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

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初期俄国的形势极其严峻。

除开农村饿殍遍野，一九三二年那场饥荒还使大批农民迁徙到了城市。这又导致了城市住房过度拥挤，必需品短缺，以及流氓无赖横行。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即使是最健壮的工人也会因为长时间的劳动而精疲力竭；艺术家们也面临着能想什么与不能想什么的各种限制。教堂要么已被关闭，要么被改作其他用途，要么被夷为平地。革命英雄谢尔盖·基洛夫遭到暗杀之后，国家又借机整肃了一大批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

然而，紧接着，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的首届斯达汉诺夫(1)全联盟大会上，斯大林亲口宣称：我们的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同志们，生活更幸福了……

是的，这番话倘若是从一般政客嘴里说出来，人们只会把它当成地上的灰尘和碎线头。可当它从“索索”的嘴里说出来时，人们便觉得没有理由不去信它。因为，这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常会在次要的讲话中用次要的表述，发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的信号。

事实上，在发表这一讲话的前几天，“索索”在《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位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女孩，她们站在工厂的大门前，都身穿共产党员最喜爱的短束腰上衣，头上扎着方巾。看到这样的图片，他通常会觉得无比温馨。然而，这一次，党中央的总书记却突然醒悟过来，从西方新闻界的角度看，这样一身简单的服饰也许是在向世界表明，俄国在实行了十八年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女孩们至今过的仍是和农民一样的生活。因此，那句意义重大的宣言便被塞进了他的讲话，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因此改变。

因为，从《真理报》上读到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之后，细心的共产党官员便会明白，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既然革命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现在到了党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多一点个人魅力、多一点奢华、多一点欢声笑语的时候。不出数星期，此前一直被禁止的圣诞树和吉卜赛音乐便隆重回归了；外交部部长的夫人波利娜·莫洛托娃，担起了推出第一款苏联香水的重任；新光厂（借助于进口机械）接到了每天生产一万瓶香槟的任务；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脱下了身上的将军制服，换上了量身定制的西装；勤劳的女工们走出工厂大门后，也不再打扮得像农民似的，而是跟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女孩子一样。(2)

所以，和《创世记》中那位开口闭口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然后就果真有了这个和那个的家伙一样，当“索索”开口说“同志们，生活已经改善”时，生活就真的改善了。

举个例子吧：此时，两位年轻女士正沿着库兹涅茨基地铁站漫步，她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突显腰身，下摆到小腿的裙子。其中一位甚至戴着一顶非常惹眼的黄帽子。斜斜的帽边底下，是一双有着长睫毛的美丽眼睛。在她们的脚底，一条崭新的地铁列车正在隆隆的轰鸣中繁忙地运转着。她们走到楚姆百货商场的三扇巨大的玻璃橱窗时，停下了脚步。橱窗里陈设的帽子、手表，还有高跟鞋，堆得像金字塔一样高。

当然，这些女孩仍然住在拥挤的公寓里，仍然在共用的水槽里洗她们漂亮的衣裙。可她们往商店橱窗里张望的时候是怀着满腔的怨恨的吗？丝毫也不是。她们也许带着羡慕，也许会好奇地睁大双眼，但绝不会带着怨恨。因为楚姆百货商场的大门不再对她们关闭。该店长久以来只对那些外国人和党的高级官员服务，而从一九三六年起，该店开始向全体公民开放，只要你能用外币、银子或黄金付款就行。事实上，楚姆百货商场的最底层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位老谋深算的先生会将你祖母的珠宝首饰按半价折成店里的购物积分给你。

你看，生活更幸福了不是？

所以，她们对着橱窗里摆设的货物称羡良久，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拥有一套能在壁橱里像这样摆下很多帽子、手表和鞋的公寓。然后，我们这对迷人的姑娘才继续向前走，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那两位和她们约好一起吃晚饭并且颇有些背景的小伙子。

到了特维尔区，她们在路边等着穿过车流间隙，再快速过了街，走进对面的大都会酒店。她们走过礼宾服务台，直奔广场餐厅而去。她们所不知道的是，一位相貌出众、头发微白的先生一直在用仰慕的目光注视着她们……

“啊，春天都已经过完了。”伯爵对正在整理晚餐预订名单的瓦西里说，“从姑娘们的裙子就看得出来。我敢打赌，一直到晚上七点，特维尔大街上都还会有21℃。再过些天，小伙子们便会到亚历山大花园里偷花送给他们心爱的姑娘了。埃米尔也会开始在他做的菜里头加豌豆了。”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瓦西里用一种图书管理员与大学者交谈的口吻答道。

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入季以来的第一批草莓已被送到了厨房。埃米尔还特意塞了几颗给伯爵，让他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吃。

“绝对没错。”伯爵说，“夏天已经到了，接下来是悠长且无忧无虑的日子。”

“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转过身来。只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位年轻女士，只不过，这位穿的是长裤。她大约五英尺半的身高，一头笔直的金发，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外加一份少见的从容。

“尼娜！”他不禁叫出了声，“真没想到会是你。我们都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当然。”

伯爵意识到尼娜的来访可能跟她个人有关，便跟着她离开了礼宾服务部，走到了一旁。

“是关于我的丈夫——”她开口说道。

“你丈夫，”伯爵插嘴道，“你都已经结婚了！”

“是的，”她说，“我和里奥结婚六年了。我们俩都在伊万诺沃工作——”

“啊，我记得他！”

伯爵的打断让尼娜有些无奈，她摇了摇头。

“你不可能见过他。”

“你说得没错。我们是没正式见过面，但你离开这儿之前，有一次他和你一起来过酒店。”

一想起那天那位英俊的共青团队长支走其他人，一个人留下来等尼娜的神态，伯爵不由得笑了起来。

尼娜使劲想了想，还是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和丈夫来过大都会酒店。她只好挥了挥手，意思是说他们有没有一起来过酒店并不要紧。

“拜托了，亚历山大·伊里奇。我没多少时间。两周前，我们从伊万诺沃被召回来参加一个关于未来农业规划的会议。可开会的头一天，里奥就被逮捕了。我经过一番努力，查到他被关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大楼，但他们不许我见他。我当然就害怕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可昨天，我得到消息说，他被判了五年劳改。他们今晚就要用火车把他送到谢夫沃斯特拉格(3)去。我得跟他一起过去。可我在那边安顿下来之前，需要有人帮我照顾索菲亚。”

“索菲亚？”

伯爵顺着尼娜的目光朝大厅对面瞥去，那儿有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坐在一张高背椅里，漆黑的头发，乳白色的皮肤，一双腿搭在椅子边上，离地面好几英寸远。

“我现在没法带她一起过去，因为我得先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这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但一安顿好，我就会马上回来接她。”

解释这些情况的时候，尼娜仿佛是在汇报一系列科学成果，一系列和万有引力定律及其他运动定律一样令我们恐惧与愤怒的事实。然而伯爵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惊和恐惧，尤其当这些特殊的字眼一个个接踵而至：丈夫，女儿，逮捕，卢比扬卡，劳改……

尼娜看见伯爵脸上的表情，还以为他在犹豫。于是，尼娜——这个天底下最独立自主的人——一把抓住了伯爵的胳膊。

“没有别的人能帮我了，亚历山大。”她顿了一顿，说，“求你啦。”

伯爵和尼娜一起穿过大厅，来到那个五六岁年纪，有着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孩子身旁。倘若在别的场合下被介绍给索菲亚，伯爵兴许早已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孩子身上很明显地打上了尼娜粗犷的实用主义印记：索菲亚穿着简朴，头发剪得和男孩一样短，就连她怀里的那只布娃娃身上穿的也不是裙子。

尼娜在女儿跟前蹲下来，盯着她的眼睛，并把手搭在她的膝盖上，开始用一种伯爵从未在她身上听过的口吻说起话来。一种格外温柔的口吻。

“索菲亚，这是你萨沙叔叔，我跟你讲过许多关于他的事。”

“就是送你那副漂亮的双筒望远镜的人？”

“是的，”尼娜微笑着说，“就是他。”

“你好，索菲亚！”伯爵说。

尼娜接着跟她解释说，在妈妈把新家安顿好之前，索菲亚得在这个可爱的酒店里住几周。尼娜还告诉她要坚强，要有礼貌，还要听叔叔的话，直到妈妈回来接她。

“然后我们就坐上长长的火车到爸爸那儿去。”女孩说。

“没错，我的宝贝儿。然后我们就坐上长长的火车，到爸爸那儿去。”

索菲亚尽她最大的努力，表现得像妈妈一样坚强。可她毕竟不能像妈妈那样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管她没有发问，没有恳求，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沮丧，但当她点着头表示自己听懂了时，泪水仍然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尼娜伸出拇指，帮女儿把一边脸颊上的泪水抹去，索菲亚则自己用手背擦拭着脸的另外一边。尼娜紧盯着索菲亚的眼睛，直到她确信泪水已经止住。然后，她点了点头，在女儿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扯着伯爵往旁边走开了几步。

“给，”她边说边递给他一只有肩带的帆布包，可能是哪位士兵背过的，“这些是她的东西。还有这个，你也拿去吧。”尼娜递给他的是一张小照片，没有镜框，“这个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决定吧。”

尼娜再次抓住伯爵的胳膊，紧紧地握了握，然后便朝大堂迅速走去。显然，她不想给自己反悔的机会。

和八年前一样，伯爵目送着她出了酒店，朝对面的剧院广场走去。等她走得远了，他才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张照片。这是尼娜和她的丈夫，也就是索菲亚父亲的合影。从照片上尼娜的面容看得出，这是好几年前照的。他还看得出，先前他只说对了一半。多年前他的确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见过尼娜的丈夫，可她并未嫁给那位帅气的队长，她嫁的是急着帮她去取外套的那位戴着水手帽的倒霉小伙。

整个交接，从尼娜叫出伯爵的名字，一直到她走出酒店大门，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所以，伯爵根本没时间认真考虑这一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不必为她的教育，为培养她的品德或者宗教信仰操心。可她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慰呢？哪怕他只需照顾她一个晚上，他也得为这些负责啊。给她吃什么？她在哪儿睡觉？而且，尽管他今天晚上正好没班，那明天呢？明天晚上他得穿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去上班，那她怎么办呢？

让我们再想象一下，假如在承下这门差事之前，伯爵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个问题做出全盘考虑，预估好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困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缺乏经验，而且承认自己无论如何都是全莫斯科城最不合适、最没有条件、处境最艰难的育儿人选，那又会怎样呢？即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权衡这一切，难道他就会拒绝尼娜的请求吗？

他甚至不会试图阻止她。

他怎么可能那么做呢？

在这个女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便径直从广场餐厅的另一头走过来，成了他的朋友；也是她，领着他看遍了这座酒店里每一个隐蔽的角落，而且，还把那把可以开启酒店无数秘密的万能钥匙送给了他。当这样一位朋友找你帮忙时（更何况她从不轻易开口求人），能被接受的答复也只有一个了。

伯爵把照片塞进口袋，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他转过身，发现那位刚被托付给他的小人儿正仰视着他。

“嘿，索菲亚。你饿了吗？你想吃点什么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们不如上楼去？那儿更舒服。”

伯爵扶着索菲亚从椅子上下来，领着她穿过大堂。当他打算走楼梯时，他忽然注意到她正盯着电梯门。电梯门刚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两位酒店的客人。

“你坐过电梯吗？”他问。

索菲亚搂着布娃娃的脖子，摇了摇头。

“既然这样……”

伯爵扶着电梯门，示意索菲亚往里走。她带着一脸的谨慎和好奇走进了电梯，并给伯爵留出了站的地方，然后看着门慢慢合上。

伯爵郑重其事地在五楼按钮上摁了一下，同时嘴里念了一句“说变就变(4)”。电梯猛颠了一下，然后便开动起来。索菲亚站稳了脚，然后往右边倾斜过去，这样便可以透过电梯栏杆看见外面经过的楼层。

“到啦(5)！”片刻之后，伯爵开口说道。他们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伯爵领着索菲亚沿着走廊进了塔楼。他冲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继续往前走。可看着那一级级狭窄弯曲的楼梯，索菲亚顿时把身体转过来，冲着伯爵，双手往空中一举。这是全世界通用的“要抱”的姿势。

“嗯。”伯爵说。尽管已经一把年纪了，他还是把她抱了起来。

她打了个呵欠。

进入房间后，伯爵把索菲亚放在他的床上，而她的背包则搁在大公的办公桌上。他对她说，他要离开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他来到走廊那头，从他的皮箱里取出一条冬天盖的毯子。他打算在自己床边的地板上给她收拾出一张小床，然后借她一只自己的枕头。只是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得留神，千万别踩到她才好。

但是，伯爵怕踩到索菲亚的担心委实有些多余。因为等他拿着毯子回到自己屋里时，她早已爬到他的床上，钻进被子里睡着了。

调整

从来没有什么钟声会如此受欢迎。莫斯科没有，欧洲没有，全世界都没有。即使是法国拳击手卡尔庞捷在同美国人登普西对阵，听到第三回合结束的钟声时，他的心情也不如伯爵听到他的座钟敲响十二点的钟声时舒畅。布拉格的公民们在听到腓特烈大帝宣告对他们的围困已结束的钟声时，其兴奋之情亦不能与伯爵的相比。

这孩子究竟都干了些什么，竟然让一个成年男人感到度日如年，让他不得不数着钟点，直到午餐时间的到来呢？她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是在屋里蹿来蹿去，笑个不停？还是动不动就眼泪汪汪地哭个没完，或者使性子，发脾气？

不，正好相反。她非常安静。

安静得叫人不安。

早上醒来之后，她便起床，穿好衣服，然后整理好床铺，整个过程中一句话也不说。伯爵把早餐摆上桌，她便像特拉普派(6)的修道士一样轻轻地嚼着她的饼干，然后，一声不响地将盘子清理干净，便爬到伯爵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双手垫在屁股下坐着，默默地望着他。那是一种怎样的目光啊。她眼里的虹膜是那么漆黑，那么不祥，那么深邃，让人看上一眼便会觉得不安。它既不是羞涩，也没有不耐烦，似乎只是在问：现在该干什么了，亚历山大叔叔？

还真是的。现在该干什么呀？床收拾好了，饼干也吃完了，他们俩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十六小时。九百六十分钟。五万七千六百秒！

想想就令人发怵。

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是什么人呀？经验最丰富的健谈者。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是参加人家的婚礼还是参加“取名日”的庆祝仪式，他都少不了被主人安排在那天宴会上最难伺候的宾客旁边。无非都是些迂腐守旧或目中无人的叔叔阿姨，或是一些沉闷抑郁、尖酸刻薄、胆小害羞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身边的宾客是什么性格，他都会有办法让他们加入生动热烈的交谈。

倘若他在聚会中被安排坐在索菲亚身边，或者说，他们被安排在穿越乡村的火车车厢里，他会怎么办呢？他当然会问起她的情况：“你从哪儿来，我的朋友？”“伊万诺沃。”她会说。“我从来没去过，但一直都很想去。”“什么季节去那儿最合适呢？那里有哪些地方最值得一看呢？”

“嗯，跟我说说……”伯爵微笑着开始了，索菲亚顿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但话尚未出口，伯爵就改了主意。因为此刻，他和索菲亚并不是在晚宴上，也不是坐在火车车厢里。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任何缘由和解释便被迫从自己家搬到这里来的孩子。这种时候去问她一连串关于伊万诺沃的风光、景致、气候，或者关于她和她父母日常生活的问题，都无疑会勾起她的伤心事，她的思念和失落感只会越发严重。

“嗯，跟我说说……”他又说了一遍，他觉得头已经开始发晕。而她瞪着他看的双眼则睁得更大了。可就在这一瞬，他的灵感忽然来了：

“你的布娃娃叫什么名字？”

这绝对是个高招，伯爵心想，他不由得暗暗地自夸了一把。

“布娃娃没有名字。”

“为什么？没名字？你的布娃娃肯定得有个名字才对啊。”

索菲亚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像乌鸦一样歪过头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伯爵重复了一遍她的话，“为什么？因为那样别人就可以叫它了呀。别人就可以邀它一起喝茶，可以从屋子对面跟它打招呼。即使它不在，别人交谈的时候也可以提到它，甚至在祈祷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包括进去。这些都是有名字的好处。”

趁索菲亚正琢磨他的话，伯爵把身子向前倾了倾，准备进一步阐述下去。但只见小女孩把头轻轻一点，说道：“就叫布娃娃好了。”然后，她睁着那双蓝色的眼睛望着伯爵，仿佛在说：“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干吗？”

伯爵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他在脑子里搜寻着所有用于闲聊的问话，却又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说来也巧，他忽然发现，索菲亚的目光悄悄转移到了他身后的某样东西上。

伯爵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那是一头用黑檀木雕刻的大象。领悟之后，他笑了。这孩子生下来就一直在农村，她也许从没想到，世界上竟然存在这样的动物。这个神奇的动物是什么呀？她一定在想。是哺乳动物还是爬行动物？是真的还是只存在于寓言故事里？

“你见过这个吗？”伯爵笑着移动了下身体，往后比画着问道。

“你是说大象？”她问，“还是灯？”

伯爵窘得赶紧假咳了几声。

“我指的是大象。”

“只在书里读到过。”她略带遗憾地承认道。

“好吧，这动物可漂亮了。简直是造物的奇迹。”

这番话激起了索菲亚的兴趣。伯爵便开始给她详细描述这种动物的不同类别，每讲到一类，他都要手舞足蹈地为她形容一番。“它们原产于非洲大陆，一只成年象的体重超过一万磅。它的四条腿和树干一样粗，它洗澡是用自己的长鼻子把水吸进去，然后再向空中喷洒出来——”

“这么说，你亲眼见过？”她欣喜地打断他道，“在非洲？”

伯爵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

“不是在非洲。”

“那是在哪儿？”

“在不同的书里。”

索菲亚“哦”了一声。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便就此打住，其效率之高，动作之利索，如断头台一般干脆利落。

伯爵沉思了片刻，想看看还有什么是自己亲眼见过而又特别神奇的东西，也许会令她感兴趣。

“你想听公主的故事吗？”他建议道。

索菲亚立刻坐直了身子。

“贵族时代已经让位于普通大众的时代了，”从她的口气听得出，她为自己能正确背诵出这个时代的口号而骄傲，“这是历史的必然。”

“是的，”伯爵说，“别人也这么跟我说过。”

“你喜欢画吗？”他拿起一本卢浮宫的旅行指南问道，这东西是他从酒店的地下室借来的，“这里面的画够你看一辈子了。我要去洗个澡了，你不如看看这些画？”

索菲亚动了动身子，在身边挪出些地方来放布娃娃，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书接了过去。

伯爵退到洗手间里，他觉得这儿安全多了。他脱下衬衫，把上身冲了冲，又在脸上打上肥皂。整个过程中，他嘴里一直在嘀咕着那个已让他琢磨了一整天的不解之谜：

“她体重不足三十磅；身高不到三英尺；她背包里的所有物品一只抽屉就能全装下；除非别人跟她讲话，她也很少主动开口；她心跳的声音不会比小鸟的响多少，那她怎么会占掉那么大的空间呢！”

这些年来，伯爵一直都觉得，他这几个房间的面积已经足够用了。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都要做二十个下蹲，二十次伸展，悠闲地吃顿早餐，再仰坐在椅子里读一会儿小说，这几个房间已经足够他完成所有这些活动。晚上下班之后，他也可以在这几个房间里，任凭他的思绪信马由缰，回忆往昔的旅行，沉思过去的历史，最后在甜美的梦乡中睡去。可不知何故，这位只带了一只小背包和一个破布娃娃的小客人来了之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似乎发生了改变。因为她，天花板似乎变低了，同时，地板却在升高，四面的墙壁也在往里挤；无论他准备去屋里的哪个地方，她都已经捷足先登。伯爵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本想打起精神做早操，却没想到她早已占据了他做操的地方。早餐的时候，她吃掉了大部分草莓；接着，当他准备把他的第二块饼干伸进他的第二杯咖啡里蘸着吃时，她又用一种极其渴望的目光注视着那块饼干。他别无选择，只好问她想不想要。而最后，当他准备坐到他的椅子里，好好看一会儿书时，她却抢先往椅子里一坐，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伯爵朝镜子看了一眼，发现自己手拿剃须用的刷子，正冲着镜子里的自己使劲挥舞。他赶紧停了下来。

好家伙，他想，这难道是真的？

真的成这样啦？

才四十九岁呢？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你是不是太封闭了？”

年轻的时候，伯爵从不会因为身边有人而觉得不自在。那时候，只要醒着，他就会忙着呼朋引伴。

只要是坐在椅子上读书，无论什么声响也干扰不了他。事实上，他更喜欢在嘈杂的背景下阅读。比方说，街头商贩的叫卖声；从隔壁公寓传来的钢琴声；最妙的莫过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先是飞快地跑上两截楼梯，接着突然停下，然后你便听见有人一边使劲敲门，一边气喘吁吁地解释，说有两位朋友的马车正在街边停着，让他赶快下去。（人们在书中印上页码不就是这个用途吗？不就是为了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能马上找到先前看过的那页吗？）

至于财物，在他看来更是不足挂怀。但凡有熟人要借书或是借伞，他总是头一个出手相助（尽管所有找他借过书和伞的人事后几乎都没有归还，只有亚当除外）。

日程安排呢？那时候，他从来没有所谓的“日程安排”，他也引以为豪。他常常是今天在上午十点吃早餐，明天却是在下午两点。即使在他最喜欢的餐馆，同一道菜他也从不会在同一个季节里点两回。正好相反，他会像探险家利文斯通穿越非洲大陆或者麦哲伦横渡七海一样，把菜单里的菜式一道道尝个遍。

不会。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从来都不会觉得不自在，害怕被打扰，或者感到心神不宁。不管是什么意外，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也不管出现了什么变故，他都会坦然接受，他都会把它们当作夏日天空中燃放的烟花，就好像它们是一件令人惊喜、值得欢呼的事一样。

但很显然，那时的他已一去不再了。

这件重达三十磅的包裹不期而至，终于把挡在他眼前的那层面纱彻底撕去。在他未曾留意的情况下——没得到他的认可、投入或准许的情况下——他的生活中已自行建立起了一套流程。很显然，如今他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吃早餐。很显然，他喝完咖啡之后马上就会吃饼干，中间不会有任何间断。阅读的时候，他也得坐在特定的椅子上，椅子朝着特定的角度倾斜；而且，任何声响，即使那声响不比鸽子踱步的声音大多少，也一定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连刮胡子他也必须从右边刮起，再刮左边，最后才刮下巴。

此刻，伯爵正往后斜仰着头，手里举着剃须刀。随着视角转变，他一眼便看见，镜子那头两只没被肥皂泡挡住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

“天哪！”

“画我全都看完了。”她说。

“哪些画？”

“所有的。”

“所有的！”这回轮到伯爵惊讶得睁大了双眼，“好吧，这些画是不是很棒？”

“我想这是给你的。”说着，她拿着一只小信封，走过来递给他。

“这是哪儿来的？”

“从门底下塞进来的。”

伯爵拿起信封，他感觉里面是空的。信封上没写地址，只是用柳枝般纤秀的字体写着一句话：“下午三点？”

“啊，是的，”伯爵边说边把它塞进口袋，“生意上的事情。”然后，他谢过了索菲亚，并暗示她可以走开了。

她虽然回答了一句“不用谢”，但她似乎没有走开的意思。

于是，当中午十二点的第一声钟鸣响起时，伯爵双手一拍，立刻从床上蹦了下来。

“好啦，”他说，“去吃午餐吧，怎么样？你肯定饿了。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广场餐厅的。广场餐厅可不仅仅是餐厅而已，他们把它当作城市的延伸——城市里的花园、集市和街道。”

伯爵正历数着广场餐厅的各种好处，他忽然发现，索菲亚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正盯着他父亲的座钟看。在他们走出房门，准备下楼梯时，她又回过头看，犹豫着停下了脚步。她心里有个问题，似乎就要脱口而出了：这台无比精致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发出那美妙动听的声音的？

好啊，伯爵边关门边想，如果她真想知道这台双响座钟的秘密的话，她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伯爵不仅对计时法略知一二，还对眼前这座别具一格的座钟的一切了如指掌——

“亚历山大叔叔，”索菲亚的口气比刚才温柔多了，但这种口气通常只会用在传达坏消息时，“我觉得，你那台座钟怕是出毛病了。”

伯爵闻言，不由得一惊，握在门把上的手也松开了。

“坏了？不，不会，我向你保证，索菲亚，我这台座钟的时间准得很呢。它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钟表匠制作的。”

“它的计时装置没问题，”她解释说，“是报时装置出问题了。”

“刚才它不是响了吗？声音挺正常的呀。”

“是。中午十二点是响了。可九点、十点、十一点都没响。”

“哦，”伯爵笑着说，“如果是普通的钟，你刚才说的都对，亲爱的。可你看，这是一个双响钟。这是很多年前按照我父亲的要求定制的，它每天只响两次。”

“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的朋友，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会告诉你这是为什么的。不过，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到广场餐厅再说吧。点完菜，舒舒服服地坐下之后，我再把我父亲这座钟的来历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如果你想享受一顿既文明又高雅的午餐的话，没有什么比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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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十分时，广场餐厅还不太忙。因此伯爵和索菲亚得到了一张很好的桌子，以及马丁提供的敏捷的服务——马丁是新来的一位非常能干的侍者。他替索菲亚把椅子抽出来时，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礼貌和风度。

“我侄女。”伯爵说。索菲亚则一脸惊奇地朝餐厅四下打量着。

“我也有个侄女，今年六岁。”马丁微笑着答道，“我可以多给您一点时间。”

尽管索菲亚对大象的熟悉程度并非伯爵以为的那么幼稚，但像广场餐厅这种地方她的确从没见过。让她惊奇的不仅是餐厅的宽敞和高雅，还有它那一个个看似有违常理的内部结构：透明的玻璃屋顶，室内的热带花园，大厅正中央的喷泉。

打量完谜一般的广场餐厅，索菲亚似乎本能地意识到，这样的场所对人的举止应有更高要求。因为她突然把她的娃娃从桌上拿下来，并摆在她右边的空椅子上；见伯爵从餐具下面抽出餐巾铺在腿上，索菲亚也学着他的样子照做，还特别注意不让刀叉碰在一起，发出声响。把点完的菜单交还给马丁时，伯爵说：“非常感谢，伙计。”索菲亚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然后，她瞅着伯爵，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现在？”她问道。

“现在怎么啦，亲爱的？”

“现在可以跟我讲讲那架双响座钟了吧？”

“哦，对，现在正好。”

可从哪儿讲起呢？

当然是从头讲起啦。

这架双响座钟，伯爵解释说，是他父亲委托最负盛名的宝玑钟表公司制作的。宝玑早在一七七五年就在巴黎开设了专店，从那以后，它不仅以精准的计时驰誉世界（也就是说，他们的钟表走时很准），在一天之中钟点的变化和更替方式上更是别具匠心。他们制作的钟有的会在每小时结束时放一两段莫扎特的音乐。还有的钟不仅会整点报时，在一刻钟或者半个钟的时候也会响一次。还有的钟能根据月相的不同、季节的变迁以及潮汐的更迭来显示时间的变化。可一八八二年，当伯爵的父亲去他们的店里参观时，他给这家公司出了个不同寻常的难题：制作一台每天只响两回的钟。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伯爵问（估计这位年幼的听众最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伯爵的父亲一直认为，人应该密切关注生活，而不应该过多地关注钟表和时间。作为斯多亚学派和蒙田的信仰者，伯爵的父亲相信上午是造物主留出来让我们辛勤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晚于六点醒来，稍微吃点东西，然后专心致志地开始工作，那么，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应该已经把一天该干的活儿全都做完了。

所以，在他父亲看来，中午十二点是个总结的时刻。当中午的钟声响起时，勤劳的人会因为充实地度过了上午的时光而备感自豪，他们会心安理得地坐下来享用午餐。而那些不务正业的俗人，也就是那些把一上午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床上，或者只用来吃了一顿早餐，看了三份报纸，或者只是在客厅里闲聊一通的人，在中午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寻求主的宽恕。

那下午呢？伯爵的父亲认为，一个男人不该被他马甲口袋里的钟表操纵，即不该把生活中的事情当作火车到站时刻表一样，精确到分分秒秒。相反，因为在午饭之前他已经从事了适度的工作，所以下午的时间他应该享有充分自由。也就是说，他应该到柳树林中去散散步，读一本经典著作，在凉亭下和朋友谈谈心，或者面对着壁炉里的火安静沉思。总之，他应该去干一些不受时间规定和限制的事，一些能够自己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事。

那第二响呢？

按照伯爵父亲的想法，人们是不应该听到这第二声钟响的。如果一个人充实地度过了一天——工作、休息、自由、上帝全都顾及了的话——那么在午夜十二点到来之前他就应该睡着了。所以，这第二次钟响绝对是一种劝诫。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呢？这是钟在问你：是不是白天大把的时间都浪费了，到深夜才想起来还有事情没做？

“您的牛肉。”

“谢谢你，马丁。”

马丁非常得体地把第一只盘子摆在了索菲亚面前，然后才将另一只放在伯爵面前。接着，他往桌子前凑了凑，可又凑得太近了些。

“谢谢，”伯爵又礼貌地说了一句，意思是他可以离开了。说完，伯爵把刀叉拿了起来。索菲亚的提问，让他想起了当年他和妹妹在十二月最后一天的深夜坐在那台双响座钟的旁边，等待新年钟声响起的情景。这时，马丁又凑近了一步。

“什么事？”伯爵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马丁似乎有些犹豫。

“需要我……替这位小姐把肉切开吗？”

伯爵朝桌子对面的索菲亚看了过去。只见她拿着叉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盘子。

“哎呀(7)！”伯爵心想。

“不必了，我的朋友。我来吧。”

马丁鞠了个躬，退开了。伯爵绕到桌子对面，只需几下，便利落地把索菲亚的牛肉切成了八块。而在她刚要放下刀叉时，他又把那八块牛肉切成了十六块。而等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其中四块已经进了她的肚子。

进食让索菲亚重新活跃起来。她开始向伯爵扔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午的时间适合工作，下午更适合去接触大自然呢？为什么人要读三份不同的报纸？为什么人要在柳树下散步，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树底下？还有，什么是凉亭？这些问题又引出了更多关于艾德豪尔山庄、老伯爵夫人和海伦娜的问题。

一般来说，伯爵会觉得像审讯一样连续向别人发问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谁，什么事，为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这些字眼本身并不能构成任何对话。可当伯爵开始回答索菲亚接连不断的发问时，他用叉尖在桌布上粗略地绘出了艾德豪尔山庄的布局，并将他家里每位成员的性格都介绍了一番，还谈到了他们家的各种传统。他逐渐意识到，索菲亚已完全、彻底和绝对地参与到这场谈话中来了。先前靠大象和公主没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只需聊聊艾德豪尔山庄的生活就达到了。就这样，她的牛肉一会儿就吃完了。

空盘子被收走以后，马丁又出现了。他问他们是否想再来些甜点。伯爵微笑着看了看索菲亚，以为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却咬着下嘴唇，摇了摇头。

“你肯定吗？”伯爵问她，“冰激凌？饼干？或者来块蛋糕？”

但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接着又摇了摇头。

这真是新时代的人，伯爵心想。他耸了耸肩，把甜点单递回给马丁。

“那看来，这顿饭我们已经吃完了。”

马丁接过菜单，却和上次一样，仍然站在一旁不动。只见他转过身，背对着桌子，然后朝伯爵倾过身来。很明显，他想跟伯爵耳语几句。

看在老天的分上，伯爵心想，又怎么啦？

“罗斯托夫伯爵，我觉得您的侄女……可能得去了。”

“去？去哪儿？”

马丁有些犹豫。

“去厕所……”

伯爵抬头望着侍者，然后又瞅了瞅索菲亚。

“别说了，马丁。”

侍者鞠了一躬，便退开了。

“索菲亚，”伯爵犹豫地问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上一趟女洗手间啦？”

仍咬着嘴唇的索菲亚点了点头。

“你需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吗？”他领着她来到走廊尽头，问道。

索菲亚摇了摇头，便消失在洗手间的门后。

伯爵一边等一边骂自己反应迟钝。他不仅没想到去替她切牛肉，没想到要带她上洗手间，他甚至忘了要帮她把背包里的衣物拿出来，因为她此刻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

“还老吹自己以前当过侍者呢。”他对自己说。

过了片刻，索菲亚出来了，看样子她感觉舒服多了。尽管她很喜欢刨根问底，但此时似乎在为有个问题该不该问而犹豫不决。

“怎么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

索菲亚又犹豫了片刻，然后鼓起勇气说道：

“我们还可以叫些甜点吗，亚历山大叔叔？”

这样一来伯爵倒放心多了。

“没问题，亲爱的。当然没问题了。”

起起落落

下午两点，玛丽娜忽然听到有人在敲她办公室的门。她把门打开，只见站在门口的是伯爵。他身边还有个小女孩。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布娃娃的脖子被她紧紧抓着。这一幕差点把玛丽娜惊成了对眼。

“啊，玛丽娜，”伯爵意味深长地扬着眉毛，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尼娜·库利科娃？让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她的女儿，索菲亚。她要和我们一起在酒店住些日子。”

玛丽娜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即使伯爵没给她介绍，她也看得出，这个孩子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故。同时她也已经看出，小女孩对屋子那边传来的转动声很好奇。

“很高兴见到你，索菲亚，”她说，“我和你妈妈很熟，那时她也就比你现在大几岁。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以前见过缝纫机吗？”

索菲亚摇了摇头。

“那好。来，我带你过去看。”

玛丽娜把手伸过去让索菲亚牵着，然后领着小女孩来到屋子的另一头。她的助手正在缝一条品蓝色的垂帘。玛丽娜低下身，让自己变得和索菲亚一样高。她指着机器上的各个部件向她解释起它们的用途来。然后，她又让年轻的女裁缝把她们收集的所有面料和纽扣拿出来给索菲亚看，她自己则面带询问的神色回到伯爵身旁。

伯爵把昨天发生的事很快地低声讲了一遍。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困难了吧。”伯爵说。

“我知道索菲亚的确很困难。”玛丽娜纠正他。

“是，你说得对，”伯爵后悔地承认道，然后，刚想接着往下讲些什么，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具有创造性，此前他竟从未想到，真令人难以置信，“玛丽娜，我来是想看看，过一会儿我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开例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帮忙照看索菲亚一小时？”

“当然可以。”玛丽娜说。

“我本来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可就像你刚才说的，索菲亚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支持和照顾的人。刚才我一直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你发自本能地对她那么温柔，和你在一起，她马上变得特别放松，所以我突然觉得，她需要的——尤其是现在——显然是母亲的感觉，是母亲的方式，母亲的……”

可玛丽娜立刻把他的话打断了。她用发自心底的口吻对他说：

“别要求我做这些，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求你自己吧。”

我能行，伯爵一边跃上楼梯朝博亚尔斯基餐厅跑去，一边对自己说。说到底，他只是需要稍微做个调整——把家具换个摆法，改变某些生活习惯。另外，因为索菲亚年纪太小，不能一个人待着，所以他早晚还得找个人陪她，尤其在他上班的时候。今天晚上，他则干脆请一天假。至于他负责的餐桌嘛，他会建议分摊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

伯爵赶到“三巨头”开会的地点时已经迟到了几分钟。伯爵觉得，是好朋友才会无须对方开口便知晓对方的需求。只听安德烈说道：

“你来啦，亚历山大。埃米尔和我刚刚还在说，今晚要把你的桌子分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负责呢。”

伯爵身体往椅子里一坐，长长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他说，“我明天一定得想出一个长久之计来。”

主厨和主管不解地看着伯爵。

“长久之计？”

“你让他们俩分摊我的桌子，不就是因为我今晚来不了吗？”

“今晚来不了？”安德烈惊得倒吸一口气。

埃米尔大笑起来。

“亚历山大，我的朋友，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三周。你说好十点要去黄厅的。”

我的老天(8)，伯爵心想。他把这事从头到尾给忘了。

“更重要的是，七点半红厅还有高尔基汽车厂(9)的晚宴。”

为了纪念建厂五周年，这个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的厂长今晚将在此举办晚宴庆祝。除了厂方的主要工作人员，赴宴的还将有主管重工业的政治委员，以及三名福特汽车公司的代表，后面这几位一句俄语都不会讲。

“由我来负责吧。”伯爵说。

“好，”主管说，“德米特里已经把大厅布置好了。”

说完，他把两只信封放在桌上朝伯爵推了过来。

按照布尔什维克人的习惯，红厅里的桌子摆成了一个长长的U字形，椅子则摆在桌子朝外的一侧。这样，所有人就座之后不用伸脖子就可以看见参加宴会的领导人。检查完毕，伯爵对餐厅里的布置非常满意，他这才把注意力转到安德烈交给他的两只信封上来。他先把那封小一点的信拆开，从里面抽出今晚的座位安排图，这张图应该是克里姆林宫的某个部门制定的。然后，他又打开了大一些的信封，把标有客人姓名的席次牌倒了出来，然后照着座位图示将席次牌在桌上摆好。伯爵又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把自己的活儿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把手里的信封卷起来，往裤口袋里一塞。他这才发现，口袋里面还塞着另外一封信。

伯爵拿出第三只信封，皱着眉在想这是什么东西。直到他把它转过来，看到信封上杨柳般纤柔的手写字体。

“哎呀！天哪！”

墙上的钟显示，现在已经三点十五分了。

伯爵立刻从红厅里冲了出去。他跑到走廊尽头，飞快地爬上一层楼梯，来到311号套房的门口。他见门是开着的，便悄声进屋，把门在身后关上。他穿过客厅，来到卧室。一个身影正站在窗前，她闻声把身体转了过来，同时，衣服唰的一下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伯爵轻咳了一声作为答复。

“安娜，亲爱的……”

注意到伯爵脸上的表情，女演员开始把衣服往肩膀上拽。

“非常抱歉，今天同时发生了好几件意外的事，我今天没法履约了。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还得求你帮我个小忙。”

在他们认识的十五年以来，这是伯爵第一次开口求安娜帮忙，而且，他所求之物还不到两盎司重。

“当然，亚历山大，”她答道，“什么事？”

“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一般带几只箱子？”

几分钟后，伯爵从员工的专用楼梯匆匆下了楼，手里拎着两只巴黎旅行箱。他忽然想起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还有他们所有的前任行李员：忽然间，他对所有这些人肃然起敬起来。因为，安娜的箱子尽管在做工与用料上都十分讲究，它们的设计却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该如何搬它们。那个皮革提手是如此之小，甚至容不下两根手指。可在箱子的尺寸上，设计者又如此大方，以至于搬运者每走一步，箱子都会撞一下楼梯栏杆，继而撞到人的膝盖。可那些酒店行李员怎么就能拎着这样的箱子健步如飞呢？并且，他们搬东西的时候，一只箱子上通常还有一个帽盒。

来到酒店底层，伯爵穿过几道员工专用门，径直来到洗衣房。他往第一只箱子里塞了两条床单，一个床罩，还有一条毛巾。而在第二只里塞了两个枕头。然后，他提起箱子，爬了整整六层楼，回到楼上。在通过塔楼的楼梯时，每一次拐弯，箱子都会重重地磕到他的膝盖。终于，回到房间后，他把拎回来的床上用品从箱子里取出来，然后又来到走廊的另外一头，从那间弃置不用的屋里找来了一只床垫。

刚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伯爵认为这绝对是个好办法。但床垫自己似乎很不乐意。因为当他弯下腰，想把床垫从弹簧床上抬起来时，它却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开，展现出它原本的宽度，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当他想方设法地把它立起来时，它却像快要从他的头顶上翻过来一样。最后，他终于沿着走廊把它一直拖进了自己的房间，等他砰的一声把它放在地上后，它便把四肢百骸全都摊开，占领着地板上的每一寸地盘。

这样肯定不行，伯爵双手撑在自己的髋部，心想。如果床垫就这么放在那儿，那他们还怎么在屋里走动呢？他肯定也不想每天都把床垫在屋里拖进拖出。忽然，十六年前早上的一幕如电光石火一般在他脑中闪现了出来，给了他灵感。他自我安慰道，这个房间总比旅行时坐的火车要舒服。

对，他心想，就是这样。

于是，他把床垫立起来，斜靠在墙上，并且警告它说：识相的话，就给我别乱动。然后，他提着安娜的箱子，走下四层，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食品储藏室，所有的罐装西红柿都在此储存。这些罐头盒高约八英寸，直径六英寸，用作这个目的最合适。所以，他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楼上之后（当然免不了要先喘会儿粗气），就马上开始了一番堆叠、码放、抬举和拖拽，然后才又停下来。房间收拾完毕。他把安娜的箱子还了，然后飞奔下了楼梯。

伯爵来到玛丽娜的办公室时（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看见女裁缝和索菲亚正坐在地板上亲热地聊着什么，这才放下心来。索菲亚见他来了，一下从地上蹦起来，将她手里的娃娃伸出来给他看。布娃娃身上新添了一条品蓝色的裙子，裙子前面还钉了一排黑色的细纽扣。

“你看我们给布娃娃做了什么，亚历山大叔叔？”

“好漂亮啊！”

“她还真是个干裁缝的料。”玛丽娜说。

索菲亚拥抱过玛丽娜，然后带着她那位刚刚换了新装的小伙伴走到走廊。伯爵正准备跟出去，却被玛丽娜叫住了。

“亚历山大，你今晚去上班，索菲亚怎么安排呢？”

伯爵咬了咬嘴唇。

“好吧，”她说，“今晚我陪她。但明天你得另外找人。你可以找酒店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比如说娜塔莎。她还没结婚，方便带孩子。但你得付她合理的报酬才行。”

“娜塔莎，”伯爵感激地重复了一遍，“我明天一早就去跟她说。合理的报酬，那是绝对的。太谢谢你啦，玛丽娜。七点左右我会让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人把你和索菲亚的晚餐送来。按昨晚的经验，九点之前她应该就睡着了。”

说完，伯爵刚要转身离开，又转了回来。

“还有，对不起，我早先说的那些话……”

“没关系，亚历山大。你也是着急嘛，而且，你以前又没跟孩子在一起生活过。可我相信你能应付。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你就记住一点，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他们只想要快乐。所以，他们还拥有成年人已经丧失了的那种能力——从最简单的事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乐趣。”仿佛是为了给他举个例子，女裁缝把一个小小的、看似毫不起眼的东西塞到伯爵手里，又跟他交代了几句。

这样一来，当他们俩爬完五层楼梯，回到房间，她又将那双深蓝色的眼睛转过来盯着他看时，伯爵早已胸有成竹了。

“你想玩个游戏吗？”他问。

“想。”她说。

“那你到这边来。”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领着索菲亚从衣柜门穿过去，进到书房里。

“哦，”刚从那边出来，她便说，“这是你的秘密房间吗？”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房间。”伯爵答道。

索菲亚认真地点了点头，意思是她懂了。

索菲亚有点害羞地指着墙上的画问道：

“那是你妹妹吗？”

“是的。海伦娜。”

“我也喜欢桃子。”她伸手在咖啡桌上摸了摸，“这是你祖母喝茶用的桌子吗？”

“是的。”

索菲亚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准备好了，我们玩游戏吧。”

“好。这个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你到卧室去，从一数到两百。而我留在这儿，把这个东西藏在书房的某个地方。”说完，伯爵像变魔术一样把玛丽娜给他的那枚银色顶针亮了出来，“索菲亚，你知道怎么数到两百吧？”

“不知道，”她坦言道，“但我可以把一百数两遍。”

“很好。”

索菲亚从衣柜里钻了出去，把身后的柜门关上了。

伯爵朝屋里四下扫了一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既能给她适度的挑战，又不会欺负她年纪小的地方。考虑了几分钟，他走到小书架前，小心翼翼地把顶针放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上面。然后，他便坐了下来。

两百刚数完，柜门就被打开了一条缝。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

“好了。”

索菲亚走进屋。伯爵原以为她会在屋里这里瞅瞅那里瞅瞅，每个角落都找上一遍。可正好相反，她安静地站在门口，安静得几乎让人觉得不安。她把屋里的每一个区域像象限一样逐个审视了一遍。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径直走到书柜前，从托尔斯泰的那本书上面把顶针拿了起来。一切完成得那么迅速，倘若伯爵也在数数的话，恐怕一百都没数完东西就被她找到了。

“不错。”伯爵有些口是心非地说，“我们再玩一次。”

索菲亚把顶针还给伯爵。索菲亚一离开房间，伯爵便立刻埋怨起自己没在提议玩第二轮之前就把藏的地方想好。现在他只有两百秒的时间来找出一个合适的地点。而且，仿佛是想让他变得更紧张，索菲亚开始大声数起数来。她的声音那么响，他隔着关上的衣柜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突然间，在屋里急得乱窜，这里瞅瞅那里瞅瞅的人变成了伯爵自己。他不是嫌这个地方太容易，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太难。最后，他把顶针塞在了书柜对面那只被称作“大使”的箱子的提手底下。

索菲亚回到屋里，她采取的步骤还和刚才一样。只不过，这回她似乎早料到伯爵会玩些小花招，所以她选择从与之前找到顶针的位置方向相反的角落开始查看起来。她只用了二十秒便将它从藏的地方抽了出来。

很显然，伯爵低估了他的对手。他把顶针藏在这么低的地方，倒让索菲亚的身高发挥了天然的优势。因此，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轮里在她的劣势上做做文章。他要把它藏在离地面六七英尺高的地方试试。

“再来一次？”他狡黠地笑着问道。

“该你啦。”

“该我什么啦？”

“该你找，我来藏啦。”

“不，你看啊，在这个游戏里面，藏东西的一直都是我，而你呢，只管找。”

索菲亚仔细看了伯爵一眼，和她母亲的神态一模一样。

“如果藏的总是你，找的总是我，那就不叫游戏了。”

伯爵皱起了眉头，这一观点让他无法反驳。见她把手伸过来，他只好恭敬地把顶针放到她的手心里。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时，她有些不放心地扯住了他的袖子。

“亚历山大叔叔，你不会偷看吧？”

偷看？伯爵本想回她一两句，来捍卫罗斯托夫家族诚实正直的传统。相反，他保持了冷静。

“不，索菲亚。我不会偷看的。”

“你保证？”

“我保证。”

伯爵出了书房，来到卧室，嘴里一路上犹自念叨着他从来说话算话的，打牌作弊、打赌赖账之类的事他可从来不做。然后，他就开始数起数来。数到一百五时，他听到索菲亚在书房里走动；数到一百七十五，他又听见椅子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伯爵知道绅士和无赖的区别。他继续数着，直到屋里完全安静下来。这时，他已经数到二百二十二。

“不管你好没好，我都进来了啊。”他大声说道。

等他进到书房时发现，索菲亚正坐在高背椅里。

伯爵颇为夸张地把双手背在身后，一边在屋里转悠，一边嘴里哼着。两圈转完了，那只小小的顶针却仍未现身。他开始更加认真地搜寻起来。他学着索菲亚刚才的方法，把房间分成四个象限逐一筛查，可还是一无所获。

忽然，他想起刚才听到过椅子被搬动的声音。根据索菲亚的身高和手臂的长度，伯爵估计她至少可以够到离地面五英尺的位置。于是，他到妹妹画像的后面看了看，还检查了小窗户的开关底下，甚至连门框顶也都看了。

还是没有顶针的踪影。

他偶尔会回头朝索菲亚看，以为她会不由自主地往藏东西的地方扫上两眼，从而把线索暴露给他。可令人沮丧的是，她一直保持着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仿佛她与眼下正进行的搜索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从始至终，她一直都坐在椅子上来回晃悠那双小脚。

伯爵学过心理学。他知道，从对手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正如刚才他想利用她身高不足的劣势，此刻她或许也正在他的身高上做文章呢。当然啦，搬动家具的声音并不一定意味着她爬到椅子上去了，也可能是先把哪个物件移开，再将东西藏在那个物件底下。伯爵趴在地板上，像蜥蜴一样从书柜旁一直爬到那只叫“大使”的皮箱边，然后又爬了回去。

可她依然悠着两只小脚在那儿坐着。

伯爵站起来，挺直全身，把头往倾斜的屋顶上砰砰地撞了几下。刚才跪在硬木地板上已让他的膝盖骨隐隐作痛。他的衣服上也沾满了灰。他正不知所措地朝屋里看着。终于，他意识到一种可能性正像猫路过草坪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向他慢慢袭来。而那只猫的名字叫：失败。

可能吗？

他，罗斯托夫家族的人，要准备认输了吗？

一句话：是的。

没别的方法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打败了。所以他自然要埋怨自己几句，但他首先要埋怨的是玛丽娜和她所谓的简单游戏带来的乐趣。他深吸了一口气，长长地吐了出来。他来到索菲亚跟前，那神态就像奥地利的马克将军站在拿破仑面前请降一样。在那场战役中，只有俄国人的部队侥幸逃过了拿破仑的围攻。

“干得不错，索菲亚。”他说。

自伯爵走进屋起，这还是索菲亚第一次直视他。

“你认输吗？”

“我放弃了。”伯爵说。

“放弃和认输是一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认输的意思。”

“那你就该那么说嘛。”

他的屈辱感一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输。”他说。

索菲亚痛快地接受了他的认输，却丝毫没有扬扬得意的表情。她跳下座椅，朝他走去。他侧过身，打算给她让道，以为她把顶针藏在书柜的什么地方了。可她并没有朝书柜走去，相反，她在他面前停下脚步，然后把手伸到他的上衣口袋里，将那只顶针取了出来。

伯爵惊呆了。

事实上，他有些语无伦次了。

“可，可，可是，索菲亚，这不公平。”

索菲亚好奇地打量着伯爵。

“为什么不公平？”

又是一句该死的为什么。

“就是不公平。”伯爵答道。

“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可以把它藏在屋里任何地方。”

“就是啊，索菲亚，我的衣服口袋并不在屋里啊。”

“我把顶针藏进去的时候，你的衣服口袋在屋里嘛。而且，你找它的时候，它也在屋里呀。”

伯爵凝视着她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这位最擅长使“障眼法”的高手今天反过来被人算计了一把。当她把他叫住，可爱地扯着他的袖子让他不要偷看的时候，那其实是掩护她偷偷把顶针塞进他口袋的障眼法。还有，移动家具的声音，数到了两百还不叫他进去，全都是在演戏。一个不折不扣、瞒天过海的把戏。甚至在他焦头烂额地四处寻找时，她仍然坐在那儿，手里攥着小布娃娃身上那件漂亮的蓝裙子，自始至终都没露出任何破绽。

伯爵往后退了一步，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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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到了。伯爵下到酒店一层，把索菲亚托付给玛丽娜照看。接着，他又跑回六楼去取索菲亚的布娃娃，然后又一次下到底层，把布娃娃给她送过去。之后，伯爵才往博亚尔斯基餐厅走去。

伯爵为自己的迟到向安德烈道过歉之后，便很快将他的团队检查了一番，又巡视过所有的桌子，摆好杯子，摆齐餐具，又向埃米尔看了一眼，然后才发出打开餐厅门的指示。七点半，他赶到红厅去负责高尔基汽车厂的晚宴。十点，他又沿着走廊向黄厅走去，门口有大个子在守卫。

自一九三〇年开始，伯爵和奥希普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会在一起用餐，以帮助这位前红军上校进一步了解西方。

刚开始的几年，他们把时间花在了学习法语上。其中包括法国人的习语和各种形式的称谓，拿破仑、黎塞留(10)、德塔列朗(11)等人物，启蒙运动的精英，印象派的天才，以及他们对“我也说不上来”这句口头禅的普遍喜爱。接下来几年，伯爵和奥希普则研究起了英国，包括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茶，看似极不合理的板球比赛规则，猎狐的规矩和礼仪，他们对莎士比亚永不磨灭同时当之无愧的自豪感，以及包罗万象的小酒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最近，他们的注意力则更多地转向了美国。

因此今晚，在快要吃完的盘子旁边，摆着两本托克维尔(12)的名作——《论美国的民主》。奥希普刚看到这本大部头的时候有点畏缩。伯爵告诉他，要建立起对美国文化的基本了解，没有比这本书更合适你阅读的了。于是，这位前红军上校三周来，每天通宵达旦地研读。今天，他兴冲冲地来到黄厅，像一个准备充分的小学生急不可耐地等待毕业考试一般。听到伯爵说他喜欢夏天的夜晚，奥希普先是表示了赞同，接着恭维了几句今晚的黑胡椒汁，还告诉伯爵，他也很喜欢今晚红葡萄酒的香味。然后，奥希普就摩拳擦掌地切入正题了。

“今天的葡萄酒真不错，牛排很棒，夏夜也很美，”他说，“可下面我们能不能开始谈谈这本书？”

“好，当然，”伯爵边说边把杯子放下来，“我们来谈谈这本书吧。要不你先来谈谈。”

“嗯，首先我得说，这本书跟《野性的呼唤》(13)太不一样了。”

“对，”伯爵笑着说，“它跟《野性的呼唤》绝对不一样。”

“尽管我很欣赏托克维尔对细节的关注，但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一卷，也就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进展得慢了一些。”

“是，”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可以说，第一卷详细得有点过头。”

“而第二卷，即介绍他们的社会特点的那部分，实在是太精彩了。”

“你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

“事实上，从第一行开始——等等，在哪儿来着？哦，这儿：‘我觉得，在整个文明世界里，没有比美国更不重视哲学的国家了。’哈哈，光这一句话就已经非常有料了。”

“是这样。”伯爵咯咯一笑，说道。

“还有这儿。在后面的一章里，他把他们对物质享受的极度热衷拿来单独论述了一番。‘美国人的全部心思，’他说，‘都用在了满足身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为日常生活提供舒适与便利上了。’那时还是一八四〇年。想象一下，他要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又会怎么样！”

“哈！穿越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去看看。这想法不错，我的朋友。”

“可是，请告诉我，亚历山大，我们该如何看待他关于民主制度最适合工业社会的这一断言呢？”

伯爵把身体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手里拨弄着他的餐具。

“是的。工业问题，我们的确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奥希普。这绝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怎么看？”

“可我刚才在问你呢，亚历山大。”

“我准保会告诉你我的看法的。可作为你的老师，在你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你的看法时，我的意见恐怕会影响你的直接印象。所以，我们还是先听听你自己原本是怎么想的吧。”

奥希普仔细观察着伯爵，而后者正伸手去端葡萄酒杯。

“亚历山大……这书你读了吗？”

“书我当然读了。”伯爵一边肯定地回答，一边放下杯子。

“我的意思是，这两卷你从头到尾都读了？”

“奥希普，我的朋友，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即学生们是否逐字逐句地读过某部著作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对该著作基本观点的了解是否达到了合理的程度。”

“那就这本书而言，你对哪几页达到了合理的了解程度呢？”

“嗯哼，”伯爵轻咳了一声，然后打开目录，说道，“让我看看……是，是的，就是这儿。”他抬头看着奥希普，“第八十七页？”

奥希普紧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拿起托克维尔那本书猛地朝屋子另一边扔了出去。那位“法国历史学家”先是一头撞在装了镜框的列宁相片上，相片里的列宁正在剧院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讲。镜框上的玻璃被打碎了，“砰”的一声摔在了地板上。声音刚落，黄厅的门立刻被撞开来，大个子从外面飞身跃进屋里，连手枪都掏了出来。

“该死！”伯爵惊呼着把双手举过头顶。

奥希普差点就命令他的保镖朝他的老师开枪了。他深吸了口气，然后把头摇了一摇。

“没事了，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把头一点，又退回到走廊上。

奥希普双手一合，放在桌上，然后瞅着伯爵，等他开口解释。

“我很抱歉，”伯爵尴尬地说道，“我本来是打算把书看完的，奥希普。事实上，我还特意把昨天晚上的时间腾了出来，想用来把剩下的书读完，可后来……出了件事。”

“出事？”

“意外的事。”

“什么意外的事？”

“一位年轻的女士。”

“一位年轻的女士！”

“她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突然就来了，而且，还要在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奥希普目瞪口呆地盯着伯爵，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哎呀，哎呀，哎呀。亚历山大·伊里奇。原来有位年轻的女士和你在一起。你干吗不早说呢。我完全原谅你啦，你这只老狐狸。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原谅你了。我们以后再讨论我们的托克维尔，你记住喽：你必须把每页都读一遍。可是现在，我一秒钟都不再耽搁你。如果你们现在马上赶到夏里亚宾去吃鱼子酱，还不算太晚。然后，你还可以带她去广场餐厅跳舞。”

“其实……这位女士她年纪还很小。”

“有多小，这位女士？”

“五六岁？”

“五六岁！”

“我觉得应该是六岁。”

“你在照顾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是的……”

“在你自己的住处？”

“正是。”

“要照顾多久？”

“几周。也许一个月。但不会超过两个……”

奥希普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说实话，”伯爵坦承道，“迄今为止，她的到来对我的日常生活已经造成了一些干扰。可这是意料中的事，我想，这是因为她刚刚到。等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让她适应下来，一切都会正常起来的。”

“没错，”奥希普附和道，“而现在，我也别再缠着你了。”

伯爵承诺，在他们下次见面之前一定把他那本托克维尔的书读完，然后便起身出了门。奥希普则把红葡萄酒瓶又拎过来，发现瓶子已经空了。他伸手把桌子对面伯爵没喝完的那杯酒拿过来，倒在他自己的酒杯里。

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孩子在六岁的时候？那段离天亮还有一小时家中过道里就会响起噼噼啪啪的脚步声的岁月？那些凡是比苹果小的东西忽然间不知所踪，直到你发现它们正被你踩在脚下的日子？那段没时间读书，没时间回信，没时间完完整整地进行思考的日子？在他的记忆里，它们就像昨天一样清晰。

“没错，”他脸带微笑又说了一遍，“等他们稍微适应适应，一切就都会正常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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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一直都认为，一位成年人绝不应该在走廊里跑。可当他从奥希普那里出来时，都快十一点了，玛丽娜的好心被他滥用得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今晚破例一回：急奔到走廊尽头。可在拐角处，他正好同楼梯上下来的一位胡子拉碴的人迎面撞上。

“米什卡！”

“啊！你在这儿，萨沙。”

在认出他这位老友的那一刻，伯爵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得赶紧把米什卡打发走。还能怎么办呢？他没有别的法子。

可等他仔细看了一眼米什卡的脸，他就知道刚才的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很显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于是，伯爵不仅没把他打发走，还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米什卡坐下来，双手转了转帽子。

“你不是应该明天才到莫斯科的吗？”短暂的沉默之后，伯爵开口问道。

“对，”米什卡不经意地把帽子一挥，“可沙拉莫夫让我提早一天到。”

维克托·沙拉莫夫是他们大学时代一位共同的熟人，现任文学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让米什卡编辑出版安东·契诃夫(14)的书信集就是他的主意。一九三四年以来，米什卡都在为这个项目呕心沥血地工作。

“啊，”伯爵说，“你差不多该干完了吧。”

“是差不多了，”米什卡笑着说，“你说得对，萨沙。的确差不多要完了。事实上，剩下要做的就是再删掉几个字。”

下面就是之前发生的事：

那天早上，米哈伊尔·门迪茨搭乘从列宁格勒出发的夜间列车到了莫斯科。当书信集的活版盘即将付印时，沙拉莫夫曾对米什卡说过，他要带他到中央作家大厦共进午餐以示庆贺。可是，当米什卡于一点差几分赶到出版商的接待室时，沙拉莫夫却让他回他的办公室去。

回去坐定之后，沙拉莫夫首先对米什卡表示了祝贺，表扬他的工作完成得好。然后，他又在活版盘上拍了拍。原来，这些活版盘并未交付印刷，它们还在编辑的办公桌上。

“是的，这是一部精悍而深刻的作品，”沙拉莫夫说，“学术研究的典范。但在交付印刷前，还有一个小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需要在一九〇四年六月六日的那封信里改几个字。”

米什卡知道这封信。这封信是契诃夫在死前几周写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他预言自己马上会康复。在排版的过程中，它一定漏掉了某些字。这意味着，无论你把活版盘检查多少遍，都不可能把所有错误检查出来。

“我们来检查一下吧。”米什卡说。

“就是这里。”沙拉莫夫边说边把活版盘转过来，让米什卡自己核对那封信。

米什卡把这段读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同时浮现出那封信原来的样子。四年多了，大多数信他已经烂熟于心。可他绞尽脑汁也没发现哪个地方有差错。

“哪个地方少了字？”终于，他只得开口问道。

“哦，”沙拉莫夫说，他的口气就像他才反应过来米什卡会错了意，“不是少了字。而是得拿掉几个字。就是这儿。”

沙拉莫夫从桌对面探过身来，指着契诃夫谈论他对柏林最初印象的那几行字——夸赞当地的面包，说没出过国的俄国人不知道面包能好吃到什么程度的那几句。

“这部分得拿掉？”

“对。没错。”

“全部删除？”

“可以这么说。”

“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为了简洁。”

“这么说，是为了节约纸张喽！好，我把六月六日这封信里的这一小段拿出来，然后你想让我把它放在哪儿？存到银行？放到梳妆台的抽屉里？还是塞进坟墓？”

米什卡把那天的对话复述给伯爵听，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那天的怒气仿佛重新冒了出来。紧接着，他突然沉默了。

“后来，沙拉莫夫，”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沙拉莫夫年轻时曾对我说，我们应该让笔下的文章变得像大炮一样威力无穷，此刻却告诉我，那几句话一定得删掉。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做的吗，萨沙？你想象得到吗？”

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喜欢踱着步思考的人做起事来一定相当理智，因为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事情的因果，以及权衡其利弊。但伯爵一直以来的经验告诉他，那些喜欢踱步思考的人随时都处在冲动的边缘。尽管踱着步思考的他受到逻辑的桎梏，这种逻辑却有多面性，它并不能让他们对事物有更清晰的认识，甚至不能自我说服。它反而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损失，他们也会轻易受到哪怕是一时冲动带来的影响，会受到鲁莽和轻率的诱惑，这就像他们从没有深思熟虑过一样。

“不，米什卡，”伯爵带着某些预感承认道，“我想不出来。你怎么做的？”

米什卡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面对这样愚蠢的行为，你应该怎么办呢？反正我把那段话一笔删去，然后一句话没说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听到这一结果，伯爵才放下心来。要不是看见朋友脸上还带着昔日遭到重大打击的神情，他可能已经笑出声来了。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有些可笑。它有点像果戈理笔下的故事，而沙拉莫夫扮演的则是一位饱食终日，而且对自己的地位自鸣得意的枢密院官员。而那段犯了禁忌的文字，听到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后，可能已经吓得爬出窗户，钻进巷子，逃得无影无踪了。直到十年之后，它才又出现在一位戴着夹鼻眼镜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伯爵夫人的手臂上。

伯爵依然神情严肃。

“你做得完全正确，”他安慰道，“不过是几句话嘛。就像是从几十万字中间删去五十个字而已。”

伯爵还指出，总的来说，米哈伊尔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俄罗斯早就该出一套权威的契诃夫书信集了。这套书籍对整个新时代的学者与学生、读者与作家来说都将是巨大的鼓舞。那沙拉莫夫呢？伯爵一直觉得，长鼻子小眼睛的他像一只白鼬，绝对不能因为一只白鼬而毁掉自己的成就感，或者庆祝的心情。

“听着，朋友，”伯爵最后笑着说，“坐夜班火车来的你肯定没吃什么像样的午餐。这已经是个问题了。你先回酒店，洗个澡，吃点东西，再喝杯酒，然后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晚上，我们按原先约好的那样，在夏里亚宾酒吧为契诃夫老兄喝一杯，再拿那位白鼬先生开开涮。”

伯爵一边尽力安慰老友，让他振作起来，一边领着他朝门口走去。

十一点四十分，伯爵终于下到酒店一层。他敲了敲玛丽娜的门。

“很抱歉，我迟到了，”女裁缝开门时，他轻声说，“索菲亚在哪儿？我把她抱到楼上去。”

“你没必要那么小声，亚历山大。她还醒着呢。”

“你还没让她睡啊！”

“我没有不让谁睡，”玛丽娜反驳道，“是她自己坚持要等你。”

两人进到屋里，只见索菲亚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一见伯爵，她便跳到地板上，过去牵住了他的手。

玛丽娜抬了抬眉，仿佛在说：你看……

伯爵也抬了抬眉，仿佛答道：我看出来了。

“谢谢您的晚餐，玛丽娜阿姨。”索菲亚对女裁缝说。

“谢谢你能来，索菲亚。”

然后，索菲亚抬头望着伯爵。

“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然，亲爱的。”

从玛丽娜那儿离开的时候，伯爵明显察觉到，小索菲亚真的困了。她一直攥着他的手，领着他穿过大堂，进了电梯，飞快地按下五楼的按钮。他们来到塔楼后，她没让他抱，反而连拉带拖地把他拽上了最后一截楼梯。当他向她介绍那张设计精巧的新高低床时，她都没看他一眼。相反，她迅速地跑到走廊那头刷了牙，又换上了睡衣。

从洗手间回来后，她没有立刻钻进被子，而是爬上了办公桌前的座椅。

“你还不打算睡觉？”

“等等。”她抬手示意他安静。

说完，她往右边侧了侧身，像是他挡住了视线。伯爵满腹疑惑地往旁边挪了一步，再转过身去。那一刻，他正好看见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赶上了它那位罗圈腿的兄弟——时针。当这对弟兄拥抱在一起时，弹簧彻底松开，齿轮开始转动，双响钟里的那把小锤发出了午夜的钟声。索菲亚听着钟声，一动不动地坐着。到第十二响，也就是最后一响时，她才从椅子上蹦下来，爬到床上。

“晚安，亚历山大叔叔。”她说。伯爵还没来得及帮她掖好被子，她就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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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伯爵来说，今天是他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天之一。精疲力竭的他像索菲亚一样快速地刷完牙，穿上睡衣，然后回到了卧室。关上灯后，他爬上了弹簧床架底下的床垫。是的，伯爵自己没有弹簧床架。而索菲亚的床也只是用番茄罐支撑着，下面的高度勉强容他翻个身，可是与直接睡在坚硬的木地板上相比，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在以他父亲会感到骄傲的方式度过了这一天之后，伯爵听着索菲亚轻微的呼吸声，合上了双眼，准备进入无梦的睡眠。可睡眠不会轻易降临到疲倦的伯爵头上。

记得一部电影里曾有过这样的镜头：舞蹈演员在台上站成两排，又一个接一个地从通道里跳上前来。而此刻，伯爵心里的各种担忧也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一个地从他脑海里蹦出来，它们先夸张地冲台下鞠了个躬，然后转到队尾站好，把台前的位置腾给下一个蹦出来表演的“担忧”。

可伯爵究竟在担忧些什么呢？

他在替米什卡担忧。尽管他已经知道，他的朋友那么痛苦是因为第三卷第三百页上的几句话被删掉了；伯爵本应松一口气，可他预感那件删掉几十个字的事并未就此了结。

他也在担忧尼娜和她的东部旅程。伯爵虽然对谢夫沃斯特拉格知之甚少，对西伯利亚却多有耳闻。他能想见尼娜选择的那条路有多么荒凉。

他还担心小索菲亚。不仅仅是替她切牛肉或者替她换洗衣服那么简单。无论他们是在广场餐厅用餐，还是坐电梯，很快会在大都会酒店引起注意。尽管索菲亚只会在伯爵这里暂住几周，可如果在尼娜赶回来之前，这事被哪个当官的知道了，她可能会被禁止在这里住下去。

最后还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伯爵担心明天早上起来之后该怎么办：索菲亚吃完她那份饼干和他那份草莓以后，又会爬上那把椅子，回过头用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望着他。

当生活处在动荡之中时，即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们也会因为或大或小、或真实或虚幻的担忧感到惶惶不安。事实上，罗斯托夫伯爵对老朋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离开大都会酒店后的米哈伊尔·门迪茨老老实实地听从了伯爵的建议。他径直回到酒店，洗了澡，吃了东西，然后蒙头大睡。次日醒来后，他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在晨光熹微之时，他觉得伯爵说的完全正确——那不过是几十个字而已。沙拉莫夫又不是让他把《樱桃园》或者《海鸥》里最后几段对白删掉。任何一个去过欧洲的人都有可能在信中写下那样一段话，想必契诃夫本人也是这样。

可就在米什卡换好衣服，吃罢早餐，走在去往中央作家大厦的路上时，他刚好经过阿尔巴特广场上的高尔基雕像。昔日立在这里的是沉思中的果戈理雕像。除了马雅可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是米什卡心目中当代最伟大的英雄。

“就是这个人，”米什卡自言自语道（他旁若无人地站在人行道上），“曾用那么清新理智的语言直白地描绘出他对青春的记忆，而那也成了我们对青春的记忆。”

尽管当时的他已在意大利定居，他还是在斯大林的诱哄下回到俄国，住进了里亚布申斯基的故宅(15)。就这样，他主导并确立了全体俄国人唯一遵循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可结果又怎样呢？”米什卡冲着雕像质问道。

几乎都被废了。布尔加科夫这些年一个字都没写出来。阿赫玛托娃早已辍笔。而曼德尔施塔姆呢，刚服完刑，又立刻被关了起来。马雅可夫斯基呢？哦，马雅可夫斯基……

米什卡揪了揪他的胡子。

他想起一九二二年时，他曾经当着萨沙的面大胆地预言，这四个人将为俄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那或许不可能。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叫“沉默”的诗歌。

“是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意见，”米什卡说，“它既是一种抗议手段，也是一种生存手段。它还可以是一种诗歌流派——有着自己的音步节奏、修辞规则和传统。它不需要笔，只要用枪照着自己的心脏开上一枪就能写出来。”

想到这儿，米什卡转过身，背对着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中央作家大厦，走进了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大楼。到了之后，他快速地爬上楼梯，从接待员身边经过，推开一扇又一扇门之后，终于在一间会议室里找到了正在主持编辑会议的“白鼬”。会议桌正中间摆着几盘奶酪、无花果和熏制的鲱鱼。见此情景，米什卡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火。原本盯着沙拉莫夫的那些年轻编辑和助理编辑纷纷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闯进了会议室。他们都既年轻又认真，这让米什卡更加怒不可遏。

“好极了！”他大声喊道，“我看你又把刀子拿出来了。你今天打算砍掉一半什么呢？《卡拉马佐夫兄弟》？”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目瞪口呆的沙拉莫夫说道。

“这是什么！”米什卡指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嚷道，她手里刚好拿着一片面包，上面夹着熏鱼，“柏林产的面包吗？当心了，同志。你只要咬上一口，沙拉莫夫就会拿枪把你给毙了。”

米什卡看得出，这个年轻女孩一定觉得他疯了。可她还是把面包放回了桌上。

“啊哈！”米什卡辩解似的叫了一声。

沙拉莫夫充满担忧地从椅子里站起来，有些手足无措。

“米哈伊尔，”他说，“你很显然不高兴。有什么事，可以待会儿到我的办公室去谈，我很乐意听听你的想法。可你也看见了，眼下我们正在开会。我们还有好几小时的工作要做。”

“好几小时的工作。这我一点都不怀疑。”

米什卡接着把今天剩下的工作逐一列举出来。每说出一件，他就从桌上操起一份手稿，朝屋子那头的沙拉莫夫扔去。

“要把雕像移走！要把对话删除！下午五点，你还要陪斯大林同志去洗澡，那可一定不能迟到啊。如果你迟到了，谁来替他擦背呢。”

“他疯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

“米哈伊尔……”沙拉莫夫恳求道。

“俄罗斯诗歌的未来就是俳句！”米什卡大喊了一声后，心满意足地摔门而去。事实上，他觉得这个动作十分解气，于是把一路经过的每一扇门都摔了一遍，然后才走到街上。

可是，借先前的话问一句，他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米什卡的那些话当天就被汇报了上去。不出一周，它们便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八月，他受到列宁格勒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传讯。十一月，一个那个时代特有的庭外三人小组审理了他的案子。然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无尽的反思之中，他被送上了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

伯爵为尼娜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她没能在一个月或一年之内回到大都会酒店，事实上，她再也没有回来。十月，伯爵努力打听过她的下落，却无果而终。所以只能猜测，尼娜也在尽她所能地与伯爵取得联系。可尼娜·库利科娃就这么消失在了浩瀚无垠的俄罗斯东部。

伯爵对索菲亚不能继续住在大都会酒店的担心也应验了，她不仅已被人发现，而且在她来之后的两周内，便有人给克里姆林宫的行政办公室寄了一封信，称一位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阁楼的“前人民”近来在替别人照看一个五岁小女孩，而小女孩的父母未知。

办公室的人收到信并仔细读完后，盖上章，然后把它转给更高级别的办公室。在那里，它又被盖了一个章，然后被送去比它还高两层楼的办公室。而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大笔一挥，国营孤儿院的女舍监就马上出动了。

说来也巧，在对该“前人民”近来交往的人士进行粗略调查之后，某位身材苗条的女演员被牵扯其中。而这位著名女演员又是某位长着圆脸的新晋政治局委员多年的情妇。一般来说，长期活动于充满官僚气的政府高墙之内的人，很难想象外面的世界里发生的事。可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倘若谁把苏联政治局委员的私生女逮住并把她送往孤儿院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职业前途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想而知。在这件事上太过殷勤，只会让你在被蒙住眼睛挨枪子之前得到一根烟抽。

因此，此事的调查慎之又慎。有迹象表明，该女演员很可能与那位政治局委员有一段长达六年的关系。此外，据酒店的员工证实，小女孩到达酒店的当天，女演员也住进了酒店。因此，这次调查中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放进了一只上了锁的抽屉（以备不时之需）。而当初引发这场调查的那封贻害不浅的告发信却被人用火点燃，扔进了它应有的归宿——垃圾桶里。

所以，伯爵有充分理由替米什卡、尼娜还有索菲亚担心。可还有什么事会让他为第二天早晨发愁呢？

第二天，他们收拾好床铺，吃完饼干后，索菲亚果不其然地爬上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但并没有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盯着伯爵，而是向他抛出了一堆有关艾德豪尔山庄和他家族的问题，仿佛她在昨天夜里的睡梦中就想好了这些问题。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位一直以讲故事时言简意赅且重点突出为荣的男人在考虑到对方的要求后已变成了一个依赖脱题说明、夹注和脚注的好手。以至后来，索菲亚还没说出脑袋中的问题，他就已经猜到她想问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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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忧心忡忡，无法入睡时，数绵羊是通常的应对之策。而伯爵更喜欢在羊肉外裹上香草，再浇上红酒浓缩汁吃。因此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策。听着索菲亚的呼吸，他开始回想自己在硬木地板上醒来的那一刻。接着，他把去大堂、广场餐厅、博亚尔斯基餐厅、安娜的房间、地下室以及玛丽娜的办公室的路径全部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他在脑子里计算起一天中自己总共上下了多少截楼梯。他上上下下，一截又一截地数着，直到双响钟敲出一天中最后一声钟响，这时，他已经数到了五十九。同时，在一天的劳碌之后，他终于进入了梦乡。

附

“亚历山大叔叔？”

“索菲亚？”

“你醒着吗，亚历山大叔叔？”

“我醒着，亲爱的。什么事？”

“我把布娃娃忘在玛丽娜阿姨屋里了。”

“哦，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