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两年，关仲卿在武昌和汉口法租界活动。有时必须在武昌多停留几天，他会去武胜门附近的房子借宿。这座院落是共进会租下的，正好位于一处旗人聚居点西边，许多从荆州来武昌参军的旗人在附近定居。

一天，关仲卿正打算到江边坐渡船去汉口，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扭头发现有几个旗人边走边讨论即将到来的婚事。他们都穿着军官制服，纷纷朝其中一个人贺喜。关仲卿一眼认出那个人是谁。他忘了多少年没见了，不过乌端还是以前的模样，这时已经是军官了。关仲卿下意识地避开他们。他害怕他们相认。

一个月后，他又一次见到乌端。关仲卿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谁也认不出自己。他发现乌端和其他旗人经常路过这条街，这里应该是他们从营房回家的必经之路。这一次乌端和一个女旗人在一起。这应该是他的新婚妻子？这个女人脸很白净，小小的眼睛，长脸，长着一副关仲卿心目中旗人的典型长相。

又过了几个月，关仲卿看见女人一个人出来散步，并且怀孕了。

每次暂住他都有新发现。再后来，他见到乌端怀抱婴儿，跟妻子、母亲一块儿在街上溜达。

他不知道乌端有没有认出自己，也许早就认出来了，只是佯装不认识；也许根本是自己这些年变化太大了，至少在肉体上变强壮了。他忍不住闪过一丝这样的念头：如果当初自己老老实实回国做官，会不会跟乌端现在一样，谋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平淡的婚后生活？如果不出意外，乌端还会迎来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还会继续晋升参领，而关仲卿只在日本短暂交往过一个女革命党，没有进出什么感情的火花。那是个像风一样的女人，虽然身材瘦弱，但精神力比关仲卿还要强大，绝对不依附任何男人，不需要男人为她做任何事，他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所以说她像风一样，无法捕捉，无法看见，也不会在一个地方盘旋太久，很快吹走了。她这阵风现在在哪里呢？——不管怎样，现实的情形是，革命马上就要来了，已经有几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五百个士兵加入共进会了。乌端他们过着看似平静安稳的生活，但这虚假的幸福马上就要毁灭了。灾难迟早会降临到他们一家所有人身上。关仲卿是这世上少数几个掌握真相的人之一。

他最后一次见到乌端是一颗彗星出现在天上的时候。这颗彗星一连显现了八天，每到清晨和黄昏便可望见天空中拖长的彗尾。从蒙古广漠的草原到岭南炎热的集市，从江南湿润的农田到新疆干燥的戈壁，全国民众都看到这一异象。大家开始这么觉得：可能真的要改朝换代了。这期间，他们在武昌的临时住所搬到了更北边。他再没去过老地方。

又过了一年，临近九月十九，武昌城里忽然疯传“革命党中秋杀鞑子”的流言，这令全城的官员和旗人无不骇然。一种诡异的说法流传开来：“九”是“革”的笔画数，“十”是“党”的笔画数，合在一起就是“革党”；又有人认为九十九是百去一，从字形上看“百”去一是“白”，而臂缠白巾正是革命党的标志。

这些谣言正是关仲卿和他的同伴散布的。每一天，这样无头无尾的消息经过他们的传播，在小报、街头、人们的嘴巴和耳朵边辗转，而且越传越可怕，仿佛到处都是革命党，随时随地便会爆发革命。每个人都听说某处有剪着短发的革命党现身。武昌城一天接一天戒严，而当汉口租界突发一起爆炸事件，新一轮的谣诼又一次席卷而来。这一次，谣言的对象成了官府：相传总督大人已经掌握了军队中所有革命党的名单，正在全城搜捕没辫子的男人。

次日早晨发生的事似乎证明这次的消息不是谣言。市民围聚在武昌城西边的文昌门前。他们仰望城楼，上面刚刚挂上三个铁笼，笼子里盛着三颗革命党的人头。市民们更加确信，昨晚捉了几百个革命党，一晚上都在捉革命党，已经捕杀了几百个革命党。

一个少年背了一袋枣子进城路过这里，有个又高又胖的男人指着少年叫道：

“你们看，他没得辫子，他难道不是革命党？”

少年吃了一惊。他确实一头短发，没辫子。所有人警觉地望向他。少年回过神，感到十分荒唐，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我是小孩啊！”

大家都笑了。

这个男人对身旁的关仲卿小声说：

“现在没人知道革命党在哪里，现在到处都是革命党。”

关仲卿望向前方：茂密的芦苇丛后，深黑色陆地像尖角一样突入水中，靠近岸边的浅滩如镜面般亮着光，倒映出残破的太阳。芦苇丛在江风中发出连绵成片的沙沙声，听起来就像海浪漫过沙滩。闭上眼，他感觉自己仿佛身处海边，像过去的某刻一样，坐在黑暗中聆听涛声。他第一次发现江岸和海岸很像，江水和海水很像，都有一种宁静治愈的作用。可是芦苇细碎轻柔的声音只能暂时安抚他的心，没一会儿他又无法抑制地躁动起来了。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想：芦苇丛中走出一个人影，人影逐渐来到岸边，一步一步走入水中，紧接着刚刚开始西落的太阳会重新升起，天地间被另一种金光笼罩……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昨天散会后，他们分头行动，每个人联络一个营，约好起义的时间。本来应该是昨天，又变成今天。但他强烈地预感到就是今天了。只能是今天！仿佛今天过后什么也没发生，他就会倒地而死。波涛快要淹没他了！太阳要升起来了！……他的太阳穴也随着脑中涌现的幻象突突跳动。

这时，在陆地的延伸处，临近岸边的浅滩中，他看见一个鸟影。从影子细长的双腿、尖尖的鸟喙判断，那是一只夜鹭。这只夜鹭缩起脖子，立在水中一动不动。这只夜鹭仿佛有某种致命的诱惑力，吸引他静悄悄地走过去。鸟没有飞走，依然停在原地。再往前走，当他踏入那片尖角形的陆地时，他的脚下突然陷落了。原来这不是陆地，而是一摊淤泥。他退回去，在路边草垛般蓬松干燥的野草中擦干脚上的泥巴。

如海潮般宽广的沙沙声又一次响起。他这次变谨慎了，又一次逼近夜鹭。突然之间，江面上响起巨物震耳欲聋的嘶鸣声。鸟受惊飞走了。这声音来自战舰的蒸汽轮机，最近几天它一直在江上巡航，就像一头蓝鲸巡视自己的水域。他不免担心起来，眼下同伴乘坐的划子船是否会遭遇这头巨鲸，被它撞翻？

又等待了半个钟头，他听见咚的一声，石头投在水里，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他反应过来，一边循声跑去，一边压低了声音呼叫：“喂——”

渔船靠岸了，他接应的同伴，被他戏称为“老大哥”的人跳下船。

“五点了。”他对老大哥说。

他们快步离开这里，来到城墙下，用钩索翻过城墙。等换岗的士兵走远后，他们沿着汉阳门大街心急火燎地狂奔起来。

炮营的代表已经先到了。他们告诉老大哥，炮队在南门外进不来，必须等工程营先动手打开城门，再把炮拖进来。他们站在高坡上望向东北方的营房：四间房子在夕阳的照射下染成了一式的橘红色，仍然笼罩在一片宁静的气氛中。他们不得不焦急地等待下去。又过了半个小时，整片大地渐渐沉入黑暗中。这是关仲卿人生中最漫长的半小时。他坐在椅子上，浑身肌肉如抽筋般紧绷着，仿佛只要松一口气就会晕厥。

七点左右，枪响了，起初他们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某种怪鸟的叫声，接着营房中忽然蹿出七八米高的火焰——开始了！关仲卿体内积蓄的情绪已到极点，马上要火山迸发红日升起轮机轰鸣野马狂奔似的爆发了，然而下一个瞬间，所有的激情忽然消失了，他变得非常平静。他跟老大哥不一样，他不懂指挥，也不擅长枪械作战，这一刻他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这时，一个炮营的代表拍拍他的肩膀。

“跟我们推炮去吧！”代表笑着说。

“什么？ ”

“出城，把炮推进来，推到山上，轰！”代表指了指山的方向。

起义后的第二天，在中和门附近，五个士兵在街上扫荡。他们风衣左臂上系着一条白布。空气中弥散着硫黄和木炭的气味，远处腾起的硝烟把天空熏染成灰黄色。四下太安静了，他们一连经过三个化为焦土的街区，只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乞丐和两个运尸的人。

突然，他们望见从拐角迎面走来三个人。

这其实是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她们看见士兵，想要退回路口，但已经来不及了。

“你们做什么去的？”一个士兵走上去盘问道。

“出去的……”其中一个女人回答道。

这个士兵非常年轻，不到二十岁，是鄂州人。他听出这个女人说的是武昌口音，只是语调上有一点奇怪。他看了看身后的长官，继续问道：

“你们从哪里来的？”

女人不敢看士兵的眼睛，往身后的方向指了指。另一个妇人把小孩抱得越发紧了。

士兵觉得自己多心了。这几个女人穿着打扮和口音都不像是满人。他请示长官。那位厚腮帮的棚目把枪支在地上，拄着枪身休息，点头示意放她们过去。

她们在士兵的注视下快步离去。突然之间，那个士兵眼睛一亮，脱口叫道：

“大脚！ ”

女人们呆立原地。棚目大步冲上前，指挥士兵拦住这些女人。她们的大脚藏在裙子下摆里面，平时难以分辨，可是一旦走快了就露出了马脚。年老的妇人泪眼婆娑地用北京话哀求道：

“她们丈夫，我的几个儿都死了——他们该死，他们有罪，可我们什么也没做，杀了我们几个妇人也没用呀……求老爷开恩饶命，放我们走吧！……”

“只要是满人，一律带走，哭也没得用。”棚目转过身，对年轻的士兵说，“先抓起来！”

老人磕头求饶，额头在地上磕出一块血印。另两个女人也跪着哭，只有孩子不明所以瞪着大眼睛，好奇地啃着手指。

在棚目不断催促下，士兵走到跟前，把老人拽起来。就在这时，她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举动——她猛地扑向士兵，夺走了他手里的枪。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愣住了。士兵反应过来，紧紧握住枪身。可是老人像疯了一样，力气大得跟壮年男人一样。拉扯中，老妇人嘶喊道：

“走啊！你们走啊！快走啊！”

那两个女人刚站起身，枪声突然响起，老人斜着身子栽倒在地上。士兵哆哆嗦嗦，检查半天，发现不是自己开的枪。

两个女人哀号着，居然也跟着扑上来。士兵吓得不知所措。又是干脆利落的两下枪响，女人倒在他面前。

转瞬间地上多了三具尸体。

士兵瞪着眼睛。他见过杀人，也杀过人——昨天晚上他就亲手打死了两个旗人出身的士兵，一个叫宝昌，平日傲慢，一个叫连祥，人不好不坏。可是他从未杀过手无寸铁的妇孺。

棚目冲过来狠狠踹了他一脚。

“你□的！”棚目骂道，“要害死我们吗？！”

士兵陡然瘫倒在地上。回头望去，站在队伍末尾的士兵端在手里的枪还未放下。是他开枪射杀的三个女人。

“好！还好你开了枪！”棚目走上前，狠狠拍着士兵的后背。这是他表达赞赏的方式。他说：“你不错的，好样的！”

那个士兵面色平静，仿佛刚才射杀的不是人而是动物。

这时，坐在地上的孩子哇的一声哭了，整片街道都回荡着他的哭声。

“这怎么办呢？”瘫倒的士兵回过神，爬起来指着号啕大哭的孩子问道。

“怎么办，我晓得怎么办！他□的！”棚目继续骂道。

听见这里的枪声，从东边赶来一支队伍。他们胳膊上佩戴白色袖标，上面写着“宪兵”。棚目记得领队的长官，好像姓关，曾在某次共进会集会上见过，一边努力回忆一边汇报刚才发生的事。

“这孩子怎么办？”他问宪兵长官。

这位长官，也就是关仲卿，看了一眼孩子回答说：

“交到都督府吧，让他们管。”

“交给您，您带到都督——”

“你们自己去。”关仲卿打断他说，“还有这些尸体，你们要么自己弄走，要么等赤十字的人过来，不要像这样丢在这里。”

“我们去叫赤十字的。”棚目摘下军帽擦了擦颅顶的汗。他还没想起这位长官的名字。

宪兵走后，那个闯祸的士兵被派去找赤十字军，其他人继续在旗人居住地挨家挨户搜寻，只要找到旗人就扭送都督府。不幸或幸运的是，他们这一天再未遇到任何旗人了。半路上他们碰到另一队正好要去都督府交差的队伍，于是把那个孩子交给了他们。

他们途经小朝街时，看见路边有一具穿着军官制服的尸体。尸体仰面朝上，四肢摆成一个“大”字形，眉心被一枪打烂了，半边脸成了肉泥，下颚脱臼了，身上还有两个弹孔，如同两朵黑色的花。

棚目走过去，蹲下查看。

“呦，还是个大官咧！”他翻开死者上衣口袋，掏出一张证件和一块怀表。

“乌……端……”他念道，随即对左右大声说，“还是个满人嘛！你们看看，还是个满人嘛！”

棚目把证件随手扔了，在裤子上揩干净手。

一整天都是阴天，长江两岸的天空覆上了一层阴霾。站在蛇山山顶可以远眺江对岸的汉口。那里，革命军正与北边来的军队激战。数股浓烟如飓风般从地面腾起，缓缓升入天穹。反观这一边的武昌，最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现在城里只能听见对岸传来的炮响。

中午时候，一位军官沿小朝街来到阅马场。他的帽檐拉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上半边眼帘，左臂上缠着宪兵袖标；军靴上的泥干了，像一层即将剥落的血痂；军服外面穿一件军风衣，没挎枪，脚步很快。

阅马场上满是细碎的石子。他斜穿过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红砖建成的两层西式建筑，有着高廊柱和三角顶，中央是一个圆形的穹顶。这座建筑入口的铁栅栏上挂着黄星黑九角红底的十八星旗，左右各有一面，正门由五名值勤的卫兵把守。

他走上前，立正，行了个举手礼。

“您把枪留下再进去。”卫兵上前一步，说道。

他掏出手枪，解下腰间的弹药，一并递上去。

“进吧。”

卫兵让开中间的大路。这时突然有两个士兵押着一个军官来到大门口。

“跪倒！”其中一个骂道，把军官踹倒在地上。

“去都督跟前讲清楚！”军官跪着叫道。

“讲你□！”士兵开了枪，军官后脑中枪，仆倒在鲜血中。

卫兵过去看了一眼，皱着眉头说：

“搞什么，不要在这里乱搞啊。”

“他克扣老子子弹，害得老子打败仗！”士兵指着血泊里的尸体说。

“那也不能在这里搞！要搞去别的地方搞！这是什么地方！”卫兵指着远方，指责说。

士兵一边离开一边自言自语道：

“都是汉奸！……”

关仲卿看了一眼尸体，走进红房子里。

他穿过院子，踏上漫长的台阶。抬起头，他看见都督府门前挂着一张告示，上面这样写着：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斯其时矣！

他走完最后一级台阶，进入候客室。他等了一个钟头，负责接待的文书出去了四趟，每次回来都见到他坐在那里。中间某个时刻，戴眼镜的文书甚至对他打趣道：

“大概今天不会见你了。”

文书终于带来佳音：里头叫他进去了。他这才缓缓起身。文书探着身子朝里面指出一条路：“进去往左转，上楼，有卫兵带你进去。”

他没有道谢，直接走掉了。他穿过红柱子后面的回廊，快步爬上楼梯。楼梯口一个背枪的卫兵走过来，让他往右手边走。走到头，会议室的门前又站着两个拿枪的卫兵。

“请等一下。”领路的卫兵说，“得罪。”

他们将他身上的口袋、衣袖、靴子仔细地捏了一遍。

会议室内，一个男人正在发言。因为木门隔音不好，关仲卿能清楚地听见里面发言。他听出说话的人正是共进会的领袖之一，起义前在汉口爆炸中受伤、目前已经康复的孙武：

“……现在汉口失守，冯国璋的军队正在休整，下一步定然要来打汉阳。若是汉阳再失守，武昌就危险了。可是汉阳的仗还没打，宋锡全和王宪章竟然带着驻军逃到岳州去了！他们做起事来和姓詹的那帮人没一点区别，嘴上说革命，临到危难时候都想着逃命。不是我说文学社怎样，好像故意针对他们，实际是，唉，不说了……”

“确实还是不要说为好。”另一个说话的人是刘公。他从旁劝解道：“他们在汉口是尽力了的，只是最后没办法。此事固然是他不对，但事情究竟若何，还须查问清楚再说。何况那姓宋的已被军法处处决了，其他人正被押解回来，等押到武汉了，事情自然明了。”

“汉口支部既然交给他们文学社的人，他们就必须负全部责任。即便实在守不住，为什么不撤回武昌，回军政府来？哪里有全部逃走的道理？——好了，现在他们把汉口丢了，拍屁股全逃去东边了！当初他詹某人擅自把张景良处死，我就看出有大问题。仲文，你一向说他是我们革命的同志，当初共进会找他们文学社合作时，想着‘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也是拿出真心诚意、对他们毕恭毕敬的，可他们这样是做同志的道理吗？有这样做事的吗？你自己说一说。”

刘公停顿了片刻，说道：

“张景良通敌，质存杀他没有大错。”

“可张景良是我们军政府派去的人，要处置也应该交给军政府处置，怎么说杀就杀了？这件事且不论，他们逃走的事又怎么算？按照军法，这也是可以杀头的！”

被这么质问，刘公叹了声气，说道：

“恐怕有他们的顾虑吧。张景良是我们派去的，也是我们说可靠的，结果出了事……这不能全责怪他们，何况我听说他们是去安徽求援去了……”

“肯定是畏罪潜逃了。”张振武突然在一旁叫道，“刘兄，你不要替他们开脱了。他们的事，自有公论，也自有军法处置。你替他们说话，实在没有必要！”

孙武冷笑了一声，什么也没说。

刘公默然无语。这时卫兵替关仲卿敲了敲门，里面的人叫了声：“进！”卫兵打开门，关仲卿起身走进去，看见会议室中间放置着一张方形大桌子。

“我来了。”他行了个举手礼。

“别来这套了，快坐吧。”刘公起身向他走来，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就站着说吧，我坐了很久了。”关仲卿说。

“你在怪我们让你久等了啊。”孙武摇了摇头，笑道，接着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孙武接着对他说：

“先坐吧，‘大人物’还没来呢。”

关仲卿在靠门的空位上坐下，接着，吴兆麟起身说道：

“这些事都过身了，再说也没什么用，我们还是想眼下汉阳的战事怎么办吧。”

孙武接过话，双手交叉在胸前，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说道：

“前几天克公刚刚拜了总司令，汉阳的事归他指挥。蒋伯夔在汉阳招兵——这又是个文学社的。他们两位还没来。”

“黄先生马上过来，蒋部长他过不来了。”吴兆麟解释道，“他脱不开身。”

孙武不说话了。张振武把一只手搁在桌子上，说：

“今天开完会，我也要回青山布防去了。”

“那边的事，恐怕很辛苦吧。”坐在首席的黎元洪问道。

“嗯，江对岸战事不决，我们这边到处都不安逸啊。”

“黄司令他⋯⋯”吴兆麟面露难色，说，“有反攻汉口的打算。”

张振武扭头看着吴兆麟，又看了看在场其他人，显得很吃惊。

“我已经晓得了。”孙武的脸侧向一边，“我们在等他来。”

“冯国璋还没有在汉口站住脚，要是趁机把汉口打下来，这再好不过。”吴兆麟双手撑在桌沿，挺直了胸膛，但他犹豫了下，说：“可是……”

孙武微微偏了下头，闭目不语。

“这有什么可是的呢？”张振武质问道。

“黎都督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啊。”孙武突然开口说道。

“这是为什么？！”张振武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看其他人，单单盯着黎元洪。

刘公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还是等克公来了再说吧。”

孙武看了看门，门没开。他挪了挪身子，坐直了。

在黎元洪和孙武的示意下，吴兆麟走到地图前，向大家介绍道：

“现在全国各省的革命党都在起事。湖南、江西、两广、四川、江浙、山西和陕西都已易帜了。只要我们守住汉阳和武昌，各省地方就会接连不断响应革命。鄂省内，我所知道的，宜昌的革命军正打算进攻荆州府，还有襄阳的革命党在打钟祥。”

“宜昌的唐牺支，现在已经快到荆州了吧？”刘公面露忧色，看了看张振武，随口问道。

吴兆麟站得笔直，回答说：

“我们之前给荆州将军发过电报招降，看样子他们是不打算投降了。荆州要是打下来，可以扼住武汉三镇的上游。”

“那样就能缓解我们这里的压力了吧。”刘公说道。

吴兆麟不经意间叹了声气，说：

“希望是这样啊。”

这时门开了，门外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人脚下像有一阵风。他体态微胖，嘴上和下巴留着中长胡须，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即便不说话也显得威风凛凛。他走进会议室的一刹那，所有人停止了交谈，下意识地正襟危坐。这个人朝黎元洪微微点头，接着坐在了次席。

“我来晚了。”黄兴说。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参谋长，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人。

关仲卿觉察到，黄兴出现后，这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克公，你来得正好。”刘公微笑着朝黄兴致意，说，“我们正在讨论汉阳和汉口的事情呢。”

黄兴对他点头回礼：

“我正要与诸位商议。船划了半个钟才过来，江面上还在放炮。同诸位说完这件事下午又要赶回汉阳了。”

“前线战事这样吃紧吗？”刘公问道。

“哪里都吃紧啊。”黄兴挺直了腰背倚在椅背上，说。

“那克公请直接讲吧。”

“我以为应当立刻反攻汉口。”黄兴的嗓音浑厚，说话时中气十足，“据汉阳探报，冯国璋的部队士气不高。眼下虽然攻下汉口，但士卒疲惫，短时间不可能再战。与其在汉阳等到他们休整完毕，重新振作，不如趁势反攻回去。我们刚刚整编了一批民军，又接受了湖南都督派来的两标湘军，主动出战汉口，我有把握取胜。如果能在北边新增援的部队到达前把冯国璋从汉口赶出去，就能彻底巩固武汉三镇，为南方的革命党争取时间，所以还望黎都督批准。”

他尤其强调了最后一句，听起来具有讽刺意味。

“克公是总指挥，尊下的决议本不该我指手画脚。”黎元洪声音很轻，说话时小心翼翼的，“只是，或许在座里头另有不同声音，也请先生耐心听一听。”

他们下意识地一齐望向孙武。但孙武没有说话。吴兆麟犹豫了一番，神情忐忑地说：

“那个，您曾说过，先前汉口新招募的士兵素质参差不齐，不听号令，很难调度，加上缺少机枪和大炮，打不了冯国璋的北洋军，所以汉口失守了。依我拙见，眼下这些问题根本无从解决，刚送去汉阳的新兵依然是那个样子。贸然进攻汉口的话，怕是难有胜算。相反，汉阳的工事牢固，冯国璋的人不敢轻易渡河。与其以我之短攻敌之长，愚以为倒不如据险固守。”

黄兴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面色严肃地说：

“如果只是固守，那才是没有胜算！”

吴兆麟急于抒发自己的意见，抢着说道：

“而且湖南来的援军，这两标的问题也很大。我听说他们相互之间有矛盾，到时候恐怕会成心腹之患。”

“都是革命党，为什么会为患呢？”张振武追问道，“他们湖南都督跟我们熟悉得很，哪里会患不患呢？”

吴兆麟没有回答，而是望了一眼黄兴，说：

“具体怎样，您应该更清楚吧。”

黄兴沉吟了一阵。刘公突然讲道：

“他们之间的事，我有所耳闻，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为革命所用，更不代表他们不会为革命尽力。要说矛盾，哪里都有矛盾，就是武昌城里也有矛盾，但大家还不是坐下共事？我想，这不要紧，只要能在前线出力就行。”

孙武眯起了眼，听吴兆麟说：

“可是我听前线回来的伤兵说，他们私下抱怨饷银，说湘军比鄂军更拼命，银子却拿得比鄂军少，顺着又说湖南人的命比湖北人贱。我觉得他们不太可靠啊。”

张振武一时大怒，拍起桌子骂道：

“胡说八道！哪个说鄂军不拼命？他们湖南佬来之前，武汉三镇是哪个打下来的？！”

黄兴的神色一直没有变过。他看着吴兆麟淡淡地说：

“我以为这样的流言还是不要信的好。不仅不该信，也不该说出来。”

吴兆麟的脸倏地变红了。

“不管怎样，汉口一定是要打的。再拖下去，等冯国璋休整好，连汉阳也难办。”张振武坐着，变得越来越烦躁。

黄兴目光坚毅，说道：

“进攻汉口，这是总司令部已经决定的事。”

孙武并没有去看黄兴，而是盯着眼前的桌子，忽然说道：

“但这件事司令部未免决定得太武断了。”

黄兴惊讶不已。

孙武唯独不去看黄兴。他说：

“我也以为防守汉阳比反攻汉口要好，但我不是总指挥，克公是，我说话不作数。我唯有一个疑问——如果进攻汉口失败，连带又丢了汉阳，到时候该怎么办？”

他接着说道：

“要是让冯国璋攻下汉阳，他们同武昌城就只有一江之隔了，那时候先生要怎么办？”

黄兴不由得愣住了，想了想后毫无隐瞒地说出了心中的见解：

“如果汉阳失守，军政府可以撤出武昌，退到九江或者南京去。”

众人都陷入了沉默。关仲卿感到众人脸上流露出沮丧的情绪。黄兴又解释道：

“但那是万不得已的情形了。”

过了一会儿，黎元洪缓缓地说道：

“要真到了那种地步，也确实只能如此了呢……”

孙武又不说话了。他神情复杂，令关仲卿捉摸不透。

突然之间，张振武拍案而起，身后的椅子几乎倒在地上。他愤懑地叫道：

“仗还没打就想着撤走，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我们革命党难道是贪生怕死之徒吗？！”

他的话说得连黄兴也感到惭愧。黄兴微微低下头。其他人的脸上也一阵红一阵白，不知说什么好，唯有刘公勉励在座所有人说：

“不错，仗还没打，不该说这些话。即便汉阳真失守了，我们也要死守武昌。列位，这里是鄂军都督府，是军政府，是全国革命的精神支柱！请大家想想一个月前我们起义时的情形，想想这两年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努力、这十年来牺牲掉的志士仁人。若是对革命心怀希望，就绝不该说丧气话。我们要么与城俱在，要么与城偕亡，不论发生什么我也决不放弃这里！”

张振武气愤难平，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要是刘静庵还活着就好了……”

黄兴身边的参谋长忽然起身，说：

“我们还是关注眼前，由不才先介绍反攻计划……”

孙武侧过头。他们听参谋长说完，吴兆麟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看法：

“愚以为还是应该坚守汉阳，不要去打汉口，太冒险，我们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

“不能坐以待毙！”黄兴反驳道，站起来，双手按在桌上，环视在场所有人，“司令部有充分的把握！”

黎元洪连忙用一腔黄陂话表明立场：

“黄司令，身为都督，我尊重司令部的意见。”

孙武坐着，直视黄兴，说：

“克公，我改变不了您的看法。但我始终觉得我们多坚守一天，就对全国的形势有利一天。”

他继续说道：

“多坚守一天，其他地方就有更多的革命党举事。”

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没有从黄兴脸上移开过：

“全国的革命党都在观望我们、观望鄂军、观望武昌，所以我反对反攻汉口，应该坚守汉阳。”

这一次连张振武也罕见地沉默着。

然而黄兴焦躁地踱步，口中愤怒地叫道：

“时机！必须抓住这个时机！……绝不是什么从长计议！……”

没人劝他。孙武从鼻子里长吸了口气，左手扶额，转过头不去看任何人。

关仲卿站起来，在场七个人齐刷刷地望向他。他镇定自若，高昂着头颅。黄兴打量着他，点点头，说：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有一件任务委派给你，很重要，但不危险——我们想让你代表军政府去宜昌，去见那里的革命党。”

“因为你老家在荆州那边，以前又跑去联络过那边的会党，再没有人比你更熟悉那一带了。眼下宜昌的革命党正计划攻打荆州，我们计划派你协助他们、充当他们向导。你晓得我说的吗？”孙武从旁解释道。

“晓得。”

“好，你要弄清楚，荆州能不能打下来，对我们武汉三镇的战事很重要。你要竭尽所能帮助他们，明白吗？”黄兴问道。

“明白。”

黄兴继续说道：

“你马上出发，今天就动身。宜昌革命党那边的司令叫唐牺支，也是我们湖北新军的人。他是文学社的成员，早些时候被调去四川弹压民变，半路上驻扎在宜昌，于是在宜昌起事了。他不是外人，你找到他，把军政府的信交到他手里，他看了就知道你的来意。你到那里后，一切听唐牺支的差遣。”

“好的。”

“路上全靠你自己一个人了啊。”刘公走过去又一次握住他的手，说，“你自己小心行事，多保重啊，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们。”

关仲卿走出鄂军都督府大门没多远，一个声音叫住他。他回过头，发现是周利贞。

“去宜昌，真羡慕你啊。”周利贞朝他胳膊轻轻打了一拳，笑着说，“要是跟你换一换就好了，你待在军法处，我去荆州。”

“也没让你上前线啊。”关仲卿说道。

“你没亲眼见过，不会晓得的。”周利贞瞬间拉下脸，“以前嘴巴上叫得厉害，说什么‘报扬州嘉定之仇’‘排满’‘杀胡’，可真要动起手来，真是精神折磨啊。”

关仲卿笑了笑。

“几个月的奶巴子、小孩、女的、老人，在你面前哭啊，叫啊，求饶啊，最后还得把他们一个个毙了，尸体瘫在地上，像被捏死的毛虫。血啊尿啊什么的流了一地，最后像死猪一样一层层堆在板车上……”

周利贞脸色苍白，颤抖着深吸了口气。

“现在不是好了吗？”关仲卿注视着他，问道。

“是，租界那边的领事找军政府求情，这才停了，不然我这会儿还忙着枪毙、处理尸体呢。”

“不要多想了，你没做错什么。”

“唉，都是命吧，死了就解脱了。”周利贞转而问道，“里面怎么样？”

“难说，还是老样子。里面比你那里更复杂。”

“猜到了，当初创立共进会，还记得黄兴怎么质问我们吗？他说：‘你们另立组织，那么革命成功之后谁是正统？谁是领导？’那时候我们只能好声好气赔笑说：‘那得看谁的功劳大。’所以现在呢？我们共进会成功了，他们没成功，他们同盟会有什么说法吗？还不是急急忙忙跑过来摘桃子？我们还不是老老实实把军队交给他指挥？但谁能服气？你服气吗？”

关仲卿沉默着。

“我个人对他没什么大意见，毕竟他威望大嘛，仅次于孙先生，谁叫我们共进会没声望呢。让我真正失望的是和文学社的关系。”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关仲卿突然说道。

“是吧，当初两边的合作，你我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你从荆州过来以后，我们在武昌没日没夜地跑，一次又一次开会协商，三年啊，终于敲定了。那时说得那么好听，都是同志，我们负责外围，他们负责新军内围，结果刚起义就开始争了。”

关仲卿若有所思，说：

“我听说了，哪个打响起义第一枪，我们这边说是共进会的熊秉坤，他们说是文学社的金兆龙，最后我们抢先报给孙先生，孙先生听了我们的，他们很不高兴。”

“然后谁来当都督。我们当然都认为孙尧卿合适，因为整件事都是我们推动的嘛。他们力推蒋翊武。如果不是蒋翊武谦让，事情恐怕要闹得没法收场，毕竟文学社在军队里势力大，我们是外来者，真要争起来我们怎么可能争得过他们呢。”

“要是起义那天晚上文学社的人留在城里没走，都督一定是他们的。”

“是啊，那时候你和仲文他们在汉口，是吧？我在租界照顾炸伤的孙尧卿，文学社的逃走了，给同盟会的那些人发电报叫他们来他们也没理。当时谁在谁就是都督，但就这么巧，就这么出乎意料。”

“这样看，让黎元洪当都督倒不错。他当一个傀儡，不是共进会也不是文学社，表面上维持了和谐，真正的军权还在我们手里。”关仲卿低头说道。

“让哪一边当都督另一边都会不满吧。你知道吧，二十八号黄兴到武汉，私底下又争论该不该让黄兴代替黎元洪当都督，最后大家都觉得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功劳，不能把首席的位置拱手让给同盟会，所以宁可黎元洪继续当都督。在这件事上大家又团结了，一致对外了-----这就是人性啊！”

“没办法。我们两个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你和我太纯粹了，单纯为了革命，所以愿意退让，不去争，可是你不争，别人争，你就被他们挤得靠边站，被排挤走了，所以他们得志，他们兴风作浪，你什么也做不了。”

“算了，当初我们觉得革命的希望在湖北，在湖北新军里头，没人相信我们，连孙先生也没支持我们，现在我们的计划实现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好吧，不说丧气话了，往好的一面看吧。”周利贞转头指向伫立在他们身后的红房子，“你看，十月十一日以前，这里还是湖北咨议局，立宪派在这里举行过议员选举，三次上书请求召开国会，结果三次被拒绝。现在这里成了我们鄂军的都督府。这座红房子简直见证了立宪派的失败和我们革命党人的成功。好的一面是，天下所有人都知道立宪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只有革命才能救国。革命的大火已经熊熊燃烧了，而纵火者之中便有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