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我继续沿着女王大街向东走，午餐时喝了一点酒，头还有点晕。也就是有点醉意。酒精是一种镇静剂，过一会儿我会很低迷，但现在很兴奋。我微微张着嘴，哼着歌。

这里有一组铜绿色的雕像，上面有黑色的污渍，像金属的血液一样流下来：一个女人坐着，手里拿着权杖，她的周围有三个年轻的士兵。他们在向前行进，腿上缠着护腿。他们保卫着帝国，表情都很严肃，脸色都阴沉着。时间凝固了。在他们上面的一块石板上，站着另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长着天使的翅膀。她象征着胜利还是死亡？还是两者兼有？这组雕像是一座纪念碑，纪念九十年前的南非战争。我在想，还有没有人记得那场战争？在这些疾驰而过的汽车中，有没有人会抬头看一眼这座纪念碑？

我沿着圣诞老人游行的路线，从大学路向北走，走过了几家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动物学大楼几年前就拆了。我曾经坐在窗台上看着游行队伍从下面走过去，有的人像湿漉漉的小精灵，有的像雪花，我同时还闻到蛇、防腐剂和老鼠的气味，如今，这里已经空无一物。还有谁记得大楼的位置？

现在，这条路上有好几处喷泉，有许多方形的花坛，还刚立了不少造型奇特的雕像。我沿着议会大厦的周围走着，深粉色的议会大厦就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太太蹲在地上，裙子被风吹起来，她的表情古板、冷漠。那面我永远画不好的旗帜降格成为省旗，此时正在大楼前飘扬，旗面鲜红，左上角有一面英国国旗，下面是我画不出来的海狸和树叶图案。新国旗也在那里飘扬着，两边各有一条红色，中间白色的底色上有一片鲜红的枫叶，就好像某种廉价人造奶油的商标，或者是一只雪地猫头鹰。其实，这面国旗早就换上了，但我仍然觉得是新的。

我穿过街道，绕到一个小教堂的后面。这个地方在重新开发，只剩下小教堂孤零零的。周日布道的消息写在告示牌上，好像是超市的特价促销广告：“眼见为实”。小教堂的门口竖着一面平板玻璃。在这亮晶晶的门面背后，是一束束起绒布、软皮革和精巧的银器。意大利面让人垂涎三尺。这几年来，神学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每个人都相信罪有应得[原文为“just deserts”，多加一个“s”，即“just desserts”，就变成了“甜品专卖店”。]，如今，这里变成了专卖蛋糕的餐馆。只是加了个“s”，大家就放下了罪恶感。

我拐弯进入一条小街，两侧都是精品店，出售手工织物、法式孕妇装、系着缎带的肥皂、进口烟草等。这里也有豪华餐馆，里面的葡萄酒杯都是细脚的，价格高昂，主要是卖地段，设最低消费。这里还有名牌牛仔裤的专卖店、卖威尼斯折纸摆件的商店、闪烁着踢腿霓虹灯的精品长筒袜店。

以前，这些房子破破烂烂，约瑟夫曾经住在这个“贫民窟”里。那时候，正好是炎热的八月，一个肚子里灌满了啤酒的胖老头儿坐在门廊上，汗流浃背，周围邻居的孩子大吵大叫，狗趴在地上喘着气，拴在栅栏上的狗绳磨损严重，油漆从木头上剥落，路边的金盏花打着蔫儿。如果当时把几千美元投到恰当的地方，现在就成百万富翁了，但是，谁有先见之明呢？反正我不是那种人。我走上狭窄的楼梯来到二楼，那里曾经是约瑟夫的家。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夏日的傍晚，夜幕降临，他的手搭在我的后背上，我觉得很重，他不着急，有点压抑，有点忧伤，也有点渴望。

对于约瑟夫，我比那时更了解他了。因为我长大了。他的忧郁，他的野心，他的绝望，他空虚的内心，我都知道了。我知道危险所在。

比如说，他干吗要和两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搞在一起？如果我的女儿爱上了这样的男人，我会发疯的。就好像莎拉和她最要好的朋友放学回家，跟我说她们在公园里看到了暴露狂，她们第一次看到了暴露狂：“妈妈，妈妈，有一个男人脱了裤子！”

我会感到害怕，也会怒不可遏。你敢碰她们，我就杀了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就是好玩而已。

也好像我生了莎拉后第一次进厨房。我带着莎拉从医院回家，进入厨房，我心里会想：所有这些刀具，这些尖锐的物品和会烫人的东西。

眼前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会伤害到她。

也许，我的女儿会偷偷摸摸地和约瑟夫或乔恩那样的男人谈恋爱。她们找那种邋遢的或者年长的男人，到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是为了恶心我？谁知道呢？她们一直很体谅我，尽量避免吓到我。

我在报纸的头版上看到了诸如性交、流产、乱伦之类的词语——过去，这种词语都是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更不用说公然印到报纸上了——我就想去捂住她们的眼睛，即使她们已经长大了，或者说差不多算长大了。因为我是一个妈妈，我会感到害怕，不像还没当妈妈的时候。

我应该给她们都买一份小礼物，她们还小的时候，我每次出门都会带礼物回来。我曾经知道她们喜欢什么，那是一种直觉。现在我已经失去了这种直觉，我不知道了。我现在都记不住她们准确的年龄。以前，我妈妈忘记我已经是大人的时候，我会很不高兴，但是，我自己现在也变得絮絮叨叨，常常翻出泛黄的婴儿照，看着上面的一绺绺头发发呆。

我眯着眼睛看着橱窗里面的意大利丝巾，丝巾很漂亮，说不清楚是什么颜色的，有点灰蓝，也有点海绿。突然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吓了一跳。

“科迪莉亚。”我说着，转过身去。

但那人不是科迪莉亚。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是一个女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女孩，有点像中东那边的人，穿着印花棉的及踝长裙，但脚下穿着加拿大胶底靴，很不相称，上身穿着短夹克，纽扣扣到了最上面，头上包着一条头巾，在两边各打了一个褶，看起来像修女的方巾。碰到我的那只手戴着北方的连指手套，很笨重，手套和夹克袖口之间露出一截浅棕色的皮肤，就像加了高脂浓奶油的咖啡。她的眼睛很大，像人家画的面黄肌瘦的流浪儿。

“求求你……”她说，“他们在杀人，杀了很多人。”她没有说在哪里。可能很多地方都有，也有可能在边境，现在“无家可归”已经成了一种国籍。也许战争根本没有结束过，只是分裂成碎片，分散了，世界各地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你摆脱不了。杀戮是停不下来的，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难分利弊。

“嗯。”我说。这就是杀死斯蒂芬的战争。

“这里也有。他们没有……什么也没有。他们会死的……”

“哦，”我说，“我知道了。”走在路上才能听到这样的话。坐在车里，你就和外界隔绝了。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在骗我？她可能是个瘾君子。对于容易上当的人来说，骗局比比皆是。

“我家里四口人。有两个孩子。孩子和我住在一起，我要对他们……负责。”她稍微停顿了一下，但“负责”两个字还是说出了口。她很腼腆，像这样在街上随便跟人家搭讪，肯定不是她乐意的。

“怎么了？”

“我要负责。”我们四目相对。她在负责。“二十五加元，就可以让一家四口撑过一个月。”

他们能吃什么？不新鲜的面包，还是丢掉的甜甜圈？她是说一个星期吗？如果她说的是真话，我可以给她钱。我脱下手套，打开钱包，里面是沙沙作响的钞票，有粉色的、蓝色的、紫色的。有能力帮助人，却有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感觉让人恶心。也许她是恨我的。

“给。”我说。

她点点头。她没有感谢我，仅仅确认了对我或者对她自己的判断。她脱下笨重的连指手套，把钱接过去。我看了看我们的手，她的手很光滑，指甲上有白色的月牙。相比之下，我自己的双手皮肤开裂，像新生蛤蟆的表皮一样。她把钞票从夹克扣子中间的缝隙塞了进去。里面一定有个钱包，藏在里面才不会被扒手扒掉。然后，她戴上手套。她的手套是深红色的，上面用粉色的羊毛绣了一片叶子。

“上帝保佑你。”她说。她没有说真主。我也许会相信真主。

我自己也戴上手套，走了。一天天的，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听到了越来越多无声的哭泣。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饥饿伸出了乞讨的手，发出了呼救的声音。没完没了。

57

九月，我离开了瑞士小屋，回到学校。我还回到了爸爸妈妈家的地下室，因为我只能住在那里，别的地方住不起。两个地方都有危险。我现在过着多重的生活，被生活撕裂成了碎片。但我不再犯困了。相反，我很警醒，我的肾上腺激素爆满，尽管夏末的天气还很炎热。我之所以很兴奋，是因为我在背叛和欺骗，我必须向爸爸妈妈隐瞒约瑟夫的存在，也不能告诉他们乔恩的存在。我整天偷偷摸摸的，心吊到嗓子眼儿，害怕被识破。我晚上尽量早回家，也尽量躲着他们，连走路都踮着脚。说来奇怪，我的安全感并没有因此而降低，我反而更安心了。

两个男人比一个好，至少他们让我感觉好一点。我告诉自己，我两个都喜欢，爱上两个男人就不用对其中一个下决心了。

约瑟夫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他想给的东西，同时也给了我恐惧。他告诉我，除了在这个国家，在大多数国家里，女人都是归男人所有的，说起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像以前跟我说他曾经开枪把人家的头打爆一样漫不经心。他还说，如果一个男人发现他的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偷情，他会把那两个人杀掉，大家都会原谅他的。对于丈夫出轨，他的原配妻子可以怎么样，约瑟夫只字未提。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手沿着我的手臂向上，摸过肩膀，最后轻轻搭在我的脖子上，我想他是不是在怀疑什么。最近，他经常逼着我说话，要不然就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我闭上眼睛，感觉他像一股力量，不可捉摸。如果我能客观地看他，我会发现他这个人有点傻。但我做不到。

至于乔恩，我知道他给了我什么。他给了我逃避的机会，让我逃离成年人的世界。他给了我乐趣，给了我混乱，还有恶作剧。

我想过跟他说约瑟夫的事，看看他会怎么样。

但是，这么做会有危险，性质不一样的危险。他会嘲笑我怎么会和约瑟夫上床，他认为约瑟夫年纪那么大，性情又古怪。他想不通我为什么会把约瑟夫当回事，他不会明白约瑟夫让我产生的冲动。他会瞧不起我。

乔恩的公寓在箱包批发店的上面，又长又窄，弥漫着丙烯酸和旧袜子的味道。他家只有两个房间和一间浴室。浴室是紫色的，墙上画着红色的脚印，脚印向上穿过天花板，然后从对面的墙上下来。小客厅漆成了纯白色，另一个房间，也就是卧室，则是亮黑色的。乔恩说这是对房东的报复，房东是个浑蛋。他说：“我搬出去以后，房东要刷十五层漆才能盖掉。”

乔恩一个人住着这套公寓，隔三岔五会有一两个人来，他们就在地板上放睡袋，晚上睡在睡袋里面。他们都是画家，有些是和房东闹翻逃出来的，有些是在打零工但暂时没活儿干。在楼下按门铃的时候，我不知道来开门的会是谁，也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可能是通宵派对留下的烂摊子，可能是七嘴八舌的争吵，也可能有人正在厕所里吐。乔恩说那是在“吐衷肠”，他觉得很好笑。

有不同的女人从我身边上下楼梯，也有些在白色的小客厅里面晃荡着，小客厅弄成了临时餐厅，摆放着电炉和电水壶。我始终不知道她们的对象是谁，有时，这些女人是路过的艺术生，正好进来聊聊天。她们互相不怎么说话，要么就和男人说话，要么保持沉默。

乔恩的画作挂在白色的小客厅里，有些靠墙边堆着。那些画每个星期都不一样。乔恩很有创作能力。他画得很快，喜欢用一些刺眼的丙烯酸颜料，红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画狂野的圆圈和旋涡。我觉得我应该欣赏这些画，因为我自己画不出这样的画来。而且，我确实很欣赏，真的。但是，我隐隐约约地不太喜欢这些画。我在高速公路上见过类似的画面，东西被车碾过以后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画不应该是能认出来的事物。这些画都代表着一个瞬间，凝固在画布上的一瞬间。它们是纯粹的绘画。

乔恩对纯粹很执着，但仅限于艺术。他做家务就不行，他总是弄得乱七八糟，这是在跟所有的妈妈对抗，尤其是在跟他自己的妈妈对抗。乔恩在浴缸里洗碗，弄得面包碎片和玉米罐头的玉米粒都堵在排水管里。周末过后，小客厅的地板就变得像沙滩一样。他的床单也是瞬间的凝固，只是那“一瞬间”有点长。我比较喜欢他睡袋的上面，那个地方比较整洁。他的浴室就像北方偏僻公路的服务站的浴室一样，马桶周围的一圈是棕色的，里面可能漂着烟头。如果有毛巾，毛巾上面肯定全是手印。地上都是纸，东一片西一片，不知道那些纸是干什么用的。

此时，我不想帮他打扫房间。这么做就越界了，是资产阶级不冷静的行为。“你是谁啊？想当我妈妈，是吗？”有个闲着没事的女人把一些发霉的杂物收拾起来，他就是这么对她说的。我不想当他的妈妈，我倒是想当他的同谋。

乔恩和我做爱的时候不像约瑟夫那样漫不经心、例行公事。乔恩做爱很粗暴，就像一只在泥地里面打滚儿的小狗。很脏，像在巷战，像在开玩笑。完事后，我们就躺在他的睡袋上，吃着袋子里的薯片，傻笑着。乔恩不像约瑟夫那样认为女人是任人摆布和欣赏的花朵或者形状。他认为，女人要么是聪明的，要么是愚蠢的。这就是他的分类方式。“听着，朋友，”他对我说，“你比大多数人都聪明。”这让我很高兴，也让我很失落。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约瑟夫开始追问我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我随口说了一些瞎话。对我来说，乔恩是对抗约瑟夫的一张王牌，不能随便暴露。约瑟夫可以骗人，我也可以。但是，他不再谈论苏茜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八月底我离开瑞士小屋之前。她一个人进来吃晚饭，点了半只鸡和一些勃艮第樱桃冰激凌。她很久没有打理头发了，头发变黑了、变直了。她的身材本来就矮，现在变得更粗壮了，脸蛋圆圆的。她吃东西的样子很机械，仿佛那是一件差事，但她把东西吃得精光。也许，吃东西是为了安慰自己，因为约瑟夫无论如何都不会娶她，她一定知道了。我猜她想要和我谈约瑟夫的事，我躲着她，始终带着客套的微笑，和她保持着距离。她那一桌不归我管。

但是，在离开之前，她朝我走来。“你见过约瑟夫吗？”她问。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哀伤，我听了很难受。

我撒了个谎，但不是很自然。“约瑟夫吗？”我脸颊发烫，“没有。我怎么会见他呢？”

“我就是在想，你可能知道他在哪里。”她说。她没有怪我的意思，而是有点绝望。她走了出去，像个中年妇女。怪不得约瑟夫躲着她。他不喜欢骨瘦如柴的女人，但也不喜欢太胖的。苏茜在自暴自弃。

这段时间，她常打电话给我。傍晚时分，我在地下室里学习，妈妈叫我去接电话。

电话的那头，苏茜一直在哭，很伤心，很绝望。“伊莱恩，”她说，“你能不能来我这里一趟？”

“怎么回事？”我问。

“我不能告诉你。你来吧。”

我猜她吃了安眠药。她会干这种事。为什么打给我呢？为什么不给约瑟夫打？我想扇她一巴掌。

“你没事吧？”我问。

“不好。”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很不好，我出问题了。”

我没想到要叫出租车。约瑟夫才会坐出租车。我习惯搭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蒙特卡洛。苏茜没有跟我说她的门牌号，我也没想到要问，所以我必须找到管理员。我敲了门，没人开门，我再次求助管理员。

“我知道她在里面。”我对不情愿来开门的管理员说，“她打电话给我了。情况很紧急。”

我终于进去了，公寓里面一片漆黑。窗户关着，窗帘拉上了，可以闻到一股怪味。衣服散落在地上，有牛仔裤、冬靴，还有苏茜用过的黑色围巾。家具看起来像是她爸爸妈妈挑的。一张灰绿色的方形扶手沙发，一张小麦色的地毯，一张茶几，两盏灯罩还包着玻璃纸的台灯。这和我想象中的苏茜不相符。

地毯上有一个深色的脚印。

苏茜在隔出卧室的帘子后面。她躺在床上，穿着粉色的尼龙短睡衣，脸色惨白得像一只被扒光了的生鸡。她闭着眼睛。床罩和粉色的植绒被子掉在地上。在她的身下，床单上有一大块新鲜血迹，在她身体的两侧摊开，像一对艳红的翅膀。

我感到一阵悲凉。我觉得我被无故抛弃了。

然后，我感到有点恶心。我跑进浴室里去吐。更糟糕的是，马桶里的水是暗红色的，有血。黑白瓷砖地板上到处都是带血的脚印，水槽边上也有带血的指纹。废纸篓里塞满了湿漉漉的卫生巾。

我用苏茜的浅蓝色毛巾擦了嘴，在血迹斑斑的水槽里洗了手。我手足无措，不想被卷进去，不管这里面有什么事。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她死了，我会被指控谋杀。我想偷偷溜出公寓，悄悄关上门，掩盖掉我的踪迹。

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回到了床边，摸了摸苏茜的脉搏。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毕竟苏茜还活着。

我找到管理员，让他叫了救护车。我打电话给约瑟夫，他没有接。

我和苏茜一起坐在救护车的后车厢，陪着她去医院。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冷、瘦小。她现在意识模糊。“别告诉约瑟夫。”她小声对我说。她的粉色睡衣让我意识到，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从来都不是。她是个好女孩，就是爱打扮。

但她的言行举止有点异类。她说的那些话，就像是被水淹没的风景，水下的小山头。和我同龄的人都了解，但没有人会提起来。水下是各种谣言、秘密的金钱交易、邪恶的老巫婆、非法医生、耻辱、屠杀。在更深处是恐怖。

两个随车医生漫不经心，语气之中充满鄙夷。这种事情他们见得多了。

“她用了什么？毛衣针吗？”一个医生问。他像在斥责我，他可能以为是我帮助苏茜自残。

“我不知道，”我说，“我和她不熟。”我不想被牵连进去。

他说：“这种事情常有，就是傻蛋。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同意他的看法，苏茜一直都是个傻蛋。我也知道，如果我陷入苏茜那样的处境，我会像她一样愚蠢。我会一步一步走上她这条路，变成她这个样子。我会和她一样惊慌失措，和她一样不告诉约瑟夫，和她一样不知道该去哪里。她遭遇的一切，我也都可能碰到。

但是，我脑海深处还响起另一种声音，一种微弱、刻薄、古老、自以为是的声音：她活该。

后来终于找到了约瑟夫，他崩溃了。“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啊！”他说，“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以为你会对她发脾气，”我冷冷地说，“像她的爸爸妈妈一样。她以为，她怀孕了，你就会把她踹开的。”

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可能性。“不，不会的。”约瑟夫犹豫不决地说，“我会照顾她的。”这句话有几种意思。

他往医院打了电话，但苏茜拒绝见他。她变了，变得更坚强了。苏茜告诉约瑟夫，她可能再也不会怀孩子了。她不爱他。她再也不想见到他。

这下轮到约瑟夫痛苦了。“我对不起她！”他拽着头发哀怨地说。

从此，他变得更加忧郁，不想出去吃饭，也不想做爱。他一直待在公寓里，公寓里一片狼藉，到处是他生活的痕迹，比如中餐外卖的盒子和脏兮兮的床单。

他说他永远愧对苏茜。他是这么想的，他对慵懒、天真的苏茜干了很不好的事情。同时，他也受到了她的伤害，她怎么会这样对他？怎么会想要和他一刀两断呢？

他希望我去安慰他，去消解他的负罪感，去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但是，这种事情我做不好。我开始讨厌他了。

他说：“那是我的孩子啊！”

“你会娶她吗？”我问。他的痛苦没有引起我的同情，反而让我更冷漠。

“你对我太狠心了。”约瑟夫说。以前，在做爱的时候，他常用这句话来挑逗我。现在他是认真的。他说得没错。

没有了苏茜，我们的关系就失去了平衡。约瑟夫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来说，他太沉重了。我无法让他开心，我很自责。我无能，我配不上他。我发现他很懦弱，只会缠着我，他现在就像一条被掏空内脏的鱼。一个男人居然会因为女人而土崩瓦解，我瞧不起他。我轻蔑地看着他那双饱含悲伤的眼睛。

接电话的时候，我经常找借口，说我很忙。还有一天晚上，我放了他鸽子。这样让我很开心，而且屡试不爽。他到大学里来找我，他满脸沧桑，胡子拉碴，感觉突然苍老了很多。他在课间的时候拉着我，恳求我。我们的这种交集让我受不了，我很愤怒。

“他是谁？”穿着两件式山羊绒针织衫的女生问我。

“旧相识。”我淡淡地说。

约瑟夫在博物馆外拦住我，他说我让他绝望了。因为我对他太狠心，他要离开多伦多。他没有骗我，他本来就打算离开。我说话一如既往地刻薄。

“挺好的。”我说。

他盯着我，眼神里满是受伤和责备。然后，他站直身子，就像一个骄傲又被戳了屁股的斗牛士。

我转身就走了。潇洒地离开他，我非常高兴，好像我能随心所欲让人出现，也可以让人消失。

我没有梦见约瑟夫，反而梦见了苏茜。她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和牛仔裤，但个头儿比现实中的更矮，剪了一个童花头。她站在一条我认识但叫不出名字的街道上，身边有一堆堆闷烧着的秋叶，手上拿着一根盘起来的跳绳，嘴里吮着半根橘子味的冰棍。她不像上次那样软弱。相反，她的眼神里透着狡猾和算计。“你不知道什么是两件套吗？”她恶狠狠地问。

她继续吮着冰棍。我意识到我错了。

58

时光不断流逝，我渐渐淡忘了苏茜。约瑟夫也没有再出现。

这就只剩下我和乔恩了。我有一种感觉，他像一对书挡中的一个，单他一个是不完整的。但我觉得自己是善良的人，因为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这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隐瞒了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关心他其他时候干了什么。

我确定我爱上他了。我没有说出口，他可能会抵触“爱”这个字，或者认为这个字会拴住他。

我还是经常去他有黑色卧室和白色小客厅的公寓，躺在他的睡袋上，不过都是临时起意去的。乔恩不喜欢提前做计划，也不喜欢记什么事情。有时，我来到他的楼下，却没有人开门。有时，他因为电话欠费而关机。我们可以算是情侣，尽管我们不曾说清楚。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对，这就是他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定义。其实，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

我们会搞一些派对，灯光熄灭，烟雾缭绕，只有瓶子里的蜡烛摇曳着火光。其他画家也去，也有穿着高领毛衣、留着长直发中分的女人。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地板上，在昏暗中一边听着关于女人被匕首刺伤的民谣歌曲，一边抽着大麻烟。这在纽约那边倒是平常事。他们声称这种东西可以刺激艺术灵感。

我抽一般的香烟都会呛，所以我不抽大麻。有时候，晚上我会和另外一两个画家一起待在卧室里，因为我不想看到乔恩和那些直发女孩在干什么。不管他干什么，我希望他不要那么张扬。但他并不觉得有必要隐藏什么。性占有欲是资产阶级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延伸。谁也没有权利拥有他人。

这些话他都没有说过。他只说过：“嘿，我不归你所有。”

有些时候，其他画家都喝醉了，或者是既抽烟又喝酒，弄得晕乎乎的。但有些时候，他们想向我倾诉他们的问题。他们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他们的问题基本上都跟他们的女朋友有关。后来，他们把袜子带来让我补，也叫我帮他们缝纽扣。他们让我觉得我就像一个阿姨。这些活儿我都干，我没有嫉妒，因为嫉妒没有意义。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乔恩已经不再画像旋涡和内脏一样的画。他说那种画太情绪化、太伤感、太潦草了。现在，他喜欢画笔直的线条，要么就是完美的圆圈。他用胶带纸画直线。他用单色块，不用厚涂。

他把这种画取名叫作“谜：蓝和红”，或者“变奏：黑和白”，或者“36号作品”。看着这些画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刺痛。乔恩说这正是关键所在。

白天我去上学。

艺术与考古课介绍的作品比去年更加晦涩难懂，很多都运用了厚涂和明暗法。还是有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但圣母不像原来那么明亮通透，更像在夜里看到的人物。也有圣人的肖像，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或者沙漠里，脚边摆着象征死亡的头骨，或者趴着像狗似的狮子。现在，这些圣人都痛苦地蜷缩着，浑身插满了箭，或者是被绑在木桩上。《圣经》题材的绘画出现了暴力倾向。现在很流行画朱迪思砍掉荷罗孚尼的头。还有其他古典的神，男神和女神都有。有战争、打斗和屠杀的场面，这和以前一样，但现在画的场景更混乱，胳膊和腿都缠在一起。也有富人的肖像，富人都穿着更深色的衣服。

我们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往后面学，新鲜的题材层出不穷，比如说船只和狗、马之类的动物，还有农民。还有风景画，有的有房子，有的没有房子。还有鲜花、装在盘子里的水果、切成片的肉，有的还有龙虾。因为颜色鲜艳，龙虾最受欢迎。

然后有裸女的画。

上面的题材大多是单独纯粹的，也有许多交叉重叠的，例如一个裸体女神被鲜花环绕，旁边站着几条狗；《圣经》中的人物，有些穿着衣服，有些裸体，画面上可能还有动物、树木和船只。还有假扮成神的有钱人。水果和屠杀通常不会同时出现，上帝和农民也不会。画裸体女人跟画盘子里的肉和死龙虾的方法一样，注重烛光照在皮肤上的效果，质感诱人，细节丰富，表明画家对质感有共同的追求。（我写了这样一句评论：“渲染丰富，展现了画家注重质感的呈现。”）看上去像端给客人的菜。

我不喜欢这种阴影很重的画。我更喜欢早期的作品，那些画很明亮，很淡定，姿态很从容。我放弃了油画。我不喜欢油画，因为油画太厚重，看不出明显的线条，像舔过的嘴唇，让人们过于关注画家的笔法。我画不出这种画。我想画更自然的画。我想画光明通透的物体，让画面散发光彩。

我用彩色铅笔画画，我喜欢画蛋彩画，那是僧侣惯用的绘画技巧。现在没有人教蛋彩画了，所以我找遍了图书馆，好不容易找到了教材。蛋彩画很难，又复杂，又费力，我一开始花了很多心思。为了调配蛋彩底料，我把妈妈厨房的地板和锅碗瓢盆弄得一塌糊涂，然后在画板上试了一次又一次，才终于弄出了平整光滑的底子。有时候，我忘了收拾装蛋黄和水的瓶子，蛋黄变馊了，在地下室散发着硫黄的味道。我用掉了很多蛋黄。我小心翼翼地将蛋清和蛋黄分开，把蛋清拿到上面去给妈妈做蛋白酥脆饼。

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在上面客厅的落地窗旁边画画，有时也在地下室里凑着阳光画。晚上，我用两盏鹅颈灯照明，每一盏都有三个灯泡。这样还不够亮，但也只能这样将就了。后来，我想我得弄一间大画室，上面有天窗，虽然我还不知道以后要画什么。不论我画什么，都会出现在彩色印刷品和书上，我要画莱昂纳多·达·芬奇那样的，我最近在研究他画的手、脚、头发，以及死人的画法。

我迷上了玻璃和其他反光平面的反光效果。我研究了画中珍珠、水晶、镜子、黄铜的反光细节。我花了很长时间看凡·爱克的《阿诺芬尼的婚礼》，利用放大镜研究印在课本上的那幅画，特别研究那些不够鲜明的色彩。吸引我的不是那两个画得很细腻的、面无血色的、仿佛没有肩膀的、手搭着手的夫妇，而是他们身后墙上的凸面镜。镜子里不仅映射出两人的背部，还有两个没有出现在主画面中的人物。镜子里的这些人物有点倾斜，仿佛镜子里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真实世界的重力定律和空间排列，这些人物被封在玻璃里面，像是被一个镇纸压住了。这面圆镜子就像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看得比人家的两只眼睛都多。镜子上方写着“扬·凡·爱克，1434年”。字写得很潦草，像厕所里的涂鸦，也像用喷漆喷在墙上的字。

我们家没有这种镜子供我临摹。于是，我就画了汽水瓶、酒杯、冰箱里的冰块、釉面茶壶和妈妈的假珍珠耳环。我还画了抛光的木头和金属，比如说铜底煎锅和双层铝锅。我很注意细节，经常弯着腰，趴在画的上方，用很细的画笔描高光的部分。

我知道我的兴趣不够时尚，所以，这种画我都是私下画的。乔恩说我的画是“插画”。在他眼里，任何可以看出原型的画都是“插画”。他说这种作品没有“自发的能量”，没有过程。我这样就和摄影师差不多，诺尔曼·罗克韦尔是我的发展方向。有几天我还同意他的看法。瞧瞧我最近都干了什么？我画出来的东西和《伊顿购物目录》“家用器皿”部分的样品都很像。不过，我坚持了下来。

周三晚上，我去上另一门夜课。不是人体素描课，今年的人体素描课由一个容易激动的南斯拉夫人执教，我上的是广告艺术课。这个班上的同学和人体素描班的那些人完全不同。他们大多是艺术学院商业系的学生，不是美术系的，而且大多是男生。其中有些人对艺术很有追求，但他们不会喝那么多啤酒。他们更干净、更认真，毕业后都希望找到挣钱的工作。我也是。

任课教师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身材瘦削，看起来有点颓废。他认为他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尽管他曾经创作了一幅著名的猪肉大豆罐头广告画，我小时候看过那幅画，一直都记得。在战争期间，我们吃过很多猪肉大豆罐头。这个老师擅长画人物的笑容，画笑容的关键在于牙齿，要能够画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不能留缝隙，露齿而笑，看起来很像狗在笑，那牙齿也像是假牙（他自己就装了假牙）。他对我说，我有画好笑容的潜力，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乔恩知道我去上这门夜课，嘲笑了我，但没有我料想的那么过分。他把那个老师叫作不举先生，别的没有多说什么。

59

我大学毕业了，发现我拿到的学位对找工作没什么帮助。也可以说，我什么活儿都不想干。我不想去读研究生，不想去当高中老师，也不想去博物院当馆长的马屁精。

我在艺术学院一共上了五门夜课，四门属于商业领域的，我带着这些课的成绩和作品去不同的广告公司求职。我画了各种各样的笑脸，以及焦糖布丁和切了一半的罐头桃子。为了求职，我专门买了打折的米色羊毛套装、中跟的便鞋、珍珠耳环，还在辛普森百货买了一条很雅致的丝巾。这些都是我最后一门夜课“布局与设计”的老师建议的。她还向我推荐了一个发型，但我最多只能接受做法式卷，用大卷发筒、发胶和扁发夹就可以做出来。我最终找到了一份打样的粗活儿，租了一套配家具的两居室公寓。我租的公寓位于布鲁尔街以北的阿耐克斯，在一幢摇摇欲坠的房子里面，有一间小厨房，有单独的入口。两个房间一间用作卧室，另一间用来画画，画画的时候我都关上门。

公寓里有真正意义上的床，厨房里有水槽。乔恩常来吃晚饭，我买的打折毛巾、耐热餐具和浴帘都成了他取笑的对象。“这是美好家园，对吧？”他说。他取笑我的床，但他很喜欢在上面睡觉。现在，他来找我的次数比我找他的次数更多。

我的爸爸妈妈卖掉了房子，去了北方。爸爸离开大学，回去搞研究了，他现在是苏圣玛丽森林昆虫实验室的负责人。他说多伦多人口越来越密集，污染越来越严重。他说，那几个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下水道。要是知道饮用水里有什么东西，我们可能要整天喝酒了。空气中充斥着化学物质，我们快得戴上防毒面具了。在北方，你可以畅快呼吸。

我妈妈不太乐意抛下她的花园，但也找到了一些安慰。“至少这是把地下室里的垃圾通通扔掉的好机会。”她说。尽管苏圣玛丽的植物生长季较短，他们还是在那里又开辟了一个花园。夏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开着车从一个虫害区赶到另一个虫害区。虫害是少不了的。

我不想念爸爸妈妈。现在还不怎么想。也可以说，我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很高兴能过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可以放心吃垃圾食品和外卖，不用操心均衡膳食，我想睡觉就睡觉，我可以让脏衣服慢慢发臭，我也不用着急洗碗。

我升职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调到一家出版公司的艺术部做封面设计。晚上乔恩不在的时候，我就画画。有时我会忘了睡觉，一直画到天亮，然后换上工作服去上班。那些日子我昏昏沉沉，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听不大清，不过似乎没什么人注意到。

我收到了妈妈寄来的明信片，偶尔也会收到简短的信，是从德卢斯和卡普斯开辛那种地方寄来的。她说路上的人变多了。“房车太多了。”她说。我向她汇报我的工作、居住和天气情况。我没有提起乔恩，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提的。要报告的话，那也应该是明确而体面的事情，比如订婚。

我哥哥斯蒂芬到处漂泊。他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了，现在也用明信片跟我“交流”。有一张明信片来自德国，印有一个穿着短皮裤的男人，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巨型粒子加速器。另一张来自美国内华达，图案是仙人掌，他也写了几个字：有趣的生命形式。他去了玻利维亚，大概是去度假，他从玻利维亚寄来一张明信片，画着一个头戴高帽子、抽着雪茄的女人，他写的几个字是：漂亮的蝴蝶。祝好。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他结婚了，他是在从旧金山寄来的明信片上说的，明信片上印着金门大桥和一轮落日，写着：我结婚了，安妮特向你问好。此后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几年后，我收到了一张从纽约寄来的印着自由女神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们离婚了。我猜想，他对结婚和离婚都是稀里糊涂的，好像不是刻意要做的事情，两件事都是偶然发生的，就像脚指头踢到东西一样。我觉得他结婚就像是在夜里走进一个森林公园或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不知道婚姻所存在的危险。突然，他又到多伦多来参加一个会议，还要在会议上做演讲，他事先从波士顿寄来了一张印有保罗·里维尔雕像的明信片，他写道：“十二号星期天到。我星期一宣读论文。回见。”

我去参加那个会议听他宣读论文，那不是因为我对那篇论文感兴趣，而是因为他是我哥哥。他的论文标题是：“最初的几皮秒和统一场论的探索：几点小小的思考”。大学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几乎都是男的，我坐在那里啃手指。他们大多数人都像我上高中的时候不会答应约会的人。

然后，我哥哥进来了，跟着一个等会儿要介绍我哥哥的会议主持。我很久没有见到哥哥了。他瘦了很多，发际线开始后退了。他的眼镜放在胸前的口袋里，露出来一个头儿，他需要戴眼镜才能看清文字。有人给他买了新衣服，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这些变化并没有让他看起来更加正常，他反而像一个穿着人类服装的外星人。他看样子像有非凡的智慧，灵感会随时迸发，脑壳发亮甚至变得透明，里面颜色鲜艳的硕大大脑一览无遗。与此同时，他一脸迷惘，仿佛刚做了一场好梦，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一群小矮人包围了。

介绍我哥哥的那个人说他不需要介绍，然后列举了他的论文、奖项和贡献。台下掌声响起，哥哥走上讲台。他站在白色的投影屏幕前，清了清嗓子，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然后戴上眼镜。此时的他看起来像一个以后会出现在邮票上的人。他有些不自在，我为他捏了一把汗。我想他只会喃喃自语，可是，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当我们凝视夜空，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的碎片。我们所看到的恒星，它们所反映的是时空中极其遥远的事件，和我们相隔好几个光年。那里和这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化石，是最初几皮秒宇宙由原始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结晶的产物。最初一皮秒的条件难以想象。如果我们能用时光机回到大爆炸的那个时刻，我们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宇宙充斥着我们不熟悉的能，以及我们无法理解的作用力。我们的探索越深入，条件就变得越极端。目前的实验设施只能带领我们走很短的一段路。剩下的路，我们只能依靠理论的指引。”之后，他用一种听起来像英语但又不是英语的语言继续说着，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幸好有一些图片可以看。礼堂关上了灯，然后屏幕亮了起来，屏幕上出现了宇宙，或者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是被星系和恒星点缀的黑色空间，星星有白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屏幕上有一个箭头在移动，像是在寻找什么。接着，屏幕上出现了几张图表和一串串数字，还有一些文字，在场的人都知道它们的意思，除了我。显然，宇宙的维度远不止四个。

人们热烈地交头接耳，声音像涟漪一样在场内散开，耳语声和翻纸的沙沙声此起彼伏。然后，灯亮了，哥哥又开始讲话。“那么，最初时刻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以前’这个概念存在吗？没有空间，时间就不能存在，没有事件，时空就不能存在，没有物质能量，事件又不能存在。但是，‘以前’肯定存在过某种‘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理论框架，是一系列参数，能量法则必须在这些参数的框架内才能起作用。从我们现在获得的少量但不断增加的证据来看，假如说宇宙是因为上帝说了‘要有光’才被创造出来的，那么，那句话不是用拉丁文说的，而是用数学写的，数学是最普遍的语言。”这个说法我根本无法了解，但那些男观众好像都见怪不怪。掌声在此响起。

我参加了讲座之后的招待会，招待会提供的是大学里常见的东西：劣质雪莉酒、浓茶和袋装饼干等。人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互相握手。在人群中间，我显得很突兀。

我找到了哥哥。“讲得太棒了。”我对他说。

“你听懂了吗？”他略带嘲讽地问我。

“有一点，但数学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我说。他和蔼地微笑着。

我们交流了爸爸妈妈的近况，我最后一次得到他们的消息时，他们在肯诺拉，正要向西走。“我猜想，他们还在数那些虫子吧！”哥哥说。

我记得他以前常常在路边呕吐，他身上常有铅笔柏的味道。我记得我们在帐篷和伐木营里的生活，我记得刚砍伐的木材、汽油、碎草和变质奶酪的气味，我还记得我们曾在黑暗中偷偷跑出去。我记得他涂着橙色血迹的木剑和他收藏的漫画书。我似乎又看见他蹲在沼泽地上，喊着：“你死了！躺下！”我似乎又看见他用叉子猛砸盘子。我对他的印象都是清晰、鲜明、彩色的：他宽松的短裤，他的条纹T恤，他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蓬乱的头发，还有他冬天穿的马裤和戴的防风皮帽，等等。然而，我的记忆存在一个缺口，他莫名其妙地大了两岁，这两年的记忆是空白的。

“还记得你以前常常唱的那首歌吗？”我问，“在战争期间。有时候，你吹口哨也吹那个调子。‘孤翼与祈祷，托起雄鹰’，还记得吗？”

他皱着眉，好像很茫然。他说：“不记得了。”

“你以前画过各种爆炸场面。你借了我的红色铅笔，因为你自己的铅笔用完了。”

他看着我，一脸困惑，不可思议的样子，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记得这些事情，而是我居然还记得。他说：“那时候你还很小吧。”

我在想他有一个妹妹像小尾巴一样跟着到底是什么感觉。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已知数，一直是存在的。但对他来说，我却是一个未知数。曾几何时，他孤身一人，然而我闯入了他的生活。不知道我出生的时候他有没有抱怨。也许，他曾经觉得我是个讨厌鬼。他肯定有过这样的想法。不过，经过思想斗争，他还是勉强接受了我。

“还记得你埋在桥下的那罐弹珠吗？”我说，“你永远不会告诉我那是怎么回事。”里面有最珍贵的弹珠，有红色和蓝色的纯种、水宝和猫眼，都埋在了地里，谁也找不到了。他埋好罐子，把盖着罐子的泥土踩实，然后在上面撒了树叶。

“我记得。”他说。他好像不太乐意回想小时候的往事。令我不安的是，他自己的事情有些记得住，有些却记不住，而他忘却的记忆都和我有关。如果他忘却了这么多，我又忘却了什么呢？

“也许它们还埋在那里，”我说，“我不知道建造那座新桥的时候有没有人发现那些弹珠。你还埋了藏宝图。”

“没错。”他说。他的微笑熟悉而又神秘，真受不了。不过，既然他不想说，我也不追问了。他外表变了，头发变得稀疏，穿着平时不穿的西装，但本性还是没有变。

他回去后，无论他接下来会去哪里，我都想给他弄一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星星，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我看到过一则广告，说“交了钱就可以获得一张证书，并附有一张星图，上面标注了属于你自己的那颗星星”。他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不确定“生日”这个词对他来说是否还有意义。

60

乔恩不画那种伤眼睛的几何图案了，他画的看起来都像商业广告的插图，比如巨型冰棍、巨型盐瓶和胡椒瓶、糖水蜜桃、装满炸薯条的纸盘子。他不再主张艺术的纯洁性，反而说我们有必要使用共通的文化符号体系，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平庸。我想凭着我自己的专业经验，我可以给他提一些建议，比如切开的桃瓣可以画得更有光泽一些，但我没有说出来。

乔恩越来越常来我的客厅里画画。他的东西也一点点搬了进来，首先是颜料和画布。他说他自己的地方画不了画，那里人太多了，这是真的，他的小客厅里挤满了逃避兵役的美国人，这些人四处游荡、居无定所，大家彼此都不是很熟，都是朋友的朋友。他们躺在睡袋里，吸着大麻，表情都很失落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而乔恩要跨过他们的身体才能走到墙边。他们之所以很失落，是因为多伦多并非他们心目中的没有战争的美国，他们来到多伦多，算是误闯误撞来到地狱的边缘，而且想走也走不了。多伦多无聊透顶。

乔恩一周在我这里待三到四个晚上。至于另外几个晚上他干什么，我并不过问。

他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他认为现在这个样子就算是满足我的愿望了。也许是吧。我一个人的时候，碗碟都堆积在水槽里，一罐罐剩菜都长了色彩斑斓的毛，直到没有内裤可穿了才会去洗。乔恩改变了我，他的到来让我变成了一个爱干净、勤快的人。我早上起床后会给他煮咖啡，新买的斑点灰白陶制器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的中间。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的时候，我甚至把他的衣服也一并带去洗了。

乔恩不习惯穿那么干净的衣服。有一天，我拿着叠好的衬衫和牛仔裤给他，他却说：“你该嫁人了。”我觉得他像是在侮辱我，但也吃不准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那你自己去洗衣服吧。”我说。

“嘿，”他说，“别闹脾气啊。”

星期天，我们睡懒觉、做爱，也去散步，一路上牵着手。

有一天，那天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一如往常，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数着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仔细听着身体里面的动静，仿佛在等待脚步声。最后，我拿着瓶子装了一点尿，偷偷去了药店，感觉像个逃犯。遇到这种情况，已婚妇女会去看医生，未婚女性会跟我一样。

药店的人告诉我结果是阳性的。“恭喜啦！”他的言语之中嘲讽意味十足。在他面前我没有秘密可言。

我不敢告诉乔恩。他可能会叫我把孩子打掉，就像拔牙一样。他可能会用“它”指代孩子。他可能会叫我坐到浴缸里，然后往里面倒开水。他可能会叫我喝杜松子酒。他也可能会自行消失。他经常说，艺术家不能像平常人那样生活，不能被家庭拴住，也不能迷恋物质财富。

我听说过可以喝大量的杜松子酒，或者用钩针和挂衣钩等，但是这些东西怎么用呢？我想起了苏茜和她身体两侧像蝴蝶似的鲜血。不管她干了什么，我都做不到。我太害怕了。我不想像她那样惨。

我回到我的公寓，躺在地板上。我的身体动也不动，麻木了，没有知觉。我几乎不能动弹，我几乎不能呼吸。我感觉我正处在虚无的中心，处在一个空荡荡的漆黑的正方体的中心，我正在慢慢地爆炸，我的身体即将喷进那个冰冷的却又燃烧着的虚无空间。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以为我又回到了爸爸妈妈家，在原来的房间里，天花板上挂着吊灯，我躺在地板上，因为我从床上掉了下来，从前我睡行军床的时候也经常掉下来。但我知道爸爸妈妈的房子已经卖了，他们早就不住在那里了。他们抛下了我，我好像是可有可无的。

然而，这只是一场梦，梦已经醒了。我起身，打开灯，热了些牛奶，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瑟瑟发抖。

以前，我总是画那些眼前真实存在的事物。从现在开始，我要画不存在的。

我画了一台银色的烤面包机，老式的，有把手，双开门。有一扇门没关紧，露出里面烧红的烤架。我画了一个玻璃咖啡渗滤壶，清水中冒着很多泡泡，有一滴黑咖啡滴了下来，在清水中散开。

我画了一台带绞干机的洗衣机。洗衣机是圆筒形的，矮矮的，外壳是白色的搪瓷。绞干机是肉粉色的，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我知道这些东西肯定都来自记忆，但又不像是记忆。这些东西的边界都不模糊，反而非常清晰。它们的出现非常突兀，孤零零的，毫无来由，就像我在大街上不经意间瞥见的。

我想不起来我和它们有什么联系。这些东西都充满了焦虑，但那不是我本人的焦虑。焦虑是这些事物自带的。

我画了三张沙发。有一张包着暗玫瑰色的印花棉布；一张是栗色的天鹅绒材质的，沙发前铺着小地毯；中间的那张是苹果绿的。中间那张沙发的中间座位上有一个鸡蛋杯，大小是实物的五倍，里面有一个蛋壳。

我又画了一只玻璃罐，有一束颠茄从罐子里冒出来，像从精灵魔瓶中冒出来的黑烟。颠茄茎缠绕在一起，枝上结满了红色的浆果，紫色的花朵还在。光滑的树叶紧紧缠在一起，背后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猫的眼睛。

我白天上班，然后下班回家，聊天，吃饭。乔恩会过来，吃饭，睡觉，然后离开。我看他的目光有点游离，但他浑然不觉。我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很不真实。周围没人的时候，我会咬手指。我需要感受身体的疼痛，才能让自己融入日常生活。我的身体已经分离了，是独立的存在。它像时钟一样嘀嗒作响，时间就在里面。它背叛了我，我厌恶它。

我画了史密斯太太。她的形象毫无预兆地浮现，像一条死鱼，然后慢慢丰满，她的身下是我画的沙发。一开始是她白花花的双腿，毛发稀稀拉拉，没有脚踝，然后出现粗壮的腰和土豆似的脸，她的眼睛箍在金属眼镜框里面。她的大腿上搭着一条阿富汗毛毯，一棵橡胶树像张开的扇子一样，立在她的身后。她头上戴着毡帽，像用一块毛毡布胡乱扎起来的那样，周日去教堂的时候她都戴这样的“帽子”。

她的目光穿过画布，看着我，她的形象渐渐立体起来，半笑不笑，沾沾自喜，像是在指责我。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是我自身有毛病。

史密斯太太知道那是什么毛病。她没有明说而已。

后来，我又画了史密斯太太，一幅又一幅。她就像细菌一样，在墙上不断繁殖，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飞在空中的，有穿着衣服的，有没穿衣服的。我被她包围了，她的那么多双眼睛始终跟着我，就像三维立体明信片上耶稣的眼睛一样，在街边的小商店里就有这种感觉。有时，我把画反过来挂，这样她的脸就对着墙壁。

61

我推着莎拉的婴儿车在街上走，绕过一坑又一坑雪水。她已经两岁多了，但她穿红色小胶靴走路还不是很快，逛街的时候她跟不上。推着婴儿车，我就可以把购物袋挂在把手上，或者塞在她的身边。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需要知道的小技巧，包括一些小物件和小玩意儿的用法，以及空间的重新排列。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比以前更大，我们三个人住在一幢半独立式红砖房子最上面的两层里，在布鲁尔街以西的一条小街上，木头门廊撑着几根木柱子，眼看就要塌陷了。附近有很多意大利人。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已婚的和丧偶的，都穿黑色的衣服，不化妆，和我以前一样。在我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她们会对我微笑，算是跟我打招呼，好像我和她们是一伙儿的。现在，她们会先对莎拉笑。

我自己穿着基本色的超短裙，下面穿连裤袜和靴子，上身套一件及踝的大衣。对于这身打扮，我自己也不太满意。要坐下来不大方便。而且，自从有了莎拉，我的体重也增长了。这种暴露的裙子和背心，是专为比我瘦得多的女孩设计的，这种女孩很多，她们长着瘦长脸，长发垂到臀部，胸部扁平得像胶合板，相比之下，我的胸部就像两个大球。

她们也创造了新的词语，比如说“离谱”“绝了”“晕了”“郁闷”“放飞自我”。我觉得自己老了，不适合说这样的话，那是属于年轻人的，我已经不年轻了。我发现我的左边耳朵后面有了一根白发。再过一两年，我就三十岁了，人老珠黄了。

我推着莎拉上了人行道，解开她身上的扣子，把她放在门廊台阶下面，解开购物袋，拿出来，然后把婴儿车折叠起来。我牵着莎拉走上台阶，来到前门。台阶可能会很滑。然后，我折回去拿购物袋和婴儿车，把东西都搬上台阶，从钱包里摸到钥匙开门，先把莎拉抱进去，然后回头去拿购物袋和婴儿车，最后关上门锁好。我牵着莎拉走上里面的楼梯，打开里面的门，把她放在里面，关上婴儿门，回去拿袋子，拿上了楼，打开门，进去，关上门，走进厨房，把袋子放在桌子上，拆开包装，把鸡蛋、卫生纸、奶酪、苹果、香蕉、胡萝卜、热狗、小面包拿出来。我担心热狗吃得太多，在我年轻的时候，热狗是狂欢节的时候吃的，据说对身体不好，吃多了有可能会得小儿麻痹症。

莎拉饿了，所以我先放下购物袋，给她弄了一杯牛奶。我非常爱她，整天围着她转，只要她有点动静，我就很紧张。

第一年，我一直很累，被荷尔蒙冲得头昏眼花。但我已经走出来了。我在东张西望。

乔恩走了进来，抱起莎拉，亲了她一口，用胡子挠她的脸，她尖叫着，被他抱进客厅。“我们跟妈妈躲猫猫吧。”他说。他总是把他们两个归在同一个阵营，而我变成了他们的对立面，这让我很恼火。我也不喜欢他喊我妈妈。我不是他的妈妈，而是她的妈妈。但他也很爱她。这是一个惊喜，我一直心怀感激。我还没有把莎拉看作我送给他的礼物，而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正是因为她的出生，我们才得以结婚，我们在市政厅结婚。奉子成婚是最古老的结婚理由，这个理由已经过时了，但我们不知道。

乔恩曾经是尼亚加拉瀑布地区的路德派教徒，他建议我们去那里度蜜月。他说到“蜜月”就捧腹大笑。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玩笑，特别庸俗，就像画了一幅巨型可乐瓶。“风景不错。”他说。他说要带我去蜡像馆，去看著名的花钟，乘坐雾中少女号游船到瀑布下面去。他说要给我们买缎子衬衫，口袋上绣我们的名字，背面绣“尼亚加拉大瀑布”。但是，他这样安排我们的婚后生活，让我闷闷不乐。一周又一周地过去，我的身体渐渐膨胀，像一个气球给人家吹了起来，而这不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去度蜜月。

我们结婚后，我就变得好吃懒做。我的身体就像一张羽绒床，温暖、绵软、舒适，我被裹在了里面。可能是怀孕吸干了我的肾上腺素。这也可能是一种解脱。对我而言，乔恩像一颗李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色彩鲜艳，形态完美。我很喜欢躺在床上，躺在他的旁边，或者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眼睛一刻都离不开他，一直看着他，像在用手抚摸他。我对他的崇拜是实实在在的，无声胜有声。我会在心里感叹：“啊！”像呼出一口气。我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在心里说：“他是我的。”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也会期盼着他一直保持这个样子，但他做不到。

我和乔恩已经开始吵架了。我们吵架都是悄悄的，等晚上莎拉睡着了之后才小声地吵。我们不想让她受到影响，我们自己都感到害怕，对她来说，我们吵架会有多可怕呢？

我们以为我们躲开了大人，然而，如今我们自己都变成了大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都不想面对这个事实，不想承担责任。例如，我们会比谁的身体状态更糟糕。要是我头痛，他就偏头痛。要是他背疼，我就脖子疼极了。我们都不想管创可贴。我们都争着当自己是小孩。

起初，我争不过他，那是因为爱。至少我是这样跟自己说的。如果我赢了，世界秩序可能就变了，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我经常输，但与此同时我掌握了不同的艺术。我会耸耸肩，紧紧闭上嘴，在床上背过身去，不理会他的问题。我也会说，“你爱怎样就怎样”，但这样说会激怒乔恩，他会跟我生闷气。他不仅仅想要我投降，还要我对他和他的想法表达钦佩，热情响应，如果还是不能如愿，他就觉得被欺骗了。

乔恩现在有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平面设计工作室当兼职指导，那个工作室是个学生实习单位。我也干兼职的活儿。我们的收入加起来，勉强付得起租金。

乔恩不再在画布上画画了，也不在其他任何平面上画。可以说，他不再画画了。在平面上画画，按他的说法，都是“墙上的艺术”。没有理由将艺术挂在墙上，也没有理由将艺术品框起来。相反，他从垃圾堆里找来东西，也用随手捡来的东西，做各种造型。他做了几个木箱，木箱里隔成格子，每个格子里放了不同的物品，包括三条荧光色的特大号女士内裤，一只石膏手，粘着长长的假指甲，一只灌肠袋，以及一副假发。他做了一只电动毛绒卧室拖鞋，这只拖鞋可以在地板上跑来跑去，还弄了一组子宫帽，装上怪物电影里的那种眼睛和嘴巴，下面装了腿，可以在桌子上跳来跳去，就像因辐射而变异的牡蛎一样。他给我们的浴室装饰了红色和橙色的东西，弄了紫色的美人鱼在墙上游动，还给马桶圈连上线，抬起马桶圈的时候，《铃儿响叮当》的音乐就会响起来。这些都是给莎拉弄的。他也给她做玩具，在他干活儿的时候，她就玩木头边角料和剩余的布料，以及一些不太危险的工具。

那是他在家的时候。但他不是总在家。

莎拉出生后的头一年，我根本不画画。我就接一点活儿在家里做，能完成几个图书封面设计，就已经很费劲了。我觉得浑身沉重，难以动弹，好像穿着衣服在游泳。现在，我一天可以工作半天，好一点了。

尽管有些犹豫，我也做了一些我自己的“工作”，毕竟长时间没有练习，我的手和眼睛都生疏了。我主要是画素描，对我而言，准备表面、打底和调蛋彩太费力了。我失去了信心，也许，我以后也就这样了。

我坐在舞台上，坐在一只木头折叠椅上。幕布拉开，我可以看到整个礼堂，礼堂很小，很旧，空无一人。舞台上的布景还没有拆，有一出戏刚刚演完。布景接下来还用得着，会做调整，不会这么密集，但会装许多黑色的圆柱子，还有几段朴素的楼梯。

有十七个女人，有的围着柱子坐在木椅上，有的坐在楼梯上。她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有几个女演员，两个舞者，除了我还有三个画家。有一个杂志作家和一个编辑，她们都来自我所在的出版公司。有一个是电台播音员（主持白天古典音乐栏目），有一个是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的，有一个是专业小丑演员。有一个是布景设计师，她给我们提供了聚会的场所和契机。我之所以知道她们都是什么人，是因为我们必须依次报出自己的名字，我们也都要说自己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了谋生，谋生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对女演员来说。对我而言也是如此。

这是一次聚会。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但我觉得这次聚会很特别。首先，参与者都是女人。这是不寻常的，而且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甚至有一种随意而诱人的污秽感。我上次参加纯女性“聚会”，是在高中上生理卫生课，女生与男生分开上，这样方便跟女生解释月经。“月经”这个词不怎么用。公认的官方说法是“例假”。老师说，不建议年轻姑娘使用止血棉条，所谓年轻姑娘就是处女，但是，棉条是不会进入体内的，更不会进入肺部。整个班级哄堂大笑，而老师在黑板上写“血”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居然晕倒了。

今天没有人笑，也没有人晕倒。这次聚会的主题是“愤怒”。

大家说的一些事情，都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有些言论是颠覆性的。例如，为什么我们要刮腿毛？为什么要涂口红？为什么要穿紧身的衣服？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体形？我们原来的体形有什么问题吗？

这些是乔迪提的问题，她也是画家。她不打扮，也不塑形。她穿着工作靴和条纹工作服，她抬起一条腿给我们看，腿上毛茸茸的，这代表着她对抗世俗的态度。我想到了我两条光溜溜的腿，我感觉我被洗脑了，我知道我做不到她那样。我最多是不刮腋窝的毛。

我们的问题根源在男人的身上。大家对男人提出了控诉。

在场的女人中有两个曾经遭到强奸，还有一个被男人打过。其他人在工作中遭受过歧视或者忽视，有些人的作品遭到嘲笑，说是太阴柔了。其他人将她们的工资与男性对比，发现她们的工资比男性低。

我毫不怀疑这些都是真的。强奸犯是存在的，猥亵儿童和勒死女孩的坏人也是存在的。他们就像幽灵一样，就像潜伏在溪谷里的“坏人”，虽然我一个也没有见到过。他们都很暴力，会发动战争，会杀人。他们活儿干得少，钱赚得多。他们把家务活儿都推给女人。

他们麻木不仁，拒绝面对情感。他们很容易受骗，也乐于受骗，比如说，女人只要喘几口粗气，他们就以为自己是性超人。听到这里，大家都笑起来，表示认同。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在伪装高潮而自己没有意识到。

但是，对于控诉男人，我不是很坚决，因为我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像我这样的女人，有一个丈夫，有一个孩子，被人们戏称是“核心家庭分子”。突然间，多生小孩变成了不好的事情。这些女人里面还有几个核心家庭分子，但她们不占多数，也没有怎么为自己辩护。有孩子但没跟男人一起生活的女人似乎更有面子。这样更能体现价值。如果和男人在一起，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那都是自己的错。

大家都没有明说这样的话。

这种聚会的本意是想让我感到更坚强，事实上也有一定的效果。怒火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且，听到这些女人的控诉，我感到震惊，也感到兴奋。我开始意识到，我曾经觉得很愚蠢或者很懦弱的女人，可能只是刻意在隐瞒什么，就像我一样。不过，这种聚会也让我很紧张，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我话不多，我很尴尬，忐忑不安，不管我说什么都可能是错的。我受的罪还不够多，我还没有体现价值，我没有发言权。我感觉好像就站在一扇紧闭的门外，而在那扇门里面，人们正在评判着我，结论可能对我不利。与此同时，我也想讨好她们。

我告诉自己，对我来说，所谓姐妹情谊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因为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兄弟情倒是容易理解的。

我在晚上莎拉睡着的时候工作，要么在清晨工作。我在画圣母玛利亚。我把她画成蓝色，披着常见的白色面纱，但她长着一个母狮的头。耶稣躺在她的大腿上，样子像一头幼狮。在古代图像学中，狮子是基督的标志物，既然耶稣是狮子，那么圣母玛利亚为什么不能是一头母狮？在我看来，用母狮作为母亲身份的象征，比艺术史中索然无味的处女形象更准确。我画的圣母玛利亚很凶猛，很警觉，野性十足。她用她那狮子般的黄眼睛凝视着看她的人。她的脚边放着一根啃过的骨头。

我画了圣母降临人间，地上覆盖着雪，有些雪融化成雪水。在蓝色长袍的外面，她还披着一件冬天的外套，肩上挎着一个钱包。她手上提着两只棕色的纸袋，纸袋里装满了食品和杂货。有几样东西从袋子里掉了出来，一个鸡蛋、一个洋葱、一个苹果。她神色疲惫。

我称她为“永久保佑我们的圣母玛利亚”。

乔恩不喜欢我在黑夜里画画。“我还能在什么时候画呢？”我问，“你告诉我。”他只有一个答案，一个不会浪费他自己时间的答案：干脆别画了。但他没有这么说。

他没有明说他对我的画有什么意见，但我心知肚明。他认为那种画可有可无。在他的心目中，我画那种东西，跟画花的女人就是一路子货色。社会在向前发展，概念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我一直待在边缘，折腾着蛋彩画和平面，仿佛二十世纪从未来过。

这样也自由，因为我干什么都没关系，我可以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开始摔门，扔东西。我扔了我的钱包，扔了一个烟灰缸，扔了一包巧克力豆，巧克力豆一碰就碎。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捡巧克力豆。乔恩泼了一杯牛奶，只是泼牛奶，没有扔杯子，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而我不知道。他扔了一盒脆谷乐麦片，摔在地上，盒子都没有开。我朝他扔东西都扔不中，虽然我都扔更没价值的东西。他一扔就中，但不疼。渐渐地，界限被不断跨越，从表演一步步向谋杀跃进。

乔恩摔碎了东西，然后把碎片粘起来，复原后可以看到裂痕。我发现这样很有意思。

乔恩坐在客厅里，和一个画家喝着啤酒。我在厨房里，不停地敲打着锅。

“她怎么了？”画家说。

“她在发脾气，因为她就是一个女人。”乔恩说。从上高中起，过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听到人家这样说我。曾经，让一个男人这样说很丢脸，令人崩溃。这意味着我是个怪物，性无能。

我走到客厅的门口。“我发脾气，和我是不是女人无关，”我说，“我发脾气，是因为你是个浑蛋。”

62

参加聚会的一些人，包括我，想搞集体艺术展，想搞一次纯女性艺术展。这样做有风险，我们都知道。乔迪说我们可能会被男性主导的艺术圈子排斥。他们的主流观点是，伟大的艺术超越性别。乔迪说，艺术的圈子一直很小，就是男人相互吹捧。对于这个圈子，女画家只能扮作异类，这样才能得到男画家的欣赏，但无论如何进不了主流。乔迪说：“比如，没有乳房的怪物。”

我们也可能遭到其他女人的排斥，因为我们太超前、太突出。我们可能被称为“精英主义者”。到处都是坑。

我们有四个人参加了这次艺术展。卡罗琳有一张天使般的圆脸，深色的头发，留着荷兰式的前刘海，她自称“布料艺术家”。她的作品包括很有创意的拼布被子。她有一件作品是用月经止血棉条塞在避孕套里面，粘成字母，拼出一句话：爱是什么？另一件是个花卉图案，用贴花表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

她的作品还包括一些壁挂，她把厕纸搓捻成绳子，和半裸体的女影星海报编织在一起，她们演的那种电影过去被称为“艺术电影”。“色情用品，”她兴高采烈地说，“为什么不能再利用呢？”

乔迪做的是服装店里的假人模特，先用锯子肢解，然后再粘起来，摆成很吓人的姿势。她用油漆和拼贴画进行黏合，也在适当的位置粘了钢丝绒。一个挂在肉钩上，钩子从心口穿过，另一个脸上画满了树和花，像精细的文身，乔迪能画出这样精细的花纹，我是不会怀疑的。还有一个肚子上连接着六七个旧娃娃的头。有些娃娃我认识：斯巴克尔·普兰提，贝茜·韦茜，芭芭拉·安·斯科特。

茜拉金发碧眼，身材苗条，就像几年前弱不禁风的卖花女一样。她给她的作品取名为“绒毛风景”，绒毛是堆积在干燥机过滤器上的，像毛毡一样，可以像纸张一样撕下来。我把绒毛塞进废纸篓的时候，我自己好好看了一阵子，仔细研究了它们的质地，它们的颜色很柔和。茜拉买了许多不同色调的毛巾，放到烘干机里去，一遍遍地烘干，得到了粉色、灰绿色、灰白色以及标准床下灰的绒毛。她将这些材料切割成型，然后小心地粘到背衬上，形成类似云景的多层图案。我被它们迷住了，我真懊悔我没有先想到这一招。“这就像做蛋奶酥，”茜拉说，“吹一口冷气就完蛋了。”

乔迪比别人都负责任，她仔细看了我的画，挑了可以展出的作品。她挑了几件静物画，《绞干机》《吐司炉》《致命的颠茄》《三个女巫》。《三个女巫》是那三张沙发中的一张。

除了静物画，我参展的其余作品大都很抽象，虽然也有几个由吸管和生通心粉做的构造，还有一幅画叫作《锡纸》。这些作品我本不想展出，但乔迪很喜欢。她说：“都是日常家用材料。”

《圣母玛利亚》的系列画，以及史密斯太太的所有肖像也选上了。我觉得太多了，但是乔迪想让这些肖像画都上去。“这个女人一点儿也谈不上性感，”她说，“但是，为什么总是要画年轻漂亮的呢？非常高兴看到年老色衰的女性身体画得这么富有情感，这是个很大的改变。”这是她写在画展目录里的话，在目录里，她还用了许多更夸张的言辞。

展览在布鲁尔街西侧一个已经停业的小超市里举办。不久之后，这里将被改造成一个小饭馆，但目前是空的，有一个女画家认识开发商的妻子的一个表亲，想办法说服了他，他让我们使用两个星期。她跟他说，在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公爵都很有审美情趣，对艺术的赞助都非常慷慨，这个说法打动了他。他不知道这是个纯女性艺术家的展览，她只告诉他说有些艺术家是女的。他说只要我们不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他就没什么意见。

“有什么好搞的呢？”卡罗琳说。我们环顾四周。她说得没错，这里已经一塌糊涂了。农产品柜台和货架都拆掉了，地板上的油毡片翘起来了好几块，露出了下面的木板，灯在铁丝笼里晃来晃去，但只有部分灯会亮。不过，收银台还在，墙上还挂着几块破破烂烂的牌子：特价，

95分钱3件！从加利福尼亚新鲜抵达！喜欢肉，肉喜欢！

“这个地方弄一弄，是可以用的。”乔迪说。她双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大步走来走去。

“怎么弄？”茜拉问。

“我的柔道不是白学的。”乔迪说，“我们要因势利导，借力打力。”

后来，她借鉴了“喜欢肉，肉喜欢”这句广告语，将它融入她的一件作品里面，做了一个肢解的假人模特，特别血腥，人体上只“穿”着绳子和皮带，更有甚者，假人模特的头夹在胳膊下面。

卡罗琳对她说：“如果你是个男人，你这样搞会被骂死的。”

乔迪笑得很甜：“但我不是男人。”

我们干了三天，不停地布置、重新布置。展品布置好了之后，我们接着组装租来的栈桥桌子，放在酒吧里面，然后去买一些酒水小吃，准备招待客人。“酒水小吃”是乔迪的原话。我们买了加仑罐装的加拿大葡萄酒、泡沫塑料杯子、椒盐卷饼和薯片、包着塑料膜的大块切达奶酪、里兹饼干。我们也就承担得起这些东西，不过我们也遵循一个默认的规则，即食品必须是普通的食品。

我们的画展目录其实就是几张油印纸，在右上角用订书机订起来。编制目录本该是集体的工作，但事实上朱迪已经写了大部分，能者多劳吧。卡罗琳用床单做了一个横幅，挂在门口，床单的颜色看起来像是有人在上面流过血。横幅是这么写的：

“那是什么意思？”乔恩问。他说是来接我的，其实就是来看看我们搞得怎么样。他怀疑我跟这几个女人能搞出什么名堂，但他没有明说，说出来就掉价了。不过，他称她们为“姑娘”。

“全民免费，向公众开放。”我这样告诉他，不过我知道他自己是看得懂的，“这个口号也代表我们的团结。”“团结”也是乔迪的原话。

他不予置评。

这个横幅吸引了报纸的注意，这种事情很新鲜，是一起事件，肯定会引起骚动。有一份报纸在画展开幕前派了一个摄影师过来，在给我们拍照的时候，他开玩笑地说：“来吧，姑娘们，亮亮胸罩，来撩我呀。”

“猪。”卡罗琳低声说。

“冷静点，”乔迪说，“这种人就喜欢你抓狂的样子。”

开幕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展厅。我在展厅里面沿着原来的通道走来走去，在结账柜台的周围，乔迪的雕塑像模特在跑道上摆好了姿势，卡罗琳的被子挂在墙上，无声地叫喊着抗议。这是很厉害的作品，我觉得。比我的更厉害。在我看来，就连茜拉的绒毛风景都有一种精致，彰显着自信，而其中的自信和从容正是我的画所缺失的，相比之下，我的画过于花哨，仅仅是漂亮而已。

我偏离了方向，我没有发出声音。我成了边缘人。

我喝了几口劣质的葡萄酒，然后又喝了几口，这样就感觉好多了，虽然我知道过后我会感觉更糟。那种酒像是调料酒，炖肉的时候倒进去一些，可以让肉更嫩一点儿。

我靠着墙站在门边，手里一直拿着泡沫塑料杯子。我站在这里，因为这里是出口，也是入口。有人到了，然后人越来越多。

这些人大多是女性。各种各样的。她们留着长发，有的穿着长裙，也有些穿着牛仔裤和工装裤，有的戴着耳环，有的戴着像建筑工人一样的帽子，有的围着淡紫色的披肩。有些是参加上次聚会的画家，有些长得像画家。卡罗琳、乔迪和茜拉都到了，她们跟来宾互致问候，相互拥抱，亲吻脸颊，不时发出快乐的喊叫声。她们的朋友似乎都比我多，亲密的女性朋友也比我多。我以前没有怎么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别的女人也和我一样。曾经是一样的，现在不一样了。

当然，我有科迪莉亚。但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她了。

乔恩还没有到，尽管他说他会来。我们找了一个临时保姆，这样他就可以来。我想找个人调调情，找一个不靠谱的，我想看看那样会怎么样，但没找到可以下手的，因为来宾里面没多少男人。我拿着另一杯红色的“调料酒”，在人群中穿梭着，这样就不至于觉得被冷落了。

就在我的身后，有一个女人说：“嗯，的确不一样。”多伦多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说话都这么刻薄，一般情况下，这句话就表示这东西进不了她们的法眼。提到贫民窟的时候，她们也是这么说的。她是说在沙发上不好看。我转过身来看着她，她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银灰色西装，戴着珍珠项链，围着一条优雅的围巾，脚下穿着昂贵的绒面皮鞋。她非常自信，觉得她说什么都对，而我和我的朋友在这里办展览，是多亏人家宽宏大量。

“伊莱恩，这是我妈妈。”乔迪说。这个女人居然是乔迪的妈妈！我大吃一惊。“妈妈，那幅花是伊莱恩画的，你喜欢吧？”

她说的是《致命的颠茄》。“哦，喜欢。”乔迪的妈妈很热情地笑着说，“你们这些姑娘都很有天赋。我确实喜欢那幅画，颜色很可爱。但是，那些眼睛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的妈妈也会这么问，突然间，我的内心充满了渴望。我渴望我的妈妈能来。如果她来，这里的大部分东西她都不会喜欢，尤其是假人模特。她根本理解不了。但她会微笑着，说一些好听的话。不久前，碰到有这种本事的人，我会嘲讽他们。但现在，我需要他们。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拿了一片涂了奶酪的里兹饼干，在人群中寻找着乔恩，看着一张张脸。我看到了史密斯太太，她在我的头顶上。

史密斯太太在看着我。她躺在沙发上，戴着周日去教堂戴的帽子，围着头巾，盖着阿富汗毛毯。我把这幅画命名为《多伦多浴女：向安格尔致敬》，主要是因为这个姿势，也因为她身后像扇子一样的橡胶树。她坐在镜子前，半边脸脱了皮，我读过的恐怖漫画书里的坏人也有这样的，这幅画叫作《麻风病》。她还站在水槽前，一只手拿着一把邪恶的削皮刀，另一只手拿着一只削了一半皮的土豆。这幅画叫作《以眼还眼》。

旁边一幅是《白色的礼物》，是四联画。第一联，史密斯太太包裹着一层白色的薄棉纸，像一罐午餐肉，也像一具木乃伊，她的头露在外面，脸上半笑不笑。另外三联，她依次解开了包裹，一联穿着印花连衣裙和带围兜的围裙，一联穿着《伊顿购物目录》封底的肉色外套，尽管我不认为她有这样的外套，最后一联穿着宽松的棉质内裤，一只大乳房被切开，露出了她的心脏。她的心脏像一只垂死的乌龟的心脏，爬行动物的那种心脏，深红色的，生了病。四联画的底部写着“上帝的王国在你心中”。

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她？对我来说，这是个谜。

我把目光从史密斯太太的身上移开，看到了另一个史密斯太太，不过，这个史密斯太太在动。她刚好进了门，正朝我走来。她还是老样子，不显老。她就像从墙上走下来一样，脸还是圆的，像土豆，骨架很大、很笨重，眼镜闪闪发光，发髻用发夹别着。我吓了一跳，感觉肚子都收缩了，然后内心涌起了一股仇恨。

不过，那个人当然不可能是史密斯太太，她现在一定老了很多。确实不是。别着发夹的发髻是一个错觉，那只是头发，有点花白，剪得挺短的。那是格蕾丝·史密斯，没什么气质，倒是一副卫道士的样子，穿着不分年龄的深色衣服，没有戴戒指，也没有戴其他首饰。另外，她走路的时候昂首挺胸，但浑身僵硬，好像在颤抖，嘴唇紧闭，灰白色的皮肤上雀斑很突出，像被虫子咬了一样。我知道，今天不会因为我孱弱的微笑而变成一次轻松的社交场合。

不过我努力了。“是格蕾丝吗？”我问。附近有几个人本来正在攀谈，听到了我的声音就停了下来。不是那种经常参加画展开幕式的女人，估计什么开幕式都没参加过。

格蕾丝继续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她的脸比以前更胖了。我想到了矫形鞋、莱尔长筒袜、洗得又薄又掉色的内衣，还有煤窑。我害怕她。我不怕她对我怎么样，我是怕她的评价。该来的还是来了。

“你真恶心，”她说，“你这是亵渎神灵。为什么要中伤人？”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可以说那些“史密斯太太”并不是格蕾丝的妈妈，那是一幅画而已。我可以强调形态的价值，说颜色是精心调配的。但是，《白色的礼物》不是创作的作品，它简直是史密斯太太的照片，粗俗不雅的照片。差不多就是洗手间涂鸦的水平。

格蕾丝盯着我身后的墙上，令人震惊的龌龊“照片”不止一两张，而是有很多。史密斯太太在变形，一幅接着一幅，赤裸着身体，很暴露，很污秽，还有栗色的天鹅绒切斯特菲尔德沙发，神圣的橡胶树，上帝的天使。我太过分了。

格蕾丝握着拳头，她胖胖的下巴在颤抖，她的眼睛像实验室里的兔子一样，粉红色的，水汪汪的。那是眼泪吗？我惊呆了，我心满意足。她终于出洋相了，而我控制着局面。

但是，我再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女人不是格蕾丝。她甚至样子都不像格蕾丝。格蕾丝和我同龄，不会这么老。有点相似，仅此而已。这个女人是个陌生人。

“你应该感到羞耻。”那个不是格蕾丝的女人说。她戴着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眯了起来。她举起拳头，我放下酒杯。红色的葡萄酒溅到墙壁上和地板上。

她的拳头里面握着一瓶墨水。她晃了晃拳头，然后拧开盖子，我屏住呼吸，既害怕又好奇，她是想扔向我吗？显然，这就是她的意图。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大家都目瞪口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卡罗琳和乔迪正在赶过来。

那个不是格蕾丝的女人把墨水、瓶子和所有东西都扔向《白色的礼物》。瓶子里的墨水都倒了出来，然后掉在地毯上，墨水泼到了墙上的画上，史密斯太太变成了蓝色的。那个女人朝我笑了笑，像一个胜利者，然后转身，匆匆忙忙地向门口走去，不像刚才那样昂首挺胸，而是偷偷摸摸的。

我用手捂住嘴，好像想尖叫又怕真的叫出来。卡罗琳抱着我。她的身上有妈妈的气息。“我会报警的。”她说。

“不要，”我说，“颜色会褪掉的。”可能会吧，因为《白色的礼物》是画在木头上的，还涂了油光。可能连凹痕都没有。

一群女人围着我，像一群鸽子，羽毛沙沙作响，咕咕叫着。我得到了安慰，仿佛我刚才受到惊吓，人家在拍我的背，安抚我。也许她们是真心的，也许她们是真的喜欢我。可是，女人很难说。

“那个人是谁？”她们问。

“一个宗教狂人，”乔迪说，“保守分子。”

然后，大家看我的眼神里就有了尊重的成分，那些画既然遭人家泼墨水，遭到如此暴力对待，就一定具有奇怪的革命力量。在她们的眼中，我的形象变得大胆、勇敢。我的身上增添了某种英雄气概。

报纸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女人打架，鸡飞狗跳”。那篇文章配了一张照片，我畏缩着，双手捂着嘴，背景是史密斯太太，她赤裸着身体，滴着墨水。我从此知道女人打架就是新闻。报道里写了一些煽情的东西，颠覆黑白，很滑稽，就像男人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报道说这就叫“母鸡互啄”。

报道里还用了一些恶毒的形容词，比如说“粗暴”“好斗”“刺激”，大多是指乔迪的雕像和卡罗琳的被子。茜拉的“绒毛风景”被贴上了“主观”“内向”“脆弱”的标签。相比之下，我得到的评价还算客气：“有点儿女权主义味道的天真的超现实主义”。

卡罗琳弄了一条亮黄色的横幅挂在门外，上面写了红色的字：“粗暴”“好斗”“刺激”。随后，人们蜂拥而至。

63

我在等候室等着。等候室里有几把毫无特色的金黄色木椅，铺着橄榄绿的坐垫，还有三张茶几。这些家具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十到十五年前流行的家具的拙劣模仿，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一张茶几上放着几本人家翻过的《读者文摘》和《麦克利恩》杂志，另一张茶几上放着一个烟灰缸，白色的，印着玫瑰花蕾图案。地毯是橙绿色的，墙壁是淡黄色的。墙上有一幅画，是一张石版画，画的是两个扭捏而令人厌恶的孩子穿着农民的服装，有点像奥地利人，他们把蘑菇举着当雨伞。

房间里有陈年的烟味，像旧橡胶的气味，贴身衣服穿太久也有这个气味。除此之外，地板清洁剂的气味从外面走廊渗了进来。里面没有窗户。我在里面坐立不安。这里就像牙医的候诊室，或者是找工作面试的等候室，但那份工作是你不想要的。

这是一家私人开设的精神病院，很隐蔽，也叫疗养院，全名叫“多萝西·林德威克疗养院”。有钱人会把不适合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家人藏在这里，以免他们被送到王后大街999号，那里既不隐蔽也不私密。

王后大街999号既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也是高中生用来指疯人院的代名词。我们读高中的时候，疯人院都是存在于想象中的，我们从未见过真的疯人院。“王后大街999号！”我们会一边喊，一边把舌头伸出来，或者顶起一个嘴角，做斗鸡眼，伸食指在耳朵周围画圈。大家都觉得疯癫很有意思，和现实中其他让人觉得恐惧和可耻的事物一样。

我在等科迪莉亚。也许那人并不是科迪莉亚，是我多想了，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科迪莉亚，而且说话的速度更慢，感觉嗓子有点坏了。“我看见你了。”她说。好像那是五分钟前的事。可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七八年甚至九年没说过话了。我们最后一次聊天，是她在斯特拉特福德莎士比亚戏剧节工作的那个夏天，我和约瑟夫在一起的那个夏天。“在报纸上。”她补充说。然后她就停下来，好像这是一个问题，等着我回答。

“没错。”我说。我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说什么：“我们见个面吧？”

“我出不去，”科迪莉亚说话的节奏很慢，“你得来我这里。”

所以我就来了这里。

科迪莉亚从房间远端的一扇门进来，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在保持平衡，看起来是瘸了。但她不瘸。她身后还有一个女人，脸上带着乐观、虚假、露齿的微笑，一眼就能看出是雇来的陪护。

我好不容易才认出科迪莉亚，她看起来像是变了一个人。她和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时她穿着宽大的棉裙，戴着粗重的手镯，优雅而自信。她正处于突变的早期或晚期，柔软的绿色粗花呢和剪裁考究的上衣，以前穿在她身上显得她优雅、有品位，现在穿着看上去像个雍容华贵的主妇，因为她胖了。她胖了吗？肉是多了，但已经下垂，堆积在身体的中间部位，像从山上滑下来的泥。这样，颧骨反而露出来了，她脸上的皮肤好像被不可抗拒的重力往下拽。我能想象她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有人给她做了发型。不是她做的。她做不了那么紧凑的小波浪。

科迪莉亚站着，好像很忐忑，眯着眼，头向前探着，很难觉察地左右摇摆着，就像一头大象，或者某种行动缓慢、不知所措的动物。“科迪莉亚。”我说着站了起来。

“那是你的朋友。”那个女人笑着说。她的笑容没有丝毫的感情。她抓住科迪莉亚的胳膊，轻轻一拽，让她朝正确的方向走去。“我来了。”我说。我跟她说话的口吻，明显就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小孩。我走上前，吻了她一下，有点别扭。我发现见到了她我居然很高兴，这让我很惊讶。

“晚来总比不来好。”科迪莉亚说。她的声音和我在电话里听到的一样，有点沉重，有点犹豫。那个女人把她拉到我对面的椅子边，轻轻推了她一下，让她坐了下来，好像她是一个老太太，还很固执。

我突然感觉怒火中烧。没有人可以这样对待科迪莉亚。我怒视着那个女人。她说：“你能来看她，真好。科迪莉亚很期待这次见面，对吧，科迪莉亚？”

“你可以带我出去。”科迪莉亚说。她抬头看着那个女人，期待得到许可。

“是的，没错，”女人说，“去喝茶什么的。只要你答应送她回来，那就没问题！”她笑得很灿烂，好像这是一个笑话。

于是我带科迪莉亚出去。多萝西·林德威克疗养院位于高地公园，那是一个郊区，我以前没有去过，也不知道怎么去。出门走几个街区有一家咖啡馆。科迪莉亚知道那个地方，也知道怎么走。我不知道该不该挽着她的胳膊，最终我没有挽着她的胳膊，我跟在她的身边，到了十字路口，我都很小心，好像我带着一个盲人过马路，我要放慢脚步，看着她。

“我没有钱，”科迪莉亚说，“他们不给我钱。我想抽烟，他们会替我去买。”

“没关系。”我说。

我们走进一个卡座坐下，点了咖啡和两份丹麦烤酥饼。我很快点了单，我不想让服务员盯着我们看。科迪莉亚从身上摸出来一支香烟。她点火的手在不停颤抖。“伟大的耶稣的蓝色睾丸在燃烧。”她一字一顿，好像很费力。“出来真好。”她笑了，这很不容易，我陪她一起笑。我感觉很内疚，愧对她。

我应该问她一些事情：这么多年没见，她都在干什么？她的演艺生涯怎么样了？她结婚了吗？有孩子吗？到底怎么回事？她怎么去了那个地方？但这些都不是关键。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关键是科迪莉亚本人，她现在的情况。

“他们到底把你怎么了？”我问。

“他们叫我吃镇定药，”她说，“我讨厌那种药。害我一直流口水。”

“为什么？”我问，“你怎么跑到那个精神病院里去？你没有疯啊。”

科迪莉亚看着我，吐了一口烟雾。过了一会儿，她说：“情况不太好。”

“怎么说？”我问。

“怎么说？我吃了安眠药。”

“哦，科迪莉亚。”我的心像被刀片切了一样，我仿佛看到一个孩子摔倒，头朝下，嘴巴磕到石头上，“为什么？”

“不知道。那个想法来得很突然。我感觉很累。”她说。

告诉她不该做这种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就像在高中的时候一样，追问细节：“你昏睡过去了吗？”

“是的，”她说，“我住在一家酒店里面。被他们发现了，可能是经理或其他人发现了。他们让我去洗胃。真难受。就是要让我吐。”

她像是在笑，但又不像，她的脸太僵硬了。我想哭，我怕哭出来。与此同时，我对她很生气，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科迪莉亚把自己放在了我够不着的地方，我够不着她。她自暴自弃了。她迷失了。

“伊莱恩，”她说，“把我弄出去。”

“什么？”我走神了。

“把我弄出去。你不能体会在里面的感觉。一点儿隐私也没有。”她像是在恳求我，对她而言，这已经非常难得了。我想起了一句话，那是以前周六下午男孩看漫画书时说的话，那句话是：对手要挑实力相当的。

“那我该怎么弄呢？”我问。

“明天再来看我，然后我们坐出租车走。”她看到我犹豫不决，“要不你借给我一点钱。你只需要这样就够了。我早上把药藏起来，不吃。那样我就行了。我知道，就是因为吃了那些药片，我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二十五元就够了。”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我说。这是真的，但也是托词。“你逃不掉的。他们会知道你停药了。他们看得出来。”

“总有一天能瞒过他们。”科迪莉亚说，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往日的狡黠。当然了，我想，她是个演员。曾经当过演员。她善于伪装。“再说，那些医生都那么笨。他们就会问问题，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我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

这么说来，这里有医生。还不止一个。“科迪莉亚，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我都没有和谁谈过。”

“他们都是浑蛋，”她说，“我没有毛病。你也这么说。”在那张忧愁而下垂的脸蛋的背后，藏着一个疯狂的孩子。

我仿佛看到了把科迪莉亚带走、把她救出去的情景。救她出去我还行，但是，她之后怎么办呢？躲在我们的公寓里，像那些逃避兵役者、难民、流离失所者一样，睡在临时床上，和乔恩一起在厨房里抽着烟，连她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那里都不知道。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平衡，我不知道我是否养得起科迪莉亚。她将是我的又一个罪过，乔恩一笔笔地记着呢。而且，我自己都顾不过来。

我还要考虑莎拉。她会喜欢这个科迪莉亚阿姨吗？科迪莉亚会带小孩吗？她的脑子里有多少坏东西？会不会有一天我回家就发现她躺在浴室的地板上，身体冰冷，甚至更糟糕？可能倒在血泊中。乔恩的工作台是一个武器库，放着小锯子和小凿子等各种家伙。也许只是虚张声势，皮肉伤而已，那是她的老把戏。也许，演戏的人危险不会更小，而是更大。他们可能会太入戏。

“我不行，科迪莉亚。”我温和地说。但是，我对她的感觉并不温和。我怒火中烧，无名火，说不清，道不明。你怎么敢叫我干这种事？我想把她的胳膊扭到背后，按倒在雪地里，用雪擦她的脸。

服务员送来账单。“你吃饱了吗？”我问科迪莉亚。我想换个轻松的主题。但是，科迪莉亚从来都不傻。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她说。然后，她可怜兮兮地说：“我猜想，你一直在恨我。”

“没有。”我说，“我为什么要恨你？没有！”我很吃惊。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曾经恨过科迪莉亚。

“我总会出去的。”她说。现在，她的声音不沉重了，也不那么犹豫。她的表情和我多年前熟悉的一样，还是那么倔强。那又怎样？

我陪着她走回去，把她交给人家管起来。“我会来看你的。”我说。

我真的想去，但我也知道机会渺茫。她会没事的，我对自己说。高中快读完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后来好了。现在也一样，一样会好起来。

在回去的地铁上，我看着车上的广告。广告上有一瓶啤酒，一块巧克力，一个胸罩变成了一只鸟。我体会着轻松的感觉。我感到很轻松，都要飘起来了。

但是，我终究不轻松，我摆脱不了科迪莉亚。

我梦到科迪莉亚从悬崖或桥上坠落，在暮色下，她的双臂张开，裙子张开，形状像一口钟，在空中形成了一个雪地天使。她一直都不落地，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坠落。醒来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身体下方似乎都空了，我就像在一部失控而快速下坠的电梯里面。

我梦见她站在原玛丽女王学校的院子里。学校消失了，那里只剩下一片平地，后面的小山上长着瘦巴巴的常青树。她穿着防雪服，但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和现在的年龄一样大。她知道我抛弃了她，她很生气。

一个月后，也可能是两三个月后，我给科迪莉亚写了一封信，写在印花的信纸上，那种信纸上没有多大的空间写字。我特意买了这种信纸。我的信写得热情澎湃，但那都是虚情假意，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说我想再去看她一次。

但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潦草地写着：地址不详。我很仔细地看了字迹，想看看是不是科迪莉亚的字。她善于伪装，会改变自己的笔迹。如果不是她的笔迹，如果说她已经不在疗养院，那么，她去哪里了呢？她可能随时来按门铃，她会给我打电话。她去哪儿都有可能。

我梦见了一个假人模特，就像乔迪拿来参加展览的那些一样，先肢解，然后再粘起来。这个模特只穿着一件薄纱外套，外套上装饰着亮片。这个模特只到脖子，没有头。科迪莉亚的头包在一块白布里，夹在模特的胳膊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