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荆州宗社党系列报道：

五月十八日 荆州亦有宗社党

自鄂军第七镇统制唐牺支光复荆州已久驻防满人归降者一概优抚发帑助其自谋生计孰料近日竟有北京之宗社党数人勾结旗人亮方（亮方为原右都统戈什哈）密谋刺杀军政要员伺机起事占据荆州为根据地以图恢复满人旧势力五月六日夜东门巡长李鹤翁夜巡见数满人立于城墙之下不知何故皆神色慌张乃呵问汝等深夜在此做何如实直供或可宽宥不然一经查实性命难保众满人皆称无事又伪言在此纳凉聚谈李巡长即疑今日天气甚凉岂有聚众纳凉之理此必诡言乃命巡警将各满人剥衣检查并无所得众满人口呼冤枉复于树下寻得子弹一箱手炮一只李巡长以此物诘满人皆战栗不能答李即命巡警将各满人拿下共计七人带归镇司令部请唐统制严加鞫审内有额克登（额与其兄额尔布原在省陆军三十一标）受刑不住供云七人为宗社党人往来沙市运送军火俟夜深无人时缒城运入枪药炸弹又供出同党数人唐即派兵至亮方家地板之下搜获子弹炸药五十余箱手炮快枪二百余支并满文密函数十封又在康熙庙内拿获宗社党数人掘出地雷枪弹百余件八日将额亮十余人枭首悬于满城将军府前以申警诫说者谓此事既泄在荆满人虽有叛心必不敢再为乱矣

五月二十四日 宗社党来鄂送死

前清荆州将军连魁之子现改名傅凤池为宗社党荆州支部首领五月该州宗社党谋叛事败伏诛收缴火药炸弹皆为傅从汉口运来鄂军第七镇统制唐牺支亲赴武昌报知黎副总统即派侦探跟傅踪迹至汉口租界该探诈称商贾与傅饮酒数日交谈甚欢知其不日将离汉去京遂报汉口军队俟傅十八日出租界时将其缉拿归案解送都督府经黎公审讯供云该党由汉口某洋行代汇银一百五十万为经费入其党者发有徽章为记武汉军界将校下士卒多有与焉昨日黎副总统已宣布静街令每夜九时不准军人上街走动商民则以十一时为限违者重罚谅傅凤池性命必不保矣

五月二十六日 鄂省宗社党余谈

武汉连日拘获宗社党及谋叛军士正法者已数十人本月二十一日午时都督府又令军法局绑出宗社党匪七人押送阅马场典刑内有三人毫无惧色怒目圆睁詈骂不绝其余四犯则面如土色一时观者如堵咸云看杀将军盖七人中有一为前在汉口拿获前荆州将军连魁之子傅凤池旁观拥挤竟有小孩二名被众挤毙现军务司长拿获宗社党什九皆系汉人且大半服役盖鄂军饷岌岌难支官佐军士恐遭裁撤多受蛊惑黎副总统已屡开军事会议详订退伍方法军界诚劝军人勿附和但在宗社党者多蠢笨如猪恐非空言所能感化必须有获必诛斯为上策耳

墙根下的尸体保持着扭曲的姿态。在它跟前，巡警们并排跨立，挺直的双腿如同深黑色的铁栅将它隔离在内。铁栅之外是来回走动的脚步、踮起的脚、安安静静等候运尸的骡子的四蹄。喧闹声中，死者的身体已悄然褪变为蜡白色。忽然，铁栅打开一条缝，看守尸体的巡警让开一道口子。关仲卿被簇拥着走入其中。借助灯光，他朝地上看了一眼便转过脸，随后向一位巡官点了点头。巡官毕恭毕敬地汇报说：“这是宗社党同党，我们的侦探跟踪这帮人好几天了，还有三个在逃……”

铁栅又合上了。关仲卿捂着胳膊，在巡警的搀扶下来到不远处的巡警局局长面前。

“袭击你的人已经找到一个。”局长说，低头查看关仲卿挽起的袖子、被纱布包裹的手臂，“死了，你开枪还击的时候把他打伤了，找到他时已经死了，坐在街边上死了。另外两个还没找到———膀子还好吗？要缝针吗？”

“要。”关仲卿感觉浑身发冷。

“去找军医啊，不要感染了到时候。你可以回去休息了，我们还要忙一晚上。等下我要去见唐司令，今晚上他又睡不了，又要戒严了，前几天戒严现在又要戒严，我们都睡不了了。”

突然之间，关仲卿的心脏仿佛被一双大手紧紧捏住。他拼命大口呼吸，但感觉空气吸不进肺里。他死死捂住胸口，手指在震颤。他想大声呼救，可是一阵尖锐的耳鸣贯穿了他的大脑，接着整个世界都被持续不断的耳鸣占据了。树丛里的尸体，街上的尸体，布满弹孔的尸体，老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他倒在地上，浑身冒汗，从后背到小腿的肌肉快要紧绷到断裂了——他还在耳鸣，视线变得模糊不清。他的心脏要爆炸了。他强烈地预感到自己马上要暴毙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这阵暴风雨般的病症消失了。他没有死，他重新掌控了身体。他觉得自己像婴孩一样被人抱起，接着一股冰凉的液体灌入嘴里。这种冰凉的感觉顺着喉咙延伸至肚子。恍惚间，他听见有人在呼喊：“错了，怎么把酒给他喝了。”他这才发觉灌进自己嘴里的不是水。他很久没有尝到这股辛辣苦涩的味道了，上一次还是多年以前在异国他乡的某个夜晚，并且那个夜晚之后他突然戒酒了，但其实更早些时候他是滴酒不沾的。那是他在东京留学的岁月。每当想起那段日子，他的思绪总忍不住重返这一幕：一个阴天午后，闷热潮湿，雷雨来临的前夕，他躺在八叠半房间里被热醒了。他翻了个身，支起双肘撑在褥子上，发现床单被汗水浸湿，汗渍隐现出人四肢的轮廓。抬起头，在他一步之遥的地方坐着一个人。他首先看见的是那人脑后一股浓密漆黑、几乎悬垂至地板的辫子。

听见动静，凭案而坐的青年转过头，微笑着打了声招呼。关仲卿漫不经心地答应着，慢慢坐起身。和室友不同，他在半个月前剪掉辫子，剃了光头，如今脑袋上新生了一层短发，刚刚覆盖住头皮。

他的室友名叫乌端，同是公派留日的学生。关仲卿还未完全从睡梦中清醒，乌端忽然递来一张纸。

“关兄，劳烦你帮我看一看，刚刚写好的。”

窗外，楼下几个妇人站在街边说笑。

“昨晚你几时睡的？早上出门看你还没起来，吵到你没？”乌端问他，随后站起身，走到窗前。

关仲卿把纸拈在手里，没有回答。他伸手去摸枕头边的陶杯。

“老太太回来了。”乌端看着楼下的三个妇人说道。

过了一会儿，远处的天空响起几声闷雷，吓得楼下的女人失声尖叫。即便开着窗，室内的空气也还是闷极了。暴雨久久不至，令人烦躁不安，关仲卿的脸色如同外面的天色一样阴沉。他略微看了一眼纸上写着的四句诗。

“还好。”他开口时嗓音沙哑，同时指出，“可你是满人，不该用 ‘炎黄’ ‘轩辕’。”

乌端笑道：

“关兄，我是满人，但也是中国人。如今故国疮痍满目，有黍离之叹，何必分什么满汉呢？”

关仲卿对这番解释不予置评。他背对乌端重新躺下，将自己的想法深藏于心。

关仲卿和乌端虽不能说是俞伯牙与钟子期，但的确是一对极要好的朋友。乌端生性随和，无论何时无论对谁都面露微笑，哪怕真的伤心难过也要先苦笑自嘲一番。没人见过他发怒，也从没有人见过他忧愁烦闷或者哭丧着脸。他就像是太阳，永远只释放光与热，而绝不产生阴暗与寒冷。反观关仲卿，他算得上是乌端的反面。乌端是太阳，他就是一块冰冷的玄武岩；乌端平易近人，他睥睨万物不近人情。他以魏晋风度自居，做事随性，并且四体不勤，东西乱糟糟堆在一起，“以乱易整”是他的作风；不仅如此，有时他故意展露出一种攻击性，用讥诮的话激怒对方，他也常常因为言语不和而与人发生龃。他所到之处，了解他的人要么回避，要么沉默。即便旁人毫不掩饰对他的嫌恶，他也全不在意。但他并非真的迟钝于人情，相反，他洞察人心，他对自己的性格、所作所为以及他人的好恶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不在乎旁人怎样看待自己，也不屑于讨好他眼中的蠢货愚夫，浪费口舌在无知之人身上，宁可碍着他们的牙眼。所以他独来独往，没有朋友。

他没有朋友———除了乌端。

这真是一对奇怪的伙伴，但细细想来也不是不能说通。关仲卿寡言，乌端健谈；关仲卿量小，乌端包容；关仲卿冷漠，乌端热情；关仲卿喜欢静处，乌端偏爱交游。他们个性互补，或许这就是他们成为挚友的缘故。

他们原先在南京的矿路学堂就是同学。乌端是杭州旗人出身，世代马甲，兄弟姊妹六个，他一人投考到南京。关仲卿则来自荆州府城东边的小镇沙市，父亲是卖布的商人，出钱让他去学新学。学堂里，兴趣相投的二人熟识了，一同研习算学、格物、生理与化学，讨论中外地理与历史。乌端与关仲卿刚一接触西学便被震惊了——新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们第一次对自己既往所学的一切心生怀疑，并且第一次意识到宇宙天地万物世界竟然是这样运行的。他们几乎同时决定了要去海外求学，而在被问到学成归来后要做什么时，关仲卿从未谈论过，但在乌端看来，他只是不善表露心迹，其实早已下定主意———“他不可能甘心一辈子做个庸人。”乌端这样评价他。

他们同一批入选了官派留学生。八月下旬的某天凌晨，不到六点他们就起床换好靛蓝色操衣，盘好辫子，戴好小帽从会馆出发去码头集合。其他学生比他们来得更早，一百来人排成三列等待学监点名。轮到乌端时，学监突然拿铅笔敲了敲乌端的左耳。

“辫子没塞好！”学监大叫道。他的叫声在人群上空回荡。接着，学监拿铅笔抵住乌端的喉咙呵斥道：“再这样就滚回去，开除！听见没有！”

在场所有人齐刷刷望向他。乌端小声道歉，摘下小帽重新盘了一遍辫子，一点发尾也没露在帽子外边。这件小事很快过去了，然而关仲卿见到此情此景暴怒不已。他决计轮到自己时，如果学监以同样的方式羞辱自己，他一定要当场报复回去。他已经计划好怎么动手，并且因为沉浸于思考暴力，他没注意到自己的脸绷得紧紧的，仿佛随时会以骇人的方式爆发。

好在最后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学监手捧名册点完名，有三个学生逾期未到。为他们送行的南洋公学学生开始拍掌唱歌。

即将出发的巨轮已经停在栈桥尽头了，汽笛轰然鸣响，仿佛在欢迎他们。戴圆框眼镜的日本医生拿小勺挨个检查沙眼病，有一名学生筛查不合格被扣留了。这时栈桥还泡在海水中，他们没法登船，只能等待潮落。众人在岸边席地而坐，远远望着轮船、海平面和天空发呆。海风似乎带来了对岸的陌生气味。过了一个钟头，栈桥的水位还有小腿那么深。他们又等了两个小时，直到下午三点，水终于退了。工人手提铁桶把煤灰撒在栈道上。他们重新排好队，一个接一个穿过铁栈道。关仲卿排在乌端后面。轮到他时，他踩着栈道尽头的橡木跳板，攘臂把包裹扔上甲板，然后狼狈地爬上结网，抬腿翻过舷槛。

终于上船了，送行的人们在下面挥舞小旗，朝甲板上扔橘子。这一天，关仲卿唯一一次见到乌端流下眼泪，而即便这时乌端仍强装笑容。等船驶出码头，送别的人群散去，关仲卿发现岸上还剩下一个人迟迟没有离开。那个人背手站立，一动不动。关仲卿认出那是学监。从船上望去，岸边的学监渐渐化为一方石柱，一颗米粒，一个点。

他们在三等舱里躺了六天，吃了六天只能勉强下咽的咸鱼。同行的十个学生忽然下痢，吓得船长险些挂起黄旗，幸运的是十人在抵达横滨港前痊愈。下船后他们换乘火车抵达东京，搬进留学生会馆。

客居东瀛的中国人里，求学者不在少数。他们刚一到，便受到同乡前辈的邀约。乌端被一个在日满人协会请吃饭。没过多久，一个名叫周利贞的鄂州人找上门，请关仲卿过去他们鄂人同乡会“玩一玩”。这个人身着棕色西装，比他们略长两三岁，脑后的辫子剪了，模仿西人梳着分头，抹了头油。在乌端与关仲卿这样的初来乍到者看来，这种打扮十分新奇，但在其他留日学生眼里早已见怪不怪了，就连学监与领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关仲卿面对邀约未置可否，乌端看出他不大愿意，担心他说出失礼的话，急忙替他回应说：

“我们刚来，近日还有些忙，等安顿好，得闲了一定去看看。”

“那太好了————你是浙江人吗？”

“是，我是杭州人，杭州旗人。”

周利贞沉默了，之后说话语气大不似刚才那般热情，敷衍几句就告辞了。这件事固然令他们奇怪，但关仲卿本来就懒得与人交往，所以并未放在心上。他不无轻蔑地对乌端说：“我不喜欢这些不学无术的人，整日拉帮结派。”乌端对此付之一笑。

因为学生宿舍管束严格，乌端和关仲卿在小石川找了一间寓所住下。那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一楼住着房东太太和她儿子。这是一位寡居的妇人，丈夫十年前醉酒跌落池子溺死了，据说是一位大学的教员。她养了一只橘色的猫，年前老死了，埋在院子里，立了一块小碑。她的儿子刚二十岁，个子瘦小，戴着眼镜，在横滨念书，每周末都要头顶学生制帽坐电车回来住两天，但学的是什么他们没有问过。二楼的一间八叠半房间租给他们了，两个人住一间房。房间外面是一条东西向的走廊，东边尽头是通向一楼的楼梯。关仲卿喜欢住在幽闭之室，执意把铺盖搬入隔间，一同搬进去的还有从各个地方借来或购来的书。他们渴望知识。在这个到处都是新生事物的地方，他们如同饥饿的人暴食一般学习。每当乌端释卷睡下，还能望见隔间内映出的光亮，那是关仲卿仍在夜读。

他们每天坐电车去预科学校，回到寓所前房东会预备饭菜给他们，常有鱼与豆腐，但也只是勉强下肚，算不上可口。

闲暇时乌端常邀关仲卿去周边游玩，说：“你整日学的是书本里头的知识，这固然重要，可这世上还有社会的知识，非出去与人交往不可学到。”受邀的次数多了，关仲卿盛情难却，只好走出隔间，随乌端一道去传通院附近走一走。当他们将辫子盘在脑顶用学生制帽遮住，漫步于幽静的古道，二人总是要对大到时政国是，小到当天心情，以及留学生间的逸闻发几通议论。有一次，乌端拉着关仲卿拜访了留日学生里一位姓孙的前辈。那位前辈住在本乡区的伏见馆，因为熬夜患上了心悸的毛病，总是一副疲惫的模样。他坐在席子上指着案头的稿纸对他们说：

“这些都是我写的，给他们报纸和书社写的。”

“是什么呢？”乌端问道。

“什么都有，大多是翻译的小说，还有些自己随便写的，拿去换一点钱补贴花销。”

关仲卿略微翻阅了几张。前辈笑着说：

“我在想退了学专心做这个。要是能把外国人写的东西传入国内，叫国人看了萌生什么新思想，引起变革，那也是不错的。”

回去的路上，关仲卿和乌端对此深有同感。可当他们把这件事说给学校其他同学听时，他们却觉得“小说也好，文学也好，那样的东西什么也改变不了”。

谈到从学院毕业后的打算时，乌端说自己想去学工程或机械。他说：“我看报纸说，现在已经有机器能让人飞在天上。我从前的兴趣就在轮船和火车，将来想去造那样的东西。”与乌端不同，关仲卿所读的书多涉哲学、法律、宗教与历史。他极少谈论自己的抱负，只有一次突然问过乌端：“你觉得我去念军校如何？”乌端惊讶地询问他缘故，他却改口答道：“我在开玩笑。”

他们之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关仲卿会讽刺别人，但唯独对乌端忍让，不对他刻薄。尽管关仲卿的性格在他人看来古怪，乌端却懂得他的脾气，总能在谈笑间小心避开矛盾，仿佛为了维系这段珍贵的友谊，他们都各自退让了一步：关仲卿不再那么傲慢孤僻，乌端也刻意给关仲卿留下了一方不受外物打扰的精神世界。

然而这样一对好友，最终却绝交了。

这一天，乌端早早出去了，关仲卿直至中午才起床，吃过饭后出门了。半路上他忽然不想去学院，打算去本乡的旧书店看看。他常去的是红叶书店，那里的老板不像别处那么小气，无论看多久也不会驱赶。关仲卿俯身翻阅之际，旁边慢慢走来一个穿高木屐的男人。那人随手翻了几页书，忽然开口问道：

“你是中国人吗？”

关仲卿打量着他——他剪着短发，穿一身深蓝色和服，外面披了一件外衣。

“我是。”关仲卿放下书答道，同时盯着那人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那人笑了，说：

“新来的留学生怕日本人取笑，都爱把辫子盘起来藏在学生帽里。其他人看不出来，但中国人一看便晓得——帽子里头是鼓的。”

关仲卿猜测这个人大约也是留日的学生。男人接着说道：

“其实倒不如把这猪尾巴剪了省事，只消买根假辫子，每个月领钱时装上……”

说罢他大笑起来。

关仲卿对他的言行感到吃惊。那人请关仲卿到别处说话。他们步行百米在一家居酒屋内坐下，叫了些生鱼片与酒。男人这才自我介绍，自云梁天才，字汉声，乃是浙江绍兴人，已赴日一年。说起刚才的辫子戏谈，梁天才笑道：“也有日本的女人专爱着这辫子的，给我们中国的学生取爱称叫‘蝌蚪’，但足下恐怕不是讨她们喜欢才留辫子吧。”他谈起自己的穿着，说道：“长衫马褂是他们满人的衣服，我们汉人亡国了，做了奴隶，被迫改穿他们的衣裳，反倒这身衣服是我们汉人本来穿的样式呢。”关仲卿从未听过这样的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梁天才一边饮酒一边说：“这辫子也是一样。”关仲卿请他再说详细些，梁天才笑道：“我听足下刚才说跟一个满人住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还是少说些，你少知道些好，不然为你引来麻烦，也为我引来麻烦就不妙了。”

关仲卿再三追问，以至于有些动怒。他不是被梁天才的议论冒犯了，而是感到自己被小看了。梁天才又叫了一碟鱿鱼干，终于开口道：“我们汉人向来是束发的，剃光了头留辫子是他们鞑靼人习俗。当初强迫剃头，杀了不知道多少人，把有骨气的人都杀光了，留下一群奴才，过了几百年后反而以这猪尾巴为美，殊不知正受世界上各国人的讥笑，也不晓得这辫子正是做了奴才的标志咧！”关仲卿听了默然无言。梁天才看他如此，说道：“你想知道真相吗？”

关仲卿发誓不会告诉别人，梁天才请他稍坐，自己出去片刻回来。他取了一本册子交到关仲卿手里。“不要叫你同住的那人看到了。”梁天才叮嘱道。关仲卿发现里头夹了一张纸。分别时，梁天才又笑道：“被发现了就烧了吧，说出我来也没事，这名字也不是我的本名。”关仲卿把书紧紧夹在腋下，感到既紧张又内疚。他觉得自己背负了一个人的信任，同时又背叛了一个人的信任。

回去的电车上，他坐着出神。一个醉汉在他身边说了好长时间的胡话，他浑然不察。等快到站时，他抬头看见对面坐着一个穿和服的年轻女人，那女人对他微微一笑。关仲卿想起了梁天才说的“蝌蚪”，不由得红着脸慌忙低下头。

这一天深夜，直到乌端睡去后他才敢翻开这本书，并且几乎是提心吊胆读完的。这本描述明末满人入关后血腥屠杀汉人的禁书《扬州十日记》是从日本馆藏流出，相传作者为扬州屠城的幸存者。此书在留日汉人学生间辗转传抄，造成不小轰动。这也是一种标志，若谁偷偷持有此书，他的政治立场显而易见。

这本书固然令关仲卿震惊，但阅毕就像读了什么稗官野史，仅仅为他提供了一些发生于百年前的旧闻，并未改变他的思想，甚至不能激起他的愤慨。于是他觉得那个梁天才夸大其词。然而他没有注意到这本书在他身上起到的真正作用。对他而言，这本书成了一个契机，在他的头脑中破开了一扇窗户。窗户一旦打开，外界的一切都涌了进来。这天之后，他在阅读《新民丛报》时，第一次对保皇的观点产生了质疑。在那之前，他与不少学生一样，认为中国应当走温和的立宪道路，而激烈的革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大革命后的法国就是前车之鉴。然而他第一次动摇了———“保皇”究竟保的是谁的皇帝？内阁究竟是谁的内阁？他想起了自己脑后的辫子。那天过后，每当他对镜照见自己的辫子，或者在学校看见其他学生的辫发，他的心里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那天之前，他觉得中国人有辫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同人生下来有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但现在他突然觉得这辫子极为刺眼丑陋，就像人身上的赘余的器官，而有辫子的人就是畸形的怪胎。

半个月后，他在学校里捡到了一份不知是谁遗失的传单，上面用油墨印着华夷之辨之类的话。他把传单叠好收起来，没告诉任何人。

不久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不知不觉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改变。土曜日的一天，一位与中国亲善的教育家大久保先生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在场有位叫羊皙人的中国留学生与他往复论难，最后大久保先生邀请在座中国学生改日去他家中继续讨论。关仲卿与乌端是从一个叫何家干的学长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几天乌端患了感冒，不得不卧床养病，只有关仲卿一人去了那里。

他到大久保宅邸门前时，已有许多穿学生制服的青年在此等候。二十分钟后，两辆东洋车拉着一个穿褐色西服的人与一个戴眼镜的人过来。大家见后纷纷大笑，调侃羊君近来果然阔气了，出入都是洋车。穿西服的人辩解说这都是为了接这位同乡周君，要绕远路，怕赶不及。正说时，门内有个老妪和一位青年出来请大家进去，众人于是跟着走进院门里。

庭院中央有一方石头垒成的水池，游着七八尾红黑相间的鲤鱼。一片枫叶落在池面，惊得鲤鱼四散。波纹还未平息，鱼儿们又重新聚拢，嘴巴一张一合去碰水面的落叶，之后一齐摆尾游走了。

大家跪坐在室内闲谈，过了一会儿，穿褐色西装的青年与一个穿和服留八字须的男人拉门进来。关仲卿不习惯跪坐，学和尚一样盘腿而坐，引得旁边的学生侧目。先前那个戴眼镜的学生起身与蓄八字须的人问候，之后在他身边坐下，面向大家说道：

“前几日大久保先生在礼堂讲演，之后皙人君提问，那时先生的解答未能令羊君完全信服，在座诸君心中也有些疑惑，彼此都未尽意。于是大久保先生答应今日请大家到他的寓所小聚，继续讨论上次的议题。因为先生不会说中国话，座中有些同学初来日本，日文未必精通，所以不才代为翻译，万一有错漏之处，还望各位指正。”

“别客气啦，都是认识的。”座下一个学生笑道，接着众人都笑了。穿和服的大久保不知他们笑什么，也跟着笑，同时坐着鞠躬致意。

关仲卿因为懂得日语，所以不怎么在意翻译。身边有人小声议论说：

“大久保先生上次做讲演，论说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不适合暴力的革命，内乱恐怕招致列强瓜分。羊君反驳说，内乱未必一定招致瓜分，又举日本倒幕与法兰西革命为例，期望革命能带来革新，国力因而重振。”

关仲卿听见大久保说：

“羊君前次说革命的作用，其中之一是可能推动人观念的进步，我很是同意。我是研究教育学的，尤为重视个人观念的培育，所以一向认为凡社会要进步，则社会每一民众的观念非进步不可。但诸君切不要看到日本近几十年的变化，便以为中国只要效法日本就能与日本一样了——中日两国国情实在大不相同，国民的个性也迥异。日本适宜的方法，中国未必行得通。”

“那先生以为应当如何呢？”羊君问道。

“我以为中国人应支持政府行渐变式的改革，谋求自强。”

“那样的改革有什么作用呢？不单是我们，先生去过中国，想必是亲眼见过的。现在已快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了。”

大久保沉吟片刻，说：

“也许吧。我并非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的了解也有限，比不上诸君，眼下的看法可能大谬。我所欲告诉诸君的是，暴力与革命未必能解决一切问题。当然，这只有等待历史的证明。”

“历史的证明。”羊君重复了一遍。

“历史会证明一切。”

羊君沉默了，之后说道：

“是，历史会证明一切。”

大久保说话时喜欢低着头，不看人的眼睛。他说：

“我想以我研究所长，把个人的见解说给诸君一听。我想，不论中国将来进行暴力的革命还是温和的改革，都应当重视对国民的教育：一是要启迪国民的智慧，消除文盲，培养科学、法律、教育及其他专业的人才；二是要教化出有道德感的国民。据我去中国游历所见——恕我冒犯，中国的百姓多狡猾，没有自尊，官员做事没有道德底线。若不重视国民教育，中国的改革或革命恐怕都难以成功。”

羊君说道：

“先生所推崇的教育，不是我不认同，实在是在现行的政体下做不到。满人的朝廷压制汉人人才，所推行的教育是奴隶的教育，把汉人教成奴隶，以便养出更多奴才来。我所以为的教育，当务之急是要教汉人去除奴性，做人，不要做奴才，但他们最忌惮汉人强大，必然不肯这样做。”

羊君接着又说：

“但我十分同意先生的观点。若是国民没有公德，复兴国力纯是空谈。”

大久保低着头，说：

“我对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不深，不敢妄断，但总希望汉人也好，满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能一起团结起来，对抗西洋人及俄国人。不管怎样，我见到在座诸君这样热心国家命运的青年，总以为中国的前途绝无可能断绝。诸君就是中国的希望。”

快到中午，大久保请他们留下吃饭，但羊君一行人怕麻烦他了，连忙起身告辞。仍有学生单独与大久保交谈，询问日俄关系等问题。

关仲卿走下台阶，弓身在摆放整齐的一排皮鞋里寻找他的木屐。

“倘若看不到一点希望，不如寻求彻底毁灭。”他这么想，“他担心动乱，真可笑！动乱能让大家警觉，总比浑浑噩噩，一天天烂下去好。”

当然，他回去以后，没有把他们争论的内容告诉乌端，只说“辩论并没有什么趣味”。

他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视自己脑后的辫子为耻辱。他想起了梁天才的话——这的确是奴才的标志。不仅如此，他发现不论自己阅读何种书籍报纸，只要读到“满人”“奴隶”与“革命”这样的字眼，不由得心中一震。渐渐地，他开始主动寻找一切关于满人与汉人的文章来读。他阅读的报纸由《新民丛报》变成了《游学译编》，又由《游学译编》变为《江苏》和《浙江潮》。最后他的案头出现了《警世钟》和《革命军》。他开始认为中国之所以从文明古国衰落为任列强宰制的弱邦，这都是因为异族的统治。这是他所坚信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真相，而这一切正源于最初的那一本书。

他变得憎恨满人，但却不恨乌端。他无法去恨自己唯一的朋友。他感到思想上的矛盾，于是转而说服自己，认为乌端是个好满人，是满人里的特例。

对于关仲卿的变化，乌端一点儿也没察觉到。关仲卿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这也是原因之一。乌端仍像往常那样同关仲卿谈论读过的某篇出彩的评论和小说，或者近来看过的西洋戏，有时说到留日的汉人学生对满人学生的态度，乌端的感慨多了起来。他是个温和的立宪派，希望朝廷能尽快消弭汉人与满人间的差别，又常常对现实感到无力。他对关仲卿吐露心声，说他自己其实对未来也缺乏信心，难以看到改革的前景。朝廷虽然有立宪的倾向，但终归太慢了，慢得令人失望，让他这个皇帝的拥护者都摇头叹息，不知出路在哪里。他连笑容中也多了几分苦涩。

关仲卿曾经觉得自己绝不会恨乌端，然而在亲耳听到乌端说出“为圣上效力”时，他突然感到了一阵生理上的厌恶，随后变得更加沉默了。

一天早上，学院里发生了一场闹剧。那天讲日文的早川教员还没来，关仲卿和乌端走进教室，见到黑板上写了几行字。乌端突然敛起笑容——不知是谁用粉笔写了侮辱满人的几句话。这恐怕是关仲卿头一次见到乌端脸上这样难看的表情。这时又陆续进来了四五个满人学生，他们愤怒地冲上讲台质问是谁写的，威胁要告到学监那里。下面无人应声。有一个满人学生想息事宁人，怕事情闹得难以收场，急于将这些字擦掉了事。谁知汉人学生里突然跳出一个高个子，指着台上的满人大骂。底下汉人学生纷纷起哄。他们鼓噪着拥上讲台，双方都摆出攻击的架势。乌端挤在他们中间，但他的劝阻声已被一波接一波的叫骂声盖过。一个满人学生憋红了脸，忽然挥拳打去。

他的拳头虽然没有沾到人，却令原本混乱不堪的场面越发失控。两边混战在了一起。

关仲卿没有卷入冲突之中，而是站在末排冷眼旁观，眼睁睁看着乌端被打倒在地。这场打斗直到学监赶来才算结束。乌端脸上的伤养了半个月才好，这期间他从未抱怨过关仲卿没有帮忙———因为是朋友，所以他不愿妄加揣测———譬如关仲卿剪辫子这件事，乌端以为他是不愿被日本人嘲笑“猪尾巴”，而关仲卿内心真正的想法，乌端从没问过。

乌端还是没有发现关仲卿身上一天天的变化，直到有一天，关仲卿突然对他说：

“我要搬走了。”

乌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难掩惊讶之色，问道：

“什么？ ”

“我要搬走了。”关仲卿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就像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实。

这是此生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

从小石川搬出后过去了两年，关仲卿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过着一种隐者似的生活，与三个素不相识的留学生在西片町合租了一间屋子，门内放了四张席子。这地方是他偶然觅来的，说起来像是玩笑——他在横滨到东京的火车上遇到三个中国人讨论到哪里能再找到一个室友合租，他就这么径直上前对他们说：“喂，要是不嫌弃就让我去吧！”于是他们就这样住在一起了。但关仲卿从未与他们交心，从来没有成为朋友。他很少同他们说话，甚至于最后搬离时也只知道其中一个姓孟，是浙江人；另外两个总是结伴喝酒到半夜，醉醺醺回来倒头就睡。他们三人也从不询问关仲卿整天在做什么。

房东是个老头，儿子是大森警署的巡警，近些年知道中国留学生的生意好做，于是把房子的半部分改成出租屋，专租给中国人。平摊算下来，关仲卿每个月得交四元钱。这不算多，但他的日子过得节俭，每餐只吃房东提供的一碗米饭、一碟豆腐和一小碗汤，吃不饱就去买鱼或牛肉罐头。他早已脱掉学生制服，穿一套灰色旧西服，从房东那里买来的二手货，花了十五元。

他从预科学院毕业后去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但只念了半年便退学了，之后转去振武学校，不到一年又退学，最后在本乡区找了间法文学校，也极少去上课。他有的是办法应付考试，相比之下更严重的是他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没有意义，不值一提。他自认为应当去做一些重要而伟大的事，关乎国家和民族的事。他觉察到了巨流在他脚下涌动，却苦恼自己未能投身其中。他也因此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不知该怎么办。他曾想去找梁天才，觉得自己应该和他谈一谈。然而他托浙江同学打听后收到回复，没人听说过这个人。这是他到日本以后经历的第二段迷茫期。

每天他都会去南边的海滩散步，在海边坐很长时间。从他的住处出发，穿过电车隧道走五百米就是海滩西岸；有时去东岸，东岸的视角不仅能看到江之岛，还能看到富士山高耸的雪顶。他白天会去，夜里也会去。他喜欢大海，喜欢那种既静谧而又深邃的感觉。白天的时候，世界仿佛只有蓝白两种颜色：蔚蓝的海洋和蔚蓝的天空几乎连成一片，白云飘浮在海天交汇处，仿佛一条若有若无的白色丝线，蓝色的海浪将白色浪花带到他的脚边。到了夜里，大海变换了模样：他坐在岸边，倾听黑暗中涌起落下的海潮声。在看不见的大海深处仿佛存在着某种崇高雄浑之物，震撼着他的心灵，施与他不可名状的威压。

他喜欢自然。自然缓解了他的焦虑。和宽广的大海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所以人的烦恼、他的烦恼算什么呢？这是他从大自然的力量中学到的。

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除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到这片海滩散步。他们偶遇了很多次。那个男人留着披肩长发，总是穿学生制服，所以关仲卿对他印象深刻。那个人也是一个人，每天孤零零地沿着两公里的海岸线从东走到西，有时在清晨有时在傍晚。不过他们从未打过招呼。有天下午他们在坂道迎面相遇，关仲卿正要去海滩，而那人正要离开。他们对视了一眼，很快避开彼此的目光。关仲卿知道，那人也记得自己的面孔。关仲卿十分确信，对方和自己是一类人，不愿被打扰也不愿打扰对方的孤独。他们从未交谈却相互理解，保持着某种默契。

然而冬季十二月初的一天清晨，发生了一件令他大为震惊的事。

前一天夜里，关仲卿读了一通宵的书。近来日本政府颁布法令，打算遣返反清的学生，导致留日的学生一片哗然。他一时也不知该放弃学业继续支持革命，还是老老实实回国谋个一官半职。他失眠了。到了次日凌晨，他打算去海边观赏日出，然后再回屋补觉。他步行至海滩西岸，站在最高处远眺灰蓝色的大海。冰冷的海风吹得他面颊僵硬，寒气从袖口和领口钻入他身体的各个毛孔。他不得不裹紧围巾和大衣。这时，他发现海滩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他一眼认出了那个人。海风吹乱了那人的长发，他依然穿着那身学生制服。这一偶遇令关仲卿十分惊喜。

那个人没有发现关仲卿，朝着海边缓缓走去，在沙滩上留下一排浅浅的足迹。关仲卿注视着他的背影，像往常那样不去打扰，随后将视线转移至灰蒙蒙的天空，在那里寻找太阳升起的踪迹。天渐渐变亮了。

突然之间，关仲卿发现那人已走入白色的浪花之中。海水淹没了他的脚脖，然后是小腿，膝盖。他挥动双臂，在齐大腿深的海水中吃力地前进着，平静而又坚定地缓缓步入大海。关仲卿惊呆了。这时天越来越亮，金色的光芒已经闪耀在东边江之岛的方向，第一缕阳光刺得关仲卿眯起眼，而他又急于睁大眼睛看清那人在做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海水已经没过那人的胸口！那个人抵抗着海浪沉稳地走向大海深处！太阳完全出现在了海平线上！那个人在金光粼粼的海浪中只剩下一团海藻般的黑色长发！万丈金光令关仲卿睁不开眼。他大声疾呼，跳下石阶，朝海边奔去，而当他再次看清时，那个人已经彻底消失在海水中，眼前只剩下初升的红日，宁静的大海，以及耳边不断起伏的海潮声。

他震惊得浑身颤抖，不知所措。过了好长时间，他回过神，循着脚印回头在礁石上找到那人脱下的棕色皮鞋。鞋子里放着一块怀表和一方铜质印章。他惊讶地发现印章上刻着“革命”两个字。

他怀抱遗物跑去附近的警所汇报目击的事件。警察登记了他的姓名和住所。但因为是投海自杀，警察也无能为力，只能等尸体上浮再找人确认身份。

回到住所，关仲卿完全没心思睡觉了。这件事对他冲击太大了。那人也是中国人吗？也是留学生？也支持革命？如果自己和他是一类人，那么他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吗？自己迟早也会迎来独自走入大海的结局吗？他被这想法折磨了很久，将近二十个小时未眠，最终精力不支在下午困得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两位警察上门拜访。

“已经捞上来了。”昨天负责接待的中年警察告诉他，同时向房东解释发生了什么。

关仲卿跟随他们去大森警署认尸，辨认是不是前一天见到的自杀者。来到停尸房，他发现有中国学生在场。走到尸体前，死者的表情安详得如熟睡的婴孩一样。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遗体。死者的肌肤变成了腊肉一样白中泛黄的颜色。他摸了下他的手背，本以为摸起来会跟木雕一样僵硬，但实际上依然很柔软，又柔软又冰凉。

其中一个中国学生拿出照片，对着遗体比对半天。

“是他。”他说，随后抽泣起来。

警察向在场众人呈交了缝在死者棉服内侧的布条，油布包裹的遗书。关仲卿看见布条上有死者的名字，这也是他第一次认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陈天华。

读完了死者的绝命书，关仲卿重新认识了这个人。他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读过他的文章，但没想到就是每天散步遇到的那个人。绝命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振聋发聩，令他愤怒，令他泪流满面。他曾经以为自己和这个人一样，但其实不一样，自己完全比不上他。这个人才华横溢，这个人有着高尚品格，这个人有必死的决心与勇气。这个人是太阳，是大海。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海，比大海更宽广，更崇高。他求死时缓慢而平静的力量压倒了任何汹涌的波涛。他战胜了大海。

关仲卿意识到，个人潜藏着比大自然更加崇高的可能性。他在死去的人身上看到，人并不必然渺小。

关仲卿因为机缘巧合卷入这次事件。认领尸体的其他留学生邀请他一起将遗体运回横滨的留学生会馆，然后参加下午的追悼会。追悼会上，他见到许多传说中的革命党领袖，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上千张悲愤的面孔。上千人的恸哭声与宣誓声仿佛怒潮鸣响。他曾无数次在夜晚来到海边聆听潮声。他感到体内涌动着暴力与毁灭的冲动。他跳入了潮水中。

追悼会后，关仲卿很快加入了在日留学生中的光复会——它是激进派中的激进派，计划以暗杀推动革命。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遇刺、光绪三十三年安徽巡抚遇刺，这些令朝野震惊、缙绅胆寒的事件都由他们策动。后来在各个革命团体联合的时期，关仲卿又成为同盟会的一员。一次内部会议上曾有成员提出疑义：暗杀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有人认为暗杀属小人手段，又有人觉得刺杀的官僚不少是开明派，反而于国家不利。关仲卿的回答是：他们开明是为了谁呢？还不是为鞑靼皇帝作伥。他们把我们当作奴隶的时候，用尽了一切手段镇压，反过来难道不许我们用尽一切手段推翻他们吗？

关仲卿投身于革命的浪潮，然而没想到两年内事情急转直下。先是孙先生被日本驱逐出境，继而两大革命团体之间生出龃；几个月后，光复会的徐锡麟与秋瑾被杀，起义先后失败。同盟会与光复会的活动相继陷入低谷。

当关仲卿心中迸发出火一样的激情时，他突然意识到现实并非如他幻想的那样简单。追悼会的炽情退去后，有些人回国了，从此脱离革命。关仲卿逐渐意识到：人人都坚信黎明来到前总有一段黑暗，可是没人知道黎明到底何时才会降临、会以何种方式降临。他害怕的是，自己什么都还没做，革命便偃旗息鼓。他又惧怕历史最终证明革命是毫无意义的。

他只有一次决定学那些浪荡的中国留学生买醉，就是在七月的某天。半醉之时他发现两个不知姓名的舍友也在。他们一起欢笑，用“你”来称呼对方，最后喝得晕头转向。关仲卿半躺下看他们两个同一个叫阿一的日本女人嬉闹。阿一拉开拉门出去，一个秃头的男人正好路过，对门内露出鄙夷的神情。

这神情令他酒醒了大半。回家后，他在寓所对面街上吐了。房东老头提灯出来，吓了一跳———“你也成他们那样啦。”

第二天清醒了，他与两个舍友依旧极少交谈，就像把昨晚的事忘得精光。他再没喝过酒。

七月末，在学校附近的斜坡上，前头路人的巴拿马帽被吹掉了，落在沟渠里，漂在水面上。路人叫了一声，趴在地上用手指勉强夹住帽檐，爬起来后站在渠边抖掉帽子上的水。

“我认识你。”关仲卿看着他说。

“啊……是吗？——您是中国人，您是……”那人仔细打量他的脸，既惊讶又疑惑。

“我是你的同乡，以前见过的。”

周利贞拊掌大笑，问他：

“你还跟那个人住一起吗？”

关仲卿也笑了。

他们聊了很久，大部分时候是关仲卿在讲述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包括他如何同乌端断交、如何加入革命党，以及近来的苦恼与沉沦。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对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说这么多真心话。

说起过去，关仲卿回忆道：

“那时我嫌恶你们拉帮结派，就没跟你去。”

“我当时也觉得你难相处，但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样，我是绝不会不管的。”

“过身的话说了也没用了。”

“但你到底变随和了些，要是过去，你是绝不会同我打招呼的，也不会同我说这些话。”

关仲卿心中一阵惊讶，随后默认了这一判断。他观察外在世界的变化，却极少注意自己内心的改变。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呢？”周利贞问道。

“书读完了，迟早会回国吧。”

道别之后，关仲卿觉得自己的孤独感减轻了，心里变得明亮了许多。没走多远，周利贞忽然追上来叫住他。

“其实我回国待了两年，家里为我捐了官。”周利贞长叹了声气，说道，“去坐船，老家的乡下人反而以为我是外国人，夸我中国话讲得好，我同他解释，他还以为我在同他开玩笑。

我以为是我在异乡待久了，人变得古怪了，到哪里都格格不入，但回过头来想，何尝是我变得古怪了呢？其实古怪的一直是他们呀！”

他咽了咽口水，又说道：

“但凡不是想升官发财的禄蠹，只要出来见了世界是怎样的，都没法安心回去装傻继续过旧日子———你以为脑袋后边装了假辫子有用吗？”

关仲卿沉默着。

等待不是毫无意义的。八月下旬，他按地址来到宴会厅门口，但他记错了时间，迟到了十分钟。那天恰好是周利贞在门口接待，打了个招呼便放关仲卿进去了。从后门入内，大厅内坐了百来人。他一面寻找角落的空位，一面望见台上梳偏分的男人激昂地讲述着什么。听众们神情各异，不时拿报纸和扇子散热。入座时他不慎踩到了一个留背头的男人的脚。他没有道歉，急急忙忙坐下。

留八字须的男子面色凝重地说道：

“……现在大家都在说应该怎样怎样，却没人去做———都成了口头革命派！日本的留学生两三千，大家都在嘴巴上谈革命，谈得何其热烈，仿佛这么谈下去，革命便真要成功似的，然而有几个动手去做了？眼下更要紧的是做，而不是空口说！徐伯荪就义了，竞雄女侠也就义了，光复会一蹶不振了。

同盟会在南边搞的几次也不得行，眼下太炎他们又和孙先生起了争执——这下好了，事情还没成功，我们自己人先闹了起来！——要革起自己的命来了！这样下去绝不是办法，各位，我不是危言耸听，再这么下去，革命就要完了！”

他的一番话引起在座不少人的共鸣。有一个戴着大圆玻璃眼镜的男人注视着他说：

“孙兄说的，我张某人完全同意。自从江浙、两广的起事失败后，革命大有一蹶不振之态。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人又在内耗，恐怕近些时候难以见到什么希望了。我每每想要做什么，到头来又什么都做不了，常常感到无力。一想到我待在这里碌碌无为，心里就难过啊。”

座中另有一个深眼窝的人夹了一支烟在手里，但没有点燃，说：

“孙先生和黄先生只重视两广，总想要由南及北慢慢发展，这是问题。依我看，革命的未来不在南边。”

“在哪里？”他身边一个广东口音的人问道。

这个人把香烟放进上衣口袋，慢悠悠地说：

“在长江，长江腹地。”

方才讲演的人骤然拊掌道：

“不错，我听说湖北新军里头有支持革命的团体，并且湖北又有哥老会之流的会党，要是我们能拉拢这两股势力，借助他们的力量，革命就成了一大半。”

“湖北新军驻地在武昌，那是总督眼皮底下，恐怕不容易活动吧？至于会党那帮人，他们可靠吗？”另一个打着黑色领带的年轻人一脸疑惑地问道。

“所以要先联系上新军里的革命党，跟他们合作，应该不成问题。至于会党，他们想造反，这个跟我们目的是相同的，只是他们不知革命为何物，又不受我们约束，这是麻烦。”

“确实是麻烦。”

“但也不算大问题。”

“关键是人——不是说漂亮话的人，而是有决心、有勇气的人。”一个三角眼、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人说。

“对，人。”留八字须的人点头说，“尤其是愿意为革命而死的人。”

“为了革命，我们都有赴死之心。”一个有双下巴的人说道。

“不错！ ”

在场众人争先表露赤忱之心，只有关仲卿仍旧抱住双臂坐着，一言不发。正当大家情绪高涨之际，有一个蓄着山羊胡须的人反问道：

“眼下同盟会人心涣散，孙先生和黄先生又不听我们的意见，就算我们讨论得这么热烈，有什么用呢？”

室内忽然安静了下来。

“那我们就自立组织。”最开始讲话的人眯起眼睛，鼻子吸气，说道，“没人来做，就由我们来做吧。”

他刚说完就有人跳起来大声质问道：

“自立组织！死去的同志尸骨未寒，你们便想这样做，只怕有分裂之嫌吧？”

周围的人被这话惊得哑口无言。八字须的男人并没有被这逼问吓倒，反而迎着对方的诘问声挺起胸膛，目光炯炯，像回敬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什么叫‘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这么做，革命就要完了。”

“恐怕你这么做，革命才完了吧！”

戴着玻璃眼镜的人慌忙起身，立在中间将两个人分隔开，劝道：

“喂喂，这何必呢，先坐下，有话好好说，凡事可以再商议。”

“同盟会已经经不起折腾了，革命也再经不起折腾了。要是你们在这个时候另立山头，那跟帮凶有什么区别！”

八字须的男人虽然听了劝告，不再和他争论，但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不屑。高颧骨的男人也站起来劝说大家安静。有的人心生怀疑，也有人对“另立组织”表示赞同，余下的人则默不作声，或者不愿挑起新的纷争，或者打算静观其变。戴玻璃眼镜的人扶了扶镜框，望着众人说：

“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诸位切不要忘了我们共同的宗旨——推翻满人皇帝，光复汉人统治。如此，国家和国民才有希望。”

他又说：

“孙兄刚刚说的话，我很以为然。长江一带的哥老会有一股巨大的势力，如果能善加利用，定然会对我们的革命大有裨益！现在同盟会筹划的起义进展缓慢，这是众人皆知的，而且孙先生和黄先生他们另有意见，没法支持在长江腹地举事，只能由我们自寻办法。但我们组建新的革命组织绝不是在分裂同盟会，相反，是在辅佐同盟会，帮助孙黄二公。今天请诸位来清风亭集会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和孙兄还有仲文正打算组建‘共进会’———建立共进会，但不会退出同盟会。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原则上都不算背叛孙先生他们。我知道这必然会引起非议，但既然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别人嘴里的议论吗？”

他又说道：

“湖北新军如何，那里的会党又如何，我们需要派人前去调查清楚。但这个任务很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死——出事。”

话音刚落，角落里传来了一个喑哑的声音。

“我去。”关仲卿站起身，举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