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查这件事，始于为月刊杂志《新潮45》进行的采访。当时计划报道那些轰动媒体的问题教师，最引人注目的其实就是这个案子。然后我便看到了《周刊文春》的那篇报道。但是，当初我对报道内容并没有产生怀疑。老实说，我只是心想“原来还有这样的教师啊”。也许是因为媒体三天两头报道教师的丑闻，我自己司空见惯，感觉麻痹了吧。

然而，我一到福冈就开始打听，结果出人意料。因为已有的报道和现场周边的氛围有太大的落差。随着采访的进展，我越来越怀疑这不是教师的欺凌，而是针对教师的欺凌。我在《新潮45》2004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教师欺凌诉讼”的完整真相》。

后来我也坚持从东京赶赴福冈旁听，坐在空荡荡的旁听席上，我经常想：这样的闹剧究竟为什么能够按照正式的诉讼程序，在法庭这样严肃的场所煞有介事地进行下去呢？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在《中央公论》2006年第1期上以《福冈小学生体罚事件是罕见的恶魔教师还是冤案？》为题，报道了这场即将终结的审判情况。

如果说我多少逼近了这件事的真相，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时间倾听川上的诉说。而且，幸好我事先多方打听，将已有报道带给我的成见消除殆尽，以中立的心情去采访他。如果没有这份幸运，我可能也会认定川上是体罚教师，写出那样的报道。两种结果之间仅仅差之毫厘。

下面写一下原告后来的情况。

正文中也曾提到，浅川夫妇现在居住在熊本县。我来到他们家门口，想问一下他们对判决的看法，门铃对讲机中传出了卓二的声音。他只是反复说“请找律师吧，我无可奉告”。

原以为案子的关键人物裕二一如既往地在国际学校读书呢，令人吃惊的是，他已经不在该校就读，而是搬到熊本和父母住在一起了。2006年4月，他升入了当地的一家私立中学。和子声称裕二的PTSD尚未痊愈，而裕二现在精神十足地就读于这所私立中学，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环境，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也想问一下裕二的主治医师前田对于判决的看法，曾多次跟医院联系，但是就连直接跟他通话都没能实现。

A小学的校长同年3月调动到了同在福冈市内的其他小学，裕二的同班同学也都从A小学毕业了。现在该校表面上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然而，同年10月，“欺凌教师”四个字再次出现在媒体的版面上。在福冈县筑前町某所中学，一名初二男生不堪同学的欺凌，上吊自杀。据说这件事的起因是初一时班主任的无情的话，媒体便开始对该教师进行抨击报道。由于同在福冈县，又有川上事件作为不好的先例，“欺凌教师”这个关键词似乎已经在家长和媒体之间扎根了。

但是，这两件事的根本性质不同。一方是存在一名学生自杀这样严重的事实，而另一方是在没有实际被害人的情况下过度炒作。诚然，即便是欺凌造成自杀的事件，我也无法认同媒体将原因全部归结到一名教师身上的论调。

另外，每当发生这种事件，学校以及教育委员会的“隐瞒体质”都会被视为问题，从这一点看也和川上事件的性质不同。因为川上事件中，校长和教育委员会非常爽快地认定了教师的欺凌。不过，这是过于迎合家长和媒体的结果，从反面意义上说，是对真相的隐瞒。

降临到川上老师头上的灾难绝非他人之事。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打着“儿童是禁区”的幌子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与此同时，教师越来越不敢说话。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即使轻易出现第二、第三个川上也不足为怪。

---福田真澄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