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距离十二日案发已经半个多月。武上悦郎重新改写了挂在墨东警局大会议室门外的毛笔字指示牌。大川公园分尸案和日前三鹰市女高中生被杀案被判定属于同一嫌疑人或犯罪团伙所为，所以重新设立了两起案件的共同特别调查总部。

就在这时，大川公园案件特调总部找到了一个很可疑的人。公园南面两公里外沿河的公营住宅里，住着一个二十五岁的无业青年，名叫田川一义。

事实上，田川的名字早在调查行动进行之初就已列入调查总部的档案。那是一份关于现居住在墨东警局及附近的城东、荒川、江户川、久松警局辖区内的犯有性犯罪、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武装抢劫、重大盗窃、纵火等除外）前科的人员名单。大川公园案件发生前后制作的这份档案里，合计列了二十三个名字。

这种做法固然是对有犯罪前科的人抱有偏见，影响他们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进程，可是一旦发生重大案件，调查的正常程序还是会先从过去犯过类似罪行的人着手。特调总部安排了两人一组，共六个专案组，负责调查档案内的二十三个有前科的人。一开始调查便发现其中七人因为其他案件的嫌疑，目前正在收押，有的正在服刑，所以可以排除在外。

剩下十六人之中有十四人已经确知现住址和联系方式，另两人不知所踪，负责监控的警局也无法掌握他们的情况。这两人此前是因为在酒馆打架和与邻居起冲突而犯了伤害致死罪，就这一点来看，他们和这次案件的关联性不大。

十四人的名单中，特调总部锁定六号四十九岁男子和十一号二十六岁男子。两人都曾犯下以强暴、猥亵为目的的绑架诱拐罪。六号是惯犯；十一号虽然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在未成年时就已是惯犯，早为逮捕他归案的办案人员所熟知。两人的犯案现场都是在首都圈中。

六号居住在久松警局辖区，十一号则居住在城东警局辖区。大家决定兵分两路，在辖区警力的协助下，彻查两人的生活状态及居住环境等情况。

剩下的档案资料回到了武上手中。名单中除了被重点调查的两人外，剩下十二人之中还有两人犯有性犯罪前科，分别是二号和十三号。两人罪行都很轻微，但为慎重起见，还是做了现况调查。据调查报告显示，他们可以排除嫌疑，归档之后武上忘了这事。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六号和十一号身上。但后来浮出水面的田川一义，其实就是当时被压下来的十三号。

特调总部以大川公园为中心点找寻辖区内的嫌疑人，是鉴于嫌疑人对大川公园附近的地理环境相当熟识。大川公园从三年前的春天到秋天做过全面改建。现在进行的部分修补工程，也是因为当时预算不足而遗留下来的。三年前的改建包含园内设施、绿化、公园出入口位置的变更等，规模相当大。根据区政府公园管理科的工作人员表示，改建之后面貌一新。

因此，十分熟悉现在大川公园情况的嫌疑人，应该不是十年前就在大川公园附近居住或工作的人，而是最近几年对大川公园有相当认识的人。尤其是设计武上提到的垃圾箱陷阱的嫌疑人，必定经常出入大川公园，对于垃圾回收周期有一定了解，所以不可能是住在远处的人。

关于垃圾箱陷阱一事，调查会议上虽然有过讨论，但对于武上的意见看法有分歧，赞成和反对的人数各半。有趣的是一向十分欣赏武上的秋津投了反对票，而秋津的死对头鸟居则站在武上这边。或许只要是秋津反对的，鸟居就会赞成吧。

“武上未免太高估嫌疑人了。”会后秋津说，“我不认为那家伙有那胆子和头脑。”

“欺骗高中女生，哪里需要胆子和头脑！”

秋津苦着脸说：“三鹰那女孩本来就是问题少女，不是吗？虽然很可怜，但未免也太容易上钩了。”

遗体被发现的女高中生名叫日高千秋，十七岁，是池袋一所私立女中的高二学生。广场饭店的店员看到她的照片时，一眼就认出了是当天送信的女高中生，而且都说制服也没错。据此，调查总部才并案。此事虽已公开发布并被媒体报道，但嫌疑人仍保持沉默。

武上并无意高估嫌疑人，只是认为对方很聪明、很狡猾，而且很爱表现。既然警方已经证实两起案件有关联，武上也很期待嫌疑人对此发表声明。就让爱表现的嫌疑人说话吧，到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可是这一回嫌疑人却沉默不语，对要求有马义男在电视节目中下跪一事也不再说什么。武上心想，该不会是嫌疑人出了什么事吧？

就算出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就是感冒了需要睡觉，或是工作忙、出差什么的，也有可能全家出国旅游了之类想当然的理由。干下这些案件的嫌疑人，其实跟日常生活的小事密不可分。

“他”或是“他们”——这种由多人共同作案的有计划犯罪，国内几乎没有先例。但武上更在意在诱杀年轻女子的罪恶行径背后，犯下这些案件的人是否本身具有一定魅力？换言之，凶手往往是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那类人。说不定是很有社会地位或具有相当经济能力的人，也可能是有能力、有来头、看起来人很不错、已经结婚甚至有小孩的那种。总之和罪犯形象相去甚远，可说是健全而正常的社会人士。

嫌疑人和有马义男的谈话记录、和日高千秋母亲的谈话记录、和电视台的电话交谈记录，武上不知听了多少遍，想推断出是怎样的人。不仅是谈话的内容，连遣词用句都很讲究，词汇也很丰富，可见是受过教育的人。声音虽然经过处理，年龄也不容易锁定，但应该是在二十到四十几岁之间。这样的年龄又受过教育，不太可能没有固定职业。如果是失业者，大概也是因为企业缩编或日元升值造成公司破产吧……

有几处颇值得注意，例如嫌疑人将有马义男约到广场饭店，却又揶揄老先生在高级饭店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只是为了侮辱有马义男呢，还是嫌疑人本身的自卑情结作祟？即嫌疑人自己在高级饭店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武上心想，的确有些饭店是看人来决定如何服务，可近十几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这也是社会逐渐丰富化、多样化的表现之一。常常可以看见身着牛仔裤和破T恤、背着登山包的学生约在饭店大厅见面。

很有可能是年过七旬的豆腐店老板有马义男在饭店里有些心虚，偏偏又遇到态度不好的店员，事实上那一晚也的确如此。但恐怕在有马义男说出“我不喜欢那种地方，心里没底”之类的话前，比有马义男年轻得多的嫌疑人就已主动说出老人将受高级饭店轻视的话。武上觉得这一点很奇怪。

这么一来，嫌疑人是基于上一代的经验和思想说出这句话的喽？所以这不是推断嫌疑人现状，而是可以推断其生长环境的线索。

还有一点值得推敲。这个嫌疑人很爱说话，同时也很能让受害者说话。

从古川鞠子的事件来看，嫌疑人主动打电话给有马义男，也去过古川家。他是怎么查到古川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的呢？当时固然做过许多推测，但自从发生三鹰的日高千秋遇害一事，武上认为是嫌疑人直接从受害者口中问出来的。

日高千秋的遗体被发现于她家附近儿童公园里的大象滑梯上。据说这个滑梯是日高千秋小时候的最爱，连她母亲都已经忘了这件事。还是嫌疑人主动说：“你们家附近不是有个儿童公园吗？公园里有个造型奇怪的大象滑梯。”

为什么嫌疑人会知道千秋和大象滑梯的事？

假设嫌疑人和日高千秋是从小认识的好朋友，很早以前就知道滑梯，那这个朋友和大川公园的事件也有所关联。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千秋和鞠子以某种方式认识，而她们的交集则是嫌疑人。所以这个假设必须扩大成为嫌疑人是千秋的好朋友，熟知她童年的记忆，同时还知道古川鞠子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这个假设似乎有些牵强。如果千秋和鞠子都是女高中生还说得过去。一个是高二学生，一个是刚刚工作的银行职员，而且鞠子毕业的学校和千秋在读的也不同。至于住的地方，虽然东中野和三鹰都在中央线沿线，可此外几乎没有共通点。

调查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奇特的见解：嫌疑人会不会是鞠子的同事或上司？如果是公司里的人，自然很清楚古川鞠子的私事，可是和日高千秋又有什么关系呢？

千秋从事过卖淫活动。她母亲多少已有察觉，也有同学听千秋相当露骨地说过。而且千秋的行动完全是独立的，她并没有参加什么集团或受人控制，主要是通过电话交友中心寻找男人。对方有意，千秋也觉得可以时，就上宾馆，这是她一贯的模式。千秋之所以开始这种行为，是受到她最要好的朋友影响，而她那朋友于今年六月因为校内盗窃被勒令退学，此后还是跟千秋继续往来，所以特调总部也传那女孩前来讯问过。那女孩也是单打独斗型的卖淫者，跟本案关联不大。

提出奇特见解的人还说：古川鞠子的同事会不会也是日高千秋的客人？这样两人就能牵上线了，这个人自然也就是嫌疑人了。这种说法固然有趣，但问题是杀人动机何在？而且根据这种说法，又该如何解释目前身份未明的第三个受害者，即右手的主人与本案有什么关联呢？说右手主人是嫌疑人的同事或以前的同事，或者说她也从事卖淫活动，似乎都太牵强。还不如单纯一点思考：这种不特定多数年轻女性遇害事件，受害人彼此之间并没有关系，受害人的个人信息都是嫌疑人在行凶前直接问出来的。

然而日高千秋和嫌疑人过去是否认识呢？这却无法立刻判断。有可能在送信到广场饭店那天，两人才第一次接触；也有可能嫌疑人以前就是千秋卖淫的对象，这一天被叫了出来。万一嫌疑人是千秋以前的熟客，那么调查她的日记、记事簿、通讯簿、手机通话记录等，应该能发现线索。

现阶段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日高千秋觉得这个嫌疑人“还可以接受”，所以才会谈得那么深入，才可能将童年往事告诉对方。

信送到广场饭店后，日高千秋的遗体在两天后被发现，验尸结果显示死亡时间并未超过二十四小时。这对特调总部而言是个意外。送信过后的两天里，日高千秋在哪里？做了些什么？

嫌疑人是否在她身边？她是自愿留下来的，还是被拘禁了？说不定第一晚是自愿，第二天因为广场饭店的事被报道，千秋发现了那封信的意义，于是被拘禁了。后者的说法，武上比较赞同。她的自愿当然也是被嫌疑人教唆的。总之第二天千秋知道了嫌疑人叫她送到广场饭店的信是怎么回事，而且她也知道嫌疑人的长相。名字、经历都可以作假，长相特征被知道就完了，所以千秋的自由之身绝对不保。

现在看来，千秋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是共犯。大川公园事件发生时，她母亲还叮咛道：“出了这种事，晚上不要玩得太晚了。”千秋则回答：“我才没那么笨，会被男人杀了。”她生活态度虽然不检点，但也没有太大变化，据说对于这些事件的报道也没有太大兴趣，不会刻意阅读或收看。如果千秋是共犯，应该不至于如此冷静。不管怎样，她毕竟只是个十七岁女孩。

日高千秋是半途被牵扯进来的。可是在发现犯案行为之前，日高千秋对拉她涉案的人抱有相当好感和信赖。连自己的母亲都已经忘记的大象滑梯心情故事，她都愿意告诉那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据解剖报告显示，她是在吃完最后一餐不久后被杀的。吃的是汉堡类垃圾食品，女高中生的最爱，可见她的饮食还是受到正常对待。体内并没有测出残留的精液，无法判断她和嫌疑人之间是否有过性行为，身上也没有受过人为暴力的痕迹。除了脖子上的勒痕外，她全身皮肤完好。头发留有洗发水的成分，脚趾之间验出有水垢，意味着两天之内曾泡过澡或洗过淋浴。

千秋是被绳索勒紧脖子窒息而死的。但不是双手用力拉扯绳索，而是“吊死”的，换言之，即“缢死”。媒体对此的报道多半不准确，频繁使用“勒死”的字眼，与事实大相径庭。勒死和缢死在脖子上留下的痕迹完全不同，一眼就能分辨。

武上从未接过强制缢死受害者的案件。十年前遇过一个案例：一名女子久病不愈，将绳子套在门框上想要自杀，但因太过害怕站在板凳上始终不敢跳下来。丈夫回家后，她哭着哀求丈夫闭上眼睛帮她踢倒板凳。这个案例留有妻子的遗书，周围的人也作证妻子平时就有自杀的念头。医院也证实丈夫为了照顾妻子，精神和经济方面都已到达极限。所以被认定是协助自杀，不是杀人，故不定罪。

当时负责的同事还说：“如果我是那丈夫，大概也会踢板凳。可是踢板凳的同时也会抱住妻子。没这么做，是否表示丈夫的内心存有杀意呢？”那时武上正好因为某些事和妻子处得不愉快，听了同事的说法，内心有些犹豫，还很认真地想过：我说不定会踢倒板凳，然后扔下家和工作远走他乡。当然这些话他没有跟妻子说过。

日高千秋脖子上的绳索痕迹表明她是被缢死的。但根据她死时的状态来看，过程相当粗暴，脖子附近有绳索造成的明显擦伤。大概是尚有意识的时候，不断挣扎，想要松开绳索造成的。双手的指缝中还残留绳索纤维，右手中指的指甲已破裂。

千秋不是平心静气地被缢死，而是被嫌疑人强迫上吊致死。

究竟嫌疑人是如何逼她就范的呢？是花言巧语骗她说是游戏吗？如果千秋是男性，很有可能是被暗示：上吊之后意识朦胧之际自慰很舒服。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沉溺于这种乐趣，一不小心过于用力而窒息身亡。但那些一般发生在男性身上，不适用于千秋。

千秋的遗体被发现时，身上穿着制服，连袜子都是和制服配套的。内衣裤和袜子是母亲没有见过的，大概是嫌疑人买来给她换的。

和嫌疑人在一起的时候，千秋不可能都穿着制服，应该会换上比较容易活动的衣物。但因为没有发现书包或其他物品，无法判断。据过去的习惯判断，千秋自行携带换洗衣物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她可能洗过澡，这种推断更加错不了。

会不会是嫌疑人强迫或欺骗千秋，在缢死她之前先让她换好制服呢？回到母亲身边时，千秋一身制服打扮的确让母亲感到震惊。对嫌疑人来说，这也是绝佳的戏剧效果。

然而，要诱骗已经知道送到广场饭店的信和案件牵扯在一起，多少有些害怕的千秋，对嫌疑人而言应该不是很容易。要强制她做什么事，也不是随便想想就能成功的。万一千秋哭叫求饶，嫌疑人如何控制场面呢？

而且嫌疑人还得多费一道手续，让千秋换好制服后才将她缢死。这是怎么办到的？是用什么方法让千秋就范的呢？

嫌疑人和千秋之间，或许应该说是千秋到了危急时刻，脖子上被套上绳索，板凳都放到眼前了，还认为对方会听自己的话，还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还相信自己不会遇到这种事。尽管知道对方曾对古川鞠子和失去右手的女子做过不人道的事，还坚信自己没有问题。千秋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武上据此断定嫌疑人——最后和日高千秋接触的人，应该是个极具魅力的男子。

武上想了很多，觉得接近大学生的年龄最有可能，就像是个帅气的大哥哥。可是这么一来，经济上就有些困难了。于是他又觉得像秋津这样三十几岁、正努力工作的也很有可能。忽然间他想到日高千秋的父亲是个忙碌的公司职员，目前仍独自在异地工作。千秋和父亲、母亲和父亲，长久以来都因父亲以公司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处得不好。所以像千秋父亲一样年纪的男子也值得考虑。和神崎警部一起吃午饭时，武上说出了这一想法，提到说不定嫌疑人和日高千秋的父亲长得很像。警部认真听完后表示：下午会跟千秋的母亲要她丈夫的照片。

经过许多错误的试验，从有前科的人员名单中又挑出了六号和十一号嫌疑人。武上尤其注意他们的外观、气质、经济能力等方面。拿起专案组跟踪拍摄的照片左看右看，认真比对，想象若自己是女高中生，是否愿意跟这样的男人交往、上床、说出心里话，聊起陈年往事。

调查有犯罪前科嫌疑人的专案组中，秋津和鸟居分属不同的组。武上也问了这对一向意见有分歧的警察。秋津负责调查六号嫌疑人，他认为六号涉案的可能性不大。

“这家伙简直像个糟老头！”他说，“像这种男人，年轻女孩会靠上来吗？因为此前的经历，现在连固定职业都没有，很缺钱。上次入狱时就跟老婆离婚了，出狱后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行动固然自由，可是他连辆汽车都没有。”

特调总部认为，从广场饭店事件的行动力、搬运千秋遗体的手法来判断，嫌疑人应该有汽车。

而十一号在很多方面跟武上描述的嫌疑人很像。鸟居也表示“可能性很大”。

十一号的青年此前因女友提出分手，心生怨恨，开始跟踪女友。因为女友有所防范，他就将目标转为女友正在上高一的妹妹，将其在放学路上强拉到宾馆软禁并强暴。

这是五年前的事，十一号当时是大三学生。受害者趁其不备逃出宾馆，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巡警赶到宾馆时，他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据办案人员表示，此人在接受讯问时，时常将姐妹俩搞混，时间和日期观念也很模糊，所以被认为精神有问题。而且他还在自己家附近犯下数起侵袭夜归女子、殴打或拉扯女性的案子。其中一名受害者还作证，说嫌疑人对着她大骂某个女人的名字，事后发现骂的就是他交往过的女友。在他眼里，似乎只要是年轻女子，就是甩了他的可恶女人。

最后检察官申请为他作精神鉴定，鉴定报告在公审时提交给了法庭，但法庭认定他具有充分行为能力，没有精神失常或低能弱智，因此判处五年的徒刑。被告人没有上诉，直接服刑。

“公审时没有提他在未成年时也犯过几起案件。大概辩护律师没有提出上诉，也是为了能让他认罪后早日接受治疗。五年徒刑是重是轻，众说纷纭。当时负责案子的检察官是女性。”

鸟居不太懂得做人，从有马义男那件事就能证明，但做事无可挑剔。工作认真的人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武上倒很欣赏他认真做事的态度。有关十一号的调查情况，鸟居做成了一份详细的档案。

“未成年时犯下的案件，内容大多是同一类型。缠着对自己冷淡或拒绝交往的女孩不放，甚至强行约会，一天打上百通电话，直接上门就想硬来等。他不是拉帮结派闹事的那种，而是孤僻的独行人。”

“可是有暴力倾向。”

“没错。服刑期间是模范囚徒，因此五年的刑期刚满三年便假释出狱了。定期还和保护司[日本根据法务大臣的委任，为帮助罪犯改过自新和预防犯罪而从事保护观察工作的民间人士]见面，也到保护司介绍的医生那里接受心理治疗。和父母同住，没有固定职业，目前在离家不远的便利店打工。他本人还希望能够回大学完成学业。”

“学什么专业？”

“他是法律系的。”鸟居一脸严肃地回答。

“这么说来，假释出狱以来一直很安分。”武上看着鸟居问，“可是你说他很有可能跟大川公园的案子有关系。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他的外表。我很赞同你对嫌疑人的描述。”

“的确，从照片看，这年轻人长得不赖。”

“脸色不是很好，但个子够高，身体也很壮，十分帅气。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女友甩了？”鸟居问起了自己。说起来，鸟居也是单身汉。

“又有知识，学习成绩不错。听他高中同学说，他还是年级优秀学生。当过学生会主席，是选出来的。”

武上缓缓点头。

“要将日高千秋的遗体搬上滑梯，需要很大的力气。这一点他的条件符合，而且他也有车，是小型私家车。”

双座的红色小汽车，就像玩具一样。

案发前后的大川公园附近、送回古川鞠子手表时的古川家附近、广场饭店周遭、发现日高千秋遗体前后的儿童公园附近，对这四个地区可疑车辆的调查目前仍在继续。报告中还没有出现类似的红色小汽车。红色汽车并不多见，应该很容易给目击者留下印象。

“这一点固然有所保留，但我还是认为这家伙的嫌疑最大。”

有传闻说最近十一号要结婚。

“调查时发现，是打工时认识的女朋友，比他年长。对方想要结婚，所以调查了他的情况。”

好像是请了侦探社。

“调查员到过他家附近了解情况。邻居都不知道他有前科，只说他是个规矩的好青年。但侦探社还是以独特的渠道查出了他的过去。结果女方吓跑了，还把情况泄露给打工的地方。于是很不幸，他不欲人知的过去传开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

“四月中旬。”鸟居说时，眼珠还转动了一下，“古川鞠子失踪是在六月初吧？”

“嗯。六月七日。”

“过去发生的事，所有因女性而起的纠纷都将成为动机。女友跑了、他被人甩了或厌弃，这次也是一样。于是，他讨厌女人的毛病再度复发，导致犯下这些案子，不是吗？”

“那个比他年长的女友呢？”

“换了工作，离开他了。我已经查到她的住址，打算去找她，应该可以知道得更详细吧。还有一点，他打工的便利店是连锁店，总公司在新宿。面试和一开始的培训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新宿哪里？”

“西新宿的中央大楼，就在广场饭店隔壁。”

武上双手抱在胸前说：“有没有派人看着？”

“二十四小时守着。”

“什么时候在调查会议上说明呢？”

“还不知道，警部说要再多搜集一些证据。确认不在场证明是件难事。”

“我知道。我也会随时准备好资料。对了，还有一点……”

“什么？”

“十一号现在怎么生活？继在打工吗？”

“嗯，没有因为前科败露被解雇，也没有辞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听他同事说，他说过去的事是被冤枉的。”

“他没有出远门或生病在家躺着吗？”

“没有。”

鸟居走后，武上杵在桌边思考。他认为十一号是嫌疑人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他的确很符合武上描述的嫌疑人条件，但如果他真的是嫌疑人，这一阵子的沉默又该如何解释？难道只是他一时兴起？

神崎警部在调查有犯罪前科嫌疑人的名单时，态度相当谨慎。尤其是锁定六号和十一号以来，调查进度也不在调查会议上作全面报告。他很不希望记者将信息泄露出去。

神崎警部刚到警局工作时，曾在三亿日元相关案件中误抓过人。这件事在他心里烙下很深的阴影。这种错误不但对被误抓的“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使调查机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他最能感同身受。同时神崎也对喜欢附和的日本媒体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像他这种怎么挖都挖不出新闻的警察，在记者之间算是出名了。加上担任特调总部长的调查一科科长竹本也是备受媒体批评的人物，两人意见统一，使得这宗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案件在调查过程中信息极少曝光。

当然，媒体方面强烈不满。对于调查总部经过半个月还是毫无线索，给予极其严厉的批评报道就是一例。武上搜集了这些报道，并录下相关电视节目。因为总部人手不够，而且也不是分内的工作，录像的事主要由武上的妻子代劳。除了电视新闻外，白天播出的社会新闻节目，妻子显然要比他清楚得多。

案件正热门的时候，武上根本没空看录像；事后再看，也几乎找不到什么新发现。但是他妻子十分清楚他凡事都要记录的个性，还是继续认真地录下相关节目。

这天中午过后，武上的妻子送来了换洗衣物。武上正在开会，无法出来和妻子见面。后来打开袋子一看，除了内衣裤和衬衫之外还有一盘录像带。上面贴着妻子手写的便条，说是某新闻节目制作了使用变声器打骚扰电话的专题，可能会有参考价值。

由于特调总部保持沉默，媒体只能运用自己的方法，以不同观点切入报道。武上会在晚上休息前，利用会议室的电视和放映机播放录像。筱崎跟他一起看。武上的妻子在便条上注明，这是个包含广告约二十分钟的专题。武上两手空空便开始观看，筱崎则立刻打开记事本，写下节目中受理的案件。武上甚是高兴。

专题先说明变声器的机械构造、流通渠道、价格和使用方法等信息，然后介绍了去年一年在首都范围内发生的电话骚扰案件总数和其中使用变声器的次数。结果数字竟比想象要少。

节目主持人表示：“或许是打骚扰电话的人，在心理上更偏好用自己的声音。”筱崎也将这句话记了下来。

广告之后的节目中说明使用变声器并不能改变人的声纹。说得没错，变声器只能“改变你耳朵听到的声音”，却不能改变声纹。这对调查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目前还没开发出利用变声器改变声纹的技术。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

武上他们追查的嫌疑人，为了不留下自己的声音成为证据，才使用了变声器。他最初的电话打给电视台，除非是笨蛋，否则任何人都会跟他一样有所顾虑。只是他到底知不知道声纹是无法改变的呢？如果不知道，看过这一报道，说不定会开始紧张。

专题的最后一段，是采访曾经被变声电话骚扰过的人。共有两位，都是女性。脸部打了马赛克，说话的声音也经过处理。一位是住在埼玉县的家庭主妇，另一位则是东京市内的年轻女职员，自己独住。前者一天会接到一百五十多通恶作剧电话，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后者接到的电话则涉及私生活，她怀疑是公司同事搞的鬼，最后不得不把工作辞了。两个案例都曾请警方出马，但都无功而返。

访问的后半段，家庭主妇声泪俱下地控诉恶作剧电话对她造成的伤害，还说出另一件惊人的事。她居住的新兴小区人际关系很狭隘。她被恶作剧电话骚扰的消息传出后，居然有人放出风声怀疑她本身也有问题。

“有人怀疑我有婚外情，所以被人打电话骚扰；也有人说会不会是我丈夫搞外遇；更过分的是有人说可能是我在卖淫或是玩电话交友，所以电话号码被外人知道了。这些都是空穴来风，可是我又无法一一反驳，真是气死我了。”

专题结束后，武上关了放映机，并问筱崎：“大川公园一带过去有没有发生过使用变声器的电话骚扰案件？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

筱崎立刻答道：“这方面的报告还没有看到过。”

“应该作这方面的调查才是。”

“就算有这种案例，为什么过去的讯问中没有人提过呢？”

“受害者不好意思说出口吧。一不小心说出有过这种电话，担心会被造谣或被人说长道短，徒增麻烦。刚才那位太太说的话，你应该也听见了吧？就是会发生那种情况啊。”

筱崎眨了眨眼睛，站起身来说：“我先去调查辖区内的恶作剧电话报案或投诉记录。”

因为这时已经将焦点锁定在六号和十一号上，武上对于变声骚扰电话的调查不是很热衷，只是觉得不妨试试。

没想到第三天，即二十七日，竟有了几个戏剧性变化。

一个是十一号嫌疑人今年六月七日的不在场证明找到了举证。六月七日是古川鞠子失踪当天。

要确认在便利店打工的十一号之不在场证明，一如鸟居所说，的确相当困难。日高千秋失踪当天，十一号早上在家，此后出门工作到六点，接着便外出，行踪不明。这也是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因素之一。他交代不清六月七日前后的行踪，只知道他从六日到九日四天请假，但人在哪里做什么却不知道。

在不断追问之下，答案从他高中同学口中说出。原来这四天，十一号和朋友参加了自我启发的培训班。

十一号的朋友也跟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工作经验。一心梦想能自己创业，参加过许多训练经营者的自我启发培训班。他和十一号从高中以来就陆续有来往，也知道十一号有犯罪前科，心生同情。为了帮助十一号重新融入社会，过去曾几度邀请他一起参加培训班，好不容易在六月七日那天实现了。

这项证词立刻被证实。询问过举办自我启发培训班的单位后，果然发现了十一号和朋友出席的记录。这个培训班性质特殊，四天当中参加者一律不准外出，除非有紧急情况，来自外部的联系也被隔断。培训班的地点设在千叶县馆山市的某家公司专用会场，参加者由专车自车站接送，不能自行开车。调查当地出租车公司的出车记录，这四天内完全没有从会场到馆山车站或东京、从馆山车站到东京或会场的使用情况。询问其他学员，也都作证这四天十一号和朋友完全共同作息，不可能擅自外出，甚至回东京。

十一号涉案的可能性一下子变小了，鸟居十分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假如说十一号有同伙，诱拐古川鞠子是其同伙所为，就事件性质来看未免太牵强。至于六号，嫌疑本就不大，所以调查可说是又回到白纸一张。

然而就在这时，十三号田川一义上场了。

负责调查可疑车辆的警察提出了一份报告。大川公园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在对公园周边可疑车辆的排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人向同一家租车公司租了三次车。那是一个住在品川区大崎的二十五岁上班族，租车时间分别是九月四日、十一日和十二日。十一日正是案发前一天。每次租的车都不同，但都停在公园附近。业余摄影师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找到此人询问时，他说三辆车都是帮朋友租的，他朋友叫田川一义。

“他有过前科。”那个上班族提到。田川一义在两年前，即二十三岁时在供职的办公设备租赁公司的女更衣室架设针孔摄像机，将拍摄的照片匿名寄给被拍的女子，因此吃了官司。那个上班族就是他当年的同事。

“行为固然很可恶，但工作也辞了，他也有所悔悟。我觉得他受了惩罚，怪可怜的。我们不是很熟，只是偶尔会一起喝喝酒罢了。”

他还提到田川因为有前科，患上了一种害怕面对人的恐惧症。

“他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都用轻蔑的目光看他。他心里也知道这是一种妄想症，可就是无法摆脱这种想法。田川有一阵子不敢一个人出去买东西。他也很想想办法救救自己。”

田川的前科和拍照有关，他从小就喜爱摄影，经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去旅行。

“不敢在人前出现，不就连就业也有困难吗？当初虽然犯了罪，可是把他的爱好也拿走，恐怕更不好，这是他母亲的意见。只要拍摄的对象没有问题，拍些山呀海的就没关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治疗。”

摄影旅行必须有车才方便，既可以载东西，也可以在里面休息。可是田川没有车。

“所以我去帮他安排租车事宜。本来不应该这么做，但反正人家也不会查，而且他又缴了费用，又有什么关系？”

九月三次租车，他都爽快地答应了。听说田川是去有明的野鸟林拍照。但为什么汽车却在大川公园附近徘徊呢？

几乎与这份报告同时出炉的，是此前武上提议的骚扰电话调查结果。使用变声器的恶作剧电话，去年一年在墨东警局辖区内发生了三起。其中一起的受害者是田川一义所在公营小区内的年轻主妇。

这一起没有报案，而是在讯问中得知的。受害者接过两次电话，都是对方单方面说出猥亵的言词，并未涉及受害者的私生活。大川公园事件发生后，嫌疑人打电话到电视台时，那位家庭主妇心想世上就是有人会做同样的事，但并没有将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田川一义和这名女子是同一栋楼的住户。暂且不管另外两起骚扰电话事件，调查总部对此十分感兴趣，于是开始对田川一义进行彻底调查。

时间进入十月。

武上整理了田川一义的个人档案。他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他从十岁起就跟母亲一起生活。五十岁的母亲在人形町的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家里没有其他收入。田川从当地一所技校毕业后，换了好几份工作，二十三岁那年因犯罪从办公设备租赁公司辞职，其实才工作不到半年。

根据保护司的说法，田川害怕见人应该不是骗人的。他不断对保护司说，别人都很看不起他，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他也很努力重新生活，保护司相信他跟这次事件没有关系。

嫌疑人依然保持沉默。下一次他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说话？下一步的行动将会如何？他会不会是田川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