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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皮秒 PICOSECONDS[picosecond(缩写ps),时间单位,1皮秒等于10-12秒。]猫眼 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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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早上,我起得很晚。我吃了一个橘子,几片吐司,一个装在鸡蛋杯里的鸡蛋。在蛋壳的底部戳一个洞,并不是像科迪莉亚说的那样要阻止女巫出海,而是为了打破蛋壳和蛋杯之间的真空。这样,吃完鸡蛋之后才能从杯子里取出蛋壳。为什么我花了四十年才想明白? 我穿上另一套跑步服,鲜红色的那套,慵懒地在乔恩的地板上做伸展运动。是乔恩的地板,不是我的。我觉得我已经都还给他了,连同他的过往,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过往。我一直保留到现在,而如今都还给他了。我记得那些中世纪的画,手高高地举着,掌心摊开,表示手里没有武器,“平平安安地去吧。”带着我的祝福去吧。我这样做,和圣人的做法不完全相同,但效果好像差不多。祝人平安,自己也会得平安。 我下楼去取早报。我浏览了一下,没有细读。我知道我是在消磨时间。我已经忘了我来到这里的初衷,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了,我想回到西海岸,回到我如今生活所在的那个时区。但我还不能走。我还要待着,就好像在机场或者牙科诊所一样,我要等着一个平淡、无趣的过场,就像等着医生给我发止痛药,或者等着登机。我等的是今天晚上的画展开幕式,只要不搞砸,平平安安就行。 我应该去画廊,去看看是否已经都安排妥当。这是最起码的礼貌。但我没有去。我搭了地铁,在墓地正门的附近下了车,往东南方向漫无目的地走着,踩着地上的落叶,沙沙作响。我看了一眼两边的排水沟,低头看着人行道,想找锡纸、镍币、被风吹落的果实。我仍然相信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的,我肯定找得到。 只要被人轻轻一推,或者在路沿上踩空,我一跌倒在地上,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在大街上捡破烂的女人。我有跟捡破烂的女人一样的本能,在垃圾堆里和废品堆里翻东西、找东西。把别人家扔掉的废品找回来,变成我的宝贝。捡破烂的女人要捡的是空间的碎片,我要捡的则是时间的碎片。 这是我从前放学回家走的那条路。在这条人行道上,我要么是跟在人家的后面,要么就是走在他们的前头。走在人行道上的路灯下面,我在雪地上的影子首先在我的前方延伸,很长,然后不断缩小,最后消失,路灯的周围都有光晕,就好像透过雾气看月亮。这里曾经是科迪莉亚后仰倒下画了个雪地天使的草坪,这里是她曾经跑过的地方。 房子还是原来的那些房子,只是不再像战后那样破旧,在冬天看起来灰蒙蒙的白色墙面漆不再剥落。喷砂工来过了,修天窗的人也来过了。屋里,以前厨房窗台上经常摆着脏兮兮的非洲紫罗兰,现在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本杰明树和热带攀缘植物。我往房子里面看,能看到过去的样子;我能看到墙壁原来的颜色,暗玫瑰色、泥巴绿、蘑菇色,还有以前的印花棉布窗帘。这些东西究竟是属于什么时间的?它们自己的时间?还是我的时间? 我沿着街道走着,街道有点坡度,周围是零零星星走着回家吃午饭的孩子。那些女孩都穿着象征自由的牛仔裤,但她们并不像过去的女孩那样吵闹,没有人唱歌,没有人发出嘘声。她们沿着街道向前走,感觉很疲惫,但很坚定,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或许是因为我和她们不处于同一高度,我的位置更高,她们的声音到达我耳边的时候已经被过滤了。又或许是因为我的存在,在她们的眼中,我是一个大人,大人掌控着权力。 有几个孩子盯着我看,但大多只顾自己走。有什么好看的?就一个穿着跑步服的中年妇女,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裤腿在靴子上边箍着,和大多数人一样普通,很容易被遗忘。 有些房子的前门廊上摆着南瓜,雕刻着各种脸型,有些快乐,有些悲伤,有些恐怖,等待今晚来临。今天是万灵节,逝者的灵魂会化成芭蕾舞演员、可乐瓶、太空人、米老鼠的样子,回到生者的身边,生者会拿糖果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变成厉鬼。我仍然能尝到万灵节的滋味:酸涩的空气,含在嘴里的焦糖,站在门口的那种期待,所有的孩子都想当然地觉得能要到东西。不过,如今孩子们去敲人家的门,再也要不到家里自制的爆米花球,也要不到苹果了,现在谣言满天飞,都说孩子们要到的东西里会下了毒或者藏着刀片。即使在从前,我自己刚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担心苹果里下了毒或者藏着刀片。人心变坏了。 墨西哥人过万灵节的方式才是对的,他们不会变装。他们用颜色鲜艳的糖果摆出骷髅头,一家人去墓地野餐,给每个被唤醒的“客人”准备一套碗碟,再点上一支蜡烛。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包括亡灵。我们拒绝了阴阳两界的这种简单沟通,很少提及逝者,不给他们起名,不给他们食物。结果,我们这里的亡灵比那边的更瘦、更灰暗,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68 我哥哥斯蒂芬五年前死了。我不应该说“死”了,他是被人杀害的。这是一场谋杀,但我还是尽量往别处想,把它当成是一场意外事故,像火车爆炸,或者是自然灾害,比如说泥石流。在保险行业,那种意外都叫不可抗力。 哥哥死于以眼还眼的报复,人家可能就是这么想的。他死于为人太正直。 当时,他坐在飞机上,靠窗的座位。这是事实,毋庸置疑。 前排座位背后的尼龙兜里有一本杂志,有一篇讲骆驼的文章,他已经看过了,另一篇介绍商务着装升级的文章,他还没有看。兜里还有一副耳机和一个晕机呕吐袋。 哥哥把鞋子和袜子都脱了,光脚踩在前排的座位底下,旁边放着他的公文包,里面装着一篇他写的论文,研究宇宙可能的组成成分。他曾经以为宇宙很可能是由三十二种不同颜色的无穷细弦组成的。这些弦非常细,所以“颜色”只是一种说法。不过,现在他对这个理论有了一些疑问,因为关于宇宙的组成,还有许多其他理论上的可能性,他的论文大致介绍了两种可能。宇宙十分难以捉摸,你在观察的时候,它就在发生着变化,好像不希望被人掌握了规律。 按原计划,他前天要在法兰克福宣读那篇论文。同时,他可以听听其他人的论文。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他的西装外套也塞在前排座位的底下,和公文包放在一起,他现在总共有三套西装。空调出了故障,飞机里闷热难耐,他把衬衫袖子卷了起来,但没什么用。飞机里的气味也很难闻,至少有一个卫生间坏了,而且人到了飞机上往往更容易放屁。哥哥坐过很多次飞机,观察到人在飞机上爱放屁这个现象。而且,大家都处于恐慌之中,肠胃消化不畅,问题就更大了。隔着两个座位坐着一个胖乎乎的秃顶男人,他鼾声不断,嘴巴张开着,喷出的口臭弥漫到四周。 舷窗的遮光板拉了下来。哥哥知道,把座位边的遮光板打开,他就会看到跑道上热浪翻涌,跑道外的风景是灰褐色的,像月亮那样遥远而陌生,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地面上有几幢棕色的长方形平顶建筑,也许那里面会有人出来救援,也许没有。这都是他在遮光板拉下来之前看到的。他不知道那些棕色的建筑是在哪个国家。 从今天早上起,他就没有吃过东西了。此前,有人从机舱外送了三明治进来,那些三明治表面粗糙,形态诡异,上面的黄油已经化了,米色的肉酱看起来好像尸碱。还有一块灰溜溜、湿答答的奶酪,裹在保鲜膜里面。他吃了奶酪和三明治,现在他手上有一股气味,就像战争时期我们在路边吃的午餐一样。 最后一次发水是四小时以前的事了。他有一管“救命”牌的薄荷糖,他出差的时候总是带着薄荷糖,以防路途颠簸会恶心。刚才,他给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中年女人一颗,那个女人戴着一副超大的眼镜,穿着格子长裤套装。她已经下飞机了,他多少松了一口气。她一直在啜泣,哭又哭不出来,让他感到越来越烦躁。妇女、儿童都获准下了飞机,但他既不是妇女,也不是儿童。留在飞机上的都是男人。 他们被两两分开,每排坐两个人,中间隔一个空座位。所有人的护照都被收走了。刚才来收护照的几个人都站在机舱过道里,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共有六个人,三个拿着小型机枪,另外三个拿着手雷,手雷很显眼。他们头上都套着飞机上的枕套,眼睛和嘴巴从枕套上剪的三个洞中露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分别闪着白色和粉红色的光。在红色的枕套下面,他们的衣服都很普通、很休闲,下身穿着灰色的法兰绒休闲裤,上身白衬衫塞进裤腰里面,外套是老式的海军蓝。 他们自然是以乘客的身份登机的,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带着武器究竟是怎么通过安检的。他们在机场肯定有内应,才得以顺利登上飞机,然后在飞机飞到英吉利海峡上空的时候跳出来,挥舞着武器大声发号施令。要么就是那些武器事先藏在了飞机上,否则,如今科技那么发达,金属的东西一定会被X光照出来的。 飞机驾驶舱里可能还有两三个人,在用无线电和塔台那边谈判。他们没有和飞机上的乘客表明身份,也没有说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只用英语说大家要么一起活,要么一块儿死。他们的口音很重,但大家都听得懂。除此之外,他们只用手比画着,时不时地喊一两个字:你……过来。他们都套着一模一样的枕套,所以很难说他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就好像以前漫画书里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可是他们在转换身份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了。他们的身体和常人无异,脑袋却超乎寻常,要么会变成大英雄,要么会变成大坏人。 我不知道哥哥当时是不是这么想的。这些都是我替他想的。 旁边那个人睡得正香,张着嘴巴鼾声如雷,而我哥哥却睡不着。因此,他在推演着各种理论设想:如果他是套着枕套的那些人,他会怎么做?此时,乘客大多身体松软,疲惫不堪,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但劫机的那伙人却那么紧张,他们的兴奋都是装出来的。 如果他是其中的一员,他当然会做好牺牲的准备,有赴死的决心。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决心,那么,这次行动就毫无意义,不可想象。不过,他们要为了什么而牺牲呢?背后也许有宗教动机,不过可能还有更迫切的诉求,比如要钱,比如要解救关在监狱里的同伙。他们同伙干的事情也大同小异,要不就是搞了爆炸,或者威胁要搞爆炸,要不就是枪杀无辜人员。 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俨然很久以前他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虽然他感到不舒服,有些烦躁、无聊、害怕,但他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希望这些人能保住脑袋,不管他们要干什么,都能顺利完成。他希望乘客们不要哭哭啼啼,不要吓得尿裤子,不要发疯似的尖叫,否则就会触发那帮劫机分子的神经,开始大屠杀。他希望乘客们能够放松、冷静。一个男人从机舱前头走过来,和两个同伙说上了话。他们好像有争执,双手比画,有一个词说得特别大声。其他人站着,都很紧张,他们来回扫视着乘客,包裹在红色枕套里的方形脑袋就像怪异的雷达。我哥哥清楚他应该一直低着头,避免跟他们有目光接触。他看着面前的尼龙兜,悄悄剥了一片“救命”牌薄荷糖。 那个刚从机舱前头过来的男人沿着过道往前走,有三个洞的方形脑袋左右摇摆。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奇怪的是,对讲机里开始放录制的音乐,甜腻腻的,令人昏昏欲睡。那个男人停下脚步,硕大的脑袋笨重地转向左边,像一只近视眼、低智商的怪兽。他伸出一只胳膊,做了个手势:起来。他指向我哥哥。 我的想象到此为止,以下回归事实。我已经和幸存者谈过了,了解后来的事情。我哥哥站了起来,慢慢地从旁边那个男人身边走过去,还说了声“借过”。他的表情既困惑又好奇,这帮劫机分子真让人费解,不过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也许他们认错人了,也许他们想让他帮忙去谈判,因为他们带着他走向机舱的前头,有个枕头套站在那里等着。 那个枕套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酒店门童帮我哥哥打开门,刺眼的阳光一下子射了进来。我哥哥刚从昏暗的机舱里走出来,面对这刺眼的阳光,呆呆地站着,眨着眼睛,眼前的景象慢慢清晰起来,有沙滩和大海,就像明信片上印的度假胜地。然后他就掉下去了,比光速还快。 我哥哥就这样成了过去。 我在机场和飞机上待了十五个小时,才抵达那个地方。我看到了那些建筑、大海、跑道。那架飞机已经不在了。那帮劫机分子最终安全出了境。 我不想去认尸,看都不想看。没有见到尸体,那么不相信人已去世的行为会更合情合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是先开枪再把他推下去,还是先把他推下去再开枪。我希望是在把他推下去之后开枪的,这样他就有片刻的逃脱感,能多享受片刻的阳光和片刻的飞翔。 这次旅行的途中,我没有熬夜。我也不想看到那些星星。 身体有自身的防御能力,会自行调节。政府的人说我很棒,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给他们找麻烦。我没有崩溃,也没有闹。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签署了一些表格,也做了一些决定。有很多东西过了很久才会注意到或者开始思考。 我当时想到的是那对“太空双胞胎”,其中一个进行了星际旅行,一周后返回地球,却发现他的兄弟比他老了整整十岁。 我想,我会变老,而哥哥他永远年轻。 69 对于斯蒂芬的死,爸爸妈妈永远无法理解,他们想不出有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都跟他沾不上边。他们也无法摆脱哥哥去世的阴影。出事之前,他们生活积极,思维活跃,身体强健,之后就像花儿一样凋谢了。 “不管年纪多大。”我妈妈说,“孩子终归是孩子。”她跟我说的这句话,是我以后也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 爸爸越来越矮,越来越瘦,整个人都枯萎了,而且经常呆呆地坐着,什么也不干。他像是变了一个人。这是妈妈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事情不应当发生,这不符合自然规律。否则,血脉由谁来延续呢? 爸爸妈妈的去世算是正常死亡,死于老年人常见的死因,我想以后我也会有那一天,也许那一天会来得比我预想的更早。我爸爸走得很快,我妈妈在一年之后去世,死于一种发展更慢、更痛苦的疾病。“你爸爸就那样走了,倒也是好事。”妈妈说,“像我这样受罪,他一定很不高兴。”她没有说她受了什么罪。 妈妈去世前,两个女儿来住了一个星期。时值夏末,我妈妈还住在苏圣玛丽的家里,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说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探望罢了。女儿走后,我留了下来,给园子里除草,帮妈妈洗碗,因为她从来没有买过洗碗机,我用楼下的自动洗衣机帮她洗衣服,不过还得把衣服晾到外面的绳子上,因为她觉得烘干机太费电了。我也烤松饼,会给烤模子涂油。在她面前,我当了一回好孩子。 妈妈已经精力不济了,但她歇不下来。她不午睡,每天都走着去街角的那家商店买东西。她说:“我还行。”她不想让我给她做饭。她说:“在我这个厨房里,你什么也找不到。”她的意思是说我会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害她自己也找不到东西。我偷偷买一些冷冻的便餐放在冰箱里面,哄她说如果她不吃,这些食物就浪费掉了。对她来说,浪费仍然是个过不去的坎。我带她去看电影,但每次都要先看看是否有涉及暴力、性爱和死亡的内容,我也带她去中国餐馆吃饭。从前,在北方,只有中国餐馆还算不错。其他的餐馆都卖白面包、肉汁三明治、半冷不热的烤豆和粘在硬纸板上的馅饼。 她要吃止痛药,然后止痛药的药力越来越强。她卧床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好不用去医院做手术。”她说,“我只在生你们两个小孩的时候住过院。生斯蒂芬的时候,他们把我麻醉了。我就像一盏灯突然熄灭了,我醒来的时候,斯蒂芬就已经生下来了。” 她说话三句不离斯蒂芬。“你还记得吗?他用化学装置弄出来那种怪味。那天,家里正好有几个人在打桥牌!我们只好把门打开,那时正是隆冬时节。”然后,她又接着说,“还记得他藏在床下的那些漫画书吗?他收藏了那么多漫画书。他走后,我就把它们都扔了。我觉得没什么用。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在收集漫画书,要是放到现在,这些漫画说不定能值一大笔钱呢。我们一直把它们当作垃圾。”她仿佛是在抖自己的糗事。 在她的嘴里,斯蒂芬永远不会超过十二岁。十二岁以后,她就管不着他了。我渐渐意识到,过去的她,乃至此时的她,都对斯蒂芬心存敬畏,好像有点怕他。她没想到会生下这样的一个人。 “你被那些女孩欺负得够呛。”有一天她这样跟我说。我沏了两杯茶,一杯给她,她欣然接受,然后我们坐在餐桌旁,喝着茶。她看到我喝茶,依旧显得很惊讶,还好几次问我要不要喝牛奶。 “什么女孩?”我问。我的手指伤痕累累,我经常把手藏在桌子下面,趁她看不见,偷偷撕扯手指上的皮。我紧张的时候都会这么干,这似乎是一个我戒不掉的陈年恶习。 “就是那几个女孩。科迪莉亚和格蕾丝,还有另一个叫作……卡罗尔·坎贝尔。”她看着我,目光中有点狡黠,好像在试探我。 “卡罗尔?”我问。我眼前仿佛浮现一个身材矮矮胖胖的女孩在甩跳绳。 “当然,读高中的时候,科迪莉亚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她说,“我一直都不觉得她是幕后的主谋。我觉得是那个格蕾丝,不是科迪莉亚。格蕾丝把她推出来替罪,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科迪莉亚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想聊科迪莉亚的事。当初我抛下她,没有施以援手,我还觉得很愧疚。 “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那天她们来找我,说你因为得罪了老师被留在学校。是卡罗尔说的。我觉得她们没有说实话。”她尽量避免用“撒谎”这个词。 “哪天?”我小心翼翼地问。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一天。 因为吃了药,她开始犯糊涂了:“就是你差点被冻死的那天。要是我相信了她们的话,我就不会去找你。我一路找过去,经过墓地,都没有找到你。”她看着我,眼里流露出急切的心情,好像在等着我说些什么。 “哦,对。”我假装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不想把她搞得更糊涂。我自己却越来越糊涂了。 我的记忆在荡漾,就像水面被风吹起了涟漪。我仿佛看到科迪莉亚、格蕾丝和卡罗尔穿过白雪向我走来,雪白得吓人,而她们的脸却笼罩着阴影,很暗。 “我担心坏了。”她说。她希望得到我的谅解,但我要谅解她什么呢? 有时候,她显得很硬朗,让我误以为她在康复。今天,她叫我帮她整理地下室里的东西。“以后,你就不用再操心那些旧东西了。”妈妈措辞巧妙,始终避免说到“死亡”两个字,她不想让我伤感。 我不喜欢地下室。这边的这个地下室只是毛坯,水泥墙壁没有粉刷,头顶上的椽子还露着。我确保地下室通往地面的门一直开着。“楼梯应该装上栏杆。”我说。楼梯很窄,有隐患。 “没有栏杆,我也能行。”妈妈说。对她来说,“能行”两个字就足够了。 地下室里有许多旧杂志,大大小小的各式纸箱,一个个架子堆满了干净的罐子,我们都整理了。当时搬家的时候,他们没有扔掉多少东西,或许还积攒了更多的杂物。我把东西搬出地下室,堆在车库里。杂物堆在那里,就等同于处理掉了。 爸爸的鞋子和靴子一双双排列整齐,塞满了整整一个架子,有城市鞋、套鞋、橡胶靴,还有捕鱼时穿的涉水靴和在森林里行走时穿的厚底靴,这双森林厚底靴的光泽和熏肉的油脂很像,鞋带也是皮的。有一些鞋子起码有五十年的历史。我知道,妈妈不会把它们扔掉,可是她也没有提起。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期望,尤其是在情绪控制方面。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哀痛欲绝。她不需要去应付一个恸哭流涕的孩子,现在还不需要。 我还记得那幢动物学大楼,以前,每到周六,我们都会去那里。走廊里非常热,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两侧的架子上有装着牛眼球的瓶子,还可以闻到福尔马林和老鼠的气息。我记得,那时我和科迪莉亚一起坐在餐桌旁,爸爸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说水污染严重,树木中毒,物种会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像蚂蚁被人踩死一样。我们没有把他的话当成预言,反而觉得很无聊,只不过是大人们的唠叨,与我们无关。如今,这些所谓的危言警示都变成了现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生活在他描绘的噩梦之中,而生活比梦境更真实。目前,你还能呼吸到干净的空气,但还能呼吸多久呢? 与爸爸的悲观不同,我妈妈很乐观。回想起来,她的乐观源自她强大的意志。 我们开始收拾皮箱。我记得,我们还住在多伦多的时候就有这只皮箱了,我现在还觉得它很神秘,里面可能藏着宝贝。妈妈也把整理这只箱子当作一次探险,她说这么多年来她都没有打开过这只箱子,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她并没有因为大限将至而缺少激情。 我打开箱子,樟脑丸的气味扑鼻而来。映入眼帘的是用薄棉纸包裹着的婴儿衣服,有些是银白色印花的,有些是黑色的,泛着黄。“这些留给你的女儿,”她说,“这个你留着。”里面还有婚纱、婚纱照,以及已经变成深褐色的亲戚的照片,还有一包羽毛,几个缀有流苏的桥牌积分表,两双白色的小手套。“你爸爸跳舞跳得很好。”她说,“那还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我们一层一层往下翻,又发现了一些东西:我高中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涂着口红却没有笑容,一个装着别人头发的信封,一只针织婴儿袜,几副旧手套,几条旧领带,还有一条围裙。有些东西要留着,其余的要么扔掉,要么送人。有些东西我会带回去。我们分了好几堆。 妈妈很兴奋,也感染到了我:打开这只皮箱,就像打开了一只圣诞袜,虽然这个过程中不全是喜悦。 斯蒂芬有好几捆飞机集换卡,用橡皮筋捆了起来。还有他的剪贴簿、他画的爆炸场面、他以前的成绩单。妈妈都把这些另外收起来。 还找到了我自己的画和剪贴簿。有几张女孩子的图画,她们穿着泡泡袖和粉红色的裙子,头上戴着蝴蝶结,这几张画我都还记得。剪贴簿里还有几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分明是女人的身体,身上穿着四十年代的衣服,却粘着别人的脑袋,这几张画我都不太熟悉。这只守望鸟一直盯着你。 “以前,你很喜欢看那些杂志。”妈妈说,“你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剪贴簿的下面是我以前的相册,黑色的内页用一根像鞋带似的带子串了起来。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在上高中之前放进皮箱里的。 “这是我们给你的圣诞节礼物,”妈妈说,“你刚好有一台相机。”相册里有哥哥的照片,他拿着一个雪球,还有格蕾丝·史密斯的照片,她头上戴着花环。我还拍了几块很大的鹅卵石,还在石头下面用白色铅笔写了我给石头取的名字。还有我自己的照片,我穿着一件袖子很短的夹克,靠在汽车旅馆客房的门框上。门上贴着一个数字:9。 “忘了那架照相机后来怎么了。”妈妈说,“我一定是把它送人了。玩了一段时间,你就对它失去了兴趣。” 我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隔阂,而这个隔阂已经存在很久。我恨透了这个隔阂。我想伸手去搂住她,但我伸不出去。 “那是什么?”她问。 “我的旧钱包。”我说,“从前,我去教堂常常带着它。”这是事实。我还记得教堂的样子,屋顶放着一个洋葱头,里面有一排排长凳,还有彩色玻璃花窗。天国在你的心中。 “嗯,你知道吗?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还留着它。”妈妈笑着说,“把它放到要扔掉的那堆吧。”那个红色的塑料钱包已经被压扁了,两边的针脚已经开裂。我拿起钱包,挤了挤,想让它恢复原形。里面有东西咔嗒咔嗒作响。我打开钱包,拿出我那颗蓝色的猫眼。 “弹珠!”妈妈很兴奋,像个小孩子一样,“你还记得斯蒂芬以前收集的那些弹珠吗? “记得。”我说。但这个是我的。 透过这颗猫眼弹珠,我看到了我的整个人生。 70 沿着这条街道走下去,就是以前那家小店所在的地方。我们买了红色的甘草糖、口香糖、橘子味的冰棍,以及最后会融化成一颗种子大小的黑色无糖酸味果糖。这些东西只需一分钱就能买到,一分钱的硬币上刻着国王的头像,写着“乔治六世承蒙天恩”的字样。 我一直看不惯长大成人之后的女王。每当我在硬币或者纸币上看到她的头像,就会想起十四岁的她,穿着女童子军的制服,挺直着背,兰姆莉小姐将她发黄的剪报图片贴在四年级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她就在墙上俯视着我。在伦敦大轰炸期间,她站在难看的菱形麦克风后面,眉头紧锁,神情坚定,很好地掩饰了恐惧,向全体人民发表演讲,振奋人民的士气。兰姆莉小姐挥着那根吓死人的教鞭指挥我们唱《英格兰永在》,不过那已经是差不多八年以后的事了。 之后,女王儿孙满堂,扔掉过千万顶帽子,胸脯变大,甚至我可以大逆不道地说,她长双下巴了。这些改变都糊弄不了我,我的心中还另有一个女王,原来的女王一直存在。 我再走过几个街区,拐过街角,希望看到我熟悉的那所长方形学校,当时,学校大楼用红砖砌成,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变成了干猪肝的颜色。还有那条煤渣跑道,窗户上贴着为万圣节前夜准备的橙色南瓜剪纸和黑猫剪纸,门上刻的字“男生”和“女生”,就像是十九世纪后期的陵墓碑文一样。 但是,那所学校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所新学校,新学校如海市蜃楼一样突然出现,颜色淡淡的,方块造型,亮光闪闪,很现代化。 我觉得好像肚子上被打了一下,酸痛不已。旧学校已经被彻底抹掉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茫然地靠在一根电话线杆上,仿佛我的大脑被切走了一块。突然,我感觉累到了骨子里。我想睡觉。 我又走了一会儿,到了这所新学校,穿过大门,然后绕着校园慢慢走着。显然,分“男生”和“女生”进入校园的传统已经被废除了,但学校里还是有一道链条栅栏。校园里零星分布着秋千、爬梯和滑梯等设施,都是明亮的基本色。有几个孩子吃过午饭后早早回到学校,正在爬上爬下。 校园里非常整洁,非常宽敞。毫无疑问,在那些明亮的玻璃门窗的背后,再也没有长长的木头教鞭,没有黑色的橡胶鞭子,没有一排排硬邦邦的木头课桌,没有穿戴整齐的国王和王后,没有“墨水池”,没有猜老师内裤的嬉笑声,没有长着胡子的刻薄老女人。没有令人难堪的秘密。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我来到学校的后面,那儿有一座风化得厉害的小山丘,山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树。这里倒是变化不大。 山上没人。 我踩着木头台阶向上走,站在我曾经站过的地方。我感觉好像从未离开过,一直都站在那里。下面操场上传来孩子们的声音,分不清是哪个孩子的声音,也分不清来自哪一个时代。树下的光线开始虚化,仿佛出现了某种恶意。恶意笼罩着我。我呼吸困难。我感觉我好像在推着什么东西,有一股力反作用在我身上,像是顶着外面的暴风雪开门。 把我弄出去吧,科迪莉亚。我被困住了。 我不想永远活在九岁。 秋高气爽,日软风柔。我站着一动不动。最终,我还是低下头,走了,走进静止的风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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