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出现的是一家石店。在那之前，我们租来的一辆老款美式跑车已经在黑山森林起伏的绿浪中迷失太久，这栋三角形屋顶的木屋如同一根突然出现的浮木，瞬间拦截住淹溺的视线。和散落在广阔腹地的同行们一样，南达科他州的卖石人把一车车堆满矿石的货柜径直陈列在公路边，还分门别类地贴上手写的价格标签，仿佛农夫集市上最新鲜的蔬果。

在美国各地，石头总让我驻足，它们是旅途中的一连串逗号。得克萨斯州的石店一到午后就难寻店主，推门进去，只有散发着铁锈味的寂静。但这并不妨碍生意，想要什么只需自觉把钱留下即可。有一回我从马尔法长途驱车前往奥斯汀，终于在一家石店外遇到店主。“这里卖化石吗？”我问。“如果不算我的话，那就没有了。”老人回答。这是得州人如矿石般粗糙的幽默感。

拉斯维加斯是一个例外，那里的霓虹招牌醒目得从高空机窗内都能昼夜无阻地看清，但石店却把自己藏了起来。在撒哈拉大街一栋外墙被刷成粉色的平房里，从月光石到沙虎鲨的牙齿，再到半人高的巴西紫晶洞，全被塞进了狭长走廊的柜台里。它们向徘徊的顾客投去委屈惊恐的眼神，仿佛在暗示自己沦落于此只因一场失意的赌注。

我原本计划下午六点从拉皮德城出发，到拉什莫尔山只需要半个小时车程，完全赶得上特朗普在晚上八点过后才开始的独立日集会。本地新闻提及印第安人会组织一场抗议，但路线和时间未定。为此我还在前一天冒雨拜访了城里一个苏族的办事处，露面的人很友善，但说的不多，因为担心抗议遭到警察的埋伏。离开时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

快三点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他的短信，是一个直播链接。刚点击进去，画面就卡顿了，但能听见嘈杂的背景声：人们在叫喊、印第安风格的音乐、手持扩音器的嗡嗡声、风声。

我询问抗议的具体地点，但没有得到回复。

直播画面时断时续，只见一大群人站在马路中央，两边是山林，没有路标。几辆白色面包车头尾相连地把道路封住了，有人爬上车顶，举着印有标语的纸板。一面倒着的星条旗系在长杆上，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偷窃的土地”。身穿荧光色短袖上衣的是警察。

在线收看直播的人数很快就超过了五千，我点开评论区，发现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正进行一场横跨美国的争辩。

“我从密西西比州为你们祈祷。”

“天啊，最讨厌这种集体闹剧。又不是学步的孩童，想要什么就乱喊乱叫。”

“我在夏威夷观看直播，献给你们爱和尊重！”

“被忽视只能说明太弱了。”

“你会说拉科塔语吗？否则就给我闭嘴！”

“当这块土地被掠夺时，美国只有民主党，去学学历史吧！”

“‘川粉’知道自己快输了，所以才这么歇斯底里。”

“根本不存在土地被偷走，因为没有人真正拥有它。原住民只是更懂得保护地球罢了。”

“新冠肺炎影响到 Wi-Fi信号。”

“有谁觉得特朗普挺性感的吗？”

七月的第一周，中西部的白日冗长得像大选年的政论节目。但只要想到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这里都被茫茫大雪覆盖，就有一种洋洋得意的侥幸。一开始，我还专注地搜寻人群聚集的迹象，但很快就被车窗外的丘陵农场吸引住。一卷卷干草垛像是切好的瑞士卷，均匀地点缀在辽阔又略带起伏的草地上。

刚下飞机的那天，我就注意到了它们。从前我只在西部电影和油画上见过这种圆形的草垛，误以为它们只出现在秋收的季节。和新鲜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身心畅快的熟悉感。机场大厅的自动门一打开，闷热空气扑面而来，遥远天际闪现出无声的白色雷电。在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南美洲那些心无旁骛的历险。

像这样全然把自己交付给路途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凭借过去十年的亲身经历，我相信它是这个职业最理所应当的状态，直到搬来美国。

我是从二〇一九年夏末开始在美国生活的。最开始的四个多月我待在华盛顿特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像坚信最完美的正装搭配是一盒蔬菜沙拉那样，深信通往新闻真相的捷径是一栋栋由特警把守的新古典主义建筑。

在被彻底催眠之前，我搬到了芝加哥。我决定在这里重整旗鼓，以诺曼·梅勒笔下“美国最后的伟大城市”为起点，耐心地认识这个已经被前人说尽的陌生国度。再深谙劫数的算命师大概也预料不到，特朗普政府赠予我的“乔迁大礼”是一张驱逐令，同时袭来的还有新冠疫情。我根本分不清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人们互相告诫和提醒，紧紧抓住过去不仅徒然，还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想法。也因为如此，当我嗅到一丝熟悉的气味，即使非常微弱，也能立刻辨识出来。

基斯通是通向拉什莫尔山的最后一个驿站，这个常住居民不到四百人的小镇完全依靠旅游业而生。唯一的街道上充斥着速食比萨饼店、恶评如潮的星级酒店、总统雕像的纪念品。当地旅游局狡黠地将它比喻成一块游客的磁铁，我倒觉得更像血管上的增生。

然而在离基斯通只剩五分钟车程的岔口，一块临时路障阻拦住去路，我们无法正常左拐。这是前方出现抗议的征兆。和我同行的美国摄像师虽然年轻，但有很好的方向感，我们乐观地相信如果一路向西，途经希尔城，就能从另外一个方向抵达拉什莫尔山。

和它的英文名“Hill City”所暗示的一样，希尔城是一座普通的山间小城。由于不在常规的朝圣路线上，光顾此地的估计是一小撮精力旺盛的游客和迷路的记者。不过对于“总统山”年均两百万访客的庞大基数来说，只要一点零头就能让这里香火常焚。

一过希尔城，244号公路的标识就出现在墨绿色的路牌上。

从导航上看，这条连接拉什莫尔山的州道仿佛是随意划出的曲线，完全没有透露它是一条跨越陡峭地势的盘山路。在逶迤爬升的过程中，能时不时瞥见远处悬崖上的公路，像一条出没在松林间的银环蛇。

间或有几辆车迎面而过，说明前方的道路是通畅的。

然而当我们刚开过马贼湖的拐弯，就看见路肩上有人在挥手，身后停着几辆皮卡。

他们是国家公园的护林员，戴着卡其色的宽檐圆帽，卡通片里童子军的打扮。我摇下窗。

“请往回开，这里有交通管制。”

“我们是记者，要去拉什莫尔山采访。”

“你们应该走16号公路。”

“那条路被封了，所以我们才绕来这里。”

护林员有些犹豫，我感到一丝希望。

突然，车后方传来急促的警笛声，他拔腿跑开了。只见一辆警车快速通过，后面又跟了一辆铁灰色的面包车，可能载着特勤局或者白宫的随员。护林员向呼啸而过的车辆比了一个允许通行的手势，但显得有些多余。

他又回来。“你们先停到前面。”

原来，十几米外还有一道警察的关卡。然而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只是手举对讲机互相转述着这个可能是当天唯一的突发状况，直到一个组长模样的警察从山坡上小跑下来。

“能出示一下活动证件吗？”他有些喘。

“我们不进特朗普集会，只要去基斯通采访。”我下意识不提抗议。

“抱歉，没有证件就不能放行。”

我们原路下山。盛夏的夕照一巴掌打在脸上，像是嘲讽，一想到可能会两手空空地回到拉皮德城的宾馆房间，山景也愈发显得单调和重复。我心里琢磨着找人问路，但一直没有开口。

美国人不喜欢问路。这一点在我雇用过的每一个美国摄像师身上都能体现，他们更愿意看地图或者相信直觉。每当我提议向路人求助时，他们总是一脸尴尬和为难。我正好相反，我信奉“路在嘴边”，更何况没有一个借口比问路更容易和当地人攀谈了。

然而在返回希尔城的路上，完全看不见人烟。远眺湖景的房车营地是空的，山脚下的废弃农舍则散发着腐败的气息。有一阵子甚至连手机信号都消失了。因此当石店巨大的广告牌出现在路边时，我立刻提议在此稍作停留。

店铺前的空地上铺满碎石，步履再轻盈的人走在上面都显得有些聒噪，这或许能防盗。我趴在玻璃门上向内张望，一张“营业结束”的挂牌和疲惫失望的脸交会在玻璃的反光中。这时我才觉察到夏令时的欺骗性，虽然天光明亮，但黄昏已经逼近。

拉什莫尔山坐落在山岭的另一端，找到横穿的通道，至少从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最终，我们孤注一掷地选择了一条朝西的小路，一头扎进松林中。像这样的路径有很多，其中一部分很快就中止在陌生人的家门口，剩余的选择往往通向更多的岔口。心算能力的欠缺让我意识不到抵达终点的几率到底有多少，然而寻路从来都不是一道数学题。

车窗外时暗时亮，树林密集的时候，我们像是行驶在一个由枝叶编织的隧道中。前方闪过一辆红色皮卡，但很快就把我们甩掉了。摄像师说能隐约听见带有节奏的鼓声，我竖起耳朵，只听见松林间的风声。

循着听觉上的海市蜃楼，我们把一个又一个岔口抛在身后。目光所及之处，唯一的道路向前延伸。在经过一块顶端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巨大山石后，两边的视野渐渐打开。一条溪流出现了，有时在车的左边，有时又绕到车的右边。在一块开阔草甸的边上，停着几辆房车。一家老小把折叠椅摆成一排，对着空荡的山谷，那里应该是今夜烟花燃放的方向。

终于，市井独有的喧嚣传至耳边，街道和房屋的轮廓在松林的缝隙间逐渐浮现，直到我们像一条挣脱渔网的游鱼一般抵达基斯通。

新冠疫情把美国人的日程都无限期延后了，小至理发，大至结婚。但谁也没有特朗普这么着急。从二〇二〇年三月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正式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的整整三个月里，他从未举行过一场线下竞选集会。要知道在二〇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常常一周七天都在各地举办见面会，有时甚至会在同一天现身三个不同的州，工作强度堪比最资浅的美国空中乘务员。

这些马拉松式的竞选集会吸引了一百四十多万美国人到场参加。一众电视评论员甚至将这种面对面的拉票方式归结为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自诩不凡地指出在距离大选投票日倒数一百天内，特朗普在六个摇摆州举行集会的时间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多出了百分之五十。

牛奶比水便宜的威斯康星州直接被当作典型。或许是过于迷信民主党在“美国奶酪之都”的号召力，希拉里在那最关键的一百天内竟从未踏足威斯康星州半步，只是象征性地派出自己和前总统克林顿的独生女为自己走过场。

威斯康星州虽然称不上绝对的蓝州，但历史上还是更偏民主党，该州最大城市密尔沃基以盛产民主革新派市长和啤酒著称。上一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获胜还要追溯至一九八四年的罗纳德·里根，那一年寻求连任的里根凭借经济复苏的功绩赢得全美国五十个州中四十九个州的选票。除了明尼苏达州外，民主党票仓集体沦陷。

与希拉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在大选季前后六次前往威斯康星州“路演”，并最终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威州。

一厢情愿也好，事后诸葛亮也罢，还有什么能比威斯康星州更能说明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的“黑天鹅”事件源于希拉里竞选团队的一次误判？的确，作为美国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竞选集会一直是投票结果揭晓前为数不多能够量化候选人受欢迎程度的工具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共和党中最富想象力的那群人也无法预见特朗普的势头，直到二〇一五年八月特朗普在美国最保守州之一的亚拉巴马州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在美式狂欢节的起源地莫比尔，特朗普的见面会最开始安排在一个酒店里，但竞选团队很快就意识到入场券抢手极了，于是把活动场地升级到了空间更大的莫比尔文娱中心。然而，报名人数持续暴涨，不少人甚至千里迢迢从西岸赶来。

最终，活动改到了能够容纳下四万三千名观众的拉得皮博斯体育馆。在这个当地一所高中美式橄榄球队的主场里，将近三万人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他们无视南方夏日黄昏时的酷暑，大排长龙，只为了见特朗普一面。

在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中，当穿着白色皮鞋和白色长裤的特朗普走向现场观众时，一个身着粉色紧身背心、满脸狂喜的年轻母亲将怀中的金发宝宝递向他，让那双因美黑过度而略显橘色的大手触碰孩童幼嫩的脸颊，仿佛它们拥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这样的画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教皇出访时的情景，信徒们争先恐后地想让那位身披白袍的老人触碰自己，深信生理的绝症能因此痊愈，心灵的顽疾能得以康复。年轻母亲的身后，有人高举一块手写的纸板：“感谢上帝和耶稣为我们带来了特朗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道：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是特朗普在美国各地拥有广泛支持的最早征兆。

候选人和选民当面接触，让选民感觉自己被关注和重视，从而对候选人心生好感，投出自己的选票———再也没有比这更牢靠的因果关系了，尤其是在当前民粹主义盛行的美国！也因为如此，无论是特朗普自身，还是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都坚信举办大型的线下集会对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大选中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美国政治学界始终对这种因果性持怀疑态度，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确凿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就职于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阿伦·阿布拉莫维茨借助统计学的回归分析法，以全美国五十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为观察对象，研究了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的选票差额和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各州举行集会天数的关联性。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政治集会对大选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来，类似的学术研究在美国政治研究圈比比皆是。除了实际投票结果，有的则是以集会举办前后的民调差别作为因变量。然而绝大多数研究都有些站不住脚，因为它们无法弥补观察性研究在这一个主题上的致命性缺陷：举办政治集会的地点都是由竞选团队精心挑选而出，有的是选情极其胶着之地，这意味着经费投入更大，当地民众早已被电视、报纸和广播上的竞选广告狂轰滥炸了一番；有的举办地本来就是该候选人支持率很高的选区，毕竟谁都不想热脸贴冷屁股。这么一来，根本无法将竞选集会的作用隔绝出来独立观察。

庆幸的是，美国大选民调专家、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达伦·肖在二〇〇六年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实验。当时，时任得州州长里克·佩里寻求连任，而早期民调显示佩里和对手旗鼓相当，于是达伦·肖劝说佩里的竞选经理配合自己的学术研究而随机选择州长的竞选集会地点，理由是州长可以通过实地实验得知适度或者激进的竞选日程哪一个对他更有成效。

事实证明，只要敢开口问，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让达伦·肖吃惊的是，这位得州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州长竟然同意了！

条件是他只给出三天时间，而且每天必须要有至少四场活动。

达伦·肖把整个得州按照美国媒体市场地图划分成二十个区域，这意味着每一个区域的选民可以接收相同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节目，尽量排除不同媒体上竞选广告的差异而产生的影响。

于是，从二〇〇六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肖每天随机选择四个区域举行见面会，一共十二个区域，即十二个实验组；剩下八个没有举行活动的区域则成为对照组。

达伦·肖雇用的调查公司会在竞选集会举行的前一天、第二天和一周后随机电话采访选民对佩里的支持度。

这个研究虽然存在不少瑕疵，但却从设计上满足了随机性的最根本要求，从而极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最终，达伦·肖的团队在二〇一二年发表了学术报告，研究结果让外界颇为意外：竞选集会的确提高了州长佩里在当地选民间的支持度，但同时也提高了对手、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克里斯·贝尔的支持度！颇有一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荒谬感。

如果说，向总统候选人解释竞选集会可能无助于提高胜选几率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徒劳，那么就更难向他们说明支持率的下跌和不办竞选集会无关。

虽然线下竞选活动因防疫政策全部取消，但特朗普还是利用主场优势，日日出席白宫疫情简报会，从而获得大量媒体直播的机会。根据统计，他至少参加了三十五场简报会，累计讲话时间高达二十八小时。而这些宝贵的直播时间原本是给安东尼·福奇这样的传染病专家向处于恐慌中的美国民众通报疫情进展和抗疫举措的，却被特朗普挪用来攻击政敌，发表种族仇视言论。

如果不是因为民调下滑，特朗普恐怕会一路霸屏下去。

时间到了五月下旬，震惊世界的“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以明尼阿波利斯为代表的城市暴乱在美国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美国人走上街头加入了反种族歧视游行。

像所有成功的商人一样，特朗普也深谙任何一场危机中都隐藏着商机。很快，他决定重启线下竞选集会，并将首场活动安排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社交媒体炸开了锅。从表面上看，中西部的俄克拉荷马州是共和党的票仓，生活着全美国最保守的白人，在那里举行疫情暴发后的首场竞选集会，对特朗普来说再合适不过。然而举办城市是美国历史中一个抹不去的污点，一九二一年塔尔萨发生过一场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一个被称作“黑人华尔街”的富裕非洲裔街区被当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付之一炬，至少有三百名非洲裔美国人被杀害，尸骨全被扔进了乱葬岗。

其实，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在塔尔萨留下足迹的共和党白人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和老布什都曾在那里办过规模不小的竞选集会。特朗普的问题出在时机：弗洛伊德事件掀起了美国数十年来最激烈的种族问题讨论，而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因其言论和形象愈发被看作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代名词，每一次大规模集会都让人联想起美国南方历史上的三K党聚会。

火上浇油的是，这场集会的举办日期定在了纪念黑奴解放的联邦法定节日“六月节”。在那些极度厌恶特朗普的美国人眼中，即将发生在塔尔萨的竞选集会就是一次事先张扬的挑衅行为。

即使是对种族话题并不感冒的人也对特朗普的决定感到不安。

当时，死于新冠的美国人已经超过十万，感染人数更是日以万计，而疫情“震中”也正从美国东西两岸向广阔的内陆转移。传染病专家认为，像是竞选集会这样的大规模群聚活动很有可能导致塔尔萨及周边地区的新冠病例激增。

特朗普并不理会，特别是当竞选团队告知有超过一百万人申请了塔尔萨集会的入场券后，他多半觉得自己将再造当年在亚拉巴马州的传奇。

然而现实给了特朗普当头一棒。实际入座率远远低于预期，能够容纳将近两万人的俄克拉荷马州银行中心体育馆当晚只有三成观众，主办方被迫把外场的外围活动都取消了。

似乎连特朗普本人都更愿意相信，这场首秀的“翻车”源于TikTok 美国网红们呼吁粉丝订票后缺席的恶作剧，而不敢去仔细琢磨一大片空座位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从塔尔萨归来后，特朗普几次被抓拍到衣冠不整、心烦意乱的落魄场面。虽然几天后他按照拟定的行程前往威斯康星州的一家造船厂，出席一笔金额不小的联邦政府合同签署仪式，还顺道在军用机场附近参加了一场小型的市民大会，但无论是出访性质，还是活动规模，都不足以和塔尔萨相比较。

很快到了七月。在美国，七月四号很可能是一年中除了感恩节和圣诞节外最重要的节日。它是美国的独立日，相当于国庆节。然而如果只是出于爱国的角度，似乎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这个节日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独立日是唯一发生在盛夏的联邦假期。

对于冬长夏短的美国中部和中西部腹地，当五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到来时，天气乍暖还寒，而九月初的“劳工节”则标志着夏季的结束。只有独立日假期能够让全体美国人无忧无虑地外出游玩，而不用担心寒潮的突袭。即使是那些惧怕节日交通拥堵而选择在家过节的人，也会在后院组织一场烤肉，或者参加当地的踩街游园活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会举办大型的烟花表演作为独立日庆祝活动的高潮。

对于寻求连任的总统候选人来说，没有哪一个节日比独立日更适合举办大规模竞选集会了。在举国同庆的气氛中夹带竞选的私货几乎是一种惯例，而他们通常都有两个选择：低调省钱的就直接在白宫南草坪办一场酒会，而高调烧钱的则会前往地方大操大办。

特朗普显然不可能是前者。他不仅要躲开被抗议人群环绕的白宫，还要去一个不允许燃放烟花的偏远地方：拉什莫尔山。

“是的，我偏要在那里放烟花。”特朗普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大声宣布。

* * *

九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小学校园里经常出现一类推销员：他们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出现在讲台上 (这时通常离下课还有五至十分钟)，从手边的行李箱里取出各种新奇古怪的商品，包括第一代的坐姿矫正耳机 (只要头离桌面太近，无线耳机就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响声)、儿童版的百科全书(印刷质量堪忧)、《儿童心理学》(以学生家长为目标受众)。我人生中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就出自这样一个行李箱；这张儿童版的世界地图上没有国名和国界，唯一的关键信息是在各个大洲上彩绘出各地的名胜古迹：吴哥窟、泰姬陵、金字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床边墙壁的地图上探索新的角落，入睡前则会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想象自己在各地名胜中遨游的情景。

我并不确定是否因为那张地图，我成为了一个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人。但我始终记得，在蓝色大洋对岸的那一块大洲的中央，画着一个“四头像”。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肩连肩地出现在那里，但那个近似于连体婴的怪异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

和绝大多数外国旅行者一样，我最早的几趟美国之行都集中在东西两岸和南部的得州，但直到我正式搬来美国，从职业的角度展开美国地图时，第一个从潜意识中浮现出的就是当年的四头像。令我惊讶的是，将近三十年后，我对它的了解几乎没有增长。只知道头像属于美国历史上的四个总统，除此之外依然是零：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

更让我诧异的是，当我用白描的方法 (在搜索栏输入“总统”和“雕像”)在网络上搜索它时，从屏幕上跳出的地名和形状如同矩形的州都陌生极了。然而真正让我退缩的是交通，从我当时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到离它最近的拉皮德城至少需要转机一次，如果是航班紧张的日期甚至就得像接力一样不断换乘。

我再次将它遗忘，直至这个地点出现在特朗普的集会日程中：他将在拉什莫尔山举行二〇二〇年的独立日庆典。

从芝加哥直飞拉皮德城的航班每天只有一趟，再加上是支线小机型，通常在一个月前就预订一空。大多数乘客只能和我一样被迫在中部的交通枢纽丹佛转机。

这是我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第一次搭乘飞机，之前的几次外地采访都是驱车前往。虽然在经历两个多月的居家隔离令后，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再也按捺不住，借助各式各样的理由逃出了家门，但离正常出行还极其遥远。航空巨头们轮番在电视上哭穷，宣称要恢复至疫情前的旅客量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当我踏入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时，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铺着蓝白方形大理石的出发大厅挤满了出行的旅客，如果不是因为人人都戴着口罩，仿佛穿越回了疫情前的世界。过了安检后，拥挤程度更甚，从一个登机口奔向另一个登机口的旅客既像一阵又一阵的潮水，也像迁徙的群鸟。

大厅两侧的航班信息显示屏透露了玄机。航班大减，蓝色屏幕上如同提早收摊的集市般空荡荡的，但一旦定睛观察，就会发现仅存航班的出发时间和抵达时间都非常接近，上午和下午各一个区间，每个区间大约一个小时。这样的安排很容易理解，机场能减少对地勤人员的需求，在一个班次内尽量多地处理抵达和出发的航班。

在那架从芝加哥飞往丹佛的飞机上，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拥挤的一趟航班。这架能容纳三百多名旅客的波音飞机彻底满座，为了在行李架上寻找一个空隙存放最小尺寸的登机箱，我不得不在飞机过道上绕了整整两圈，最后只能交给更加手足无措的乘务员。

我环顾四周，乘客中既有儿童，一眼望去还以为座位是空的，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人们佩戴的口罩也各式各样，有最常见的一次性手术口罩，也有防护度更高的N95口罩，但更多人用的是花里胡哨的布口罩，把坐飞机当作一个展示品味的时尚伸展台。

一个看上去六旬的白人皮肤晒得十分黝黑，每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先是一惊，随即莞尔一笑。原来他戴的布口罩客制化地印上了自己的下半张脸。“好看，好看！”有的人开口夸赞道。他打趣地回答：“活了半辈子从来没有人说我好看，戴上自己的‘脸’反而被夸是帅哥！”

坐在靠窗位置的是一个美国女孩，其实我隔得很远的时候就看见了她，还在心里默默祈祷她不是我的邻座。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乘客都愿意正确佩戴口罩，有的人会把鼻孔偷偷露出来，但这个女孩把蓝白色的手术口罩径直拉到下巴处，让整张脸露了出来，浑然不在意其他人异样的眼神。然而冤家路窄，我的座位正好在她旁边。

我有些不安地入座，用余光打量着她。女孩看上去二十出头，扎着一个松散的马尾，无论是头发的颜色，还是小巧的五官，都会让人想起年轻时的朱迪·福斯特。她把鞋子踢了，腿屈起来放在椅子上。对于病毒的恐惧让我一刻也不想理睬她，但职业的本能又让我对她充满好奇。

她叫艾米丽，来自加州，计划利用独立日小长假就去找朋友。“我平时不看新闻，但疫情完全是小题大做，所以我毫不担心！”她轻松地摇摇头，蹿出的金色发丝像是昆虫的触角。“大家看起来都焦虑极了，口罩戴得紧紧的，既然这样为何飞机都坐满了？”她质问道，看我没有回答，进一步追问，“你的社交圈里真的有人死于新冠吗？”

在剩余的飞行时间里，我一直在思索她的问题。我刚搬来美国不久，还没结交什么当地朋友就碰上了疫情。艾米丽倒是很快恢复平常，她时而玩手机，时而打盹，口罩始终没有拉上去。

美国人把南达科他州这样的地方称作“飞越之地”，指的是往返于东海岸(以纽约为核心)和西海岸 (以洛杉矶为核心)的航班会从这些州的上空掠过，乘客只会透过机窗看见它们，从不会涉足停留。从广义上看，凡是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的广阔内陆都被涵盖在内，但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州都愿意得此“殊荣”，因为他们深知这个词另有所指，并没有意象上那么美妙。飞越之地往往是落后的，充满乡土味的，游客避而远之的。虽然《国家地理》曾经从词的起源出发，连篇累牍地论证这个词并不带有贬义色彩，甚至引经据典将它拔高为中西部美国人对精英分子的防御，但反而有了一种欲盖弥彰的嫌疑。

“得克萨斯州算得上是飞越之地吗？”有网友问。

旅游博客的回答是：“并不算，飞越之地多指农村地区，像是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这样的地方。”

“内布拉斯加州是飞越之地吗？”有网友留言。

内布拉斯加州旅游局的回答是：“说实话，我们被冠以此名的唯一原因可能是内布拉斯加州壮丽的航拍景致！”

事实上，不同地区的美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果你问芝加哥人，他们多半会告诉你飞越之地特指密西西比河和洛基山脉中间那个开阔得十分乏味的平原，是龙卷风和《绿野仙踪》的故乡；旧金山人则信誓旦旦地认为从加州中央谷地一直到芝加哥都算是飞越之地。然而纽约客对上述两个观点皆不赞同，在他们的常识里，凡是离纽约市一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全部属于飞越之地！

飞越之地这个词首次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是在一九八〇年，但它其实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美国的流行印刷物上。那时候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一百二十年后终于达到顶峰，每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七个生活在城镇。然而如果你搜索这个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使用频率，会发现它和普通热词存在一个区别：词频在总体上呈攀升趋势，但这条曲线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极其明显的峰点。

或许你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挤满人的房间，人们高声聊天谈笑，但时段一过，房间就迅速安静下来，直至下一个时段到来时，喧哗又立刻出现，如此不断循环。

这种周期性暗示了飞越之地的另一个无法摆脱的语境：大选！

没有人会质疑纽约和加州对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引领和塑造，然而一到大选季，它们的话语权就如同午夜刚过灰姑娘的美丽纱裙和南瓜马车一样，全都消失了。此时，只有飞越之地的意见才是最关键的，因为这里聚集着美国大选最重要的几个摇摆州，候选人们开始频繁光顾这些在平时只会一飞而过的地方，媒体也蜂拥而至。而这里的选民也充分意识到自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治前景，于是常常用一种戏谑，甚至复仇的心态投出自己的选票，作为对东西两岸精英文化的复仇和嘲笑。虽然没有人比特朗普更能代表纽约的价值观，但不少美国政客依然把他在二〇一六年大选中的胜利称为飞越之地对希拉里式精英主义的报复。

坐在从丹佛飞往拉皮德城的航班上，我想起美国乡村音乐歌手贾森·阿尔丁的一首歌《飞越之地》，出生于佐治亚州的阿尔丁用几句简单灵巧的歌词勾勒出这个词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

不过，此刻从舷窗望出去，三万英尺下的地貌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平地被山峦取代。特别是当飞机向目的地靠近时，视野中出现了连绵的褐色沟壑，犹如巨鸟的爪子，有些长方形的房子建在沟壑边上，颇有一点秘鲁安第斯山区的韵味。我的视线跟随着一条在山坡间凿出的公路不断向前，然而毫无预兆地，环山路蜕变成一条普通的平地路，路的两边开始出现典型的美国郊区独栋房。山沟依然时不时出现，但已经披上了一层绿色，能看见稀疏的树林。在飞机降落前的五分钟，平坦的土地上散落着黑点，它们是南达科他州最常见的黑安格斯牛。

拉皮德城机场是一座支线机场，但因为坐拥美国最著名的地标之一，明显比同级别的机场更气派，建筑外观甚至能隐约窥见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影响。机场大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架银白色铁皮的老式双翼飞机，看上去像是一个做工粗糙的仿制品。这个陈设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提醒旅客离机场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坐落着埃尔斯沃思空军基地。扶手电梯一侧的角落被改造成一个小型的图片展，几张黑白照片讲述的是南达科他州的航空史。

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平地上一架双翼飞机被一大群人紧紧包围，人群中有好几个头戴巨大羽毛头饰的印第安酋长，远处是缓缓的丘陵。照片拍摄于一九一一年。原来，那是南达科他州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飞机的完整部件是由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柯蒂斯飞机公司通过铁路运到拉皮德城，再一块一块重新组装起来。然而在首飞时，飞机遇到晴空湍流，导致飞行员出现误判，把飞机降落在一片印第安人的营地里。然而这张图片的出现似乎并不是为了揭秘这一段小插曲，而是想要暗示印第安人并没有缺席南达科他州的现代化进程。

在另一张同样出现原住民的黑白照片中，一群穿戴着部落节庆服饰的印第安男女老少站在一架福特三电机航空飞机巨大的机翼下，仿佛一群惊恐的、迫切需要得到佑护的幼鸟。有人举起双臂，做出飞翔的姿势。

“欢迎来到全美国最具有爱国精神的城市！”旅馆前台是一个年轻的小伙，他低着头，职业性的笑容已经浮现在嘴角。当他抬起头时，一丝惊恐从脸上划过，因为我戴着口罩。

从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一个戴口罩的人。这并不奇怪。南达科他州是当时全美国为数不多从未执行居家隔离令的州之一，除了呼呼民众适当保持社交距离外，并未像其他州一样在服务行业推出严格的防疫规定。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对于防疫的见解一直和美国整体的防疫形势相违背，他力挺独立日庆典活动的举办，唯一的妥协是将现场座位调整至七千五百个。即使知道一半的持票观众来自外州 (很大一部分甚至来自当时疫情出现严重反弹的加州)，也毫不松口：“我不会要求现场的观众戴口罩，美国人应该享受自由的权利！”

办理入住的旅客中也没有人戴口罩。一个短发、腰肢粗壮的白人中年女子在我前面，旅馆的伙计要她出示身份证件，她掏出一个鼓鼓的长夹钱包，费力地在里面翻找着，最终气馁地把钱包往柜台上一扔：“我今天开了七个小时的车，眼睛都花了，你自己找吧！”当我在心里通过车程时间猜测着她从哪里来时，她一脸不解地打量着我脸上的口罩。

新冠疫情难道还有让时光不断倒流的副作用？那时的我时常这么想。三月初我到旧金山采访“至尊公主”号邮轮的疫情，在芝加哥飞往旧金山的航班里，我第一次戴上口罩，其他乘客皆用惊恐的眼神看我，仿佛把我当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而在几天后的返程飞机里，从加州出发的乘客似乎已经意识到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戴口罩的人明显变多，我在乘客中也不再那么显眼。然而回到芝加哥后，我又变成了极少数群体：路上的行人、地铁上的乘客纷纷投来异样、甚至责怪的眼神，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许多旅居美国多年的华人试图从文化的角度为美国人的固执行径开脱，称在美国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可他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根同源、且天性更加自由散漫的欧洲人已经用口罩捂得严严实实。

几个礼拜后，芝加哥疫情四溅，市民开始争抢口罩，许多干洗店甚至把旧衣服和裁剪下来的布料缝制成布口罩，即使标上每副二十多美元的高价，也很快被预订一空。我家附近的几个韩裔干洗店老板娘连日伏案赶工，像极了安徒生童话中用荆棘编织斗篷的受难公主，在被运往刑场的路上都没有停下过一刻。但即便如此，也赶不上顾客登门询问的速度。

当我以为终于从口罩风波中解脱出来时，却发现自己再一次陷入其中。惊恐的神情像是接力似的出现在拉皮德城每一个和我迎面而过的人脸上。我办理完入住手续后，拖着行李箱走进宾馆的电梯。电梯间里有一家四口，年轻的父母带着两个孩子，看见我时往后退到角落中。缓慢上升的狭小空间非常安静，能听见钢丝绳咯吱咯吱的声响。

踱步在拉皮德城中，你会有一种置身于主题公园的错觉：每个路口都矗立着一座真人大小的总统铜像，目前一共有四十四座。每座铜像的神态和动作各异，有朝着一家家具店脱帽致意的卡尔文·柯立芝，也有拿着羽毛笔、坐着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小布什的腋窝下夹着爱犬“巴尼”。不同年代的美国总统隔街而立，但眼神从未交错，似乎互相轻视又忌惮。这个依然处于进行时的项目始于二〇〇〇年，资金主要来自私人捐款。客观地说，这些大多出自本地雕刻家之手的铜像栩栩如生，给整体颜色呈浅褐色、十分单调的拉皮德城增添了一些趣味。

天空乌云密布，但丝毫没有影响城中游客的兴致，餐厅和酒吧人满为患，街道两侧停满了挂着邻州牌照的吉普车。然而我知道这远远不是拉皮德城游客最饱和的时候，城市中随处可见斯特吉斯拉力赛的宣传册和海报：每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拉皮德城以北半小时车程的斯特吉斯都会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摩托车拉力赛。在长达十天的赛程中，约有五十万人将涌入这个人口只有六千多人的小镇，届时拉皮德城的大小旅馆都会被拉力赛的外溢效应填满。虽然防疫专家一再劝告州政府取消这一年的活动，避免大型聚众引发区域性的疫情传播，但无论是组织方，还是绣满文身、朋克打扮的摩托车手都嗤之以鼻，后者坚信新冠肺炎不过是普通流感，很多人甚至怀疑疫情是否真的存在。

拉什莫尔山上一次放烟花已经是二〇〇九年的事了。过去十年来，公园管委会和当地的消防部门顾虑到山火和地下水污染的隐患，严禁在黑山森林燃放烟花。二〇一九年五月，共和党籍州长向白宫献策，想要用烟花把总统引来总统山。知情人士称，这个点子果然让特朗普大悦，顺利地在白宫内部会议上讨论通过了。

为了保证烟花表演如期举行，各级部门在申请流程上大开绿灯。主管部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最新的调研报告中宣称燃放烟花不再会导致负面影响，和环境专家的看法背道而驰。即使几个月后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州政府也不愿意取消计划。细心的人发现，在疫情暴发前出炉的独立日庆典活动审批报告中，存在一个题为“人体健康和安全”的四页章节。然而到了活动前夕，这个章节悄然消失了。

我沿着海恩斯大道一直往北走，手机导航显示一家原住民权益机构的办公室就在这条街的某个拐角。然而每个路口的实际距离比地图上显示的要远得多，一个红绿灯接着另一个红绿灯。灰色的天空渐渐飘起雨丝，很快就把我的头发打湿了，我开始后悔没有开车来。直到海恩斯大道快要和14号国道交会时，一栋双层灰色小楼才终于出现。楼房二层的外墙还在装修，但从装潢保护纸的缝隙能看见美洲野牛的漆画。

这里是“防御、发展和去殖民化联合会”的总部，入口处悬挂着印有机构缩写“NDN”的牌匾：三个字母被设计成了血书的效果，而“D”形似一把镰刀，添加了一点红色共产的味道。联合会成立于二〇一八年，在其发起的一系列维护原住民权益和环保的倡议中，最引起外界注意的是一项要求关闭拉什莫尔山的请愿：“刻有总统雕像的纪念碑是一个建在偷窃土地上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图腾！”在特朗普将要光临总统山的消息传出后，联合会立刻表示反对，不但在社交媒体上打出了“归还土地”的主题标签，还计划在活动当天组织抗议以堵住特朗普和其他活动嘉宾的到来。

透过玻璃门能看见一楼大厅里一群身穿橙色圆领衫的年轻人正用粗头水彩笔在硬纸板上涂涂画画，墙边立着一大把竹竿。侧边的小门有人出入，我向其中一人说明来意，他点点头，回到楼内找来联合会里负责外联部门的人。出来的人个头不高，看上去四十岁左右，右脸颧骨的位置有一块食指指甲大小的深棕色胎记。他介绍自己的拉科塔语名字是“猫·铁·秀”，但可以叫他安德鲁。

在我接触过的原住民组织成员中，不少人会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警惕和称不上敌意的紧张感，但安德鲁出乎意料地温和，说话声也轻轻的。他指了指屋内，说志愿者们正在准备示威的横幅和海报。我问会有多少人参加抗议。“大多数示威者是生活在城里的原住民学生，”安德鲁解释说，“这里到处都是无视防疫规定的游客，很多部落成员因此不敢来城里，担心把新冠病毒带回部落。”

我记得曾经读到一些新闻报道，疫情已经在一些原住民保留地蔓延。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原住民是美国少数种族中新冠致死率最高的群体。

我问安德鲁除了拦路外，是否还会组织其他的抗议活动。他十分谨慎，含糊地说可能会在城中一栋很高的白色建筑上放示威投影。可惜我不是本地人，否则就能轻而易举地猜出他暗示的是城中的彭宁顿郡监狱。

同安德鲁告辞后，硕大的雨点如同轰炸机携带的炸弹般落下，我跑进一间只有几平米大小的书店躲雨。外头一时电闪雷鸣，街道也被雨水淹没。正当我一筹莫展时，雨势突然变小，天渐渐亮了起来。又过了一小会儿，天空彻底放晴，回归到一个夏日的晴朗午后。

***

我决定在黄昏前去一趟拉什莫尔山，因为隔天一大早那里就会被特勤局封锁起来，为总统之行做地毯式安全排查。

一离开拉皮德城的地界，路的两边就时不时冒出一些恐龙的雕塑，有的甚至高达几十米，远远地就能看见恐龙的小脑袋和它细长的脖颈。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传奇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脸。几年前我去哥伦比亚麦德林采访，在埃斯科瓦尔生前的那不勒斯庄园里见到许多水泥质地的恐龙雕塑，是毒枭为自己的孩子打造的恐龙主题的游乐园。毒枭死后，政府试图抹去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活动印迹，拆掉了气派的别墅，还用水泥填平了游泳池，唯独一座座巨型恐龙雕塑存留了下来，让庄园弥漫着一种荒诞诡异的气息。

沿途的恐龙雕塑唤醒了我当年的感触，不过几年后当我驱车拜访了南达科他州更多的区域，对这个州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后，才知道这些史前动物的雕塑并不只是一种马戏团性质的道具。南达科他州是全球最著名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之一，在这里挖掘出许多重磅级的恐龙化石。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一九九〇年出土于夏安河原住民保留地、和主持发掘的古生物学家同名的霸王龙“苏”，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恐龙化石。然而和南达科他州许多令人费解的土地归属权问题一样，苏也逃不过所属权纷争的魔咒：无论是出资挖掘的黑山地质研究学院，还是土地所有者威廉姆斯夫妇，抑或是原住民保留地的行政管理者苏族部落，都认为自己才是苏的合法拥有者。这场官司持续了多年，最终以威廉姆斯夫妇的胜利收场。

车开过基斯通小镇后，山路盘旋而上，能明显感觉到海拔不断攀升。和美国许多匪夷所思的地名起源相比(例如芝加哥的意思是“浓味洋葱”)，黑山的名字直接而形象，它源于拉科塔语“Paha Sapa”，意思是“黑色的山”。因为如果从四周的平原眺望，这座拔地而起的高山被松林覆盖，山体终年呈黑色。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苏族的祖先至少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在黑山一带。虽然他们以狩猎美洲野牛为生，过着游牧般的生活，但至少在欧洲殖民者抵达美洲的几百年前就已经在黑山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定居点，至今依然能够找到古代的墓穴和举行宗教仪式的遗址。

黑山神秘而壮丽的形象以及祖先的生活印迹使得现代苏族人将它视为圣山。在一八六八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大平原原住民签署的第一份条约《马溪条约》(又称《拉勒米堡条约》)中，黑山被明确划分为“大苏族保留地”的一部分。条约规定除了政府事务和贸易的需要，任何美国人不得无故进入保留地。一旦“坏人”在保留地侵犯原住民权益，将依法被逮捕和惩罚。如果要对条约进行修改，必须获得全体原住民成年男性中四分之三的签名。

然而，该条约几乎刚签署就被联邦政府单方面违约了。当时黑山地区发现了大量黄金，在白人殖民者和淘金者的施压下，国会通过法案允许白人从苏族人手中购买黑山，然而这个举措遭到包括“坐牛酋长”和“疯马酋长”在内的多位著名原住民领袖的强烈反对。

联邦政府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更冷酷的手段。那时候西进运动正大规模地进行着，大平原地带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作为苏族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美洲野牛被拓荒者疯狂猎杀。美国博物学家艾温·威·蒂尔曾在他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品《美国山川风物四记》里，反思了白人拓荒者肆意猎杀美洲野牛的行径：“他们割下牛舌、撕下牛皮后，就把野牛的尸体随意丢弃，每一个季节送到东岸市场的野牛皮革都多达上百万张。”

失去食物来源的苏族人被迫不断迁居，联邦政府于是借机要求原住民搬至指定的地点，违反者将被视为敌人。一时间，小规模的冲突和战役频繁发生。而对于搬迁到指定区域的苏族人，联邦并没有履行承诺，常常以克扣口粮为威胁强迫他们签署新的条约。最终，十分之一的苏族成年男性迫于饥饿在新的条款上签字，允许农民和矿工移民侵占黑山。此时距离《马溪条约》的签署还不到十年。

一九二三年，走投无路的苏族人一纸状书将联邦政府告上美国联邦索赔法院，指控联邦政府对黑山的所有权违背了《马溪条约》，并要求获得相关赔偿。这个案件经过了极其烦琐的法律程序，前后竟然持续了好几十年，苏族人的代理律师甚至包括后来四次担任南达科他州州长、作风高调的比尔·詹克洛。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做出判决，认定联邦政府的做法违反了《马溪条约》，苏族人应得到约一亿美元的经济赔偿。不过苏族人拒绝了这笔赔偿金，要求联邦政府归还黑山。这一亿美元就这样躺在联邦政府印第安事务局的账户里，算上利息如今已经超过十五亿美元，而黑山的土地纷争至今未得到解决。

当车向山顶驶去，窗外风景如画，逐渐西斜的太阳给松林的顶端染上了柔软的金黄色，实在很难想象这样的风景背后竟然藏着这么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间悲剧。在行车导航显示距离目的地不到五分钟的时候，雕刻着总统硕大头像的岩石毫无预兆地从松林的树梢间闪露出来。刚要仔细看，它又被山石遮挡住，仿佛在和我玩捉迷藏。就这样重复了好几次后，松林和山石都从视线中下沉，半空中只剩下总统的面庞，如同一张悬挂在天际间的幻灯片。

我已经无数次看过总统山的照片，但那一刻内心还是微微震动了一下。那几张脸仿佛正从岩石中生长而出，栩栩如生，有一种生命力。与此同时，他们又如同被岩石牢牢地禁锢住，随时会被山体吞噬掉。虽然气势颇为壮观，但周遭环境之僻远，给眼前的景象增添了一种荒诞的气氛。

能够像这样吸引旅人的目光、甚至让他们驻足停留，是工程构思者的初衷。一九二三年，南达科他州历史学家多恩·罗宾逊率先提出在黑山修建一个以歌颂美国西部史为主题的纪念碑，旨在刺激该州的旅游业。罗宾逊认为，没有人比美国雕塑家古松·勃格兰姆更有资历来主持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勃格兰姆正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以北二十多公里的一座巨型石山上雕刻工程浩大、但如今备受争议的“联盟军领袖纪念浮雕”。一开始，勃格兰姆以日程冲突和黑山地形崎岖、工程难度过大为由拒绝了罗宾逊的提案，差一点错过了这个让他扬名立万的机会。然而没过多久，石山工程出现资金问题，再加上勃格兰姆和工程管理委员会在创作自主权上存在严重分歧，早已心猿意马的勃格兰姆决定在黑山赌上一把，并于一九二五年正式和石山工程分道扬镳。

罗宾逊的倾力邀约使得勃格兰姆在黑山项目中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权，他很快排除掉其他主题，决定采用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四个总统的头像。确认主题后，勃格兰姆开始在黑山的奇峰怪石中选址，最终在综合考虑了能见度、岩石质量和工程难易度后选择了拉什莫尔山。

也许因为时间已晚，停车楼里的车不多。通过几条标识清晰的水泥台阶，纪念公园的入口近在眼前，而宽敞通道的尽头就是总统山，山脚下有一个露天看台。我在出发前就从官网上得知公园由于疫情处于半开放状态，但无法确定齐腰高的、拦截住“州旗走廊”的铁栏杆是出于防疫目的，还是为了隔天的独立日庆典。所幸总统们的头像十分巨大，即使保持一段距离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我像其他人一样爬上两侧种着松柏的小坡，很容易就拍到了没有任何遮挡的石头总统的照片。

根据勃格兰姆的设计，头像朝东北方，在保证岩石坚硬度的同时也能在一天中获得长时间的日照。但此时已过晚上八点，黄昏的余晖沉入山头的另一端，四个总统的脸庞笼罩在淡淡的阴影中。我仔细观察起这座被称作“山”的陡峭岩壁，它其实是一块灰白色的花岗岩，半山腰铺满了体积相仿的碎石，或许是开凿过程中散落的石料。

山名“拉什莫尔”源于十九世纪末一个名叫查尔斯·拉什莫尔的纽约律师。一八八五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拉什莫尔受雇于几个东岸商人到黑山附近的埃塔矿洽谈锡矿生意，旅行期间他对黑山的地貌印象深刻，尤其是一块高耸入天的花岗岩。拉什莫尔问身旁的当地向导这块岩石叫什么名字，向导回答说它还没有名字：“要不我们现在就给它起名吧，就叫作拉什莫尔峰！”

这一段过往并非谣传，而是被详实地记录在一九二五年拉什莫尔寄给多恩·罗宾逊的一封信中。他在信里回忆起这段往事：“事后没多久，华盛顿特区的土地办公室就把那块岩壁记录为‘拉什莫尔山’。”已经年近七旬的拉什莫尔还专门澄清了一件事：“我来自纽约，而非传言中的费城！”

游客们围绕在铁栏杆外，很多人是全家出行，能看见各个年龄段的孩童和青少年，不同肤色的家长们似乎都把这行程当作一次难得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人举着一张五美元的纸币拍照，纸币上印着林肯的头像，这和举着一张二十元人民币在桂林漓江拍照如出一辙。但我心中一紧，因为这张脏兮兮的纸币很快被旁人借走，最后在人群中传来传去。一旁的冰激凌店大排长龙， 一双双摸过钱的手很快又举起了甜筒。

我走进另一旁的纪念品店，宽敞的店铺里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画册、钥匙扣、巴掌大小的总统雕像模型。除了一些以总统山为主题的纪念品外，其他商品和我在费城独立宫里见到的一模一样，都是一排又一排美国总统们的玩偶。落地旋转卡片架上放着印有不同时期总统山照片的黑白明信片，很多是局部，仿佛想让我们借助鼻子的走向或者眼窝的形状辨认总统。有一张照片是拉什莫尔山开凿前的模样，肆意起伏的岩壁上布满褶皱和深深浅浅的裂痕，仿佛九旬老人伸出的掌纹凌乱的手心。

没有比拉什莫尔山更成功的打造旅游城市IP的案例了，几乎是从开凿的那一刻起，它就开始出现在明信片和海报上。虽然工期将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但公众都乐此不疲地脑补它竣工后的模样。在最热情的一众支持者中竟然包括了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它素来低调沉默、有“冷酷卡尔”之称。柯立芝现身一九二七年总统山的奠基仪式，他身着西装领带，搭配长简牛仔靴，在露天演讲中宣布了四个总统的雕刻顺序，为日后工程申请联邦资金和私人捐款铺平了道路。

根据勃格兰姆的蓝图，总统的雕像应该包括整个上半身，但最后的成品只有四个头像和“国父”乔治·华盛顿若隐若现的衣领。莫非勃格兰姆经手的大工程都有半途而止的宿命？

说来有些蹊跷，一九四一年，长期受鼻窦炎困扰的勃格兰姆决定通过手术摆脱顽疾，但手术没有成功，几天后他在芝加哥死于术后并发症。勃格兰姆的去世直接导致总统山工程的中断，虽然他的儿子接过主持的重担，试图推进工程，但“大萧条”给经济带来的后坐力依然严重，而潜在的资金和公众的关注都被混乱无序的二战转移了。然而雕刻成果已经基本实现了工程的目标，若是一掷千金继续开凿也只是锦上添花罢了。于是，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碑在一九四一年底正式宣告竣工。

在礼品店里能找到印有勃格兰姆和雕塑模型合影的明信片，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半成品”因为缺少着装和手势这些烦琐的细节，突显了总统们的神态和目光，反而更有力量。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程的提前竣工可能让它因祸得福。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因为“战争财”和产业向高科技转型而进入黄金期，民众的消费欲望暴涨。同时，联邦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州际公路系统发展迅速，而诸如《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通过让更多美国家庭获得住房和教育的支持，从而有闲钱购买他们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自驾游成为全国性的旅游热潮，而总统山恰逢其时地出现了，成了新兴的、适合驱车前往的旅游目的地。

在竣工后的半个世纪里，拉什莫尔山的热度始终不减，从普通民众到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必游之地。悬疑电影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甚至来这里为电影取景，在他的代表作《西北偏北》惊心动魄的最后五分钟，为了躲避凶残间谍的追逐，好莱坞当红硬汉加里·格兰特和身着紧身橘色套裙、脚踩细高跟鞋的爱娃·玛丽·森特在总统山陡峭的岩壁间爬上爬下，甚至还在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的鼻孔底下出演了一场打戏 (希区柯克最开始想让加里·格兰特在总统的鼻孔里打喷嚏)，着实让石头总统们红到了好莱坞。

在拉什莫尔山最尊贵的访客名单中，没有人比美国总统更引人注目了，不少总统甚至在短短的任期内“二刷”此山。我想当他们抬头瞻仰前任们的面庞时，一定觊觎着岩壁上空余的区域吧。

然而过了新千年，来总统山的美国总统突然变少了。在特朗普宣布将亲历独立日庆典之前，唯一在任期内光顾此地的美国总统只有小布什。二〇〇二年，小布什以促进旅游业和环境保护为目的出访西部多个国家公园，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碑是巡回活动的其中一站。在四个石头总统如炬的目光下，他提到了“9·11”恐袭案 (“只要我们怀抱自由，就一定有人想要伤害我们”)，又提到了中国 (“我和中国谈的时候，专门谈到了大豆，我要中国购买南达科他州的大豆”)。奥巴马则一直到两届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才首次以总统的身份拜访南达科他州、正式成为“五十州俱乐部”的成员，但他却战略性地错过了总统山，完全不想回故地还愿。

如果没有地质灾难或者人为破坏，这些石头总统们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人们的眼光。在美国，大规模讨论种族议题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然而一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它才因一宗又一宗引发全国关注的警察暴力执法案逐渐升级，如今耳熟能详的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应运而生。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曾经习以为常的邦联纪念碑和旗帜。

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各地纪念邦联将领的雕像和建筑多达数千座。虽然它们中绝大多数位于美国南部，即南北战争时期维护奴隶制的邦联州的所在区域，但其实在北部、曾经的同盟州区域也能看见邦联将军的雕像，例如华盛顿特区司法广场就曾矗立着一座邦联军准将阿尔伯特·派克的雕像。

“南像北移”有很多原因。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些南方居民在向北迁徙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将他们无法割裂的政治信仰带到北方。文史学领域也曾经掀起一种“败局命定”的思潮，将邦联军的失败浪漫化为美国传统老派骑士面对贪婪恶毒、歌颂个人主义的北方而寡不敌众的结果。更关键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政府对于南北战争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矗立于波士顿市中心的“战士和水手纪念碑”，在这座建造于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旨在纪念同盟军牺牲战士的纪念碑上，竟然出现了邦联军战士的雕像。这个在日后备受争议的决定，其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悼念战争受害者 (无论为何方而战)号召南北团结的一种政治呼声。

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在报刊、电视上讨论着历史清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最先“动手”的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二〇一五年，这座美国游客量常年排名第一的历史名城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一名年仅二十二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冲进当地的一个非洲裔教堂，开枪射杀了九名正在参加圣经讨论会的非洲裔教民，其中包括了教堂牧师、前州议员克莱门塔·平克尼。犯案前，一脸稚气的枪手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许多手持邦联旗的照片，而即使在看守所的牢房里，他也依旧在日记里写道：“我不后悔所作所为，也不会为无辜的死者流一滴眼泪。”这让民众意识到深埋在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仇恨思想正在以邦联旗为媒介，转化为具体行动。最终，南卡罗莱纳州议会在经过数日激烈的讨论后，通过投票决定降下飘扬在州议会大厦上空数十载的邦联旗。

真正让“降旗”的潮流开始向“拆碑”升级的是两年后的弗吉尼亚州。二〇一七年八月，包括“新纳粹”在内的多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成员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举行了名为“联合权利”的极右翼集会，反对市议会拆除邦联军传奇将领罗伯特·李(俗称“李将军”)雕像的提案。离华盛顿特区仅一河之隔的弗州曾经是邦联州中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然而历史名城夏洛茨维尔却有另一个身份：和美国许多大学城一样，它被认为是一块进步主义的飞地。这也是为什么早在数年前，当地市议会就开始围绕拆除李将军雕像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极右翼集会上，高喊白人至上主义口号的示威者手持火把，点亮了夏洛茨维尔的漆黑夏夜。这样的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K党集会，但更让外界惊讶的是，示威者都是极其年轻的白人男性，其中甚至有在校大学生。冲突持续数日，最终以一名新纳粹分子驾车冲撞人群、造成一死十九伤的惨剧而收场。

事实上，弗州极右翼集会发生的几个月前，南方的新奥尔良市率先拆除了当地一座李将军的雕像，成为官方记录中全美国第一个拆除邦联雕像的案例，但这个决定只引起了地方性的讨论和抗议。虽然矗立在夏洛茨维尔的李将军的铜像直到二〇二一年才最终被拆除、铜像被熔化，然而当汽车冲撞人群的恐怖画面一经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曝光，立刻把美国人看得瞠目结舌，更多人开始相信邦联雕像所象征的种族主义正在复活。

在一系列事件和情绪的酝酿之下，二〇二〇年美国大规模反种族歧视抗议将历史清算的诉求推上顶峰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美国人凝视一座雕像时，不再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匆匆一瞥，而是开始留意雕像人物的生平背景、雕刻者的身份，甚至是资金来源，并用更加苛刻的眼光来评定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历史人物被放入黑名单中，包括曾经被美国人歌颂的探险家哥伦布和一些开拓大西部的先驱，他们代表种族灭绝真凶的这一个面相转到了舞台的正中。

正是在这个时刻，苏族人愚公移山般的古老诉求和美国当下的主流意识在时代的十字路口相遇了。

当美国人再次抬头仰望总统山时，看见的不再单纯是伟大的美国总统，而是带有种族主义斑迹的历史人物。

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是名副其实的蓄奴者。根据史学家的研究，华盛顿一生拥有过数百名黑奴，并在第二个总统任期亲手签署了《逃亡奴隶追缉法》，允许奴隶主跨州追捕逃跑的奴隶。当我还在华盛顿特区居住时，拜访过半小时车程外的华盛顿故居“弗农山庄”。在华盛顿去世前，有一百二十三名黑奴在庄园里工作生活。曾经供黑奴居住、一间挤下八人的小木屋也在开放参观的范围内，但游人寥寥，如潮的访客都对开国元勋的假牙展览更感兴趣。

推动西进运动的托马斯·杰斐逊虽然在公开场合反对蓄奴，称奴隶制是“道德的恶魔”，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言行不一。记录显示，杰斐逊在去世前拥有的黑奴数量高达六百多名。后人常常聊起杰斐逊曾经和一个名叫莎丽·海明斯的混血女奴有染，还共同育有子女，似乎想以此为总统的种族主义洗白。但史学家普遍认为，由于双方身份地位的巨大悬殊，根本无法判断两人是真心相爱，还是自上而下的占有和剥削。

石头总统的缔造者也被置于放大镜中。没有任何文献显示多恩·罗宾逊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除了总统的头像外，雕刻大平原上的原住民传奇领袖也曾在罗宾逊的备选之中。然而工程的另一个领头人————美国雕塑家古松·勃格兰姆就难逃干系。勃格兰姆和许多颂扬白人至上主义、传播种族歧视的组织存在联系，而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本人就曾经在一九二三年加入三K党，并维持了多年的成员身份。有历史学家试图为勃格兰姆洗白，称他和三K党交往甚密纯粹是为了获得资金赞助，但后人在勃格兰姆的一些亲笔书信中发现了他对人种改良的提倡。

天色终于暗下来，山脚下的一张巨大的电子屏幕亮了起来，上面有粉红色烟花图案，配有庆典的音乐声。我走下台阶前回头望了一眼，林肯窄长的脸颊忽明忽暗，工作人员在调试灯光。

***

成功抵达基斯通让我松了一口气。街道两侧摩肩接踵，到处都是等待总统车队的游客。和前一天相比，人数明显翻倍。美国摄像师非常果断地把车拐进华美达连锁酒店的露天停车场，侥幸地捡到了一个车位。我们尝试沿着公路徒步上山，原住民抗议的位置就在不远的转角处，但警察不允许任何人继续往上走。

我并没有很沮丧，基斯通唯一的主干道此时已经变成了热闹非凡的竞选集会现场。街道西侧是一座带有双层露台的小型购物餐饮中心，在足足有上百米长的露台栏杆上除了“山景比萨”和“露台烤肉”这一类的广告牌外，已经被一面接着一面的“挺川旗”挂满。露台上的人穿着印有各种特朗普头像和标语的夏装，手里拿着玻璃瓶装的淡啤酒。在依然猛烈的斜阳照耀下，双颊显得更加绯红了。

空中传来直升机的引擎声。“是他，是他！”有人喊道。一架小型直升机很快被松林遮挡住。

在场的人意识到是一场虚惊，便继续喝酒聊天，宛如一场再平常不过的美式露天聚会。

然而这个场面很快被几辆从山上开下、印有红十字图案的部队装甲车打破，一股骚动突然从人群中窜出。“USA！USA！”人们默契地齐声高喊。

路沿上，一个扎着马尾、皮肤晒成深棕色的白人女子举起手中的海报牌，上面印着：“美国优先！ ”

马路的另一侧，一家人展开一面巨大的特朗普竞选旗帜，让它随风飘扬。他们的小女儿 (一个胖乎乎、双颊和膝盖一样通红的白人小女孩)戴着一顶白色的鸭舌帽，帽子上印着“支持特朗普的女性”，字体是粉红色的。她看上去只有六七岁，笑得那么天真灿烂，仿佛到了迪士尼乐园那么激动。

“USA！USA！”两侧的游客继续齐声喊道，仿佛某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正在进行一场有美国队参加的奥运比赛。

作为在场唯一的非白人，我能明显觉察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胁迫。脸上的口罩或许略微遮挡住我的外貌，却也让我在人群中显得尤为明显。

突然间有一个人朝我喊：“拿掉你的口罩！”我佯装没有听见，不想理会他。然而露台上的其他人仿佛被点醒了似的，也开始居高临下地喊道：“把口罩摘了！把口罩摘了！”

我无处可去，仿佛被困在一座斗兽场的中央，旁边的人甚至作势想要夺走我的口罩。

就在这时，露台上的人突然都伸头看向路的前方，开始大声地咒骂。不远处，几辆吉普车缓缓开来。领头的是一辆皮卡，车身上绑着三根奥哥拉拉部落的旗帜，奥哥拉拉是苏族的一个分支，后车厢里堆放着抗议的横幅和海报。一个脖子上系着印花方巾的苏族小伙从副驾驶座上探出身来，毫不示弱地回应着露台上的人：“瞧瞧我们！我们把你们的总统拦住了！”

一个家庭主妇打扮的白人中年女人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猴子，快给我滚吧！”

这样一个美国女性的形象，在美剧中是端出蜜桃派和橘子汽水的好邻居，是在机场守候儿子从战地荣归的老母亲，关键时刻还能从巨鳄嘴中救下失足的丈夫。但在这一刻，她的心中只有恨，对一群陌生人的恨。

女人的外表和口中的恶言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她周围的几个头戴“挺用”鸭舌帽的年轻人先是一惊，然后捂着嘴笑了起来。

露台上的人群开始模仿起猿猴的叫声。

更多吉普车开过，车里的原住民长按鸣笛，朝露台竖起中指。

我注意到一个身穿蓝色圆领衫、戴着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一直沉默地站在路边，手叉着腰。突然间，他跑到一辆正在缓慢行驶的吉普车边，从车上的人手中抢走一张写着“偷来的圣山”的白色纸牌，徒手将它撕碎，扔在地上。

周围的游客拍手叫好，男子一脸得意。得到鼓励的他又试图去抢另一辆车上的部落旗帜。车上的人敏捷地把手一缩，他没有得逞。

“USA！USA！”成百上千的特朗普支持者高喊着，试图盖过吉普的鸣笛声，仿佛他们挚爱的美国和这些苏族人的美国并不是同一个国家。

无论是车里的印第安人，还是车外的白人，都拿出手机互相拍摄。两边的人都认为自己赢了，两边的人又都怀疑自己输了。

一群由苏族青年组成的队伍选择徒步下山，他们戴着黑色的口罩，手中举着“美国印第安运动”的旗帜。这个成立于一九六八年的美国原住民组织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组织过一次横跨美国的“长征”，参与者从加州步行至华盛顿特区，耗时五个月。

仿佛有人暗中指挥似的，露台上的人群改变了口号：“再四年！再四年！”

不时有狂热的人从路沿伸出手挑衅。一个头戴红色鸭舌帽的白人老头和一个身披部落旗帜的印第安女孩突然拉扯了起来，被旁人分开后，老头还忍不住朝她吐了一嘴口水。

“多受点教育吧！”一个白人男子朝印第安青年吼道。

“你们才该多学点历史！”青年回嘴。

很显然，不但两人口中的美国不是同一个国家，连读的历史书也不是同一本。

在一块刻着“欢迎来到基斯通”的木牌边，交通灯亮了，最后一辆吉普车停下来等候绿灯。一个四肢布满文身的“红脖子”手舞足蹈地对车上的人说：“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聊聊！”他穿着一件宽松的黑色无袖上衣，上面印着一个白色的骷髅，骷髅头戴特朗普的金黄假发。“说实话，你们输了，就是这么简单。”他故作诚恳地摆摆手。

一个白人少女站在他身旁，头发染成一半绿色、一半粉红色，她得意地摇摆着腰肢，表示非常赞成。

“你才该清醒一点吧，川普输定了！”车里的年轻人模仿起红脖子的手势。

“不可能。”少女一脸愠怒，但语气有些迟疑。

“那又怎么样？另一个有钱的白人会取代他，会有你们印第安人的出头之日？”男人大笑。

“等着吧，我们会回来的。”吉普车向前开动。

正当我以为风波终于平息时，露台尽头竟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原来，被派到抗议现场打破封锁的警察和士兵们完成任务，正乘坐警车沿着公路缓缓下山。

“谢谢你们，太棒了！”撕碎海报的蓝衣男子朝警车喊道。

我在激动的人群中看见一个四五岁大的女孩，她穿着红蓝相间的小裙子，把细细的胳膊举过头顶，也学着大人们鼓掌，仿佛在向网球比赛的胜者致以祝贺。

“谢谢，谢谢你们！”人群继续喊道。

这些来自拉皮德城的警察把手臂放在车窗上，忍不住晃动着手指，以此回应街边的人，仿佛在默默暗示：“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警车上印着一匹红马，马背上插着如同印第安酋长头饰的雄鹰羽毛。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苏族刺青师的设计作品，拉皮德城警察局从二〇一六年开始把这个印第安风格的涂鸦印在外出巡逻的警车上。

在当年的新闻公关稿中，警局发言人说：“这个创新且十分醒目的决定是为了进一步改善警察和原住民的关系，同时帮助拉皮德城的市民更好地了解苏族拉科塔人的文化传统。”

等到警车和装甲车完全离开后，露台上的游客才终于散去了。他们也许见不到总统的真身，但这个夏日的聚会应该会难以忘怀吧。

黄昏的天空中，辨识度极高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终于出现，旁边还有两架直升机伴飞。可是人们都筋疲力尽了，赶着去吃热腾腾的比萨和烤肉。

来势凶猛的疫情、两种截然相反的美国叙事、政客唾沫里的“中国间谍”，我怎么也想不到，驻外记者生涯的第二个十年会以这种完全陌生的模样向我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