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即24日傍晚，校长的手机接到了浅川卓二打来的电话。内容是针对昨天座谈会上中井母亲的发言提出的投诉。

座谈会的目的应该是说明更换班主任的原因。可是，那位家长为什么要扯出毫不相干的孩子过去的事情？学校也有责任，为什么允许那样的发言？学校和那位家长是不是联手了？班级座谈会还不够，给我召开全校座谈会！卓二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喋喋不休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校长很伤脑筋。他按照浅川夫妇的要求，更换了班主任，也召开了班级座谈会。可是，他们还是不满足。他们的要求究竟要升级到什么程度？

最终校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第一学期的结业典礼次日，即7月19日召开了全体家长会议。校长当着近100名家长的面，作了与班级座谈会上所讲内容大致相同的说明，并且不停地道歉。

另一方面，从座谈会次日开始，川上就被解除了4年级3班的班主任职务，从那以后，连在学校内自由行走都不能随心如愿了。因为校长下达了严令，除了教学楼1楼的教师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以及隔壁的西侧洗手间、1楼的配餐室之外，他不得随意出入其他地方。教导主任在教师办公室、校长在校长办公室一直对他进行监视，几乎是软禁状态。

另外，校长指示他“即使是课间休息时间，也不要与裕二同学以及其他学生有任何接触。我们要制造你和裕二同学零接触的事实”。因此，上课时间他呆在教师办公室给负责教务的老师打下手，下课铃一响，校长就不停地挥手叫他“快来！”，他就钻进校长办公室，慌慌张张地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

川上都没能跟孩子们道别，这事一直挂在他的心头。召开班级座谈会那天，因为校长交代他“参加研修”，所以完全没能去上课，从那以后再也没能见到孩子们。

最终，6月20日去参观学习成了最后一面。他们去的是博多商家故乡馆和福冈市博物馆。博多商家故乡馆是一个乡土资料馆，重现了明治、大正时期博多的商业手工业者居住区，可以体验当时的平民生活。

在展品面前，裕二似乎被勾起了兴致，不停地问川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川上拿起数码相机对准他时，他便满面笑容地摆姿势。在市博物馆，裕二盖了好几个图章，川上都在旁边给他搭了把手。

有位女教师一直密切关注着裕二与川上的动静。她奉校长之命负责监视川上。临近出发时，浅川和子提出要求：“我很害怕，不敢让裕二去，但是他本人一直很期待，所以希望学校采取一些措施。”因此，校长答应她安排一名负责监视的老师。

但是，这位被紧急安排同行的女教师在观察川上与裕二的状态之后，感到很奇怪。她在回学校之后向校长汇报说：

“看上去川上老师和裕二同学关系挺好的。一般说来，如果害怕老师，哪怕老师只是进入自己的视野里，也会赶紧离得远远的。可是裕二同学完全没有那种举动，他的态度根本不像是在害怕（老师）。”

校长不惜软禁川上，也要制造“与裕二零接触的事实”，尽管如此，浅川夫妇对川上的攻击却从未停止。夫妇二人再次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这次的控诉内容是：

“裕二在学校里偶然碰到过川上老师两三次，由于太过吃惊，他身体开始不舒服。一回到家就冲进厕所，一直上吐下泻。能不能让川上老师不要来学校上班？”

总是对他们俯首听命的校长，此时也忍不住回绝了这个要求。

“我没有权限对来上班的川上老师说‘回家休息吧’，不过我吩咐过他‘要注意尽量别和孩子们碰面’。”

川上被软禁在1楼的教师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而4年级3班的教室在3楼，虽说是同一栋教学楼，却几乎不可能与裕二碰面。另外，假如裕二碰到川上身体开始不舒服，那为什么当场没有出现症状？这一点令人不可思议。

可是，和子不肯死心，6月25日也不请自来。她坚持说裕二又碰到川上了，而且当时川上对他说了带有恐吓意味的话，他受到冲击，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她态度强硬地要求把川上派到裕二看不到的地方。

然而，校长的态度明显与往日不同。一副心神不定、心不在焉的样子。实际上，这一天《朝日新闻》的记者在小学出现了。这场风波终于传到了媒体那里。

校长打断和子的话说道：

“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恐怕风波会接踵而至。因此，整个学校会被搅翻天，也可能会在本地引起轰动。也许明天A小学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都会上报。我们不会对裕二同学弃之不顾，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因为今后我们必须守护整个学校和孩子们。”

他又说：“我得开会讨论一下如何应对媒体。”说完就留下和子自己出去了。

当天晚上8点半左右，《朝日新闻》的记者也来到了川上家。估计他是在暗中监视，川上开车回到家，把车停进车库，刚一打开门，他就疾步上前打招呼：“请问您是川上老师吗？”

川上回答“是的”，他就递过来名片，自我介绍说：“我是《朝日新闻》的市川。”这位记者名叫市川雄辉，来自西部总社报道中心。他提出来意：“您知道A小学发生的事吧？想采访一下您。”

川上有些惊慌。白天校长对他说过媒体来采访的事。不过，他完全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自己头上来。他受到了冲击。

（自己忍气吞声地接受浅川夫妇无理取闹的要求，默默忍受毫无凭据的中伤直到现在，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尽可能在学校内平息这场风波？）

可是，最终还是到了被媒体打探到的地步。这一瞬，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了。

川上无可奈何地反问道：“你说的是浅川同学吧？”对方立刻说：“听说更换了班主任，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采访过学校和家长，对浅川同学实施体罚、说血液肮脏之类的歧视性话语，这些确有其事吗？我想听您亲口讲述。”虽说是晚上，川上还是怕被邻居看到，就把市川请到了家中。他开门见山地问：

“就因为浅川同学放学回家时收拾得慢，您就对他实施了米老鼠和面包超人等体罚吗？您实施过数到10吗？”

“我从来没有因为他收拾得慢实施过体罚。不过，浅川同学老是在玩，有时候因为他一个人造成其他孩子都回家晚。所以我说过‘来，我数到10，你赶紧把书包拿来’。当他和两三个朋友留在教室迟迟不走的时候，我也说过‘来，我数到10之前赶紧离开教室’。”

“不过，我曾经用手背轻轻拍打过浅川同学的脸颊……”

川上失口说了多余的话。

“其他同学反映说‘被裕二打过好几次’，所以我就批评了他。可是他不改，我就轻轻打了他一下。现在想来，应该是矫枉过正，我也在反省。”

市川叮问道：

“也就是说，顶多算是矫枉过正，并非因为歧视而体罚对吗？”

“是的。”

但是，可能川上的这番发言让市川认定，虽然和家长说的匹诺曹、面包超人等有些出入，可至少体罚确有其事。虽然川上自己觉得解释清楚了，反倒招来对方心中的疑云。

川上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媒体。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成了媒体采访的对象。确实，一般人突然遭到媒体的采访攻势，要让他应对自如，也是有些勉为其难。不过，话虽如此，川上的应对实在太差。

市川继续问道：

“您有过人种歧视言论吗？”

“家访时，孩子母亲说‘我祖父是美国人’，所以我就说‘原来掺杂了美国人的血统，怪不得有点像混血儿’，仅此而已，并非因为歧视。”

“您有没有说过‘日本是个岛国，过去只有纯正的血统，现在却掺杂了肮脏的血液’？”

“啊？！”

没有的事儿。

确实，6月7日与浅川夫妇面谈时，他们曾抗议说他在家访时有过“血液肮脏”的言论。但是，“日本是个岛国”这种话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至少知道日本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又怎么可能说这种蠢话？）

“不，我根本没说过这种话。”

他强忍愤怒，断然否认。

“既然您什么都没做过，为什么要接受撤职这种严厉的处分呢？如果换作我，我会坚持说自己没有做过。”

市川咬住不放，有这种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家长的说法，‘混血’这个词给孩子造成了伤害，我想对此负责。”

“可是您要接受严厉处分呀。您也没有确认过这话是否真的伤害了浅川同学吧？”

“因为校长的阻止，我没能直接问他。”

市川还是一副想不通的表情。“为了在学校内部圆满收场才接受的。”川上有些犹豫是否说出这个真正的原因。毕竟也要考虑学校和校长的体面。

采访结束时，川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换了新班主任以后，裕二同学的心里踏实多了，似乎很愿意来上学。考虑到学生的情况，能不能晚一阵再登报？”

不知道市川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不过，他这样说道：

“家长、学校，还有您的说法各自有些出入。我会再次向学校确认的。”

次日，上班以后，川上向校长汇报了接受采访的事。

结果遭到一阵痛骂。

“你为什么接受采访？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学校特意为你出面应对媒体。要是学校的说法、家长的说法，还有班主任的说法不一致，事情只会越闹越大。我不是说过吗？学校统一来应对媒体！”

确实，在25日的教工会议上，校长吩咐全体教职员工：“为了统一口径，我会配合采访。如果媒体采访各位老师，你就对他说‘去问校长吧’。”

（也许校长说的没错，可是我是当事人。记者突然到访，搞得我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就回应了而已啊。）

川上只是在心里默默嘀咕。

第二天，《朝日新闻》西部总社版面上刊登了一篇报道，大大的标题写着《4年级小学生的母亲说‘曾祖父是美国人’教师随后开始欺凌》，内容几乎都是根据浅川一方的说辞写的。虽然篇幅略长，全文引用如下：

当天早上，川上还没来得及打开报纸，就在电视上看到当地新闻正在介绍这篇报道，他不禁愕然。“该死的《朝日新闻》！”这话脱口而出。

报道中虽然标明了“据校方陈述”，却几乎把浅川一方主张的体罚写成了事实。

（原来校长是这么说的啊。我明明极力声辩没有做过！）

川上气得咬牙切齿。

“日本是个岛国，过去只有纯正的血统，现在却混杂了肮脏的血液。”这句令人惊掉下巴的发言，虽然也附上了“据学生家长说”，但看上去却像自己真的说过。

（这样一来，自己会被当成“人种歧视教师”。）

他又是愤怒，又是不甘，心灰意懒地来上班，没想到屋漏偏遭连夜雨，还有一件事在等着他。按照校长的命令，他又被从教师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赶了出来，被关押在一间名义上是“咨询室”的小仓库里。

在朝日新闻社采访之后，紧跟着西日本、每日、读卖等各家报社，以及当地电视台等福冈的所有媒体都聚集到了A小学。校长不想让川上在记者们面前曝光。

由于被隔离，川上不知道校长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说了些什么。但是，每次看到之后报纸和电视的报道，他都感到焦急。校长的解释与《朝日新闻》的报道没什么两样。他虽然嘴上说着“有些事情还没搞清楚”，却基本承认有过欺凌和体罚。

川上一方面越来越不敢相信校长，反过来又有些期待，觉得既然他说了“学校出面应对”，应该会保护自己。

因此，他老老实实地遵照校长的吩咐，面对众多媒体不分昼夜向自家发起的轮番攻势，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紧闭家里的门窗，假装不在，一直屏气凝神，等待这场暴风雨过去。

媒体自然也咨询了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市教委根据校长的报告，回复说：“正如《朝日新闻》报道的那样，有过欺凌和体罚。”

于是，得到了A小学校长和市教委的答复之后，几乎所有记者都认定了体罚基本属实。

6月30日早上，校长也没说清楚原因，就催促川上跟他走。川上开车跟在校长的车后面，来到位于福冈市早良区百道的市教育中心。

校长在那里向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了川上，然后对川上说：“从明天开始，希望你每天来这里研修。”说完就把川上留在中心，自己回A小学了。

这便是与任职5年的A小学简单的告别。“希望尽快把川上派到裕二看不到的地方。”对于浅川夫妇蛮横无理的要求，校长已经全面投降。

川上觉得很委屈。对方拿一些没影儿的事儿来寻衅，自己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酿成了轩然大波，甚至遭到了媒体的严厉批判，最终如丧家犬一般被赶出了A小学。

川上自次日起在教育中心研修，被烫上了教导能力不足的烙印，与被送到这里的其他教师一起，每天按照讲师布置的主题写报告。

（当时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啊。）

川上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兜兜转转，立志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连续9次参加教师录用考试却都名落孙山。第10次参加考试总算通过了，他从未忘记当时那种一步登天般的喜悦。

（可是……）川上悲叹自己命运多舛。

1957年6月，川上让生于熊本县八代市。父亲是个鞋匠，加上母亲、哥哥，一家四口人。父亲是工匠脾气，稍有不满立刻火冒三丈。川上把脾气火爆的父亲当做反面教材，逐渐形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这也是他独特的为人处世方法。

川上从小是个老实孩子，擅长数学，后来考进了当地的工业高中，从那时起他就想从事能够活用理科和数学知识的工作。他的梦想是那种规模宏大的工作，比如在海外建设化学工厂的全套设备。为此，他必须考大学。由于他的鞋匠父亲的经济实力无法供他读大学，所以他选择了半工半读的道路。

他高中一毕业就来到东京，就职于一家化学工厂。在神奈川县座间市的工厂上班的同时，晚上去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工学院大学2部工业化学系读书。

一开始他在公司宿舍住，第3年开始租房独立生活。川上天性喜欢孩子，与住在出租房附近的一对小姐弟关系处得不错，休息的日子会陪他们玩，给他们辅导作业，有时候还会做饭给他们吃。

两人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亲生母亲离家出走了，父亲与他的情人一起生活。因此，两人偶尔会流露出落寞的神情，川上觉得他们很可怜。

那时，女孩子小声咕哝了一句话，触动了川上的内心。

“要是哥哥你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那该多开心啊。要不你当老师吧？”

这句无心的话令他难以忘怀。虽然力量微薄，他想帮助那些心中烦恼苦闷的孩子，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可是，单凭一腔热血能成为教师吗？教师是一种责任重大的职业。必须成为别人的楷模，还得与家长打交道。自己性格内向，不擅长与人交往，是否具备适合小学教师的资质，是个很大的疑问。

川上苦恼了1年，公司前辈对他说：“年轻时失败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应该挑战一下。”受到这句话的鼓舞，他开始认真朝着教师这条道前进。

1980年3月大学毕业后，他从4月开始参加小学教职的函授课程。7月份，他从公司辞职，一门心思扑在了教职课程的学习上。已经无路可退了。1982年8月，总算修完了所有的函授课程，拿到了小学教师资格证。接下来只剩突破教师录用考试这道关卡了。

他第1次参加的是神奈川县的录用考试，完全不是别人的竞争对手。第3次参加的是福冈市的考试，他首次通过了初试，不过在复试的集体讨论中又落败了。之后他移居福冈，替休产假的女教师代课，同时继续参加熊本县和福冈县的录用考试，却都折戟沉沙。

（果然我不适合当老师吗？）川上很苦恼，1992年他35岁，眼看就要到报考资格的年龄限制了，他参加了第10次考试，终于通过了。

此时，川上已经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宝贝儿子。听说他通过了，最为他感到高兴的自然是他妻子。

1993年4月，川上光荣地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前往福冈市内的小学赴任。虽说是市内，已毗邻郊区，孩子们都很淳朴，很容易管教。他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教学经验，在授课方式和管教学生方面都掌握了一定的技巧，然而如何应对家长还是让他大伤脑筋。

川上自然也注意到了，家长投向教师的目光越来越严苛了。过去教师被人们当作精英，近来社会地位也在逐步降低，与之同时，人们对教师的尊敬与信任也减弱了。报纸和电视上几乎每天都在报道教师的丑闻，这也强化了家长对教师的不信任。

他自己无意中对学生说的一句话，被曲解后传到家长那里，结果招致了意想不到的误解，有时候，他只是在家长通知书的教师评价栏里写了希望孩子加油做、努力做的事情，结果家长就打电话抗议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因此，川上不知道如何应付家长，越来越胆怯，结果往往在家长面前很拘谨，话也说不清楚。

1998年4月，他调到现在的A小学之后也是如此。在川上看来，与他之前任职学校的孩子相比，A小学的学生似乎更“油滑”。在老师面前嬉皮笑脸的，简直是当朋友对待。家长们对教师的评价也比之前学校更严苛，似乎总是在品头论足。

既然身为教师，自然应当对孩子严加管教。可是，在家长灼灼目光的逼视之下，本来理所应当的事却很难实现了。

有个学生几乎完全不肯吃学校的配餐，川上很担心，就提醒过他几次“最好再吃点儿”，结果他母亲就到学校大吵大闹，理由是“那个老师强迫我家孩子吃配餐”。

临近学期末，该制作家长通知书了，需要参考学生的计算练习册，尽管他多次提醒，有个学生还是不上交。川上实在没办法了，就让他放学后回家去拿。他家离学校不过几分钟路程，结果家长就大发雷霆：“竟然让孩子回家去拿？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

因此，很难说川上与家长和谐相处，可是孩子们都很仰慕他。孩子们围在川上身边喊“老师”“老师”的情景，家长们也都看在眼里。

川上被解除班主任职务之后，还有个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他。那就是福冈市教育委员会的约谈。约谈始于7月2日，共计长达30个小时，纠缠不休。之所以花费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川上当初在学校承认了欺凌和体罚并道歉过，而在这次约谈时却一反常态，全盘否认了。

站在川上的角度来看，原本是为了在校内平息风波才道歉的，结果却被媒体知道了，他们开始对自己展开抨击性报道。已经没有任何值得他挺身庇护的东西了，所以他决心如实讲述。

他解释说，尽管自己从未实施过浅川方指责的那种体罚和欺凌，却被校长和教导主任逼着道歉。而且，无论自己怎么主张“没有做过”，浅川方根本不听，为了平息他们的怒火，在校内结束这场闹剧，他被逼无奈，只能道歉。

虽然有些顾虑，川上还提到一点，那就是裕二本身存在问题行为，他曾对同学施暴。但是，市教委基本不认可川上的说辞。至于学生方面的问题，似乎是个禁忌话题，最好不要提。

8月22日，市教委把川上和校长叫过去，宣布了对他们的惩戒处分。川上心想，如果是程度较轻的“警告”处分，就顺从地接受吧。

（被人冤枉自然心里不痛快。可是，如果调到其他小学，站在讲台上重整旗鼓，就一定能让他们明白自己绝不是个坏老师。）

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然而，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教委主任生田征生当面宣读了任免书。

“现对你做出停职6个月的处分。”

川上瞬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虽然感觉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申辩，可是万万没想到处分会这么重……

川上呆若木鸡，于是教职员第2科的科长用冷漠的口吻重复说道：

“川上老师，你将被停职6个月。这期间没有任何工资。请你参加研修，用6个月时间重新审视自己。”

然而，该科长转过脸来面对校长时的表情却截然不同。

“你4月才刚刚当上（A小学的）校长——”

令川上吃惊的是，这话刚一出口，这位科长的眼睛里竟然溢出了泪珠。

“——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你将会被通报批评，希望你今后也要继续努力，把A小学办好。”

校长听了这话也是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两人几乎要抱头痛哭了。川上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个怪异的场景。

校长在市教委任职时间很长。从1998年4月到2002年3月，他在教导部基础教育科担任主任教导员，之后回到市里的小学担任教导主任，2003年4月，作为校长前往A小学赴任。此时他48岁，在市内算是最年轻的校长之一。也就是说，对于市教委而言，校长等于是自家人。也许是不忍心处分这位自家人吧。

另一方面，校长尽最大可能关照受害学生和他的家长，迅速更换了班主任，他那雷厉风行的举措得到了市教委的好评。正因为如此，才对他处分很轻，只是通报批评而已。

与之相比，川上的“停职处分6个月”是仅次于免职的严重处分，按照当时负责采访市教委的当地记者的说法，“基本等于让他辞职”。

据该记者说，由于家长和川上的说辞完全对立，市教委也很伤脑筋，因为不少相关事实还没弄清楚，作为一种妥协的产物，当初的结论应该是停职3个月。

然而，浅川方委派的代理人大谷辰雄等律师于7月向市教委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彻底调查并严厉处分。事实上，这形成了压力，最终的惩戒处分变成了更为严厉的停职6个月。

关于这一点，负责调查和处分的市教委教职员第1科的吉田惠子科长表示：“律师那边确实提交过请愿书，不过我们并没有感到压力。”

市教委作出处分的主要依据是校长从3名学生那里了解到的目击证词，以及他针对4年级3班同学开展的匿名问卷的调查结果。校长是在7月7日实施问卷调查的，此时川上已经离开A小学。

市教委完全相信了校长对该事件所做的汇报。不过，他们向校长提出了一点疑问：既然裕二是在全班同学面前遭到了川上的体罚，那么其他同学如何看待这件事呢？怎么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呢？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疑问。

于是，校长为了回应这个疑点，开展了取证调查。

虽说是取证调查，也并非是挨个找孩子们谈话，而是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式。据说理由是“尽最大可能关怀学生的心理健康”。

不过，在实施问卷调查之前，校长已经对教育委员会和媒体明确说过“（川上的）体罚属实”，所以即使有人推测问卷的本来目的就是事后确认，那也并非无据。

7月7日，校长把当天到校的4年级3班28名同学每5人分成一组，依次叫到图书室，向他们分发了问卷。该问卷由5个问题组成，在此仅介绍前两个重要问题。

在实施问卷调查时，校长虽然没有提及“川上老师”“浅川同学”等具体名字，由于事先做了一定的补充说明，估计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察觉到跟这次的事件有关。

但是问题在于设问方式。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浅川夫妇在6月7日“道歉日”那天曾经这样说过：

“家访（5月12日）时，我拜托过你吧？我家孩子是ADD儿童，请不要用暴力管教他。可是，你为什么从第二天就开始体罚他？”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主张是体罚始于5月13日以后。可是不知为何，校长在设问时却特意追溯到了4月份。

4年级3班的某位同学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他这样解释理由：

“我没有看到川上老师用力扯浅川同学的鼻子或者向上提他的耳朵，也没有看到浅川同学因为体罚而受伤。不过，因为浅川同学打了及川同学，我看到老师批评了他，还打了他的脸颊，所以我在‘有’上画了圈儿。”

孩子们不可能连日期都记得，不过裕二被打脸是4月18日前后发生的事。因此，目击这件事的同学自然会回答“有”，实际上，在“有”上画圈的有22人，在整体人数中约占80%。

校长表示，根据这个数字，只能认为体罚属实。

第二个设问也存在问题。到了6月份，作为学习和平的一个环节，4年级学生会学到福冈大空袭[福冈大空袭：1945年6月19日至次日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对福冈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或失踪。——编者]。孩子们自然会“听到”川上在上课时说过“美国”或者“美国人”。

另外，前面出现的4年级3班那位同学说：“做游戏时，不是老师，而是一位女同学曾对裕二同学说他是‘红头发’。”

很难断言这样的事实没有对回答造成影响。结果有16名同学针对这个问题回答了“有”，约占整体人数的60%。

市教委似乎认为可以相信这样的问卷结果。

虽然吉田科长（前文提到过）表示“承认调查方法有些含糊”，但是最终市教委认定：川上在4月到6月期间，断断续续地对裕二实施了“米老鼠”“面包超人”“匹诺曹”等体罚，这属于违反了《学校教育法》的禁令。

另外，市教委还认定以下行为均属实：曾将裕二的书包放在垃圾桶上或者扔进去；曾实施所谓的“数到10”，即数到10之前必须完成任务；在上课或者文娱活动时曾对裕二说过“美国人”“红头发”之类的话。家访时关于“混血”的言论，也属于缺乏人权意识的不当发言，这是身为教师不该有的行为。

市教委还指出，这些发言让裕二感觉遭到了歧视，给他的精神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教师的这一系列行为，属于单方面攻击比自己弱小的存在，也符合“欺凌”的定义。

因此，媒体认为这是整个日本首例由市教委认定的“教师欺凌”，大肆报道，引起了轰动。

川上在家访时曾谈及自己妻子的业务，会被人理解为帮忙销售减肥食品；询问宗教导致了家长的不信任；当初承认的事实，后来又否认或变更了大半内容，让所有当事人一头雾水。市教委将这几点都作为惩戒处分的理由。

只是，关于“血液肮脏”言论以及体罚导致受伤，这些关键理由并没有明确证据。至于强迫自杀的发言，也是到了8月中旬才突然发现的，由浅川一方口头传达给市教委，没赶上对川上的约谈。关于裕二所患的PTSD，由于9月以后才出来诊断结果，不作为处分依据。

自被宣判惩戒处分的次日起，川上开始闭门思过。每天在家书写之前教育中心的讲师布置的作业，例如以《关于班级运营方式》为主题的研究报告。

停薪6个月对于背负房贷的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当然，精神上的打击更是无法衡量。有一阵子，他感到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终日彷徨失措，甚至没能马上想到对该惩戒处分提出申诉。

此时，川上周围的形势不断恶化。当地媒体消停了一阵子，却依然在关注这一惊天事件的发展趋势，报社和电视台同时报道了市教委下发的惩戒处分。

在当地媒体中，供职于西日本新闻地域报道中心的记者野中贵子一直在热心地追踪这一事件，尤为突出。

9月9日，她刊登了一篇爆炸性报道。接到校长和朋友的电话，川上立即打开了该报纸的晚报，跃入眼帘的是令人恐惧的文字：“也有过逼迫自杀的言论”“男生家长考虑起诉”。

（逼迫自杀？到底怎么回事？）川上慌里慌张地去看正文。

（简直一派胡言……）

川上哑口无言。竟然说他让裕二“去死”。

报道认为市教委的调查不够充分，还充满同情地描述了男孩家长为自己孩子奋起抗争的情况：

川上以前曾经因为事故失去了一名学生，他从未忘记当时的那种切肤之痛。

（自己怎么可能逼迫学生自杀呢？简直是胡言乱语！）

反过来，川上又觉得“那位母亲完全有可能说出这种话”。那是因为，无论是谈及体罚，还是歧视性言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子的说法不断升级，没完没了。

《西日本新闻》的野中记者撰写的“独家新闻”不止如此。接下来又在9月22日的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受停职处分的教师在受害学生家附近停车，家长向学校抗议”。

自己从未做过的事、从未说过的话被认定为事实，写成了报道。

（这是写的别人的事吧？）

川上产生了这种错觉，就像当初和子因为毫无凭据的体罚向他抗议时那样。

说起来，自从被送到教育中心那天起，川上从未踏足过A小学的校区。因为校长对他下了禁令。为什么报道中会写他把车停在了浅川家附近呢？川上呆呆地盯着报纸上的铅字看了一会儿。

与此同时，校长告知川上，浅川夫妇以裕二的PTSD为由，打算向他和福冈市提起民事诉讼。原本就因为严重的处分受到了打击，听了这个糟糕透顶的消息，如同船迟又遇打头风。

浅川夫妇说裕二在事件发生以后，因腹痛和恶心饱受折磨，根据这些症状，怀疑是患上了PTSD，去医院接受了检查，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9月8日以后就没去上学。紧接着正式被诊断为PTSD。

“如果PTSD一辈子都治不好，他们可能会要求你赔偿数亿日元的损失。”

面对紧锁双眉的校长，川上只能回答道：“哦，是吗。”说到底，裕二被诊断为PTSD这件事本身，已经超出了川上的理解范围。

简而言之，PTSD的定义就是“遭遇了有生命危险或者身负重伤的事件，体验了恐惧和无助之后，当时的记忆萦绕不去，持续出现失眠或过度警觉的症状”。

然而，川上根本不记得曾经实施过令裕二感到生命危险的体罚。那么他是怎样患上PTSD的呢？川上如堕五里雾中。

（他们一定是对停职6个月的处分不满意。无论如何也要逼得我被开除，所以事后编造了什么逼迫自杀言论啦、PTSD之类的话，一定是这样。他们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呢？）

事到如今，川上才感觉到浅川夫妇那种异乎寻常的攻击性和执念深重多么恐怖。

浅川夫妇下决心提起诉讼是迟早的事儿，川上被逼无奈，需要尽快寻找律师。有个熟人给他介绍了隶属福冈县律师会的上村雅彦律师。川上结结巴巴地陈述了自己陷入的困境，上村觉得他没有撒谎，但是也不想马上同意为他辩护。

“这个案子要想一个人负责的话相当困难。要是还有别的律师肯站出来，我倒是可以和他一起负责。”

上村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说了这样的理由。不过，川上也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时常会去找上村咨询。结果，上村建议他“可以自己搜集一下没有实施过（体罚）的证据”。

因此，川上给及川纯平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出面作证。因为裕二曾经对他施加暴力，这便是自己打裕二脸颊的原因，也是自己实施过的唯一一次“体罚”。川上认为，可能就是这件事招来了浅川夫妇的仇恨，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然而，当及川纯平的母亲接到电话后向他本人确认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裕二没有打过我”。及川母亲觉得川上的行为有些可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浅川和子。

于是，和子又把川上的这一行为公开出来，说他污蔑受害学生，形成了如下媒体报道。

川上的所作所为全都起到了反作用。本来是为了洗刷嫌疑而做出的行为，反倒平白无故引起周围人的疑心。

更大的不幸正朝川上袭来。

9月中旬，《周刊文春》的记者西冈研介来到了福冈。他从当地记者那里听说了这件事。

“有个老师很不像话，明明对孩子实施过欺凌和体罚，却不肯承认。你要不要来采访一下？”

西冈立即飞到了福冈，走访了市教委，询问了问题教师受到惩戒处分的来龙去脉，也从最先报道的记者那里获得了详细信息。然后，他采访了浅川夫妇的代理人大谷律师，也和浅川和子本人交谈过。

这位母亲用淡淡的语气倾诉了自家孩子遭受的罄竹难书的迫害，西冈听了深信不疑，便闯入A小学向校长追问事情的真相。结果，校长虽然含混不清地反复辩解，却并没有否认存在体罚事实。

（原来有过体罚，实施过体罚呀。）

西冈逼近校长，斩钉截铁地说：

“孩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学校的处理太手软了。我要拿起正义之笔声讨这件事，你们学校的名字，还有你和那个老师的名字都要公开！”

校长变得惶恐不安。

西冈又给川上写信劝他接受采访，还打电话申请采访，川上的回复很冷淡。

“谢绝采访。”

其实，西冈采访A小学之后，校长紧接着给川上打来电话，告诫道：

“你要小心《文春》的记者，他说话很犀利。他说要公布你的名字，谁知道他会写些什么！”

（公布我的名字？不至于做得这么绝吧？）

无论发布第一篇报道的《朝日新闻》，还是报道“逼迫自杀言论”的《西日本新闻》，都没有公开真实姓名。因此，川上有些半信半疑，姑且按照校长的吩咐拒绝了采访。谁知这样一来，反倒给盛怒的西冈火上浇油了。

他直接找上门去，正好碰到川上开车从外面刚回来。有个陌生男子站在自己家附近，一定是媒体记者。因为最近总是被他们围追堵截，川上也提高了警惕。他突然挂倒挡掉头开走了。西冈想要隔着车窗搭话，川上却置之不理，飞驰而去。

这个态度又彻底破坏了西冈对他的印象。

10月初，川上家收到了一本《周刊文春》。他战战兢兢地翻开书页，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面部照片，眼睛没有打码，还有文章标题：

“史上最恶劣的‘杀人教师’，恐吓学生说‘要不我教你怎么去死’”

不只是面部照片，还有真实姓名、自己家的照片、A小学的全景照片，全都被曝光了。他面无血色，浑身颤抖。

（简直把我当成穷凶极恶的犯人了！我会被社会封杀的，再也不能站到讲台上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后会怎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远远超出自己想象的严重处分、关于“逼迫自杀言论”的报道……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如此吧？这次他被彻底打垮，精神变得支离破碎。这篇报道便是致命一击。

引言部分进入了视线。

接下来又介绍了主治医师的证词：“他现在的状况还很危险，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自杀，我认为他是由于受到虐待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且，报道对于川上受到的停职6个月的惩戒处分表达了强烈的疑问。市教委答复说：“因为有很多事实无法确认，所以我们认为停职6个月比较妥当，没有开除他。”该报道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教师虐待学生，逼得那孩子差点自杀，单凭这个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开除他吗？

报道内容不止于此。其实，后半部分的相当大的版面分给了川上的“疑似网络营销”。指的是前文提到的减肥食品康宝莱。

报道指出，川上利用教师身份，面向家长经营不当“副业”。还有一位家长作证，自称是川上老师“副业的受害者”。

针对该证词，报道讽刺道：“一个口口声声歧视美国人的人，却沉迷于该国公司的网络营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报道中还指出，该校学生的家长中至今仍有近20名川上老师的“下线”，这些“下线”曾积极组织签名活动，要求恢复川上的职务。更令人无语的是，文中还说川上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之后，还在“下线”家长家里召开研讨会，宣传康宝莱。

“那是九月初发生的事情。A小学附近的公寓旁，川上老师的私家车停放在路边，很多家长都看到了。因此我向川上老师的‘下线’家长打听了一下，据说当天是在该公寓的‘下线’家召开减肥食品的研讨会，名义上是‘茶话会’。竟然是川上老师亲自主持。单看这一点，很明显川上老师丝毫没有反省。”（前文家长）

川上不禁惊呆了。

（带有胁迫意味的劝说？有20名“下线”？主持减肥食品的研讨会？一派胡言！这位自称“副业受害者”的家长到底是谁？自己嘴又笨，又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根本干不了研讨会的主持。）

2000年左右，在A小学的一位家长执着的劝说之下，川上购买了康宝莱产品，原本体重100公斤，结果成功减掉了近27公斤。基于这一事实，他认为这个产品值得信赖，因此他的妻子才开始进货销售。

当然，川上也知道政府禁止公务员开展副业。

（所以我自然从未向家长兜售产品，也没有任何家长从我手里购买产品。）

不过，因为他本人瘦了很多，所以经常有家长询问他为什么变瘦了。不管是否有意，表面上看他是在宣传康宝莱。有一次家长缠住川上追根问底，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就说“请你问我太太吧”。

也许是这件事传到了原校长耳朵里，他曾口头告诫说：“言行要谨慎，以免招人误解。”不过，仅此一次而已。

（想必这位记者也是听了和子的花言巧语，上当受骗了吧。可是，为何媒体全都如此步调一致地胡写乱写呢？）

不近情理、毫无根据的抨击报道如同狂风骤雨般袭来，加深了川上对媒体的不信任。

更糟糕的是，全国各大卫视的综合节目竞相播报《周刊文春》的这篇冲击性报道，因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国的街头巷尾、千家万户。

自己还和从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可是，自己身处的舆论环境却如同过山车一般急转直下，当他回过神来时，已经被媒体当成怪兽了。

这样一来，除了原来的当地媒体，又新加入了一大批东京媒体，采访攻势愈演愈烈。川上与他的妻儿甚至无法安安静静地呆在自己家里了。于是，趁着凌晨媒体不在的空隙，一家三口开车躲到附近的温泉，到了半夜再悄悄回来，或者寄居在熊本老家，不得不过着逃亡般的生活。

川上一直拒绝接受采访，然而媒体还是一波接一波地涌到家门口，令他一筹莫展。于是他给A小学打电话，想找校长商量一下。没想到接电话的教导主任冷冰冰地说：“这事已经和学校没关系了，你自己想办法吧。”川上终于清醒过来，他被学校抛弃了。

（我为了学校做出牺牲，学校却完全对我弃之不顾，果然自己的名声要靠自己来守护。）

按照校长的吩咐一直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事实上结果等同于缺席审判，正如《周刊文春》中报道的那样，川上的处境不断恶化。

（事到如今，只能靠自己好好申辩了。今后不再躲避媒体，我要从正面申诉自己的清白。）

川上下定了决心。

但是，实名报道已经给各个方面造成了影响。这件事已经在东邻西舍广为传播，不少人一看到川上就毫不掩饰地避开他。亲戚也厉声呵斥他：“阿让，看看你干的好事！”

恐吓信与骚扰电话不计其数，有一封书写潦草的信上写着“现在我就去干掉你”，川上看到时从心底感到恐怖，甚至拜托警察前来巡逻。每当对讲门铃或者电话铃响起时，妻子都吓得心惊肉跳，根本不敢去接听。真正一直处于PTSD边缘的是川上的家人。

在遭受世人白眼相看时，妻子似乎也考虑过离婚。川上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既然给妻儿带来了很多担心和麻烦，即使妻子提出离婚，他也只能接受。不过，妻子最终决定今后也要继续支持他。

至于正在读中学的儿子那边，川上亲自向班主任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拜托他多加关照，以免儿子在学校受欺负。可能是这个举动奏效了，儿子在学校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反倒给川上打气：“爸爸，这是上天给你的考验，你要加油！”

川上心想，为了家人，我只能咬紧牙关奋起抗争。

10月8日，果然不出所料，浅川裕二以及他的父母以他的PTSD为由发起民事诉讼，将川上和福冈市告到福冈地方法院，要求赔偿约1 300万日元的损失。

几天以后，起诉书寄送到了川上手里。原本这种诉讼文书跟他以往的人生没有半点牵连。封面上写着“索赔事件”“诉讼事项价额为1 320万日元，贴印花税票金额为7.06万日元”，全都是陌生的法律术语。

（总而言之，是要我付1 320万日元吧。）

上面写的原告代理人是7名律师，分别是大谷辰雄、八寻八郎、内田敬子、桥山吉统、平岩美雪、甲木真哉、德田宣子。听说还有很多律师担任代理人，川上觉得可能实际负责业务的就是这7个人。

（真是不得了啊。在学校里引发的问题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成为广为人知的事件。真没想到竟然会被拖上法庭。果然回归讲台无望了吗？）

心底的各种不安像乌云般翻涌而上，他一边安慰自己如铅般沉重的内心，一边逐字阅读下去。

标题是“被告川上的不法行为”，记述了家访的经过以及随后开始的体罚和欺凌的详情，感觉基本涵盖了迄今为止浅川和子向学校及媒体控诉的内容。

在此摘选其中的重要部分：

裕二的主治医师是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精神神经科学教室的讲师前田正治，他专攻受害者精神医学，他对裕二现在的症状作出诊断，又和自己以前诊断过的病例作比较，补充如下：

根据前田医师的建议，原告裕二自2003年9月8日起，处于不得不缺课的状况。

（这么说来，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极为单纯的疑问涌上川上的心头。6月20日去参观学习时，裕二那撒欢儿的样子。身为加害者，自己是一个可怕的“暴力教师”，裕二却坦然自若地面对自己的镜头，露出了格外灿烂的笑容。

（即使现在见到裕二，他也应该能跟我和颜悦色地交谈，就像什么事都没发过那样。）

川上坚信这一点。可是，起诉书上明明白白写着“被告川上”。折磨自己的学生，使他患上PTSD的罪魁祸首似乎就是自己。川上有些莫名其妙。

不是刑事诉讼，而是民事诉讼，这一点也令川上想不通。既然体罚造成了鼻子大量出血、耳朵撕裂化脓的话，这不已经足以构成伤害事件了吗？浅川夫妇为什么没有向警方报案？

说得极端一点，川上甚至觉得被警察逮捕比较好。因为他想：警方展开搜查的话，裕二也得接受盘问。这样一来，浅川方的虚假指控立即就会被拆穿，自己的冤屈也一定能够大白于天下。

然而，警方不会介入民事诉讼，很难查明真相。也许原告认为这一点反倒对己方有利，一开始就锁定了目标，只打民事官司。川上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以大谷律师为首的原告辩护团，此时竟然增加到了503人，真是个离奇的数字。川上越发感觉到了危机，多次恳求上村律师成为他的代理人。可是对于上村来说，以一人之力对抗503人的话，这担子过于沉重。因此，虽然他接受咨询，却依然没有明确答应。

此时，《朝日新闻》的那位市川记者再次来到川上家门口。门一打开，他就说了“审判即将开始，请您讲两句”之类的话。

不过，川上质问他：“当时你说过‘我会再次向学校确认’对吧？你写那篇报道时真的确认过了吗？”市川否认说：“我没说过那种话。”又小声自语道：“你也不是没有实施体罚。”

“我不会再接受你的采访！”川上断然说道，然后在他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0月10日，川上向福冈市人事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撤回停职6个月的处分。虽然是亡羊补牢，这一天也是川上开始反驳媒体的日子。

他对随同前往申诉的当地电视台说：“我没有任何过错！”以此为契机，他开始积极回应电视综合节目及报社的采访，有时候甚至将背影暴露在摄像机镜头下，斩钉截铁地否认了一系列体罚和欺凌。

不过，某综合节目的采访记者给他下套，像诱供似的问他：“你的体罚是有爱的体罚还是没爱的体罚？”他不由得回答说“是有爱的体罚”。

果不其然，电视上播放时故意略去了记者的提问，只有川上的这句话被播出来，显得很突兀，仿佛变成了承认体罚的发言。事到如今，川上才深深体会到了媒体的狡猾。

媒体原本都是一边倒地进行抨击报道，川上在四面楚歌中孤身奋战，不过总算给局势带来了一点微妙的变化。10月13日播出的日本电视台的The Wide以及14日朝日电视台的Super Morning都详细报道了川上的辩解。

特别是Super Morning中有一位疑似家长的人物出面作证说：“我很难想象有过体罚。”另外，节目的女记者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体罚如此严重，学生之间应该会议论纷纷，也会传到父母耳朵里，可是采访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学校里有这样的传言。

然而，《周刊文春》（10月30日刊）又开始极力攻击这些报道，严词责难The Wide和Super Morning两个节目，说他们是“拥护史上最恶劣‘杀人教师’的史上最差劲电视台”，还介绍了大谷律师的愤慨评论：

而且该报道对川上的辩解付之一笑，说它是“莫名其妙的借口”，又指名道姓地批判对体罚产生疑问的Super Morning的女记者。文中写道：“难道要求电视有‘良知’像在果蔬店买鱼一样，是强人所难吗？”报道最后骂道：“电视台随便播放教师的‘反驳论调’，想要把学生和家长逼入绝境。你们到底还有没有做人的良心？”

不过到了此时，包括前文提到的综合节目，有几家媒体逐渐开始议论该事件的疑点。某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在A小学附近细致打探了一番，从4年级3班的一位家长口中引出如下证词：

“问了一下我家孩子和他同学，班里孩子都说没见过浅川太太说的那种体罚，也没人见过裕二同学受伤。孩子们每次看电视或者报纸上的报道，都会坚持说：‘什么呀？根本不是，全都是谎话。我从来没见过（川上老师）体罚或者欺凌他。’

“而且，我问了一下校长，据说裕二同学也没去过医务室。”

有一位媒体人因为住在A小学附近，听到周围的人议论说“那位老师可不是能做出那种事的人”，而且也听到了一些对浅川母子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