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小狗，葵花……

跑呀，乡下路上，跑呀……

哦哦，雪花会梦到春天吗……

哦哦，雪花会梦到春天吗……

我一边哼着自己编的歌谣，一边把三根柳条缠在一起围成一个环。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摘掉残缺的叶片，戴在头上试了试大小。很不错。接着我从桌上花篮里取出院子里摘的栀子花，一朵接一朵插到环上。

我听见门外一声声呼唤：“神父！”是馨儿。她推开书房的门。我扭过头，笑着对她说：

“明天花会不会焉啊，放一晚上？”

“那放水里泡着吧，一晚上应该没事，反正明天早上就是婚礼了，泡一晚上吧。”

我把花环轻轻放在她头上，大小刚刚合适。她笑眯眯地看着我的眼睛。她笑起来真好看——不容易啊，我捡回来时还是个奶巴子，居然养到这么大了，再过几年我的身体进一步萎缩，她就比我还高了。我看着她的塌鼻子，从小贪玩被晒黑的皮肤，深深的酒窝。父亲看待女儿的感觉就是这样吧？要是此刻她叫我一声爸爸，我恐怕会不由自主答应吧？

“关先生确定不来了吗？”她伸手摸了摸我下巴上花白的胡须，问道。

“不来，他给我回信了，他怕回到这里病复发。回来要坐船，自从他溺水后，他特别怕水，不来了，叫我转告你，祝你新婚快乐。他说新婚贺礼过段时间叫人带过来。”

“他的身体还好吗？病怎么样了？”

“还好吧，他离开这里病好多了，在上海住着蛮好的，十多年没犯了。他应该不会再回武汉和荆州了。”

我突然拍了下额头，懊恼地说：

“我忘记买蜡烛了！长长的那种蜡烛，下午我去沙市买吧。”

“买蜡烛搞什么呀？”

“晚上吃饭呀，坐一张桌子上，用蜡烛，这才像结婚的样子呀。用我的银烛台，我去擦一下。写一会儿我去买吧，只有沙市有卖的，我晓得位置，你不晓得，我去吧。”

“神父，那我替您翻译吧。”

“不用了，馨儿，你休息去吧，你是新娘，明天一天有你忙的。我写一会儿就走了。”

“好吧。”

馨儿找妹妹们玩去了。我吃力地弓下腰，从床边箱子里取出两个牛皮本子，一个深棕色，一个棕色。我按照书签打开棕色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法文，然后打开另一个本子，翻到最新一页。我戴上眼镜，扭开钢笔，吸满黑色墨水，接着上次没翻译完的段落续写道：

……所以我问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传教。他说那里有那么多人。我们大家笑了。他很实诚，喜欢说大实话。我觉得他性格很好，希望派到我附近的地方。方济亚神父反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出。我本来想说有这么一种强烈感觉，也许是神的感召，但我不确定，于是我说我喜欢那里。总之，第一天很顺利，十五个人我记住了五个人的名字。明天我们到那不勒斯补充淡水，然后穿过西西里海峡，继续上路。好运。

1901年3月5日

我们已经在瓦莱塔港停了两天。有大风暴。前天说“很顺利”，马上变得不顺利了。但出发前我已经预想到，要走很久，不可能一帆风顺。我又和方济亚神父聊天，我问他父母是做什么的，他说是乡下木匠。他问我，我说是农民，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没出过村子。我是第一个离开村子的，离开比利时去罗马。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出海去这么远的地方。晚上大家在我的房间里一起祈祷，希望天气快点变好，希望接下来旅途顺利。我想到将来我们要分到中国各个地方，再也不能像这样聚到一起，有些伤感。

1901年3月6日

风暴终于停了，我们重新出发了。天气很好，我的心情也变好了。但是才过了三四天，坐船的新鲜劲过去了，我看到海鸥、海岛、海上日出和日落没那么兴奋了。晚上，我在甲板上散步，遇到易船长。他是中葡混血，母亲是马来的华人。我看了一眼夜晚的大海，立刻吓得退回舱内。难以形容这种感觉，打个比方的话，就像我们的小船航行在一只利维坦的嘴巴里。这张血盆大口有几百公里大。白天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只是这只巨兽还没有心思一口吞下我们罢了。易船长说还有一个多月到香港。我希望我快点习惯海上生活。

1901年3月9日

人太容易偷懒。出发第一天还信誓旦旦，一定要每天记录，一星期不到就懈怠了。主要还是无事可记。过去几天我们都在地中海。我分不清到了哪片海，在我眼里是一样的。这几天我们在戴迪戈神父指导下学习中文。他是我们之中唯一去过中国的。我一直待在船舱里练习发音，只有累了才到甲板上透气。后面也要勤写日记，谨记！

1901年3月10日

终于下船了。船在等待过关，船长说至少半天，我们有机会下船在塞得港转一转。到了埃及，我才感觉到离开欧罗巴了，体会到了所谓“异国情调”。我很想去金字塔，但我要在中国待很多年，以后会有机会吗？我们在集市买了新鲜水果和蔬菜，纳加博神父帮我和方济亚神父搬上船。回船以后，船长提醒我们不要随便吃东西，也不要去不干净的地方。晚上继续学习中文。

01年3月11

学习中文的一天。忍不住半夜到甲板上透气，见到绝美的景色。我们的船行驶在苏伊士运河中央，月光照在河两岸的沙丘上。

3月13

学习中文。太困了。

俗，死后要带回故乡下葬。船长打了个比喻，就像树叶凋落后飘回树根一样。但现在根本不可能把遗体放船上一个月。船长只能下令海葬。两具遗体裹上白布沉入大海。戴迪戈神父主持葬礼。其他中国劳工哭了，我们也很伤心。我听说逝者中暑了。靠近赤道，天气确实很热，是不是离开红海就好了？锡兰凉快吗？

我停下笔，摘掉眼镜，揉了揉眼睛。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如果不是教区打算编写区志，叫我提供日记给他们参考，我不用这么辛苦，把箱底放了三十多年、沾灰的日记翻出来。馨儿可以帮我，但她忙着结婚，还得我一个人来。

我在外头坐了会儿。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给院子铺上石板、搭起花架、挖出小水潭，改造成现在这样。我放养了两只蟾蜍、三只刺猬、一只草龟。平时它们躲在各个角落，彼此相安无事。蟾蜍喜欢待在砖缝里，下雨天才出来；草龟在水潭边；刺猬总是缩在草里，每次拿蚯蚓喂它，我都要扒开草。此外，还有一些鸟喜欢飞来这里做客。我放了瓦盆供它们洗澡饮水，它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就飞走了。

我看看怀表，十点了，该出发了，回来正好吃午饭。一出门，街上玩耍的孩子们就团团围住我。

“没带糖。”我拉开口袋给他们看，随后告诉他们，“明天你们馨儿姐姐结婚，来玩啊！”

他们异口同声答应了。他们继续跟在我身后，陪我又走了一百米，在护城河边跟我分道扬镳。他们穿过城门洞进城玩去了。城墙上用白色油漆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新生活运动开展不久就粉刷上去了。我站在河畔码头等待，可是等了很长时间算我在内也只有三个人。我对张顺和李寿打趣说：

“这下子今天要亏本啦！”

“这没办法，走吧，反正也要回屋里吃饭。”张顺龇牙笑着，无奈地答道。

他们认识我，街坊邻居都认识我，毕竟在这里生活三十多年了，明天一定很热闹。坐在船里，我有点困了。是我起得太早了吗？还是写累了？也许字太小了，早知如此，年轻的时候就不该把字写得这么小、这么潦草。我坐着打起盹儿，忽然，坐我对面的人问我：

“您是马修德神父吗？”

“嗯！”我骤然清醒了。

眼前的人跟我一样穿着棉布长衫。“他”梳着分头，面容很清秀，很白净。“他”看着我，说：

“我记得您呢。”

“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女人。我重新端详“他”的脸，发现“他”长得也像女人。“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说：

“我是女人。以前住城里，后来搬走了，二十多年没回来了。您还跟以前一样。”

“您多大年纪了？”我惊讶地问她。

“五十多了。”

“那您比我年纪小一点。”我这才发现她脸上其实是有皱纹的，只是用粉遮住了。

“您是旗人吧！”李寿忽然用北京话说，“听您口音是旗人呀！——我俩也是旗人，我俩叫祥顺和永寿。”

“你们不是叫张顺跟李寿吗？”我问道。

“瞎，后面改的呀，自己瞎取的。”张顺坐在船尾，笑着说。

路上她告诉我们，后面她搬到杭州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回来过，一个月前忽然想回家乡看看，已经在这里待半个月了。据我所知，留在城里的旗人没几家了，老的老，死的死。不晓得她还有亲人在城里吗。我没问，怕勾起她的伤心往事。靠岸时，她多给了张顺跟李寿一人一张五元钞票。他们喜出望外，站在船里使劲作揖，请她下次回来务必还坐他们的船。但我隐隐有一种感觉，她不会回来了。我忍不住问她：

“您会‘落叶归根’吗？”

“什么？”她愣住了，望着我。

“像树叶凋落后飘回树根一样。”

她沉默了，之后微笑着反问我：

“您会吗，将来您还回国吗？”

“不会。我已经变成中国人了。”我说。张顺、李寿还有她都笑了。

我去租界的杂货店买蜡烛，那里的蜡烛又好看烧得又久烟又少。老板用油纸帮我封好。我把蜡烛夹在腋下，走到街对面的花店又买了一束白菊花，然后往北走，走到租界外，在一个老婆婆的摊子上买了三个小橘子。买完所有东西，我顺着街道朝东边望去，远远望见屋顶上的十字架。

教堂没人看门，也许吃午饭去了。我趁机溜进去，免得撞见熟人，不然又要跟他们裹半天，裹完又要留我吃饭，吃完饭又要继续裹。我悄悄走到后院，走到墓地，走到墓碑前。墓碑上用中文和洋文写着：

方济亚 神父

PADRE FRANCISCO JAVIER

1875—1930

我在墓前献上白菊花，然后像中国人一样把三个小橘子在地上依次摆开。我该说什么呢？唉，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需要我说什么，他在天有灵，肯定看得一清二楚———“在天有灵”，哈哈，看来我真的变成中国人啦。我发现墓碑周围生着一朵紫色的小花，犹豫片刻，我跪在地上把花拔走了。他“在天有灵”，一定允许我这么做吧。

出去的时候，我正好撞见高弥格神父。他张口刚想说话，

我赶忙抱着蜡烛跑了，一边跑一边回头叫道：“谢谢款待，有事先走了，下次再见！”他肯定觉得莫名其妙。这样一来我就避免同他裹了。我比不了他那样的年轻人，我这样的老年人思维迟钝话少。

坐上回城的渡船，我又困了，捏着紫色小花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见金色沙丘中的金字塔。真是个怪梦。醒来的时候船正好快到南门了。我一下船，孩子们就从各个角落钻出来跟着我，像护卫一样护送我回圣母堂。我在门前同他们道别：“记得明天来玩！”他们一哄而散。李修女告诉我，饭做好了，大家在等我。我让他们先吃，我还不饿，想去书房再翻译一段。透过书房玻璃窗，我看见馨儿伏在案前，在我的本子上写字。我站在窗外，像猫捉住耗子一样，突然叫了一声：

“哈！ ”

她被我吓了一跳，发现是我后吐了吐舌头。

“我不是叫你不用帮我翻译嘛，你还要准备明天的婚礼。”我笑着说。

“有什么关系，明天要用的都弄好了。”

“衣服试了吗？鞋子呢？不合身赶快叫裁缝改下——还不操心！再马马虎虎嫁不出去要变成老姑娘了！”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呗。”她抿着嘴偷偷在笑，拿起本子对着窗外的我说，“神父您翻译得怪怪的，还是我来吧。”

我还是把她赶走了。仔细一看，她确实翻译得比我好。

毕竟中文不是我的母语，而且我学杂了，脑子里文言文、官话、本地方言、北京话串在一起了。当初戴迪戈神父教的还是四川那边的官话（但总比去两广福建的费灵德神父他们要好），后面都是我自己学的。我坐下来，把紫色小花放在笔记本旁边，重新戴上眼镜，继续往下翻译：

1901年4月15日

休息了一晚上，一大早徐彼得（我还是更喜欢他的本名“细民”）带我进城跟知府报到。这是我第一次进城。彼得说，这其实是一座“双城”，我们今天去的是西半边的汉城，东半边是满城。我问他有什么区别，他说说话不一样，满城人说北京话，其他还有很多不一样，以后慢慢就晓得了。走到哪里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但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好奇。有人塞给我吃的，有人跟我打招呼，我请彼得帮我翻译，邀请他们到教堂做客。他们很友善。可惜我不会画画，不然可以把我见到的城墙、街道、官员府邸、侍卫画下来，光用语言太难描述了，何况我不擅长修辞学。我见到的知府姓余，见面前我担心他会刁难我，但其实他是个和善的老人，问我路上累不累，吃住是否习惯，老家在哪里。我一一告诉他，但我觉得他不可能晓得比利时在什么地方。我亲眼见到的跟我在罗马听说的完全不一样，那时的担心现在想来纯粹是多虑了。

之后，我跟彼得在圣母堂周围走了一转。这是一片贫民窟。彼得说，买不起城里屋子的穷人大多住这里，其次是北门外。我看出来了。他们的房子都是泥巴跟稻草做的，有的连墙壁也没有，用木头搭了个棚子，直接睡草席上。彼得说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但我不怕，反而更有干劲。这说明有更多灵魂等着我拯救，这些人都将成为我们的教友。

我从彼得那里了解到圣母堂的历史。圣母堂是董神父一手创建的。地方官不同意建在城里，只好选在这个地方。但我相信那时董神父的用意应该跟我一样，故意把教堂建在穷人中间。一年前董神父遇袭身亡，葬在教会公墓。这里已经一年没神父了。下午，彼得召集了所有教友，一共十个，我们一起做礼拜。晚饭都是大家自己带的东西，丢在锅里一起煮。我觉得很好吃。

我问彼得还有什么要当心的。彼得说，城东的旗人，还有哥老会。我比较关心哥老会，前任董神父就是因他们而死的。他说，这帮人很多是农民。我说，那我不怕了，我自己就是农民。晚上我给区教会写信，希望申请一笔钱维修教堂。等忙过这段时间，我去沙市拜访方济亚神父，看看他那边进展怎么样。今天写了好多东西，就写到这里吧。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是我上年纪脑力退化了吗？还是我的法文退步了？我怎么读自己写的东西这么吃力？不过这也难怪，自从我到中国后只有馨儿跟关先生陪我说过法语，而且后面我自己都不说法语了。看来我真的慢慢变成中国人了？算了，还是丢给馨儿去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