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晚年时，往往会令人很踌躇，因为既不想让别人也不想让自己太消沉，因此会倾向于关注晚年生活更令人愉快的侧面，比如谈谈“死亡”这个词，说说不断来访的年轻人，发现新的兴趣爱好等等。但我必须承认，自己晚年生活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是为年纪比我大，或就算不比我大，但已衰老的人做点什么事，或更糟的情况是，想做却无法做什么事。人不是按相同的速度变老的，因此最终大部分人都必须照顾别人，或被别人照顾，相对而言人们会更喜欢后者吧，但就算这是相对较好的选项，其实也远不是乐观的选项，我原来并不理解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吧。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反应，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无私的人，照顾别人对他们来说非常自然。但我只能为我的同类说话，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是因为巴里才对此事有明显感觉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曾照顾过老朋友南·泰勒，她最近刚过世，但我只是全力帮她的朋友之一，所以尽管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左右，却从不需要我全职在场。但面对巴里，却是或说应该是，全天候的。

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相遇，那时他是个希望自己没结婚的已婚男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爱妻子，而是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他曾一度怀疑但却一直愚蠢地努力忽视的事实，那就是以他的性情来说，他根本不适合婚姻。他一向厌恶占有和被占有，不仅是理论上说说而已，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均如此。他确信他不会因为喜欢甚至爱上别的女人而少爱妻子一点，可他的妻子在这一点上无法认同。他觉得妻子很不理性，觉得这是逼他欺骗，而他是个不愿意欺骗的人。巴里是个典型的不忠实丈夫，实际上，他非同寻常地确信自己有理，觉得“想成为某人的唯一”这种高于一切的想法是神经质的、不健康的，会引发很多疾病。

我四十三岁时（我比他大八岁）与他有相同的感受。与浪漫爱情背道而驰，我心里怀着强烈的解脱之感，而且也已经习惯了不结婚，觉得婚姻困难重重，缺乏热情，我宁愿期望不一样的生活。因此我们走到了一起，仅仅因为喜欢，而且身体上彼此吸引，却完全没有结婚的念头。我们对于写作和表演（巴里是剧作家）的好坏见解相同，一致认为清晰、自然是首要素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话说，他曾告诉过我如果与太太分手，他唯一确定的是再不会结婚了，我还记得听完这话后心里曾一阵轻松，因为我不再有罪恶感了。这对我，甚至是个安慰。因为从那个时刻起，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总会有另一个人为他洗衣做饭，我可以享受爱的果实，却并不需要在厨房里艰苦努力。我吃惊地发现，尽管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浪漫爱情的风风雨雨，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合适的角色显然是做第三者。和巴里的关系逐渐稳固，逐渐持续，但我们一直都更像是相互喜欢而不至于相互迷恋的朋友，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最后他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头（并非因为我，但为了方便起见，说我是理由也行），巴里开始自己生活，但他并不擅长这个。我已经记不清他在何时、为了什么搬进我的住所，因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见面的次数，但我想应该是在我们不再做情人以后。唉，努力拼凑记忆的碎片来探究细节真是单调乏味的事情，但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只是我们从情爱转化为稳定的伴侣是个渐变的过程，我确实不太记得准确时间了。

我所记得的时间，是很久以后巴里开始生病的时间，那是2002年1月。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患糖尿病了，是老年人常见的轻度糖尿病，但刚开始时他并不了解这一病症，后来他咨询的医生又恰好轻视了这些症状，告诉他不必担心，只要药物治疗和饮食控制得当，病症就能轻易控制。对这一建议，巴里唯一听进去的是“别担心”和“药物治疗”，他说服自己和我相信只要吃药，就万事大吉，这是某医生说的。这个某医生，基于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感到万分幸运，因为我的出版商和我完完全全忘记了她的名字。我和巴里共同生活期间，巴里还为她的书捧过场呢。当时他身体状况不错，还挺喜欢她的。而我对糖尿病，除了知道症状厉害时需要注射胰岛素外，一无所知，当我听说巴里连注射也不需要，真是觉得很轻松，所以就随他由着性子犯蠢，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错。

我没有意识到他这么做很愚蠢，是因为我所认识的他，除了仅有的一次他太太处理的紧急情况外，相当健康。在我的记忆里，他连感冒、头疼或消化不良都没得过。如果别人生病，他的反应也通常很简单：“是癌症吗？会死吗？很疼吗？”这几个问题他一定会问，一旦打消了这几个疑虑，他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唯一关心的也只有疼痛，他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能忍受这一点。他如果受了伤，会疯狂地要求医生：“给我打吗啡！”而且不断坚持，别人如果拒绝，他就觉得那是施暴。这种态度，是他太太在场那次紧急状况的后遗症，当时他因肠绞痛异常痛苦，他原来剑桥的一个同学后来做了医生，偷偷给他打了些吗啡才缓解。这些吗啡不仅给了他愉悦的安慰，还治好了他的病，或者说看似治好了他的病。所以到了现在，他一旦觉得哪里痛，就会要求吗啡，完全不思考别的问题。如果医生护士建议他控制饮食，或解释任何一种非止痛治疗方案，他立刻就不搭理别人，他已经在内心深处决定：“这完全是无聊透顶、不讨人喜欢的建议，我才不听呢。”就是这个样子。

但他并没能任意胡闹很久。早在2002年1月，这个某医生把他送到皇家自由医院，给他的阴茎做了个很小的干预治疗，两天后他尿不出来了，细节我就不在此赘述了，你会为此感谢我的。整个过程异常折磨人，我们不得不连夜坐急救车赶到急诊室，等了四个多小时，巴里越来越痛苦，一个医生给他插了根尿管……因为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在给他前列腺动动小手术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癌症）前，他必须插尿管三个月。任何插过尿管的人都知道，不舒服和羞辱感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反应，因为痛苦的感染很快会越来越甚。不久，我们就习惯了不断往急诊室跑的悲惨严酷的时光，后来终于等到了预约的手术时间，他们竟然在最后一秒钟取消了手术，理由是巴里的心脏无法承受（这个理由后来幸运而神秘地消失了），我们简直惊呆了，关于下一步要怎么办，他们什么也没说，就送他回了家。我们当时没有医院的任何消息，只能绝望地给这个某医生打电话，问她：“他这辈子都得插着尿管生活了吗？”她回答说：“可怜的巴里，有时候确实必须如此，恐怕是的。”

几周后，我们听说医院给这个某医生写过一封信，告知巴里的治疗进展，但她原封未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只是能感觉到，作为唯一希望的她，竟然也渐渐消失了。我时不时去她的诊所替巴里取糖尿病药片，药片很快就送出来了，有一个小小的瞬间，我甚至觉得这个诊所比我看病的那个好多了，因为不需要排队，我压根儿就没想过那里为什么除我之外几乎见不到一个病人！然后，如果巴里需要去看病，预约电话的回答是：“医生今天不在，请明天下午再试。”如果我问能不能见她的合伙医生，“恐怕不行，他出诊去了。”诸如此类，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自己歇斯底里的尖叫：“这个诊所压根儿就没有医生！”事已至此，巴里才听得进我一直跟他说的，如果早找我的医生看病，情况会好得多。但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这对我们想早点做手术的愿望已经没什么帮助了。

在政府免费医疗系统三个月的经历，加上晕头晕脑的某医生，把我和巴里逼成了活死人，而我们还是一定程度上思维敏捷、见多识广的老年人，如果是境况更差的老年人，遇见这种事情又会是什么结果？只有天知道了。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说的做的有什么用，没人愿意告诉我们任何事，即使说了，也一定是愚弄我们、欺骗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变得非常消沉，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悲惨地坐等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最后还是亲爱的萨莉来救了我们，她赶到伦敦，打电话给皇家自由医院的那个顾问在哈利大街注册的诊所，为巴里预约看病。用我的话说，“看看花二百二十五英镑后有什么不同吧！”这个罩在白外套下的神秘人物，曾经当着我们的面在走廊的一角消失无影，现在却变得态度和蔼，满口承诺，对我们的所有问题一一作答，十分清晰。不不不，巴里当然不需要一辈子都插尿管，这种事绝少发生，他确定在巴里身上也不会发生；手术延误只是因为他需要在术前与心脏科专家会诊，确定是使用普通麻醉还是硬膜外麻醉，不巧心脏科专家度假去了，三周之内暂时还回不来。回家以后我才忽然想到，这个假期休得也太长了点吧，而与顾问面对面时，只因为他回答了我的问题，对待我们就像对待理性的成年人，我们就深觉感激，连起码的理性思考都没有了。疾病带来的羞辱感更深了，我们依然是活死人，只不过在那一个瞬间，我们变成了快乐的活死人而已。

三周最后拖成了将近五周，痛苦难熬的五周，我们打了无数个焦躁不安的电话，顾问最终宣布第二天手术时，还不忘情绪化地加一句：“明天反正是要动手术的，和你们打的电话无关。”这立刻让我觉得和电话有关。手术很成功，尽管几周后伤口才愈合，还不断感染，并且，巴里从此就没有恢复健康。

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我过去从没写过，我大段大段地写，有时会隔几天，而不是按日子顺着写，因而更像回忆，不像通常的日记，其中有一段描述了我和巴里的关系：

当然这种自动转换为妻子的改变也不错，因为看起来我从此将一直承担这个角色了。巴里的前列腺问题解决了，糖尿病问题却日趋严重，不久后他就必须增加胰岛素治疗。不过这事他倒可以自己操作，因此对我是很大的解脱，只是注射并没有让他的情况改善多少。大部分糖尿病患者一旦接受治疗并配合控制饮食，往往可以过正常生活，但巴里，或许因为他拒绝在正确饮食方面做任何努力，看起来是要永久性地衰竭下去了，他几乎不能下床。为此我有深深的罪恶感，只是这种罪恶感还没有强到能让我有所行动，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铁腕地控制巴里的饮食，因为若要那样做，不仅需要每天做饭，还得强迫他吃不喜欢的东西，而这一点，没人能做得到。当然，我可以做点什么防止他吃喜欢的东西……很自然地，我不再买蛋糕、甜饼干等食物，而这个卧床不起的男人，趁每周有三四次被带去图书馆借书的机会，只要我不在场，就毫不迟疑地冲向商店买咖啡、蛋糕或油炸圈饼，只有当他的血糖读数冲上天花板，自己感觉实在糟糕之时，才停止这种白痴行为。但这种理性状态仅仅在阅读中感觉不太糟（实际上从没好过）时才能维持，只要感觉稍微良好，他又故态复萌。想让他远离肥肉，远离咖啡里添加的两大坨奶油几乎是不可能的。看到同样熟悉的萨莉和女儿杰萨米也和我一样管不了他，我稍微觉得安慰，她们劝解说我也做不了什么，但纵然如此，我还是无法抑制地觉得我这个“妻子”，真是表现得不怎么样啊。

他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他口中自己的“弱点”，即随着所承受的痛苦增加，他的精力可怕地慢慢枯竭，这个过程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他几乎丧失了对一切的兴趣。这个智力水平上乘的男人现在除了侦探小说之外什么也不读，而且就连这样的书他也一本都读不完。他会从图书馆书架上随意挑选五六本侦探小说，第二天就嚷嚷着要还回去，因为（真令人吃惊啊）这些书“读不下去”，但如果我给他点别的什么，他又会说“别打搅我”。他不能被电视上体育台之外的任何东西“打搅”，而且渐渐地，他想看的体育节目也越来越少，现在走进他房间我经常发现电视机虽然开着，他却脸朝另一个方向躺着。他甚至不再主动和我说话，即使和他说话，他也仅仅回答简单的一两个单词而已。一天天过去，他除了“晚饭吃什么”以及“能带我去图书馆吗”之外，什么也不说，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里，吃是仅存的快乐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一个生命已被如此残酷地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后来，在本文写作之后，又发现除糖尿病之外他还有心脏的毛病。——作者注]

2006年夏天他有过一段回光返照的时刻，当时皇家宫廷剧院在其楼上剧场举行了整季的朗读会，精选20世纪60年代让这一剧院出名的那些剧作，其中就有巴里写的《晃荡者》。这一朗读会由帕姆·布赖顿执导，他曾是《晃荡者》首场演出的导演，皇家宫廷剧院的星探们还找来一些非常出色的年轻演员（剧中大部分角色是中学男生）。巴里对此非常激动，但我们还是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最后表演非常出色，甚至有几分钟观众们都忘记了他们只是在看一场朗读会，感觉似乎是在观看此剧的完整演出，我们真觉得是个非常荣耀的意外。观众的反应与每一个剧作家所期待的一样，最后巴里走上台去感谢相关人员，他在台上看上去又矮又老，哽咽着说：“我从来，从来都没有料到会再次看到这出戏演出。”观众把他抬起来，萨莉和我都落了泪。杰萨米和比彻姆此前从未看过他的戏，完全入迷了，杰萨米不断重复“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戏”。表演后在酒吧还搞了个聚会，一场混乱好玩的老朋友相见的欢乐瞬间。在回程的出租车上，我问巴里：“这会让你重获新生吗？”他平静地回答：“哦不会，不可能了。”确实没有。

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既悲哀又无聊的状态。有时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以及我确信其他不计其数的老年夫妻或伴侣在类似情况下，能够坚持彼此照顾？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来说明，尽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朵或果实看起来差异很大，但依然属于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否则的话，责任如此不受欢迎，怎么还会这么不费力就和爱绑在了一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第二条路。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或尽量补偿自己。这个办法也许不值得赞美，但我觉得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