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入居的下宿在北边高台上。我看中了这座小巧的红砖瓦两层建筑，每周支付相当高额的两英镑房钱，租下了里面的一间。听主妇说，当时占据外面一间的K氏，眼下正在苏格兰巡游，暂时不回来。

这位主妇双眼凹陷、鼻梁扁平、下巴和两颊尖削、脸孔精瘦。乍一看猜不出年龄，是个超越女性的人。神经质、偏执、任性、倔强、多疑，所有的弱点捉弄着她那副鼻眼，才使她成为这副扭曲的人相吧？

主妇有着不很合乎北国[指英国。]的黑发和黑眸，但语言却和普通的英国人没有丝毫不同。搬来那天，她从楼下招呼我喝茶，下去一看，家里再没有别人。在朝北的小食堂里，我和主妇两个相向而坐。屋内晦暗没有阳光，我向周围一打量，看到壁炉上养着一株瘦弱的水仙。主妇劝我吃茶和面包片，和我聊起了家常。这时，她告诉我，她出生的故乡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她转动一下黑眼珠，回头看了看身后玻璃瓶里插的水仙，说英国多阴天，太冷了就不行。她的意思是想对我说明这花长得不漂亮的缘由吧？

我看了看水仙瘦弱的样子，又看了看女人瘦削的面颊上流下的褪色的血迹，心里想象她在遥远的法国应该享有的温暖的梦。主妇的黑发和黑眼珠里依然存留着几年前已经消泯的青春的历史，那是一段馨香而又空漠的历史。

“你会说法语吗？”我问。

她本想说“不会”，翻了下舌尖，说了两三句圆润的南方的语言。我想，从她那生硬的喉咙里怎能发出如此优美的音调呢？

当天晚餐，桌边坐着一位秃头白髯的老人。

“这是我父亲。”主妇介绍说。

我这时才知道，房东是这位年长者。这位房东用语奇特，一问，他也不是英国人。我明白了，这父女两人渡过海峡住到伦敦来了。接着，老人没等我发问就主动说：

“我是德国人。”

我有点出乎意外，“是吗？”只应了一句。

回到宿舍，开始读书，不知怎么，倒惦念起楼下这对父女来了。那位父亲和骨瘦如柴的女儿相比怎么也不像。一张臃肿的面孔，中央摊着一只厚的鼻子，两只细小的眼睛。南亚[原文如此，疑为南非之误。]有个总统叫克留格尔[保罗·克留格尔（1825—1904），南非政治家，1883年起，曾连续三次当选德兰士瓦（现南非东北部）共和国大总统。]，和他很相像。在我看来，并不是一张令人愉快的脸。此外，他对女儿说起话来也缺少和气。口齿不清楚，不知什么意思，但声调很高。女儿对待父亲，阴沉的面孔更显得阴沉。怎么看都不像是父女关系。——想着想着，我睡下了。

第二天下去吃早饭，除了昨晚那对父女之外，又添了一位家庭成员。这位新来的人，是个面色红润、表情可爱、四十光景的男子。我在食堂门口和她碰面的时候，方感觉自己仍然住在一个有生气的人类社会里。“My brother。”主妇把那男子向我介绍。依然不是她丈夫。但是她们的长相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是一对兄妹。

当天的中饭是在外头吃的，三点多钟回来，进入自己的宿舍不久，有人来叫我下去喝茶。今日又是阴天。打开晦暗的食堂门，主妇一个人坐在暖炉旁，身边放着茶具。她专门生了炭火，我感到有几分暖意。刚刚燃旺的火焰映射在主妇的面孔上，显得有些潮红。她是敷了白粉的。我忽然想起，她曾在我宿舍门口说过化妆是没意思的。主妇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她一直瞧着我。此时，我从主妇那里听到了他们全家的事情。

主妇的母亲，二十五年前嫁给一个法国人，生下她这个女儿。过了几年，丈夫死了，母亲领着女儿又改嫁给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就是昨晚那个老人。他现在在伦敦西区[West End，伦敦西部高级住宅区。]开设一爿裁缝铺，每天到那里上班，前妻生的儿子也在同一个店铺工作。父子关系很坏，虽然同是一家，从来不讲话。儿子夜里很晚才回来，他在门口脱鞋，穿着袜子经过廊下进入自己的房间，不让自己的父亲发觉。她母亲很早死了，临终前一一交代了自己的后事。财产全部转移到这位老人手里，他不能自由地花一分钱。无可奈何才开了这所旅馆，赚些零用。关于阿格尼斯——

主妇没有说下去。阿格尼斯是在这里当佣人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我发现早晨看到的那个儿子，其长相倒有几分和阿格尼斯相似。恰好，阿格尼斯端着面包片从厨房里出来。

“阿格尼斯，你吃点面包片吧。”

阿格尼斯没有吱声，她接过一片面包又回厨房去了。

一个月之后，我离开了这所下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