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记得那栋楼。工业风的浅褐色砖楼占据了整整一个街角，有四层楼高。镶嵌在楼层之间、凸出的白色石线是大不列颠乔治王朝最时髦的建筑元素，但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这栋建筑竣工的时候，已经成为美国城市再常见不过的门面。一根朱红色的罗马柱支撑起楼的一角，如同一只优雅的高跟鞋跟，不但为略显硬朗的外观增添了一丝怀旧浪漫的情怀，还兼具功能性——它十分巧妙地为拐角的商铺开了一道门。

建筑最初是一个共济会背景的会所，每个周末都会举办舞会，日常聚会更是接连不断。气派的宴会厅在顶楼，即使没有拉上红丝绒的窗帘，过往的行人也窥视不见轻歌曼舞的贵宾，只有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供他们浮想联翩。一百年后当大楼转手给一个靠卖拉丁音乐唱片起家的餐饮公司时，内部结构已经落伍，但韵味犹存的建筑外观赶上了潮人对复古风情的推崇。罗马柱的正上方挂起了一块“新牛仔场”的餐厅招牌：白天做口味正宗的墨西哥菜，晚上是热闹的俱乐部。附近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壮年和想要挣点外快的警察都在那里当过兼职保安，把砸场闹事的地痞无赖们一个一个揪到大街上。

然而当我第一次亲眼看见那栋楼时，建筑的一边已经完全塌了，另一边剩下三面高耸的、摇摇欲坠的砖墙，如同几个缺乏练习的杂技演员叠起罗汉。持续了整整一夜的大火烧光了木地板、房梁和所有的窗框，在熏黑的危墙上留下一个又一个仿佛被挖去眼球的长方形窟窿。土堆之下还有什么东西在继续燃烧，刺鼻的白色烟雾不断升起。六个月后当我重返旧地时，两辆挖土机正艰难地碾过残垣，把变形的废铁和破碎的墙体铲到卡车上。一年后当我再次来到此地时，平整的空地上已经长出膝盖高的野草。

我从未身临炮火连天的战场，但当下的我能够想到的、也最能准确描述眼前所见的词就是战场。城市的这个角落仿佛刚刚遭遇了一场空袭，废墟和残余的火苗随处可见。我从烟雾弥漫的十字路口继续向前走，整条街的商铺都被烧没了，水泥质地的巨大横梁横亘在人行道上，路边的人可以踩着它从人行道走到屋顶。一根根裸露在外、被拦腰截断的自来水管依然在喷水，高的像被忘了关掉的淋浴莲蓬头，低的像草地上的自动花洒。

几栋楼房的残骸随时会倒塌，有人从附近超市的露天停车场推来几辆红色的购物车，系上黄色的警戒线，把楼房正前方的空地围起来。购物车上粘着一块手写着“危险！”的纸板，车轮上还绑着砖块大小的木块，防止购物车滑动。

志愿者从倒塌建筑物形成的一座土丘上一直排到路中央，他们接力把一桶又一桶的砂石运送出去，但效果并不明显。几个筋疲力尽的人试着用铲子清理废墟的外沿，在真空般的环境中发出唰唰的单调声响。

我从被烧毁的第三警局一路向南走到最近的一个联邦邮局。更准确地说，是邮局的残骸。大火在红砖墙上留下了水流般的黑色印迹，像是廉价、被泪水晕染过的睫毛膏。我探头进去，只认得出一面被熏黑的铁邮柜。

这场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暴力冲突是美国自一九九二年洛杉矶暴乱以来最严重的种族骚乱，而它波及的范围远远超过后者。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掀起的抗议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它触及美国的每一个州和每一座城市，不但把总统吓进了白宫地堡，还以一种确定的却又无法量化的方式影响了同年的美国大选。

即使是那些跻身抗议一线的明州人，也很难解释火苗是如何被点燃，又为何能在短短几天内达到燎原的规模。美国社会最虔诚的观察家们虽然对骚乱的原委众说纷纭，却在一件事上达成惊人的一致：要想真正看清事件的来龙和去脉，需要等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明尼阿波利斯的城市暴乱也改变了我。从表面上看，我终于可以无视疫情，彻底回到人群中。但更关键的是，它照亮了新一个阶段的采访母题，即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和回溯。这一个主题，在我生活于南美洲的近十年里，已经有了基础性的理解和思考。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围绕着这个母题，奔赴新的采访目的地，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明尼阿波利斯，试图识破当时身处烟雾、奔波于一场又一场的抗议而无法看清的东西。

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决定非常仓促，得知自己需要去现场采访的两个小时后，我就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

对于绝大多数出差前夕的场景，我都已经毫无印象，但那一次是一个例外。前一天晚上，我在奈飞上收看了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传记片《成为》。我历来对名人政客的传记性作品兴趣不大，特别是几年前阅读了希拉里·克林顿如砖头般厚重的自传《艰难抉择》后，就对类似的纪实作品避而远之。

令我意外的是，这部影片节奏合适，也许是因为片中收录了大段米歇尔的风趣谈话，又或许因为奥巴马夫妇的诸多人生轨迹发生在我生活的芝加哥，我竟然一口气看到了剧终，并且内心浮现出一丝温暖的感伤。

当时的我正处于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并不只是一种主观情绪，而是真实存在、甚至可以触碰到的。

我刚搬到芝加哥这座大城市，谁都不认识，这件事要是换到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一定能让我无比雀跃。我确实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去北京上大学，去巴西南部做交换生，毕业后又搬到圣保罗工作，之后再从圣保罗搬到里约热内卢，然后是美国华盛顿。但这一次，当我步入了凡事开始寻找意义的而立之年，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心理上比我以为的更加困难。

好在我很快就用经验，或者可以称之为惯性的东西再一次搭建生活的框架。那是美国五大湖区的深冬，我冒着大雪外出寻找长租的公寓，希望尽早把邮寄来的几大纸箱行李拆开，里面装着必需的日常用品。自从它们在里约热内卢被装箱封存后，已经过去整整十个月了。

就在我签完租约、准备搬入新公寓时，猝不及防地收到了一个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立即限制中国官方媒体驻美记者的数量，从登记在案的一百六十人减少至一百人，以此反制中方此前吊销《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记者证。

我是在一辆行驶中的出租车上收到这条消息的，后备厢还放着一把我刚买的靠背椅。新闻从副驾驶座后背上的电子屏滚动出来的时候，我困惑地看了好几遍才勉强读懂它的意思。

这种无论从数量还是比例都毫不对等的反制只说明一点，特朗普已经决定了大选年的竞选策略，而这种计谋和我产生了交集。

在明亮的、空无一物的新公寓里，我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心中有一种失重感，仿佛身处一艘夜航的木船，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也看不见岸。

很快，几乎一半的同事遭遇了这场变相驱逐，在要求的期限内离开美国。而作为留下来的几个记者，我并没有感到轻松。由迈克·蓬佩奥主持的美国国务院每隔几天就通过各种渠道对外放话，表示将对剩余的中国记者实施新的签证限制。这意味着离开的人已经走进了并非他们最初计划的却也是确定的现实，而留下来的人被卷入了新的不确定性中，看似具体的生活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这种生活的不确定性让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总结出两个原因：首先，驻外记者有别于短期特派记者，除了报道眼下之事，还需要策划更长期、更大范围的选题。如果随时面临任期结束的可能，无论是实际操作，还是心理上，我都不可能安心工作，这好比让一个知道自己随时会被辞退的厨师着手准备三个月后的一桌宴席。

除了这个具有共性的因素外，另一个原因则更私人，也更具有破坏力。我刚入行不久就成为驻外记者，所以工作年份可能少于一些同行，但驻外时间和经历却多于他们。漫长的驻外生活让我对家的概念出现了移位。海峡西岸的故乡不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家，寄存社会身份的北京也不是家，而长期居住的国家和外国城市在法律意义上更不是我的家。

家的概念变得模糊而具体，它就是我创造出来的这一个空间，里面有我阅读的书、喂养的小狗，有我的收纳方法和烹饪习惯。我在这个空间憧憬新的旅行，也直面日常的疾病和生活的琐碎。这个家是临时的，却也极其坚固。当我去贫民窟采访毒贩，去安第斯山采访游击队员，无论生理上经历了多少动荡，一想到终究能回到这个空间里，内心就是平静的。我之所以能不断出发，是因为确信自己能够不断返回。

然而在这一刻，这个空间在尚未成型的时候就被搁置了。我不确定是否要解除租约，搬进一个随时可以退房的酒店里。我不敢添置更多的家具和日用品，更不敢拆开那几大箱行李，因为我随时可能需要搬离这个国家。我觉得自己可能去任何地方，却也无处可去。

同时，我开始不断地在各种新闻推送中读到以自身为新闻对象的报道。几乎所有的驻外记者，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在报道时都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这既源于新闻客观性的要求，也和记者外国人的局外身份有关。但这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成了新闻。

更讽刺的是，一众自诩公平的美国主流媒体在英文报道中极其详细地描述中方的措施，同时把自己的驻华记者打造成受害者的形象，而美方对中国记者的胁迫则一笔带过，甚至完全不提。因为在他们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偏见中，我是“外国使团人员”，是“第三方利益代理人”，也许还可能是“间谍”，但唯独不是记者。这种叙事源于西方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记者是一种资格，而不是身份。

在仿佛一切不会更糟的时候，新冠疫情袭击了美国，民主党执政的蓝州率先推行了居家隔离令，繁华的大城市变为“死城”，平日里最多只出现在墓园、靠吃祭品为生的郊狼开始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晃荡。我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事实：在我所剩无几的驻美时间里，连正常报道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因为养狗，无论刮风下雪，我都必须雷打不动地每天外出遛狗。正因为这种“特权”，我有机会观察到疫情中的社会万象。在找不到摄像师的情况下，我拿上手机和话筒，独自一人记录所见所闻，将视频和采访发回国内。

我甚至开始琢磨如何通过手机设备在电视上直播。我在客厅里架好手机和灯光，为了尽量打造实景演播室的效果，我背靠一扇巨大的玻璃窗，从镜头里能依稀看见街道和还未长出绿芽的空枝。于是在那个三月中旬的下午，我和我的客厅第一次出现在中文国际频道的早间新闻中，和我一起亮相的还有主持人鲁健和分别在巴黎演播室和罗马演播室的同事。从那以后，国内各个电视台的驻外记者也开始用这种方式和总部连线。

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体验。在那之前，我做直播连线的场合通常是重灾区、总统弹劾、奥运会，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最嘈杂、混乱的环境。有时周围的喧哗声大到我无法听见自己的声音，另一些时候通讯信号在倒计时阶段突然消失，让准备了一整天的直播前功尽弃。然而这一刻，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网速稳定，不再有风吹日晒，我只要在开播前五分钟慢悠悠地挪步到客厅里即可。唯一潜在的突发情况是家狗的吠叫，对此我的对策是在直播时手上捏着一根笔，只要角落里略微传出低吼声，就把笔扔过去，从而制止它出声。

电视台的栏目也意识到这种连线方式的高效，常常从早到晚安排好几档直播。我的家里依然空荡荡的，大号纸箱照旧堆满了角落。美国国务院依然没有亮牌，但我的生活已经以一种新的形式忙碌了起来。很多时候我忙得必须得在北京时间的早间新闻结束后才能出门遛狗，在天黑时走过一户一户人家，透过窗户窥见美国人窝在更黑暗的角落里看电视，仿佛自己是电影《后窗》里那个摔断腿的摄影师。

可当新鲜感消失后，这种演播室主持人独享的舒适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我怀念身处现场的共振感，而不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却重复而无聊的工作。特别是当五月上旬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宣布把中国驻美记者的签证期限缩短至三个月时，我决定推掉所有在家连线的任务，寻找一切出门采访的机会。

那个时候，美国湖区的几个州成立了抗疫联盟，希望能在防疫政策的实施上共进退。然而威斯康星州率先放松了餐厅禁令，允许一定比例的堂食，而相邻的伊利诺伊州依然只允许外卖服务。营业时间也被砍半。防疫政策的不同步导致很多生活在州界附近的伊州人，甚至是芝加哥的居民，开车到州界另一端的餐厅里大快朵颐，全然不顾病毒传染的可能性。

我临时找到了一个愿意出门的摄像师，两人开着车出发前往州界两端。果然，州界以南的商业街大门紧闭，行人罕至。而在州界以北不到五分钟车程的一座购物中心，餐厅喧嚣如平常，无论是顾客还是店员，都没有佩戴口罩。我到露天停车场瞄了一眼，超过一半的车牌都是带有亚伯拉罕·林肯头像的蓝色牌照：伊利诺伊州是公认的“林肯之乡”。虽然这位美国“国父”出生在肯塔基州，并随家人一直在印第安纳州生活到了二十一岁，但他是在伊利诺伊州开启了律师生涯，并一路踏上政坛。在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担任总统前，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生活了三十多年。州首府春田市坐落着林肯的故居和陵墓。

整趟采访虽然遇到了一些小插曲，但总体上非常顺利。

几天后的这个晚上，当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无意看起美国前第一夫人的传记片，特别是当片中讲述非洲裔美国人的遭遇时，我回想起自己在巴西采访过的那些相似的故事。我还是我，但身处的境地却大不相同了。

***

从芝加哥一刻不停地开车到明尼阿波利斯至少需要六个小时，途经三个州。中途我在威斯康星州一家连锁速食餐厅的露天停车场解决了午餐。几乎所有的广播调频都已经是骚乱的新闻：前一晚抗议者闯入并焚烧了一个警察局，导致事态严重升级。而几个小时前，当地警察在现场直播的情况下逮捕了一名正在做连线报道的CNN 记者。前方的情形相当不明朗。

这一切都源于一段手机视频：几天前，明尼阿波利斯南区的一家便利店员工报警，称有人使用二十美元的假钞购物。几名警察抵达现场后，将嫌疑人———四十六岁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摁倒在地，其中一名白人警察用自己的膝盖压住弗洛伊德的脖子长达八分四十六秒。其间弗洛伊德多次呼救，但白人警察置之不理，最终弗洛伊德失去意识。即使当急救人员抵达现场，白人警察依然没有移开他的膝盖。整个过程被路边一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黑人少女用手机拍摄下来，并将视频上传至脸书。

州际高速路上车很少，偶尔看见一两辆载着摩托艇的皮卡飞速而过。美国中西部的这个角落湖泊极多，上一个冰河时期它曾被厚厚的冰川覆盖，冰川退去后大大小小的内陆湖留了下来，明尼苏达于是有了“万湖之州”的别称。夏季正是水上运动的黄金时间。

另外一个地貌特征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城市轮廓越来越清晰时，汽车猝不及防地跨过一条宽阔秀丽的大河，夏季的水量十分充沛。这条河就是著名的密西西比河。或许是因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威廉·福克纳长篇小说的缘故，我总是会把密西西比河和湿热的气候、蒸汽船、奴隶的甘蔗田等美国南方的意象联系在一起，而误以为它在地理上也属于南方。其实，和加拿大毗连的明尼苏达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它从该州西北边的艾塔斯卡湖流出，从北向南横穿整个中央大平原，之后途经密西西比平原和滨海平原，最后流入墨西哥湾。

虽然我早早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知，但之后每次在意想不到的城市偶遇它时，内心还是会有一点惊讶。

车一跨过密西西比河就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高楼耸立的市中心。街道极其空旷，看不见行人，午后的阳光在高楼的玻璃墙上投射出肃静的光影。正当我为这种平静感到诧异时，路边出现一座布满玻璃碎片的公交停靠站，站台一扇两米多高的玻璃墙被外力砸破，布满了冰霜般的裂痕，残余的玻璃体像是一块湿漉漉的浴巾悬挂在外框上。再往前开，能在高楼的阴影和十字路口看见一些拿着厚纸板的年轻人。每一群人前进的方向都不相同，稍后我才知道，在同一天的同一时段，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有很多场。

我的首要目的地并不是弗洛伊德遇害的十字路口，虽然那里已经挤满了悼念的人群，一个临时的纪念广场已见雏形，但真正的新闻现场已转移至骚乱程度最严重的明尼阿波利斯第三警局。

第三警局离市中心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但手机导航上红线蔓延，整个区域都处于交通管制中。我们把车停在一个能够步行抵达现场、但又能避免汽车被突发的骚乱而砸烂的安全区域，然后带上采访设备，随着移动的人潮向前走。

在离警局还有一个街口的位置，示威者就像水流遇到闸门一样被一整排全副武装的明尼苏达州巡警拦截下来。警察头戴透明的面罩，里面又戴了蓝白色的手术口罩，膝盖上鼓起的黑色护膝像是一团肉瘤。我猜想每一条通向警局的通道都有同样的警力配备，就没有试着从其他的方向进入。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塑料烧焦的气味，几架直升机持续盘旋，巨大的引擎声交汇在一起，像是两条互相打结的电线。示威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有几个人压抑不住愤怒，朝着面无表情的警察大声嚷嚷，但大多数人只是焦急地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不少穆斯林模样的黑人女子，她们身披长及脚踝的黑袍，头戴各种颜色的头巾，在人群中非常显眼。身边的男子们也不像本土的美国黑人，他们的脸和身型都更窄。

在现场的上百人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年轻人偏多。两个白人中年妇女拥有完全相同的装备：一手推着粉色的婴儿车，另一手拉着一辆蓝色的小四轮推车。婴儿车和推车里都放着给示威者准备的水和饮料。

几个抗议经验丰富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燕雀般轻巧地在人群中穿行：一旦警察开始暴力清场，他们可以迅速撤离。一个头发染成各种颜色、把防护眼罩架在额头上的女孩提醒我，今天可能会有宵禁，时间一到警察就会来硬的。

现在回想，如果上演在明尼阿波利斯第三警局的是另外一个剧本，那么针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很可能在持续数日后平息，和那些发生在美国其他城市的暴力执法案如出一辙。然而，历史无法被改写。

一天前，抗议者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南区的第三警局外，这里距离弗洛伊德的遇害地点并不近，但却是主要涉事警察德里克·肖万就职的部门。手机视频曝光后，肖万就被辞退了，但抗议者认为这不过是警察部门息事宁人的方式罢了。他们要求逮捕肖万，按照法律程序对他提起刑事诉讼。

这已经不是抗议民众第一次聚集在第三警局外。过去几天，楼外的示威声持续不断，第三警局早早地就在建筑的四周架上了防护网，并在警局的房顶部署了执勤警力。除了有零星的抗议者向大楼投掷石块外，前几天的抗议总体上较为和平，但警长还是多次下令向抗议人群投掷催泪瓦斯和防暴弹。

美国警界包庇警察的情形极其常见，绝大多数涉事警察都会受到警察工会的保护而不会遭到任何惩罚，极其严重者也只是接受行政休假，薪酬并不受影响。肖万本人就是一个最佳例子，本地媒体调查发现，在跪压导致弗洛伊德死亡之前，肖万在从警的十余年间曾经面临至少十七宗投诉，而其中十六宗都无疾而终。媒体还发现，肖万曾至少六次在执法过程中跪压嫌疑人的脖子或胸口，而将近七成的施暴对象为有色人种。

事实上，肖万供职的明尼阿波利斯第三警局一直被当地居民认为是违纪警察的乐土。根据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获得普利策奖的独家调查报道，第三警局存在大量违法执警的记录，包括殴打低级犯罪嫌疑人，骚扰低收入住房项目居民上下班，在钓鱼执法过程中要求疑似性工作者长时间触碰其生殖器，等等。

第三警局为所欲为的行事作风甚至在兄弟单位间尽人皆知。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七年的十年间，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为第三警局的失职付出了两百多万美元的和解金。明尼阿波利斯市警监会委员、同时担任公设辩护人的阿比盖尔·塞拉对媒体表示，手机视频中肖万的举动实际上是第三警局针对低收入有色群体的执法标准。

连续两天施放催泪瓦斯和防暴弹彻底激怒了示威的民众，在部分极端骚乱者的诱导下，抗议人群开始将怒火投向警局周围的建筑和商铺，焚烧和打劫的迹象开始出现。一夜之间，第三警局附近有十六处建筑出现火情。然而第三警局不再出警，而是继续守在大楼内。

就在我抵达明尼阿波利斯的前一晚，准确地说，就是在我收看奥巴马夫人纪录片的当下，第三警局外的抗议形势进一步升级。抗议者切断了防护网，再次试图闯入建筑内。第三警局的警长随即下令所有警察撤离警局。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警察的车队冲出侧门的围栏，在抗议者的咒骂和欢呼声中仓皇逃离，把一个空荡荡的警察局抛在身后。

事后媒体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官员曾经就撤离的决定讨论许久。有的人支持，认为这样能避免可能出现的人员伤亡；也有人反对，因为抛弃警察局的做法违背了美国警察的战术流程，在近代美国历史上并不常见。然而无论后世如何评判这一决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抗议者闯入警局并将建筑付之一炬，标志着警民关系彻底决裂，明尼阿波利斯的暴乱由此进入到完全有别于之前的阶段。

当我和其他抗议者被阻拦在第三警局外的街角时，由白宫亲自下令的美国军队正向明尼阿波利斯挺进。我的首要任务是用手机和晨间节目做一场电视直播，但由于现场有太多人，手机信号时强时弱，极其不稳定。

在和北京总部测试信号的时候，手机收到即时新闻推送；德里克·肖万被控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并被拘捕入狱。然而这个消息让弗洛伊德家人的律师和在场的抗议者都非常沮丧，他们认为指控太轻。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把谋杀罪分为两级，即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然而明尼苏达州是一个例外，它又分出了情节更轻的三级谋杀罪，针对无意杀人但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情况。这意味着检察官尚无充分的证据或者勇气论证肖万蓄意杀害了弗洛伊德，而将它放进了“漠视人命致死”这一行列。

手机信号的强度远远无法达到正常直播的程度，但栏目认为直播能持续多长时间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如此受关注的国际突发新闻面前，只要能连上线，即使中途断掉，也已经是胜利。

然而，约定的直播时间开始时，信号太弱了：我的声音是清晰流畅的，但画面卡住了。栏目于是先播放了其他新闻短片，把直播窗口往后推。短片播完后，画面动起来了，但声音又不行。就这么重复了好几轮。当我已经气喘吁吁、不再抱任何希望时，信号强度开始一路增强，视频和音频都流畅了起来。栏目当机立断把信号推进正在直播的节目。

这是疫情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在新闻现场做直播连线，阳光晒得睁不开眼，我对着镜子给自己剪的头发被风吹得一团乱，耳朵里交织着直升机引擎声和嘈杂的人声，甚至就在直播开始后的几秒时间里，一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汽车突然开进画面，径直停在我和抗议人群的中间，破坏了摄像师的构图。即便如此，我当下的感觉好极了，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我成为一个介体，而我确信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通过这个介体充分感知到这个跨越了大洲和大洋的新闻现场。

我开始和主播交谈，介绍一路的见闻。就在我开始期待整场直播能顺利结束时，耳机里啪的一声，信号掉线了。直播持续了一分半钟，但已经完全超出栏目的预期。

直播结束后没多久，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拦住抗议者去路的州警们仿佛收到了指令，突然间从现场撤离了。这个决定和涉事警察已被逮捕提控有关吗？还是因为其他区域需要增援警力？又或者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做法，以此引诱抗议者跨过红线再一网打尽？和我一样充满困惑的人不在少数，抗议的方阵继续向前移动，但只有胆量最大的那些人率先向第三警局的方向跑去。

我想要和抗议者们聊聊，许多人以不想在电视媒体上露脸为理由婉拒了。那是抗议浪潮的最初期，参与抗议的行为是否会引来某种形式的清算尚不明朗，人们的谨慎可以理解。

不过我还是说服了几个人。一个四十岁出头的黑人妇女手里抓着一台家用手持录像机，脖子上挂着一条细链子，坠子上印着一个儿童的照片。她说越来越多的人不顾疫情走上街头，初衷只有一个，就是把肇事警察绳之以法。我问她如何理解已经出现的破坏，她不以为然地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听见我们，他们才会知道我们这些‘狗娘养的’这一次是认真的。”

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打断了谈话。我们同时循声望去，拐角处升起了白色和黄色的烟雾，防暴警察正在向朝着第三警局进发的抗议人群投掷催泪瓦斯。亮光持续闪烁，伴随着枪弹声，警察开始发射防暴弹。几个骑着自行车的抗议者憋着气从弥漫了整个街角的烟雾中冲出，志愿者立刻上前，拿出随身携带的、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牛奶，浇在他们的脸上。虽然很多专家认为牛奶并不能有效缓解催泪瓦斯给眼睛造成的刺激，但依然被众多的抗议者当作一个约定俗成的偏方。

目光所及，上百名防暴警察正迅速向第三警局后方的街道排开。已经有些分散的抗议方阵又重新汇集在一起，给彼此创造一些安全感。

我让摄像师给我拍摄一段现场出镜，记录抗议前线的胶着氛围。就在我对着摄像头讲述现场的细节和自己的分析时，突然感觉耳后有一阵风，然后是巨大的骚动声。我回过头，示威的人群像是失控了一般朝我冲来。根据我的经验，一定是防暴警察升级了清场动作，引发现场民众的惊恐。我立刻转变话题，开始描述正在发生的骚动，同时摄像师也没有摁下摄像机的暂停键，继续保持录制状态。惊恐逃窜的人们擦过我的肩膀，撞开我的手臂，我一下子隐身在人群中，一下子又被镜头捞出，就这样记录下从平静到骚动的整个过程。

一个新闻事件看似由无数瞬间组成，但大多数都是时间或者角度的复刻，最点题的瞬间其实只有那么几个。例如在“9·11”曼哈顿恐袭案中，被后世的观众一遍又一遍观看的永远是飞机撞进世贸大楼的那一刻，以及绝望的上班族纵身一跃的情景。那种从日常的、略显无聊的静到完全炸裂的一瞬既让观众恐惧，也让他们痴情凝望。报刊的文字记者可以借用飞扬的、同时也是经过推敲的文采来填补时间错位的劣势 (或者也是优势)，把一个生动的瞬间重现在一段话、甚至一个长句中。然而电视记者面对的挑战是紧逼神经的，时间的迫切让它失去了斟酌的可能，而且还要有一点未卜先知的运气。所以当谙熟行业的人们聊起它时，常常会带有一种神秘性。

对于我来说，一次成功的记录也是由一次又一次的遗憾积累出来的。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拉美各地报道抗议的现场，当防暴弹和催泪瓦斯袭来时，嘴里纵然有千言万语，思绪却仿佛被水泥紧紧堵塞住。我开始意识到，只有当一个电视记者不再事先准备任何台词，对新闻事件既有极其充分的掌握，却又不带任何预设时，触觉才会完全打开。只有这样，当新闻之神眷顾地向你抛出一颗球时，你才能松弛有度地接住它。

经过洪流般的逃窜后，街上的抗议者变得零零散散，犹如被冲散的蚁群。日头西斜，原本被阳光照射得发烫冒烟的沥青马路陷入建筑的阴影中。很多人离开了，另一些人则赶赴新的抗议地点。我和他们打听到离第三警局最近的第五警局也开始有示威人群，于是开车往那个方向赶去。

第五警局外的情景和我预想中的颇有不同，警察把四个路口都架上了禁止通行的标示。透过车窗，我望见一小群抗议者坐在警局正门外的空地上。

这时候，我的手机猛烈振动了起来，原来是明尼阿波利斯给全市发送的无线紧急情况警示：“宵禁将从晚上八点开始，直至隔天上午六点。”稍早时我在手机新闻推送里读到警察正试图关闭进出明尼阿波利斯的高速路，阻碍从其他州涌入的抗议者和潜在的破坏分子。此时离宵禁时间还剩二十分钟，我当即决定返回市中心，避免因临时的交通管制而无法入住酒店。

立交桥上空无一车，夕阳刚好悬在路肩上，像是一颗正在散开的蛋黄，给城市的天际线糊上了一层海市蜃楼般的剪影。

再次来到市中心，我才注意到酒店和商铺最为密集的那几条街道上，商家已经用巨大的木板把玻璃橱窗和玻璃门紧紧罩住。我们不敢把车停在路边，转了好几圈才在附近的一栋大楼里找到一个室内停车场。

这是疫情暴发以来我第一次入住酒店，前台立着一个透明的防护罩，又搬来几张巨大的桌子作为间隔。办理入住时，我把证件和信用卡放进一个方形的塑料盘里，然后把盘子滑到桌子的另一端。登记完毕后，前台的员工又把盘子滑过来，如同一场冰壶比赛。

我从未如此手足无措过，什么都不敢碰，但又什么都碰了：签字的圆珠笔、电梯楼层摁钮、门把手。一进房间，我就拿出一包从芝加哥带来的 (当时极其稀缺的)酒精湿巾，把灯光按钮、床头、写字台、卫生间的洗手台擦拭了一遍。由此我也发现了前一个住客在沙发上留下的饼干屑，听见了来自隔壁住客的声响：酒店可能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在两个不同的住客之间隔一个空房。

晚上八点，强制宵禁正式开始。根据州长和市长办公室发布的公告，除了应急救援人员、媒体工作者以及正在上下班途中的市民外，其他人不得出现在公共场所和街道，违反者将面临罚款和不超过九十天的拘留。然而此时街道上却传来了极其响亮的喧哗声，我赶紧下楼，发现一个由上千人组成的抗议队伍正高喊口号，横穿过市中心。

“说出他的名字！”

“乔治·弗洛伊德。”

大多数人步行，有的人骑着或推着自行车。几辆小汽车出现在游行方阵中，缓缓地开动着。年轻的小伙子们钻出车的天窗，直接坐在车顶。好几个女孩则站在副驾驶座上，上半身露出天窗，手里举着手写有标语的海报。几辆皮卡的后车厢也站满了人。

“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美国各地的民众一样，频繁地听到这几句口号，甚至连音调的起伏都大同小异，仿佛成为一种环境音。一些情绪激动的抗议者拿出喷漆的小铁罐，在临街的建筑和防护木板喷上意味深长的符号。

我答应给北京时间接近正午的新闻栏目做一档直播连线，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还是没有推托。晚上十点多，市中心的街道暂时恢复了平静，我选择在酒店大门外的街道上做直播，这样可以借用酒店的无线网络信号。栏目编辑一再交代不要在连线背景中露出建筑外墙上的抗议涂鸦，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镜头都能稍许捕捉到，很难完全规避。

更多的栏目发来连线邀约，但都被我推辞了。重复的、脱离新闻环境的直播报道除了增加记者的曝光度外，没有更多的意义，何况我需要抓紧时间把稍早拍摄到的采访素材编辑后发回总部。

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已经过了午夜，我这才发现整座城市的外卖服务因为强制宵禁令而暂停了。我从背包里翻出一块已经被压变形的薯饼，庆幸中午吃剩没有将它扔掉。

天微微亮的时候，我被一波又一波的手机短信声吵醒。国内的朋友看见了我在前方的采访，纷纷发信息让我注意安全。我摁掉手机，想在闹钟响起前再眯一会儿。

***

即使是今天，在我已经去过六七次明尼阿波利斯后，我依然很难用一句话来描绘这座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接近理想状态的是：明尼阿波利斯是西雅图和芝加哥之间的广阔大陆上唯一一座大城市。这句并不生动的描述完美地刻画出它的孤单，以及犹如沙漠绿洲般的蓬勃生机。

明尼阿波利斯引以为豪的天际线和芝加哥颇为相似，更准确地说，它更像是芝加哥市中心的一个角落。最大的区别是这里的楼与楼之间有玻璃天桥相连，这种封闭的透明通道是为了抵御冬天的极寒天气，行人完全不需要出现在寒风呼啸的街道上就能往返于市中心所有的建筑之间。它连接起餐厅、健身房、牙医诊所、公寓楼，甚至还有一座教堂。唯一的“死胡同”出现在马凯特大街，如果你闭着眼睛往前走，就会从五米高的地方掉到一个空旷的停车场上。不过这个问题早就被解决了。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座玻璃天桥在明尼阿波利斯出现后，天桥的累计长度达到了十五公里，是地球上最长的封闭式天桥系统。对于同样生活在严寒城市、眼睫毛常常被二月寒风冻住的我来说，这个设计纵然有商业上的考量，但极具人性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尼阿波利斯是一座现实版的乌比冈湖。相比其他较为保守的中西部友邻，明尼苏达州更加自由进步，也拥有丰富的工作机会、教育和医疗资源。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颇具影响力的“全美最佳居住地”的调查中，明尼苏达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常年名列前茅，还被认为是全美国最适合“Z时代”生活和学习的城市之一。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明尼苏达州的移民政策。上世纪七十年代，该州人口中超过百分之九十八为白人，其中以德裔和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移民居多。他们不仅复制了注重教育的传统(明尼苏达州的识字率排名全美国第二，仅次于新罕布什尔州)，该州引以为傲的精酿啤酒产业也是这些欧洲移民在十九世纪初带来的。

然而这个比例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越战后期，联邦政府对美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表面是为了缓解东南亚的难民危机，实质则是想要解决美国国内劳动力短缺的威胁，大量来自东南亚的移民因此涌入美国。

奥运冰球选手出身的时任明尼苏达州州长温德尔·R.安德森顺应了这股政治潮流，在一九七五年底创立了“中南半岛难民安置办公室”，协助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地的难民获得美国地方上的资源。安德森以其英俊的相貌、先进的执政理念和一位喜欢模仿杰奎琳打扮的夫人，一直有着“中西部肯尼迪”的昵称。虽然他后来因参选议员失败而早早地告别了政治舞台，但创建的移民安置体系一直顺利地运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起，大量索马里难民因国内的内战来到美国，而明尼苏达州再一次为他们敞开了大门。明尼阿波利斯是全球索马里移民人数最多的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畔的西岸区更是因为有大量索马里移民居住而被称作“小摩加迪沙”。虽然他们曾因索马里和基地组织的联系而在“9·11”恐袭案后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但这并不能遮掩索马里人在明尼苏达州获得的成功。其中最耀眼的例子就是生于索马里摩加迪沙的伊尔汗·奥马尔在二〇一八年成功当选明尼苏达州的联邦众议员，成为美国首位索马里裔的国会议员。

明尼阿波利斯的进步主义还体现在一系列针对低收入人口的城市政策上。二〇一七年，市议员投票决定将最低工资提升到每小时十五美元，是同年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整整两倍。尽管历代经济学家在提高最低时薪是否能真正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至少能在短期内充实工人的荷包，也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〇一八年底，民主党人士占绝大多数，甚至包括两名跨性别黑人成员的市议会投票通过了一个更加大胆而先锋的决定：取消城市所有街区的独户分区制。这个始于二十世纪初的政策规定明尼阿波利斯高达七成的住宅土地只允许建造独户住宅，只有少数批准的区域才能建造两套以上的住宅或者复式建筑。这个遍及美国各大城市的分区政策最初是为了避免城市过度拥挤而威胁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鼓励郊区发展。但它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独户住宅的建造成本更高，户主也多为收入水平更高的白人家庭，这间接导致了新时期的种族隔离。近年来美国各大城市对于独户分区制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但只有明尼阿波利斯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就是在这个政治氛围温和、信奉多元文化的富饶地区爆发了这场骇人听闻、而且丝毫看不见尽头的种族骚乱。它究竟是一个随机事件，还是说表面的一团和气只是一种假象？我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街区终于找到了一家处于营业状态的早餐店，马路对面有一座平静的小湖，此刻湖面和四周的绿树都洒满了清晨的阳光。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抿着热咖啡，内心充满了疑问。

更加紧张而漫长的一天开始了。前一天深夜，骚乱蔓延到更多街区，警察也开始以违背宵禁令为由逮捕了一些抗议者。州长蒂姆·瓦尔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宵禁令有效地让警察区分谁是和平的抗议者，而谁又不是，他暗示只要是晚上八点后继续外出抗议的就是破坏分子。不过就我前一晚的所见，这个说法实在很难让人信服。

我们开车途经一条凌晨时遭到焚烧的商业街，大火已经熄灭，但是烟雾很大，车仿佛在云间行驶。

建筑损毁最为严重的湖街取消了戒严，警察也失去了踪影。想到前一天我还目睹到催泪瓦斯和防暴弹的区域现在却完全对民众开放，实在有些难以置信。到处都是自发前来清理废墟的普通民众，人们把家里的打扫工具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扫帚和冬季时用来清理积雪的铲子。一些人在自行车后钩着小拖车，里面装着扫帚和一瓶瓶清洁液。有志愿者在给路过的人发饮用水。这个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全校举行大扫除。

一个白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你也来啦！”他把我认成了自己的一个亚洲朋友。语气和神态似乎是很熟悉的，却又没有熟悉到认对人。

第三警局外的防护网已经重新架起来，屋顶被烧得焦黑，时不时飘出几道白烟，入口处的门框和窗户都被贴上了木板。根据建筑公司当年的设计阐释，把警局的大门建在拐角是为了突出建筑的开放性，增加警民互动。然而现在看来，纵然整栋楼有一种碉堡般的肃杀，但这个设计似乎导致建筑的重心被强迫扭转，仿佛一个人长时间斜卧着打盹，呼吸并不顺畅。

明尼阿波利斯被划分为五个警察辖区，每一个辖区都拥有对应的警局，统一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警察部门的管辖。在现有的五个警局中，第三警局负责的警区范围最广，居民的种族也最多元化。当地一个叫作“小地球”的公租房项目就在他们的警区内，这个拥有将近一千五百个居民的社区是当地原住民群体的主要生活区。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监会委员的一些成员认为，第三警局针对有色人种群体的暴力执法源于一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警察队伍———大都会黑帮突击队。

大都会黑帮突击队成立于二〇〇五年，顾名思义，这支由多个执法部门成员共同组成的警察力量旨在调查和打击城市中黑帮团伙的犯罪行为，并直接向明尼苏达州公共安全厅汇报工作。然而事实证明，突击队的大部分工作都和调查黑帮无关，更像是黑帮本身：他们被指控以没收证物为由非法吞并大量个人财产，并且频繁殴打嫌疑人，甚至连妇女和未成年人都在受害者的行列中。

二〇〇九年，州政府迫于压力指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对大都会黑帮突击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在一份三十八页的审查报告中，工作小组摘录了他们对突击队指挥官的一部分采访实录：

工作小组：当突击队成员外出执行搜查时，如何确定被扣押的财产属于证物还是资产没收？两者间是否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突击队指挥官：如果一个人被控持枪袭击，那么我们从他身上搜查到的枪支就属于证物，因为出庭时会使用到它。如果突击队员搜查一个住处时，发现住户没有正常收入，家里却存在与收入不符合或者住户不配拥有的财物，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们没收。没有客观的标准，都是由出勤的警员主观判断。

调查小组在报告中掩饰不住震惊的语气，他们发现突击队没收了数量惊人的现金、汽车、珠宝、名表、电视、电脑，甚至还包括冰钓设备，而绝大多数没收物都和犯罪毫无关系，仅仅因为警员认为搜查对象“不配拥有”。突击队不仅把到手的物品留作自用，还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在同行间倒卖。调查小组特别指出，在他们回溯的三百多起涉及财产没收的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没收对象都是少数群体。

审查报告公布后，公众一片哗然。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大都会黑帮突击队正式解散，而一些前队员连同突击队恶劣的风气一起被分配到了第三警局。

杰夫·金德拉曾经是大都会黑帮突击队的指挥官，在加入第三警局后，他成了社区应急队的警佐。多年来，金德拉数次被投诉和指控暴力执警，在一起曝光度较高的案件中，市政府不得不为金德拉的行为 (击碎一个已经戴上手铐的犯罪嫌疑人的下颚)支付十一万美元的赔偿金，才让案件和解。

由金德拉指挥的社区应急队更是劣迹斑斑。应急队的警员频繁被曝出对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并涉嫌在法庭上提供伪证。根据法庭记录，亨内平县的法官数次因第三警局警员的“无耻”执警行为而驳回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指控。

小地球的社区负责人对媒体透露，许多原住民居民在遇到治安威胁时惧怕报警，因为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即使出现警民纠纷，公诉律师也很难顺利取证，因为社区居民往往会担心涉事警察的报复而不敢出面作证。

第三警局的防护网外，一个自行车手一言不发地举着一张纸牌。他头戴一顶绿色的头盔，嘴上罩着一块印有图腾的粉色头巾。立在他跟前的自行车十分缤纷，很多零部件都是日常物品：后轮的挡泥板是一块倒放的滑板，绿色的前筐是市场里常见的蔬果搬运筐。他手里的纸牌用粉色的水笔写着：“美国又伟大了吗？”

我拦住了一个看上去三十来岁的黑人男子，他肩上扛着三把不同颜色的长柄扫帚，扫帚头从后脑勺露出，像是一朵花，也像是帽子，衣袖上粘着油漆和泥土。他叫达斯本，从明尼阿波利斯以北三十分钟车程的彰布林赶来。七岁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一头小卷发，肤色比父亲浅。

“目睹这一切让我感到很痛心，被焚烧的街道有好几英里长，都是普通人的家。我知道一些破坏分子混杂在抗议者中，有其他的目的，但并不能因此转移视线。发生这场暴乱是有原因的，无数像弗洛伊德一样的黑人死于警察之手，人们非常愤怒，也非常难过，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达斯本指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混入抗议群体中的传言。几天前有人用手机拍摄到一名头戴防毒面具的黑衣男子用锤子砸毁第三警局对面一家汽配店的所有玻璃。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千多座因暴乱而损坏的建筑中，这是已知的第一例。警方很快证实这个一身“安提法”打扮的白人男性叫米切尔·卡尔森，和美国一个新纳粹监狱帮派“雅利安牛仔兄弟帮”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汽配店遭到破坏后不久就被放火焚烧了，根据州政府调查员的书面报告，这是城市暴乱中的第一桩纵火案，也成了抗议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事态直转急下。包括明尼苏达州州长在内的一些当地政客因此试图将骚乱归罪于外州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然而不少民权组织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它会模糊视线。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明尼阿波利斯分会的主席莱斯利·雷德蒙德对媒体说，他们已经记不清向多少任州长和市长严重警告过，如果黑人遭警察杀害的案件继续发生，城市终究将遭遇一场暴乱。

我问达斯本如何看待抗议中的过激行为。

“这是正确的做法吗？并不见得，但是我们试过其他的方法了，从未奏效。我们见过太多，我们也都累了，明尼阿波利斯只不过是火苗刚好被点燃。现在，我来这里帮忙清理骚乱的残骸，尽我的一份力，我的儿子也尽他的一份力。”

州长已经宣布超过两千名兵力将在正午前抵达明尼阿波利斯，来自其他地区的援助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到岗，人权组织和媒体都在观望这一举动是否会触发更多血腥事件。

“国民警卫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让城市有一种恢复秩序的表象。”达斯本不以为然地说，“抗议的人实在太多了，再多的警力都应付不来。”

达斯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别于我遇到的其他黑人。我后来得知他的妻子是白人，而他们一家居住的彰布林是一个人口只有两万人的富裕小城。白人看待警察的眼光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他的潜意识。

一个举着抗议海报的年轻人经过我们身旁，上面手写着“建筑和商铺可以在一个月后重建，但遭到四百多年恐怖镇压的黑人群体却永远无法重建”。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在我们此刻身处的街道也发生过一场惨重的大火，消防员整整用了六个小时才控制住火势，还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连接市中心和湖街的路面电车早已让这个曾经是印第安人徒步跋涉的泥土栈道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在高峰时段，电车每三分钟一趟，乘客量是整条电车线路中最高的。也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农业机械制造巨头明尼阿波利斯莫林公司的工人们举行过大罢工：二战期间公司靠给美军制造军用车辆发了一笔横财，战争一结束就把订单井喷时期扩招的工人都解雇了。

发生在湖街的巧合比人们想象的更多。弗洛伊德去世后，街角那家新牛仔场的女老板证实弗洛伊德和德里克·肖万都曾经在那里当过夜场保安：肖万是兼职了十七年的“老人”，而弗洛伊德干了一年，但两人的工作时间存在重叠。又过了几天，俱乐部的一个前员工就对外界透露，肖万不但十分熟悉弗洛伊德，而且向来对黑人群体没有好感。

天空晴朗极了，没有一丝云朵，蓝得那么无辜。我决定暂时告别埋头清扫的志愿者，前往下一个抗议地点，顺便解决一下午餐。

手机网络搜索显示抗议遍及整个城市，而且不断地流动。因为是周六，更多的人决定参加。我和摄像师赶到一个抗议游行的起点，预计的出发时间已过，规模愈发庞大，但完全没有移动的迹象，更像是一场游园会。

于是我们缓缓开着车，但凡发现有移动的人群，我就立刻跳下车。

“你们要去哪里？”我问。

“前面。”他们不确定地说。

“有地址吗？”我又问。

“跟着前面的人走。”他们摇摇头。

“你们的比萨是哪里买的？”我再问。

“后面的志愿者给的。”

很快我们又遇到另一群人，我连忙摇下车窗。

“你们要去哪里？”我问。

“刚离开一场抗议。”他们激动地说。

“在哪里？”我又问。

“后头。”他们说。

“你们的比萨是哪里买的？”我再问。

“从免费食物补给站领的。”他们兴高采烈地挥挥手。

最终，我们发现自己再次来到第五警局的街区。和前一天傍晚的场景截然不同，这里已经被抗议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大多数人蹲坐在地上，骑自行车来的人就扶车而坐。人群中传出有节奏的鼓声，配合着一波又一波的口号声。

到处弥漫着一股印第安人的焚香气味，几个印第安舞者头戴艳丽的羽毛装饰，每隔一段时间就开始起舞表演，引来抗议者热烈的掌声。这是一支当地的阿兹特克舞蹈队，在后来明尼阿波利斯许多规模较大的弗洛伊德纪念活动中，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第五警局的屋顶上时不时冒出一个警察，望了一眼防护栏外的人群，又钻回屋子里。

我在坐满抗议者的街道上有些困难地挪动位置，试图找到一个敢于在电视屏幕上发表意见的人。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孩半跪地扶着一辆浅绿色的山地自行车，一头卷曲的黑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叫安迪，身穿一件灰色的圆领衫，露出健壮但匀称的胳膊。

“早上骑车进城的时候，我遇到了国民警卫队的车队，一辆接着一辆，有好几英里那么长。”安迪描述道，“州政府先是强制宵禁，现在又把军队送过来，但人们的愤怒并不会因此减少，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更危险。”

人群中有几个领队模样的人举着麦克风喇叭讲话，周遭立刻安静下来。等到话音结束，鼓声继续响起，我和安迪才又继续说话。

“我们不只是为了弗洛伊德，还为了这个国家一系列有色人种的不公正现象。人们曾经发声过，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只能这么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重视。人们不应该只是嘴上聊聊，而应该付诸行动，我的行动就是参加抗议。”

警局外的防护网上贴着许多抗议的标语，最常见的是“停止白人至上”。这个诉求固然重要，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十分棘手。我想知道抗议者是否有更具操作性的诉求。

“虽然德里克·肖万已经被逮捕了，但只是被指控三级谋杀罪。他应该被指控一级谋杀罪。其他在场的警察也应该遭到逮捕，因为他们是帮凶，是共犯！”

“一旦这个要求实现了，抗议就会停止吗？”我问。

“我们还要求撤资警察，并最终实现废除警察。”

坦白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也许我的想象力不够大胆，但我从未设想过一个没有警察的现代社会：社会如何维稳，一旦遇到恶性治安事件又要向谁求助？在美国，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在二〇二〇年的弗洛伊德事件中认识到这一个口号的，但其实废除警察的概念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一九三五年首次出版的《黑人对美国的重建》中，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博士生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首次在学术层面提出了移除一些根植于种族主义和镇压的社会机构，例如白人警察队伍和曾经盛行于美国南方的囚犯租赁制。然而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即不能低估黑人对美国重建时期的贡献，和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潮 (浪漫化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保守传统的“邓宁学校”历史学派)南辕北辙，废除警察的畅想自然也被认为是一种奇谈怪论。

到了民权运动兴盛的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黑豹党领袖之一安吉拉·戴维斯指出，美国警察的角色就是保护白人至上主义者，号召彻底废除警察制度。然而这个观点就和她的非洲式圆形爆炸头一样，让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非常不安。那时候，因肯尼迪遇刺而临时上任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宣布“全国对贫穷宣战”后不久，又推出了“全国对犯罪宣战”，主张通过执法机构和监狱来控制犯罪。在联邦政府的号召下，各个地方政府开始大幅度增加执法部门的预算，甚至到了不能削减和触碰的地步。也是从同一个时期开始，警察工会的势力逐渐以捐赠竞选赞助金的形式介入地方政治，而那些缺少竞选经费的候选人也会主动向警察工会靠近。

二〇一七年，美国布鲁克林学院社会学教授亚历克斯·S.维塔莱出版了《警治的终结》，这是当代美国第一本系统论述如何废除警察制度的著作。维塔莱凭借自己九十年代在“旧金山无家可归者联盟会”做志愿者的经历，讲述了美国警察的存在并没有解决社会病态，反而加剧了社会中阶级、种族、性别中的不平等。这本书在以出版左翼政治哲学作品著称的维索图书出版后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然而谁也没想到，乔治·弗洛伊德的死让这个仿佛困在琥珀中的古老观点突然复活了。从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到美国各地，“撤资警察”的标语成了二〇二〇年反种族歧视抗议浪潮中最醒目的标语和诉求之一，它像海啸般出现在抗议海报、民间请愿书和大大小小的新闻标题中。维索图书顺势上线了《警治的终结》的限时免费电子版，短短几天内下载次数高达二十多万次，而作者维塔莱也如愿得到大量关注，成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座上宾。

年轻的安迪问我：“如果警察系统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大过益处，难道不应该停止对警察的资金投入，而把经费重新分配给那些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暴力犯罪的社会项目吗？”

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真诚，还是现场不间断的鼓声制造出一种鼓舞人心的氛围，我也逐渐开始思考撤资警察的实践依据。

明尼阿波利斯的总人口中有两成是黑人居民，然而公开数据显示，警察部门使用武力的案件中有六成涉及黑人。不成比例的现象还出现在逮捕率上，根据美国著名非营利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二〇一五年公布的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因低级犯罪(例如在公共场合饮酒、非法侵入)而遭到逮捕的几率是白人的九倍。

在日常生活中，黑人会因为一些更小的事而遭到逮捕。当两个白人高声争论时，警察会劝说道：“别吵了，散了吧！”然而如果两个争吵的人是黑人，就很有可能被冠上扰乱治安罪被逮捕。

种族主义甚至存在于明尼阿波利斯警察部门内部。二〇〇七年，五个拥有高职级的黑人警察指控该部门存在制度性的种族主义：部门管理层默许执警过程中的种族歧视行为，并对黑人警察采取更严格的约束措施。所有黑人警察甚至都曾收到通过警局内部的邮件系统寄出的印有“3K”字样的死亡威胁信。该案最终以八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在场外和解，而其中一名被告人日后竟成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会的主席。

二〇一五年，美国司法部发起了一项旨在改善警民关系的试点计划，避免弗格森骚乱重演。全美国有超过一百个城市报名参加，但最后只有六个城市入选，明尼阿波利斯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被选中证明了明尼阿波利斯在改善警察和社区关系上的决心。”时任警察局长在媒体见面会上骄傲地说。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主观上的决心，还是客观上的培训，都无法扭转现状。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两名白人警察在明尼阿波利斯北区枪杀了一名二十四岁的黑人男子贾马尔·克拉克：其中一名警察称克拉克试图抢走他的枪，但有证人称克拉克当时已经戴着手铐。二〇一六年，在离明尼阿波利斯仅一河之隔的圣保罗，三十二岁的黑人男子菲兰多·卡斯蒂尔在一次交通拦截中被警察击毙，开枪时卡斯蒂尔的女友和女友的女儿都在车里。二〇一八年，三个孩子的父亲瑟曼·布莱文斯被怀疑朝天空开枪，两名白人警察在追逐布莱文斯的过程中将他击毙。

以上这几起案件中的警察都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讽刺的是，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前，明尼阿波利斯近年来唯一因暴力执法入狱的是一名索马里裔黑人警察，他在二〇一七年的一次出警过程中误杀了一名白人女性。

也许乔治·弗洛伊德的被害只是一个随机事件，但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却是过去五年来明尼阿波利斯警民关系每况愈下的必然结果。那么，如果美国警察不仅无法维护治安，而且成了暴力的执行者，难道不应该对他们的存在产生质疑吗？

黄昏时分，我回到湖街，大多数志愿者已经离开，只剩下一些徘徊的路人。借着依然明亮的天光，我给新一天的晨间新闻做了几档连线直播。直播结束后，我走到已经开始收摊的露天食品补给站领了一包剩下的午餐袋，里面有一个苹果和几条坚果棒。这是我迟到的午餐和当晚的晚餐。

返回酒店的路上，到处都能看见国民警卫队绿色和浅褐色的装甲车，它们像是史前动物一样在城市空旷而曲折的街道上移动。

新闻的焦点已经开始转移到其他城市，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外暴力冲突不断，而芝加哥的市中心也出现了规模颇大的抗议和骚乱。在纽约，在洛杉矶，场景大同小异。隔天上午，我决定暂时结束明尼阿波利斯的采访，驱车返回芝加哥。

和几天前赶赴明尼阿波利斯时一路上的所见不同，每当途经一个城镇，无论多小，都能看见抗议的标语，仿佛冬去春来时树枝上绽裂而出的嫩绿叶芽。

我在威斯康星州境内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几天来第一顿热腾腾的饭，也是疫情出现后第一次堂食。不同批次的客人之间隔着空桌，吃饭像是在开秘密会议。这时我才渐渐感觉到兴奋退去后的疲劳像潮水般袭来。

为了避免疲劳驾驶，我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停留一夜，隔天继续赶路。这座建造在狭长地峡上的大学城空荡荡的，一些依然在校的留学生在湖边的草坪上聊天看书，草坪上画着白色的圆圈，提醒人们保持社交距离。

留宿的酒店在议会大厦边上，从楼顶的露台可以远眺大厦标志性的白色穹顶和不远处鱼鳞般的湖面。十字路口传来抗议的口号声，我伸出头，只见一大群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结伴穿过初夏的树荫。他们绕着议会大厦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夜色彻底降临，圆形穹顶亮起灯来。

***

在经历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脱敏”后，二〇二〇年的夏天成了我入行以来出差采访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几乎每一周，我都在不同的州和城市，从南到北，由东至西，一个口罩和一包酒精湿巾是我所有的防疫装备。我想要竭尽全力地去看这个国家，这样即使几个月后美国政府不再给我续签，我也不会有太多遗憾。

我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旅行目的地大体上分成两类：一类是热点新闻正在发生的城市。例如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反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者在市中心联邦法院大楼外打起了持久战，催泪瓦斯和防暴弹的爆炸声每夜零点准时响起；又或者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我拜访了布伦娜·泰勒被警察误杀时居住的公寓楼。市中心一座两百年历史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城市以其命名)的雕像不但被切掉了左手，全身上下也被涂上了五颜六色的油漆。

另一类是曾经的新闻现场：那里发生过举世瞩目的事件，甚至被写进了历史课本。这一类地点可能没有具体的采访对象，更像是新闻工作者的朝圣。

在前往威斯康星州采访基诺沙骚乱前，我就是在美国南方进行一趟短暂的朝圣之旅。

我先飞去了田纳西州被八月热浪围困的孟菲斯，那里有马丁·路德·金遇刺时的汽车旅馆(现在被改建为国家民权博物馆)。虽然疫情期间并不开放，但并不妨碍我从露天停车场仰视那个著名而悲伤的旅馆阳台(金博士中弹时的位置)。密西西比河边的“蓝调一条街”因为疫情都停业了，原本热闹非凡的街道只剩下几块接触不良的电子霓虹招牌，像极了恐怖电影里灾难发生后的废城。

从孟菲斯我开车向南去了被美国人简称为“Ole Miss”的密西西比大学。上世纪六十年代校园里发生了许多白人阻止黑人学生上学而引发的血案，我也在校园里完成了一场“血祭”：密西西比州凶猛的长脚蚊子在我的小腿上咬出了好几个大包。

大学的所在地牛津小城坐落着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的故居“山楸橡树”，同样因为疫情大门紧闭。

我再向西开车去了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以一头黄色老虎为校标的小石城中央中学是美国南方民权运动最有名的旧址之一：五十年代末，包括州长在内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强烈反对学校招收黑人学生，甚至大打出手。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向当地派遣了联邦军队才平息了冲突。

不过这一切都比不过小石城的高温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它是我在美国去过最热的城市。

三个目的地距离不远，刚好在地图上画出一个等腰三角形。

其实在出发南方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在推特上刷到了基诺沙的新闻：一个叫雅各布·布莱克的二十九岁黑人男子在儿子的生日派对上和未婚妻 (同时也是儿子的母亲)发生剧烈争吵，接到报警电话前往现场查看的白人警察为了阻挠布莱克坐车离开现场，朝他的背部连开七枪。当时布莱克的三个孩子坐在车内。

整个过程被街对面阳台上的邻居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至网络。涉事警察宣称布莱克存在暴力举动，但由于没有随身佩戴摄像头，这段手机视频是唯一的影像记录。不过布莱克比弗洛伊德幸运，他身负重伤，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基诺沙很快出现示威活动，但当下的美国正处于抗议的大潮中，所以并不显得十分醒目。

在遭遇来自当地警察的暴力反制后，抗议者开始焚烧车辆和商铺，以此作为回应。可以说，一直到这里，事态的进展依然呈现出一种绝望的程式化。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和明尼阿波利斯不同，基诺沙是一个较为保守、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当地一名拥枪派的前区长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名为“保护基诺沙”的社群，号召“爱国者”带上自己的武器，于当天下午六点在县法院大楼外集合，共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有数千名网友表示有兴趣参加。

这条召集信息收到了四百多次脸书用户的投诉，占该社交平台当天投诉量的三分之二，但平台的仲裁员并没采取任何行动。

基诺沙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抗议者互相提醒来自右翼民兵的武力威胁。果然，当天晚上基诺沙的街头就出现了许多手持步枪的民兵分子，他们时而出现在警察队伍中 (有视频显示警察给民兵队员递水，感谢他们的到来)，时而单独行动。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十七岁少年凯尔·里滕豪斯就是其中一员，这个特朗普的头号支持者从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把步枪，一路开车赶到了基诺沙。深夜时，抗议者和民兵分子发生冲突。在一番追逐打斗中，里滕豪斯朝几个抗议者开枪，造成两死一伤。防暴警察很快出现了，但并没有对当时手持步枪的里滕豪斯做出任何反应 (整个过程被旁人用手机拍摄下来)，而是让他离开了现场。

我是在小石城中央中学那栋哥特复兴风格的主楼前读到了基诺沙的最新事态。我的身旁就是一九五七年九名黑人新生在国民警卫队的护送下一步一步踏上的石阶，当时在这栋被称为美国最美中学教学楼前的草坪上站满了挥舞着邦联旗帜的愤怒白人居民。我意识到，前一晚发生在基诺沙的流血冲突标志着这场对峙已经从抗议者和警察间转移到普通民众之间，而美国的历史早有借鉴，发生在美国民众间的冲突很可能通向一个更危险、也更难以预知的方向。

隔天回到芝加哥，我就直接从奥黑尔机场租车赶赴基诺沙。

基诺沙在密歇根湖畔。夏天，芝加哥的富人会从那里租游艇去湖的更深处钓帝王鲑。四月份我来威斯康星州采访跨州堂食的地点就属于基诺沙县。一开过州界，94号州际公路通向基诺沙市中心方向的几个出口都封住了，警察甚至把大卡车或者装甲车直接停在出口。车只能继续向北开，再绕远路回到基诺沙。

这时已经是八月底，路两旁的树丛到了茂盛的顶点。越往城中开，就越能感觉到来自湖面的凉意。太阳刚下山，天空有浅浅的紫色。

刚到城中，我就在一个略为偏僻的街角撞见了这样一幅情景：几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混血少年骑着自行车，一辆灰色的皮卡先是安静地跟在他们后面，然后突然加速，作势要撞上去。少年们很快意识到危险，一边咒骂，一边快速地把车骑上人行道。

我后来听说，一些极右分子会开车在基诺沙的街道上寻找落单的抗议者作为猎物。

一名受雇于路透社的摄影记者指引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他和另外几个美国同行都穿上了防弹背心：白人民兵携带枪支，一旦和抗议者发生冲突，擦枪走火很有可能再次发生。

我的车里只有一件防弹背心，于是把它给了我的摄像师，他在拍摄时更难兼顾周围。

基诺沙的街道空荡荡的，看不见抗议者的身影。原来前一天的枪击案发生后，他们决定集体行动，防止落单。约莫半小时之前，游行队伍刚刚从县法院大楼外的广场出发。根据参与者的手机直播画面，他们正绕着城区缓缓行进。这几个摄影记者于是决定追过去。

我很少参加媒体发布会之类的群体采访，所以没有和其他媒体一起行动的习惯。屈指可数的几次经历也都称不上顺利。有一回我去巴西亚马孙雨林的一个小镇上调查树木盗伐，偶然地和几个当地的媒体结伴同行(其中一个恰巧也是给路透社供稿的摄影师)。然而当一行人驱车途经一些在我看来非常值得驻足记录的场景时，其他人却并无此意，而是继续赶路。也许对于他们的媒介形式而言，这些事物并不能成为最直观有效的内容。

然而此刻在基诺沙的街头，出于人身安全的考量，我还是决定和其他人一起行动。

在昏暗的夜色中，我们徒步经过一个露天停车场，那里停放着上百辆烧焦的汽车残骸：车玻璃和轮胎都不见了，只剩下灰白色、几乎熔化的车身，仿佛用手一拍就会化为灰烬。

他们仓促地走在前面，而我四处打量着，常常落在后面。

好几次经过街角，能看见皮卡停在路旁，没有熄火。驾驶座上的人把车窗摇下，眼神充满敌意。

我们沿着一条空无一人的大街向西走。宵禁从晚上七点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七点才会结束。路上没有车经过，沿途好几盏交通灯都出现了故障，只有红灯不停地闪烁着，跳不回绿灯。

基诺沙旅游公司的广告牌倒是运作正常，电子屏幕上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出“欢迎来到基诺沙”的红色字幕，在漆黑的夜色中显得尤为诡异。

在另一个露天停车场里，沿街停放的几辆汽车的车窗碎了一地，其中一辆灰色本田商旅车的挡风玻璃被枪射出了六个直径完全相同的口子。

这里和我去过的任何一座抗议城市都不相同：明尼阿波利斯的夜晚是躁动的，波特兰的夜晚是互相试探的，而基诺沙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氛。它出奇地安静，却又仿佛有一只怪物躲藏在浓雾中窥视着我们。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公民持枪的权利，但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中，未经官方批准的私人民兵组织和准军事化组织都是非法的。然而二〇二〇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民兵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头。根据“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的统计，全美国目前至少有八十个活跃的民兵组织，其中以例如“誓言守护者”和“百分之三者”这样的极右翼组织为多数。在二〇二〇年一月至二〇二二年四月期间，全美国民兵组织的公开活动次数高达六百三十三次。

一开始，这些右翼民兵以反对地方政府的居家隔离令为诉求，其中密歇根州最为激烈，一个当地的民兵团伙甚至计划冲击州议会大厦和密谋绑架州长。当弗洛伊德遇害引起的全国性反歧视抗议出现后，他们的目标也随即开始转移。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支叫作“新墨西哥国民警卫队”的民兵组织出现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他们和一群呼吁推倒市中心西班牙征服者胡安·德·奥纳特铜像的抗议者发生冲突，其中一名成员开枪射伤了一名男性抗议者。根据地方检察官的诉讼材料，该民兵组织接受了军事战术训练，并在抗议现场自称是合法的军事力量。

不少拥枪分子引经据典地指出国民警卫队的前身就是一支成立于一六三六年、保护波士顿英国殖民地的民兵队伍，但事实上，美国现代民兵组织运动的兴起却和一个臭名昭著的组织脱离不了关系。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超过一半的州都立法禁止民兵组织和非官方的准军事化训练，但目的是为了打击三K党和同类型的极端分子。当时，全国至少有七个州都出现了白人至上组织的军事训练活动，其中以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最为突出。一九八〇年，美国知名公益组织“反诽谤联盟”称大多数正在接受军事化训练的极端组织都存在针对有色人种施行私刑和谋杀的前科，催促司法部批准联邦调查局对这些组织进行全方位监视。

到了九十年代，由于执法加强和民权意识的崛起，三K党逐渐边缘化。然而也是在那一段时间，一系列禁枪法案的出台刺激了拥枪分子的神经。

一九九三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案》，这项里程碑式的立法规定枪械购买者需要进行背景审查。隔年，联邦政府又颁布了《联邦突击武器禁令》，对高容量弹匣和攻击性武器规定了十年禁期。虽然这些禁枪法案离实际执行有很大的距离和困难，但民间反应剧烈。同时，联邦政府在“红宝石山脊围困事件”的争议性做法在美国的右翼拥枪组织间掀起了一股反政府热潮。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种有别于十七世纪波士顿民兵组织、以反政府为诉求的现代民兵运动开始在美国出现。

虽然立法早已到位，但各级政府对这个新兴的民兵潮并没有特别重视，因为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执法部门很难将普通拥枪分子 (例如枪击俱乐部)和民兵组织进行有效区别。很多地方官员甚至表态，即使一个拥枪集团自称民兵组织，也不意味它就是一支私人军队，如果没有出现具体的犯罪行为，很难使用相关法律予以定罪量刑。

一直到一九九五年震惊全球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后，联邦政府才开始意识到民兵组织对公共安全的极大威胁。然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民兵运动已经达到燎原的态势。一九九六年，作为民兵运动发源地的密歇根州已经存在八百五十八个大大小小的反政府民兵组织。

凭借为仇恨犯罪受害者做法律代理而声名远扬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后致信美国各州的检察长，这个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非营利民权组织指出，在当时遍及三十六个州的一百九十个准军事组织中，至少有三十七个和白人至上组织存在联系。

专门研究美国极右翼组织的历史学家马克·皮特卡瓦奇表示，除了民兵队的雏形和三K党在形式上存在重叠的历史原因外，民兵组织在招募新成员时，也更倾向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皮特卡瓦奇在研究了大量右翼民兵组织的网络招募信息后发现，他们常常大肆宣扬对美国人口构成变化的恐惧和维持传统权力结构的愿望，有针对性地吸引那些在经济和文化认同中都存在危机感的人群，例如白人退伍军人。在线下见面时，通过集会、枪支训练营等团体活动的方式加深这些人的归属感和赋权感，而信息闭环和错误信息进一步激化了这些团队内的个体。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二〇〇八年美国历史性地选出首位黑人总统，而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一路向两位数飙升时，沉寂了将近十年的右翼民兵运动又开始活跃，甚至在短短三年内就超过了九十年代的最高水平，连地方上一些在职的执法人员也加入其中。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时期的舆论战更是让右翼民兵组织的核心叙事从反对政府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外国移民、穆斯林、反法西斯抗议者、反种族歧视抗议者统统成了他们的敌人。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资深研究员霍华德·格雷夫斯认为，右翼民兵组织把焦点放在了反种族歧视抗议引发的骚乱和破坏上，将抗议群体当作“恐怖分子”来看待。他们坚信当执法部门无法维护社会秩序时，自己就有责任出面干预。

我跟随着前面领路的人拐进了一个居民区，街道变窄，两边都是独栋的民居，但灯都关掉了，房子里看不见一点光亮。如果没有路灯的提醒，会误以为整个社区陷入黑暗是停电的缘故。

听见街道上传来脚步声，一户人家微微打开铁门，探出头。

“看见抗议的人了吗？”一个摄影记者问。

“他们往前走了。”那人指了指东边，那是湖的方向。

一行人于是沿着这条街道往回走。此时我已经疲惫至极，这奔波的一天是从孟菲斯开始的，却远远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

就这样又气喘吁吁地走了半个小时，一辆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卡车出现在路中央。绕过它后，前方出现了灯火摇曳的市民中心广场，几乎就是我们一开始出发的地方。这几个摄影记者很快散开，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

广场边的县法院大楼是一栋庞大的古典复兴式建筑，远远看像一座希腊神庙。和密歇根湖西岸的大多数灰石楼房一样，它的外墙和一整排装饰性的圆柱都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石灰岩矿，在夜灯的照射下，发出幽幽的银光。

警察在大楼前架上了两米多高的防暴网，又用半人高的水泥墩和橘色的垃圾车堵住了东西两个街口，以此阻碍抗议的人群自由进出。但垃圾车早已被大火烧得剩下残骸，有人经过时在已经变形的驾驶室窗框上插了一小束黄色的雏菊。

黑暗中传来熟悉的口号声，透过广场的树丛，攒动的黑影正向我的方向流动。这就是我们想要追赶的游行队伍，他们已经绕城一周回到了起点。

抗议者不到一百人，以年轻人居多，很多是黑人。一个身材修长、穿着一件十分干练的格纹衬衫的黑人女孩和我说，下午的时候人比现在多，但宵禁开始后，一些人就离开了。虽然有可能遭到白人民兵的袭击，但她不会表现出害怕，今晚上街抗议的人也一致同意，会时刻保持联系的顺畅，任何决定都要考虑大局。

她和其他几个同伴是从基诺沙以北二十分钟车程的拉辛市来到这里的，那是另一个湖畔小城。女孩的额头上架着一副透明的防护眼镜，脖子上系着一条印着白色图腾的黑头巾，右耳上的耳坠非常醒目，它是一个排列成两行的句子“不会接受”。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一支重金属乐队“扭曲姐妹”的旧歌词，但新千年后变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政治竞选歌曲。

“人一旦出现惊慌的情绪，就会做出很主观的个人判断，做出的决定就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女孩说。我想她指的是和白人民兵发生言语或者肢体上的碰撞。

她把我介绍给今晚这场抗议的组织者，一个名叫克郡·戈德史密斯的黑人小伙。他只有十八岁，个头不高，有些瘦弱，在威斯康星州大学的绿湾分校主修环境政策专业。戈德史密斯说白天的时候，警察暴力拦截了一辆载着抗议者的车辆，并逮捕了车上的乘客。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他愤怒地说，“每当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抗议时，反而会被暴力对待。”

零零散散的抗议者围成一圈，在广场正中央的地上放了一个酒瓶和几朵康乃馨，以此追悼前一晚被射杀的两个抗议者。简短的仪式结束后，抗议者又集结成群，再一次走进了黑夜。

***

两天后，我又回到了基诺沙。

这一次是在白天。雅各布·布莱克在经过几场大手术后捡回了一条命，但可能下半身终身瘫痪。他的家人在当地组织了一场游行，计划从布莱克出事的地点一路徒步至县法院大楼外，届时那里将架起一个临时讲台。不过到了活动当天的早上，集结地点换成了一家理发店。我到达现场的时候，那栋红砖楼已经被人群团团围住，美国绝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员和那些平时只在东西两岸出没的国际媒体记者都赶来了。

理发店的拥有者兼理发师是基诺沙一个颇为活跃的黑人意见领袖，这里既是他发挥职业技能、养家糊口的场所，也常被用来组织当地黑人居民的社区活动。店铺的两扇窗户都钉上了木板，玻璃门也做了防护，但可以打开。现场的人数之多俨然超出了组织方的预期，每当有人从中间的门缝里探出头，周围的记者就立刻作势要冲上前去。最后他们只好放弃了在店门外召开小型记者会的想法，以防场面失去控制。

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在衣服外套了一件荧光背心，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全身黑衣打扮的黑人男子，大概有上百人，他们戴着黑色帽子和面罩，套黑色手套，甚至连姿势都如出一辙：站立不动的时候，会把交叉握住的双手紧贴身体，警惕地环顾四周。

“那些人是谁？”我听见一个白人志愿者女孩悄悄地询问她的同伴。“他们是活动的组织者。”另外一个志愿者回答。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群人是当地黑人社区雇用的安保人员。

难道右翼民兵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袭击抗议的人群？我心想。

有不少黑人头戴黑色的塔基亚帽。雅各布·布莱克的父亲老布莱克信奉伊斯兰教。

烈日当头，人们早已汗流浃背，但估计谁都没有比一个身穿橘色囚服、手上拿着铁牢道具的人更加煎熬：他头上套着一个特朗普头像的连脖塑胶头套，肯定热得喘不过气来。

就这样又闹哄哄地过了半个多小时，游行队伍终于出发了。

老布莱克和家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黑人群体的社团代表们跟在后面，其中有警察暴力执法遇害者的家属、来自州首府麦迪逊的前“黑豹党”成员。一个自称为“美国非洲狮”的非营利组织也从密尔沃基派来成员，该组织以保护黑人企业为使命。再往后就是自发参加的抗议者，浩浩荡荡有上千人。

那些黑衣安保们像是蛋糕夹层一样分布在方阵的不同区域，他们人高马大，在人群中十分突出。

雅各布·布莱克一家祖孙三代同名，唯一的不同是后缀，以此区别“老”和“小”。不过爷孙两人都取名“小布莱克”，像是一种无尽的循环。五年前，老布莱克厌倦了中西部残酷的冬天，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他收到儿子遭警察枪击的消息时，共和党代表大会正声势浩大地在夏洛特举行，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们遍布全城。几天前，尚未和特朗普决裂的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还在大会上高呼，只有共和党才能拯救“郊区式美国梦”免遭暴徒的袭击。

除了步伐有些蹒跚外，老布莱克看起来很年轻，他穿着一件应援儿子的黑色圆领衫，上面写着“我是一个人”，还印上了小布莱克的照片。现场的记者们试图接近他，但都被身边的黑人安保挡住了。一大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沿着公路步行到了县法院大楼外。

基诺沙曾经是美国著名的汽车城。上世纪初，来自芝加哥的自行车生产商托马斯·杰弗里收购了当地一家自行车厂，但他很快就意识到汽车才代表着未来和商机，于是在一九〇二年打造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轿车品牌漫步者，比福特汽车还早了一年。到了一九一五年，杰弗里家族的汽车公司已经位居美国汽车行业前十，年销量达到一万三千多辆，并在隔年以五百万美元的价格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改名为后来在美国汽车品牌中颇为传奇的纳什汽车。

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汽车安全带就是在基诺沙发明的，一九四九年纳什汽车开创先河推出了首款现代安全带系统。在那之前，一些汽车只配置了系在大腿上的安全带，虽然能防止乘客弹出汽车，但无法有效地保护上半身和头部。

汽车工业在这座湖畔小城发展壮大，不但出产了一系列口碑和市场份额都表现优异的汽车品牌，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军制造飞机引擎和卡车。当地两座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厂房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基诺沙好景不再。当时价格更具优势的外国进口汽车对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消费者也更青睐耗油量低的汽车类型。出于降低成本的战略性考量，几家大型汽车品牌相继宣布关闭它们在基诺沙的厂房，当地上万名汽车工人失去工作。二〇一一年，经历过黄金年代的汽车厂房甚至举行了拍卖会，从机床到厨房洗水池一律廉价清仓。和美国锈带上的其他城市一样，基诺沙也彻底告别往日的荣光，深陷贫困和失业的阴霾中。

白天从湖面吹来的风大极了，县法院大楼旗杆上的几面旗帜被吹得噼里啪啦地响，仿佛要被撕碎一般。一个头戴牛仔帽的混血男子肩扛一面印着“BLM”的巨幅蓝白双色旗，半跪在防暴网外的草坪上，让摄影记者拍照。

在一个半人高、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临时讲台上，被一群人紧紧簇拥的老布莱克念诵起《古兰经》的开端章。“这个章节由七节经文组成，分别代表射入我儿子背部的七发子弹。”他解释道。

老布莱克的发言逻辑清晰，丝毫没有怯场，他时而放慢语速，时而又高声疾呼，听者甚至会误以为他已经为这个时刻排练了很久。但我知道这是一种存在于美国黑人集体经验中的技能：他们生来就处在一个需要大声控诉的社会氛围中，物竞天择决定了他们懂得“表演”愤怒，这几乎已经进入他们的基因中。

因为需要和CNN做一场独家直播连线，老布莱克颤颤巍巍地下台，在广场边上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媒体见状再次一拥而上，同一群黑人安保立刻又把老布莱克包围起来。

“我们和CNN说好了，只接受他们的采访！”一个自称负责外联的黑人女子摇摇手。

人们又推推搡搡了一阵子。

连线采访结束时，一些记者已经失去耐心离开了。我并没有提问老布莱克的计划，在这种场合，任何你能想到的问题，他都已经在公开发言时提前回答了。但那一刻，他就在我面前，不问反而变成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我对老布莱克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人说。

“你是哪里来的？”老布莱克问。

“我是外国媒体。”

受到美国政客言论的影响，美国民间对于中国的态度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新冠疫情更是在美国社会掀起一股仇视亚裔的浪潮。我非常了解一群看似无害的人能在煽动下做出什么，所以本能地希望用这个答案保护自己。

“我要知道是哪一个国家。”他直盯着我。此时所有人也都安静下来看向我。

“我是中国的记者。”

事后回看当时的视频，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他。但在我的切身感受里，仿佛度过了漫长的时间。它不是线性的，而是向各个方向膨胀的。那一瞬间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在开口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坦然接受任何一种后果。

“你现在可以提问了。”他说。我松了一口气。

我想起几天前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妮基·海莉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现在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说美国是个种族主义国家。这是谎言。美国不是种族主义国家。”身着粉红色套装的海莉出生在一个印度裔家庭，父母都是成年后才移民到美国的。

我想要知道老布莱克如何看待这种在共和党人中颇为常见的观点。

他说：“黑人是被白人拐卖到这块大陆上的，当他们意识到我们的人数已经多到无法清除时，就开始不断地迫害我们，亲手制造出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一种制度，或者说，制度性的种族其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不要相信这些政客的话。”

话音刚落，黑人安保们再次把他紧紧包围住。我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台下的座位席中突然出现一阵混乱，我冲过去时只看到了一个结尾：椅子翻倒在地，几个黑人安保朝市民公园的树林方向冲去。身边的陌生人告诉我，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的人试图向老布莱克的脸上喷洒胡椒喷雾，但被及时推开，没有成功。

到底要有多深的仇恨，才能让一个人冒着被围困殴打的危险，羞辱一个几乎丧子的老父亲？

麦克风中的声音激动起来：“你们夺去我们中的一个人，我们也要夺去你们中的一个人！”

袭击未遂，但活动很快结束了。没过多久，法院大楼前的人群都散了，只剩下暗雷般的蝉鸣声。

***

在二〇一六年的美国大选中，基诺沙的胜者是特朗普，不过他优势微弱，只比希拉里多出了两百多张选票。即使放大到整个威斯康星州，差距也极小，甚至不到一个百分点。四年后，由于疫情和飙升的失业率，威斯康星州人似乎对曾经的选择十分失望，六月底的几次民调都显示拜登在该州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了八到十个百分点。虽然美国民调的准确性颇受质疑，但再自信的总统候选人也很难在这个数字面前安然入眠。

基诺沙的骚乱发生后，当地的民意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特朗普最忠诚的支持者们表示他们在经历了这场浩劫后，更加坚定了当初的选择；而一些原本打算和特朗普分道扬镳的选民开始怀疑民主党政府在社会维稳上的能力 (时任威斯康星州州长和基诺沙市长皆为民主党人)，逐渐流露出向共和党倾斜的意向。摇摆州的称号果然名副其实。

特朗普灵敏的双蹼很快地觉察到暗流的改变。和其他同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的城市不同，基诺沙的“怀旧”情绪可能因这场骚乱而更加浓烈，并且可能向整个州蔓延。

于是，在一个周六的晚上，特朗普无视当地官员的强烈反对，宣布将前往基诺沙视察。他会探访在骚乱中失去财产的商家，但暂时没有慰问雅各布·布莱克及其家人的行程。

总统之行像是一块强力磁铁，把所有人都吸了过来：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极右翼民兵、左翼集团安提法，以及一大群张牙舞爪的记者们。

九月的第一天，当美国大多数地区依然处于炎夏中，密歇根湖西岸的气温已经降到十几度。此时，秋意可能随时出现。从芝加哥出发一路都是晴天，中午抵达基诺沙时天气已经转阴，而且丝毫没有云开雾散的迹象，能从空气中嗅到雨的气息。

市中心的主干道谢里登路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这是总统车队的必经之路。谢里登路的起点其实在芝加哥北城(离我的住址相当近)，全长一百公里，一直向北延伸到威斯康星州的拉辛市，基诺沙是这条线上的其中一点。路的名字取自深受芝加哥人爱戴的菲利普·谢里登将军，他在一八七一年芝加哥遭大火吞噬后成功地维护了城市的秩序。不过这条路本身却常遭司机和自行车手的诟病，甚至被称作“寄生虫”，因为它并不是一条完整的路，而是由一些头尾并不相连的路段组成。

谢里登路隔开了两个阵营：西侧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东侧是反对者。也有一些在警戒线拉起后才赶来的人，零散地出现在对立的阵营里。一大群媒体聚集在路拐角一个专门圈起来的区域，从那里能拍到总统车队的正面，仅此而已。我从停车的位置走过来，刚好被拦在路的西侧，于是偶然地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站在了同侧。

和专程前往竞选集会的信众不同，本地人以居家打扮居多，仿佛随手拿了一顶印有特朗普竞选标语的红色棒球帽就出门了。一个略显发福的中年男人捎着两个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胡子都还没有长齐的小伙子 (也许是他的儿子)，其中一个正啃着一个苹果。每当路的另一边传来“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喊声时，男人就会用他洪亮的嗓子回应：“所有的命都是命！”两个小伙像是唱和声一般附和道：“USA！USA！”苹果脆片从唇间喷出。

特朗普的女性支持者很容易辨认，她们有两个极端： 一种是依然留着八十年代半屏山发型的家庭主妇，发色通常是发白的金色，于枯得像一把稻草；另一种是朋克打扮的女摩托车手，身着皮夹克，头发染成各种不自然的颜色。当一个政治人物能把这两类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处于一条线两端的女性形象召集在一起，你的确无法忽视他的魔力。

一个戴着眼镜的白发老太太从包里取出一面特朗普的竞选旗帜，脖子上又挂着一条星条旗图案、卷在一起的长围巾。她小步跑到警戒线边，迎风展开那面旗帜，风吹开了她的刘海，她如同幼童般露出了愿望得到满足时的神情。

她叫罗妮，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里奇蒙，距离基诺沙一个小时的车程。“我曾经在这里工作，如今我的女儿住在这里。”她特别强调，以显示自己对基诺沙极其了解，“我一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社区，这里的商业因为抗议受到重创，这让我非常难过。”

我问罗妮如何看待路另一边的人。

她突然变得非常激动：“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是本地人，他们根本不懂得基诺沙！你也不是本地人，基诺沙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基诺沙人都是好人，表里如一，不管是什么肤色。”她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告诉你吧，马上就会有证据出现，证明这群破坏分子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那伙人一样，都是有组织、有资金支持的。肯定会出现‘十月惊喜’，到时候人们就会醒悟过来！”

说到这里，她突然向我展开那面特朗普的旗帜：“我们需要美国。我们需要自由，我受够了别人夺走了我的自由！”她的眼眶涌出泪水，脸颊湿漉漉的，就这样停顿了一秒后，她转身离开。

我几步追上前。

“请不要难过了，”我安慰她，“你为什么这么伤心？”

她平复了一下情绪：“因为这是我的国家，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块自由的土地，而我的自由就这么失去了。”

“能否告诉我，你的什么自由被夺走了？”我追问。

她低下头，努力地寻找一个答案：“‘黑命贵’不自由，他们是仇恨者。”

我被她的回答搞糊涂了。

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答非所问，于是深吸了一口气：“我希望得到成功的自由，我希望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我想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我们应该有相信自己内心的自由。”她像是在背诵着什么，“我们应该爱彼此，应该从父辈和教堂那里学习到伦理和道德。”

成功的自由？我暗自推敲着。罗妮觉得自己成功的自由被剥夺了，可是这种自由又是如何被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者剥夺的呢？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她成功的自由会因为种族平等而被剥夺，不反而证明了她的自由是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的吗？

但是，我没有继续问下去。

“你看见路对面那些涂鸦了吗？”罗妮说。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一家手机店，窗户和门都罩上了木板，木板上有“黑人所有”的黑色笔迹，商店希望以此在骚乱中逃过劫难。

“不是那些黑命贵一类的东西，”她说，“是那一行新写上去的字，‘光在黑暗中闪烁’，真正的基诺沙人为那些黑命贵的涂鸦感到尴尬极了，所以用美好的句子将它们遮盖住了。”

特朗普的车队呼啸而过，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三秒。

警戒线解除后，我横跨到谢里登路的东边，终于看清了那一句涂鸦：“光在黑暗中闪烁，黑暗并没有遮住它。”

我并没有从中嗅到任何尴尬的意味。事实上，我并不觉得它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写上去的。

如果罗妮能从对立阵营的信息中得到慰藉和认同，难道不能说明他们追求的是同一种东西吗？例如，成功的自由、遵循自己的心声而生活的自由。

一个漂亮的黑人小女孩出现在我的身边，她把一头可爱的卷发扎在脑后，手中举着一块自制的海报，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叫汉娜，我的命也是命”。

汉娜的母亲站在她身后，一个肤色略浅的黑人女子，肩上挎着女儿的小书包。

“这一切都太让人焦虑不安了。”她叫妮凯，居住在基诺沙。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只有一成的本地居民是黑人。

“我不喜欢抗议带来的破坏，但我爱这些抗议者，我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骄傲。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是不对了，而这些不对的事情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你能了解我吗？我每一天都担心孩子出门后再也没有回家，每一天都担心丈夫出门后再也没有回家。”

空中依然有巡逻直升机在盘旋，州警们头戴滑稽的圆顶帽来回踱步。

我问妮凯如何看待总统之行。

“特朗普来这里就是一场政治游戏。”她停止了哭泣，“我试着不去评判其他人，但他是在玩闹美国人的无知。他从未考虑少数群体的利益，我甚至也不觉得他是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我的母亲是白人，我的父亲是黑人，所以我不想选边站。可是我不得不说，当四年前他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浮现出了很多的恨，让我的心都碎了。”她的眼泪再次涌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遭遇这一切，我也不想要我的国家遭遇这一切。”

她终于放声痛哭：“让美国再次伟大？什么？对于黑人来说，美国什么时候伟大过？告诉我什么时候？从来没有！”

我想这个国家一定是病了，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多同样苦涩的泪水从不同人的眼眶中溢出，止都止不住。

谢里登路彻底放行了，我随着人流向市法院大楼的方向前进。年轻的白人男子肩上披着一面旗：星条旗和邦联旗拼接在一起，正中央印着加兹登旗上的那条盘旋而上的响尾蛇，附着一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走起路时，旗飘扬在他身后。

我再次经过那个被大火吞噬的露天停车场，那些烧焦的车辆遗骸在白日之下更显恐怖，仿佛一张张被强酸泼过的脸庞，直勾勾地看着你。

路的两边能见到很多吉普车，车窗敞着，各式各样的旗帜像是舌头一般从里面伸出来。有的要求特朗普再当四年总统，有的勒令他立刻辞职。

天气更加阴沉了，我能感觉到零星的雨点飘落在我的发梢上。

有人说，只要亲历过一场特朗普的竞选集会，你就等同于见过所有他的集会。我想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黑命贵的抗议上。只不过这一次，两条平行线交叉在一起。

在这个我已经无比熟悉的广场边上，不同阵营的人先是试图说服彼此，发现是枉然一场时，于是开始互相责骂，就这样轮番进行着。

两个特朗普支持者跳上作为路障的水泥墩，向现场的媒体镜头展开手中的旗帜。几个反种族歧视的抗议者单膝跪在他们前面，手举海报，试图遮挡住他们。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一个手举扩音话简的黑人女孩也跳上面积并不大的水泥墩，和另外两个人争执起来，最终变成一场只是用声音盖过另一个声音的闹剧。谁都不知道彼此在说什么。

这一边，人们祈求美国再次伟大。另一边，人们呼吁种族平等。这两个并不矛盾的口号正在将美国人推挤在一起，又将他们远远拉开，而我已经感到无比厌烦。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几个月前，我去威斯康星州北部的绿湾采访特朗普在当地的集会，在一场小规模的市民大会门口，我碰见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白人男子，和他聊了一会儿天。他当时没有拿到入场券，站在队伍中只是为了碰碰运气。

他也认出了我，和我打招呼，头上戴着同一顶皮质的牛仔帽。

“我一直想到基诺沙看看，后来又听说特朗普要来，所以就和一个朋友结伴前来了。”他指指身边一个拉美裔小伙。

“因为他的到来，这里乱成了一团。”我耸耸肩。

“基诺沙的市长不想让他来，可是一些市民的确想见特朗普。怎么说呢，他是最高统帅，他想来的话就可以来。”他的表情一直很冷静，或许和他曾经是军人的背景有关。退役后，他去了夏威夷，疫情暴发后才回到威斯康星的老家。“我想要亲眼看一下骚乱的残骸。我也知道黑命贵的抗议者会在这里，安提法的人也会在这里。我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接受了资金支持，有专门的人培训过的，就连喊口号都有行军节奏；左、右、左、右。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时就想：天啊，这一切离我那么近。”

“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问。

“在重建前，一切都要彻底毁灭。”他斩钉截铁地说，“每个人都说，我是对的，我想要这个，你是错的。说得那么大声，却完全听不进任何东西。”他提到刚刚和一个陌生的女人交谈，当对方得知他把票投给特朗普时，一句话没说转身离开了。“人们已经无法文明地交谈。就像我们此刻这样文明地对话，我说你听，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

“我想，在很多人眼中，特朗普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如何表态显得更加重要。”我说。

“可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摧毁街道和商铺。我曾经在第三世界驻扎，在那里看见过断壁残垣。如今我回到家，却发现第三世界就在这里。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曾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驻扎的退伍军人，他们告诉我，战区也不过如此。有些人说，新的内战将要发生。我其实赞同这种预言，不管你怎么称呼它，这种民间骚乱为内战提供了完美的化学反应。可是一旦朝那个方向前进后，就不再有退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人真的想要一场内战吗？”

***

绝大多数记者热爱周年纪念日，这是他们在由随机性主宰的新闻面前唯一能够反客为主的机会。与此同时，记者们又暗自厌恶它，到底要如何才能向翘首以盼的读者和观众们解释清楚，地球的一次公转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任何对质变的寻找和论证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等到周年发生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叠增，那个和预言相符或者相反的变化终于到来时，看客们早已将它抛之脑后，甚至不记得曾经发生过什么。

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的一年里，美国发生了一些有迹可循的大事件：十一月特朗普输掉了大选；隔年一月极右翼民兵组织炮制了国会山骚乱，迫使一众共和党大佬正式和前总统决裂；之后的四月弗洛伊德事件主犯德里克·肖万被判有罪，开始了漫长的刑期。那些曾经在街头摇旗呐喊的人纷纷安慰自己，虽然距离理想的目标依然遥远(如果他们知道那具体是什么的话)，但这已经是最优结局。

于是，在一周年纪念日，案发地————如今被称为弗洛伊德广场———弥漫着一种轻松和释然的气氛，仿佛一场初夏的露天派对。

三十八街和芝加哥大道的十字路口曾经是明尼阿波利斯南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岔口。街角那家最初因收到假钞而报警的便利店从一九八九年就开在那里了，店主出生于巴勒斯坦，年幼时随家人移民美国。除了提供手机充值业务，店铺也卖香烟、蔬果和熟食。很少有人知道，商铺的地下室还是一个小型的清真寺，一些在附近工作的穆斯林常去那里做礼拜。

弗洛伊德遭警察跪颈致死后，便利店的窗户被石头砸碎，电话收到了泥石流一般的威胁和仇恨信息，网络评分区更是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恶评。甚至一些本地的长期顾客都认为它不应该继续营业，否则将是对弗洛伊德的最大不敬。

然而一年后，这家便利店奇迹般幸存了下来。店铺的外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弗洛伊德的画像和漫画。在同一栋楼的另一面墙上，当地一群年轻艺术家在案发后几天画上了一幅巨型涂鸦：弗洛伊德的半身像出现在一朵向日葵的中央。人们在这里留影，摄影记者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它，最终让它成了集体记忆中无法删除的一部分。

店铺前那块曾经躺着弗洛伊德的空地被人们用一截一截的绳子围了起来 (每隔几个月褪色破损的棉绳就会被替换掉)，地上用颜料画出一个人的轮廓：面朝下，双手交叉在背后。身体是蓝色的，从小腿开始变成白色，也许另有含义，但怎么看都像是穿了一双白色的长筒靴。肩膀上有一双翅膀。人形轮廓的四周堆满了塑料花 (得以在度过长达半年的严冬后依然鲜艳)、布绒玩具、装在长颈玻璃瓶里已经燃尽的蜡烛、各种各样的石头、写满字的纸卡。在我眼中，这里更像是一个祭坛，暗指弗洛伊德已经仙化。

路对面是一个废弃的加油站。在那座残留的钢棚下放着几张塑料桌椅和一个冬天时取暖用的火炕，一群自称“看守人”的志愿者会定时在那里碰头开会。一个已经被拔掉加油枪的油泵上挂着一张旧白板，上面用黑色的直线描出一张五月份的日程表：一个个方形空格里手写着当日执勤人员的名字(每天两班)、简短的信息 (例如“下午五点有音乐表演！”)和一些只有内部人员才能明白的暗号。

十字路口的正中央竖立着一座拳头造型的雕塑，应该是塑料做的，但刷成铜的颜色，有一层楼那么高。周围圆形的草圃是用小块的水泥砖砌出来的，里面填上土和干草，又种了一些植物。草圃里插着许多彩色的画像，都是美国各地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黑人受害者。有些发生在弗洛伊德遇害前，有的发生在之后。这些案件原本只会在本地报纸上占据一个很小的板块，或者直接被广告挤掉，但如今被这股浪潮推到了所有人的眼前。

从弗洛伊德广场延伸出去的四个路口都被放上了巨大的水泥墩，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志愿者执勤，外来车辆无法进入，甚至连警察也被拒之门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区”。

一整个上午，除了在广场上做直播连线的电视媒体外，普通访客并不多。然而一过午后，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少人甚至从其他州和城市赶来。“祭坛”边上的那一小段路一度水泄不通，参观的人摩肩接踵，只能迈着小步向前挪动。这里看不见警察，维持秩序的是一群身着黑衣的高大黑人男子。然而从人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觉得安全，十分放松。到处都是孩子，有的拿着粉笔在地上画画，有的在用肥皂水吹泡泡。

如果没有亲身遭遇前一年冬天的那件事，我肯定也会十分认同弗洛伊德广场具有先锋性的尝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我在一场暴风雪来临前赶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这是我在五月份采访当地暴乱后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目的是为年终节目拍摄一些视频素材。

天阴沉沉的，白天的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天气预报显示下午会开始下雪。我和一个美国摄像师把车停在距离弗洛伊德广场几个路口的街道上，然后背上器材徒步朝那个方向走去。经过水泥路障时，一个白人中年妇女有些怅然地坐在一座临时搭建的小亭子里。我想她应该就是看守出入口的志愿者，便和她挥挥手。她也向我挥手致意。

广场上成团的花束和海报都还在，但唯独看不见人。寒潮把人们都锁在了家中，只有那家便利店还亮着灯。我们哆哆嗦嗦地取出摄像机开始拍摄。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一辆白色小汽车在广场上缓缓行驶，最后停在了离我们很近的位置。车窗摇下来，是一个穿着灰色棉衣的黑人女子，脸上略有愠色。她称自己是广场的看守人。

这是公共场所，拍摄并不需要许可，况且也不会拍到任何人的正脸，但我还是耐心地向她说明了来意。

她听后，思索了片刻。“你们拍吧。”她说，同时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她的名片递给我，然后摇上车窗。车安静地消失在拐角。

我们继续拍摄。

过了几分钟，一个中年黑人男子从巷子里冒出来，他中等身高，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试图和我们搭讪。我们简单应答，不想和他做太多交流。

他突然间抬高语调，指责我们的拍摄没有经过许可。

我掏出前一个女子给我的名片，解释我们已经获得许可。

“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把视线从名片上移开，伸出发黄、有些变形的手指，指了指自己，“我才是这个广场的看守人！”

我立刻意识到眼前的局面。

“想要拍摄，就需要付钱给我。”他斩钉截铁地说。

摄像师看向我。

“所有记者在这里拍照都要付钱的。”黑人男子继续说，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

从业多年，我自然遇到过这种场合。我示意摄像师转移到另一个位置，没有必要继续解释。

黑人男子并不罢休，无论摄像师转向哪个方向，他都胡搅蛮缠地挡在面前，似乎想要用身体冲撞。

“我看你们已经拍了一些东西，所以必须给钱！”

我十分吃惊，但更多的是气愤，谁会想到竟然在弗洛伊德广场遭到这种变相的劫持。四周无人，但也许他的同党等在暗处，再这么拖延下去似乎不妙。

“那我们现在就把刚才拍摄的画面删了。”我说。

摄像师紧紧握住摄像机，在亮着光的显示屏上摁下了几个键。“你看，我们删除了。”他说。

黑人男子斜着眼睛瞥了一眼，脸上露出懊恼的神情，但暂时又找不出其他借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拉上摄像师离开了。

再次经过水泥墩的时候，我向守在那里的白人中年妇女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她系着一条围巾，但衣衫单薄，手里拿着一个热水壶。她说会向广场的负责人汇报这件事，同时提议我们到拐角处看看新搭建的墓园。

我满腹疑惑地沿着她手指的方向走去。一个池塘出现了，我沿着池塘边的一条小径继续向前走，直到一块略微下陷的干枯草坪从视线中冒出来，上面整齐地排列着白色的墓碑，大概有几百座。走近后，我才发现墓碑其实是用白色硬纸板做的，上面印着美国各地的警察暴力执法受害者的名字。

天色愈发昏暗，嘴中冒出的白气已经从一丝丝的烟变成了一团浓雾。这时，一个黑色的小点出现在我来时的路口，然后沿着黄褐色草丛向我的方向移动。

来者是一个身形小巧的黑人女子，她动作矫捷地走到我面前，介绍自己是弗洛伊德广场的看守人。

第三个看守人。我心想。

“看守入口的志愿者说有外人在闹事。”她说。

事已至此，我便把之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她面无表情地听完，说自己并不认识我提到的那两个看守人。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白人至上分子试图破坏弗洛伊德广场的事件，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她说。

她说的也许是真的，但这和我的遭遇并不相干。难道我和破坏分子的区别就那么不明显？

她立刻转换话题，开始谈论媒体的责任：“你来过明尼阿波利斯吗？你为何觉得自己有资格采访这件事？当你拍下弗洛伊德广场的照片时，你有扪心自问为什么想拍这么一张照片吗？你应该先来和我们认真学习这段历史，我们才能决定是否让你拍摄弗洛伊德广场。”

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绪紧紧裹住我的胸口。我既理解她，又感到愤怒。

她的手机响了。“有其他事情在等我处理。”她急匆匆地准备离开。

“说句真心话，你说的话我都同意，但强迫媒体给钱的行为是不应该发生的，”我有些犹豫，但还是决定开口，“这会让外界对你们产生误解。”

她正要走，听到这句话后突然转过身，恼羞成怒地嚷道：“哪里有错了？我觉得这个做法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就是应该付钱！”

很遗憾，和第三个看守人的沟通也不欢而散。

我看见她远去的背影又变成了一个移动的黑点，消失在池塘边的小径尽头。

雪开始落下，四周白蒙蒙的有些看不清，仿佛深度近视患者突然拿掉了眼镜一般。我回到车上，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在返回芝加哥的航班上，我琢磨着这段发生在弗洛伊德广场的奇怪遭遇，心中感到一丝忧虑。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而是开始定期追踪发生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新闻，同时在网络上寻找是否还有其他人经历了类似的遭遇。

搜寻结果让我非常惊讶。不少生活在弗洛伊德广场区域的居民表示自己在自治区遭受了抢劫、劫车或其他形式的武力威胁，一些非白人访客也常常沦为攻击的目标。美国主流媒体上几乎没有报道，但在本地报纸和社交媒体上却能找到大量的线索。

自从弗洛伊德遇害后，以三十八街和芝加哥大道岔口为中心的四个街区就被一群名为“相遇街头”的志愿者占据了，他们把这个区域当作自治区，每天轮流站岗和巡逻。由于当时正值风口，警察为了避免新的冲突也不再强行进入这个区域。从某种程度上看，它率先成了“废除警察”这一诉求的实验区。

然而没过多久，附近的居民就发现一个臭名昭著的街头黑帮成员成了自治区管辖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向媒体透露，黑帮成员有权决定路障的摆设位置和进入人员的权限，有人甚至会携带“一个装有四十到五十把手枪的箱子”，沿街进入商铺内叫卖。

根据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书面证词，一名他们长期监视的黑市枪贩能够自由出入弗洛伊德广场的自治区，甚至向友人发送了一些自己持枪把守入口处路障的照片。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弗洛伊德广场所在的街区一直是黑帮组织“血”(Bloods)的活动区域。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卷宗，这个犯罪团伙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存在数十年，他们以城市南区为据点，主要罪行包括谋杀、抢劫和贩毒。

在我遭遇看守人堵截的一个多礼拜后，已经被厚厚白雪覆盖的弗洛伊德广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称一名理发师和他的未婚妻在弗洛伊德广场附近遭到枪击。警局事后致信多名市议员，称他们抵达当地时，在入口处遭到自治区志愿者的阻挠。当警察最终进入广场区域时，相关物证已经被销毁，导致他们无法定位枪击现场，而两名伤者已经被一辆私家车送往医院救治。几个社区居民后来透露，该枪案和帮派斗争有关。

相遇街头的一个志愿者实名接受了明尼阿波利斯独立媒体《明尼苏达改革者》的采访，她承认各种身份的社区成员都参与了自治区的工作，其中包括了黑帮成员：“如果一个具有黑帮背景的人决定为保卫公正和黑人群体的权益而战，我有什么理由不给他这个机会？如果一个黑帮成员愿意守卫弗洛伊德广场，何患之有？”

当被问到如何应对外界认为弗洛伊德广场的志愿者和街头黑帮沆瀣一气时，她回答：“在这里，警察才是黑帮。警察曾经用枪指着我，而黑帮成员却从未做过这件事。所以，我应该害怕谁？”

面对各方的质疑，几个居民代表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明星论坛报》社论版发表公开信，指责过于强调自治区和犯罪频发的关联性将忽视城市犯罪缘起的复杂性。他们指出，弗洛伊德广场所在区域的犯罪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疫情和高失业率导致犯罪事件激增，而这个趋势早在弗洛伊德遇害前就有迹可循。同时，他们依然坚称：“从悲剧和悲痛中诞生了一种新的社区模式，一种以街区为单位的公共安全和犯罪预防的新策略。”

持相反意见的居民也不在少数。贾马尔·尼尔森在这个街区出生长大，他曾经是血的帮派成员，如今脱离帮派成了社区的权益活动分子。尼尔森公开表态，拥有善良动机的志愿者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变成了黑帮组织的纵容者和同僚。

生活在弗洛伊德广场附近的本地青年艺术家托莉·洪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一些非洲裔和亚裔访客在参观广场时遭到了看守人言语和肢体威胁。她帮助过一个遭到劫车的女孩，她本人也险些遭到抢劫，然而当她把这些问题反馈在一个由看守人组建的社区聊天群组内，她立刻被移除出群聊。

一些常年参与街头犯罪预防工作的专业人士也反映了自己的忧虑。最近几年来，被称为“暴力中断者”的民间犯罪预防措施在纽约、芝加哥、巴尔的摩等城市出现。它通常由本地居民组成，宗旨是借助自身在社群内的人际关系 (例如前帮派成员身份)，通过及时的言语和行为劝阻来遏制冲突的升级，起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作用。由于成效显著，一些城市的暴力中断者甚至获得了执法部门的背书和经费支持。明尼阿波利斯市犯罪预防办公室旗下的暴力中断者的工作范围涵盖了弗洛伊德广场区域，督导员萨沙·科顿坦承自治区的一部分占有者的确带有黑帮背景。

“一部分帮派成员的确想要帮助维持社区的秩序，但另一些人可能只是想借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寻找庇护的场所。”科顿在接受《明尼苏达改革者》的采访时说。她透露美国多地的社区犯罪预防工作者也注意到同样的信号，在弗洛伊德遇害引起大规模抗议后，许多街头帮派成了所在社区的看守人。

关于弗洛伊德广场的神圣性是否被劫持和利用也许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当地居民都能明显感觉到的：明尼阿波利斯的警方对这个敏感地带避而远之。大量报警记录显示，如果枪击案等犯罪案件受害者的位置是弗洛伊德广场附近，报警电话接听员会建议先将受害者转移到自治区以外的区域。虽然警局一再表示这种做法并不代表官方意见，但很多警察私下表示不会到弗洛伊德广场出警，并将该区域比喻为“危险地带”。

就这样，所谓废除警察的尝试进退两难，仿佛走进了一个漆黑的死胡同。在自治区内，每当热闹的纪念活动结束后，弗洛伊德广场就重新被阴影笼罩；而在自治区外，政府在警察经费问题上的态度也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

二〇二〇年六月，即弗洛伊德遇害后的一个月，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投票决定废除警察部门，并用一个全新的公共安全系统取而代之，延续这座城市进步主义的典范和传统。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决议出现了动摇。同年十二月，市议会同意继续沿用已有的警察部门，但会削减预算，将警察经费中的八百万美元重新分配给市政府中的暴力预防办公室和心理健康应急团队。

也许你已经能够猜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隔年二月，市议会再次改变计划，一致投票通过为明尼阿波利斯警局增加六百四十万美元的经费，因为报告显示城市中在职的警察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两百多人，是出警缓慢甚至无法出警的核心原因。

相貌英俊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市政府已经制定了一连串的改革，它们都发生在政策的层面，例如限制警察截停车辆的权力，增加对依然处于训练期的警察的监督等，但政策的变化很难彻底改变警局的深层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魔法棒，它需要时间。

无独有偶，这种南辕北辙正发生在美国各大城市。彭博社城市实验室整理出美国前五十大城市二〇二一财年的警察预算，他们发现虽然预算总和比前一年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二 (并且很可能是由于疫情造成的总体预算下降)，但执法部门支出在预算中的占比却不降反增。

人们会很自然认为提高警察预算的美国城市是以共和党领导的政府居多，毕竟当二〇二〇年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潮流席卷美国时，共和党人更倾向于采用强硬的应对措施。然而真实的数字显示，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在给警察局拨款这件事上更胜一筹。在全美国四十二个民主党支持者占大多数的城市中，超过半数的城市提高了二〇二一财年的警察支出，这二十四个城市中甚至包括了亚特兰大、圣地亚哥、休斯敦、奥马哈等传统的“蓝城”。

学术界的研究结果也对应了“后弗洛伊德时代”美国警察预算的现状。牛津大学社会学期刊《社会问题》于二〇二四年刊发的一篇题为《“废除警察”如何引发政治反弹？》的学术论文，它研究了二〇二〇年发生在美国的反歧视抗议浪潮对美国警察预算的影响。虽然美国学术界一向对抗议运动和政策改变之间的关联度颇有兴趣，但和以往类似的抗议运动相比，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为这个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受到疫情的限制，示威民众主要在本地组织抗议，从而能够更准确地观察抗议对本地政策的影响力，而不是像一九六三年华盛顿大游行和二〇一七年美国大规模妇女游行发生时，各地抗议者旅行至华盛顿或其他几个大城市，并在那里集合。

论文作者们创建了一个包含全美国两百六十四个城市的警察预算信息和抗议信息的数据库，后者来自通过网络搜索核算每日抗议规模的工具“人群计数联盟”。根据他们的研究结论，不存在证据显示黑命贵抗议导致警察经费的削减，而在一些共和党支持者占多数的城市里，大幅度增加的警察预算可能与抗议相关。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将增加警察经费和“反弹”画上等号，毕竟完善警察系统的改革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但那些曾经荡漾着抗议声的美国城市已经和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广场上的枪击声继续出现。甚至在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纪念日的上午，当各路记者都现身广场时，不远处传来了三十多发密集的枪击声，惊得人人低头寻找能够蔽身的遮挡物。当地警察对这起枪击案知之甚少，直到一名枪伤患者主动前往附近一家医院救治，才终于公布了一点伤情。

大多数在场的记者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独立事件，或者觉得它不符合纪念日的总体气氛，因此只是一笔带过。

顶风作案的还包括一起抢劫案。同一天，《明星论坛报》一名摄影记者被三个自称弗洛伊德广场安保的黑人抢夺走了无人机设备，并遭受言语威胁。

站在人群中，我想起大雪将至时空无一人的弗洛伊德广场，感慨自己已经是一个幸运儿。

好奇心促使我到那个刚刚发生了枪击案的街道瞧一眼。那是和广场一街之隔的一条枝叶掩映的窄街，离我停车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如果当时我刚好走回车上取东西，就会径直撞上这一幕，甚至成为伤者。

一个穿着白色背心的老妇人从街边一栋褐色墙壁的房子里走出来，她看了我一眼，嘴里似乎咕哝了几声，又转头回去了。前院的草坪上插着一张海报，上面印着“愿上帝保佑我们这座破碎的城市”。

路边有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黑人男子在等车，他戴着一顶印有洛杉矶湖人队标志的白色棒球帽，似乎对我充满好奇，问我住在哪里。

“芝加哥。”我说。

他大笑，手指自己：“我，产自卡布里尼。”

卡布里尼是上世纪中叶芝加哥市中心一个著名的大型公共住房项目，鼎盛时期有将近一万五千名低收入人口在那里居住，九十年代起它被逐渐拆除。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知道卡布里尼是因为一部以它为背景的、带有种族隐喻的超自然恐怖片《糖果人》：喊五遍他的名字，他就会出现。

“你想念芝加哥吗？”我问。

“一点都不，”他用右手比画了一个开枪的手势，“这里比芝加哥安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