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结束之后，南谷和上村立即在法院的记者俱乐部举办了发布会，一开口便说：“（判决）在某种程度上认定了体罚与欺凌，我们深感遗憾。”接着又表示：“由于教师一方没有产生赔偿责任，从审判结果看已经胜诉，所以教师没有上诉权。我们希望福冈市一定要上诉。”

同时，大谷也召开了记者见面会，表达了对裕二的关怀：“很难说是胜诉。他估计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因为他被认定为撒谎了。”他还说：“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PTSD遭到了否定，关于欺凌内容和次数的主张中，也有很大部分没有得到认可，认定不够充分。”话语中流露了上诉的意向。

上村回到事务所，再次仔细浏览了这份长达80页的判决书，心想：“这算是赢了95%左右。”实际上，原告方的诉求统统被驳回了。读的过程中甚至有些痛快。驳回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原告的供词缺乏可信度”。

例如，关于和子声称的川上在家访时匪夷所思的言行，通常理应立刻向学校提出抗议，可是她却在5月30日之前一直保持沉默；川上长时间批判美国的内容不具体；批判完美国之后再介绍美国的减肥食品不合情理。出于以上原因，断定和子的供词令人难以相信。

另外，关于逼迫自杀，首先，裕二在录音带中的发言似乎受到了和子的诱导；和子声称裕二在9月初曾多次试图自杀，然而根据裕二当时就诊的儿童医院的病例，裕二当时正在享受学校生活和足球集训；浅川夫妇声称8月份听裕二说起受到川上胁迫自杀的事，他们却根本没有对儿童医院的医师提及此事。因此，结论是“无法认定教师曾逼迫学生自杀”。

至于前田医师的诊断，意见书和法庭上的陈述都被彻底否定了。

重读一下主文中关于诉讼费用的一段文字，也会发现原告方的劣势很明显。

“关于诉讼费用，将原告裕二与被告福冈市之间产生的费用平均分为20份，由被告福冈市承担其中1份，其余由原告裕二负担；原告裕二与被告川上之间产生的费用由原告裕二负担；原告卓二及和子与被告之间产生的费用，均由原告负担。”

可是，为什么认定了部分体罚和欺凌呢？

一个理由是认为校长的那份调查问卷基本可以相信，另一个是川上关于米老鼠和面包超人的陈述不明确。果然是反方提问时的失误在作祟。

但是，南谷和上村从专家的角度看透了这只是官方公开的认定理由，背后的原因是，审判特有的情况决定了判决结果。

被告福冈市已经认定了川上的体罚和欺凌，并做出了停职6个月的惩戒处分，法官十分重视这一点。判决内容也几乎都是采用了福冈市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南谷和上村看来，法官避免深入探究福冈市的认定，做了一个无可非议的决断。

南谷说：“这个判决像是和解，顾及了双方的面子。结果是最令人讨厌的类型。”

简明扼要地说，一方坚持说“实施过体罚”，另一方否认说“没有实施”，所以折中一下，就当“实施过一部分”吧。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如果被告方持有决定性证据，比如4年级3班的多个孩子作证说“老师没有实施过体罚”，判决结果有可能会大不相同。

2003年11月下旬，我去福冈采访时，川上已经受到市教委的处分，正处于媒体猛烈攻击的风口浪尖上，被浅川一家起诉，即将面临第1次庭审。

我首先到发生本次事件的A小学周边打听相关情况。但是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很多人反应冷淡，说“不知道”“不清楚”。

只有在小公园带孩子玩的一名家庭主妇开口说道：

“事实和报道完全不一样呀。大多数人都说老师太可怜了。我基本上没听到过有关那位家长的好话。（老师）不过是摁了摁孩子的脑门儿，那位家长就夸大其词地到处宣扬。如今媒体来了，事情闹大了，我看她是骑虎难下了吧。”

听了这话，我感到很吃惊，又找了两名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问了问。

“你们读几年级啊？”

“5年级。”

“知道川上老师的事吗？”

“知道。”

“川上老师教过你们吗？”

“3年级的时候教过。”

“老师怎么样啊？体罚过你们吗？”

“没有，他不是那种可怕的老师。”

“关于这次事件，你们觉得老师欺负那位同学了吗？”

“报纸上写了，可能欺负过，也可能没欺负过。”

孩子们口中的川上似乎和电视、报纸、周刊杂志上大肆宣扬的穷凶极恶形象不太吻合。看上去孩子们自己也拿不太准。

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川上家，他把我请进家里，客气地回答了我的很多问题，果断地否认实施过体罚和欺凌，说这是污蔑。

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承认事实，还道歉了呢？我这么一问，他说：“我想尽快解决与家长的矛盾，为了在学校内部平息此事，我只能选择让步。”

我听了这个解释还是有些纳闷。为什么必须承认从来没做过的事呢？

结果川上略微低下头，轻声嘀咕道：“家长和教师地位不平等呀。无论什么事，教师处理时总是让一步，不然就不好办。”

我不太了解教育现场的现状，这话给我带来很大冲击。最近在小学里，家长已经变得如此强势了吗？我感到震惊。

也许是在长时间采访过程中变得有些熟悉了吧，川上极为简单地对我讲述了浅川和子的人品。于是我问他：

“她说她是归国子女，祖父是美国人，莫非都是假的？”

“是的，很可疑。”

如果这些话都是谎言，那么事情很严重。因为这关系到事件的根本。

接下来，为了找当地记者了解情况，我联系了西日本新闻社的野中贵子，听说她一直热心追踪这个事件。

不知为何，她接听电话时有些不高兴。

“我在周围打听了一下，似乎和报道的内容有出入呀。”

我开口说出心中的疑问，她立刻沉下脸来说：

“就是因为你这样打听，才会让浅川一家受到更大的伤害！”

接着她又断言道：

“浅川太太说的绝对没错，体罚和欺凌百分之百是事实。”

然后她补充说：大谷辰雄律师负责对外解释这次事件，只有他才清楚具体情况。

野中的气焰令我感到吃惊，我又找到另外一名当地媒体的女记者了解情况。结果她讲述的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完全不同。她曾经在A小学周边摸过底，一位熟悉学校内情的家委会成员作证说“孩子们都没见过川上老师实施体罚或欺凌”，他还说“川上老师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名普通教师”。

她还对我说，大谷律师想要控制报纸和电视舆论，不过眼下当地媒体大多对这次事件持怀疑态度，所以他未必能够如愿；大谷越来越焦躁，一旦有媒体进行稍微支持川上的报道，他就会威胁说“以后我不会再接受你们的采访”。

于是我立刻联系大谷，想找他采访，但是被一口回绝了。

不过，他有些激动地说“我只想说一点”，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现在，儿童（指裕二）按照医生的指示住院了，他在医院里的表现正是严重的PTSD症状。希望你不要外传，他甚至有自残行为。医生说，儿童很明显受到了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打击，可以推断是本次事件引发的PTSD。所以，事到如今，那家伙无论说什么，无论怎样狡辩，都不可能被认可！”

“那家伙”指的是川上。这种感情用事的措辞不符合律师的风格，果然还是因为媒体未必肯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报道，流露出来焦躁情绪了吧。

内田敬子律师作为辩护团的一名成员，替他出面接受了采访。她似乎完全信任浅川夫妇，对于和子的美国相关经历也毫不怀疑。她说：“孩子妈妈好像在美国受过教育啊。”

我用话套她，问她“你觉得体罚和欺凌的原因是什么”，她明确回答说“我们不得不认为，是由于川上老师的歧视心理”。

既然如此，我又问“有学生说看到川上实施体罚或欺凌了吗”，她回答说“我们觉得有，现在正在调查”。不过她又说：“我们现在没有考虑这种同学的证词。裕二同学现在呈现出了严重的PTSD症状，我们认为，单凭主治医师的证词，就能证明该教师存在虐待行为。”

也就是说，按照她的说法，通过疑似PTSD的症状，就能证明存在诱发病因的事实。这个逻辑有多么危险，而且本末倒置，全面否定PTSD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认为存在体罚。”

在A小学的校长办公室，校长这样对我说道。教导主任就坐在他旁边。

川上与浅川夫妇面谈时，川上并未承认他们指责的严重体罚和欺凌，因此双方谈崩了。我问及当时的状况，校长这样解释道：

“家长说‘你每天都在实施体罚吧’，他们的怒火越烧越旺，而川上老师一直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应该说他的性格很吃亏吧，好好解释一下不就行了嘛。”

我问，这样是不是在家长面前太软弱了？他回答说：

“首先要通过认真倾听家长的话来获取对方信任，这一点很重要。诚心诚意地对待家长，虽然这种态度有可能被认为是软弱、是在点头哈腰。”

最后，校长又透露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学校的全体员工都不觉得川上老师做过那样过分的事情。”

估计这是他的真心话。可是，这样一来，似乎与“我们认为存在体罚”这句话有矛盾。不过，在校长心里，这两句话不仅不矛盾，还首尾呼应。

因为在校长和市教委看来，川上实施体罚确属事实，但是并不严重，不至于让学生受伤。

这一差异虽然容易混淆，但是极为重要，然而校长无论在蜂拥而至的媒体面前，还是在法庭的证人席上，都好像故意似的不作任何解释，只是一口咬定“有过体罚”。因此，外界一致认为，校长基本承认了浅川一方坚持主张的严重体罚。

然而，在针对校长的讯问结束以后，我再次联系校长，向他确认：“您不是说过‘我们学校的全体员工都不觉得川上老师做过那样过分的事情’吗？”结果他用强硬的语气反驳说：“我并没有说川上老师实施过浅川太太指控的那种令学生受伤的严重体罚！”

到头来，校长是在玩文字游戏，故意语焉不详，无论遭到哪一方批判，都可以作出辩解。在我看来，只能是这样。

说到底，如果是校长理解的那种体罚，媒体也没必要大张旗鼓地报道。双方在诉讼中争论的重点应该在于是否实施过导致PTSD的严重体罚，光是说一句“有过体罚”，不能称之为回答。

如果说校长有值得同情的地方，那就是他成了那些媒体的牺牲品，他们肆无忌惮地涌向A小学。据说某电视台一来到学校就说：“听说你们这里饲养奇怪的生物？”另外，尤其是《西日本新闻》的“逼迫自杀报道”之后，以《周刊文春》的西冈记者为首，似乎有不少记者用粗暴的语气问：“为什么对这种教师放任不管？”

不过，据说也有一位女性周刊杂志的记者听说学生受伤了，认为这一定是伤害案件，于是直接去了警察局，在那里得知根本没有人报案，因而对该事件产生了疑问。

为了弄清浅川和子所说的“美国血统”的真伪，我决定先找她父母确认一下。我给住在福冈县内的她的亲生父亲打电话，为突然采访道歉，表明身份后开始提问：

“和子女士的儿子受到小学班主任的非常严重的体罚，事情闹得很大，您知道吗？”

“哈？你在说什么？”

我把之前听说的严重的受害情况解释了一下，又试着问：

“听说原因是教师的歧视性言论，非常冒昧地问一下，和子女士的祖父到底是美国人吗？”

“哈？你在说什么？怎么回事？”“和子女士是这么说的。听说她是归国子女？请问您是日美混血吗？或者和子女士的母亲是混血吗？”

对方似乎有些困惑，沉默了一会儿。

“不，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紧接着我又去了浅川家。直接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女佣。她似乎通过媒体报道多少了解这件事，这样断言道：

“和子父亲根本不是什么日美混血，他没有半点美国血统，跟美国毫无关系。”

和子的亲生母亲当时在和子家公寓附近经营一家小酒吧，自然会和她们一家有来往，也应该知道这次事件。

晚上8点左右，我来到店里，看到吧台里站着一位60岁上下的女性。店里没有客人，她看到我之后一副惊讶的样子，我向她解释了来访的目的和情况，直接询问核心部分。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日美混血吗？”

她母亲一愣，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神情。

“这一点我无可奉告。”

“请问和子女士的外祖父是美国人吗？”

“不，不是，不是！请你出去。这是侵犯隐私！”

她大声喊着从吧台里跑出来挡在我面前，我几乎是被她推出了店外。

此时我才发现手机上有一条录音留言，一点播放，里面传出来一道冷漠的男声，不带一丝情感。

“我是浅川，可以麻烦你接电话吗？”

原来是浅川卓二。

当时，大谷律师等人声称对该事件的报道属于过度采访，呼吁媒体尽量克制。直接采访浅川一家自然是严加禁止。而且，他们甚至还要求媒体尽量不要采访A小学的学生及家长。

因此，我正在烦恼应该如何接触浅川一方，结果就接到了他们的联络。第二天，我试着拨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名女性，是和子。我自报家门后，简短地告诉她昨晚我的手机收到了她丈夫的留言。

然后，我开门见山地问：

“你的祖父是美国人吗？”

“无可奉告。这种事请联系律师。”

声音很冷淡，装腔作势。

我又问了一遍。

“请问你祖父尊姓大名？他住在美国什么地方？”

“无可奉告。请联系律师。”

“（川上）老师真的对裕二同学说过‘你从公寓楼顶上跳下去死掉算了’吗？真的实施过严重体罚吗？”

“无可奉告。请联系律师。”

她一直重复同样的回答，我灵机一动，这样问道：

“您觉得能打赢这场官司吗？”

“我们正在准备，志在必得。”

她的丈夫似乎一直在旁边倾听我们的对话，此时她好像把话筒转交到了他手上。

“你怎么知道的？”

说话方式很生硬，与录音留言中的声音一样。他是在问我怎么知道和子母亲的小酒吧位置的。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重复了刚才问和子的那个问题。

“你太太的祖父是美国人吗？”

结果卓二撂下一句话：

“我没必要回答你！”

随着审判的进展，浅川夫妇的谎言逐渐被戳穿，原告方的优势开始一点点动摇。随着情况的变化，我很想知道那些断言川上是体罚教师的媒体是怎么想的。

于是，我分别找《周刊文春》的西冈研介、《西日本新闻》的野中贵子、《每日新闻》的栗田亨聊了聊。

西冈对我讲述了他自己的采访经过，但是我给他解释审判中明确的事实时，他根本不听。他本来是驻京记者，在《周刊文春》写了两篇相关报道之后，估计对福冈审判的进展并不感兴趣。

而野中似乎也不了解审判的详细情况。因为一旦开始打官司，她就会把接力棒传给司法记者。

因此，我对她说，和子的“美国血统”相当可疑；大谷律师已经承认，和子的那份“家族史”几乎是虚构的；裕二在久留米大学医院住院期间，根本没有出现疑似PTSD的症状。她听了大吃一惊。

“本来应该是人种歧视引发的欺凌，如果美国血统是谎言，这件事的根基就会倒塌。”

野中说完这话，又对我讲述了整个福冈的媒体大举涌向浅川家时的情况。

“好像当时浅川太太说：‘我经常跟孩子说，你们拥有日本和美国的两种文化。因此孩子感到格外自豪。外曾祖父是美国人，他们觉得值得夸耀。’而且她说父母还在美国，好像是说的她母亲吧。”

“和子女士的母亲在她家公寓附近开小酒吧呢。”

我告诉她这一事实，她再次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看来真的是目瞪口呆了。

我问她，第一次跟她联系时，她为何那样充满自信地断言说“浅川太太说的绝对没错，体罚和欺凌百分之百是事实”。

她回答说：“首先，校长已经承认，市教委也认定其为全国首例教师欺凌。因此我没有怀疑。而且最重要的是，存在孩子受到伤害的事实。专业医生甚至召开了记者见面会，断定孩子患有PTSD，所以我就觉得存在引发病症的事实。总之当时我对浅川太太深信不疑。”

我采访《每日新闻》的栗田时，他也说，之所以对川上的体罚和欺凌深信不疑，最重要的依据还是关于PTSD的认定。在前田医师的记者见面会上，听到专家都说得这样明确了，也就相信了“确实存在体罚和欺凌”。

前文中内田敬子律师说认定事实的依据是PTSD这种病症的特殊性，野中和栗田都被这种颠倒的逻辑误导了。

对于栗田来说，校长配合媒体的态度似乎也是他相信存在体罚的原因。

栗田说他迄今为止采访过学校现场的各种体罚事件。

“每次采访校长的时候，他们都会含糊其词，或者让去问教育委员会，明显露出嫌麻烦的表情。可是A小学的校长却不一样，他认真接待了我，最重要的是他明确承认了存在体罚。”

我对他讲述了审判经过，他还是坚持认为“川上实施过体罚”。不过，他有些胆怯地说：“如果（川上）老师打赢了（官司），我会被起诉吧。”最终法院判定，虽然程度轻微，川上实施过体罚，所以他现在应该如释重负了吧。

另外，《朝日新闻》的市川雄辉记者算是这一系列风波的始作俑者，判决后我试着联系了他。但是，他只是讲述了采访川上的经过，其他问题一概拒绝回答。

我再重申一下，判决书中虽然认定了川上的体罚，但是程度极为轻微。我觉得就连这种轻微的体罚都不是事实。总之，既然程度这么轻，媒体根本没有报道的价值吧。

可是事情为什么闹得这样大？他们说是因为校长承认了，市教委承认了，精神科医生的诊断结果是PTSD。其实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探索真相。

如果稍微在A小学周边采访一下，听听家长们的说法，应该就会发现“很奇怪”。我在周边采访时，媒体的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了，家长们饱受困扰，嘴巴都很严。尽管如此，我还是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何况他们去采访时应该还没有这些制约。前文提到过，有几家电视台实际查访过，拿到了证词，说“孩子们没有看到老师体罚”。

但是，将第一篇报道作为“独家新闻”，却消极应对我的采访的市川，以及西冈、野中、栗田等人，究竟查访了多少呢，我表示疑问。我不由得想，既然浅川一家的恶评已经在家长之间广为流传，如果随便走访一下，应该就会有所耳闻，至少不会出现那种片面报道吧。

在针对浅川和子的讯问开始之前，我终于得以采访了大谷律师。我想要务必问清楚的一点还是关于“美国血统”。

“和子女士的主张都是根据常识无法想象的事情。到底谁会相信呢？”

“针对她讯问时便会真相大白。”我问其他问题，得到的也是几乎相同的回答。确实，他不可能从正面回答。

“您是‘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会长吧。这么说来，您在担任这个案件的代理人之前，就抱有成见吧？觉得孩子总是对的，教师总是错的，是压迫者。”

我这么一说，大谷面露不快，说：“我可没那么单纯。”

“为什么不提起刑事诉讼呢？这完全就是伤害案件吧？”

“我也想呀。可是那个男孩的身体状况承受不了警察的讯问。”

“您见过裕二同学的PTSD发病吗？比如，您说他一听到小型汽车经过，身体就会瑟瑟发抖。”

“没有。”

“从病历上看，他在住院期间根本没有出现PTSD症状，对吧？”

“那要看你怎么解读病历。”

“裕二同学很精神呀。他还笑嘻嘻地练习踢足球了呢。”

“……”

我曾在A小学的校园里亲眼见过一次裕二。第一印象是，他是个普通的活泼的男孩子。头发确实稍微带点褐色，不过并不明显。他玩球时笑得很灿烂，看来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足球。

我最后问道：

“听说您百分之百信任您的委托人浅川太太，是吗？”

“……现在也不是那么信任了。”

据说裕二非常尊敬这位大谷律师，称他为“正义的伙伴叔叔”。而且他在前田医师面前也很听话，他从来不听护士的话，而前田呵斥一声，他马上就老实了。

眼看就要审结的时候，原告方新提交了一盒录音磁带，记录了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那是裕二住院之后2个月左右的对话。

川上听着录音，猛然觉得胸口发紧。裕二不停地央告：

“那个，我想出院。可是为什么不能出院呀？我不要去国际学校。我要去上学，和大家一起，我想他们了。和大家见面之后，想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不想住院了。我一定要出院。我想出院。”

为什么没有人肯听裕二的这种呼声呢？前田医师也好，以大谷为首的大型辩护团也好，还有市教委，自然也包括他的父母，如果真正担心他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他那心底的呐喊吧。

川上觉得：“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裕二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由于前田医师的草率诊断，他被剥夺了求学的机会，之前读得好好的学校也不让去了，不得不在精神科封闭病房住院达半年之久（虽然一半以上的日子住在家里），还被开了副作用很强的药，据说服药者有自杀的先例。

重申一下，判决书连PTSD的发病都没有认可。

不过，4年级3班的孩子们也是这次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被卷入到这场风波中。我采访了4年级3班的家长们，确认了没有一个孩子目击过和子指控的那种体罚和欺凌，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逼迫自杀言论。

不过，及川纯平被裕二打过好几次，因此川上轻轻拍打过裕二的脸颊，当时孩子们都看到了。孩子们虽然不懂大道理，却也明白“浅川同学是因为干了坏事才挨打的”。

关于这次事件，孩子们最初察觉到异常，是在负责监督的老师来了之后。一名学生这样说道：

“有一天川上老师突然说‘这是负责监督的老师’，打那以后校长和教导主任就经常在教室后面或者走廊里观察我们。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会有老师来，最后一致认为是因为浅川同学老干坏事，才给我们安排了负责监督的老师。”

第一天，川上当着其他孩子的面给裕二道歉（前文提到过），不过大多数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2003年6月27日，《朝日新闻》的第一篇报道刚出来，学校就像炸了锅。连续多日，电视台的转播车排成了长龙，报社记者蜂拥而至，教导主任不得不严厉地叮嘱孩子们。

“不许接受采访！”

但是，最令孩子们感到震惊的是，大人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煞有介事地报道的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天壤之别。孩子们纷纷对家长和朋友坚持说：“不对，不对，没那回事。根本没有过体罚或欺凌。”“今天电视台也来了。可是，电视上播出的内容不对，和真实情况不一样呀。他们在说谎呀。”

据这名学生说，他当时从教室窗户里眺望着转播车，和几个朋友有过这样的对话。再加上，学期刚过一半就换班主任，毋庸赘言，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和压力。

“换了老师，班里变得乱糟糟的。让川上老师带我们班一年更好。”

由于一连串风波，接连有学生不愿去上学或者身心状况都出了问题，据说该学生看了关于川上逼迫自杀的报道，受到了更大的刺激，不停地呕吐，在家休息了一周。

针对这种状况，学校迅速引进了校园心理咨询师，给孩子做“心灵护理”，可是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心理辅导究竟能发挥多大效果呢？

“班里不断出乱子，支持浅川同学的少数几个孩子，和拥护川上老师的大多数孩子打了起来，家长们也越来越不信任学校，疑神疑鬼，状态不正常。到头来，学校只好说，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不许与浅川家的这件事发生牵连。究其根源，还得怪校长对浅川家言听计从。”

这是一位家长说的话，他还忿忿不平地问，孩子们受到的巨大伤害由谁来负责？学校、市教委还有原告方律师到底怎么想的？

这位家长还说出了他的担心。

“恐怕这场充满谎言的官司，会让孩子们对大人产生不信任，在他们心中种下偏见，觉得大人终归都是骗子。”

据说配合采访的那名学生听说判决书中认定了川上的体罚和欺凌，对他母亲小声嘟哝了一句“为啥呀”，一副不满的样子。

话说川上被解除班主任职务以后，又“爆发”了一件与裕二相关的事件。

孩子们开始骂裕二：“肮脏，滚开！”新的班主任心想，哎呀，孩子们是在模仿川上说话吧。他慌忙开始打听情况，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说自己“是在模仿川上”，原来他们是受当时流行的电影以及中学生的言行的影响，才说出了那样的话。

南谷与上村调查了一下这个“肮脏的血液”的出处，发现竟然源自《哈利波特》。大概从2000年开始，《哈利波特》风靡全球，“肮脏的血液”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相关书籍和电影中，在孩子们中间也颇为流行。

这件事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川上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样招浅川仇恨，他一直苦苦思虑原因。硬要说的话，他只能想到一件事，那就是他曾轻轻拍打裕二的脸颊。因此川上才想从被裕二打过的及川那里取得证词（前文已讲述）。

然而审判一开始，他才明白，原告根本没把这件事当作问题。归根结底，他们指控的体罚是面包超人、匹诺曹和米老鼠。

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呢？

南谷推测，一切都源于2003年5月28日那天，裕二放学回家后，书包里过于杂乱，和子感到吃惊，在她斥责盘问之下，裕二哭着说出了“数到10”。

南谷在最终书面辩论中写下了以上内容。

也就是说，南谷认为：和子错把裕二情急之下的辩解当成了真相，一心以为裕二不擅长收拾整理、容易忘东西的原因全在于川上，这种主观臆断和胡思乱想一下子膨胀起来了。

3年前，为了调查“史上最恶劣的杀人教师”，我开始了采访。但是，随着追踪的不断进展，这个凶残的教师形象如同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善良的教师的身影，他惶恐地蜷缩在媒体和世人的白眼之下。

人权派律师思想僵化，坚持简单的二元论，认为孩子是善、教师是恶；学校现场和教育委员会无法拒绝家长的无理要求；媒体把教师当成恶人，即使轻微的体罚也会立刻大肆渲染；精神科医师沉醉于英雄主义，盲目轻信律师的话，想要拯救可怜的受害者；还有化身投诉狂的家长。

最终，他们联合起来把川上捏造成了“史上最恶劣的杀人教师”，这才是真相吧。

换句话说，带有偏见的片面性信息让人们停止了思考，激起了集体歇斯底里，最后拿无辜的人开刀。恍如一场恐怖的噩梦。

由于《周刊文春》指名道姓地谴责攻击，网上有一阵子充满了针对川上的污言秽语、诽谤中伤的言辞，令人不忍直视。在此不一一引用，不过其中也有这样的留言：

2007年1月，二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