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审判的进展，遭遇了一场出乎意料的恶战，原告方开始感到焦急。

PTSD作为起诉的重要依据，却连发病的事实都不清楚，反倒是前田医师的草率诊断与和子缺乏可信度的描述日益凸显出来。而且，和子讲述的家族史几乎全是虚构的。

关于这份家族史，如果和子不亲自作出解释的话，事情就无法收场，估计大谷律师是这么判断的吧。和子提交了一份简短的陈述书，上面写的日期是2005年3月1日。

她的解释大致如下：

与卓二的结婚日期之所以与事实不符，是因为长子其实是与离婚的前夫生下的孩子，长子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个事实，所以想尽量隐瞒第一次结婚的事。之所以说祖父是混血，是因为母亲以前这么说过，自己也一直深信不疑。

自己确实毕业于福冈市内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不过小学低年级时多次随祖母前往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因此在美国的生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至于自己的母亲，曾经开过店，但是债务累累，自己曾替她还债，惹来很多麻烦，因此有一段时间断绝了关系。被周围的人问起母亲的事觉得很麻烦，心想如果说她在国外，就不会有人瞎打听了，因此说她住在佛罗里达。

在这份陈述书的最后，和子这样总结道：

和子的辩解根本不符合常理，南谷和村上不禁发出了苦笑。他们认为：“就连没必要撒谎的事情，她的陈述都不符合事实，那么涉及诉讼的焦点，是否存在体罚以及PTSD，原告主张的可信度自然需要商榷。”

3月3日，诊断裕二患有重度PTSD的前田正治医师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庭了。不过，法庭开设在久留米大学医院内。2004年10月举行的第1次证人传唤也是如此，法院考虑到证人是守护患者生命的医师，决定在他上班的医院内非公开审理。

按照计划，针对证人的讯问上一次应该就结束了。不过，由于关于前田诊断的疑点过多，在被告方的强烈要求下，决定继续进行讯问。

川上自第1次庭审以来一直缺席，这一天他久违地出现在被告席上。南谷认为“由于非公开审理，媒体无法旁听，所以没问题”，就允许他出庭了。

从被告席向浅川夫妇望去，他们像往常一样，将刀锋般的视线投向了川上。但是，川上已经不太在意了。他们的谎言和自相矛盾之处接连被戳穿，而且他的意志变得坚强了。

福冈市提问的言辞从一开始就极为严厉。代理人山本郁夫律师追问道：

——根据这份住院记录，无论看哪里都没有写裕二同学遭到川上被告欺凌或者体罚留下的具体外伤，从头看到尾都没有相关记载。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首先，关于事件本身，除了评估面试，我们通常不怎么问。因为我们一问，患者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一般来说是不问的。不过，像CAPS那种面试的时候，我们会问去上学时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但是，一般住院期间不会问他。”

所谓CAPS，是指用于诊断PTSD的一种面试形式。正式名称叫临床用PTSD诊断量表。关于创伤经历，负责诊断的医生向患者口头提问事先定好的问题，听取对方的回答，给症状的频率和强度打分。顺便说一下，裕二的CAPS结果是119分，按照前田的说法，超过50分就是重症，所以裕二属于罕见的重度PTSD。

——您说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不过PTSD这种病症，就是受到创伤后产生精神压力留下的后遗症吧？

“是的。”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具体是什么创伤，换句话说，关于欺凌或者体罚，到底遭遇了什么？如果不问这些，自然没办法做出诊断吧？

“哎呀，您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实施了CAPS。”

当山本与前田围绕CAPS问答之际，被告福冈市的指定代理人池田笃美（福冈市总务企划局总务部法制科诉讼事务股股长）一脸严肃地插了一句。她指出，前田在实施如此重要的CAPS时应该问过创伤经历，却没有提交面试记录。

“关于这个面试记录，要说提交时漏掉了的话，可能算是一个失误吧。我们觉得，PTSD患者一般会住院很多年。”

——只缺您诊断的那部分呀。您写的只是数字呀，就是这个119。

前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南谷开始提问。

——关于PTSD的发病时间，按照现在的判断，您认为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

“据我推测，应该是事件发生那年的6月或7月，或者那年夏天开始的。”

——然后，关于引发PTSD的事件，遭遇那些事件的时期，总之就是说裕二同学遭殃的那段时间，是从5月13日到什么时候，您弄清了吗？

“具体时间我没问，听说大概是两三周吧。”

就连诊断时不可或缺的基本情况，前田都没有掌握。

接下来是5月9日的第6次庭审。终于要针对浅川和子本人讯问了，这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到了这个时候，庭审的重点不再是川上是否实施过体罚，双方围绕原告浅川夫妇不可思议的言行展开了辩论。

当天，和子现身时穿着黑色连衣裙，披着一件白色蕾丝的无扣短上衣。她的丈夫卓二和往常一样穿着西装。可能预料到提问时间会很长，他替妻子提着一个藤条包，里面装着好几瓶水。

川上当天也出现在被告席上，他一边听着和子的陈述，一边也在仔细观察她的表情。

川上从南谷那里听到了令人意外的消息。浅川一家去年3月从A小学附近的公寓搬到了裕二就读的国际学校附近的公寓里，据说今年4月就从那里搬出去了，随着卓二的工作调动移居到了熊本县。

而且，按照他们的说法，裕二患有重度PTSD，却没有跟随父母搬走，而是住在福冈市内的祖母家中，依旧去国际学校读书。据说这是裕二本人恳切要求的。

和子在陈述书中反复强调裕二的PTSD症状多么严重，而且她说出院时前田交代过，“如果父母中的一方不能时常陪伴在裕二身边，就不允许出院”，因此明知道家里经济情况会窘迫起来，还是辞去了福冈市临时职员的工作。

她还声称，出院后，裕二的PTSD症状出现了反复，变得像小婴儿一样，片刻也无法离开和子身边。

（你说的话不是完全自相矛盾吗？）

川上很想这样质问浅川夫妇。

法庭上，以原告代理人桥山吉统为主开始提问。

首先，关于家族史，他问和子为什么她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和子回答说“因为我考虑到了长子和母亲的情况”。

至于丈夫曾经留学、自己从小时候到生下第一个孩子一直住在美国之类的记载，她说“可能没说过”。桥山再次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内容？

“我说过我母亲住在佛罗里达，她只会说英语，他们自然会觉得我一直住在美国，如果我和丈夫相识，那我丈夫就得来美国留学，因此才会有那样的记载吧。”

总而言之，她的意思是社会工作者听了她的讲述，仅凭推测便那样记录的。

接下来由被告方提问，南谷就川上陈述的家访对话逐一进行确认，和子却全盘否认。她说整个对话几乎都是川上编造的荒唐无稽的故事。

——你在从事口译和笔译工作，这个话题也没出现过吗？

“是的，没出现。”

——“小时候住在美国，刚来日本的时候日语很难，不会说。”这一类话题也没出现吗？

“没出现。”

——你也没说过曾经住在美国吗？

“是的。”

——川上问“您当时住在美国哪里？”，你说“佛罗里达”。听说有过这样的问答，这一类话题也没出现吗？

“这个也没出现。”

——也没提到佛罗里达这个词吗？

“那个，不好意思，这部分我没什么印象。当时的对话中没有出现过。”

——完全没出现国际学校的话题吗？

“完全没有出现。”

——听说“美国的孩子们练习ABCD的发音时，不说哎、币、系”，“小孩子们说啊、布、库、杜”是吧，总之发音略有不同，当时有过类似内容的一段对话吧。这样的对话也没出现过吗？

“是的，完全没有。”

川上一直在观察和子的表情，在法庭这样一个公正严明的审判之地，她面不改色、淡定从容地否认了家访时的对话，虽然川上早就见识过她强大的心理素质，此时还是感到震惊。

南谷接下来又盘问了体罚造成的伤害，关于受伤原因的解释不合情理，她只是说“因为是裕二说的”，所以便相信是川上干的。原来和子并没有向裕二询问任何详情。

然后是上村，他用略带嘲讽的口吻问了和子“跳级”的事。

——你说“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妈妈也跳级了呢”，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你的什么经历？

“我小时候在美国读的学校，往上跳了一级，说的是那时候的事。”

和子的表情看不出太大变化。

——是哪儿的学校？

“你要问哪儿，那就是美国。”

——我问的是哪个州的哪个学校，可以告诉我们名字吗？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个叫斯马拉纳的elementary school。”

——那是什么？相当于小学吗？

“是的。”

——你是从几年级跳到几年级的？

“大概1年级的时候，跳到3年级。”

接下来由南谷询问和子的“美国生活”。根据和子的陈述书，她读的是福冈市内的小学，于是他问“那你从哪里开始跟美国有关联”，和子回答如下。

“虽然记不清几月几日去的，呆了几个月，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读小学4年级之前，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要长得多。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在日本了。”

——你是说在美国呆了3年吗？

“也不是一直在美国，基本是往返于日本和美国之间。不是去一周回来呆一周，而是去几个月，或者趁日本放暑假的时候去。”

——那就是1个月左右吗？

“也有1个月的时候，也有三四个月的时候。总的说来，我觉得在美国读小学的时间更长。”

山本作为福冈市的代理人，执着地追问他们夫妇移居到熊本县却不带裕二的原因，一副无法释然的表情。

“作为母亲，你应该和裕二同学在一起，虽然对你丈夫来说可能会很辛苦，不过你应该让他自己调过去。你做不到吗？”

结果和子回答说：“如果只有我丈夫调过去，公司不会给很多补助，如果他带着家属，就可以从公司领到高额补助。”也就是说，移居到熊本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她还说，至于裕二，当然是想一起带过去的，可是他本人坚持说想继续读国际学校，所以尊重他的想法。

但是，山本听了这个回答越发一副纳闷的表情，他又问，裕二出院以后也要每天服用大量药物，谁来管理药物？一旦发病或者出现副作用，打算怎么处理？

和子回答说：“裕二自己已经掌握了处理方法，知道该吃哪种药。这一个月，我呆在福冈期间，已经通过实际演示跟他奶奶解释过，什么时候该怎么做，也写在便签上了。”

上午10点开始针对和子讯问，到了下午6点多终于结束了。和子离开证人席，仿佛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深呼吸几次之后，拿起丈夫卓二递过来的瓶装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底朝天。

通过这次针对和子的讯问，川上切身感觉到天平已经在朝自己这方倾斜。不过，要想彻底把天平拉到自己这边，需要4年级3班的学生和家长出面作证，说他们没有见过川上体罚或欺凌。实际上，有多位家长曾保证，一旦打官司，可以替他作证。

然而，真走到了这一步，却没有一位家长主动提供协助。只有一个人，曾担任其他年级家委会委员，他提交了陈述书，写明川上平时没有任何问题，根本没有推销过康宝莱。

该委员的证词确实是一针强心剂，但是川上还是希望得到明确否定体罚的证词，这很关键。他多次拜托那些支持自己的家长们，可是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因为他们害怕招来浅川方的怒火。前文也曾提到，家长们都很清楚，浅川一家的名声不太好。裕二读1年级的时候，曾用剪刀伤害过一个女生，这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关于本次事件，有个同班同学对裕二说：“你妈说的太过分了，川上老师都不来学校了吧。”和子得知后很生气，直接跑到那名学生家里去抗议，这事也传开了。

因此，他们选择闭口不言，表示“不想和那样麻烦的人牵连在一起”。到了新的班级还没过多久，川上还没有和家长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这一点对他来说很不幸。

声称“见过川上体罚”的3名学生当中，有两人的证词被提交到法院，这让他更加不安。两人都是裕二的好朋友，他们是在浅川家里在和子的严密监视下作证的，证词缺乏具体性内容，而且彼此极为相似。出于这些原因，南谷和上村没太当回事，不过对川上来说，还是令人担心的根源。

在针对浅川卓二讯问之前，他提交了陈述书。卓二在文中对于审判出乎意料的发展表达了焦躁与愤怒。他那愤怒的矛头所指向的，与其说是川上，倒不如说是福冈市。他强调，市教委认定了川上的体罚和欺凌，教委主任也给他写了道歉信，他这样宣泄对福冈市的不满：

针对卓二进行讯问时，他自然只是重复与和子相同的主张，不过和子的母亲作为原告方证人参加8月12日举行的第8次庭审时，说出了令人意外的话。

上村提问。

——听说她去读过小学，是真的吗？

“去哪里？”

——我是说和子女士去美国读小学的事。

“不是去美国读小学。”

——那是去做什么呢？

“因为附近有类似学校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会过去玩，我记得有这回事。不过她小学是在日本就读的。”

——那么，没有专门在美国的小学就读是吧？

“没有就读。”

既然没有正式就读，也就不可能“跳级”。这一瞬间，大谷律师面部有些扭曲，低下了头，并排坐在原告代理人席位上的其他律师也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但是，身为关键人物的浅川夫妇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

在针对和子的母亲进行讯问之前，上村还走访了福冈县内的一个小镇，那是和子祖母生前居住的地方。她生于1917年，1988年去世，不过在她的老宅附近，至今仍有不少人记得她。

据当地人说，所谓她带着年幼的和子一年多次赴美的那段时间里，她其实和丈夫一起住在煤矿工人公寓的一隅，开了一间杂货铺。因为当时附近没有类似的店铺，对于周围的居民来说，那家店是购物时顺便小聚一下的地方，类似小型社交场所。

“她奶奶（祖母）每天都在看店，一看不到奶奶的身影，她就会问爷爷‘奶奶去哪了’。从来没听说她们去过美国。”

面对上村的询问，附近的人们全都目瞪口呆，使劲摇摇头，异口同声地笑着说“不可能”。他们的证词作为证据被提交到了法庭上。

针对和子母亲的讯问下午3点左右结束，之后川上缓缓走向证人席，之前他一直在被告席上聚精会神地倾听她的答辩。当天，剩余的3小时主要用来向川上讯问。

在这之前，川上写了一长篇陈述书。他在文中不仅彻底反驳了原告方的主张，也重申了自己是冤枉的。为了在学校内部解决这件事，自己不断向原告让步，那种悔恨的心情也记录在内。

在面对关键的己方提问时，他也陈述了同样的观点。

针对川上的反方讯问安排在了10月31日。

南谷和上村非常熟悉川上缺乏底气的性格，这件事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不过最为不安的自然是川上自己。

川上自从被卷入这件事以来，才感到用语言将自己的本意正确传达给别人有多么难，简直令他刻骨铭心。他曾对校长、教导主任还有市教委说过“我没有实施过那种体罚”“我没有说过人种歧视之类的话”，无论怎么否认，对方都不肯相信，说得越多，事态反倒越是朝着与自己意图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他感到焦躁，觉得一切都是枉然。

在法庭之上，如何回答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自己的真正意思呢？川上苦苦思索，他觉得比起临场发挥，自己还是提前模拟一下比较好，因此他问南谷“对方律师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对此，南谷建议说：“如果你思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就会想记住答案。这样一来，一旦在法庭上不能对答如流，反倒显得不自然。你就按照当时的记忆，自然地讲述当时发生的事就行。”

终于到了10月31日这一天。浅川夫妇仍然占据了旁听席的最前排，注视着证人席上川上的后背。

大谷律师等人开始了严厉的反方提问。

——你对谁、介绍了什么？

“因为裕二同学耽误打扫卫生的次数有点多，那时候我就对他介绍了我要做的动作，吓唬他一下。不过没有用语言表达，只是用动作介绍的。”

——你没有用语言表达，只是说了我要这么做、我会这么做，是吗？

“没有说，只是做了。就是说我用动作示范，就像是在说我要这么做、我会这么做。”

——你没说过匹诺曹、面包超人、米老鼠之类的话是吧？

“没说过。”

大谷展示了川上8月12日的本人笔录。

——你在法庭上说过“我对裕二同学说，轻轻扯耳朵的动作叫米老鼠，我会这么做”。你说过“我嘴上说着这就是米老鼠”，你在这里说过一次吧。这事你还记得吗？

川上感到惊慌失措。

“不记得。”

一直到提问结束，川上的记忆都太不可靠了。法官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和子聚精会神地听着川上模棱两可的答辩，依然像面具一样没有表情，而卓二每次看到川上被大谷追问，就会浮现出一丝冷笑。

次日，南谷质问川上：“你为什么要那样回答？”结果川上说，南谷让他“按照当时的记忆，自然地讲述当时发生的事就行”，因为他太过拘泥于这个建议，就把以前的书面辩论、陈述书乃至自己的答辩相关记忆全部清零，按照听到大谷提问的那一瞬间的记忆回答的。

也就是说，必须和自己之前的主张保持一致，他甚至缺乏这一法庭上的“常识”。

在川上脑子里，至今仍不清楚自己是否说过面包超人、米老鼠之类的话，还是只说过“我要这么做”。他带着这样含糊的记忆在法庭上回答提问时，觉得“自己不可能对4年级学生说这么幼稚的话”，这种想法突然涌上心头，于是他回答说“没有用语言表达”。

久留米大学医院的病历被公开以后，川上逐渐挽回了劣势，但是由于他自己不靠谱的答辩，又退回到了对他稍微不利的状况。

随着针对川上讯问的结束，审判终于迎来了结局。

新的一年开始了，2006年1月27日，被告方川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证据，那就是东邦大学医学部左仓医院精神医学研究室的副教授黑木宣夫出具的《关于浅川裕二的医学鉴定意见书》，算是他的底牌。黑木是研究PTSD的权威，南谷和上村委托他出具一份关于前田诊断妥当性的鉴定意见书。

黑木撰写了诸多关于PTSD的著作和论文，他认为关于PTSD的诊断最近存在夸大解释的倾向，他敲响了警钟，主张认定PTSD时需要更加严密的诊断。他的这一观点也为人们所熟知。

在意见书中，黑木分别记录了原告与被告双方的主张，公平地比较探讨了它们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就前田的诊断提出了以下意见：

福冈市也在3月24日提交了最终书面辩论。该市与川上一方的立场不同，自然不会争辩市教委认定的体罚和欺凌事实。但是，该市认为，原告方的其他所有主张都存在很多疑点，他们最终要求赔偿的金额膨胀到大约5800万日元，甚至包括搬家后公寓的房租、国际学校的学费，这些诉求大多不具有正当性，因此彻底予以反驳。

理由已经无需多言，主要根据在于“对裕二的PTSD存在很大疑问”。

作为反驳的证据，市里甚至提交了川上给裕二拍的照片，那是2003年6月20日去校外参观学习时拍的，当时川上还没有被解除班主任职务。

关于前田的PTSD诊断，市里认为“久留米大学医院的PTSD诊断并非基于原告裕二讲述的内容，而是根据原告和子讲述的内容，（中间略去）这很明显”，完全否定了它的可信性。

对于美国亲属的存在，以及和子幼年时随祖母多次赴美等陈述内容，市里也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怀疑。

估计是这样：当初原告方说和子的祖父是日美混血，由于遭到怀疑，预料到早晚会被调查户籍，为了维持虚构，才匆忙改口说没有出现在母亲户籍上的外祖父是混血。

关于赴美经历，和子和她母亲关于逗留时间的证词存在很大出入；和子说曾在美国的小学跳级，而她母亲却说“并没有在美国的小学就读”；也没有提交日美双方小学的家长通知书等证据。考虑到以上情况，认为“很难想象这是事实”。

而且，福冈市在另一份文件中举出一组数据，对比了1967至1972年间到火奴鲁鲁[火奴鲁鲁：美国夏威夷州首府。——编者]的往返机票价格与初次任职的薪水，因为和子主张这段时间曾随祖母频繁往返于日美之间，而市里执着地想要证明这是不现实的。

根据这组数据，以1970年为例，初次任职的薪水是3万日元，而机票价格大约是20万日元；1975年初次任职的薪水是8万日元，而机票价格大约是25万日元。

而且，福冈市识破了和子等原告坚持主张存在美国亲属的原因，在最终书面辩论上这样写道：

卓二在他的陈述书中，猛烈批判了福冈市的诉讼态度，福冈市则引证了他的话，这样回击道：

想想当初校长和市教委面对浅川夫妇时的软弱态度，这番巨变令人不禁惊叹。

关于川上，市里在结尾部分说“他为了敷衍一时，随意更改自己的申诉内容，作为教育界的公务员，态度极为不诚实，在针对他讯问时也多次改口，令人不胜惭愧”。但是又总结道：“迄今为止，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并未发现被告川上针对原告裕二及其他同学实施体罚、令其受伤的事实，很难想象他会有原告说的那样残暴的言行，尤其是对学生说‘去死吧’这样大胆又残忍的话。”

市里提交这份文件的当天，原告方也提交了最终书面辩论。文中重申：川上实施凄惨的体罚和欺凌是事实，他逼得裕二深信自己的血液“很肮脏”，引发PTSD病症，甚至试图跳楼自杀。

不过，在这份最终书面辩论里，他们以前反复强调的“裕二的外曾祖父是美国人，川上的体罚和欺凌源于歧视心理”之类的主张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川上的代理人，南谷和上村在最终书面辩论中这样总结了事件的特殊性：

对于原告关于混血原委的言行，文中也轻松地予以反驳。

至于他们声称裕二患有PTSD的说法，文中嘲讽了前田的诊断在久留米大学医院内部引发的混乱状况。

南谷与上村这样分析了裕二的情况，在文件最后，以对判决的要求作为结束语。

3月27日第10次开庭审理，庭长宣布审结，定于7月28日宣判。顺便说一下，原告答应被告方拍摄裕二病情的录像，最终没有提交。

3月底，川上怀着对判决的期待与不安，正在教育中心努力研修，此时传来一则出人意料的消息。是一份人事调动的内部文件，将他调往同在福冈市内的B小学。终于可以回归讲台了，他曾一度差点放弃。

“这真是件大喜事啊！”教育中心的指导员为他感到高兴，而川上本人却心情复杂，郁郁寡欢。

（我还想等判决出来，辩明是非之后再回去呢……）

与其在别人怀疑的目光注视之下以模棱两可的状态回归教育现场，宁愿花几年时间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后再回去也不晚，这是川上的心声。

然而，当他造访B小学、站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的一瞬间，那种郁闷的感觉烟消云散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种无法言喻的喜悦涌上心头，脸上自然而然地绽开了笑容。

（是啊，终于回来了。只有这里是自己的容身之地。）

川上将在这所小学担任4年级的班主任。校长自不必说，教职员工恐怕也都知道这次事件，但是所有人都只字不提。

川上在讲国语示范课时，其他学校来观摩的老师多达50人。他们究竟知不知道川上曾被称为“史上最恶劣的杀人教师”呢？

7月28日，判决当天，下午1点多开庭，一众媒体早早地便聚集在福冈地方法院的正门口。进行宣判的301号法庭的旁听席上坐满了记者，气氛十分庄严。

浅川夫妇像往常一样占据了旁听席的最前排。但是没有川上的身影。

川上自然打算这一天出庭，不过南谷担心媒体采访，在开庭前一天阻止了他。

在判决前夕，朝日、读卖、每日、日经、西日本、共同通信等报社以及RKB每日广播电视台、九州朝日广播电视台、福冈电视台共9家媒体蜂拥至南谷的事务所采访。

《朝日新闻》发出第一篇报道之后已经过去整整3年，越来越多的记者并不了解事件的详情。南谷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说这个事件和松本沙林毒气事件[松本沙林毒气事件：1994年6月27日发生在长野县松本市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7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事件第一报案人河野义行一度被警方视为头号嫌疑人，经媒体大肆报道，河野差点被定罪。后证实该案为奥姆真理教所为，洗刷了河野的冤屈。——编者]一样，很可能是过于狂热的报道导致的冤案，媒体断定川上是体罚教师，一直片面报道，责任重大。

下午1点15分，终于开始宣判了。也许是确信会胜诉吧，卓二对和子露出了笑脸。

野尻纯夫庭长宣读了判决书主文：

“被告福冈市应向原告裕二支付220万日元，自2003年9月21日起至全额支付完成为止，还应支付年5%利率的利息。原告裕二的其他请求、原告卓二及和子的各项请求全部予以驳回。”

川上的不法行为被认定的一瞬间，几名记者飞跑着出了法庭。

关于不法行为，庭长陈述如下：

“被告川上于5月左右数次针对原告裕二实施数到10、米老鼠及面包超人。另外，我们已确认，被告川上曾在上课或游戏过程中对原告裕二说‘美国人’‘红头发’，还将原告裕二的书包扔进了垃圾桶。”

但是，关于体罚，判决书中说“无法判定原告指控的那种几乎每天实施的、强到令人受伤的体罚属实”。另外，“因为掺杂了外国人的血统，所以很肮脏”“美国人脑子笨”等一系列人种歧视言论及“赶紧去死吧”等逼迫自杀言论被全盘否定，关于家访过程中提到的“混血”一词，认为“很难作为歧视性言论直接认定为违法”。

至于备受关注的裕二的PTSD，认为“诊断以原告漏洞百出的主张为前提，缺乏可信度，也没有证明发病的证据”，明确予以拒绝。

也就是说，庭长认为川上的所作所为“与原告指控的欺凌行为相比程度相当轻微”，不足以引发PTSD。

南谷和上村得知PTSD被否定后感到放心了，但是体罚和欺凌被认定了，尽管只是一部分，还是让他们感到沮丧。正如南谷和上村在最终书面辩论中担心的那样，法庭避开了非黑即白的明确论断，而是采取了模棱两可的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保留混沌不清的部分，也许应该称之为民事诉讼的极限吧。

不过，因为这份判决受到冲击最大的自然还是原告方。据说和子与卓二听到判决的那一瞬间，变得张口结舌，只说了一句“难以置信”。两人之前还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随着判决内容逐渐明确，脸色越来越阴沉，以大谷律师为首的原告方代理人也都是一副郁闷的表情。

宣判用了20多分钟就结束了。

南谷给川上打电话汇报了结果。川上觉得没有完全证明清白，有些泄气，不过他听说原告方的大部分诉求没有得到认可，多少有点解气。如果原告打算上诉，那正合他的心意。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他下定决心，无论花费几年时间，都要斗争下去，直到彻底洗清自己的冤枉。

以当地媒体为中心，晚报和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齐刷刷地报道了判决内容。

其中，当地RKB每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格外引人注目。

“福冈地方法院今天宣布了判决，由于‘教师存在实施体罚等不法行为’，原告要求赔偿5 800万日元，法院判处福冈市支付220万日元。另一方面，法院认为不存在‘血液肮脏’的言论，这曾经是最大的争论焦点，而且，法院驳回了原告方关于歧视言论引发儿童PTSD病症的主张。”

这样报道之后，又总结了这一系列报道：

“围绕本次事件，当时大多数媒体都按照原告方的主张持续报道，只是突出报道了‘血液变脏’之类的话，是否从客观角度判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这一点令人怀疑。”

“双方的主张不同，如何客观地报道各自的说法，是新闻单位的常识，不过有时候也很难。我们今后开展采访工作时也要将这一点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