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我穿上了新衣服，用乔恩的钢丝钳剪掉了吊牌。到头来，我还是穿了一件黑衣服。然后我走进浴室，浴室里的镜子不大，油腻腻的。我侧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穿这件衣服和穿之前的黑衣服没什么差别。我摸摸衣服，看有没有线头，然后涂上粉红色的口红。我觉得挺漂亮的。是挺漂亮的，但还不够引人注目。

我得想办法把自己打扮得更靓丽一些。我应该戴上晃晃荡荡的耳坠，戴上叮叮当当的手镯，用一根链子挂一个银白色的蝴蝶结，像伊莎多拉·邓肯那样围一条足以把自己勒死的超大号围巾，再别上一枚三十年代的水钻胸针，凸显我糟糕的品位。然而，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现在出去买也来不及，但是必须去买。这次不是以前常举办的那种“随你便”的派对，今天我必须严肃出席。

我提前一小时到了画廊。查娜不在那里，其他人也都不在。他们可能出去吃饭了，也可能是去换衣服了，更可能是后者。不过，一切该准备的都准备就绪了，他们租了粗脚酒杯，买了不少普通的烈酒，也为不喝酒的客人准备了矿泉水（谁会从水龙头接用氯消毒的自来水给客人喝呢？），还有边缘开始变硬的奶酪和熏过硫黄的葡萄，这些葡萄赏心悦目，看起来美味可口，每一粒都饱含着加利福尼亚农场工人的鲜血。这种事情知道太多没什么好处，毕竟，所有放进嘴里的东西都有死亡的味道。

酒吧的招待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目光冷峻，头上抹了发胶，穿着随意搭配的黑色衣服。此刻，她正在那张充当吧台的长桌后面擦着酒杯。我向她要了一杯酒。她很冷淡，她纯粹是为了挣钱才来的，她真正的雄心在别处。把酒递给我时，她紧闭双唇：她并不喜欢我。也许她也想成为一名画家，但认为我为名利丧失了原则。我过去也跟她一样愤世嫉俗、尖酸刻薄。

我在画廊里逛着，悠悠然，小口喝着杯中的酒，就像一个来观展的客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观看自己的展览。我要看看有哪些画在展出，哪些画没有。查娜整理了一个目录，是用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制作的，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我记得第一次展览的目录是用油印机印的，字迹模糊，满是油污，虽然穷酸，倒也显得真诚。我记得油印机滚筒转动的声音，油墨的刺鼻气味，手臂上的阵阵酸疼。

展览最终还是以作品的时间顺序布置，早期的作品安排在东边的墙上，查娜所谓的中期作品挂在最里面的墙上，西面的墙上挂着我从未展出过的五幅近期作品。这五幅画是我过去一年的全部成果。近来，我画得比以前慢了。

这边的几幅都是静物画。“里斯利涉足女性象征主义的早期作品，展现了家居用品的魅力。”查娜在画展目录中写道。她指的是我画的吐司炉、咖啡滤壶、我妈妈的绞干机、三张沙发、锡纸。

再往前是我画的乔恩和约瑟夫。我满怀爱恋之情看着这幅人体素描，看着这两个男人，品味着他们的肉体，品味着他们对于女人的模糊概念。他们都很年轻，活力四射。当年我怎么会落到这两个愣头青手里呢？

他们的旁边挂着史密斯太太的画像。史密斯太太的画像有好几幅。史密斯太太或坐着，或站着，有一幅是她躺在一棵神圣的橡胶树前；有一幅是史密斯太太赤裸着身体在空中飞翔，史密斯先生紧贴着她的后背，好像一对甲虫在交配；有一幅是史密斯太太穿着兰姆莉小姐常穿的深蓝色灯笼裤，兰姆莉小姐似乎和史密斯太太结成了可怕的共生关系；还有一幅是史密斯太太包裹着白色的薄绵纸，薄绵纸一层层打开，露出她的面目。史密斯太太的画像比她真人更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简直要把上帝遮蔽了。

我曾经花了很多功夫来画这个想象中的肉体，白白胖胖，像牛蒡草的根，也像冻结的猪油，还毛茸茸的，和耳洞里面的景色一样。我现在明白了，在画史密斯太太的时候，我是怀着相当大的恶意的。但这些画不仅仅是嘲弄，不仅仅是亵渎，我也赋予了它们光明。每一条苍白的腿，每一只戴着金丝框眼镜的眼睛，都画得那么仔细明了。作画时，我说过：“瞧。”我也说过：“我明白了。”

我现在正看着那双眼睛。我曾经认为这双眼睛很自以为是，像猪的眼睛一样，但流出得意扬扬的神情，如今看来还是那样。但是，这双眼睛也反映了挫败的内心，充满了犹豫和伤感，也很沉重，可能是她背负着不讨人喜欢的责任。这双眼睛的主人可能将上帝看作一个残酷成性的老人，也可能是小镇里一个死爱面子活受罪的人。史密斯太太是从一个很小的地方搬到多伦多的，是一个流离失所者，像我一样。

通过画中史密斯太太的那双眼睛，我终于看清了自己：一个脑子不管用的小叫花子，不知道从何而来，就像是一个吉卜赛人，爸爸不信教，而妈妈没有担当，整天穿着休闲裤四处闲逛，养成了各种坏习惯。我没有受过洗礼，是培养恶魔的温床。她怎么知道我体内滋生了亵渎和不忠诚的细菌呢？然而，她接纳了我。

肯定有一部分是真的。我错怪史密斯太太了，对她不够宽容。我太刻薄了。

以眼还眼，只会导致更加盲目。

我走向西边的墙，那里挂着我的新作。这几幅比我平常画的尺寸更大，在墙上布置得很好看，间隔恰到好处。

第一幅题为《皮秒》。“这是一种‘玩笑’。”查娜说，“这幅作品针对‘七人小组’，借用当代实验派和后现代主义模仿画的风格，重塑他们的风景理念。”

这其实是一幅风景油画，采用二三十年代的厚涂法，紫色打底，蓝色的水，嶙峋的岩石，还有被风吹得扭曲的树木。风景占据了这幅画的大部分空间。右下角是我爸爸妈妈做午饭的场景，差不多就是勃鲁盖尔的画中伊卡洛斯的双腿即将沉没的位置。他们生了一堆火，火上悬着一只铁罐。妈妈穿着格子夹克，弯着腰炒菜，爸爸往火里添了一根木头。远处停着我们家的斯蒂庞克汽车。

他们是用另一种风格画的：平滑、细腻、逼真。仿佛有一束不一样的光照在他们的身上，又仿佛是我们透过一扇窗看着他们。而透过这扇窗户，我们还可以窥见风景的奥秘。

在他们的下面有一排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采用埃及墓壁画的平涂风格。这一排符号像地下平台一样托住他们，而每一个符号都放在一个白色的球体之中，包括一朵红玫瑰、一片橙色的枫叶、一个贝壳。这些实际上是四十年代老式煤气泵的标志。由于有明显的人工痕迹，这些符号让人对风景和人物的真实性存疑。

第二幅画题为《三个缪斯》。查娜评论这幅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里斯利继续解构被感知的性别及其与被感知的权力之间的关系，她的解构让人不安，尤其对于超自然的意象。”她说。如果我屏住呼吸，眯着眼看这幅画，就能明白她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想法：所有缪斯都应该是女性，但画中有一个不是。也许，我应该把这幅画命名为《舞者》，这样一来，查娜在作评论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但这些缪斯不是舞者。

右边是一个矮个子女人，穿着一件印花居家服和真皮拖鞋。她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圆形礼帽，帽子上点缀着樱桃。她长着一头黑发，戴着硕大的金色耳环，拿着一个沙滩球大小的圆形物体，细看就是一只橘子。

左边是一个蓝灰色头发的老女人，穿着一件丝滑的淡紫色连衣裙。她的袖子里塞着一块蕾丝手帕，脸上戴着一个护士用的纱布口罩，遮住了嘴巴和鼻子。口罩的上方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眼角有很明显的皱纹，双手捧着一个地球仪。

中间是一个瘦瘦的男人，浅咖色的皮肤，洁白的牙齿，似有似无的微笑。他身着一套金红色的东方传统服装，做工精细，让人联想到约翰·戈塞特的《三王来拜》中巴尔萨泽的着装，只是少了王冠和围巾。他也捧着一个圆形的物体，不过扁扁的，像一个圆盘，材料似乎是紫色的彩色玻璃。盘面上画着几个亮粉色的东西，排列看似很随意，与抽象画里的物体相似。其实，那些东西是云杉蚜虫卵的剖面图。我估计，除了生物学家，谁也认不出来。

那三个人物的排列让人想起古典主义的《美惠三女神》。我小时候去主日学校的时候，读物的封面有几个不同肤色的孩子围着耶稣，那三个人也和这些孩子有相似之处。但是，那些孩子的脸是朝里面的，而在我的这幅里，三张脸都是朝外面的。他们手捧着礼物向前，像是要送给看画的人。

事实上，这三个人分别是费恩斯坦太太、学校老师斯图尔特小姐以及班纳杰先生。画中的他们不完全是他们本人的形象，不像他们本人认识的自己，不过，天晓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看到了什么或是想到了什么？在战后的那几年，谁知道费恩斯坦太太每天都在怀念哪些在集中营遇害的同胞。也许，班纳杰先生走在街上的时候都心生畏惧，怕别人对他推推搡搡、窃窃私语或者大喊大叫。斯图尔特小姐从三千英里外的苏格兰逃亡至此，而苏格兰在历史上曾遭掠夺，如今仍在持续衰落。对他们来说，我的出现纯属偶然，他们对我的善意只是举手之劳、无关紧要，我相信他们肯定没对自己的付出多做思量，没有考虑过其中的意义。所以，为什么不能感谢他们呢？我要把他们刻画成神，赐予他们无上的荣耀，通过画作让他们得以永生。这件事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或许，他们现在已经死了，不然也年纪很大了，在别的地方。

第三幅画叫《孤翼》，是我在哥哥死后为他创作的。

这是一幅三联画。两侧的尺寸比中间小。一边画的是一架二战时期的飞机，采用了香烟卡的那种风格；另一边是一只巨大的淡绿色月形天蚕蛾。

中间较大的那一幅画着一个人从天而降。他的身体姿态清楚地表明他是在降落，而不是在飞行，他头朝下斜插白云，尽管如此，他的表情很平静。他穿着二战时期的加拿大皇家空军制服，没有降落伞，手里握着一把儿童木剑。

画这幅画，是为了减轻痛苦。

查娜则认为这幅作品是在表达对于男人的态度，也体现了战争的幼稚本质。

第四幅叫《猫眼》。这算是一幅自画像吧。我的头作为前景，但其实只有鼻子中部以上的半张脸，除了鼻子的上半部分，还有一双眼睛、额头以及头发。我画了皱纹，眼角鸡爪似的皱纹，还有几根白发。这些白发不真实，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我把白头发都拔了。

在我那半个脑袋的后面，在画面的正中央，有一面镜子挂在广阔的空中，那是一面凸面镜，周围镶嵌着华丽的边框。镜子里面可以看到我后脑勺的一部分，但头发不一样，显得更年轻。

远远望去，在镜子上的弯曲空间里，有三个小小的身影，穿着四十年前的女童冬装。她们在雪地上向前走，阴暗的脸与白花花的雪地形成了反差。

最后一幅画叫《统一场论》。这是一幅竖长方形画作，比其他几幅都更大。在自下而上三分之一略高的位置有一座木桥，桥将整幅画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桥的两边是光秃秃的树顶，树枝上覆盖着一层雪，像是刚下过一场湿润的大雪。桥的栏杆也积着雪。

在栏杆的上方站着一个身着黑衣服的女人，她戴着黑色的兜帽，也可能是面纱，盖住了她的头发，她的双脚好像是悬空的，没有碰到栏杆。她的黑衣服或者斗篷上散发着点点亮光。她身后的天空是日落后的天空，最上面高高挂着半个月亮。她的脸阴阳各半。

她是引导迷途之人的圣母玛利亚。她的双手放在与心脏齐高的位置，手上捧着一个玻璃物体，一颗超大号的猫眼弹珠，弹珠的中心是蓝色的。

桥下面是一片夜空，像用望远镜看到的那样。夜空中繁星点点，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白色的，星云翻转成旋涡，星系交相掩映：这就是宇宙，一张明暗交织的大网。也许这就是你心目中的宇宙。桥下也有石头、甲虫和小树根，这是地下的景象。

在这幅画的下缘，黑暗褪去，色调明亮了一些，像是蓝色的清水。因为那里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动，水从墓地流出，从桥下流过，那里是死人出没的地方。

我去吧台再要了一杯酒。这酒的质量比我们过去搞这种活动时买的劣质酒好一些。

我在画廊里走来走去，被我自己绘制的时间所包围；这些时间不是某个地方，只是一种模糊的状态，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不断移动的边界。时间是流动的，像波浪一样，自行翻卷着。我可能会觉得，我是想在时间里保存一些东西，从时间里抢救一些东西，像好几世纪前的画家一样。他们以为他们把天堂、上帝的启示、永恒的星星带到了人间，可是，他们的画作和雕塑有的被偷，有的遗失，有的被烧，有的被撕毁，有的被真菌和霉菌腐蚀殆尽。

天花板漏水，或者一根火柴加上一些煤油，就可能让所有作品化为乌有。为什么我的脑海里会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恐惧，而是诱惑。

因为我再也控制不了这些画，再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它们所拥有的能量全都来自我，而我自己是能量消耗殆尽之后的一副空壳。

72

此时，查娜正向我走来。她穿着淡紫色的皮衣，金属饰品叮当作响。她赶紧把我带到后面的办公室，她不想让我在空荡荡的画廊里晃来晃去，寻欢作乐的人正陆续抵达，她不希望我在人家面前显得那么急不可耐，那样会显得我很没出息。等到外面够热闹了，她会和我一起亮相。“你先在这里歇歇，放松放松。”她说。怎么放松得下来呢？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喝了第二杯酒，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这就像在办生日派对，彩带和气球准备好了，厨房里也备好了热狗，但是，要是没有人来呢？来和不来，哪个会更惨？门就要打开了，会迎来一群尖酸刻薄的小女孩，她们会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而我还得客客气气，装出一副心存感激的样子。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我想，我再喝一杯就能平静下来，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我要出去，去逗逗那些人，不为别的，就想看看我是否还能激起别人的兴趣。但是，有可能连一个可以逗的人也没有。那样的话，我就喝醉了事。也许不管我喝没喝多，我都会去厕所里呕吐。

在别的地方我可不是这样的，至少没这么差劲，我不应该回来，回到这个跟我过不去的城市。我原以为我已经可以从容面对它，甚至傲视它。可是，它还是那么厉害。它就像一面镜子，只展示你被毁掉的那半边脸。

我想到要逃跑，从后门逃走。我可以晚点发电报解释，说我生病了。那样将谣言四起，说我得了一种无影无形、难以捉摸的顽疾。如此一来，我就要彻底退出这个圈子了。

还好，查娜及时出现在门口，她激动得满脸通红。她说：“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都非常迫切地想见你。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这很像在家里听到的话，像是妈妈或者阿姨说的话，让我猝不及防。家？哪个家？谁的家？我就像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在钢琴独奏开始前突然说不想演奏了，更像是一个久经沙场、伤痕累累的老兵，所经历过的战役已经被人们渐渐忘却，而此时却要获赠一块金表，众人争着和我握手，纷纷向我表达由衷的感谢。我被一个淡淡的蓝色墨水光环围绕着。

突然，查娜向我伸出双手，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也许这种温暖是真诚的，也许我应该为自己产生那种阴暗、愤世嫉俗的念头感到羞愧。也许她是真的喜欢我，真的关心我，为我好。我没什么可怀疑的。

我站在画廊里面，从头到脚一身黑色，端着我的第三杯酒。此时，查娜不在我身边，她在人群中寻找非常迫切地想见我的人。我听她的安排。我伸长脖子，那些客人挡住了我的画，我只能看见几个人的头顶，看到外面的一小片天空和空中的几片云彩。我一直很期待又很害怕看到应当认识的人和已经认识的人，很多人我已经不大认得了。这些人会大踏步走向前，向我伸出双手。高中女同学的身体要么臃肿了，要么萎缩了，长了皱纹，眉头因常常紧锁而打不开了。而那些三十年前的男朋友曾经皮肤光滑紧实，此时也早已秃了头，或者留了胡子，身体也可能干瘪了。“伊莱恩！天哪！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更容易认出我，因为海报上印着我的脸。我会微笑着表示欢迎，内心却无比慌张，抓狂地搜索记忆：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

说实话，我最期待的是科迪莉亚，我想见到她。我有一些事情要问她。我不是想问她在我迷失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我是要问她：她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或许她还记得；或许她已经忘记了那些坏事，忘记了她们对我说过的坏话、做过的坏事；或许她都还记得，不过她不会太把它们当回事，仿佛只是一场游戏、一个小恶作剧而已，或是女生之间说完就忘的小秘密。

她会讲她自己版本的故事。我肯定不是那个故事的中心，故事的中心是她自己。但是，我可以给她自己得不到且只能通过别人来获得的东西——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可以让她看看自己的样子，我可以让她认识一下自己。

我们就像古老寓言中的双胞胎，每个人都握有半把钥匙。

科迪莉亚将穿过人群向我走来，她的年纪难以辨别，穿着淡绿色的爱尔兰粗花呢，戴着镶金的珍珠母贝耳环，鞋子很漂亮，穿得很讲究，可谓光彩照人。像我一样，她很注意保养。她可能鬓角微霜，满脸笑容，但笑容中含有戏谑的成分。我可能会认不出她来。

画廊里有很多女人，有一些也是画家，还有一些是有钱人。查娜争取的主要对象是有钱人。我和他们握手，看着他们的嘴唇上下动。在别的地方，对于这种自我暴露的情形，我是比较有忍耐力的，我可以厚着脸皮挺过去。但在这里，我感觉被剥得一丝不挂。

一个年轻的姑娘从那些有钱人中间挤了进来。她也是个画家，这不用多说，但她还是说了。她穿着迷你裙和丝袜，穿着一双笨重的系带黑色平跟鞋，脖子后面的头发剃得很短，像我哥哥以前那样，四十年代后期的男孩都剃那种方块头。她开口闭口都是“后”什么，在介绍自己身份的时候，她也要加一个“后”字作为前缀。开个玩笑说，她这样就算是我的“后”人了。

“我喜欢你早期的作品。”她说，“《坠落的女人》，我很喜欢。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不对？”她不是故意要伤我的心，她也不知道，她刚刚说的那句话足以把我归为垃圾，和手摇电话机和紧身胸衣一起扔到垃圾桶里。换作以前，我会对她说一些极具杀伤性的话，让她痛不欲生、刻骨铭心，但此时此刻，我一句那样的话也想不出来。我生疏了，心里发虚。况且，说那种话有什么用呢？她对过去的赞赏还算真诚。我应该大度一些。我站着，虽然还在露齿而笑，但笑容慢慢变得僵硬，冷冰冰的。名声像坏疽一样，在我的腿上慢慢向上蔓延。

“我很高兴。”我好不容易憋出了这几个字。迟疑不决的时候，我就会说谎。

我很幸运，我还有牙齿，说话不会漏风。

我背对墙站着，手中端着满满一杯刚倒的酒。我伸长着脖子，看着一个个排列整齐的头顶：科迪莉亚该出现了，但她还没有出现。失望在我心中滋长，我开始感到烦躁，然后感到焦虑。她肯定出发了，正朝这个方向而来。她肯定在路上出了什么事。

我一边等着她，一边和新来的人握手、攀谈，直到画廊里的人开始渐渐散去。

“活动很成功。”查娜感叹道。我想她是如释重负。“你的表现好极了。”她很高兴，因为我没有“咬”任何人，没有把酒泼到别人的腿上，也没有装出艺术家的派头。“吃个晚饭吧，和我们所有人一起。”

“不用，”我说，“谢谢你。我累到骨子里了。我这就回去了。”我再次环顾四周，科迪莉亚没有出现。

“累到骨子里”是我妈妈以前常说的一句口头禅。然而，骨头是不会累的，骨头很强壮，很有耐力，即使身体的其他部分都烂掉了，骨头还能再存在好多年。

我正走向未来，而未来的我会瘫坐在轮椅上，头发掉得稀疏，淌着口水，一个年轻的陌生人舀了糊状的食物塞进我的嘴里。我似乎站在桥下的雪地里，一直站着，永远站在那里，而科迪莉亚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我走出画廊，走到人行道上，融入暮色之中。我想叫一辆出租车，但我连手都抬不起来。

我一直在等着科迪莉亚现身，设想了无数种情景，却没预料到她的缺席、她的沉默。

73

我坐出租车回到工作室，爬了四层楼梯。楼道里灯光昏暗，每爬完一段，我就在转台上停下来歇息一会儿。我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在层层衣物的包裹下，我的心脏快速跳动着，听久了很无聊。那是一颗有缺陷的心，正在渐渐衰老。我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楼道里很冷，这里的人舍不得供暖。我听到了我的喘息声，虚无缥缈，让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错觉，仿佛那是别人在呼吸。

我摸索着把钥匙插进钥匙孔，然后探到了电灯开关。要不是有那么多石膏做的残肢断腿，我不开灯也行。我步履蹒跚地走向厨房，因为冷，我没有脱掉外套。

我想喝咖啡，冲了一点儿，双手捧着热乎乎的咖啡，走到工作台。工作台上满是电线和锋利的刀具，我清理出一块地方，好让我把手肘支在上面。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明天走不算太早。在这里，我有太多的过去。

所以，科迪莉亚，逮到你了。

永远不要祈祷上帝惩罚谁，因为你最终也要遭到惩罚。

我要喝咖啡，但双手不断颤抖，热咖啡溅到我的下巴上，流了下来。幸好我不是在外面的餐厅。女人喝醉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为什么男人喝醉了酒更容易被原谅？更容易被放过？大家都会认为他们酗酒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用外套袖子擦了擦脸，脸上是湿的，因为我正在哭。我还是要小心点儿：无缘无故地哭，丢人现眼。虽然周围没有人看着，我还是觉得很丢人。

你死了，科迪莉亚。

不，我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