利落。秋天，她会打扫外面的落叶，冬天铲雪，春天除草。我要是去帮她，反而会妨碍她。不过，我还是会去厨房里，问她：“需要帮忙吗？”看我一直在她眼前晃荡，她会给我一把掸子，让我掸掉餐桌腿或者书架上的灰尘。有时候她会叫我去切枣子、切坚果，用从克里斯科牌黄油盒子内包装上撕下的蜡纸给松饼杯涂油；有时候我也会去洗衣服。

我喜欢洗衣服。洗衣房在地下室，空间很小，很隐蔽。架子上摆了一袋袋奇怪而神奇的东西，形状像鸟粪的浆洗淀粉，能让衣服更白的上蓝剂，阳光牌的肥皂条，画着骷髅头和交叉骨形的贾维斯漂白剂，散发着清洁和死亡的气息。

洗衣机是桶状的，外壳涂着白色搪瓷，洗衣机很大，下面有四条细长的腿。它在地板上慢慢地跳动，突突突，突突突，里面的衣服和肥皂水慢吞吞地搅动着，像是在煮粥。我看着洗衣机，手倚靠在浴缸的边缘，托着腮，脑子一片空白。水慢慢变成灰色，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污垢都被我洗出来了。就好像我用眼睛看着，这件事就搞定了。

接着，我要将洗过的衣服从绞干机里拿出来，放入灌满了清水的洗涤槽。然后放到第二个洗涤槽进行第二次漂洗。最后放入洗衣篮，洗衣篮吱吱作响。洗完以后，妈妈会把衣服拿到外面，用木制衣夹挂在晾衣绳上。有时候我也晾衣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衣服会冻得僵硬，像胶合板一样。有一天，一个邻居家的小男孩在拉牛奶的马车旁边的雪地里挖出一些马粪，放在刚洗过的白色床单上，床单晾在两根晾衣绳上，马粪撒在了床单中间。床单都是白色的，牛奶都是马拉来的。

绞干机有两个橡皮滚筒，颜色像白花花的肉，不停地旋转，衣服在滚筒之间挤压，水和泡沫像果汁一样流出来。我卷起袖子，踮起脚，从洗衣机里拿出湿漉漉的内裤、拖鞋和睡衣，拿着这些东西，就好像抱着一个溺水的人。我把衣服的角凑到绞干机的两个滚筒之间，衣角马上就被绞进去，袖管中间充气鼓起来，然后肥皂水就从袖口滴落。妈妈告诉过我，这时候要非常小心，手可能会被绞进绞干机里面，头发也会。我想，如果我的手被绞进去会怎么样？胳膊上的血和肉被向上挤，上面会鼓起来，被榨干的手从另一边吐出来，变得像手套一样平，像纸一样白。一开始会非常痛，我知道的。不过想想也很有意思。一个人整个被榨干以后吐出来，会变得平坦、整齐、完整，就像一朵夹在书里当书签的花。

“你出来玩吗？”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科迪莉亚问我。

“我得帮妈妈干活。”我说。

“又来了？”格蕾丝说，“她怎么老是干活呢？她以前不干活的。”科迪莉亚在的时候，格蕾丝说到我的时候就会用第三人称，就像一个成年人在跟另一个成年人谈论一个小孩。

我本想说我妈妈病了，但我妈妈明明很健康，我知道这个说辞行不通。

“她觉得她是个大好人，高我们一等。”科迪莉亚说。然后，她又对我说：“你觉得我们不配和你玩吗？”

“没有。”我说。认为自己太好反而是不好的。

“我们会去你家，问你妈妈你可不可以出去玩。”科迪莉亚说话的语调又变得很友好，显得很关心，“她不会让你一直干活儿的。这对你不公平。”

我妈妈笑着说可以，好像我这么受欢迎她很高兴，于是逼迫我放下烤面包和洗衣服的工作，把我赶出家门。

星期天我会去屋顶有“洋葱头”的教堂，和史密斯一家人——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太太、米尔德里德姨妈、格蕾丝的妹妹们一起挤进他们家的车里。到了冬天，格蕾丝妹妹的鼻子总是会被黄绿色的鼻涕堵住。史密斯太太似乎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她对自己也很满意，因为她不怕麻烦，很有爱心。可是她对我不是特别满意。她看我的时候，会皱眉头，尽管她抿着嘴笑，还会问我下次会不会带我哥哥来，或是带我的爸爸妈妈来。我会盯着她的胸部，她看起来只有一个乳房，一直垂到腰部，有黑色斑点的深红色心脏就在里面跳动着，像鱼被捞上了岸拼命喘气，上气不接下气。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我没有带我的家人一起来，是我的不对。

我能按顺序背出《圣经》里的所有名字，我还能背出《摩西十诫》和《主祷文》，以及《八福》的大部分。我参加《圣经》知识测试和背诵测验，得了十分，但我开始动摇了。在主日学校，大家都要站起来，当众大声背诵，格蕾丝会盯着我。我星期天的一举一动她都盯着，然后一五一十地向科迪莉亚汇报。

“昨天主日学校她没有站直。”或者说，“她在讨巧卖乖。”我相信她会这样说我：我的肩膀松弛下垂，我的脊梁骨弯曲着，我会装。我也发现我走路摇摇晃晃，我努力站直，但我的身体因为焦虑而变得僵硬。我测验得了十分，格蕾丝只得了九分，这也是真的。难道答对不对吗？我错几个才对？第二个星期天，我故意错了五个地方。

到了星期一，格蕾丝打报告说：“她背诵《圣经》，十分只得了五分。”

“她越来越笨了，”科迪莉亚说，“你其实没那么笨。你得加油！”

今天是“白色礼物礼拜天”。我们都从家里拿了罐头食品，用白色的纸巾包着，准备捐给穷人。我拿的豌豆浓汤和午餐肉。我怀疑我带的东西不对，但我们家的橱柜里只有这些东西。“白色礼物”让我很反感。这种硬邦邦的礼物，外包装完全一样，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一堆没有生机的东西。一摞摞纸巾包着东西堆在教堂的前面，白花花的，样子有点可怕，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格蕾丝和我坐在教堂地下室的木凳上，看着投射到墙上的幻灯片，跟着钢琴在黑暗中弹奏出来的节奏唱着赞美诗。

我希望像蜡烛一样发光。我希望做个好人，听从指示，实现耶稣的心愿。我希望有信仰，相信人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天国就在自己的心中。但是，这些愿望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

在黑暗中，我看到旁边有一束光线。那不是蜡烛的光芒，是格蕾丝的眼镜反射了墙上的光。她能背诵这首赞美诗，不用看着屏幕。她一直看着我。

教堂礼拜结束后，我坐着史密斯家的车，和这一家人一起穿过空旷的街道，来到波澜不惊的湖边，走到灰色平地上，看着火车来来回回地调轨。然后去他们家吃周日大餐。这已经成了星期天的惯例，上教堂做礼拜，这道程序就免不了。我既不能拒绝上教堂，也不能拒绝吃周日大餐。

我懂得这里的规矩。我走上楼梯，尽量不要碰到转台上的橡胶树，走进史密斯家的浴室，仔细数好抽了四张卫生纸，然后用她们家黑乎乎的粗肥皂洗手。我用不着提醒，格蕾丝念“真诚感谢主赐予我们如此丰盛的食物，阿门”的时候，我默默低着头。

“猪肉和豆子都是‘音乐果’，吃得越多，声音就越响。”史密斯先生咧着嘴，对着桌子四周的人笑。史密斯太太和米尔德里德姨妈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格蕾丝的两个妹妹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她们都戴着眼镜，白皙的脸上长着雀斑，棕色的辫子上系着星期天专用的蝴蝶结，和格蕾丝的一样。

“劳埃德！”史密斯太太说。

“无伤大雅，吃吧。”史密斯先生说。他看着我。

“伊莱恩，你觉得好笑吗？”

这是个大坑啊。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我说不好笑，会显得我没有礼貌；如果我说好笑，我就站在了史密斯先生那边，和史密斯太太、米尔德里德姨妈以及他们家的三个女儿对着干，也和格蕾丝成了对立面。我觉得自己身上一阵子热一阵子冷。史密斯先生看着我，咧嘴笑着，那是阴谋家的阴险笑容。

“我不知道。”我说。诚实地说，我不觉得好笑，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能得罪史密斯先生。他是个又矮又胖、秃顶、肌肉松弛的男人，但仍然是个男人。他没说我什么。

第二天早上在校车上，格蕾丝向科迪莉亚汇报了这件事，她的声音很小。“她说她不知道。”

“那算什么回答？”科迪莉亚问我，语气很冲，“你觉得好笑就说好笑，要么就说不好笑。你为什么说‘我不知道’？”

我只好坦白：“我不懂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话？”

“音乐果，”我说，“吃得越多，声音就越响。”我非常尴尬，我确实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不懂”就是罪过。

科迪莉亚发出轻蔑的笑声。“你真的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吗？”她问，“真蠢！声音响，就是说放屁。吃豆子会放屁。大家都懂啊！”

我感到了双重尴尬，一是我真的不懂，二是史密斯先生在吃周日大餐的时候居然说到“放屁”，还拉我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也没有拒绝。如果单纯地说“放屁”，我绝对不会脸红。这个词我听得多了，大人不在的时候，哥哥和他的朋友们总爱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关键是史密斯先生在饭桌上说了这个词，那本应是讲礼仪的场合。

但是，在内心里，我并不会认错。我对史密斯先生很忠诚，跟对我哥哥的忠诚一样，都像看着牛眼球和显微镜下的脚趾缝里的泥一样，令人愤慨，让人难受。愤慨和难受从何而来？来自格蕾丝和史密斯太太，以及剪贴簿里的“夫人”，也来自科迪莉亚。她有时候会让人难受，有时候不会，说不准。

24

早晨，牛奶结冰了，因为膨胀，乳脂从瓶颈冒出来，像一根根冰棍。兰姆莉小姐弯着腰站在我的桌子边，她的深蓝色灯笼裤虽然看不见，但在她周围形成一道遭人诟病的光环。她鼻子两边的皮肤松弛而下垂，像斗牛犬的垂肉，嘴角还有口水干掉的痕迹。她说：“你的字越来越丑了。”我郁闷地看着我的笔迹。她说得对，我写的字不像从前那么工整，张牙舞爪，很潦草，下手重的地方，因为墨水漏出来多，有的字整个都糊了。“你不加把劲儿不行了。”我的手指缩卷起来。我想她在看我粗糙硬化的手指皮。她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我的每一个反应，都逃不过卡罗尔的耳朵和眼睛。随后，她会报告给科迪莉亚。

科迪莉亚要演戏，我们得去看。这是我第一次看戏，我本应很兴奋。但恰恰相反，我感到恐惧，因为我对看戏的礼节一无所知，我肯定会犯错误的。地点在伊顿礼堂，舞台上挂着蓝色的幕布，幕布上有黑色天鹅绒的水平条纹。幕布拉开，《柳林风声》正式开演。演员都是学生。科迪莉亚扮演黄鼠狼，但因为她穿着黄鼠狼的戏服，戴着黄鼠狼头套，台上有太多黄鼠狼了，所以很难找到她。我坐在礼堂套着长毛绒椅套的座椅上，咬着手指，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地找她。我知道她在台上，但不知道哪一个是她，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哪一个都可能是她。

收音机一直在播放甜美的歌曲，比如《我在期待白色圣诞节》和《红鼻子驯鹿鲁道夫》，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校里唱的歌。我们站在课桌旁边唱，兰姆莉小姐拿着木尺指挥，控制我们的音高和节奏，她也会拿木尺打动来动去的男生。鲁道夫让我很讨厌，因为他总会出点毛病。但他也给了我希望，我最后还是很喜欢他。我爸爸说，这是新的商业伎俩，很恶心。“傻瓜很快就会把钱花光。”他说。

我们用美术纸做红色的铃铛，先把纸对折，然后剪出形状。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做雪人。兰姆莉小姐对“对称”情有独钟，每样东西都必须对折，分成两边，一左一右，两边一模一样。

完成这些节日任务的时候，我像在梦游一样。我对铃铛、雪人或者圣诞老人都不感兴趣，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科迪莉亚告诉了我，圣诞老人就是父母假扮的。我们还举办了一个班级圣诞派对，大家从家里带来饼干，坐在各自的座位上，静悄悄地吃。兰姆莉小姐给我们带来不同颜色的软心豆粒糖，每人分五个。兰姆莉小姐知道圣诞节的传统，也严格遵循这个传统。

我得到的圣诞节礼物是一个芭芭拉·安·斯科特玩偶。我说过我想要这样的礼物。既然问我想要什么，我就说我要玩偶，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真的想要一个玩偶。我以前一直没有玩偶。芭芭拉·安·斯科特是一个著名的花样滑冰运动员，非常有名。她获过很多奖，我仔细看过她在报纸上的照片。

这个芭芭拉玩偶穿着微型人造革冰鞋和毛皮镶边的粉红服装，睫毛很长，眼睛可以睁开闭上，但一点儿也不像真正的芭芭拉·安·斯科特。从照片上看，她的肌肉很发达，大腿很结实，但玩偶的腿很细长，像一根棍子。芭芭拉是个妇女，玩偶更像是个小女孩。这个玩偶能模拟真人的样子，代表着活人，但它是死的，会让我逐渐滋生恐惧。我把它放回纸盒里，拿纸巾塞在它的周围，也盖住了它的脸。我说我是为了保护它，避免损坏，其实，我是不想让它看着我。

我们家的长沙发靠着墙，墙上挂着一张羽毛球网。爸爸妈妈把圣诞贺卡挂在网格上，我认识的人家没有一个会在墙上挂羽毛球网的。科迪莉亚的圣诞树与众不同，树上盖着一层天使头发似的薄纱，所有的灯和装饰品都是蓝色的。她可以与众不同，而我不能。我知道，在墙上挂羽毛球网，迟早要付出代价。

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起吃着圣诞大餐。爸爸的一个学生也来到我们家里，他是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来这边研究昆虫，他以前没有见过雪。我们请他来一起吃圣诞大餐，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无亲无故，而且，他们国家不过圣诞节。妈妈已经事先跟我们解释过了。他彬彬有礼，一直在傻笑，但好像浑身不自在，可能是被面前的菜肴给吓坏了，有土豆泥，肉汤，红绿相间、样子有点可怕的果冻沙拉，还有一只硕大的火鸡。妈妈跟他说，我们这边吃的东西和他们国家的不一样。我知道，虽然他表面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但其实他内心很难受。我可以察觉别人藏匿在内心的痛苦，我这个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爸爸坐在餐桌的主位，笑得像个欢乐的绿巨人。他举起杯子，跟小矮人一样的眼睛闪闪发光。“班纳杰先生，”他这么叫他，他总是叫他的学生先生或者小姐，“单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班纳杰傻笑着说：“非常正确，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英国广播公司播报的新闻。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小口。他喝的是葡萄酒。我和哥哥喝的是蔓越莓汁。如果是在去年或者前年，我们可能会把鞋带相互绑在一起，偷偷在桌子下面拽对方的脚。出于各自的一些原因，我们不再这么干了。

爸爸舀出火鸡的填料，把火鸡切成片，每一片肉的颜色深浅反差很大，妈妈给我们添了土豆泥和蔓越莓酱，然后小心翼翼地问班纳杰先生他的祖国有没有火鸡。他说可能没有。我坐在他的对面，双脚悬空，不停晃荡，盯着他，目不转睛。他的袖子很宽大，显得手腕很纤细。他的手也很长很细，指甲周围的皮肤比较粗糙，跟我一样。我觉得他长得很漂亮，棕色的皮肤，洁白的牙齿，黝黑的眼睛，不过眼神之中有点惊恐。主日学校发的读物封面上有一圈孩子，肤色各不相同，有黄色的、棕色的，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他们围着耶稣跳舞，这里面就有一个孩子和他很像。班纳杰先生没有穿特殊的节日服装，只是穿着夹克和领带，这是男人平常的装束。然而，我很难相信他是个男人，他看起来不像是个男人。他和我很像，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战战兢兢。他害怕我们。他不知道我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会给他出什么难题，会叫他吃什么。难怪他会咬手指。

“切一点胸骨上的肉，好吧？”爸爸问他。班纳杰一听到胸骨就兴奋起来。

“啊，胸骨。”他说。我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生物学的世界，那是他们共同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就可以躲避现实，不再理睬令人尴尬的礼仪和沉默。他用刀子切肉的时候，爸爸向我们所有人解释，尤其对着班纳杰先生，他用刀子指明飞行肌是哪一块。他说，当然了，现在家养的火鸡已经不会飞了。

“原来是野火鸡。”爸爸用拉丁语说野火鸡。这时，班纳杰先生的身体前倾，听到拉丁语，他的精神头就起来了。爸爸接着说：“野火鸡的脑袋跟豌豆差不多，也可以说跟小鸟差不多，人们就是因为它很能长肉而饲养它的，尤其是大腿，它的价值不在于智力。野火鸡最初是被玛雅人驯化的。”他讲了一个火鸡养殖场的故事。有一次，养殖场里的火鸡都死了，因为它们太笨了，下雷雨的时候不懂得躲进棚里。它们就站在外面，仰着头，张着嘴，雨水顺着喉咙流进去，直接把它们呛死。他说这个故事是一个农民讲给他听的，可能不是真的。不过，火鸡的笨是家喻户晓的。他说，以前本地区的落叶林中有很多野火鸡，比家养的更聪明，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猎人也捉不到它们。它们那时候还能飞。

我坐着挑圣诞大餐的菜吃，班纳杰先生也在挑。我们都把盘子里的土豆泥弄得乱七八糟的，却没怎么吃。野生动物比家养的更聪明，这是显而易见的。野生的东西难以捉摸，很狡猾，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人也可以分成驯服的和野蛮的。妈妈是野蛮的，爸爸和哥哥也是。班纳杰先生也有点野性，但他像惊弓之鸟。卡罗尔是驯服的，格蕾丝也是驯服的，不过她还残留着一丁点儿野性。科迪莉亚是野蛮的，简单粗暴。

“人类的贪欲是没有限度的。”爸爸说。

“真的吗？”班纳杰先生问。爸爸接着说，他听说有个王八蛋在做一个实验，培育有四条腿的火鸡，把两只翅膀都变成腿，因为鸡腿上的肉更多。

“这样的生物怎么走路呢？”班纳杰先生问。爸爸用赞许的语气说：“嗯，问得好！”他告诉班纳杰，有几个愚蠢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方形番茄，说是这种番茄比圆形番茄更容易装箱。

“当然，这样的话，番茄原本的味道就丢了。他们不关心味道怎么样。还有科学家饲养了一只光秃秃没有羽毛的鸡，他们以为鸡不用给羽毛的生长供能，就能节省能量，可以下更多的蛋，但鸡怕冷，冻得不行了。他们不得不双倍加热鸡舍，所以，最终的成本反而更高了。”

“这是在戏弄自然，先生。”班纳杰先生说。我知道就应该这么说。探索自然是一回事，也应该保护自己不受自然侵害，这要有限度。但是，戏弄自然就是另一回事了。

班纳杰先生说，他听说科学家还在研究没有毛的猫，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认为这个研究没什么意义。这是他到目前为止说过的最长的一段话。哥哥问他印度有没有毒蛇，班纳杰先生已经放松了，他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毒蛇。妈妈笑了，因为现场气氛比她想象的要好。她不忌讳毒蛇，哪怕是在饭桌上谈论毒蛇，她也不介意，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爸爸已经把他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又到火鸡的肚子里去掏填料，这只火鸡就像一个被捆住手脚的无头婴儿。它已经脱掉了作为佳肴的伪装，我看清了它的本质，它就是一只硕大的死鸟。我在吃它的翅膀。这是一只被驯服了的火鸡的翅膀。火鸡是世界上最笨的鸟，笨得都不会飞了。我吃的是失落的飞行。

25

圣诞节后，有人给了我一份工作。工作内容是在放学后用婴儿车推着布莱恩·费恩斯坦在街区走一圈，如果天气不太冷的话，得走一个小时或者更久一点，一个星期去一天。工资一次有二十五分，这是一大笔钱。

费恩斯坦家就在我们家隔壁，原来那里堆了像小山一样的泥土，后来盖了一幢大房子。费恩斯坦太太不高，身材丰满，有一头深色卷发，一口可爱的白牙。她的牙齿很显眼，因为她爱笑，笑的时候，她会像小狗一样皱起鼻子，摇着头，金耳环闪闪发光。我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她的耳环是穿过小洞挂在耳朵上的，和我见过的耳环不一样。

我按了门铃，费恩斯坦太太来开门。“我的小救星来了。”她说。我在门厅里等着，靴子上的雪融化，水淌到地上铺着的报纸上。费恩斯坦太太穿着一件粉色的印花居家服，一双真皮高跟拖鞋，匆忙上楼去抱布莱恩。门厅里有氨水和尿布的气味，布莱恩的尿布泡在水桶里，等着尿布公司来取。我很好奇，竟然会有人来家里拿走要洗的衣服。费恩斯坦太太每次都会端出来一碗橘子，放在离前厅几步远的一张桌子上，除非是圣诞节，否则没有人会把橘子放在那里。装橘子的碗后面有一个金色烛台，形状像一棵树。尿布上让人恶心的婴儿屎尿味、那碗橘子、那棵金色的“树”，这些东西在我的脑海中融合，渐渐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意象。

费恩斯坦太太抱着布莱恩快步走下楼梯，布莱恩穿着蓝色的兔子耳朵连体套装。她在布莱恩的脸颊上深深亲了一下，夸张地摇了摇他，然后把他塞进婴儿车里，拉上防水车罩。“好了，小布布，”她说，“妈咪终于可以静心思考了。”她笑着，皱着鼻子，晃着金耳环。她的皮肤饱满细腻，散发着奶香味。她和我见过的妈妈都不一样。

我把布莱恩推出去，天气很冷，我们开始绕着街区走，小车的轮子轧过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积雪上撒了人家从炉子里掏出来的煤渣，随处可见冻硬的马粪。我不明白，布莱恩怎么会妨碍费恩斯坦太太的思考呢？他从来都不哭的，但他也不笑。他不闹，也不睡觉。他就静静地躺在婴儿车里，圆滚滚的蓝眼睛严肃地盯着我，鼻尖被冻得越来越红。我没有想要去逗他。可是我挺喜欢他的，他很安静，也不会挑我的刺。

时间到了，我推他回去的时候，费恩斯坦太太会说：“别告诉我已经五点了！”我让她给我五枚五分的硬币，不要一枚二十五分的，因为看起来多一些。她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但还是满足了我的心愿。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旧的锡茶叶罐里，罐子上面有一张沙漠的图片，有棕榈树和骆驼。我喜欢把钱拿出来，在床上摊开。我不数多少钱，而是按每个硬币上的年份排列，1935年、1942年、1945年。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个国王的头像，都到脖子根齐刷刷地切断，但都不是同一个国王。我出生以前发行的硬币上的国王有胡子，现在的没有，现任的国王是乔治国王，我们教室后面也贴着他的头像。把这些钱进行分类，分成一堆堆被“砍掉”的脑袋。我感到很爽，这种感觉说起来还是挺奇怪的。

我推着布莱恩，绕着街区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一个小时有多久，因为我没有手表。科迪莉亚和格蕾丝就在前面的拐角处，卡罗尔跟在她们后面。她们看到我，走了过来。

“伊莱恩和什么押韵？”科迪莉亚问我。但她不等我回答，就抢着说：“伊莱恩，真烦人。”[原文为“Elaine is a pain”，其中Elaine与pain押韵。]

卡罗尔朝婴儿车里面看。“看那个兔子耳朵！”她说，“他叫什么名字？”她好像很想知道。布莱恩对我有了新的意义，不是每个人都能推婴儿车的。

“布莱恩，”我说，“布莱恩·费恩斯坦。”

“费恩斯坦是犹太人的姓。”格蕾丝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犹太人。我见过“犹太人”这个词，《圣经》里很多地方都提到过，但我不知道生活中居然有真正的犹太人，而且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

“犹太鬼子。”卡罗尔说。她瞥了科迪莉亚一眼，向她寻求赞许。“不要那么粗俗，”科迪莉亚用大人的腔调说，“我们不能随便叫人家鬼子。”

我问妈妈什么是犹太人，她说是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人。班纳杰信仰的宗教也和我们的不一样，不过他不是犹太人。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在大战期间，希特勒杀害了很多犹太人。

“为什么？”我问。

“他是个疯子，”爸爸回答，“一个自大狂。”对于这两个词，我也是一头雾水。

“简单说，他就是个坏人。”妈妈说。

我推着布莱恩在撒了煤渣的雪地上走着。他盯着我，鼻子红红的，小嘴上没什么笑容。布莱恩有了新的身份：犹太人。此外，他的身上有点英雄气质，即使穿着蓝色的兔子耳朵套装，他的英雄气质也不见减少。犹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尿布、碗里的橘子、费恩斯坦太太的金耳环以及她的耳洞，还有一些有关历史的、重大的事情。不能指望每天都会见到犹太人。

科迪莉亚、格蕾丝和卡罗尔围着我。“这个孩子，今天怎么样？”科迪莉亚问。

“他挺好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不是说他怎么样，我是说你怎么样。”科迪莉亚说。

“能让我推一下吗？”卡罗尔问。

“不行。”我说。如果她出了什么幺蛾子，比如把布莱恩·费恩斯坦推翻在路边的雪堆里，我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谁要一个犹太鬼子的孩子呢！”她说。

“犹太人杀害了基督。”格蕾丝一脸严肃地说，“《圣经》里说的。”

但是，科迪莉亚对犹太人不太感兴趣，她在想着别的事情。“从构词法来讲，如果打鱼的人叫作渔夫，那么抓虫子的人叫什么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

“你真笨，”科迪莉亚说，“你爸爸是捉虫子的，对吧？再想想。好好想想。真的很简单。”

“浑蛋？”[虫子的英文为“bug”，根据构词法，捉虫子的人即为“bugger”，意为“浑蛋”。]我试探着说。

“你就这么说你爸爸？”科迪莉亚说，“他是个昆虫学家，笨蛋。你应该感到羞耻。你应该用肥皂把嘴巴洗干净。”

我知道“浑蛋”是一个龌龊的词，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坑了爸爸，我被人家坑了。“我得走了。”我说。我推着布莱恩回到费恩斯坦太太的家里，我在默默哭泣着，布莱恩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再见，布莱恩！”我轻声地和他道别。

我告诉费恩斯坦太太，我不能再做这份工作了，我说是因为学校的作业太多了。我不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我觉得布莱恩和我在一起不安全。我脑海里浮现了几个恐怖的画面：布莱恩头朝下栽在雪堆里；他的婴儿车从桥边结冰的山坡飞奔而下，冲进死过很多人的小溪里；布莱恩被抛向空中，兔子耳朵因为恐惧而竖起来。面对这种种情景，我都无力挽回。

“亲爱的，没关系。”她说。她看着我水汪汪的眼睛。她给了我一个拥抱，还多给了我一枚五分硬币。在此之前，没有人叫过我“亲爱的”。

然后我回家了，我知道我辜负了她，也辜负了我自己。“浑蛋。”我心里念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直到它不再是一个词，而是单个字，单个音符。“浑，蛋。”于是，这个词失去了意义，就像“犹太鬼子”，但也仍然散发着恶意，很有分量。我对爸爸做了什么？

我把费恩斯坦太太给我的印有国王头像的五分硬币全都带在身上，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到一家商店里全部花掉。我买了甘棒糖、果冻软糖、内含坚果的多层黑巧克力球、用吸管吸的袋装气泡冰冻果子露。我把这些东西当作供品，当作赎罪品，平均分给等着我的朋友们。在我即将分发零食的那一刻，人们是爱我的。

26

今天是星期六，整个早上都很平静。南面窗户上方的屋檐上挂着冰柱，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的冰水滴滴答答，像下雨时屋顶漏了一样。妈妈在厨房里烤东西，爸爸和哥哥在别的地方。我一个人一边吃午饭，一边看着屋檐上的冰柱。

我的午餐有饼干、橙色奶酪、一杯牛奶和一碗字母汤。妈妈认为小孩都喜欢字母汤。汤里漂浮着白色的字母意大利面，大多是大写字母A、O、S和R，也有一些X和Z。小时候，我会把字母捞出来，放在盘子边上拼成词语，或者按照我的姓名的字母顺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吃掉。此时，我只是喝汤，对其余的都不感兴趣。汤是橘红色的，有香味，但字母没有味道。

电话铃响了，是格蕾丝打来的。“你想出来玩吗？”她问。她的声音平稳、僵硬而空洞，像一张蜡光纸。我知道科迪莉亚站在旁边。如果我说不就会挨骂，如果我说好就必须出去，我说了好。

“我们来接你。”格蕾丝说。

突然间，我的肚子感觉一阵闷，很沉重，仿佛装满了泥土。我穿上防雪服和靴子，戴上针织帽子和手套。我告诉妈妈要出去玩。“小心别着凉。”她说。

阳光照射在雪地上，很刺眼。积雪上结了一层冰，顶层的雪已经融化，然后又结成了冰。我的靴子踩在雪地上，踩破了冰，留下了清晰的脚印。我一个人也没有看到。我迎着雪地上的白色炫光，走向格蕾丝家。空气好像在波动，是光线太强了，我能听到光线压迫我的眼睛的声音。我感觉我的身体是半透明的，就像手握着手电筒的灯头，或者在杂志上看过的水母，水母漂浮在海上，就像水汪汪的肉球一样。

我看到她们三个出现在街道的尽头，看起来还只是黑影，她们正朝我走过来。她们的外套好像都是黑色的。她们走近时，脸看起来也是黑的，应该是背着光造成的。

科迪莉亚说：“我们说会来接你，没说你可以到这里来。”

我什么也没说。

格蕾丝说：“我们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应该有所反应才对。”

科迪莉亚说：“怎么了？你聋了吗？”

她们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我感到恶心，转过身，吐在了路边的一个雪堆上。我不是故意要吐的，也没想到我会恶心成这样。每天早上，我都觉得胃不舒服，我已经习惯了，但这次是真的吐了，字母面汤混合着奶酪碎片，字母面也是嚼碎的，吐得到处都是。

科迪莉亚什么也没说，格蕾丝说：“你还是回家去吧。”卡罗尔在她们后面，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了，她说：“她脸上有东西。”我走回家里，防雪服的前襟沾着呕吐物，我闻着这些秽物的气味，鼻子和喉咙里也还有，也能尝到它的味道，感觉像胡萝卜渣。

我躺在床上，身边放着擦洗桶，我发烧了，感觉身体很轻，好像马上要飘起来。我吐了好几次，直到只能吐出一点绿色的汁液。妈妈说：“我想我们也会吐的。”她说得没错。晚上，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干呕的声音和马桶冲水的声音。生病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安全，感觉自己很渺小，就像裹在温暖的棉絮里一样。

我开始经常生病。有时候，妈妈拿着手电筒看着我的嘴巴，摸摸我的额头，量量我的体温，然后送我去上学，但有时候我可以待在家里不用去上学。生病的时候，我会如释重负，仿佛我已经跑了很长的路，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虽然不能一直歇，休息终究是暂时的。发烧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会觉得心中空空的，什么都不用想。我喜欢冰凉的东西，我喜欢喝淡淡的姜汁汽水，许多美味要到生病的时候才吃得到。

我躺在床上，靠着枕头，床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杯水。我听着妈妈在远处干活儿的声音：打蛋器和吸尘器的声音，收音机里的音乐，地板擦光机的声音就像湖水拍打着岸边。冬日的阳光透过半掩着的窗帘斜射进来。我终于有窗帘了。我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灯罩是浅黄色的不透明玻璃，里面有两三只死苍蝇，苍蝇傻乎乎地钻进去跑不出来，开灯的时候灯上会有黑影子，看起来就像混浊的果冻。有时候，我会看着门把手。

有时候，我会从杂志上剪下来一些图片，用乐贝齐牌的胶水粘到剪贴簿上，胶水瓶的样子和国际象棋的主教很像。我从《好管家》《女性居家杂志》《女主人》等杂志上剪下了一些女性的照片。如果我不喜欢她们的脸，我就把她们的头剪掉，拿别人的头嫁接在上面。这些女人穿着长裙，袖子宽松，裙摆也很宽松，腰上紧紧地系着白色的围裙。她们会往马桶里面喷杀菌剂，杀掉里面的细菌，用肥皂清洗窗户，也用肥皂洗脸上的斑点和油油的头发。她们会清除身上奇怪的气味，用洗手液洗擦皮粗肉糙的手，拿卫生纸擦脸。

其他图片上的女人行为举止都不是很恰当。有的太八卦，有的穿着邋遢，有的专横霸道。有的太喜欢织东西，都上瘾了。“无论是走路的时候，骑车的时候，站着的时候，还是坐着的时候，她到哪里都要织东西。”有一张照片的说明文字这样写着。这张图片上面的女人正在电车上织东西，她的针戳到了旁边的人，毛线团沿着过道滚开。有些女人旁边有一只“守望鸟”，红黑相间，眼睛很大，细长的双腿，像孩子画的。“守望鸟专盯多事的人。”图片说明文字写着，“这只鸟一直盯着你。”

我明白了，追求完美是无止境的，犯错是必然的。长大以后，无论你如何努力擦洗，你的脸上总会还有一些污点或斑点；无论你如何谨慎，总还会做出一些愚蠢的行为，让外人看了皱眉头。但是，我还是很乐于剪下不完美的女人粘到我的剪贴簿上，她们额头上的皱纹表明她们内心不平静。

中午，广播在播放《快乐帮》节目，“快乐帮”在敲门。

“快乐帮”让我感到十分焦虑。如果不快乐又不健康，会怎样？他们没说。他们总是快乐的，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不相信有人能永远快乐。所以，他们有时是在撒谎。那么，什么时候是在撒谎呢？他们的笑声什么时候是假的呢？

稍后是“自治领天文台官方报时信号”。首先是一连串的短信号，像来自外太空的嘟嘟声，接着是沉默，然后是一个长信号。长信号表示一点钟。时间在流逝。在长信号到来之前的沉默中，未来的轮廓正在形成。我翻过身来，脸朝下，把头埋在枕头里，不想听到任何声音。

27

冬天的积雪融化了，随处可见黑乎乎的煤渣、湿漉漉的废纸和枯树叶，简直一片狼藉。我们家的后院出现了一大堆表土，还多出来一堆卷起来的方形草皮。爸妈穿着满是泥巴的靴子和沾着泥点的裤子，把草皮盖在后院的泥土上，像铺浴室的瓷砖一样。他们拔掉了茅草和蒲公英，种下大葱和一排莴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几只猫，刨着松软的地面，把种子和幼苗都刨掉，爸爸拿起一把拔起来的蒲公英向它们扔过去。他说：“滚开，抓不到老鼠的笨猫。”

嫩芽渐渐变黄，跳绳派上了用场。我们站在格蕾丝家的车道上，旁边是那棵深粉色的蛇果树。我甩绳子一头，卡罗尔甩另一头，格蕾丝和科迪莉亚跳，空气中洋溢着欢快的氛围。

我们齐唱：

格蕾丝在中间蹦蹦跳跳，转过身，弯腰摸了地面，从容地抬起一只脚接着跳，始终笑嘻嘻的。她很少绊到绳子。

这首歌有点吓人，也有点不体面。有些表达也不明不白：强盗为什么会下那么奇怪的命令？小姐为什么要转身？听起来小姐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在表演技巧。结尾的“赶紧滚蛋”是什么意思？强盗还在家里的时候，她是不是就“滚蛋”了？所以强盗可以随心所欲，想要什么拿什么，不想要的就砸烂，还是说她彻底完蛋了？我仿佛看见她吊在蛇果树上，跳绳勒住她的脖子。我没有替她伤心。

阳光灿烂，消失了一整个冬天的弹珠又回来了。孩子们的声音在校园里此起彼伏：“纯种……纯种……金属弹子……金属弹子……二对一喽。”我听着感觉像幽灵在召唤，或者是掉入陷阱的动物在疲惫而痛苦地哀嚎。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走过木桥，我跟在其他几个人的后面。在木板塌下去的地方，透过破洞，我可以看到下面的地面。我记得很久以前，在桥下的某个地方，我哥哥埋了满满一罐纯种、水宝和猫眼。罐子还埋在地下，正在黑暗中悄悄地发光。我想自己一人下去，虽然那里有看不见的“坏人”，我想去把那些宝贝挖出来，那些宝贝都应该归我一人所有。也许，我永远都找不到罐子，因为我没有藏宝图，但我喜欢琢磨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我把我藏了一整个冬天的蓝色猫眼从抽屉里拿了出来。我举起它，让阳光穿透它，仔细端详。里面的“眼睛”非常蓝，颜色非常纯正。就像一只蓝色的眼睛冻在冰块里面。我带着它去学校，一直放在口袋里，不会拿出来让人家弹。我守护着它，手一直抓着它。

“你口袋里是什么？”科迪莉亚问。

“没什么，”我说，“就一颗弹珠。”

现在是玩弹珠的季节，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弹珠。科迪莉亚没有继续追问。她不知道这颗猫眼的力量，它可以保护我。有时候带着它，我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景象。我看到路上的行人就像会动的玩偶一样，他们色彩缤纷，嘴巴张开又闭上，但说不出话来。虽然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但我没有任何情感反应。我只有眼睛是活跃的。

我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间比往年都要晚。我们一直待到放暑假，白昼很长，到了要睡觉的时候，天还亮着，空气湿热，像一条热气腾腾的毯子笼罩着街道。我喝葡萄汁，但味道不像葡萄，倒像是杀虫剂。我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北方。我一直给自己打预防针，我们可能去不了北方了，降低期待才能避免失望。尽管我有猫眼，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地方住太久，否则我会“内爆”。我在《国家地理》上看到过一篇关于深海潜水的文章，文章说潜水员必须穿上厚厚的金属服装，否则水下无形的巨大压力会挤压着你，直到你“内爆”。我从这篇文章里学到了“内爆”这个词。内爆的时候会发出沉闷的声音，就像关上一扇铅门。

我像个包裹一样被塞进汽车的后座，格蕾丝、科迪莉亚和卡罗尔站在苹果树下看着。我弯下腰，避开她们的视线。我不想假装有离别的不舍。车开过去的时候，她们朝我们挥手。

车向北行驶，我们把多伦多甩在身后。渐渐地，多伦多就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抹褐色，像是远方燃烧的烟雾。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回头去看。

树叶越来越小，颜色越来越黄，叶边越来越卷，空气越来越清爽。我看见路边有一只乌鸦，正在啄食一只被汽车撞死的豪猪。豪猪就像长着毛刺的野果，粉红色的内脏被啄得一塌糊涂，像被搅烂的蛋黄。我看到北面花岗岩拔地而起，公路从中间穿过。我看到一个湖，沿岸岩石陡峭，许多枯树倒在湖边的水草里面。我看到了锯屑焚烧炉和火情瞭望塔。

三个印第安人站在路边。他们不卖东西，没有篮子，现在还没到卖蓝莓的时候。他们在那儿站了很久。我见过他们很多次，但只是作为风景来看。我从车里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注意到我了吗？大概不会。他们不熟悉我，最多也就是看到路过车辆里的一张脸。我对他们没有要求，对这里的一切都没有要求。

我坐在车里，等着爸爸妈妈买杂货回来，在后座可以闻到汽油和奶酪混杂的气味。车子停在一家商店的旁边，商店是木板搭的，风吹日晒，已经松松垮垮，灰色的外墙钉着各种广告牌，分别写着：黑猫牌香烟、球员牌香烟、可口可乐。这些广告牌算是帮了忙，让商店的木板不至于散架。这里算不上一个村子，就在公路边的一个开阔地，靠近河边，旁边有一座桥。我曾经想知道这条河的名字。斯蒂芬站在桥上，往上游扔木头片，看看从桥的另一边冒出来需要多久，以此计算水流的速度。黑蝇四处飞舞，有些钻进了车里，有些在窗户上爬，飞起来，接着又落到窗户上爬。我一直看着它们，我能看到它们弧形的背，腹部像暗红色的小灯泡。我把它们拍烂在玻璃上，留下一摊红色的污迹，那是我自己的血。

我的感觉不是喜悦，而是解脱。我的喉咙不再紧绷，我也不再咬紧牙关，脚上的皮肤又长回来了，手指的伤口也部分愈合。我走路的时候不用担心人家在背后盯着我、议论我，也不用关心我说话的声音。我走了很久，什么也不用说。我现在可以不说话，回到从前的状态，回到一种无常的节奏，就像在床上一样。

今年夏天，我们在苏必利尔湖北岸租了一幢小木屋。周围还有一些小别墅，大部分都是空的，没有别的孩子。这个湖很大，很冷，水蓝蓝的，很危险。货船会沉下去，人会淹死在里面。起风的时候，浪花滚滚而来，几乎可以媲美大海的浪潮了。即便这样，我还是会在里面游泳。我走进冰冷的水中，先是脚板被水淹没，然后双腿也慢慢进入水中，又长又白，看起来比在陆地上还要细。

沙滩很宽阔，远处有一片鹅卵石。我常去鹅卵石那边玩。顾名思义，鹅卵石是圆的，长相跟海豹很像，但很坚硬，在太阳下晒久了会变热，晚上气温低，但鹅卵石温度不会马上降下来。我用布朗尼相机拍了鹅卵石的照片，我用牛的名字给它们命名。

岸边的沙丘上有沙滩植物，有毛蕊花和紫云英，紫云英会开紫色的花，结小小的苦豆荚，还有会割伤腿的野草。再后面是森林，里面有橡树、枫树、桦树和杨树，还有香脂树和云杉。有时候也会碰到毒藤。这是一个神秘、危险的森林，但不容易迷失方向，因为它离海岸很近。

有一次，我在森林里发现一只死乌鸦，它比活着的时候看起来更大。我用棍子戳了戳它，把它翻过来，它身上已经长了蛆。气味像腐肉，像铁上的锈。更奇怪的是，我觉得它像我吃过一次但不记得名字的食物。乌鸦是黑色的，但不像一种颜色，更像一个洞。它的喙是黑色的，像牛角，也像灰指甲。它的眼睛已经干瘪了。

我以前也见过死的动物，死青蛙、死兔子，但没有见过死这么透的。它那双干瘪的眼睛看着我，我这根棍子可以戳穿它。不管我把它怎么样，它都不会有任何感觉。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人能把它怎么样。

在湖边钓鱼很难，没有地方可以站，也没有码头。由于水流比较急，我们不能私自坐船外出，反正我们也没有船。斯蒂芬不会闲着，他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湖上的货船，画了各种船只的烟囱。他给自己设国际象棋残局，然后自己破。要么他就劈引火柴，或者拿着一本蝴蝶书一人去散步。他捉蝴蝶并不是想用图钉把它们钉在板上，就是想看看，辨认一下品种，数数有多少只。他会逐一记下来，列在书页背面。

我喜欢看那本书里的蝴蝶图片。我最喜欢的是月形天蚕蛾，这种蛾身材肥大，浅绿色的翅膀上有新月形图案。哥哥捉到一只，拿来给我看。他说：“不要碰它。翅膀上的粉末掉了，它就不能飞了。”

我不和他下棋。我没有画货船的烟囱，也没有记录蝴蝶。对于我赢不了的游戏，我没有兴趣。

在森林的边缘，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就有樱莓树。红色的野樱莓正在成熟，变得半透明。它们太酸了，吃了会感到口干。我摘了野樱莓，扔进一只猪油桶里，然后把枯枝和枯叶拣出来，妈妈要用野樱莓做果冻，先把它们煮开，用果冻布袋把果核滤掉，加了糖，把热果浆倒进罐子里，盖好，用石蜡封住。红罐子很漂亮，我数了一遍又一遍。我是出过力的。果冻的样子看起来非常诱人。

仿佛是得到了冥冥之中的允许，我开始做梦了。我梦中的世界色彩鲜艳，没有声音。

我梦见死去的乌鸦还活着，只是它样子没有变，死气沉沉的。它跳来跳去，拍打着腐烂的翅膀。我醒了，心怦怦地跳。

我梦见我在多伦多，穿着冬装，但连衣裙不合身。我把连衣裙套到头上，然后好不容易才把胳膊伸进袖子里。我走在街上，身体有一部分裸露在裙子外面，非常羞愧。

我梦见我的蓝色猫眼在天空中闪着光芒，像太阳一样，或者说像介绍太阳系的图书里面的行星。但是它不温暖，反而很冰冷。它渐渐靠近，但没有变大。它从天而降，璀璨，亮晶晶，径直朝我的头上落下。它击中了我，直接进入我的体内，但不疼，就是感觉很冷。我冻醒了。我的被子掉在地板上。

我梦见溪谷上的木桥正在倒塌。我站在上面，木板分崩离析，整座桥都在摇晃。我踩着剩下的木板，抓住栏杆，小心翼翼地走着，但我爬不上有人站着的小山，因为桥两头都没有和地面连接。妈妈就站在山上，在和别人说话。

我梦见我在摘野樱莓，然后把它扔进猪油桶里。其实那不是野樱莓，而是颠茄果实，是一种半透明的红色浆果。浆果里面装满了血，就像黑蝇的身体一样。我的手一碰到，它们就裂开了。紧接着，我的手上就沾满了血。

我没有梦到科迪莉亚。

傍晚，爸爸和我们一起在沙滩上玩捉迷藏，他奔跑的姿态像熊一样笨拙，还一边笑嘻嘻地学着狗叫：“汪，汪，汪。”一分和十分的硬币从他的口袋里甩出来，掉到沙子里。远处的船只缓缓驶过，屁股后面好像飘着烟，夕阳西下，四周一片粉红，异常宁静。我看着脸盆上方的镜子：我的脸是棕色的，比以前更圆了。小厨房里有柴火灶，妈妈冲我笑，一只胳膊抱着我，这让我很开心。有些晚上，我们会吃棉花糖，这也算是一种犒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