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过去，辛普森百货的地下室里只卖廉价衣服和扳手，如今可谓金碧辉煌。进口巧克力堆成了一座座金字塔，有一个冰激凌柜台，有一排排花花绿绿的饼干和罐装食品，印在包装上的保质期一天天临近，像有个小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居然还有一个意式咖啡柜台。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是顶级的，可是，从前上中学的时候，我常常用少得可怜的买衣服“专款”来这里买睡衣，打折促销的那种，尺寸通常偏大一码。这么多巧克力，让我吃惊不已。看着它们我就想到了圣诞节，吃腻了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坐在意式咖啡柜台前，点了一杯卡布奇诺，看到这么多的甜食，我感觉迈不动腿了。意式咖啡柜台的台面是深绿色的大理石，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柜台上方罩着可爱的顶棚，仿佛置身于意大利，柜台边放着可旋转的小凳子。从这里可以看到修鞋柜台，虽然不是富丽堂皇，但样子也挺让人放心的。尽管这里有这么多巧克力，人们还是会来修鞋，不会一有磨损就扔掉。

我想起了我童年穿过的一双棕色的牛津鞋，脚趾的位置都磨破了，但打了鞋掌，装了新的鞋跟；有一双脏兮兮的白色跑鞋，看样子随时会四分五裂；还有一双棕色凉鞋，穿这双凉鞋的时候，都要穿袜子。大多数鞋子都是棕色的。我不由得想起了用高压锅烧的炖肉，肉汤里放了软塌塌的胡萝卜和土豆，还有洋葱片。高压锅的顶部有一个东西像口哨。如果不小心，盖子会像炸弹一样飞起来，胡萝卜和土豆会向上冲，像糨糊一样粘在天花板上。妈妈碰到过一次。幸运的是，当时她不在厨房，没有被烫伤。看到当时的情景，她并没有大呼小叫。她笑着说：“不是弄镀金姜饼才这样吗？”

家里的饭大多是妈妈烧的，但烧饭不是她最喜欢的事情。她不太喜欢做家务。地下室里有个皮箱，除了一件二十年代的割绒晚礼服和一条马裤，里面还有几件银器：精致的盐瓶和胡椒瓶，鸡脚形状的糖钳和雕刻着玫瑰花的银碗。银器都放在下面，用纸巾包着，渐渐变成了黑色，要不是放在底下，就得经常擦。我们的刀叉和勺子要经常擦，雕刻图案的地方要用一把旧牙刷来刷。餐桌的桌脚也刻着卷形花纹，特别会沾灰尘，简直可以叫作“吸尘器”。别人放在壁炉台上的东西也一样，妈妈说这些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不过，她很喜欢做蛋糕，而我则喜欢琢磨这件事。

如果我是妈妈，我会怎么样？她肯定已经意识到我有什么情况。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她肯定就注意到了，我喜欢沉默，我爱咬手指，我嘴唇上有黑痂，那是因为我把皮一条条撕下来了。如果我的孩子发生这种事情，我会知道该怎么办。但然后呢？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画过一个关于妈妈的系列，有六幅图，六个面框，像两张三联画，或者分成两组的连环画，一组三幅在上面，另一组三幅在下面。上面一组的第一幅是彩色铅笔画的妈妈，在城里的厨房里做饭，穿着四十年代末的连衣裙。她也有一条围兜，印着蓝色的花，海军蓝的绲边，她有时也会围着这条围兜。第二幅是拼贴画，也是妈妈在厨房里做饭，是剪了《女性居家杂志》和《女主人》的插图拼贴的，不是照片，而是创作的艺术品，有不新鲜的绿色、褪色的蓝色和脏脏的粉红色。第三幅也是妈妈在厨房里做饭，白色的底、白色的造型，凸起部分是用烟斗通条排列的，粘在一个白布覆盖的背板上。从左往右看，妈妈似乎在慢慢从现实生活中消失，渐渐变成一个巴比伦浅浮雕的影子。

下面一组刚好相反，都是同样的内容，但首先是烟斗通条，中间是拼贴画，最后是色彩齐全的写实绘画。在画里面，妈妈穿着休闲裤、靴子和男式夹克，在室外的火上煮野樱莓果酱。这一组可以解读为“实体化”的进程，从烟斗通条的朦胧影像过渡到阳光照射下的实体。

我把这个系列命名为“高压锅系列”。因为创作的年代以及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有人说这一组画的真正主题是“大地女神”。因为妈妈不喜欢做家务，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有人认为画的主题应该是“奴役女性”，还有人认为这些画表现的是女性在消极琐碎的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我画的只是妈妈在做饭，再现四十年代末做饭的方式和场所。

这一系列是在她去世之后不久画的。我想可能是我想念她了，想让她复活。可能是我想让她永垂不朽，尽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垂不朽。她的这一组画像是有时间性的，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一样。

我喝完卡布奇诺，付了钱，留了小费给端咖啡的意大利服务员。我知道我不会再在美食广场里买东西了，我怯场了。平常，或者说在别的城市，我是不会怯场的。我是一个成年人，购物是家常便饭。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怎么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呢？回去的时候，我路过街角的商店会进去，那里有牛奶，卖到半夜，还有不那么新鲜的切片白面包。现在，这种商店大多是班纳杰先生那样的人或者中国人经营的。他们不一定比过去那些脸色苍白的白人店主更友好。不过，他们不太喜欢我们。他们不喜欢什么更容易猜到，尽管不会那么精确。

我走上自动扶梯，回到散发着香水气息的一楼。这里的空气不好，麝香气味浓烈，还有强烈的金钱气息。我走出百货，向西走，经过摆着表情冷峻的人体模型的橱窗，经过外形像两片贝壳的市政厅。

前面有个人躺在人行道上。人们绕着走，低头看一眼，就移开视线，继续前进。我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不关我的事。

走到那边的时候，我看见那是一个女人。她仰面躺着，眼睛盯着我。“女士，”她说，“夫人。夫人。”

“夫人”这个词耳熟能详。高贵的夫人；黑夫人；她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夫人；老夫人蕾丝；听着，夫人；夫人，您要去哪里；夫人盥洗室，也叫作女厕所，在这个情景下，夫人就是个女人。可是，“夫人”这个词还是很有分量的。如果你迫切需要帮忙，你不会叫人家“女人，女人”，你会说“夫人，夫人”。地上的那个女人就是这么说的。

我想，她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我看到她额头上有血，血不多，但有个伤口。她一定是摔跤了，撞破了头。没有人停下脚步，她一直仰面躺着，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绿色的外套，华达呢面料，脚上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鞋子，胳膊张开。

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眼睛周围晒成棕色的皮肤又红又肿，长长的花白色头发散落在人行道上。“夫人。”她说。她可能还说了别的话，但很含糊，我没听清，但她抓住我了。

我回头看是否还有别人，但没有人愿意帮忙，大家都不理睬我们。我跪下，问她：“你没事吧？”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啊，她怎么可能没事呢？周围有不少呕吐物，酒味很浓。我设想着我可能带她去喝咖啡，那么，去哪里呢？我可能摆脱不了她，她会跟着我回到工作室，吐到浴缸里，躺到日式床垫上呼呼大睡。我简直是众矢之的，他们每次都会逮到我，不管我怎么皱眉头，他们都会把我拽出来。他们就是人行道上的说唱艺人、统一教的信徒和弹吉他的年轻人，他们都向我要钱买地铁票。面对这些可怜的人，我也是很可怜的。

“她只不过是喝醉了。”一个过路的男人说。他是什么意思？只不过？这已经够难受的了。

“来吧，”我说，“我扶你起来。”真没出息，我骂自己。她会向你要钱，你给了她，她就去买廉价的甜酒。不管怎么说，我把她拉了起来，她趴在我身上。如果我能把她拖到墙边，我就能扶她站起来，拍掉她身上的灰尘，然后想办法离开。

“行了。”我说。但她不靠在墙上，而是靠在我身上。她呼出来的口气简直要人命。她哭了，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一样不顾脸面地哭泣；她抓住了我的袖子。

“别抛下我，”她说，“哦，天哪。别抛下我。”她的眼睛始终是闭着的。她的声音很轻，很凄惨。这击中了我内心最脆弱、最多愁善感的部分。但是，我只是一个外人，谁知道她是怎么回事呢？我无能为力。

“好了。”我说。我在钱包里找到一张十元的纸币，揉成一团塞到她手里，希望这样能打发掉她。我是个笨蛋，我的心在流血。我心里有个伤口，在往外面流钱。

“祝福你。”她说。她晃着头，背靠着墙。“上帝保佑你，夫人，我们的夫人保佑你。”这是一个含糊不清的祝福，但谁能说我不需要呢？她一定是个天主教徒。我可以找到一个教堂，把她像包裹一样塞进去。她是他们的，应该由他们来解决她的问题。

“我得走了，”我说，“你会没事的。”我是在说瞎话。她睁大眼睛，大约是想看清楚我是谁。看她的表情，她似乎平静了一些。

“我知道你，”她说，“你是我们的夫人，你不爱我。”

这是个酒疯子，我绝对是帮错了人。我把手从她身上抽出来，好像她是个活的插座。“不对。”我说。但她说得对，我不爱她。她的眼睛不是棕色的，而是绿色的，和科迪莉亚的一样。

我从她身边走开，双手沾满愧疚。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我是个好人。她可能快死了，没人理睬她。

我是个傻瓜，傻瓜经常和好人混为一谈。我不好。

我心眼太多，好不了。我了解我自己。

我知道我报复心强、贪婪、诡秘、狡猾。

29

九月，我们回来了。在北方，夜里很冷，树叶开始泛黄，但城市很热，还很潮湿。噪声大得受不了，到处可以闻到汽油和道路沥青熔化的气味。我们家里的空气很闷，整个夏天房间都锁着。打开水龙头，一开始流出来的水有铁锈。我用淡红色的温水洗了澡。我的身体已经僵硬了，没有了感觉。我通向未来的门正在关闭。

科迪莉亚一直在等我。一看到她站在校车的车站那儿，我就明白了。在夏天到来之前，她时而善良，时而恶毒，时而冷漠；现在，她更严酷，更铁石心肠。她似乎被一种冲动驱使着，她想看看自己能走多远。她把我推向边缘，就像推向悬崖的边缘。后退一步，再后退一步，我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卡罗尔和我现在五年级了。我们有一位新老师，斯图尔特小姐。她是苏格兰人，口音很重。“姑娘们好。”她说。她的书桌上有个果冻罐，插着一小束干石楠花，桌子上还放着一张邦尼王子查理的缩影，这个王子的姓和她的一样，桌子的抽屉里有一瓶护手霜。护手霜是她自己煮的。

下午，她会给自己泡一杯茶，味道不完全像茶。她从一只银瓶子里拿了东西放进去，那个东西的味道压过了茶的味道。她的头发是蓝灰色的，波浪发型，很漂亮。她穿着丝滑的淡紫色连衣裙，走起路来沙沙作响，袖子里塞了一条花边手帕。她经常戴着护士用的白色纱布口罩，盖住鼻子和嘴巴，因为她对粉笔灰过敏。但这并不能阻止她向上课开小差的男生扔黑板刷。虽然她采用低抛，力气不大，但她从不失手。男生被打中之后，必须把黑板刷捡起来还给她。男生似乎都不反感她的这个习惯，他们认为被她击中是一种荣耀。

大家都很喜欢斯图尔特小姐。卡罗尔说我们很幸运能在她的班上学习。要是我有精力，我也会爱她的。但我太麻木了，心事太重。

我把猫眼放在口袋里，可以随时抓着它。它躲在我的手里，就像宝石一样珍贵，用公正的目光，穿透手指的骨头和口袋的布向外凝视。借助它的力量，我又能看得清楚。我的前方是科迪莉亚、格蕾丝和卡罗尔。她们走路的时候，我看着她们，看着影子从一条腿变换到另一条腿，看着她们身上的颜色块，红色开衫的方块，蓝色裙子上的三角形。她们像我面前的木偶，不大，但看得清晰。我可以随意看她们，也可以不看。

我走上通往木桥的那条小路，开始走下坡路，经过长着红色浆果的颠茄藤蔓，经过波浪起伏的树叶，一路上还碰到了潜伏的猫。她们三个已经上了桥，但她们停下来在等我。我看着她们椭圆形的脸，以及每一个人的发型轮廓，她们的脸像发霉的鸡蛋。我的双脚向山下移动。

我想到过成为隐形人；我想到过吃路边灌木丛中致命的颠茄浆果；我想到过去洗衣房里拿画着骷髅头的瓶子，喝瓶子里面的贾维斯漂白剂；我想到过从桥上跳下来，像南瓜一样砸下去，摔得只剩下半只眼睛，嘴巴也只剩下一半。摔成那样，我会死翘翘。这些事我都不想干，我害怕。但我想到过科迪莉亚叫我去干，她的声音不是轻蔑的，而是善良的。我在脑海中听到她亲切的声音。干吧。快点。我会干出这些事来取悦她。

我想是不是要告诉哥哥，请他帮忙。但是，我要跟他说什么呢？我没有挨揍，没有黑眼圈，鼻子也没有流血。科迪莉亚没有动过粗。如果是男生追逐我或者取笑我，他会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不会让男生对我干出这种事情。因为是女生之间的事情，而且没有直接的冲突，只是她们一伙人窃窃私语，他也帮不上忙。

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害怕他会嘲笑我，他会鄙视我，说我面对几个女生都搞不定，只会大惊小怪。

我在厨房里，帮妈妈给松饼烤模涂油。我看着油脂在金属上留下的图案，看着我指甲上的月牙，手指上的肉高低不平。我的手指在烤模里面绕了一圈又一圈。妈妈在调松饼面糊，量了盐，正在筛面粉。筛面粉的声音很干燥，像在磨砂纸。“你不一定要和她们一起玩，”妈妈说，“肯定还有别的女生，你可以和别的女生玩。”

我看着她。我感到一阵心酸，这感觉就像一阵微风吹拂着我。她注意到了什么？她猜到了什么？她会怎么样？她可能会去告诉她们的妈妈。这将是最糟糕的情况，后果我也无法想象。我妈妈不像别人的妈妈，她的思想与众不同。她不像别人的妈妈那样待在家里，她很活跃，是个“不安分”的人。别人的妈妈不去溜冰场滑冰，也不会一个人去溪谷里散步。我妈妈的成长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我想起了卡罗尔的妈妈，她穿着两件套，似笑非笑；科迪莉亚的妈妈戴着眼镜，表情空洞；格蕾丝的妈妈别着发夹，围裙很宽松，耷拉着。我妈妈会出现在她们家的门前，穿着休闲裤，手里抓着一束杂草，和周围很不协调。她们不会相信她的话。

她说：“我小的时候，如果有小孩子骂我，我们常常这样说：‘棍子和石头会打断我的骨头，但你们无论怎么骂，都骂不痛我。’”她和着面糊，双手很有力，很干练。

“她们没有骂我，”我说，“她们是我的朋友。”对这句话我是相信的。

“你要学会捍卫自己，”妈妈说，“别让她们摆布你。要有主心骨。你要站得更挺直一些。”她把面糊倒进烤模里。

我想到了沙丁鱼和它们的脊骨。沙丁鱼的脊骨是可以吃的，沙丁鱼的骨头很酥，一咬就碎，甚至一碰就断。我自己的主心骨肯定就是这样的，存在跟不存在没什么差别。我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没有主心骨。

妈妈放下碗，搂住我。“我真希望我知道该怎么办。”她说。这是在忏悔。现在，我明白了我一直在怀疑什么：就这件事来说，她是无能为力的。

我知道，松饼面糊调好之后必须马上烤，否则会变结板，那样就废了。我不能为了寻求安慰而让妈妈放下手里的活儿。我要是强求安慰，我所剩无几的脊骨将会彻底化为乌有。

我挣脱妈妈的怀抱。“要放进烤箱了。”我说。

30

科迪莉亚带着一面镜子去学校。那是一面袖珍镜子，可以放在口袋里，长方形的，没有边框。她把镜子从口袋里拿出来，举在我面前，说：“照照你自己！快照！”她的声音里充满厌恶，感觉她已经受不了了，仿佛我的脸上有东西，有很过分的东西。我照了照镜子，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是嘴唇上被我咬掉皮的地方有黑色的斑点。

爸爸妈妈要举行桥牌派对。他们把客厅里的家具推到墙边，打开两张折叠的金属桥牌桌，摆了八把椅子。每张桌子中间都有两个瓷盘，一个放着咸坚果，另一个放着糖果，这些糖果被称为“桥牌调味剂”。每张桌子上还有两个烟灰缸。

然后，门铃开始响起来，陆陆续续有人来了。房子里充满了香烟的味道，那种味道很奇怪，到了第二天早上还能闻到，第二天早上也还有一些吃剩下的糖果和咸坚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笑声会越来越响亮。我躺在床上听着阵阵笑声。我觉得我被孤立了，被冷落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就叫作“桥牌”，为什么打桥牌还会有这些噪声和气味。桥牌和桥没有联系。

有时候，班纳杰先生会来参加桥牌派对。我穿着绒布睡衣，潜伏在门厅的角落里，想偷偷看他一眼。我不是特别喜欢他。我之所以想见他，是出于焦虑，或者说我觉得和他同病相怜。我想看看他是如何管理生活的，看看他是如何应对生活中的问题，例如被迫吃火鸡。他阴沉着脸，眼神忧郁，笑声有点歇斯底里，如此看来，他的情况不太好。但是，如果他能应对各种压力、各种困扰，那么我也能。我就是这么想的。

伊丽莎白公主要来多伦多了。她偕同她的公爵丈夫一起访问加拿大，这是王室的访问。收音机里播放着人们的欢呼声，还有庄重的声音描述着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每天的颜色都不一样。这时，收音机播放着滨海三省的弦乐。我趴在客厅的地板上，《多伦多明星报》摊开在地板上。我支着胳膊，仔细看着头版上伊丽莎白公主的照片。她显老，样子很普通，不再是伦敦大轰炸期间穿着女童子军制服发表演讲的那个模样，但也不像挂在教室后面的女王那样穿着晚礼服、戴着钻石王冠。像一般人一样，她穿着朴素的套装，戴着手套，拎着一个手提包，戴着一顶女式的帽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公主。翻开报纸，里面有一整页关于她的报道，配有照片，一群女人在向她行屈膝礼，有几个小女孩给她献花。她低头朝她们微笑，永远是那种亲切的笑容，报纸上说她光彩照人。

以后的每一天，我都趴在地板上看报纸，看着她在地图上穿行。她坐着飞机、坐着火车、坐着汽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我记住了她计划穿过多伦多的路线。我有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她，因为她的车会经过我们家，有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穿过墓地，路边有新种的树和许多推土机推起来的土堆，还有五座新的泥山，这条路经过我们家。

泥山在我们家这边。这些泥山是最近才出现的，从前，那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地。每座泥山旁边都有一个洞，形状像地窖，底部有一汪泥水。哥哥说有一个洞是他的，他计划自己继续挖掘，从顶部向下挖，然后从侧面挖，做一个侧门。不知道他想在里面干什么。

我不知道公主为什么要路过这些泥山。我不认为她是想来看这些泥山，但我不确定，因为她看了许多似乎也没有多大意思的东西。有一张照片是她在市政厅外，还有一张是在鱼罐头厂的旁边。但是，不管她想不想看，泥山是个不错的观测点。

我期待着公主的到来，但我不确定为什么期待。这是那个在伦敦冒着炮火发表演讲的公主，是个勇敢的公主。我想，那一天会有事情发生。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

王室访问团最终抵达多伦多。那是一个阴天，偶尔有阵雨，人们说这像是天在“吐痰”。我早早出门，站在中间的泥山顶上。路边杂草丛生，也站着人，有大人，也有孩子。有些孩子挥舞着英国国旗。我也有一面国旗，是上学的时候学校发的。人不算多，因为住在附近的人不多，有些人还可能去了市区，那里有人行道。我可以看到格蕾丝、卡罗尔和科迪莉亚，她们站在通往格蕾丝家的那条路的路边。我希望她们不会看到我。

我站在泥山上，国旗耷拉在杆子上。时间不断流逝，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想也许我应该回家听收音机，通过收音机，我可以知道公主还有多远，但是，突然有一辆警车从左手边开过来，刚刚经过墓地。天开始下毛毛雨，远处传来欢呼声。

接着来了一些摩托车，然后是几辆汽车。我看到站在路边的人把手臂伸向空中，欢呼声此起彼伏。尽管路上坑坑洼洼，汽车还是开得很快，太快了。我看不出哪辆车是公主的。

后来我看到了。公主洁白的手套从车窗里伸出来，不停地挥舞着，那辆车就是公主的车。车已经来到我的面前，马上就开过去了。我没有挥动英国国旗，也没有欢呼。因为等我看到已经太晚了，我还没有回过神呢，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张开双臂跑下泥山，张开双臂是为了保持平衡，然后扑到公主的车前。我扑到了车前，或者说扑在车上，几乎要冲进车里去。然后，公主叫停车。为了避免撞到我，她必须叫停车。我不会设想我被拉进王室的汽车带走，我还没有那么荒谬。再说，我不想离开爸爸妈妈。但是，该发生的变化还是会发生，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

汽车载着戴手套的公主开走了，拐了一个弯就看不见了，我一动不动。

31

斯图尔特小姐喜欢艺术，她让我们把家里爸爸的旧衬衫带去学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弄脏衣服的情况下做更激进的艺术尝试。当我们忙着剪、涂、贴的时候，她戴着护士的口罩，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从我们的背后看我们在画什么。如果有人，或者说有个男生，故意画了一幅傻乎乎的画，她会把那幅画拿过来，举得高高的，用嘲讽而又愤怒的语气说：“这个小伙子自以为很聪明。他是自作聪明。”然后，她会用拇指和指甲弹他的耳朵。

按照她的吩咐，我们制作了日常熟悉的物品，像南瓜和圣诞铃铛，但她也让我们做了其他的东西。我们用圆规画了复杂的花卉图案，把奇怪的东西粘到纸板背面，包括羽毛、亮片、染色花哨的通心粉片、吸管。我们也在黑板上或棕色的卷纸上画画。我们画的是外国的风貌：墨西哥有仙人掌和戴着大帽子的男人；中国有戴着瓜皮帽的男人和两侧都有眼睛的船只；印度有穿着丝绸、体态优雅的女人，她们头上顶着铜罐，额头上装饰着珠宝。

我很喜欢这些外国风貌，我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我迫切需要相信，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外国人是存在的。尽管在主日学校，我被告知外国人要么是挨饿的穷鬼，要么是异教徒，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尽管我每个周日奉献的善款都给了他们，想要改变他们，让他们有的吃，让他们打扮得像模像样。兰姆莉小姐认为他们很狡猾，喜欢吃稀奇古怪甚至恶心的食物，对英国人很不友好，会危害英国人。但我更喜欢斯图尔特小姐的说法，她说，他们头上的黄色太阳是欢快的，棕榈树的绿色是清澈的，他们穿的衣服上鲜花盛开，他们的民歌是喜气洋洋的。那边的女人说话很快，她们的语言我听不懂，她们笑的时候会露出洁白完美的牙齿。如果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我可以去那儿。我不必待在这里。

“今天，”斯图尔特小姐说，“我们要画放学后做的事情。”

其他人都趴在桌子上画。我知道她们都在画什么，有的画跳绳，有的画快乐的雪人，有的画收音机，有的画和狗玩的情景。我盯着我面前的纸，我的这张纸仍然是空白的。最后，我画了我的床，而我则躺在床上。我的床有一个深色的木质床头板，床头板上有花纹。我还画了窗户和五斗柜。我涂了夜晚的颜色。我拿着黑色蜡笔的手越来越用力，越涂越重，直到整个画面变得黑乎乎的，只剩下我的床和我靠在枕头上的头依稀可见。

我看着这张图，心里有点害怕。这不是我要画的，和别人画的截然不同，这是错误的。斯图尔特小姐会对我失望的，她会说我是自作聪明。我能感觉到她就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画画，我能闻到她的护手霜的气味，还有一种像茶又不像茶的气味。她一直在走动，我能看见她，在护士口罩的上方，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也看着我。

她在我身后站了一阵子，什么也没说。然后，她用不算严厉的口吻说：“亲爱的，为什么你画得那么黑暗？”

“因为是夜里。”我说。我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这个回答傻乎乎的，像个白痴说的话。我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明白了。”她说。她没有说我画错了，她也没有说，放学后，除了睡觉，我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她抚摸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向前走。她的抚摸就像一根刚熄灭的火柴，还发着微光，发着热。

在教室的窗户上，用纸剪的红心越来越多。我们用一个纸箱做了一个巨大的情人节邮箱，在纸箱上糊了粉红色的皱纹纸，还贴了有卡纸花边的红心。箱子顶部留一个口子，一个狭长的孔。我们把情人节贺卡从这个口子塞进去，贺卡一般是从在伍尔沃思连锁店买的书上剪下来的，也有特别的，送给我们特别喜欢的人。

这一天，整个下午都在搞派对。斯图尔特小姐喜欢搞派对。她带来了几十块自己做的心形奶油酥饼，上面有粉色的糖衣和银色的小球，还有肉桂色和淡粉色的心形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话，那是以前的人写的，不是我们写的。这些卡片上分别写着：好棒；她是我的宝贝；啊，你这个孩子！

斯图尔特小姐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看着我们。有几个女生打开盒子，然后分发情人节贺卡。我的桌子上堆满了贺卡，大多是男生送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这些贺卡字迹潦草，许多没有签名。有些只写了名字的首字母，或者叫我猜猜他是谁？有的写了X，有的写了O。如果是女生送的贺卡，签名都是整整齐齐的，写了全名，是谁送的一目了然。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卡罗尔咯咯地笑着，向我们炫耀男生送给她的贺卡。我收到的男生贺卡比她多，六年级的科迪莉亚和格蕾丝收到的也不如我多。这个只有我知道。在学校，我把贺卡藏在书桌里面。

在回家的路上，我也不让她们看见。她们问起来的时候，我就说不多。我努力守住这个秘密，这是新鲜的秘密，但我见怪不怪，因为男生一直是我的秘密盟友。

卡罗尔只有十岁零九个月，但她的乳房已经在发育了。不是很大，但是乳头不再是平坦的，而是尖的，下面有肿块。很显眼，因为她喜欢挺胸，她穿着毛衣，故意拉得很紧，这样乳房就凸出来了。课间，她会“抱怨”有乳房很麻烦，很疼，可能得戴胸罩了。科迪莉亚说：“闭嘴吧，就一对奶子，有什么好说的。”她年纪更大，但她的乳房还没有发育。

卡罗尔经常把自己的嘴唇和脸颊弄得红红的。她在她妈妈的废纸篓里找到一管旧的口红，把它藏了起来，然后放在口袋里带到学校。放学后，她用小指尖抹一点涂在嘴唇上。在我们到她家之前，她就拿纸巾把口红擦掉，但擦不干净。

我们在楼上她的房间里玩。我们去厨房喝牛奶的时候，她妈妈问她：“小姐，你脸上怎么回事？”就当着我们的面，她拿起一块脏抹布给卡罗尔擦脸。“别让我再发现你做这种事情！你小小年纪，真不害臊。”卡罗尔挣扎着，又哭又闹。我们看着，既震惊，又激动。“等你爸爸回家，你看他会怎么样。”她妈妈用冷酷、愤怒的声音说，“丢人现眼！”好像单单被人看就是错的。然后，她想起来我们还在这里，说：“你们走吧。”

两天后，卡罗尔说她爸爸把她狠狠揍了一顿，用皮带头抽她的光屁股。她说她疼得坐不下去。她的言语之中充满自豪。放学后，在她的房间里，她给我们看了她的屁股。她拉起裙子，拉下内裤，果然有伤痕，像是划的，不是很红，但还是有。

这很难证明卡罗尔的爸爸曾经用皮带头抽过她。坎贝尔先生和蔼可亲，他留着小胡子，软软的。他时常叫格蕾丝“美丽的棕色眼睛”，叫科迪莉亚“半边莲小姐”。很难想象他会用皮带打人。但是，爸爸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都是难以猜测的。例如，我知道史密斯先生的心底里藏着一个离家出走的念头，这不用人家告诉我。在我们面前，科迪莉亚的爸爸偶尔也很有魅力。他会开一些玩笑，他的笑容就像一张广告牌。那么，她为什么害怕他呢？她就是害怕。除了我爸爸，所有的爸爸白天都是看不见的，白天是属于妈妈的。爸爸通常在晚上才出场。爸爸在黑暗中回家的时候，拥有无法形容的巨大能量。他们的能量不是肉眼可以看清楚的。所以，我们相信卡罗尔被她爸爸的皮带抽过。

卡罗尔说，早上，刚好床铺还没有整理，她发现她妈妈的床单上有一个地方湿了。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爸爸妈妈的房间。那张床铺着带穗绳绒床罩，干净整洁，我们都不敢掀开来看。卡罗尔拉开她妈妈床头柜的抽屉，我们向里面窥视。里面有一个橡胶制品，形状像蘑菇头一样，还有一管“牙膏”，但那又不是牙膏。卡罗尔说这些东西是防止怀上孩子用的。没有人傻笑，也没有人嘲笑。相反，我们都仔细去阅读那个标签。卡罗尔屁股上的红色伤痕，给了她从前缺少的可信度。

卡罗尔躺在自己的床上，床罩有白色的褶边，颜色和窗帘很相配。她假装生病了，说不清楚是什么病。我们弄了一块湿毛巾，盖在她的额头上，给她端了杯水。装病是我们最近在玩的游戏。

“哎哟，我病了。哎哟，我病得很重。”卡罗尔呻吟着，在床上扭动着身体，“护士，帮帮我！”

“我们听一下她的心跳。”科迪莉亚说。她撩起卡罗尔的毛衣，然后拉起内衣。我们都去看过医生，我们知道被人家这样折腾很不舒服，很尴尬。

“这里不痛。”我们看到了她的乳房，看起来有点浮肿，乳头是蓝色的，和额头上的静脉一个颜色。“摸摸她的心跳。”科迪莉亚对我说。

我不想。我不想去碰那个肿胀的胸部，那地方怪怪的。“快点儿，”科迪莉亚说，“听我的话。”

“她不听话。”格蕾丝说。

我伸出手，放在卡罗尔左边的胸脯上。那感觉就像一个气球灌了一半水，或者是微热的燕麦粥。卡罗尔咯咯笑着：“哎呀，你的手好冷！”我感到一阵恶心。

“摸她的心脏，笨蛋！”科迪莉亚说，“我没叫你摸她的奶子。你不知道区别吗？”

来了一辆救护车，我妈妈被担架抬进去。我没有亲眼看到，是斯蒂芬告诉我的。是半夜的事情，我睡得正香，但斯蒂芬早已经养成了习惯，半夜会偷偷起床，看窗外天上的星星。他说，在城市里，大部分灯都熄灭之后，星星看得更清楚。他说，夜里不需要闹钟，睡觉前喝两杯水，到时自然会醒过来。你还得一直惦记着几点起床。印第安人过去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是清醒的，听到动静，偷偷溜到房子的另一边，往窗外看，可以看到外面街道上的情况。他说救护车闪着灯光，但没有拉警笛，难怪我什么也没听到。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爸爸正在厨房里煎熏肉。他知道怎么煎，尽管到了城里他没有这样煎过，他原本都是在篝火上烤的。在爸爸妈妈的卧室里，床单扔在地板上，堆成一团，毯子叠在椅子上，床垫上有一大摊椭圆形的血迹。但是，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床单已经不见了，床也重新铺好了，看不出发生过什么。

爸爸说出了一点事。但是，躺在床上睡觉能出什么事呢？斯蒂芬说是一个婴儿，一个早产的婴儿。我不相信他，要生孩子，女人的肚子会很大，但妈妈的肚子并不大。

妈妈从医院回来了，看样子很虚弱。她必须卧床休息。这样大家都不舒服，她自己也很不舒服。她忍着，还是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走路的时候手要扶在墙上或者家具的边缘，弓着背站在厨房的水槽旁干活儿，肩上披着一件羊毛衫。活儿干到一半，她就必须去躺一会儿。她的皮肤苍白、干燥。她似乎在侧耳倾听，也许是房子外面有声音，但什么声音也没有。有时候，我说话要说两遍，她才听得见。就好像她去了别的地方，却把我落下了，或者忘记了我就在她的身边。

这甚至比那一摊血迹更可怕。爸爸说我们要多看着点儿妈妈，这表明他也很害怕。

妈妈好起来后，我在她的针线筐里发现了一只浅绿色的针织小袜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只织了一只袜子。她不喜欢织东西，所以可能她织了一只就不耐烦了。

我梦见隔壁的费恩斯坦太太和班纳杰先生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梦见妈妈生了一个孩子，本来是一对双胞胎。这个婴儿是灰色的。我不知道双胞胎的另一个去了哪里。

我梦见我们的房子烧掉了，烧得一干二净，原地有几个黑色的树桩，好像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一座巨大的泥山在它旁边矗立着。

我爸爸妈妈都死了，但也还活着。他们并排躺在坚硬但透明的大地上，穿着夏天的衣服，不断沉下去，就像冰融化了一样。在下沉的过程中，他们抬头看着我，眼神中充满哀伤。

32

星期六下午，我们要去那幢大楼，去参观所谓的“孔韦尔萨”。我不知道什么叫“孔韦尔萨”，可是，一想到要去那里，我就觉得很轻松，那里有老鼠和蛇，有实验，却没有女生。爸爸问我要不要带个朋友一起去。我说不要，哥哥说他要带丹尼去，丹尼总是流着鼻涕，他穿着菱形图案的针织背心，有集邮的习惯。他们坐在后座，哥哥不再晕车了，他们一路上说着恶心的“黑话”。

“你的鼻涕真多。”

“那怎么了？想吃点儿吗？”

“想啊。好吃吗？”

我知道他们有些话是说给我听的，至少丹尼有这个想法。他把我当成了一般的女生，和那些搔首弄姿又喜欢尖叫的女孩混为一谈。我曾经也想用同样恶心的话来回应他，但是，我已经对吃鼻涕这种事情失去了兴趣。我看着窗外，假装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孔韦尔萨”原来就是一个展览。动物学系这段时间向公众开放，旨在激起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并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这是爸爸说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笑嘻嘻的，跟开玩笑没有什么两样。他说，人们的智力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妈妈说她的智力是提不高了，所以她索性去杂货店买东西。

来参观“孔韦尔萨”的人很多。在多伦多，周末的娱乐活动不是很多。大楼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大楼平日里散发着地板去污剂、上光剂、老鼠屎和蛇的气味。如今，这些气味和冬天的衣物、香烟的烟雾、女人身上的香水等气味混杂在一起。为了给参观人员指路，墙上用胶带贴了彩色纸带，纸带中间贴了用美术纸剪的箭头，过道里、楼梯上、各个房间的旁边都贴满了这些东西。每个房间都是一个展厅，展品按人们的学习兴趣进行了分类。

第一个房间展出的是不同发育阶段的鸡胚，从一个红色的小点逐渐长成一只大脑袋、眼睛突出、刚长出毛的小鸡崽，样子不像复活节卡片上画的那样可爱又毛茸茸的，而是黏糊糊的，爪子蜷曲在身子底下，眼皮只张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弯玛瑙蓝色的眼睛。胚胎经过防腐处理，福尔马林的气味很浓。另一个展厅的展品是装在玻璃瓶里的双胞胎。那是真的双胞胎婴儿，长得一模一样，已经死了，胎盘还在，皮肤是灰色的，漂浮在看起来像洗碗水似的液体里面。静脉和动脉被注射了色胶，蓝色代表静脉，紫色代表动脉。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体的血管都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有一只瓶子里装着一个人脑，样子像一个巨大的灰色胡桃，比较松软而已。我不敢相信我脑壳里装着这么个东西。

另一个展厅里有一张桌子，观众可以在这里取指纹，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指纹和别人的都不一样。房间里有一块很大的细料纸板，上面钉着几张指纹的放大照片。哥哥、丹尼和我都取了各自的指纹。丹尼和哥哥拿那只小鸡崽和双胞胎死婴开玩笑。“晚上吃点鸡肉？”“炖双胞胎吧，怎么样？”他们不想在那个房间里多停留。对于指纹，他们倒是热情高涨。他们手上沾了墨水，相互在对方的前额中央按下手印，一边印一边喊：“‘黑手’标志！”他们的嗓门很大，听起来怪吓人的。直到我爸刚好路过，制止了他们，他们才安静下来。印度帅哥班纳杰先生和爸爸在一起。他有些紧张地笑着对我说：“你好吗，小姐？”他总是叫我“小姐”。和这些脸色雪白的人在一起，他看上去比平时更黑。他的牙齿闪闪发光。

在取指纹的同一个房间里，他们向观众分发纸片，叫人舔一舔，然后问味道是像桃核一样苦还是跟柠檬一样酸？这可以证明有些东西是遗传的。还有一面镜子，观众可以照着镜子做“舌头操”，看看是否能把舌头两边往上卷起来，或者卷成三叶草的形状。有些人都做不来。丹尼和哥哥一直霸占着那面镜子，他们把拇指插进嘴里往两边拉，又把眼皮翻下来，露出里面红色的肉，做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鬼脸。

“孔韦尔萨”的有些展览没那么有趣，文字叙述太多，有些就是挂在墙上的图表或者看看显微镜什么的，这种事情我们随时都可以做。

人很多、很挤，我们穿着冬天的靴子，顺着婴儿蓝或者黄色纸带的指示，沿着走廊往外走。我们一直没有脱掉外套。楼里很暖和。散热片的温度很高，热风一阵阵的，空气中充满了观众的气息。

我们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条被切开的甲鱼。甲鱼被放在一只白色的搪瓷托盘里，就像摆在肉店里的一样。甲鱼可能是活的，也可能是死了，但它的心脏还跳动着。这是一个实验，向人们表明爬行动物的心脏能够在身体其他部分死亡之后继续跳动。

甲鱼的底壳上锯了一个洞。甲鱼四脚朝天，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心脏在里面慢慢跳动着，一闪一闪的，好像在洞穴里发着暗红色的光，伸缩的时候就像蚯蚓被人家用手碰到的时候一样。也可以用拳头打比方，一下子握紧，一下子松开，或者像眼睛一眨一眨的，一会儿睁，一会儿闭。

他们在甲鱼的心脏上接了一根线，线连到一个扩音器，这样，心跳的声音就会响彻整个房间；心跳慢得令人难过，就像一个老人爬楼梯的蹒跚脚步。心跳太慢，我都不确定下一次还跳不跳得起来。走一下，停一下，然后来一个噼啪声，就像哥哥说的收音机里可以听到的来自外太空的静电声，然后再跳一下，吸了一大口气。生命逐渐从甲鱼体内流逝，我可以从扩音器的声响里听出来。甲鱼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

我不想待在这个房间里，但是，我排着队，前后都有人，都是大人。丹尼和哥哥不见了。我被一群穿着杂色粗花呢的人包围着，我的眼睛只够得到他们的第二颗纽扣。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像一阵风一样由远及近，沙沙地像杨树叶被风吹动，只是这个声音更轻、更干涩。我眼前突然一黑，随即被黑暗笼罩。我仿佛进了一条隧道，隧道飞快地从我身边掠过，或者说，是我正在飞快地离开隧道，离开隧道尽头的那个光芒。之后，我看到许许多多靴子，靴子和我的眼睛处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也看到地板一直延伸到远方。我的头很疼。

有人说：“她晕倒了！”我这才知道我刚才怎么了。

“一定是太热了。”

我被人抱到外面，呼吸着灰蒙蒙的冷空气。是班纳杰先生抱着我，他一边说着话，语气很着急。爸爸急忙跑出来，他叫我坐下，头低下来，埋在两膝之间。我照做了，眼睛盯着我的靴子的顶部。他问我有没有想吐，我说没有。哥哥和丹尼也出来了，他们盯着我，什么也没说。最后，哥哥说：“她晕倒了。”然后，他们扭头又进去了。

我一直待在外面，爸爸把车开过来，把我送回了家。我觉得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离开原本想离开却离不开的地方。晕倒就像是灵魂出窍，你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离开了时间，或者进入了另一个时间。你醒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不少。不管你在不在，时间都在流逝。

科迪莉亚说：“想象一下有十叠盘子，代表着你有十次机会。”我每错一件事，就相当于有一叠盘子倒掉摔碎。我看得到这些盘子。科迪莉亚也看得到，因为每次喊“倒了”的人都是她。格蕾丝也能看到一点点，她喊“倒了”的时候，底气都不是很足，她都看着科迪莉亚，希望得到她的首肯。卡罗尔也喊过一两次，但她都遭到驳斥：“这不算！”

“只剩下四叠了，”科迪莉亚说，“你要当心，听到没有？”

我什么也没说。

“别嬉皮笑脸的。”科迪莉亚说。我什么也没说。

“倒了！”科迪莉亚说。只剩下三叠了。

没人说过如果十叠盘子都倒掉了会怎么样。

我靠墙站着，就在女生入口的旁边，寒气钻进我的裤腿，接着又往我的袖口里钻。她们叫我不要动。我已经忘了她们为什么叫我不要动。我发现，我可以用音乐充斥脑袋，默默地唱着“孤翼与祈祷，托起雄鹰”，或者“和快乐的人们在一起，就务必快乐”，唱着唱着，我就能忘却一切烦心事。

现在是课间休息时间。兰姆莉小姐拿着铜铃在操场上巡视，迎着冷风，她的脸紧绷着，显然有心事。尽管她不再教我了，我还是很怕她。几个女生牵着手从我的身边匆匆走过，高唱着“我们不会为谁停下脚步”。其他女生更安静些，手挽着手，悠闲地散着步。她们好奇地看看我，然后走开。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看到路边发生了车祸，都会减速往窗外看一看。他们会减速，但不会停下来。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会有麻烦，什么时候应该躲远一些，避免惹上麻烦。

我稍稍离开墙面。我仰起头，凝视着灰蒙蒙的天空，屏住呼吸。我把自己弄得晕乎乎的，感觉天旋地转。我可以看到一叠盘子摇摇欲坠，然后慢悠悠地倒下来，悄无声息地砸到地上，变成一堆碎片。天空收缩成了一个光点，一阵风吹来，枯叶像波浪一样掠过我的头顶。然后，我就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了地上，直挺挺地躺着。我看到女生们指着我，围了上来。我看到兰姆莉小姐踉踉跄跄地走过来，艰难地弯下腰，看着我。但是，这一切都是从俯视的角度看到的，仿佛我悬浮在空中，就在女生入口的上方，像鸟儿一样向下看。

醒过来以后，睁开眼睛，我发现兰姆莉小姐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她的脸色比往常更难看，好像我是在捣乱。她的身边围着一大群女生，都想往里面挤，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额头磕破了，流着血。我被送到了卫生室，护士擦掉血迹，拿一块软纱布敷在了我的额头上，用邦迪创可贴粘住。看到洁白的湿巾上沾了我自己的血，我感到十分满足。

这下科迪莉亚可就没话说了，血，比呕吐物更有说服力。在回家的路上，她和格蕾丝都很关心我，挽着我的胳膊，追问着我感觉怎么样。她们的关心让我浑身颤抖。我害怕我会哭出来，害怕和解的泪水会喷涌而出。但是，我已经养成了将信将疑的习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下次科迪莉亚再叫我靠墙站的时候，我又晕倒。现在，我几乎可以随时随地想晕倒就晕倒。我屏住呼吸，听到沙沙的声音，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灵魂出窍。但是，我不能总是像第一次那样，从上往下看得那么清楚。有时只是看到漆黑一片。

我出名了，大家都知道我容易晕倒。

“她是故意的，”科迪莉亚说，“来吧，让我们看看你怎么晕倒。快点。你再晕倒一次看看！”可是，她叫我晕倒，我反而晕不了。

从此，虽然我不晕倒，但我能脱离自己的躯体。这时，我会感到眼前一片模糊，仿佛有两个“我”，一个叠在另一个之上，但又不是完全重叠。就像有一个透明的边缘，挨着一块结结实实的肉体，而这块肉体没有感觉，像一个伤疤。我能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听到人家在跟我说着什么，但我可以不去理会。我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我并不在那里。我在另一个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