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一大早，我就被电话吵醒了。是查娜打来的。“你好啊，”她说，“我们登上了《娱乐》的头版，三张照片！真的，三张照片呢！真的火了！”

听到她说火了，我反而不寒而栗；而且，她说“我们”，“我们”是谁？但她很高兴，我已经从《生活》毕业了，升级到《娱乐》了，这是一个好兆头。我记得以前我有过伟大的理想，那时，我想成为达·芬奇那样的伟大艺术家。如今，我却和摇滚乐队还有最新上映的电影一起登上了同一份报纸。有人说，搞艺术不拘小节，只要成功，怎样都行。这好像是说艺术就跟入店行窃或者未成年人犯罪活动差不多。也许这就是艺术过去乃至现在的状态：一种偷窃行为。对视觉的劫持。

我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还是忍不住。我穿上衣服，下楼去找报亭。我还顾着脸面，按捺着迫切的心情，等到上了楼才打开报纸。

有一行粗体字写着“古怪艺术家还有力气作怪”。我注意到，这里用的称呼是“艺术家”而不是“画家”。“还有”这个说法很不吉利，表明我正走向老迈。看来，是那个留着橡树子发型的天真少女记者安德里亚在报复我。我很惊讶她居然用了“古怪”这个词。既“古”又“怪”，似乎倒也贴切。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标题不是她写的。

真的有三张照片。一张是我的头像，从下往上拍摄，所以看起来我好像长了个双下巴。另外两张照片是我的画作。一幅是史密斯太太，她赤裸着身体，在空中飞翔，但有点沉重，有点费劲。远处是教堂的屋顶，看上去像个洋葱头。史密斯先生像一只芦笋叶甲虫贴在她的后背，龇牙咧嘴地笑着，像个神经病。他们都长着闪闪发光的棕色昆虫翅膀，翅膀比例得当，细节分明。这幅画的名字叫《天使报喜》。另一幅是史密斯太太的单人画像，她手里拿着一把弯月形的削皮刀和一个削了皮的土豆，腰部以上和大腿以下都是裸露的。这幅画选自《帝国灯笼裤》系列。报纸上的照片看不出两幅画的本色，看起来像生活快照。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史密斯太太穿的灯笼裤是深蓝色的，那种蓝色似乎散发出一种黑暗而令人窒息的光芒，我花了几个星期才调出那种颜色。

我浏览了一下，第一段是这么写的：“本周，杰出的艺术家伊莱恩·里斯利回到故乡多伦多举办一场期待已久的回顾展。”“杰出”这个词，一般会用在墓志铭上。我真想爬到一块大理石板上，拉一条床单把头蒙起来。不出所料，引用我的话也引用错了，我的粉蓝色跑步服也未能幸免。“伊莱恩·里斯利穿着一套过时的粉蓝色跑步服，外表平平无奇，但是，她仍然对当今的女性发表了言辞辛辣的评论，那是刻意的挑衅。”

我喝了一口咖啡，跳过中间部分，直接去读最后一段：“折中主义”这个词不可避免，“后女权主义”也强加到了我的身上，还用了一个“然而”和一个“尽管”。多伦多人还是那一套，想骂我，却又闪烁其词。来个猛烈的攻击也许更好，最好言语激烈一点，带一点火药味。这样我就知道我还活着。

我想象着一个疯狂粗暴的开幕式。也许我就应该刻意挑衅，坐实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怀疑。我可以把乔恩制作的那些斧头行凶特效装置绑在身上，整出一张被烧毁的脸，脸上挂一只血淋淋的眼球，再配一条喷着血的假臂；或者将脚伸进空模具里面，像科幻电影里某个疯子科学家发明的什么东西那样，步履蹒跚地走进现场。

我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光是想到那个场面就觉得痛快。这样会让人忘了那个画展，而搞出一场笑话或闹剧，我除了搞怪，就是一个局外人。

科迪莉亚会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报道，她也许会笑。虽然在电话簿里找不到她，但她一定还在附近。像她这种人，改掉名字是完全可能的。也许她已经结婚了，而且结了不止一次。要掌握一个女人的行踪是很难的，大多数女人都如此。她们换了一个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她一定会看到这篇报道。她肯定知道那个人就是史密斯太太，她会为此激动不已。她知道那是我画的，她会来找我。她走进门，就会看到我画的她，画裱在画框里，有标题，也注明了日期，挂在墙上。我画得很逼真，长长的下颌线，微微弯曲的嘴唇，那人就是她本人，错不了。她似乎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房间的墙壁是淡绿色的。

我就画过这么一张科迪莉亚的画像，科迪莉亚的单人画像。这幅画叫作《半张脸》。这标题有点奇怪，因为从画中可以看到科迪莉亚的整张脸。但是，在她的背后，墙上挂着一张蒙着白布的脸，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物，或者以前人们在北方的栅栏里看到的那些动物的头，比如说驼鹿或熊等。感觉就像戏里的面具。也许吧。

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很难将科迪莉亚设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某一个年龄段。起初，我想画她十三岁左右的样子，瞪着她那双好斗的眼睛，桀骜不驯。她好像是在说：“那又怎么样？”

但是，那双眼睛让我畏惧。我画出来的眼神没有那么尖锐，所以科迪莉亚的神态有点踌躇，有点犹豫，有点怨恨，但又有点害怕。

在这幅画里面，科迪莉亚怕我。

事实上是我怕科迪莉亚。

我不是怕见到科迪莉亚。我是怕自己变成了科迪莉亚。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已经互换了角色，而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42

夏天过后，我上十年级。虽然我还是比其他人矮，年纪比其他人小，但我还是长大了一些。准确地说，乳房长大了。我来例假了，跟正常的女孩子一样，我也加入心照不宣的女生的行列，打排球比赛的时候，我也可以不用上场，然后去找护士要阿司匹林。在走廊上，我走路步履蹒跚，像兔子夹着尾巴，双腿间夹着一个被猪肝色的血浸透了的垫子。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产生满足感。我开始刮腿毛，那并非因为腿上有多少毛，而是因为刮腿毛的感觉很好。我坐在浴缸里，刮着我的小腿肚，我希望我的小腿更粗壮一些，更有肌肉感一些，像啦啦队队长的小腿。每每在这个时候，哥哥会在外面自言自语：

“魔镜啊魔镜，请你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滚开。”我语气平静地说。我现在有了这个特权。

在学校里，我沉默而警惕。我只管做作业。科迪莉亚把眉毛拔成两条细线，比我的还细，她用“火与冰”牌的指甲油涂指甲。她经常丢东西，比如梳子，还有法语作业。她经常在走廊里哈哈大笑，声音很刺耳。她想到了更加复杂的新脏话，例如，她会说“有蹄类动物的排泄物”，其实就是“扯淡”的意思，还有“燃烧着的蓝眼睛光头耶稣”。她学会了抽烟，结果在女生洗手间被抓了现行。老师们肯定很难理解我们怎么成了朋友，我们在一起会干什么。

今天放学回家的时候下雪了。大片柔软的雪花落在我们的皮肤上，像冰冷的飞蛾，雪花在空中飘飘扬扬，像无数羽毛在飞。我和科迪莉亚欣喜若狂，在夕阳下沿着人行道打打闹闹。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因为地上有积雪，车都开得不快，开过去的时候没什么声音。我们唱着歌：

这是收音机里的广告歌曲。我们不知道莉迪亚·平克汉姆的良方是什么，但是，“女人的问题”应该和女人的月经或其他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有关，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玩。我们接着唱：

然后又接着唱：

除了这些歌，还有其他改编的流行歌曲，我们觉得改得都很有趣。我们把橡胶靴子的顶部翻下来，边跑边滑，捧起地上的雪做雪球，扔向路灯柱、消防栓，壮一壮胆就朝过往的汽车扔，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也扔向人行道上的行人，其中大多数是拎着购物袋或者遛狗的女人。做雪球的时候，我们必须放下课本。我们的准度不高，很少能击中什么。不过，我们击中了一个穿着毛皮大衣的女人，雪球击中了她的后背。实际上是阴差阳错，我们本来另有目标。她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们，我们跑开了，绕过一个拐角，跑到一条小街道上，惊恐而尴尬，笑得几乎站不起来。科迪莉亚后仰躺倒在白雪覆盖的草坪上。“那眼光太恶毒了！”她尖叫道。出于某种原因，看到她张开双臂躺在雪地上，我很不高兴。

“起来！”我说，“不然会得肺炎的。”

“那又怎么样？”科迪莉亚说。但她还是起来了。

虽然天还没黑，但路灯已经亮了。我们走到了墓地的边缘，就在街道的另一边。

“还记得格蕾丝·史密斯吗？”科迪莉亚问。

我说记得。我确实记得她，但记得不是很清楚，记得的事情也是断断续续的。我记得刚认识她时的事情，后来，记得她坐在苹果园里，头上戴着一顶花冠。过了很久以后，她上了八年级，那是她离开我们那所学校去上高中之前的事情。我不知道她上了哪所高中。我记得她的雀斑、浅浅的笑容和梳得毛糙的马尾辫子。

“他们定量供应卫生纸，”科迪莉亚说，“一次四张纸，大便也只给四张。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说。不过，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曾经知道。

“还记得他们家的黑色肥皂吗？”科迪莉亚说，“还记得吗？闻起来有焦油味。”

我清楚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调侃史密斯一家。科迪莉亚记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挂在地下室晾衣绳上的内衣已经洗得褪了色。厨房里有一把削皮刀磨得只剩一个薄片，他们通过《伊顿购物目录》购买冬季外套。科迪莉亚说，买东西就应该去辛普森百货。最近，每个星期六早晨，我们都会去辛普森百货。我们没有戴帽子，坐着有轨电车，一站接着一站，摇摇晃晃地去市中心。通过《伊顿购物目录》买来的东西，比直接在伊顿百货买还糟糕很多。

“一家子都是笨蛋！”科迪莉亚对着雪花纷飞的天空大喊。这样说很残忍，却又恰如其分。我们哈哈大笑。“那一家子笨蛋晚饭吃什么呢？软骨吧！”

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不是简单的调侃了，这个游戏玩大了。他们的内衣是什么颜色的？屎的颜色。为什么笨蛋太太的脸上有创可贴？刮胡子时割破的。什么都说，没有的事也编。反正他们反驳不了，我们怎么说都行。我们想象两个笨蛋父母在做爱，但这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太恶心了，我们想象不出来。“恶心”是一个新词，珀迪发明的。

“笨蛋格蕾丝在玩什么呢？挤她的痘痘！”科迪莉亚捧腹大笑，她弯下腰，差点摔倒。“别说了，别说了，再说我会笑尿的。”她说。她说格蕾丝从八年级就开始长痘痘了，现在的痘痘肯定多得多。这不是编的，是真的。我们乐此不疲地畅想着。

在我们的畅想中，史密斯一家毫无魅力可言，吝啬，像没发好的生面团一样硬邦邦，又像人造奶油一样没有滋味。我们断言，这些就是他们的甜点。我们接着调侃他们的虔诚，他们的拮据，他们的脚，他们的橡胶树。至此，能够调侃的都调侃了一番。调侃他们的时候，我们都用现在时，似乎表明我们还很了解他们，和从前一样。

对于我来说，这个游戏玩得酣畅淋漓，我心满意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粗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乐在其中，或者科迪莉亚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而且乐此不疲。每当眼看着热情就要熄灭，她就又煽风点火，让它再次燃烧起来。她斜眼看着我，好像是在盘算着，这是双方心知肚明的卑鄙的背叛，那么，我究竟会走多远，还能走多远？我的脑海中又一次闪过格蕾丝的容貌：她穿着吊带裙，穿着那件起球的毛衣，从前门走进家里，就看不见了。

从前，我们大家都那么喜欢她。现在已经大不同了。可是，按科迪莉亚的说法，格蕾丝从来都不是个可爱的人呢。

我们冒着飞雪，跑着穿过街道，打开墓地栅栏上的一个小铁门，走了进去。我们从未干过这种事情。

墓地的这一头是新开发的。树木都很小，叶子还未长出，看起来像是刚刚种的。大部分土地都还原封未动，但已经有巨大的爪印，应该是挖掘机开始干活了。墓碑很少，有几个也是最近才竖起来的，长方形花岗岩打磨得光泽照人，像长老会的教堂，字母刻得庄严朴素，没有任何花哨的成分。这些墓碑让我想起了男式的大衣。

我们在墓碑中间穿行，猜测格蕾丝那一家子笨蛋会选择哪些墓碑，然后先后埋在下面，我们特别指出了灰色的、特别笨重的那几块。站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铁丝网看到街道对面的那些房子。格蕾丝·史密斯的家就在那里。想到她此时此刻可能就在家里，在那个外表索然无味、有白色门廊柱子的砖盒子里，而她对我们刚才编排她的事情一无所知，我的感觉很奇怪，却很开心。史密斯太太可能也在家里，躺在天鹅绒长沙发上，盖着阿富汗毛毯，这个情景我倒是记得很清楚。那棵橡胶树放在楼梯转台上，不会长大很多。橡胶树长得很慢。我们却长大了，所以她家的房子看起来就显得小了。

墓地在我们面前不断延伸，一英亩又一英亩。那条溪谷就在我们的左边，新建的混凝土桥也看得见。我快速回忆了一下那座旧木桥和桥下的小溪：死人一定正在我们的脚下融化，变成凛冽的清水，从山上流进溪里。但是，我很快就将这段回忆抛之脑后。我告诉自己，这墓地没什么可怕的，太不讲究，太丑陋，太整洁，就像厨房里的一个架子，只供你摆放东西罢了。

我们没说话又走了一会儿，但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边的树比刚才那里更高，墓碑也更旧。终于能看到一些凯尔特十字架了，偶尔还可以看到天使的雕塑。

“我们怎么出去？”科迪莉亚笑着问。

“我们继续往前走，前面有一条路，”我说，“前面不是有车吗？”

“我想要抽一根烟。”科迪莉亚说。我们找了一张长凳坐下，科迪莉亚腾出手来，将手掌弓起来，挡住风，点燃了香烟。她没有戴手套，也没有戴围巾。她有一只黑金相间的打火机，小巧玲珑。

“看看这些死人住的小屋。”她说。

“陵墓。”我心领神会地接过话。

“那一家笨蛋的陵墓。”这才是她的重点，点睛之笔。

“他们不会‘住’这里的，”我说，“这里太阔气了。”

“伊顿。”科迪莉亚念道，“一定是那家商店，字写得都一样。《伊顿购物目录》埋在那里。”

“目录先生和目录太太。”我说。

“我在想，他们穿不穿紧身内衣？”科迪莉亚吸了一口烟。我们想找回来刚才的嬉笑，但找不回来。我想起了伊顿一家，夫妻二人，也许家里还有别人，藏进他们的私人墓穴里，像收藏毛皮大衣或金表似的。墓穴的形状像希腊的神庙，样子很奇怪。他们到底在哪里？在这里面吗？放在棺材架上吗？还是像恐怖漫画画的那样，在挂满蜘蛛网的石棺里？我想象着他们的珠宝，这时肯定就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们当然有珠宝，我也想到了他们干枯的长头发。人死后，头发还会长，指甲也是[人死后身体的水分流失，会使头发和指甲露出一部分，看上去像是长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你知道，伊顿夫人真的是个吸血鬼。”我慢悠悠地说，“夜里她就出来了，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舞裙。门嘎吱一声打开，她就走出来了。”

“喝掉那一家子笨蛋的血，早点儿就好了。”科迪莉亚掐了香烟，等着我配合她的笑话。

我没有笑。“不，我是说真的。”我说，“她会出来。我碰巧知道。”

科迪莉亚眼巴巴地看着我。黄昏时分，雪还在下，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人。“是吗？”她等着我讲笑话。

“是啊，”我说，“我们有时一起出去。因为我也是吸血鬼。”

“你不是。”科迪莉亚说着站了起来，拍掉身上的积雪。她将信将疑地笑着。

“你怎么知道？”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白天出动的吗？”科迪莉亚问。

“那个人不是我。”我说，“那是我的双胞胎姐妹。你不知道，我们是双胞胎。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单看长相，你分不清。总之，我需要躲开阳光。像这样的日子，我绝对安全。我有一口棺材，装满了泥土，我就躺在里面，棺材在地下室里。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你瞎说什么呢？”科迪莉亚说。

我也站了起来。“我没有瞎说。”我说。我压低了嗓音：“我是实话实说。你是我的朋友，我想该让你知道了。我真的死了。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你别再玩这种把戏了。”科迪莉亚厉声说。这一来一回，我居然开心得很，我感到很惊讶。科迪莉亚竟然会因此而不安，我也感到很惊讶。我知道我终于能控制她了。

“玩什么？”我问，“我不是在玩。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吸你的血。你是我的朋友。”

“别这样，像个顽童。”科迪莉亚说。

“再过一会儿，”我说，“我们就会被锁在这里出不去。”我们突然觉得，这可能才是事实。我们气喘吁吁，沿着公路边跑边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小的门，还好，这个门还开着。门外面是永格大街，那时正是交通高峰，车水马龙。

科迪莉亚想找出那一家子笨蛋的汽车，但我已经厌倦了，不想跟她玩了。此时，我感到一种喜悦，更强烈，也更坏：能量在我们之间流转，而我是更强大的那个。

43

我上十一年级了，不是很高，但和很多女生差不多高了。我有一条炭灰色的铅笔裙，尽管有开衩，但穿着它走路还是有点难。我还有一件红色的蝙蝠袖毛衣，上面有灰色的横条纹。我有一条宽大的黑色松紧腰带，上面有一个仿金搭扣，还有一双平跟棉绒芭蕾舞鞋，走起路来拖着脚后跟，两个鞋帮都鼓起来。穿铅笔裙的时候，我通常搭配一件短款外套。所以，上半身宽松得像个喇叭，下面细长的大腿和小腿露着。

我还有一张刻薄的嘴，这张嘴让我远近闻名。如果不是人家招惹我，我不会轻易动用它，但是，每当我张开刻薄的嘴，它就会让人家崩溃。不假思索，我一张嘴，刻薄的话就会蹦出来，就像装了灯泡的思想气球。“别烦我”和“彼此彼此”是女生之间的口头禅，而我的比这个厉害多了。我会说“瞎扯淡”，这就避开了高雅的趣味。我喜欢创造一些常人难以接受的说法，比如“行走的脓包”和“腋下除汗剂广告的前半部分”。如果有哪个女生说我是书呆子，我会说“书呆子总比你这种白痴强。”我还会说“发蜡用多了吧？”或者“吸多了？”我知道她们的弱点。“吮”字特别让我满足，极具杀伤力。男生之间常说这个字，有特别的含义。不过，除了大拇指和婴儿，我还没想到还有什么可以吸的，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吸。

学校里的女生都怕我这张刻薄的嘴，会提防着，避免招惹我。走在走廊里，我始终被可能发生口角的氛围包围着，大家都提防着我，这正合我意。很奇怪的是，我刻薄的行为并没有导致朋友的减少。从表面上看，我的朋友反而更多了。女生们怕我，但她们知道哪里最安全：在我的身边，落后我半步的地方。“伊莱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她们只是嘴上这么说而已。她们有些人已经在收集瓷器和厨房用具，甚至已经备好了嫁妆。我感到好笑，不屑一顾。然而，如果我得知无意中伤害到了某个人，我会很不安。我希望我中伤的人都是活该的。

我没有机会对男孩说刻薄的话，因为他们不会挑衅我。当然，斯蒂芬是例外。最近，我们把对骂当作好玩的游戏，就像打羽毛球一样。“打死你。”“死的是你。”我还会这样说他：“你的头发在哪里剪的？是用割草机推的吗？”这就能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他很在意发型。看到他一本正经地穿着私立学校的校服，即灰色法兰绒裤和夹克，我会说：“嘿，你真像辛普森百货的推销员。”所谓辛普森百货的推销员，就是一群高中毕业册上面的傻小子，个个穿着漂亮整洁的校服，上装口袋上绣着徽章，在替辛普森百货打广告。

爸爸说：“我的大小姐，你嘴这么毒，早晚要遭殃。”“大小姐”是一个信号，在提醒我有点过分了。不过，这只是让我暂时收敛，没有让我真正闭上嘴。我很享受这种冒险，想到自己确实过分了，虽然如履薄冰，竟然有些飘飘然。

我的毒舌最常用在科迪莉亚的身上。用不着她招惹我，我都会拿她练手。我们坐在山坡上，俯瞰着足球场。我们穿着牛仔裤，只有在足球比赛的日子，学校才允许我们这么穿。我们的裤子太长，裤脚上翻，用别披肩的别针别住，这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做法。啦啦队的队员穿着只到大腿中部的裙子，蹦高跳低，手中挥舞着纸做的绒球；她们的腿不长，头发也不是金色的，看起来黑乎乎、胖乎乎的，和《生活》杂志封底的啦啦队队员有天壤之别。然而，我还是很羡慕她们的小腿。足球队慢跑进场。科迪莉亚说：“那个是格列高利！”“这个身材啊，”我说，“真结实。”科迪莉亚瞥了我一眼，感觉有点受伤。“我觉得他是很帅。”“就算他们浑身涂了玉米油，我看你也喜欢。”我说。她说，高中的马桶座，你不先擦干净就坐下来，那并不是好事，因为那样可能会染病。我问：“谁告诉你的？你妈咪吗？”

我还会调侃她最喜欢的那几个歌手。“爱，爱，爱。”我说，“他们总是在无病呻吟。”我最近非常反感那些装腔作势、胡乱煽情的东西。我说弗兰克·辛纳特拉是“会唱歌的棉花糖”，贝蒂·赫顿是“人肉砂轮”。再说，这些人都过气了，全都是多愁善感的面糊。真理还是得到摇滚乐里面去找，我觉得《铁石心肠》还不错。

有时候，科迪莉亚还能想出话来回敬我，但有时候她也无可奈何。她只会说：“你的嘴太毒了。”要么她会用舌头顶着嘴角，想办法岔开话题。再不然就是点上一根香烟。

上历史课的时候，我在课本上乱涂乱画。这段时间的内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老师讲得激情四射，拿着教鞭，在教室前面手舞足蹈，蹦蹦跳跳。他个子不高，头上有一绺头发不听话，总是翘着，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本人可能参加过二战，人家是这样说的。他用白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很大的欧洲地图，又画了黄色虚线，标出国界线。他用粉色箭头表示希特勒军队的入侵路线。这节课先讲德国吞并奥地利，然后讲到波兰沦陷，接着法国也沦陷了。我画了郁金香和树，在地上画一条线代表地面，还画了每一棵树的根系。绿色粉笔画的潜艇出现在英吉利海峡。我还画了坐在过道对面的那个女生的脸。“闪电战”开始了，炸弹像邪恶的银色天使一样从空中降落。伦敦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地被瓦解，壁炉架、烟囱、祖祖辈辈相传的手工雕刻双人床被炸成了碎片，大火熊熊燃烧着，历史分崩离析，只剩下一地废墟。“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老师说。他说，要我们理解这些还很难，世界已经彻底变了，那一幕不会再上演了。我们看得出他深有感触，但我们觉得很尴尬。我在想，他是说哪一幕呢？

我觉得很神奇，历史老师用粉笔讲述了二战的残忍，有那么多人死了，而我自己居然还活着。当年，女人穿的衣服都很可笑，大垫肩，小蛮腰，短裙臀部的褶皱，就像是在屁股后面系了一条围裙。我画了一个肩膀宽阔的女人，头上戴着一顶阔边帽。我还画了我自己的一只手。手是最不好画的。我总是把手画得像一排香肠，要画得不像香肠还挺难的。

我开始和男生约会。这不属于有意识的计划，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和男生的关系很轻松，我的意思是，我为他们投入的精力很少。相比男生，我觉得女生更棘手，女生更值得戒备。我坐在自己的卧室里，扯着羊绒衫上的毛球，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肯定是个男生打来的。我拿着毛衣跑到过道上，电话在那里，我坐在过道里的椅子上，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就这样，我一边摘那些毛球，一边煲着电话粥，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

面对男生，间歇性的沉默是必要的，说得太多太快会吓到他们的。实际上，他们说什么并不那么重要。时断时续的沉默反而更重要。我知道我们都在寻求什么，那就是逃避。他们想逃避成年人和其他男生，我想逃避成年人和其他女生。我们在寻找沙漠中的孤岛，虽然那只是幻想，转瞬即逝，但总是有的。

爸爸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把口袋里的钥匙和零钱弄得叮当响。他按捺不住了，就出来偷听，虽然我说的都是单音节词，含混不清，还时不时地陷入沉默。他走进过道，用手指做着掐东西的动作，意思是叫我长话短说。“我得挂了。”我说。随后，男生那边就传来了一种声音，就像空气从内胎里跑出来一样。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对于男生的事情，我很了解。我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知道他们对女生和女人的想法，知道他们难以向其他男生甚至向任何人承认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害怕，对自己说过的话感到害臊，害怕被人家嘲笑。我知道，他们在更衣室里胡闹、在体育馆的后面偷偷抽烟的时候，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他们用来形容女孩的词有“蠢货”“丑八怪”“泼妇”“婊子”，甚至有更难听的。我不觉得反感。我知道，这些词跟“腌牛眼”和“吃鼻涕”差不多，是男生需要相互交换的证词，要证明他们足够强大，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喜欢真正的女孩子。有时候，这些词就是真正的女孩子的代名词；有时候，她们是这些词的化身；还有时候，她们只是背景噪声罢了。

我认为这些词都不适合我。它们只适用于其他女生，她们对这些用词一无所知。她们走在学校的走廊里，甩着头发，扭着小屁股，自以为性感勾人，假装漫不经心地高谈阔论。她们能骗得了谁呢？相比之下，有些表现得娇滴滴的，有些傻乎乎的，有些像雏菊那样清新淡雅。与此同时，“蠢货”“丑八怪”“泼妇”“婊子”这些词始终围绕着她们，虽然不一定说出口。那都是指代她们的，故意要贬低她们，以便随意操控她们。对于这些无声的词汇，关键是要在它们之间的空隙里游走，充耳不闻，这样就能轻松逃脱，好像穿墙而过。

这是我对男生的整体了解，跟具体的男生无关，跟和我交往的男生无关。和我交往的男生都比我大，他们不会留油光锃亮的鸭尾头，也不会浑身皮草，给我的印象更好。我和他们出去约会的时候，我都得准时回家。如果我没有按时回到家，事后爸爸就会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说，回家就像赶火车一样，务必准时。如果赶火车时迟到，那就赶不上火车了。对吧？“但是，家不是火车啊，”我说，“又不会跑了。”爸爸恼羞成怒，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得叮当响。“这种话很无聊。”他说。

妈妈说：“我们担心你。”“担心我什么呢？”我问。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在这个方面，爸爸妈妈都是我的绊脚石，其他方面也一样。别人家都买电视，他们却不愿意，因为爸爸说电视会把人变成白痴，电视有辐射，还会偷偷给人洗脑。男生来接我的时候，爸爸会突然从地下室里冒出来，戴着破旧的灰色毡帽，手里拿着一把锤子或锯子，用像熊掌一样的手去握人家男孩的手。他那双小眼睛透着精明，闪烁着嘲讽的光芒，直愣愣地打量着人家，还称呼人家“先生”，好像他们是他的研究生。妈妈则摆出一副淑女的模样，不怎么说话。要不然她就告诉我，在男生面前，我看起来很可爱。

春天，爸爸妈妈穿着肥大的园丁裤，裤子上沾满了泥巴，站在房子的拐角目送我出门。他们把男孩硬拉到后院，爸爸在那里堆了许多水泥砖，说是指不定未来哪一天会用得上。他们向人家展示自己种的鸢尾花，简直是把这些男孩当成了老太太。男孩们不得不扯一些关于鸢尾花的话，尽管他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花上。有时，爸爸还怂恿那些男孩发表针砭时弊的言论，或者从书架上拿下来几本书，问人家有没有读过这个、有没有读过那个，搞得那些男孩手足无措。“你爸爸简直莫名其妙。”男孩们后来对我说。

爸爸妈妈就像一对顽劣的兄妹，脸上脏兮兮的，伤人的话脱口而出，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我只能叹一口气。我感觉我的年纪比他们都大，大很多。我觉得自己像个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人。

我和男孩们一起做的事情没什么好担心的，都很正常。我们去看电影，坐在吸烟区，搂着脖子亲嘴；或者去露天电影院，坐在车里看电影，吃着爆米花，时不时抱在一起亲嘴。亲嘴是有规矩的，我们都严格遵守：靠近，推开；再靠近，再推开。解吊带和内衣都是出格的。不能动拉链。男孩的嘴里有香烟和盐的味道，他们的皮肤上有“欧仕派”牌须后水的气味。我们也去跳舞，随着摇滚乐转圈，或者在蓝色的灯光下跳曳步舞，周围都是跳着曳步舞的情侣。跳完舞，我们会去某人的家里，或者去圣查尔斯餐厅，在那儿我们继续亲嘴，不过不会很久。通常，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要去参加正式舞会，我会穿自己缝制的“礼服”，因为我买不起那种衣服。礼服上有几层薄纱，下面用裙衬支撑着，我就担心钩子会松开。我有配套的鞋子，缎面，银色带子，我还有一对耳环，耳环夹得很紧。参加舞会的时候，男孩们会送我胸花。舞会后，我把它们压起来，藏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有压扁的康乃馨，有边缘是褐色的玫瑰花蕾，有一沓沓枯死的植物，就像一堆装得像花的骷髅头。

哥哥斯蒂芬对这些男孩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些男生都是笨蛋，不值得我认真考虑。他在背后嘲笑他们，调侃他们的名字。有一个明明叫作乔治，斯蒂芬却非得叫他“乔治·波吉”；有一个明明叫作罗杰，斯蒂芬却非要叫他“罗佛”。我每和一个男孩交往，他都会赌我们分手的时间。“这个人啊，也就三个月吧。”他第一次见人家就这么说。他也会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他踹了？”

我不会这样就讨厌哥哥。他说什么都在意料之中，毕竟他说对了一部分。我对这些男孩的感觉，并不像爱情漫画书里的女生那样。我不会忘乎所以，专等他们打电话来。我喜欢他们，但不会爱上他们。青年杂志上的女生总是闷闷不乐，双颊上滚着泪珠子，但这个形象绝对不适用于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对男孩不是很认真。可是，他们是认真的。

认真的是他们的身体。我抱着电话坐在过道里，听到的是他们身体的声音。我不太听他们说的话，沉默的时候，我反而听得更仔细，在沉默中，他们的身体会重塑，动力在我的身上。我感到孤独的时候，我想念的是男孩们的身体。在昏暗的电影院里，我研究着他们夹香烟的手、他们的肩膀、他们的臀部。我从侧面在不同的光线下观察着他们。我对他们的爱是视觉上的，这才是我对他们的身体的渴望。“别动，”我想，“保持这个姿势。让我好好看看。”如果说他们对我有一定的控制力，那就是通过眼睛传递的。要是我厌倦了他们，我的疲惫一部分是身体上的，还有一部分是视觉上的。

虽然有一部分和性有关，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有些男孩有车，有些没有。和没有车的男孩约会时，我和他们一起搭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或者是新开通的多伦多地铁，地铁上干净整洁，很安静，就像一个贴着菘蓝色瓷砖的长条形浴室。这些男孩会陪着我走回家，我们会走很长一段路。空气中有丁香花、割过的青草或者燃烧的树叶的气味，具体要看当时是什么季节。我们走过新建的水泥桥，头顶是垂柳，脚下是淙淙的溪水。桥上的灯柱射着昏暗的光线，我们站在那里，靠在栏杆上，他们的胳膊会搂住我，我也会搂住他们。我们会撩开对方的衣服，用手抚摸对方的脊背，我感觉自己的脊梁紧绷，简直就快要断了。我将他们从上面摸到下面，摸到男孩的脸，我会惊叹不已。男孩的脸变化很大，会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舒展，也会疼。男孩的身体充满能量，是凝固的光。

44

一个女孩被谋杀了，有人在溪谷里发现她的尸体。那不是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溪谷，而是南边的一个溪谷，和我们家附近的溪谷连着，经过一座砖厂。那里有一条小河，叫作唐河，沿岸长着柳树，垃圾遍地，龌龊不堪，河水蜿蜒曲折，流向湖泊。多伦多照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里的人们夜里不锁后门，也不关窗，但是，这种事确实发生了。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件事。

那个女孩和我们同龄。人们在附近发现了她的自行车。她是被勒死的，还遭到过性骚扰。我们知道“性骚扰”是什么意思。报纸还刊登了几张她生前的照片，她看上去满脸愁容，这种表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养成的，那分明是在哀伤时光消逝，无法回头，无法救赎。报纸对她的衣着有大量的描述。她穿着一件安哥拉毛衫，有个小毛皮领，那时这种领子正流行，领子上起了球。我没有这种衣领，但我很想有。她那个是白色的，不过，深褐色的也可以。她在毛衣上别了一枚胸针，形状是两只小鸟，鸟眼睛是用红色玻璃宝石做的。任何人去上学都会别这种胸针。尽管我津津有味地读着这些报道，但所有这些关于衣着的细节描写还是让我觉得不公平。有一天，你穿着普通的衣服出门，莫名其妙突遭横祸，然后所有人都来围观，来调查你，这种事情肯定不对劲。对待谋杀，不应当这么随便。

我早就不惦记溪谷里是否有坏男人出没了。我一直以为那是妈妈们编出来吓唬人的故事。如今看来，不管我相信不相信，坏男人的确存在。

想到那个被谋杀的女孩，我就觉得心烦。起初的震惊过后，学校里不再怎么提起她，就连科迪莉亚也不想聊这件事。好像这个女孩是自己做了什么可耻的事情才惨遭杀害。她去了那个地方，发生了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然后披着一头金发，穿着那件安哥拉毛衫，平庸地死掉了。她的事情激起了一些东西，像一阵风吹起地上的枯叶。我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玩偶，它的裙子边上缀有白色的毛皮。我记得我当时很怕这个玩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起它了。

我和科迪莉亚在餐桌上写作业。我在帮科迪莉亚，跟她解释什么是原子，但她不认真听。原子示意图的中央有一个原子核，周围是电子，电子环绕原子核运动。原子核看起来像树莓，电子有光晕，看起来像土星。科迪莉亚把舌头顶到嘴边，对着原子核皱起眉头。“看起来像一颗树莓。”她说。

“科迪莉亚，”我说，“明天就考试了。”她对分子不感兴趣，似乎也无法理解元素周期表。她拒绝搞清楚什么是质量，拒绝弄明白原子弹爆炸的原因。物理书上有一张原子弹爆炸的照片，有蘑菇云，等等。对她而言，那就是一颗炸弹，如此而已。“质量和能量有内在的联系，”我告诉她，“所以，E=mc2。”

“如果假正经的珀西不那么讨厌就好了。”她说。“假正经的珀西”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他长着红色的头发，竖立在头顶，像啄木鸟一样，他还口齿不清。

斯蒂芬走进房间，站在我们背后看了看。“他们还在教你们这帮小孩子物理啊，”他温和地说，“还是把原子画得像树莓。”

“听到了吧？”科迪莉亚说。

我觉得斯蒂芬是在故意捣乱。“原子要考的，你最好学一下。”我对科迪莉亚说。我又问斯蒂芬：“那么，原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原子里面空荡荡的，”斯蒂芬说，“几乎不存在。只有一些很小的颗粒，像小斑点，被某些力量固定在那个空间里面。在亚原子层面，你甚至不能说有物质存在。你只能说有存在的倾向。”

“你把科迪莉亚弄糊涂了。”我说。科迪莉亚点了一支香烟，望着窗外，有几只松鼠在草坪上相互追逐。她心不在焉。

斯蒂芬看着科迪莉亚。“科迪莉亚就有存在的倾向。”他说。

科迪莉亚也和男生出去约会，但她的情况跟我不一样。每隔一阵子，我都让和我约会的男生安排我们四个人一起出去玩。科迪莉亚约会的对象总是差劲一些，她心知肚明，所以不会给对方好脸色，关系就维持不下去。

科迪莉亚好像不知道她到底看得上什么样的男生。她说，发型像我哥哥那样的都是胆小鬼和讨厌鬼，而留鸭尾头的虽然性感，但油腔滑调，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认为和我约会的男生基本都留平头，他们在她的眼里都太幼稚了。她已经放弃了超级红的口红和指甲油，也不再总是翻起衣领，而是逐渐喜欢上了温和的粉红色，并且开始节食，化妆也更加用心。杂志上就是这么说的：“好马配好鞍。”她的头发剪得比以前更短，衣服也没那么扎眼了。

但是，她还是让男生感到不舒服。她对他们太过殷勤，太过客气，太过刻意，总之就是用力过了头。她要是觉得人家讲了个笑话，就会哈哈大笑，然后说：“斯坦，太有意思了。”即使他们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也会这样说。这样一来，人家就不确定她是不是在嘲笑他们。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她说话经常不过脑子，有些话不合时宜，不顾场合。有时，我们吃完汉堡包和炸薯条，她就对男生们兴高采烈地说：“你们肚子吃撑了吧？”问得大家目瞪口呆。那些男生都不会用餐巾环。

她会问他们一些诱导性的问题，像一个成年人跟他们聊天。她似乎不知道，对男生来说，让他们沉默着才是最好的，用余光观察他们就行了。科迪莉亚却总是直勾勾地看人家，把那些男生给看蒙了，就像兔子突然跑到车前，被车大灯给照傻了。她和他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时候，从她的喘息声，我就知道她还是老样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这个朋友有点奇怪。”男生们跟我这么说，但他们说不清那是为什么。我觉得那是因为她没有兄弟，只有姐妹。她认为和男生相处，他们说了什么话至关重要，但她根本不了解男人沉默的微妙。

但我知道，不管男生说了什么，科迪莉亚都不会感兴趣，这是她自己告诉我的。主要是她认为他们很傻。她之所以想跟他们攀谈，那只是一种表演、一种模仿。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笑声优雅而低沉，就像收音机里女人的笑声，当然，她忘乎所以的时候另当别论。那时她就会放声大笑。她在刻意模仿，她脑子里有些东西，有个角色或者形象，只有她自己才看得到。

厄尔利·格雷剧团每年都会来我们高中。他们到各个高中巡演，所以很有名气。他们每年上演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全省十三年级的统考都要考这些剧目，学生必须通过统考，才能上大学。多伦多的剧院不多，事实上只有两个，所以人们争相去看。孩子们去看是因为要考试，大人们去看是因为他们不常有机会看戏。

厄尔利·格雷剧团的演员有厄尔利·格雷先生，他是铁打的男主角；厄尔利·格雷夫人，她扮演女主角；另外两三个演员据说是厄尔利·格雷的堂兄弟，他们可能会同时扮演两个或多个角色。其余角色的扮演者是当周巡演所在高中的学生们。去年上演的剧目是《恺撒大帝》，科迪莉亚是群众演员之一。她用烧焦的软木把脸涂得黑不溜秋，拿家里的床单把自己裹起来。马克·安东尼高喊“朋友们、罗马人、同胞们！请听我说”的那场戏，她也在人群中喊“暴民！暴民！”

今年上演的是《麦克白》。科迪莉亚也参加演出，她演一名侍女，还在最后的战斗戏里演一名士兵。这次，她得从家里拿一条彩格呢毯子。幸好她也有一条苏格兰短裙，那是珀迪在女子私立学校上学时穿的。除了当群众演员，科迪莉亚还是道具助理。她负责在每次演出结束后整理道具，把它们摆放得井井有条，永远是同一个顺序，这样演员们就可以在后台不假思索地拿起道具就跑。

彩排三天，科迪莉亚一直非常兴奋。在回家的路上，她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我看得出来，她是在表演，模仿百无聊赖、漠不关心的样子，然后每隔一会儿就提起那几个专业演员的名字。她说，那几个年轻演员都很有表现欲望，想表现得活泼有趣。他们把三个女巫称为“古怪三姐妹”，把科迪莉亚叫作“面色苍白的乡巴佬”，并威胁要把蝾螈的眼睛和青蛙的脚趾放进她的咖啡里。他们说，在麦克白夫人发疯的那场戏中，麦克白夫人说“出去，该死的脏东西”这句话的时候，她是在喊她的狗，那条狗叫作斯波特，在地毯上拉了屎。她说，真正的演员永远不会大声说出“麦克白”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不吉利。他们称他为“苏格兰人”。

“你刚刚说了。”我说。

“什么？”

“麦克白。”我说。

科迪莉亚突然停了下来，站在人行道中间。“哦，天哪，”她说，“我说了吗？”她假装一笑了之，实际上她一直忐忑不安。

剧终时，麦克白被砍头，麦克达夫得把麦克白的头颅拎上舞台。那头颅就是一棵卷心菜，包在白色的茶巾里；麦克达夫把它扔到舞台上，重重地掉在地上，“砰”的一声，和有血有肉的人头差不多。那是彩排时的情形。后来，那出戏按计划要上演三场，就在首场正式演出的前一天晚上，科迪莉亚发现卷心菜坏了，变得软塌塌的，闻起来像泡菜。于是，她拿了一棵新鲜的卷心菜替代原来的那棵。

戏在学校的礼堂上演，平日里，那里是学校集会和唱诗班排练的场所。首场演出座无虚席。演出还算顺利，只是有观众在不该笑的地方笑出了声。麦克白在邓肯的卧室门前犹豫不决的时候，不知是谁大声喊“进去啊，犹豫什么？”当麦克白夫人穿着睡衣出现时，礼堂后面传来了嘘声和口哨声。在最后的战斗戏里，我找到了科迪莉亚的身影，她穿着苏格兰短裙，手里拿着一把木剑，肩上披着格子呢毯子，从舞台中央跑过。最后麦克达夫进场，把裹着茶巾的卷心菜扔到舞台上，但卷心菜没有“砰”的一声落到地上然后一动不动，而是像皮球一样弹起来，蹦蹦跳跳穿过舞台，然后掉到舞台下面。这一幕削弱了悲剧效果，幕布在一片哄笑声中落下。

这都赖科迪莉亚，是她更换了卷心菜。她羞愧难当。“那卷心菜就应该是坏的。”我去后台祝贺她的时候，她哽咽着说，“他们刚刚告诉我的！”演员们对此不以为意，他们告诉她这个效果很有新意，出人意料。尽管科迪莉亚红着脸，笑嘻嘻的，轻描淡写，但我看得出她快哭出来了。

我本该同情她的，但我没有。相反，第二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喊着：“砰……砰……砰……咚！”科迪莉亚说：“啊呀，别这样。”她的声音很沉闷。这个玩笑不好笑。我想，我怎么能对最要好的朋友这么刻薄呢？她的确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时间流逝，我们长大了。如今，我们是全校年龄最大的，我们读十三年级。我们可以鄙视刚刚入学的新生，他们都是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虽然我们也曾经是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和蔼地微笑。我们年纪够大，可以上生物课了；生物课是在化学实验室里上的。到了生物课的时间，我们离开本班的教室，与其他班的同学一起上课。于是，上生物课的时候，科迪莉亚成了我的搭档，我们共用一张化学实验室桌子，这张桌子是黑色的，有一个水槽。科迪莉亚不喜欢生物。她也不喜欢物理，物理课只是勉强及格，但她还得选修一些理科课程，如果不选生物，就要选其他课程，对她来说，生物是最容易的。

老师发给我们一些解剖工具，那些刀就像手术刀，但可能比手术刀更锋利，还有底部封了蜡的盘子和一包大头针，缝纫课上也发过这种大头钉。首先，我们要解剖一条蚯蚓。每人一条。我们先看动物学教科书上的蚯蚓内部结构图，切开蚯蚓后，我们看到的应该也是这样。蚯蚓在盘子上蠕动着、缠绕着，有些沿着盘子的边缘往外拱，想要逃走。闻起来有地下洞穴的味道。

我拿大头针钉住我那条蚯蚓的头和尾，从头到尾划了一刀，动作娴熟；蚯蚓扭动着，跟挂在鱼钩上的时候一样。我把蚯蚓的皮向两边撕开，然后用大头钉钉上。我可以看到它的心脏，形状不像通常的心脏，但可以看到中央动脉正在泵送血液，还看到塞满污泥的消化系统。“天哪，”科迪莉亚说，“你怎么能……”我感觉科迪莉亚越来越软弱。她变成了一个软蛋。趁老师不注意，我帮她解剖了她的蚯蚓。然后，我画了一张蚯蚓解剖图，并漂亮地标出了它的各个器官。

然后是解剖青蛙。青蛙会蹬腿，比蚯蚓更难控制。蹬腿的时候很像人在游泳。我按照指示用氯仿把青蛙麻晕了，然后将它钉在盘子上，熟练地进行解剖。我画了一张青蛙的内脏结构图，各种弯弯绕绕和球状的东西，肺很小，这只冷血的两栖动物居然也有个心脏。

科迪莉亚同样不会解剖青蛙。她说，一想到要拿着解剖刀划破青蛙的皮肤，她就恶心。她看着我，面如土色，目瞪口呆。青蛙的味道已经让她开始反胃了。我替她解剖了青蛙。这种事情我干起来得心应手。

我记住了小龙虾的平衡囊、鳃和口器。我记住了猫的血液循环系统。我们的老师原本是个男子足球教练，他最近修了动物学的暑期课程，这样他就可以教我们生物课。他为我们专门买了一只死猫，猫的静脉和动脉里分别灌注了蓝色和粉色的乳胶。猫送到的时候他非常失望，因为猫已经腐臭了，即使放在福尔马林溶液里，那股臭味也闻得到。所以，我们不用再解剖猫，而是直接用书上的图解。

然而，只解剖蚯蚓、青蛙和猫，我还很不过瘾。我好像上瘾了。周六下午，我都会去动物学大楼，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我看着载玻片，观察各种三角头、斗鸡眼的涡虫切片，观察染了各种鲜艳颜色的细菌：鲜明的粉红色，强烈的紫色，还有灿烂的蓝色。这些载玻片下面打着光，就像彩色玻璃窗，漂亮极了，令人叹为观止。我把观察到的都画了下来，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勾勒出轮廓，但我永远也无法画出显微镜下那绚丽多彩的颜色。

班纳杰先生现在已经是博士了，他发现了我在做的事情。他给我带来了他认为我想要看的载玻片，害羞而急切地把它们递给我。我们会心一笑，好像我们在分享一个令人愉快的秘密，或者一件神秘而神圣的事情。“这是天幕毛虫的寄生虫。”他一边说，一边虔诚地把切片放在我桌子上一张干净的纸上，“这是蛾幼虫的卵。”

“谢谢。”我说。他看着我画的东西，用啃过但灵巧的手指捏住一角拿起来。“非常好，非常好，小姐。”他说，“你很快就可以接替我了。”

他现在已经有了家室，妻子是印度人，还生了个小男孩。我偶尔会看到他们，我从实验室的门口往里看，他们就在里面，孩子温顺而满脸疑惑，班纳杰太太则焦虑不安。她戴着一对金耳环，围着一条有亮片的围巾。她穿着棕色的加拿大冬装外套，外套里面裹着红色的莎丽，莎丽比外套长，有一截露在外面，莎丽下面穿着套鞋。

科迪莉亚来到我家，我帮她做动物学作业，她还留下来吃晚饭。爸爸一边给我们盛炖牛肉，一边说每天都有一个物种正在灭绝。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往河里投毒，破坏地球的基因库。他说，在一个物种灭绝之际，同时会有其他物种诞生，会填补空白，因为大自然厌恶真空。他说，填补空白的物种通常是杂草，还有蟑螂和老鼠，很快，世界就会只剩下蒲公英一种花。他挥舞着叉子说，作为一个物种，如果我们继续过度繁殖，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流行病，这样才能使大自然恢复平衡。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忽略了科学的基本教训，人们太热衷于政治、宗教和战争，喜欢互相残杀，还能找到激情澎湃的借口。科学是理性客观的，那才是宇宙唯一的通用语言。用数字说话。当我们濒临死亡，即将被垃圾掩埋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指望科学来替我们收拾烂摊子。

科迪莉亚听着，笑了笑。她认为我爸爸很古怪。我知道她此时一定在想，这事不应该拿到餐桌上来议论。

我也会去科迪莉亚家吃饭。科迪莉亚家的晚餐分两种，一种是她爸爸在的时候，另一种是他不在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晚饭就草草了事。科迪莉亚的妈妈连画画时穿的罩衫都不脱，心不在焉地来到餐桌前。珀迪、米瑞和科迪莉亚穿着蓝色的牛仔裤，上身穿着一件男式衬衫，卷发夹还在头发上。吃着吃着，她们会突然站起来，溜达到厨房去加黄油或者盐，刚才大家都忘拿了。三个姐妹慵懒地说着话，主要是俏皮话，轮到她们收拾桌子的时候，她们会呻吟撒娇，而她们的妈咪会说：“好了，姑娘们，快收拾吧。”不过，她根本不指望她们。她甚至都懒得失望了。

但是，科迪莉亚的爸爸在家的时候情况截然不同。桌子上会摆放鲜花，点燃蜡烛。妈妈会戴上珍珠项链，餐巾会整整齐齐地套在餐巾环里，而不是皱巴巴地压在盘子下面。该拿的什么都不会忘记拿。没有人会把发夹留在头发上，也没有人会用手肘支在餐桌上，大家的腰板都挺得比平时更直。

今天就是一个点蜡烛的日子。科迪莉亚的爸爸坐在主位，皱着眉头，目光如狼似虎，居高临下瞪着我，有威严，有穿透力，向我展示着他吓人的魅力。他能让你觉得他对你的看法很重要，因为他看人很准。但是，你对他的看法无足轻重。

“我吃够女人的苦头了，”他装得很凄惨，“这一屋子女人，就我一个男人。早上，她们都不让我进洗手间刮胡子。”他居然想激发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在取笑我吗？我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

珀迪说：“我们都让着他，他应该感到庆幸。”她像一匹小马，无拘无束，傲慢无礼，但没有人管她。她的发型看起来就不像个安分的人。米瑞被逼急了也会眼露凶光。科迪莉亚不像她两个姐姐那样。不过，她们三个姐妹都会迎合他。

“你最近在学什么？”他问我。这是他常问的问题。我不管说什么他都开心。

“原子。”我说。

“啊，原子，”他说，“我记得原子。最近，原子有什么新说法呢？”

“您是说哪一种原子？”我问他。他笑了。

“是啊，哪一种呢？”他说，“问得好。”这样一问一答，可能就是他所期待的。但是，科迪莉亚总是答不上来，她太怕他了。她害怕取悦不了他。结果他总是不高兴。我见过很多次，她想讨好他，却手足无措。话说回来，不管她做什么或者说什么，她都不足以讨好她爸爸，因为她不是那个对的人。

看到那个场面，我很生气。我想踢她。她怎么这么没出息？她什么时候能学会？

科迪莉亚没有通过年中的动物学考试。她似乎很无所谓。考试的时候，她有一半的时间在画学校里各个老师的漫画，回家的路上她拿出来给我看，还笑得花枝招展。

有时候我会梦到男生。都是无言的梦，我梦见男生的身体。醒来后，我还能记几分钟，我会尽情享受，但我很快就会忘却。

我也有别的梦。

我梦见我动弹不了。我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呼吸。我被装在一个铁肺里。铁片紧紧锁住我的身体，像坚硬的圆柱形外皮。正是这圆柱形的铁皮在替我呼吸，一呼一吸。我又笨又重，除了沉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的头从铁肺的一头伸出来，露在外面。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灯，像黄色的混浊的冰块。

我梦见我照着写字台上方的镜子，试穿一件有毛皮衣领的毛衫。有个人站在我的身后。如果我动一下，从不同角度看着镜子，我不用转身就能看到身后了。我就能知道是谁了。

我梦见我找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钱包，钱包藏在抽屉里，也可能是在皮箱里。我知道钱包里面有宝藏，但我打不开。我试了又试，最后它像气球一样爆了。结果里面都是死青蛙。

我梦见有人给了我一颗头颅，用白色的茶巾包着。透过白布，我可以看到鼻子、下巴和嘴唇，轮廓很清晰。我可以打开白布看看是谁的头颅，但我不想打开，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打开了，那个头会活过来。

45

科迪莉亚告诉我，她小时候摔破了一个温度计，吃了里面的一些水银，故意让自己生病，这样她就不用去上学。她还会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去抠，让自己呕吐，或者把温度计放在灯泡旁边烤热，这样量体温就很高。她妈妈识破了她的把戏，因为她把体温计放在灯泡旁边太久了，温度升到了一百一十华氏度。之后，她的伎俩就很难得逞了。

“那时你多大了？”我问她。

“记不得了。上高中之前吧，”她告诉我，“你知道，那个年龄的人才会干这种事情。”

今天是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我们坐在桑尼赛德酒吧的一个卡座上。酒吧里有一个汽水柜台，材质是红色的血滴石，铬合金包边，旁边有一排固定在地板上的圆形转椅。黑色的座椅可能不是真皮的，坐在上面，会发出轻轻的声响，像人在放屁。所以，我和科迪莉亚以及所有的女生都更喜欢坐在卡座里。卡座是深色的木头做的，两条长凳面对面，中间的桌面是红色的，和汽水柜台一样。这是伯纳姆的学生放学后常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吸烟，喜欢点放马拉斯奇诺樱桃的可口可乐。如果在一杯可乐里面混进两片阿司匹林，喝了肯定会醉。科迪莉亚说她已经试过了，她说和喝醉酒感觉不一样。

我们喝的不是可乐，而是香草奶昔，每人两根吸管。我们把吸管上的纸包装撸下来，纸包装一下子卷成了“毛毛虫”。然后，我们把水杯里的水洒到上面，纸毛毛虫就舒张开，看起来像会爬的样子。桑尼赛德的桌子上散落着湿透的纸毛毛虫。

“如果母鸡产下一只橘子，小鸡们会说什么？”科迪莉亚问。最近，有关鸡的笑话在学校里很盛行。除了关于鸡的笑话，还有关于白痴的笑话。为什么那个白痴会把钟扔出窗外？他想看着时间飞走。

“你看那个橘子果酱。”我觉得很无聊，“如果白痴看到地上有三个洞，他会说什么？”

“什么？”科迪莉亚反问。她很难记住笑点，跟她说笑话，她听过就忘。

“算了，算了，算了。”我说。

“哈哈。”科迪莉亚说。对于别人的笑话不接茬，反而加以调侃，这是她的习惯程序。

科迪莉亚蘸着刚才洒出来的水在桌子上涂鸦。“还记得我以前挖的那些洞吗？”她问。

“什么洞？”我问。我不记得挖过什么洞。

“我们家后院的那些洞。嗬，我不是想要一个洞吗。我就开始挖，但那个地面太硬，到处都是石头。于是，我又找了另一个地方来挖。每天我放学后都挖洞。我的手被铲子磨起了水泡。”她笑了笑，若有所思，好像在回忆从前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挖洞？”我问。

“我想在洞里面放一把椅子，然后在那里坐着。就自己一个人。”

我笑了：“你想干吗？”

“不知道。我猜想我是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不用被别人骚扰。我小的时候，常常在前厅的椅子上坐着。我曾经以为，如果我安分守己，不碍人家的事，什么也不说，我就安全了。”

“有什么不安全的？”我问。

“没什么，”她说，“我很小的时候，好像经常挨爸爸揍。他发脾气就揍我。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脾气。‘别傻笑’，他会这样训我。我总爱顶撞他。”她掐掉香烟，烟灰缸里有一堆冒着烟的香烟头，“你知道，我很讨厌搬进那栋房子。我讨厌玛丽女王学校的那些同学，还有学校里面干的那些事情，都那么无聊，比如说跳绳。除了你，我在学校里就没有什么好朋友。”

科迪莉亚的脸溶解了，变形了，随后，她九岁的脸呈现在我眼前。这是眨眼间的事情。就好像我一直站在屋子外面的黑暗中，突然，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上出现了一个阴影，屋子里的活动一目了然。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什么都看见了。然后就看不见了。

一股热血涌上我的脑袋，我的肚子突然收缩，好像有个危险的东西差点击中了我。就好像我偷东西被逮住了，或者是说了谎被识破，或者是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的坏话。同样羞愧、内疚、恐惧，还有对自己冰冷的厌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情感从何而来，我到底干了什么。

我不想知道。不管是什么情况，都不是我需要或者想要的。五月，星期二，我就想来到这里，坐在桑尼赛德的卡座里，看着科迪莉亚小心翼翼地用吸管喝完最后一口奶昔。她什么也没注意到。

“有了，”我说，“为什么一只没洗过的鸡要过马路两次？”

“为什么？”科迪莉亚问。

“因为它是一个肮脏的两面派。”我说。

科迪莉亚翻着白眼，像珀迪一样。“很好玩。”她说。

我闭上了眼睛。在我的脑海里有一块是黑暗的，还有一块开着紫色的花朵。

46

我开始躲着科迪莉亚。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我不再和她安排两对男女的约会。我告诉她，和我约会的那个男生交不上什么朋友。我说放学后我不能马上回家，要留在学校。这是真话，我正在为筹办下一次舞会画装饰画，画棕榈树和穿草裙的女孩。

有时候科迪莉亚会等我，所以我还是得和她一起走回家。她不停地说，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倒是不怎么说话，话说回来，我从来都不是喜欢说话的人呢。过了一会儿，她会突然亮着嗓子说：“我一直在说我自己的事。你怎么样？”我就微笑着说：“没什么。”有时她会开个玩笑：“我的事情，已经说得够多了。你说吧，我怎么样？”我接着又说：“算了，没什么好说的。”

科迪莉亚不及格的科目越来越多。她似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至少她不想谈这件事。我不再帮她做作业，因为我知道即使我帮了，她也不会放在心上。她好像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在回家的路上，她说话的时候会随意转移话题，所以很难理解她在说什么。她也好像不会打扮了，又回到几年前邋遢的老样子。她那束漂染过的头发长长了，两截头发是两种颜色，很不自然。她的丝袜抽了丝，衬衫上的纽扣也掉了。她的口红似乎不适合她。

她的爸爸妈妈认为科迪莉亚最好再次转学，于是，她去了新学校。后来，她经常给我打电话，但再后来就不那么勤快了。她说我们应该尽快找个时间聚一聚。我从来不拒绝她，但我也从来不说什么时候可以聚。说了一会儿，我就说：“我得挂了。”

科迪莉亚家搬到了更北边一个更豪华的街区，房子比以前更大。几个荷兰人搬进了她们家的老房子。他们种了很多郁金香。从此好像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我在体育馆里参加十三年级的期末考试，也就是毕业考。考试一门接着一门，一天接着一天。此时，树木枝叶茂盛，鸢尾花盛开，热浪扑面而来；体育馆热得像个烤箱，我们都冒着热气，坐在那里不停地写着，整个体育馆散发着往日运动员的气息。老师们像警察一样，在过道上来回巡视。有几个女生晕倒了。还有一个男生也晕倒了，后来人们发现，他从冰箱里拿了一罐番茄汁喝了，但那其实是血腥玛丽鸡尾酒，是他妈妈的桥牌俱乐部存放在里面的。人家把晕倒的学生抬出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抬起头来。

我知道，我参加的两门生物学考试都会取得好成绩。我什么都会画，小龙虾耳朵的内部结构、人的眼睛、青蛙的生殖器、金鱼草花的剖面图等，我都会画。我知道总状花序和根茎的区别，会解释光合作用，会写“瘰疬”这么偏僻复杂的字。但是，在植物学考试的时候，我就像突发癫痫一样突然想到，我不想当一名生物学家，原来的想法作废了。我想成为一名画家。我看着试卷，蘑菇从孢子到子实体的生命周期正在形成，对此我有绝对的把握。我的生活悄然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不过，我继续解释什么是块茎、球茎和豆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考试刚结束后的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了。是科迪莉亚打来的。我意识到我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我想见你。”她说。我不想见她，但我知道我会见她的。我觉得她不是想见我，而是需要见我。

第二天下午，我坐地铁，然后换乘公共汽车，向北穿过炎热的城市，来到科迪莉亚现在的家。我从未去过那里。街道弯弯绕绕，房屋很大，古典庄重，是乔治国王时代的风格，周围是茂密的灌木丛。我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似乎看到了科迪莉亚那张苍白模糊的脸，就躲在房子正面窗户的后面。我还没有按门铃，她就打开了门。

“嘿，你好啊，”她说，“好久不见。”她的热情是装出来的，我们都心知肚明。科迪莉亚现在状态很差，她的头发没有光泽，脸色真的很苍白。她胖了很多，不过不是长肉变结实了，而是虚胖、浮肿。她又开始涂刺眼的橙红色口红，这更显得她脸上没有血色。“我知道，”她说，“我这个样子就像哈吉斯·麦克巴吉斯。”

屋子里面很凉快。前厅地板是黑白方格的，楼梯很雅致，就在前厅的中央。楼梯的旁边有一张抛光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瓶剑兰插花。屋子里静悄悄的，客厅里有一只钟在嘀嗒嘀嗒响。似乎没有别人在家。

我们没有走进客厅，而是绕过楼梯，穿过一扇门进入厨房，科迪莉亚给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厨房很漂亮，布置考究，色调素雅，十分安静。冰箱和炉子都是白色的。如今有人喜欢买彩色的冰箱，浅绿色或者粉色的，但我不喜欢这些颜色，我很高兴科迪莉亚的母亲也不喜欢。厨房的桌子上有一本横线笔记本，中间有两页被撕掉了。我认出来了，搬家之前，这张桌子是他们家的餐桌。这表明他们肯定添置了新的餐桌。我发现，我更想看的其实是那张新餐桌，科迪莉亚倒在其次，这个发现让我吃惊不已。

科迪莉亚在冰箱里翻着，找到了一包商店里买的甜甜圈，包装已经打开了。她说：“我一直想找个借口吃掉剩下的这些。”但是，她刚咬了一口，就点了一支烟。

她说：“说吧，这些天你在忙什么？”她的声音特别爽朗，以前她和男生说话就是这样。我很害怕。

“哦，还是老样子，”我说，“你知道，就是毕业考。”我们四目相对。她过得不好，这很明显。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希望我视而不见。“你呢？”我问。

“我找了一个家教，”她说，“我不学习不行了。暑期课程也要考试的。”我们都知道，尽管她换了学校，今年肯定还是过不了。她的分数肯定很难看。除非她下一轮考试或补考通过了所有的科目，否则她永远读不了大学。

“找的家教好吗？”这跟问一件新衣服好不好一样。

“还行吧，”科迪莉亚说，“她叫丁格尔小姐。居然有人叫这个名字。她一直在眨眼，双眼总是泪汪汪的。她住在脏乱不堪的公寓里。她有一件橙色的内衣，我看到它挂在浴室的浴帘杆上。浴室也是脏乱不堪。我总是抢先问她的健康状况，故意不让她谈功课。”

“什么功课？”我问。

“嗬，管他什么科目，”科迪莉亚说，“物理、拉丁语，什么科目我都不想听。”她的语气显得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也有骄傲和兴奋的味道。和以前从超市里顺手拿东西的时候一样。糊弄家教就是她这几天的成就。她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觉得我整天都在学习。其实我都在睡觉。睡醒了就喝咖啡，抽烟，听唱片。有时候，我会偷喝爸爸的威士忌。然后给瓶子里灌水。他还没有发现！”

“但是，科迪莉亚，”我说，“你总得做点正经事。”

“为什么？”她问。和往日的腔调一样，她的话里面还是充满火药味。她不仅仅是在开玩笑。

我说不清道理。我不能说“因为每个人都这样”。我甚至不能说“你得赚钱过日子”，因为她显然用不着自己赚钱，她住着这么大的房子，根本没有赚过钱。她可以就这样混下去，就像旧时代的女人，像那种嫁不出去的姑妈，那种永远在娘家的老姑娘。她爸爸妈妈不可能把她赶出去。

于是，我就说：“你会觉得闷的。”

科迪莉亚放声大笑。“那么，要是我认真学习呢？”她问，“我通过了考试，我上了大学，该学的都学了。然后变成丁格尔小姐那样的人。算了吧，拜托！”

“傻瓜，”我说，“谁说你一定会像丁格尔小姐？”

“也许，我就是一个傻瓜，”她说，“我不能专心学习，几乎一页书都看不完，我看着书，不一会儿，上面的字都变成了小黑点。”

“也许你可以去上秘书学校。”我说。我一说出口就觉得自己像叛徒。她知道我们对秘书学校的女生的态度，一个个的，眉毛都修得细长，上身都穿着粉色的尼龙衬衫。

“可真是多谢你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别谈这些行吗？”她说。她那爽朗的声音又回来了：“我们说点好玩的吧。还记得那棵卷心菜吗？蹦蹦跳跳的那个？”

“记得。”我说。我突然觉得她可能怀孕了，或者她之前可能怀孕过。对于辍学的女生，这是很正常的。不过，我又觉得这不太可能。

“我当时太丢人了，”她说，“还记得我们以前去市中心的联合火车站拍照吗？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

“那时候地铁还没有建成。”我说。

“我们常常朝老太太扔雪球。我们还常常唱那些无聊的歌。”

“麻风病。”我说。

“你内心的一部分，”她说，“我们以为我们很跩。现在，我看到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我就想，这一帮小屁孩！”

她回想起那个时代，仿佛那是她的黄金时代，对她来说应该是的，那时确实比现在好。但是，我不希望她记起来。我不想遭受她更深、更黑的记忆的伤害。在尴尬的事情发生之前，我得设法优雅地脱身。她故意装得喜气洋洋，维持某种平衡，但随时可能倾倒颠转，顷刻之间嬉笑会变成眼泪和绝望。我不想看到她那样崩溃，因为我没有什么办法去安慰她。

我不能对她心软。她这个样子就像一个傻瓜。她不能陷在悲伤、漫长、低级的痛苦里面。她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和可能性，她之所以停滞不前，唯一的原因是她缺乏意志力。“振作一点，”我想告诉她，“振作起来吧。”

我说我该回去了，我等会儿还要出门。这不是真的，她也有所怀疑。虽然她现在很颓废，但她洞察社交谎言的直觉比从前更加敏锐。“当然，”她说，“完全可以理解。”她的语气冷冰冰的，很老成。

我急着离开，做出各种赶时间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我想逃跑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想见到她妈妈，她妈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随时都可能回家。她妈妈会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好像科迪莉亚变成这个样子全是我的过错，好像让她失望的人不是科迪莉亚，而是我。我凭什么要承受那样的目光？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再见了，科迪莉亚。”我在前厅对她说。我捏了一下她的胳膊，然后马上往后退一步，让她亲不到我的脸。亲脸颊是她们家的惯例。我知道她对我有所期待，还忘不了过去的生活，或者说她没有完全迷失自我。我知道我让她失望了。我感到很沮丧，感觉自己太残忍和冷漠了，没有仁慈之心。但是，我也感到如释重负。

“回头给你打电话。”我说。我在撒谎，但她不愿相信我在说谎。

“那太好了。”她说，用礼貌来保护我们两人。

我朝街上走去，回头看她。她的脸又出现了，一轮模糊的月亮倒影，在前窗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