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将“机智”（Witz，内心素质）理解为“头脑的奢侈品”。人只有在没有困境与基本需求的自由空间里才会产生机智诙谐。因此，它就像自然界中“开花”那般“易如游戏，而花开后要结出果实，则需要像做生意一样认真对待”。花儿之美归功于挣脱了经济束缚的奢侈。它展现出一种自由、随性和无目的的游戏，因此它与劳动和工作是对立的。哪里有强制和需求，哪里就没有游戏的自由空间，而游戏是美的关键。美是奢侈的现象。只被用作改变困境的基本需求则不美。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的人是没有生存需求并受其约束的人。自由的人有三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可供支配。它们与那些只为维持生命的生存方式不同。因此，商人那种求利的生存方式是不自由的：“这三种生存方式……相互间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它们都发生在‘美'的领域，也就是物资充足的社会之中。这些物资并非必需品，也绝对不是有特定用途之物。”其中就包括醉心于享受美的事物的生活，包括在城邦中塑造善行的生活，还包括哲学家通过探索永恒而停留于永恒之美的沉思生活。

行动（Handeln）构成了政客的生活（bios politikos，即政治生活）。对其而言，是否必要、是否有用的判断无关紧要。劳动与生产都不是政治生活。它们不属于与自由人相称、彰显自由的生存方式，因为它们产生的只是生活的必需品和有用的东西。它们并不是出于自身的意愿而发生的。它们因为不自由、不自主而不美。社会组织是人类共存所必需的，所以不属于真正的政治行为。必要性和有用性都不属于美的范畴。政治家作为自由的人，必须做出超越生存需求和有用事物的善行。政治行动意味着开启全新的事物。

任何形式的强制或必需都会剥夺行动的美。那些不受必要性和有用性约束的事物或行为才是美的。当自由人的生存方式脱离也即偏离必要性和有用性，就成了一种奢侈。维持一个团体所需的经费或所进行的管理，都不是真正的政治行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美（即kalon）不只是审美感觉。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eudaimonia）其实就是美学伦理。正义也是美，所以人们才去力争。柏拉图认为正义属于最美的一种事物（即kalliston）。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使用了独特的概念，即kalokagathia，意为美善合一（das Schöngute）。这里的善从属于美的范畴，或位居其后。善在美的光芒中得以实现。美的政治才是理想的政治。

如今，美的政治不可能存在，因为今天的政治完全屈从于体制性的强制。它几乎没有自由空间。美的政治是一种自由政治。在别无他选的枷锁中的当今政治，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政治行为。这样的政治只是在例行公事（arbeiten），并没有真正的行动。政治必须提供另一种选择，真正的选择。否则，政治便会堕落成专政。政客作为体制的傀儡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由人，而是奴仆。

英语单词fair表现出了多维性。它既有正义的意思，也有美的意思。古高地德语单词Fagar也有美的意思。德语单词fegen本意为使之光芒四射。Fair一词的双重含义清楚地表明，美和正义最初是建立在同一种观念基础之上的。人们认为正义就是美。通感（Synästhesie）将正义与美联系在一起。

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在其《论美与正义》（On Beauty and Being Just）一书中描写了美的伦理政治含义，并试图获得审美的伦理经验。斯卡里认为，人们对美的感知或美的存在都意味着人们“应该去了解伦理正义（Fairness）”。美的某些特质增强了直觉上的正义感：“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让大家看到美的对象所拥有的特质……在实现正义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对称不仅美，也是正义思想的基础。正义的关系必然包括一种对称关系。完全的不对称会带来丑陋的感觉。不公正本身表现为一种极不对称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善”实际上来自对称的美。

斯卡里指出一种美的经验，它使主体失去自恋性（entnarzifizieren），也就是失去内在性。面对美，主体选择离开，将空间留给他者。自我的这种为了他者而不顾一切的退却是一种伦理行为：“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认为，美要求我们‘放弃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心地位’……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处于自己世界的中心。我们心甘情愿将脚下之地让给我们面前的事物。”因为美的存在，主体退居侧位（lateral），它走向一边，而不是向前突出自己。主体变成侧面角色（lateral figure）。为了他者，主体收回了自我。斯卡里认为，这种面对美而产生的审美经验延伸到了伦理领域。收回自我对正义至关重要。正义是一种关于共存（Miteinander）的美的状态。审美的愉悦可以被转化为伦理：“显然，要求每一种关系都要对称的伦理公正得到了审美公正很大程度上的支持，这种审美公正使每一个退居侧位（lateralness）的参与者感到愉悦。”

与斯卡里的预期相反，今天的美的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是带有自恋性的。它不推崇退居侧位，而是以自恋的中心性为主导，变得具有消费性。人们在消费对象面前占有中心地位。这种消费主义态度破坏了他者的异己性。为了利他，人们本可能会退到一边或者离开。这种态度摧毁了他者的异己性，即差异性（Alterität）。

性感与公正也是格格不入的。它不接受侧位。如今，那种会撼动主体中心地位的美的经验是不可能存在的。美本身变得淫秽，甚至是麻痹的。它失去了一切超越性、显著性，甚至失去了本可以使美能够超越单纯的审美而与伦理、政治对接的配价（Valenz）。美在完全脱离伦理道德判断力的情况下便会屈服于消费的内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