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冷了，馨儿早早把煤炉擦干净，帮我点起来了。外头下起雪子，乒乒乓乓敲击着窗户。我忍不住哼起来：

哦哦，雪花会梦到春天吗……

哦哦，雪花会梦到春天吗……

“您精神不错，还哼起歌来了。”馨儿笑着说，把一件东西搁在我桌上，“喏，您的信。”

但我的思绪仍停留在室外的天气上。近些年冬天越来越冷了吗？还是我身体变弱不抗冻了？每到冬天城里城外都要死一大批人，好多老人、乞丐和流浪儿都熬不过冬。上个星期，我起了个大早，到护城河边散步，遇见屈万的骡车拉了半车尸体从城里出来。他是我街坊，住在教堂边上，是专门运尸的。我看见死者跟丢弃的杂物一样堆叠到一起，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回圣母堂拿了几捆草席给他，请他帮每个人包裹好。他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最后是我自己动手的。

除了每周做礼拜，其他事我都交给馨儿跟她丈夫若瑟（我告诉他可以不用改教名，但他还是坚持改了 ）。结婚后她丈夫也搬进圣母堂了。我坐在暖炉前，翻阅馨儿翻译好的日记。看到日记里那些熟悉的名字，我想起了许多快乐往事，那些段落总令我忍俊不禁：徐彼得，我到这里一年后他跑到汉口做生意去了，从此音信全无。邢老妈妈，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被我雇来烧火。她本来信菩萨，后面受到我的影响皈依了，但我怀疑她根本没有放弃信菩萨，我也没有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她去世有十多年了。然后是我收养的第一个弃婴，马恩慈，是馨儿的“大姐”，长大后跟一个教友结婚了，现在常住沙市，上次馨儿结婚回来，两个孩子都很大了。

我跳页随意浏览着，不时被这些记录吸引，陷入沉思……

1905年3月2日

今天目睹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位街坊，是个屠夫，常年在南门外摆摊卖肉。今天有六七个旗人过来买猪肉。屠夫帮他们切好一斤，需要支付九十文，但是他们只愿意出七十文。旁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在那帮旗人叉腰咯咯地笑时，屠夫忽然从衣服里脱下一条项链拍在沾血的案板上，指着他们骂道：

“你看看老子是什么，你们算什么□□东西！”

我没法把那些脏话写下来，但我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脏话才令整个场面看起来异常好笑。那些旗人吃了一惊。是的，案板上的项链是木十字架，屠夫是我们的教友。他指着他们鼻子骂，追在他们身后骂，大意是这些旗人都是他和他们母亲繁殖的产物；接着，他把辱骂的对象扩大到所有旗人，认为自己是他们的父亲；最后他巧妙地把买猪肉的钱联系到他跟他们母亲的关系上。那些旗人窘迫极了，竟然没人敢还嘴，结清肉钱后溜走了。他们嚣张跋扈惯了，以前曾聚众围攻县衙，把知县拖到街上群殴。看起来他们害怕教民？但这不是好事。谁也不该怕谁。下次礼拜我要告诫大家隐忍克制，不要挑衅滋事。

我来中国已经四年了，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对我友善是因为我是个外来者。因为我是外来者，我有尖尖的鼻子、蓝色的眼睛、弯曲的头发，所以那些官府的老爷、差役、警察、士绅、商人、其他市民，他们在有意无意讨好我。可是一旦换作他们自己人，他们之间就开始相互欺凌了。这也就是说，事情既不像我来之前听说的那样，也不像我刚来时以为的那样。

1906年12月5日

下午，我一个人到满城游玩，遇见一位大人。他骑着马，身边跟着两名护卫。他居然认识我，主动跟我交谈。我于是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位恒龄。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城里一位很有才干的协领，因为办理学堂、训练警察和新式军队有功，受到嘉奖，大家戏称他是左右都统之外的“第三位都统”。

趁这个机会，我问他怎么看待城里汉民和旗人之间的矛盾。他似乎很犯难。他也认为，现行的制度是难以持续的，事情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地步，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打了个比方，就像病人病得很重，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吃药，但如果吃错了药就会立刻没命。说完这些话，他到将军府了，我们的谈话也随之结束了。

1908年6月25 日

去年至今，圣母堂接收了三个女婴，其中一个脑袋天生畸形，当晚就夭折了。

我记得刚来时，一天清晨，我沿护城河散步，遇到河里捞起一个死婴，一群人在围观。尸体已经泡得发胀了，摆在地上。一旁有人拿树枝戳它的肚子，就像戳一条死狗一样。看到这一幕我非常难过，连忙制止他。我告诉大家，如果有不愿养或者养不活的婴儿，可以送到我那里。那之后，陆陆续续有人把婴儿丢在圣母堂门口。

昨天晚上我正要关门，发现门外放着一个包袱。有个女人刚走出几步，回头看见我，愣住了。我打开包袱，是个婴儿，急忙追上去。她没跑远，被我拦住。我问她怎么回事，她不作声，只是哭。她朝我磕头。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放她走了。

现在，这个女婴交给李修女照顾。我忘了在哪里看到一个词———“宁馨儿”，大意是美好的孩子。我于是给这个婴儿取名“馨儿”。

1908年11月20日

今天碰见一位会说法语的绅士。他去日本留过学，法语在那边学的。我邀请他到教堂小坐。不过，更值得记录的是另一件事：我遇见了一个哥老会成员！

这是我到中国后见到的第一个哥老会的人。我一直听说哥老会多么可怕，加上董神父死于他们之手，我对他们又好奇又心存顾虑。但这个人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就是个乐呵呵的乞丐，没什么坏心思。他关心我喉咙不舒服，建议我用枇杷和陈皮泡茶，可以润喉。我感谢他的好意，问他为什么他们哥老会这么恨教会。他说他不恨也不爱，在他看来我只是一个和尚，他为什么要恨一个和尚？这是个出乎意料的比喻，令我不禁反思，我们教会跟佛教、道教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从他嘴里我了解到，原来哥老会内部也有很多派别，就跟基督教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教派里又分路德宗、加尔文宗，等等。

我想收留他过夜，心想也许能感化他加入教会，但他拒绝了。也许跟教会扯上关系会给他带来麻烦。最后那位绅士出面，说愿意帮他找个住处。我喜欢他这种淳朴的善良，希望他从此振作起来，不再做乞丐。

1911年12月2日

我受连将军邀请，进城为恒都统看病。不久前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大腿中了流弹。可是我不是专业医生，只能看一些简单的咳嗽发热病。到了将军府，门外有很多旗人在抗议，我听了一下，大意是指责恒都统无能。见到恒都统，我发现他的伤不重，军医已经包扎好了。我不担心他的肉体，但忧心他的精神。他坐在那里的样子像一头被捕获的野兽。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觉得他们必败无疑了，革命党迟早打进城，结局已经注定了。我想跟他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于是提起他女儿结婚的那天，很热闹的一天，我恰好在人群中围观。我记得他女儿好像嫁给了一个姓季的旗人，那家很有钱，排场弄得很大。说起那一天，他的眼里渐渐有了光。他说：

“我和他父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孩子是个老实孩子，可惜短命死了。”

我说这确实很不幸，但女儿还在，将来还可以再婚。他笑了一声。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笑声的含义，但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明显变好了。

之后将军请我单独谈话。原来，所谓“看病”只是借口。将军问我，万一，他着重强调了一遍，万一，城守不下去了，我可否作为中间人协调谈判。他又叮嘱我这件事不能对外人说，尤其不能让恒都统知道。我同意了，但我说我只是个教士，人微言轻，革命党不一定信任我。将军说这不要紧，到时候还可以叫沙市租界的日本领事一同出面。按理说我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站任何一边，但我还是对将军很失望。我没法苛责他，因为我很快发现他的精神状况比恒龄还糟糕。为了让他冷静下来，我答应他：“明天一早我就去沙市找日本领事，当天回来告诉您结果。您放心，我会保守秘密，我对上帝起誓。”

我出来的时候，将军府外的旗人还在抗议，最后守卫把他们驱散了。现在我已经回到教堂。大部分教友都疏散到乡下去了。他们害怕我被误伤，请求我跟他们一起去避难。我拒绝了。

1911年12月11日

心情沉重的一天。恒都统自杀了。

昨天炮响了一夜，快到天亮才停。天亮了，听说城东被炸得很厉害，革命党专打那边，我们这边不受影响。下午将军在右都统署召见我，告诉我早上恒都统自杀了。我很震惊。那些王公大臣没有自杀，摄政王没有自杀，皇帝和太后没有自杀，结果他自杀了。将军已经濒临崩溃，他对我抱怨说：“……我不懂打仗，也没带过兵，本来也轮不到我做将军，我只是个管旗务的。朝廷是派了人的，可他们都精明，都知道武昌出事了，都怕死，都假装自己有病，都不敢上任，结果将军让我当了……没人来救我们，也没人帮我们……”我不知道说什么，唯一知道的是恒都统一死，仗彻底没法打了。我问将军是不是准备投降，他点了点头。他请我在天黑前将一封信送到革命党那里。出城后我在教堂附近找到一队士兵，他们护送我去见革命党的长官。我在草市见到他们口里的“唐长官”。他们都非常年轻，不超过三十岁。一位军官跟我打招呼，说见过我，但我想不起来。唐长官同意今晚停战，让我转告将军，明天派人过来谈判。最后，他们雇了艘船送我回南门。

1912年2月5日

上午我去善后局咨询买地的事，接待我的官员认得我，但我完全不记得他。经他提醒，我才意识到这三个人原来是一个人。我来这里十年了，依然有时分不清中国人的长相。我打算在城里新建一座教堂，正好善后局在拍卖土地，如果能买下来就好了。这块地原来是正红旗（还是正蓝旗？我忘了）公所，已经塌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皈依，特别是旗人，圣母堂有点容纳不下。我想让圣母堂专门负责养育弃婴，剩下的活动一并放到新教堂。李修女提醒我，里面混有不怀好意的人。我当然知道。我想的是，能为迷茫的人提供一个临时的庇护所，这就够了，至于他们心里究竟怎么想，我不应该计较。

5月8

一个人因我而死。

6月20日

出乎意料，善后局的关先生送来一位女士。他没有说明缘由，拜托我照顾她。我看得出来，她肯定受了很多苦。我们收拾出一间客房给她住。关先生留下一笔钱充作她的生活费，我没收，女士也拒绝了。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7月15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手在颤抖。我十分确信，我获得了神启！

刚刚，玉儿告诉我，她的真名叫恒妤，是恒都统的女儿。我们谈论她的父亲。她没想到，我同他有过一段交往的历史。她还谈起了死去的丈夫。她说他像个孩子，喜欢玩一些小玩意，一说起养鸟、养鱼、养蟋蟀这些东西就说个不停。真可怜啊。他死前望着她，已经说不出话了，流着泪指向门外。她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只好一个劲安慰他说，知道了。没几天他就走了。

她问我，她始终想不明白，难道父亲真的狠心抛下她了吗？我很难回答。事情的真相可能会伤害她。我于是告诉她，他的心里一定想着你，只是他的心同样负担了太多东西。他熬不下去了。

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指了指头顶的天空，对她说，他在看着你。她看起来依旧十分困惑。但这不奇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她大概彻底绝望了。但她会明白的。

这就是您的旨意吗？让我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

1912年9月29日

昨天，我握住恒妤的手，问她能相信我吗。她说相信我。我问她万一治不好她能接受吗，她说能。我问她害怕吗，她说她不怕死，只是留恋这个世界。

我跪在教堂祈祷了整整一夜。求求您不要带走她，或者快点结束她的痛苦吧！

1912年10月2日

恒妤离开了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

您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10月25日

我今天才知道，先前在护城河溺水被救起来的人是关先生。他似乎精神出了问题，要被送去汉口疗养。我马上赶到他家里。他家里挤满了人，士兵，警察，官员。他的气色还好。我听内山医生说他的病加重了。关先生今天就要出发。我一直陪着他。晚上的时候，他被武昌来的省政府官员带上船了。希望他快点康复吧。

1913年6月5日

我去汉口参加教区年度会议，顺道探望了关先生。他的症状控制住了，比上次见面时精神多了。我去的时候，他正打算动身前往上海，有位女士陪着他收拾行李。他因为参与反对袁总统和黎总统的活动，上了抓捕名单。我听说了一些消息，黎总统正在捕杀反对者，其中不少还是以前首义的革命党。我让他俩假装成我的助手，把他们带进了英国租界。看来战争又要来了。

6月7日

今天的教区会议上，黎安道主教偶然问起我，是继续留在荆州，还是去别的地方，或者回国。不知不觉，我已在荆州生活十二年了。我回答他，我愿意在这片土地上终老。

主教问我当初为什么来中国。十二年前，在刚刚驶离热那亚的轮船上，方济亚神父曾经问过我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我终于能坦然这样回答：因为我喜欢这里。

我喜欢圣母堂门前的街道，喜欢清晨散步的护城河，喜欢河岸的垂柳，喜欢河里的划子船，喜欢码头，喜欢长江，喜欢江堤上随风摇曳的野花，喜欢郊外的农田，喜欢秋天金黄的稻谷，喜欢山坡上吃草的水牛，喜欢狗，喜欢半夜翻墙进院子里的猫，喜欢枯叶的气味，喜欢春雨落在窗台上的声音，喜欢爱我的人，也喜欢恨我的人，喜欢高尚的人，也喜欢那些卑鄙自私的人。我喜欢这里，这里就是我的家。

日记里有许多愉快的回忆，也有很多悲伤的回忆。重读一遍，就像再度经历了那些痛苦。我难受了很久。犹豫再三，我觉得有些内容还是不翻译为好，甚至说应该从这个世上抹掉。所有人最终都会被这个世界遗忘。就让那些死者安息吧。让尘归尘、土归土吧。我从笔筒取出毛笔，把凡是我觉得不该被人看到的段落全部涂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