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事件之前，浅川一家的异常言行就已经引起了周围的关注。

例如，裕二入学时，开学典礼结束后，他的父亲卓二在决定家委会成员的会场上断言：

“自己家孩子自己来守护，我绝不参加交通轮值。在美国根本没有这种做法，这是日本独有的。父母负责养育自己的孩子，没工夫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这番话惊得在场的家长们说不出话来，这事也成了人们的话柄。

动不动就扯出跟美国相关的话题，这也是浅川家的一贯风格。

“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归国子女，刚回到日本的时候听不懂日语，很为难。”“我祖父是美国人，我做口译和笔译工作。”“大儿子读小学之前，我们一家在夏威夷生活。”“我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从日本来留学的老公，我们没毕业就结婚了。”“不想让孩子听到的事情，我们夫妻就用英语交谈。”

很多家长听和子讲过这些清一色的美国经历。

裕二也自豪地跟同学宣扬：“我外曾祖父是美国人。”

不过，也有人对和子的话持怀疑态度。

“浅川太太说她们一家曾住在夏威夷，可是她家大儿子根本不会说英语啊。”

“浅川太太一会儿说祖父是美国人，一会儿说曾祖父是美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

以《朝日新闻》为首，各大报纸第一次报道时不约而同地写着“孩子母亲的曾祖父是美国人”，而《周刊文春》中的报道则变成了“和子的祖父是美国人”，起诉书中记载的也是“裕二的外曾祖父是美国人”。这似乎也印证了家长们的疑问。

川上浏览过所有这些报道，可是他丝毫没有怀疑过和子本人讲述的美国相关经历。然而，一位家长给川上打来电话，给他带来了冷水浇头般的冲击。

“我的一个朋友正巧跟浅川太太读的同一所高中，而且是同班同学。”

川上竖起了耳朵。

“听朋友说，什么在夏威夷生活啦，来自美国的归国子女啦，全都是谎话。”

“啊？！”

川上拿着听筒，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

“原来她小学和初中都在福冈市内读的。高中也是在F高中读的呀。后来也不过是去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旅游过几次。于是，她就说想从事口译工作。”

“哎呀，家访时她说什么小时候住在美国，回到日本后学日语很吃力。”

“哪有这回事儿啊！我朋友说得清清楚楚的，什么在美国长大，什么在夏威夷生活，全都是撒谎。”

“……”

川上无语了。

“那么，也许她祖父也不是美国人？”

“虽然我不敢断定，但是毕竟从高中时候就和她有交往的朋友说‘我根本没听她提过什么祖父是美国人或者混血之类的话，好奇怪’。”

以川上的那种性格，他表面上虽然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内心已经怒火中烧。

和子滔滔不绝地说出体罚、人种歧视言论、逼迫自杀言论等一系列荒唐无稽的话，川上虽然感觉她有些异常，可是如果她的经历本身就是虚构的产物，如果裕二的身体里没有流淌一滴美国人的血液……

（这场风波到底算什么？这不就是一场荒谬的闹剧吗？）

不言而喻，针对“美国血统”的歧视才是本次事件的根源。原告方的起诉书中也有如下记录：

川上想尽快弄清浅川家“美国血统”的真相。律师应该能确认户籍，可是川上偏巧还没正式请到律师。他干着急，却束手无策。

他甚至有一种冲动，想把家长打来电话的事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不过，那是个人隐私当中最敏感的部分。而且，自己已经被打上了体罚教师的烙印，如果说起这些事，有可能被认为想要进一步诽谤中伤受害者。对记者们随便说话还是太危险了。

川上心想：事已至此，只能尽快选聘律师做代理人，在法庭上拆穿浅川的各种谎言。

10月30日，裕二的主治医师前田正治与大谷律师一起，就裕二的病情召开记者见面会。当地电视台的地方新闻中播放了见面会的情形。

根据这位前田医师的建议，裕二选择了休学，自10月14日起入住久留米大学医院精神神经科封闭病房。不过，记者见面会上没有公布这一事实。

前田强调：“男孩患的是非常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还并发了抑郁症。我不得不推断教师曾给他带来极为严重的外伤。”和起诉书一样，他对病情解释如下：

“他频繁想起在班里被体罚的场景，无法摆脱这种记忆，几乎每天都会做噩梦，醒来时大汗淋漓。而且他一看到汽车就会害怕，觉得班主任可能在车上。每次都会引发心悸和腹痛。他有强烈的回避症状，不想去那些让他回忆起悲惨经历的地方。

“以前他很喜欢踢足球，如今也不能充分享受这种乐趣了。他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20岁就会死掉’。他入睡困难而且很容易醒，注意力不集中，警惕性很高，在人群中会感到害怕。我还发现他对日常发生的事非常健忘，现实感丧失。

“他深信自己的血液肮脏，责备自己，觉得受到体罚是因为自己的血脏，也有自杀愿望，想从公寓楼顶跳下去死掉。”

不过，蜂拥而至的记者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你说他不想去令他回忆起受体罚场景的地方，可事实上他去A小学踢球了吧？”

裕二加入了足球俱乐部，用教练的话说，他是“为足球而生的少年”。他在久留米大学医院住院以后，每周六和周日都会去A小学的操场上练习踢球，几乎一次不落。

据目击者说，裕二踢足球时充满了活力，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因此，家长们议论纷纷，怀疑裕二是否真的患有PTSD。

这明显与前田本人说的“强烈的回避症状”以及“无法充分享受足球的乐趣”相矛盾。所以一名记者提出了质疑。

对此，前田答复说：“我认为足球有助于康复训练，我们医院建议他尽量参加足球训练。”但是，记者似乎不太接受这一解释。

这些质疑表明，大多数媒体已经开始对该事件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某电视台介绍了校长针对学生实施的问卷，指出设问方式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对问卷结果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从那以后，电视台改变了方针，不再掺杂任何评论，只报道事实经过。

不过，同时也有当地记者仍然相信浅川方的说辞。

例如《西日本新闻》的记者野中贵子。她在《朝日新闻》的第一篇报道刊载后，立刻赶往A小学采访了校长，又和其他众多媒体一起，在浅川家直接听了和子的讲述。和子也不激动，始终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给野中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一般的母亲遇到这种事，就算失去理智也不奇怪，这位母亲却能很好地控制怒火啊。）

家中收拾得干净利落，她觉得这是个家风很正的家庭。

由于是同性，野中之后也紧跟和子，从和子以及与她关系亲密的家长那里打听到很多关于川上的事。班主任的严苛对待用常理无法想象，她发自内心地同情这对受害母子。

她根据和子和其他家长的陈述写下了“逼迫自杀言论”等“独家新闻”。不过，她的采访对象不包含任何4年级3班的家长，而他们才应该是最了解真相的人。

《每日新闻》的记者栗田亨也对教师的严重体罚和欺凌深信不疑。他虽然没有参加在浅川家举行的集体采访，却与川上取得了联系，得到他的同意后进行采访，在10月15日的每日新闻西部总社版面上，刊登了与川上的对话。

然而，栗田虽然听了川上长时间的申辩，似乎还是不相信他的话。他又在11月24日的《每日新闻》全国版中一个题为《教育之森》的专栏里，以“福冈男生受欺凌问题，互不干涉的班主任”为题，写了一篇报道，内容如下：

对于栗田来说，川上的体罚已然是既成事实。报道以此为前提，已经开始探究原因。再引用一些报道正文：

既然“同年级的老师们也完全没有注意”，那么也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推测，那就是并不存在欺凌事实，然而栗田坚信存在。非但如此，他还推导出了“原因”，他认为正是因为存在封闭式“班级王国”的弊端，才会无人注意到川上老师的所作所为，造成欺凌问题被搁置。

报道中还批评市教委对于教师体罚的处分一律太轻。

文中还引用了有识之士的话：

川上读了报道中关于“极度缺乏加害意识”的段落，内心极为生气。作为一线教师，对于马场教授的这一评论，也不由得感到怀疑。

不需要了不起的大学教授提议，如今的家长也经常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行动起来。正如浅川夫妇那样，行动过于频繁。

如果像马场教授煽动的那样，家长们“微不足道的”投诉进一步增加的话会怎么样？教师会越发看家长脸色行事，因为过于担心家长的反应，甚至不敢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教导。

川上心想：完全有可能重复发生与自己遭遇类似的事件。

2003年12月5日上午11点，福冈地方法院在最大的法庭301号举行了“欺凌诉讼”的第一次庭审。普通旁听席仅容纳95人，法院准备进行抽签（实际并未实施）。法院大门口不只有当地媒体，就连在全国直播的电视台也架起了相机，可见他们对该事件的关注度有多高。

从旁听席看过去，左侧原告席上并排坐着11名律师，浅川夫妇坐在靠近原告的旁听席的最前排。虽然已是冬季，卓二的脸却越发晒成了古铜色，和子披着一头栗色长发，雪白的面孔与卓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两人时而与辩护团谈笑风生，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法庭上的初次露面，显得英姿飒爽。

相反，被告席则显得冷冷清清。川上的发际上白发很显眼，他一身灰色西装，孤零零地独自坐在那里。他有些发福，某女性周刊杂志报道说他长得像摔跤手大仁田厚。不过，从他身上怎么也看不出来“史上最恶劣的杀人教师”的威风。

其他5名男性是和川上一起被起诉的福冈市相关负责人。

一边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孩子奋起抗争的英姿飒爽的年轻夫妇，一边是作为欺凌学生的缺德教师被告上法庭的中年男子。正义与邪恶的阵营截然分明，对于川上来说，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更为不利因素。

原告方辩护团长大谷辰雄律师站起身，一副久经沙场的样子，口齿清晰地陈述起来：

“由于教师的不当言论和无休止的欺凌，男生深信自己的血液是肮脏的，PTSD的症状不断恶化。我们要求尽快认定细节事实，明确指出男生并无过错。希望尽可能在1年之内作出判决。”

而川上在庭长的催促之下畏畏缩缩地站起身说：

“我还没找到辩护人。”

那一瞬间，除了原告方，法庭的所有人都向他投去了难以形容的怜悯的视线。因为没有代理人，川上暂时没有明确表示承认与否。不过他表达了争辩相关事实的态度。

原告方辩护团的人数此时已攀升至550名左右，而被告方的代理人数为零。550比0，这是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不等式。以前由于公害诉讼等也有很多组成大型辩护团的例子。不过，在一场与体罚孩子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如此众多的律师联名起诉还是异乎寻常的。

关于组成大型辩护团的理由，起诉书中这样写道：

按照这一解释，过度自责似乎是PTSD患者特有的症状，为了声援身陷这种症状的男生，给他打气，才召集了几百名律师。至少这足以吸引媒体的关注。

顺便说一下，表面看来，福冈市与川上同为被告，但是由于市教委已经对川上实施惩戒处分，所以双方立场略有不同。市政府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在法庭上承认了原告指控的川上的部分言行，并要求驳回诉求。

闭庭之后，当记者问及要求驳回诉求的原因，市政府解释说：“如果全部承认，审判就会结束，不会有人查明真相。我们希望法院弄清真相后判定适当的赔偿金额。”他们甚至对原告方表示理解：“我们已经对该教师作出惩戒处分，市里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

（状况如此不利，真的能够洗刷我的冤屈吗？）

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法庭上，川上紧张得心脏快要破裂了，对于审判结果也感到了无尽的不安。

不过，当他意识到浅川夫妇从对面旁听席上投来了比以往更加怨毒的眼神时，他没有再移开视线，他下定决心从正面回视对方。

（估计会是一场苦战，可是我绝对不能输给那对夫妇，总之要尽快找到律师。）

于是，第一次庭审大约15分钟就结束了。

但是，原告方辩护团多达550人，几乎占据了福冈县律师协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律师敢轻易出任他的代理人，与这么多人“为敌”。

他通过关系走访了几位律师，但是大都遭到了委婉拒绝。有人草率地说：“这种官司，你一个人也能打。”有人开口就提钱：“我们这边代理费是70万日元，胜诉的酬金是140万日元，你拿得出来吗？”还有人强调自己无意出山：“我呀，都这把年纪了，想着不干（律师）了呢。”

川上万般无奈，来到了政府主管的法律咨询部门。负责接待的是南谷洋至律师，他的态度与以往的律师们明显不同。他诚心诚意地听完川上的解释，说道：“希望你改日再来律师事务所。”

几天后，川上来到南谷律师的事务所，花费数小时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表示自己是清白的。初次见面，直觉就已经告诉南谷律师：这么老实的人，不可能做出那样过分的事。

不过，他也理解川上陷入的困境，客观地看，形势非常严峻。就像刑事案件中的诱供，当事人曾经承认过错误，校长也承认了，市教委已经作出处分。而且精神科医生诊断学生的病症为PTSD。

有这么多对被告方不利的材料，想要获胜确实有很大障碍。但是，一定会有突破口。

南谷打算接手这个案子。他感觉义愤填膺。

（这是对一个人的批斗，相当于精神层面的私刑。）

越是听川上的讲述，南谷的这种感觉越强烈。

同时，南谷也能预料到，川上本身这种缺少霸气的内向性格在打官司时会成为弱点。无论如何都要打赢这场官司，必须洗刷自己的冤屈——从他身上感受不到这种气魄和干劲。

“打官司呀，就是打仗。”南谷让川上去法院之前做好思想准备。

过完年，2004年1月下旬，南谷与上村商量后，两人都同意成为川上的代理人，并决定由南谷担任主辩护人。2月2日，第二次庭审时，两位代理人指出川上体罚一事毫无根据，明确表示要彻底争辩相关事实。

南谷仅仅读了一遍原告方的起诉书，就觉得“无论是体罚场景，还是受伤情况，哪一句描述的事都不可能发生过，是不真实的”。

例如：“被告川上用力捏住原告裕二的鼻子，晃动他的身体。因而造成原告裕二的鼻子大量出血，回家时衣服上沾满了血迹。”“负责监督的教师换班时，他趁着这几分钟的空隙，对原告裕二施加暴力，用拳头殴打他的头部，而且在走廊里相遇时，也会突然对原告裕二拳脚相向。”这些关于川上体罚的记载令人发指，然而关于这些事发生的时间段、地点（教室和走廊里的具体位置）以及方式，并没有任何详细记录。

至于匹诺曹和面包超人等体罚，虽然上面写着“4年级3班全体同学准备放学回家时”“每天召开放学班会时都会实施”，但是根本没有说明放学班会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

关于他们指控的裕二受的伤，就算是使劲转动拳头按压脸颊，怎么会造成牙齿折断呢？他们说耳朵破裂化脓了，在化脓之前父母怎么会注意不到耳朵上的伤呢？总之到处都是疑点。

关于家访那一段，上面写着川上“不断打听原告的血统，得知原告裕二的外曾祖父是美国人后，立刻说‘原来裕二同学是混血儿啊’，然后便喋喋不休地批判美国”，然而并没有写明批判美国的任何具体内容。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想象起诉书中陈述的主张确有其事，想象出的场景也缺乏真实感。

为了彻底戳破起诉书中的这些疑团和矛盾之处，南谷向川上仔细询问了事件前后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还特别要求他反复回忆与原告方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家访过程，以及他们所谓的裕二每天遭受体罚的放学班会的详情，务求记忆准确。

不过，比起这些事，川上更希望在法庭上尽快揭露浅川的那个“美国血统”的真相，因为他觉得这是揭开对方谎言的捷径，南谷却非常谨慎。

家世和血统是极为隐私的事情，如果随便拿到法庭上说，反倒有被原告方捉住把柄的风险。而且，即使查出来户籍上没有美国血统的人物，如果对方反驳说“我美国的祖父没有写在户籍上”，那你也无可奈何。

话虽如此，南谷并非完全不拿这个问题当回事，而是等时机成熟时再妥当考虑。他劝说川上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好好回忆当时的状况。

于是，川上向南谷详细说明了放学班会的安排。

学生的放学时间，如果是上完第5节课，那就是3点20分，如果是上完第6节课，那就是4点10分。放学班会在这之前召开，由于夹在上课与放学之间，时间总是很紧迫。

尤其是5月12日那天，南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上学途中的小学生被一名男子烧成重伤。校长吩咐A小学也要采取安全措施，让孩子们提早放学，结伴回家。所以时间更加不宽裕。

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孩子们用两三分钟做好回家的准备。去架子上取下书包，将抽屉里的学习用品装进书包。然后值日生走到前面向大家宣布“开始放学班会”，让其他同学发言，总结今天发生的事、高兴的事、不好的事，接下来班主任发放各种资料、返还作业。最后班主任简单讲几句，值日生带头“跟老师说再见”。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5分钟。在如此仓促的状况下，班主任根本没有时间与一个孩子过度纠缠，更不可能实施体罚致其受伤。

（万一这么做，不光放学时间会大幅度推迟，放学班会也会陷入混乱，无法收拾。）

南谷越来越怀疑原告方的主张。

毕竟如果体罚这么严重，很多孩子亲眼看见后会告诉家长或者其他班里的孩子，无须浅川和子前往学校抗议，转眼间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然而事实上，在和子提出抗议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更让南谷深感怀疑的是，尽管他们控诉说孩子流了大量鼻血、耳朵破裂化脓、引发了口腔溃疡、牙齿折断了，却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相关诊断书。

顺便说一下，关于川上体罚的证据，《周刊文春》（2003年10月30日）中写道：“该校教导主任已经确认学生耳朵上的伤，作为证据，辩护团保管着因川上老师虐待而折断的学生的部分牙齿。”（后来，大谷律师亲口否认说“没有保管”。）

（既然如此严重，理所应当有诊断书。）

唯一提交的诊断书是说被川上用铁爪招数推倒，造成右大腿受伤。病名是“右大腿后面挫伤”，上面写着“2003年5月20日前后，跌倒受伤。因此造成右大腿部有痛感，需要静养3周。”看这情形，估计是足球比赛过程中腿被踢到或者跌倒时受的伤吧。诊断书上的日期是6月10日，受伤之后已经过了20天。

南谷和上村汇总了这些疑点，于4月2日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文中再次否认了川上的体罚和欺凌，关于逼迫自杀言论，也反驳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对方指控的一切事实均为虚构。”

在此基础上，南谷等要求原告方解释清楚9条内容，在此仅介绍其中的主要内容。

1．家访时，原告和子与被告川上之间谈话的具体内容。起诉书中写着“喋喋不休地批判美国”“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想法”，其详细内容并未载明。

2．起诉书中写道：“原告和子听原告裕二讲完数到10的事之后，又找原告裕二的同学问了一下，确认了那些暴力行为实际发生过。”找哪个同学、以什么方式问的，以及确认到的“暴力行为”的具体内容。

3．关于原告指控的几种体罚，是在哪个时间段、哪里（教室的哪个位置、是否原告裕二的桌椅周围等）、以哪种方式实施的？

4．起诉书中写道：“5月28日前后，因为书包中太乱，原告和子批评了原告裕二，并追问原因，原告裕二这才哭着讲述了‘数到10’的事。”如何批评、追问的呢？裕二讲述的“数到10”的具体内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5．起诉书中指控川上使用铁爪招数推倒原告裕二，致使其右大腿部负伤，关于诊断书内容，初诊日期是什么时候？诊疗过程是怎样的？

针对这些疑问，原告方的大谷律师同样在书面答辩中作出如下反驳：

关于1和2，“原告和子的陈述书中会写明”；关于3，“认为没有必要解释清楚”；关于4，“初次听闻‘数到10’的大概内容是5月28日，后来逐渐问出了详情，并非当天问出了起诉书中记载的所有不法行为的事实”；关于5，“初诊日期是2003年6月10日，在这之前原告和子曾给原告裕二贴膏药”。

和子于2004年6月提交了陈述书，关于家访场面，她是这样写的：

前文也提到过，以《朝日新闻》刊登的第一篇报道为首，紧跟着的其他报社的后续报道全都写的是“孩子母亲的曾祖父是美国人”。然而，原告方的起诉书中写的是“原告裕二的外曾祖父是美国人”，所以报纸和电视台紧跟着都改了过来，《周刊文春》中也引用了和子的话，写的是“我的祖父是美国人”。川上本人在家访时也是听她这么说的。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和子的陈述书中写的是“我的祖父是日美混血”，又恢复了第一篇报道中的说法。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相关事实完全不同。

（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美国尊亲，所以才会颠三倒四地说吧。）

川上感到愤怒，他越来越怀疑所谓的“美国血统”。

让我们继续看陈述书。

（什么叫“有点发怵”？）

川上希望对方适可而止。因为他并不是“作为班主任第一次面对掺杂外国血统的学生”。他在做代课教师时就曾经接触过日菲混血的孩子，在之前任职的学校教过日德混血的孩子。

由于这些经历，川上平时就觉得，在国际化时代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一起学习反倒更好。这样的自己现在却被当成“戴有色眼镜的教师”，遭到了谴责。

接下来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句话：“日本是个岛国，过去的人全都是纯正的日本血统。”

“我从小在熊本的乡下长大，我的老师们都是过去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这句话也让川上感到生气。因为说起来，熊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害相对较少，包括自己的父母在内，身边根本没有人讲述战争经历。

总之这是浅川和子主张的家访“真相”。和子和川上讲的应该是同一件事，但是两人的证词却天差地别。很明显有一方在撒谎。

关于家访次日开始的“体罚”，和子起初想立刻去学校抗议，但是反过来一想，裕二讲的内容太脱离常识，所以估计很难让人相信，她便决定再去问问其他孩子，确认事实后再发起行动。

于是，她来到住在同一栋公寓里的小田克也家，克也是裕二的发小。

和子说她还向克也的母亲打听过。

据说因为这些证词，和子“确信”川上的体罚确有其事，便去学校抗议了。之后的故事发展如前所述。

接下来描述的场面是，负责监督的教师介入后，川上仍然施暴，裕二对母亲讲述此事。

这种宣扬可怜兮兮的受害者身份的母子对话让川上感到厌烦。因为这跟裕二在学校的表现差距太大，至少在川上道歉之后，他越发不受管束。和子在陈述书中写道“希望1年以内作出判决”，动辄要求快速审理。在递交陈述书之前，原告方提交了3盒录音带，据说收录了裕二讲述受川上体罚和欺凌的对话内容。

但是，里面传出来的裕二的声音跟平时在学校不同，过于温顺柔弱。川上觉得很奇怪，甚至想“这是谁的声音”。

在第二盒磁带录音的对话中，裕二声称在算术课“T·T”（Team Teaching）时遭到了人种歧视。

母：算术课上，就是那个TT时，不是分组了吗？

子：嗯。

母：当时，你是哪个组？

子：呃，那个，是慢组。

母：当时是怎么分的？

子：呃，就是说，脑子好用的人啦，脑子笨的人啦，就那么分的。呃，我吗？我呀，就是说，嗯，因为是美国人呀，所以说，呃，就是慢组。说我脑子笨。

母：他说你因为是美国人，所以脑子笨？

子：嗯。

母：脑子，脑子好用的美国人，也多的是呀。

子：嗯。

母：你没觉得奇怪吗？

子：觉得。

母：你上3年级的时候，不是一直最最擅长算术吗？

子：嗯。

母：计算题不也是第一名吗？

子：嗯。

母：可是，因为是美国人，就分到脑子笨的那一组，好奇怪呀。

子：嗯。

母：因为是美国人，所以估计脑子笨。这么想很奇怪，老师这么教是不对的。毕竟，说起美国人呀，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妈妈也跳级了呢。

子：嗯。

母：我跟你说过吧，跳级的事儿。

子：嗯。

母：从1年级跳到3年级。

子：嗯。

母：也有这么聪明的人啊。

子：嗯。

母：可是，这跟哪国人没关系。

子：嗯，这不是歧视吗？

母：是呀，这就叫歧视。（节选）

他们竟然污蔑川上曾对裕二说：“因为你是美国人，所以脑子笨。因此，你去计算慢的那组。”简直太荒唐了，川上都不想生气了。

之所以让裕二加入好好学习计算基础的小组，是因为他还不太理解计算的概念，会把含退位减法的计算弄错。

不过，更令川上感到无语的是，对话中说：“毕竟，说起美国人呀，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妈妈也跳级了呢。”“也有这么聪明的人啊。”

（似乎和子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美国人。）

川上露出了苦笑。她夸耀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美国人，甚至在美国当地的小学里“跳级”了。

然而，她究竟是否真的上过美国的小学，还跳过级呢？这个问题以后会被呈上法庭。

关于前文提到的“逼迫自杀言论”，裕二本人也零零碎碎地讲述了一些。补充说明一下，据说这是2003年8月18日的录音。

母：昨天你说过吧？你告诉我，谁对你说了什么？

子：嗯？

母：不想说吗？

子：呃，有一次，他用铁爪招数时说“你没有活着的价值，去死吧”。

母：他对你说的吗？

子：嗯，他是那么说的。

母：嗯。

子：然后呢，又说什么“你自己去死吧”之类的。

母：之类的？

子：嗯。

母：让你自己去死，说你没有活着的价值，是你做错事的时候？

子：不是。

母：你不明白？

子：嗯。

母：呃，让你自己去死，哎呀……（什么样的）时候呀。

子：嗯。

母：妈妈没看到，毕竟没见到。

子：嗯。

母：什么样的时候呀，说让你自己去死。

子：呃。

母：那个，说过几次，也不知道说过几次，你也不记得说过几次？你记得吗？

子：……

母：不记得吗？

子：嗯。

母：都记不住了。不过，至少说过一次吧？

子：呃，我不知道。（节选）

虽然这份证词极为含糊，可是川上突然听到从裕二嘴里说出来令人震惊的“逼迫自杀言论”，他所受的打击几乎无法估量。

（难以置信，怎么可以满不在乎地撒这种谎话？）

正因为这是自己用爱心教导的学生说的证词，在生气之前，他首先感到的是悲哀和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