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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病例：PTSD的真相
捏造 作者：福田真澄
2004年2月22日，川上长达6个月的停职期结束了。通常，受到如此严重处分的话，大多数教师都会选择直接辞职，但是川上如果辞职的话等于认罪，那才是遂了原告方的心愿。所以就算是咬紧牙关，他也只能继续忍耐。
当天，川上和校长一起被叫到市教委。
主管人员问川上：“这6个月，你完成研修了吗？”
“我不明白研修的目的是什么。”
川上的回答带有一些抵触情绪。
结果主管人员看着校长说：“（因为这件事）最担心的是……”
川上不想听他接下来的话，赶紧用自己的话打断了他。
“最担心的是我妻子。她情绪非常低落，晚上也睡不着。我的将来会如何，我妻子是最担心的。”
校长无奈苦笑。
面谈结束后，校长开车将川上送到了教育中心。两人在车上一言不发。
川上充分认识到，自己优柔寡断的性格是导致这次事态的原因之一。但是，校长对家长言听计从，根本不打算保护部下，也让川上深感愤慨。
自己明明极力声辩没有做过，校长却轻易向教育委员会和媒体断言说：“是的，有过体罚。”
（觉得应该尊重校长，一直以来天真地遵从校长的吩咐，自己真是太蠢了。）
事到如今，川上为自己的识人不明感到羞愧。
虽说停职期结束了，川上回归讲台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他重新开始去教育中心研修，他的“工作”就是按照讲师布置的主题写报告，或者去福利机构实习。
同时，自去年10月14日开始在久留米大学医院住院的裕二，时隔半年，于4月16日出院了。由于很难回到A小学，在市教委的协助之下，他转入了国际学校。
据说和子当初想让裕二转到其他公立小学，曾带着他去过几所小学。然而公立小学的外观都很像，可能是让裕二想到了A小学吧，据说他必定会在校门口变得脸色苍白，身体颤抖，出现呕吐或失禁等严重症状，所以只好放弃转学的念头。
另外，由于川上在家访时曾去过浅川家住的公寓，说过“血液肮脏”之类的话，公寓便成了会导致PTSD症状恶化的场所，所以在转学的同时，浅川家搬到了国际学校旁边的高级租赁公寓。
（啊？裕二真的转到国际学校了吗？）
川上得知以后感到吃惊。
家访时，和子确实说过想让裕二读国际学校，所以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问题是位置。川上每天要去的福冈市教育中心与国际学校很近，几乎是相邻。而且，浅川一家搬入的公寓也近在咫尺。在周边散步时，很有可能会不期而遇。
（那对夫妇应该知道我在教育中心，可是为什么偏偏愿意来到我这个“杀人教师”的身边？）
和往常一样，川上完全看不透浅川夫妇的所作所为。
裕二转入国际学校后过了4个月，他刚开始熟悉这所学校，就放暑假了。也许是因为不能上学带来的不安，据说裕二再次出现剧烈的症状。和子在陈述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他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浑身是汗，哭着说“那个人果然来了！不要啊！米奇会让耳朵被揪掉！救命啊！”他想要躲到我的身后。他哭着说：“又出血了……没有纸巾……一直流……你为什么数那么快？为什么笑？”裕二的身体不停地颤抖，不久又开始呕吐。有时候他大叫：“他来了！我不想选……全都不要！啊……不要啊！”失禁的同时，甚至会伴随水状痢疾。“裕二，醒醒！你是在做梦……你能看到妈妈吗？你能认出来妈妈吗？裕二……”我一次次呼唤，他却仿佛听不到，我想要与他对视，他却仿佛看不到。
自从症状恶化以后，我和裕二每晚都在苦苦挣扎，全身沾满呕吐物。因为招架不住呕吐物，我买来蓝色防水布把我和裕二的卧室铺得严严实实的。
这一个月左右，我几乎没有躺下睡过觉。裕二变得像小婴儿一样，不肯离开我。我上厕所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离开我，我坐在马桶上，他就坐在我腿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肯躺下，他说“害怕睡觉”，坐在我腿上，让我抱着，身体紧紧贴着我，迷迷糊糊地瞌睡。即使如此，裕二还总是做噩梦，我们迎来一个个艰苦难熬的夜晚。到了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冲洗沾满呕吐物的身体。这已经成为目前我俩每天的固定活动。
然后，和子在结尾部分写道：我们希望这次审判能为我们“查明真相”，带来“正义”。
2004年9月13日，校长出现在第5次庭审的现场。之前的法庭审理以书面文件为主，这次终于轮到证人出庭，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代理人进行讯问。
下午1点多，校长出现在301号法庭的走廊里，由于过度紧张，他面部表情僵硬。
像往常一样，浅川夫妇挺直腰杆坐在靠近原告方的旁听席最前排。自从第1次庭审以来，他们从未缺席，总是夫妻双双前来旁听，这个座位俨然已经成为他们二人的专座。
而被告席上没有川上的身影。南谷律师担心媒体的采访攻势，建议他暂时不要出庭，因此第2次庭审之后，他再也没有现身。
但是，这种关怀有些杞人忧天。因为，以第1次庭审为峰值，随着审判的进展，旁听的记者逐次减少，宛如潮水退去一般。这幅光景象征着媒体报道的短暂性特点。
然而，当天毕竟有校长出庭，虽然几乎没有普通旁听人员的身影，但是由于记者比较多，法庭久违地恢复了一点活力。
上村律师开始就川上的体罚提问。
——（家长）是否说过由于体罚造成裕二同学的耳朵破裂？
“是。”
——那您有没有问过，是什么时候、由于怎样的行为造成的破裂？
“我接到举报，说是川上老师在训导过程中揪起裕二同学的耳朵，反正是让他身体离开地面的状况之下，耳朵就破裂了。”
——您没有问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吗？
“我听说是在家访后的训导过程中。”
——我应该怎么理解您说的家访后的训导过程中呢？是指上课过程中吗？
“听孩子说是放学班会或者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也问过老师几次，每次回答的场面都不同，所以我估计是放学班会或者打扫卫生的时候，还有游戏时间、休息时间之类的状况。”
这只是校长自己的推测，这样的回答让上村逐渐变得焦躁。
——不要估计，我问的是家长怎么解释的，我问的只是你听到的解释啊。我问的是浅川太太怎么跟你解释的。
“我听说由于老师的体罚，孩子的耳朵曾经破裂过，现在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状况和场面。”
校长紧张得大汗淋漓。福冈市的代理人山本郁夫律师实在看不下去了，甚至提醒他脱掉外套。上村继续提问。
——要想问川上是否做过那样的事，我认为有必要确认一下具体的时间和状况。您没有向浅川太太询问这些问题吗？
“我们理解了所听到的举报，关于具体的场面和状况，没有主动详细询问。”
校长没有确认任何体罚的细节。
上村又问了所谓体罚造成的受伤情况。
——听说浅川裕二同学多次出血，您有没有确认过是否属实？他是否去过医务室？
“听说此事之后，曾经确认过。”
——结果怎样？
“听保育老师说，他没有因为流鼻血之类的情况去过医务室。”
——总而言之，没去过是吧？
“是的。”
南谷也问了问题。
——听说他耳朵破裂了是吗？
“是的。”
——耳朵的哪个位置破裂了？
“说是耳朵下方。”
——是耳垂位置吗？是最下面的部分吗？
“听说破裂了，我们以为是最下面，结果是中间部位。”
——通往耳孔的耳垂位置，内侧有破裂的伤痕。
“我和教导主任亲眼确认的伤痕。”
——有破裂的伤痕。
“他给我们看了，说是破裂之后留下的伤痕。”
接到和子的举报之后，校长找来川上谈话。对于当时的状况，他作出了下文中的证词。接下来负责提问的人又换为上村。
——在第一次谈话时，您已经确信川上实施过体罚了吗？
“是的。”
——能否请您在此简要说明一下，您为什么会如此确信呢？
“第1、2节课，一开始是我负责问，教导主任在一旁记录的形式，我问他有没有实施过家长举报的那些处罚，比如让学生选择米老鼠之类的处罚，他回答说实施过。”
——他说他没有说过“实施过”，您是不是记错了？
“我记得向他确认过，他说是的，实施过，而且教导主任也在旁边做了同样内容的记录。”
——他是不是这样说的？“米老鼠好像有过一两次。”
“不是。”
——您在谈话过程中有没有说过“真搞不明白怎么会笑着实施体罚”之类的话？
“我觉得说过。”
——既然说是笑着，那有可能是在做游戏。你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吗？
“我从来不会笑着批评，何况是训导孩子的时候，不会笑着批评孩子。”
——您是不是在谈话时亲口说过“体罚1次和50次没什么两样”之类的话？
“说过。”
——您对川上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家长举报的次数和川上自己回答的一两次有出入，我就确认了一下他是否实施过，问题不在于次数，既然实施过，那么作为学校和教师来说，责任重大。”
接下来话题转移到针对学生实施的调查问卷上。
——靠调查问卷什么也查不出来，反过来说，你就当我没有找孩子们问话吧。你有没有对川上这样解释过？
“我没说过什么也查不出来。”
其实川上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停职6个月的处分，在停职期间曾多次与校长见面，追问他处分的原因。
市教委教职员第1科的科长吉田惠子负责调查和处分，她说：“那些你记不起来的部分，我们根据校长的问话作出了判断。因此教育委员会做了认定。”所以川上觉得果然校长实施的调查问卷成了关键因素。
结果校长回答说：
“我没有问（孩子们）细节问题，没有问任何针对个人的问题。问话过程中没有发现欺凌问题。反过来说，你就当我没有找孩子们问话吧。”
校长亲口否定了调查问卷的价值，川上悄悄录下了这段话。
然而，校长在法庭上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单凭调查问卷无法查明欺凌问题”。他说因为市教委决定处分时的依据不只是调查问卷，还包括3名学生在校长办公室的证词。
针对校长的讯问持续了4个多小时。
根据校长的陈述内容，川上似乎明确承认过体罚，虽然他事先已经预料到，但是得知校长的证词后还是感到愤怒。
（我确实只是说过“好像有过一两次”，这句话竟然影响到现在。）
以大谷律师为首的550人组成的原告方辩护团对胜诉深信不疑。他们之所以拥有强大的信心，有两个依据：首先，川上曾经认错道歉，市教委已经认定了川上的体罚和欺凌；其次，自然是前田正治医师的诊断，他说裕二患上了严重的PTSD。
因此，前田将会作为原告方证人出庭。在这之前，跟裕二有关的医学记录大多已经公示，包括久留米大学医院精神神经科填写的病例，还有裕二之前就诊的福冈市立儿童医院填写的病例等。
南谷与上村仔细阅读了这份厚实的资料，不禁大吃一惊。
明明说裕二是重度PTSD，万念俱灰，也就是说确认了他有自杀的想法，可是住院3天后他就开始在家过夜，总共住院186天，其中竟然有106天在家过夜。
（究竟为什么要住院？这样看来，也很难说他是门诊治疗还是住院治疗。）
而且，从头到尾反复阅读病例，在裕二实际住院的80天里，他在病房里几乎没有出现过相关的身体症状，更不用说PTSD的症状了。
久留米大学医院的病例是裕二住院时的主治医师U和其他护理人员记录的，下面介绍其中部分内容。与前田的解释偏差太大，令人咋舌。
例如，10月16日，住院第3天。
6点顺利起床。“睡好了”，没有失禁。没有喊腹痛。参加软式排球。与其他患者喧闹，看似很开心。也参与集体行动……
表情：mild（温和）；mood（情绪）：略微高涨，基本良好；sleep（睡眠）、appetite（食欲）、stool（如厕）：good（良好）
接下来是10月17日。
drug free（未使用药物）
PTSD
（重新体验症状）
现在并未发现，但今后在电视上听到加害者的声音，有可能产生呕吐等症状（据说以前曾经有过），采取OT（Occupational Therapy，职能治疗）、外出等对策。
（警觉性增高症状）
可以顺利入睡。住院当天东张西望，无法保持平静。看漫画时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上去只是在随便翻页。
（躯体症状）
腹痛：从住院至今暂时没有诉说，也没有疼痛的表现。遗尿：住院后暂无。
（分离性健忘）
忘记了汉字和朋友的名字。提到这个话题时，患者表情变得阴郁。不过，暂时没有大碍，今后需要注意。
（概观）
据患者母亲说，他情绪异常高涨，和平时（患PTSD之前）相比，简直像变了一个人。这就是分离障碍的表现吗？
然后，10月20日，第一次在家过夜后回到医院时的病历上写着：回病房后表情愉悦，无PTSD症状。
接下来第二天有如下记载：
sleep（睡眠）：OK；appetite（食欲）、stool（如厕）：OK；无腹痛、腹泻；无遗尿。
患者在病房表现非常活泼开朗，很难判断这是躁狂性防御，还是由于在封闭病房中得到保护而感到安心。据说，10月17日～20日在家过夜期间，曾对其母亲发火，显露了攻击性。
我们（对原告和子）说，病房里情绪高涨的原因也有多种可能性。至于是否继续住院，我们认为最好跟团队负责人前田正治老师商量，传达了这层意思。
裕二在病房中几乎没有出现PTSD症状，主治医师U似乎对他的状态感到困惑，将是否让他继续住院的决定权移交给团队负责人前田。
10月30日，前田就裕二的PTSD症状召开记者见面会，接下来是当天的病例。
今天召开记者见面会，他看上去有些不安，却没有说什么，可能是这个原因，他很难入睡。看来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
表情明朗，活动性良好。
OT（职能治疗）去野外散心的途中，他看到汽车显得有些紧张，但是未出现腹痛等躯体症状。
跟他提及今天记者见面会将在电视上播出，告诉他不会曝光名字，原班主任也不会露面，他说可以和大家在D Room（休闲室）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他在南侧DR（休闲室）躺着看关于记者见面会的新闻。结束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下，与Ns（护士）对视了一眼，紧接着开始看书。
pt（患者：原告裕二）本人兴致高昂，与其他pt（患者）一起玩，还会开玩笑，问他身体状况如何，他回答说“嗯，还行”。
23点，让他去睡觉，他说“还不想睡”，在DR（休闲室）与某人玩耍。
23点25分，回到自己病床上，然后又去了DR，说“不想睡”。
让他吃药，他说“嗯，我吃”。乐导蒙（安眠药）
这条播放记者见面会情形的新闻，出人意料地播出了川上的背影。但是，裕二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只是稍微坐立不安，难以入睡，并未出现PTSD的症状。
然而，后来在11月4日的病例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
10月30日他在电视上看记者见面会，出现了原班主任的身影，当天他偷偷在病房厕所里呕吐，无法照顾自己，到了在家过夜那天（10月31日），他还身穿睡衣，在母亲的催促之下，才开始换衣服。在家期间他什么都做不了，勉强去踢了一次足球。据说他每天晚上都会遗尿，时不时也会呕吐，出汗很多，甚至要开空调。情绪非常不稳定，一会儿发火，一会儿哭泣。
针对PTSD，今天开始口服drug：马来酸氟伏沙明片（抗抑郁药物）（25mg）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他的情况和往常大不相同，十分严重。不过，这不是U医师直接观察的结果，说到底只是记录了他的母亲和子的陈述。U医师根据和子的这番话，判断裕二出现了PTSD症状，决定让他服用抗抑郁药物。
话说裕二从11月中旬开始，又出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谩骂其他患者和医院工作人员，他的行为引发各种问题，令人无法容忍。医院方面不断接到其他患者的投诉，处理起来很伤脑筋。
下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
· 把其他患者的摆件或词典藏起来，却不肯承认。追究起来，他就说“知道了，还给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嬉皮笑脸地说“一看不就知道了”。
· 护士或其他工作人员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行为，他就骂对方“你太恶心了”“傻瓜，四眼老太婆”“臭老太婆”“真肮脏”“别碰我”“你有完没完？”“啰嗦、啰嗦、啰嗦死了！”
· 给他拿药和水过去，他就喊“纸杯！”；给他药和装了水的纸杯，他又喊“我不喝！”；然后他又跟在护士后面，瞪着眼说：“我不是说了要喝吗？你耳朵不好吗？搞不懂你！”把水倒进纸杯递给他，他又喊：“别随便乱放！”说完把药扔在地上。
· 用打火机烧纸玩。
· 用厕所里的自动洗净马桶把自己全身喷湿。
· 用订书机夹自己的手，试图用注射器扎手。
· 熄灯后大声唱歌。
· 随便使用麦克风广播。
· 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洗脸、洗澡、刷牙、吃饭、更衣等），必须在别人的催促之下才能完成。
· 拒绝量体温、口服药物、收拾餐具。
关于裕二的这些问题行为，他的母亲和子坚持说：“他在生病前和生病后，人格完全不同。”确实，一部分问题行为也有可能是因为服用抗抑郁药物出现的躁狂反应，不过川上仔细看过病例，他并不这么认为。
（和裕二在学校的表现如出一辙。）
最后，裕二出院时，医院方面只好这样记录他的病情：
抑郁心境 2
缺乏主动性 2
焦躁、激越 1
思维迟缓 1
自责自罪 2
自杀念头 1
睡眠障碍 2
食欲不振、体重减轻 2（1、无，2、疑似，3、轻度，4、中等，5、重度）
公示的病例中，其实还附加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与裕二的血统和家族史有关的内容，是久留米大学医院的社会工作者从和子那里打听到的。
据说，和子的祖父是混血，她的父亲有四分之一美国血统，母亲虽然是日本人，却只会说英语，住在佛罗里达。
接下来是家族史：
和子女士在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从日本前来留学的卓二先生，两人在1988年结婚时还没毕业。在日本生下长子后，再次回到美国，把孩子放在托儿所，专心学习。后来回到日本，生下次子裕二……
参考：
丈夫（35岁）：只身一人在外地工作。有留学经历。
妻子（37岁）：从小住在美国，直到长子出生。
南谷和上村事先就听川上说过怀疑和子的“美国血统”，他们自然对这部分内容持怀疑的眼光。
与前田的诊断相反，住院记录上看不到一星半点裕二的PTSD症状，再加上这份家族史。审判刚开始时，原告方具有压倒性优势，随着一系列病例的公开，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通常说来，病例本该是原告方的有力证据，此时反倒成了被告方逆转劣势的突破口。
虽然同为被告，福冈市却说“市里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对原告方表示理解，但是这份病例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有些出乎意料。从此以后，福冈市围绕PTSD这一争论的焦点与原告方正面对峙，对这份家族史，也展开了彻底的调查。
而川上仿佛遭遇了“猎杀女巫”，旦夕之间被A小学、市教委、媒体以及精神科医生塑造成了“杀人教师”，他在陈述书中首次吐露了心中的恐怖与冤屈。
大家认为裕二同学两耳中央部位的伤痕、鼻子出血、大腿部的跌打损伤、他的问题行为等所有责任全在于我，毫不怀疑地说：“裕二同学好可怜，在杀人教师川上五六月份的严酷虐待下，生活和行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杀死川上吧！”在这种集体论调下，整件事不断发酵，让我感到非常恐怖。
参与本次诉讼的专家辩护团也好，参与裕二同学精神科诊疗的医师也好，还有媒体和福冈市，面对裕二同学自身的问题以及他父母自身的问题时，仿佛那就是禁区一般，不进行任何查证。
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件事有可疑之处，（中间略去）整个环境不容许有人站出来，这才是最可怕的。
学校的有关人员也只是表面应付，一到该说真话的时候就保持沉默，结果我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仿佛我根本不需要人权似的。
起诉书和媒体说我是杀人教师，把我骂得体无完肤，仿佛我就是毫无人性的人。不仅如此，我还收到了恐吓信，上面写着“我要杀掉你”之类意思的话。即便现在，我还在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承受着看不见的世人眼光的压迫。
现在我勉强让自己没有倒下。（中间略去）这是冤罪。
希望您的目光不要避开事实。
原告方代理人大谷担心和子讲述的疑点重重的家族史会造成诉讼焦点的偏移，只好通过书面承认：关于家族史的记载，大部分不符合事实。
原告裕二及原告和子的家族史正如原告和子的母亲（原告裕二的外祖母）的陈述书中记载的那样。
概括地说，拥有四分之一美国血统的不是原告和子的父亲，而是她的母亲。和子的外祖父是混血，外祖母是日本人。
外祖母（原告和子的母亲）虽然拥有四分之一美国血统，却并不住在佛罗里达，只会说日语。
原告裕二住院时，原告和子不是37岁，而是39岁。
原告和子小时候多次随母亲前往美国，在那里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过后来一直在日本生活。
原告卓二并未去美国留学。
原告和子与原告卓二在日本相识，于1992年11月提交了结婚申请。两位当时都不是学生。
原告和子在生下长子后也一直在日本生活。
接下来，又用如下内容牵制被告方：
为了避免误会，事先声明一下，本次诉讼的焦点不在于原告裕二的亲属中是否有外国人，而在于被告川上是否曾对原告裕二说过“混血”“血液肮脏”，是否曾对原告实施过暴力，是否曾对原告说过“你没有活着的价值”“去死吧”，此时原告裕二是否曾考虑过“混血”的事。
因此，客观说来，原告裕二的亲属中是否有外国人与本次诉讼没有丝毫关联。
原告方提交这份文件的当天，福冈市也提交了书面辩论。在这份厚实的文件中，列举了诸多矛盾之处，并指出：根据久留米大学医院的住院诊疗记录，原告关于“原告裕二呈现重度PTSD症状”的主张存在众多疑点。
首先，关于前文提到的家族史，他们调查了一下和子祖父的父母的户籍，发现并不存在疑似美国人的人物；关于和子的经历，其实她生于福冈市，毕业于福冈市内的小学、初中和高中；至于和子的母亲，并没有居住在美国，而是住在日本。
而且，他们引用了10月18日传唤证人时前田医师的陈述。前田说，在精神神经科诊疗时，之所以询问家族史，是为了把握患者的现状，对于确定今后的治疗方针也很重要。另外，他还作证说，对于裕二来说，混血问题成为最令他痛苦的外伤。
根据前田医师的这番陈述，久留米大学医院的医师们在诊断原告裕二的症状和推进治疗的过程中，原告裕二及原告和子的家族史是极为重要的信息。原告和子身为原告裕二的母亲，她强烈希望改善自己的孩子——原告裕二的症状，也目睹了原告裕二的诊疗过程和CAPS（笔者注：参照第161页）面试，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因此，如果原告裕二的症状真的像原告说的那么严重，“混血问题”又是“诊断原告裕二症状时极为重要的信息”，原告和子不可能对久留米大学医院的医师们说不符合事实的话。
以上内容是福冈市的主张。
不仅家族史，该市对和子的所有言行，投去了强烈怀疑的目光。首先，第一个疑点，裕二的症状只是通过和子的描述呈现出来，没有任何医师或医院工作人员等第三方确认过。例如，下面这个小插曲就是最好的例证。
前田医师的记者见面会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和子在陈述书中这样记载了裕二的状态：
有几家电视台播出了川上老师的背影，不幸被裕二看到了。当天是裕二计划在家过夜的日子，我就去医院接他。（中间略去）当天晚上，出现了往常的症状，不过这一天无论是呕吐，还是腹泻，抑或是惊慌症状，都比往常严重。无论对他说什么，他都不回应，又哭又叫，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早上。裕二一直不停地哭叫，他问“为什么那个人要上电视？他为什么要撒谎？”我想抱紧他，可是他一个劲儿地挣扎，弄得我束手无策，只好叫醒他哥哥，让他帮我摁住裕二，把医生开的所有药给他喂进去。光是喂药好像就花了一两个小时。而且，刚把药放进他嘴里，接着就被他吐出来，反反复复好多次。三个人全身沾满了裕二的呕吐物，过了一会儿，药物发挥作用了，他才稍微平静下来了。
然而，10月30日召开记者见面会的那天晚上，裕二其实呆在病房里，并没有回家过夜。和子所说的“记者见面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根本不存在。
假设和子把实际在家过夜的31日错当成了30日，即便如此，据病例记载，裕二当天晚上“睡眠良好”，第二天也躺在自己床上看漫画，或者去DR（休闲室）与其他患者玩黑白棋，这样度过了一天。
福冈市指出，白天什么问题都没有，晚上不可能出现和子陈述的那种剧烈症状。
实际上，原告裕二于10月31日下午4点半离开医院，一直在家呆着，直到11月4日下午5点35分才回到医院。假如当时真像原告和子说的那样，原告裕二出现呕吐症状，弄得家人浑身污秽，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把所有药物喂进去的话，原告和子就应该缩短在家过夜的时间，于离开医院第二天，即11月1日将原告裕二带回医院。
但是，11月1日原告和子甚至没有给医院打电话，当医院打来电话时，她表示要按照原计划在家过夜。
和子的陈述明显与事实相矛盾，不止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可疑之处。关于这些倾向，福冈市认为：“这充分表明她在歪曲事实，陈述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福冈市还提及了和子对裕二带来的心理性影响。
裕二住院时，和子说他“肚子痛得厉害，腹泻多达17次，非常难受。今天也腹泻了3次”。因此U医师便询问他本人，结果他一开始否认腹痛，他母亲又叮问“真的吗”，他这才喊肚子疼。
然而，后来在住院期间，裕二从来没有说过肚子疼。
而且，据病例记载，10月20日，裕二在和子的陪伴下从家里回到医院时，工作人员问他在家过夜感觉如何，他含混地回答说“呃，不知道”；当和子不在他身边时又问他“在家开心吗”，他回答说“嗯，开心”；问他“吃好吃的了吗”，他回答说“嗯，吃了”，表情十分明朗。
通过病例中的这些记录，福冈市推测：裕二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不想违背母亲的意愿，想要按照母亲的意愿来回答。
福冈市进一步推测：“原告裕二的这种态度让人觉得，关于被告川上的体罚等内容，在原告和子的叮嘱之下，即使与事实有出入，他也没有否认。”
病例中还有不少记录让人怀疑原告方说辞的可信度。
例如，原告指控说，由于川上的体罚，造成裕二流了大量鼻血。病例中有一段记录，写着时而“左鼻孔有少量出血，立刻止血”“似乎时不时地鼻子出血”，裕二本人也说“偶尔会流鼻血，不要紧”。
由此，福冈市断言：“我们认为，原告方把原告裕二偶尔会流鼻血这件事当成了本次诉讼的受害事实。”
其实裕二的耳朵和鼻子患有慢性疾病。这一点是通过被告方要求公开的耳鼻咽喉科病例发现的。
按照原告方的主张，体罚始于2003年5月13日。从5月下旬到6月中旬期间，裕二总共在经常去的耳鼻咽喉科就诊7次。病历上罗列着一堆病名，“过敏性鼻炎”“双侧外耳道湿疹”“左耳急性中耳炎”“副鼻窦炎”，都不是体罚造成的伤害。
也就是说，由于过敏性鼻炎造成鼻子发痒，裕二平时经常抓挠，才会流鼻血。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双侧外耳道湿疹这个病名。在传唤证人时，关于体罚造成的耳朵损伤，校长曾说过“已确认耳垂中央部位有（受伤的）痕迹”之类的话，从这个伤痕的位置来看，应该是由于外耳道湿疹，裕二自己抓挠外耳造成的，这种看法比较合理吧。
关于体罚造成的牙齿折断，病例中也有令人感到可疑的记载。
本来裕二的年龄正处于换乳牙的阶段，实际上在医院里，裕二的虎牙脱落了。病历上写着，裕二说“我喜欢收藏牙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颗牙收起来了。从这个事实来看，原告方有可能把自然脱落的牙齿说成“折断了”。
这样一来，“原告裕二的PTSD只存在于原告和子的描述中”，人们心中逐渐加深了这样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