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霸凌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  作者:蕾切尔·西蒙斯

阿比让朋友们都远离我的时候,妈妈每天放学都会去接我。车门一关上,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如今,放学并不见得能舒一口气。手机和社交媒体让女孩整日整夜都躲不开霸凌,无法躲开残酷行径。正如网络安全专家帕里·阿夫塔卜(Parry Aftab)所言,网络霸凌会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你:无论是在祖母家、体育场还是餐桌上。

这种残酷行径行动迅速,影响广泛。社交媒体产生之前,霸凌在现实友谊中节奏较慢:女孩们见面了解情况、分享信息都要消耗时间,当面说话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如今,消息提示音就是社交的背景噪声,女孩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它。研究者称,青少年进行“多任务处理”,即同时使用多种媒体形式的现象显著增多。短信是简略的,因此略去了人际关系中微妙而重要的情境和感受。人们很容易对这种媒介上瘾。2010年,美国青少年平均每月发出3000条短信,最伤人的短信像病毒一般,转眼间就发出去了。

女孩们生活在自己的24小时无间断新闻中。曾几何时,放学铃声一响,她们就有机会休息、恢复体力,如今短信和聊天信息漫天飞,午夜时分也不例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都是最不理智的时刻。一些女孩睡觉时都要把手机放在枕头下或抱在胸口,这样来短信时就能被震醒。在Facebook状态写着“短信联系”的孩子并不少见——意思是Facebook找不到我,那就换个办法找我,随时都能找到。

女孩生活的私密性也随之发生巨变,许多女孩的网络社交互动是公开进行的。Facebook使用者日益低龄化,实时状态推送会提示无数条更新:朋友们每时每刻有何感受、她们与谁互动、交了哪些新朋友都一目了然。在使用者个人主页上还有一块留言墙,类似于留言板,朋友可以“贴上”留言,比如说“嘿——”“生日快乐”“今天作业是什么?”甚至包括一些本应私信沟通的内容——一个女孩和朋友制定的计划可能不包括某个人,一个朋友发表的小圈子内部笑话或令人费解的信息也许会引发他人的不安——现在只要轻点鼠标,这一切就能公之于世。

想象一下吧,一个缺乏社交安全感的女孩,在朋友留言墙上看到一条“我的天哪”会怎样。她也许会想:“那是什么意思?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关于我的吗?”她坐在电脑前,紧张起来,设想各种最糟的情形。她可能会联系其他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触发小道消息带来的连锁反应,这可能会引发毫无来由的冲突。

很少有女孩能意识到这些公开的网络互动会令人心神不定、遭受伤害或背叛;也很少有女孩明白误读信息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女孩们就是会这么做,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因为这是21世纪女孩无可避免的生活。沟通变得更直觉化、更加迅速和公开,也更加粗糙。这不见得是因为女孩想做刻薄的事,而是因为将私人互动公开化会改变沟通的意义和影响。

隐私方面的变化让女孩们制定了新规则,尤其是生气的时候。在社交媒体诞生之前,三方电话是结盟小团体放学后所能造成的最恶劣伤害。如今,社交网站能让几百号人观战并疯狂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别人根本不想听。在父母辈的成长过程中,有些话可能仅在日记中发泄,或安静地向朋友倾诉,当今的孩子却可以与众多同龄人轻松地分享评论。害怕与同龄人发生正面冲突的女孩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发泄,她们的线上状态和聊天信息里常常充斥着愤怒、沮丧和威胁。一个初中女孩在类似于网络日志的Tumblr的公开状态中写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是他妈的撒谎精。”24小时之内,数百名同龄人都会在自己的页面转发该评论,或通过点“赞”表忠心。“哇,有些人就是那么幼稚……大家都不喜欢这种贱人,没人喜欢这种天天撒谎让自己很酷的人!”一个高中女孩如此在Facebook上评论道。在这些同龄人激动的评论中(“爱爱爱爱你姑娘”“哦,我该死的老天”“哈哈”),我们可以看出各种动机:同情、忠心、支持、复仇。

网络战争可能和夏日的雷雨一样毫无征兆,单单是一条误读的评论就能引发一场大战。一位八年级女孩无心评论她所在小团体中一位重要人物长得像另一个女孩,之后朋友们蜂拥到她的主页进行攻击。女孩们疯狂侮辱时(“你去死吧”“我们才不关心你的生活呢”),另一个则尖叫“闭嘴吧”,目标女孩只好拼命为自己辩护。最后一步,是女孩开始表达对彼此的爱(“爱你们……你们真是我的好朋友♥”),而目标女孩此刻正心烦意乱。一位侦探告诉《纽约时报》:“问题不在于骂人的话,她们都骂人,问题在于她们是怎样合起伙来对付一个人的。‘你去死吧’或‘你真丑’——如果拼写有十个‘u’、十个‘g’或十个‘l’,就好像在冲人大吼一样。”[“丑陋”的英文拼写为“ugly”。——译者注]折磨者之间的关系在众人眼中越是亲密,这些信息就越是显得恶毒。

在女孩的社交世界中,消息就是力量。但流言蜚语也需要听众,如果你没什么地位,找观众并不容易。在网上,社交规则变了。科技让战场升级,地位不高的女孩也能享有随时在网上兴风作浪的机会。即使你在学校很难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但在网上只需轻点鼠标就能俘获无数双热切关注的眼睛。在网络世界,权力和地位的分布更均衡,任何人都可以写出具有说服力、让他人采取行动的文字。

几项研究发现,网络霸凌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霸凌研究中心的萨米尔·辛杜佳和贾斯廷·帕钦发现,26%的女孩成了网络霸凌目标,而男孩仅为16%。另一项研究表明,女孩被人在网络上传播谣言的可能性几乎是男孩的两倍。在辛杜佳和帕钦的调查中,约22%的女孩称自己在网上欺负过别人,男孩为18%。

网络霸凌的目标和攻击者的自尊程度,均明显低于未被卷入该类霸凌方式的同龄人。网络霸凌的受害者更容易出现以下情况:焦虑、抑郁、校园暴力、学业问题、产生自杀倾向甚至采取自杀行为。

我们不能将网上令人发指的残酷单纯归咎于媒介或缺乏监管。青少年的心智仍在发展中,仍在锻炼承担健康的风险和思考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加之许多女孩对合群有着强烈渴望,情况就比较棘手了。

八年级秋季,凯尔茜和男友阿龙和平分手了,他们生活在一个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东北部城市郊区,当地人口约为35,000人。几周后,她后悔做了这个决定。而当她的亲密好友、足球队队友劳伦说自己也喜欢阿龙时,凯尔茜保持了沉默。

“最初,”凯尔茜在电话访谈时告诉我,“我很难过,但当时我觉得,她是我朋友,我希望她幸福。”对此凯尔茜一言不发,阿龙约了劳伦后,她仍决定继续和阿龙维持友谊。

没几天,劳伦就被凯尔茜和阿龙保持朋友关系的做法激怒了,她开始给凯尔茜发信息。“她告诉我离远点,他不喜欢你,他从不喜欢你,你不对他的胃口。”凯尔茜不愿和阿龙结束友情,劳伦就在Facebook上发表了类似言论,几百位朋友都看见并评论了。

结果,劳伦和阿龙很快就分手了。阿龙向凯尔茜透露自己已和劳伦分手,劳伦再次被激怒。凯尔茜说:“她给我发了七页信息,差不多都是各种骂我的话,说我是愚蠢的荡妇,说我跟阿龙不般配,说我应该闭嘴,说我又丑又胖、一文不值,让我去死。”在发送的消息中,劳伦写道:“哦亲爱的准备好一早起来就没朋友吧,犯了这个愚蠢的错,所有人都会特别记恨你。”

结尾处,劳伦说她与阿龙约会时,“他总是告诉我和我的朋友们,你特别丑,他特别讨厌你,笑死我了144-1”。凯尔茜震惊了,但她不愿屈服,她也很在乎阿龙——他刚刚提出希望重归于好。

事情越闹越严重,劳伦征集朋友的支持,让她们给凯尔茜发送枪林弹雨般的恶意信息。达娜是劳伦最好的朋友之一,她给凯尔茜发信息说她“是个糟糕的朋友,一文不值,她祝我和阿龙幸福,因为最后我会没有朋友,大家都恨我”。

科技蚀去了女孩在冲突前本该有的感知和反思阶段。在典型的冲突中,人们会感到震惊和愤怒,会感到悲伤、困惑和背叛。面对这些感受,女孩们在过去还有时间处理和做出反应,现在它们被包成一团,成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数字化情绪大爆炸。女孩们根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如果她们还有的话)去反思、体会或思考了。

能在短时间内覆盖如此广泛的攻击范围,这本身就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劳伦的短信就像带着多重社交毒剂的箭头一般落下:关系攻击,攻击凯尔茜的外貌,贬损她对爱情的信念,威胁摧毁凯尔茜的关系并孤立她,怂恿她自杀。这些都包含在几百个轻轻巧巧打出的字符中。

冲突在校园继续。对青少年而言,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无缝连接将网络冲突渗透到了现实之中,几个学生在学校走廊当面骂凯尔茜,说她是“没用的荡妇”,不配和劳伦做朋友。球队练习时,劳伦自己也会走向凯尔茜和她的朋友们,冲她吼,说希望凯尔茜死在路边。

虚拟冲突移入现实世界,冲突的猛烈程度也移入日常生活:在网上用过的粗暴言辞变得不再陌生,更容易说出口来。如此一来,网络沟通让孩子们在当面交流时变得麻木,导致线上和线下的攻击和霸凌行为都升级了。

凯尔茜和阿龙分手了,因彼此的关系闹成这样不值得,凯尔茜决定将网络霸凌事件告知足球教练,因为教练丽贝卡告诉队员们她对霸凌采取零容忍态度,但教练也是达娜的妈妈。当凯尔茜的朋友警告劳伦她们自己要报告短信内容时,达娜的姐姐给凯尔茜发短信:“你最好明白,不要把短信给我妈妈看,没有用的,对你没好处。”

凯尔茜退了一步,想等事情过去。一周后,事情又恶化了,劳伦新一轮的残酷短信又开始了。“我这么做过一次了,我还可以这么做,贱人,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她写道,“我会继续找你麻烦的,让你难堪,等着瞧,你会更吃不消的。”每条短信后,凯尔茜都会否认控诉,或回复“好吧”,也可能什么都不回。

但凯尔茜疲倦了,无力回应,也无法让日常短信消停,她开始沮丧。“我感觉好像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她告诉我,“我感觉如果告诉(教练)短信的事,在学校里我就彻底没朋友了。所以这事有点吓到我了……我感觉自己完了。”她回忆道。无论在哪儿,凯尔茜都没有避难所:在家,每一次手机震动都会让她恶心。学校不安全,她不想上学。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我没什么活下去的理由了”,她告诉我。

奇怪的是,无论什么内容,只要写下来就会变得不容置疑,对收信人来说尤为如此。书面语似乎很有分量,很真实。凯尔茜解释道,

(劳伦)花了不少时间认真写这些信息。她发送前检查了,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不只是因为生气才滔滔不绝地发短信,实际上她花时间思考了到底要说什么,然后写下来发给我。其实那些好像是她的真心话……我感觉自己一文不值,感觉好像什么都不会好起来。我实际上在想,如果我死了,大家都会好过一点。

我们似乎更愿意相信书面语,因为我们阅读的多数内容——课本、报刊和小说——都是专家或其他类型的权威人士写下的。讽刺的是,女孩出于愤怒写下的信息绝非深思熟虑之作。这些内容常常是欠考虑的——但你很难向一个沮丧的女孩解释清楚这个道理。网络霸凌为书面残酷行为构建了一个平台,提高了它出现的频率和影响力,这是前所未有的。与口头语、手势乃至书面语不同的是,网络书面语会吸引无数追随者。

尽管书面威胁更容易举报,但公开非常需要勇气。人们始终对“告密”心存恐惧,害怕被报复,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皆是如此。凯尔茜很害怕,除了母亲她谁也没告诉,尽管短信已经堆积如山。

凯尔茜的母亲康妮·雅克布斯很生气,也充满保护欲,但是她很慎重。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如果说父母在面对传统霸凌时感到无助,那么面对网络霸凌则更是手足无措。学校没有规定或协议,父母对此类行为认识有限,遇到这种问题的家庭常常孤立无援。

在我们的访谈中,康妮反复提及,她必须等到自己足够镇定才能和其他女孩的父母沟通。与此同时,她也不愿将凯尔茜仅仅视为一个霸凌目标。康妮知道,凯尔茜没告诉劳伦自己仍然喜欢阿龙,从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冲突。

康妮给劳伦的父母发了邮件,她小心翼翼地问是否有空谈谈女儿们“经历的那些事”。无人回复。

最后,凯尔茜最好的朋友兼队友把短信拿给了丽贝卡教练看。丽贝卡叫来劳伦,温和地告诫说“把(这些感受)写出来是很愚蠢的做法”。凯尔茜的母亲给丽贝卡打电话,抱怨这种惩罚只是象征性的,丽贝卡则称如果要惩罚劳伦,那也要惩罚凯尔茜,她拿出了凯尔茜有攻击性行为的证据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些故事都是从女儿达娜那里听来的。康妮告诉我,都是“13岁女孩的那一套,解释为什么说劳伦冲凯尔茜吼是合理的。(凯尔茜)告诉劳伦自己今后不会和阿龙约会,但说话不算数。丽贝卡给我复述的就是这种话”。康妮说道,直到现在她依然感到震惊。

“她拿出了达娜告诉她的每一句谎言,想自圆其说。”凯尔茜说道。康妮努力保持平衡,一方面,她希望与教练达成一致,承认凯尔茜也负有一定责任;但另一方面,她坚信女儿无论如何都不应受到虐待。

此刻,丽贝卡抛出了新问题。她问康妮,你知道凯尔茜想自杀吗?她告诉其他女孩,自己脸上的瘀青是妈妈打的,你知道吗?康妮顿住了。那是最近的伤,是在一对一舞蹈课中造成的。康妮努力保持镇静,问丽贝卡这些是否为凯尔茜所言。她是听凯尔茜亲口说的吗?“好吧,没有,”康妮回忆丽贝卡说道,“但我有多条线索。”康妮讽刺地笑道:“是啊,说出这些‘线索’的人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凯尔茜。”

丽贝卡告诉康妮,依照法律,自己应该把孩子脸上的瘀青报告给儿童保护机构。“但我没有,”她说道,“因为我不相信(凯尔茜),我认识你有段时间了。我知道如果报告了,对你的事业会有不良影响,那就尴尬了。”康妮在一所公立学校任助理,听到这话惊恐万分。“她在威胁我,她想告诉我,她不打算汇报网络霸凌问题,因为她觉得这对凯尔茜来说算不上真正的威胁。她几周前就做出了这个判断,这都是为我好。”

丽贝卡感受到了康妮的惊慌。“丽贝卡告诉我,你不了解自己的女儿。我告诉她:‘不好意思,是你不了解我的女儿。我了解她。我知道她不完美,我知道她做了一些事,我觉得你不知道。’”几分钟后电话挂断了。康妮坐在那里,拿着手机,依然震惊。“被人质疑打了孩子,是每位母亲最可怕的噩梦。”她平静地说道。

康妮退步了。除了避免接受调查的侮辱外,她也不希望看到女儿和劳伦在三周后的重大锦标赛前被球队开除。和女儿教练交谈时,康妮丝毫未提及丽贝卡自家女儿的短信,她一本正经地笑道:“你知道,要是说对方孩子的坏话,一定没好结果。”

和丽贝卡通话后,康妮坐下和凯尔茜聊天,告诉她事情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我问凯尔茜,她有没有告诉过别人(说我打她的)那些话,如果说了,既往不咎。”康妮回忆道。她把将女儿打出瘀青的控诉告诉了女儿:“任何人告诉我关于你的事情,我都要知道,我们需要齐心协力,我需要知道别人可以拿你说事的任何情况,因为都会被提到的。”

凯尔茜瞪大眼睛看着母亲说:“妈妈,当然没有。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说啊?”康妮拥抱了女儿,如释重负。

第二天,凯尔茜待在家没去上学。看见母亲哭泣让她感到特别难过。“看到妈妈哭我真的很难过,她是那种总是在保护我的女强人,我感觉这是我的错。”她回忆道。

我觉得你处理得相当冷静,我满怀敬意地告诉康妮。“看起来是,”她说道,“但我并不是打心眼儿里冷静。”和教练谈话后,她旁观了随后的三场足球训练,观察女儿的情况。“我感觉丽贝卡不会保护我女儿,也不会真心为她考虑。”她说道。康妮还决定了不告诉校领导,坐等霸凌行为停止。的确停止了。参与其中的一个女孩向凯尔茜道歉了。整个过程中,康妮都在收集书面证据。最终,她得出一个结论:学校会“对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闻不问”。

网络霸凌的态度和言辞越发偏激,而相应的应对机制却不够连贯、漏洞百出。如果凯尔茜的学校有连贯的应对网络霸凌的政策,丽贝卡教练就不得不采取行动报告学校。没有这些政策,丽贝卡对女儿及其朋友的偏心定会占上风。这给无数见证了这些闹剧的孩子和家长们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呢?他们不再相信学校会保护自己的学生。

许多学校继续拒绝干预网络霸凌事件,因为它们并非发生在校园之内。然而,所有教师都清楚,校外发生的网络霸凌事件很快就会反弹回校内,扰乱集体秩序。2010年发生了数起与网络霸凌相关的自杀事件,国家立法开始要求各校区在反霸凌政策中加入关于电子攻击的内容。马萨诸塞州韦斯特波特的一项政策是,禁止那些“让霸凌目标生活在充满敌意的校园环境中、侵犯目标在校权利或对教学过程及校园秩序造成实质性干扰”的网络霸凌行为,无论学校附近还是校园活动中、校内还是校外。但大多数公立学校或无法为个体家庭中面对的网络霸凌制定统一对策,或不愿采取类似做法。倘若家庭和学校都不愿对网络霸凌进行监管,那采用网络霸凌手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琳赛·加勒特在其所在中学的小圈子中无所畏惧,甚至有自己的名字:“凯莉”“9号”“记恨棚屋”等。琳赛在不同圈子之间游荡,她的穿搭颇具艺术家气质,站在一群迷恋名牌的女孩中间看起来非常特别。不过,琳赛还是常常紧张。她5:00就会起床拉直头发、化妆,还参加学校的“选美大赛”。

她是小学时注册即时通信工具和AOL账号的。她回忆道:“刚开始我真觉得很酷,上网就能和别人打招呼。”进入六年级后没多久,人际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对中学女孩来说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成长阶段。与琳赛相识最久、关系最亲密的朋友凯特开始和另一个女孩妮科尔走得更近,而妮科尔正是受欢迎的新兴小团体的一员。琳赛慌了。“我很嫉妒,”她对我说,“凯特一直是我唯一的朋友,上了中学,我希望她还是我的朋友。”

琳赛开始和妮科尔发送即时信息,假装自己和凯特生气了。刚开始,妮科尔积极回复表示支持,琳赛留下短信,拿给凯特看。“差不多是我引妮科尔说这些话的,这下凯特就觉得妮科尔是个很刻薄的人了。”她回忆道。琳赛还复制粘贴了妮科尔的一些评论编辑在一起,让语调更显刻薄。“我基本就是在摧毁妮科尔和凯特的友谊。”她成功了。五年后,妮科尔和凯特仍不说话。

闲话可以让女孩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哪怕它会损毁其他关系,同样,网络霸凌和攻击也会带来回报。通过收集聊天记录,琳赛获取了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充当资本的网络证据,她通过社交媒体弥补自己的社交劣势。“我不知道,我觉得人们看见文字就会相信的,因为这很像文章。”琳赛告诉我。

到了初高中,关于友谊的闹剧越来越多,失去朋友不只是情感挫折,还会影响整体社交安全感。琳赛发现她可以利用科技让他人体验到没有安全感、充满恐惧的滋味,这正是初中时折磨她的两种感觉。“人们被吸引来了,我会说‘这个人说了这种话’。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复制粘贴对话,然后说‘看啊,我有证据’。”

更糟糕的是,社交媒体腐蚀了琳赛的人格,让她在维持甜美外表的同时放肆地进行权力和攻击实验。“我就是一个两面派大贱人,”她带着充满悔恨的语调,毫不避讳地说道,“(网络)完全像是我用以隐藏真面目的面具,在网上说,比在现实中当面说更不客气。”如果说传统霸凌能让女孩躲过家长和老师的探测雷达,网络霸凌则为攻击者提供了机会,将自己隐藏得更深,甚至连霸凌目标都不一定知道是谁在欺负自己。如果我们将网络世界视为道德真空,那么它令女孩脱离了自我。她们无须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也无须面对后果。

高中,琳赛远离了爱说闲话的女孩们,那曾经是她的亲密小圈子。她开始和一名高年级男生约会,她说自己没那么无聊、更成熟了。“我回归了自我,”她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我不是说自己不说闲话了,但我现在懂得了凡事得有分寸。”琳赛明白了公开自己最强烈的感情时应当谨慎,现在她只向母亲以及最好的朋友吐露心声,再也不在网上分享情绪。

如今,琳赛是学生会主席,承认从前的攻击行为让她非常尴尬。“我以前控制欲太强了,别人肯定都想不到当时的我那么刻薄,”琳赛说道,“我会在别人背后说坏话,说服他们相信一些事情,他们差不多都会信我。”与此同时,琳赛也诚实地说出了自己在网络霸凌中发现的权力和成功。她告诉我,摧毁凯特和妮科尔的友谊“感觉很好”,也承认自己还破坏过其他友谊。

初中阶段霸凌行为最盛,其中有理可循。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情绪多变、注重自我、脾气暴躁、容易感到尴尬、关心地位、极易被同龄人的意见左右。她们喜欢试探权威的底线。这种青春期躁动一旦转移到网络世界,就会大事不妙。正如琳赛自己所说的那样:“好像我把心神不定的感觉一股脑儿扔进电脑了,然后砸向人群,这本不应该是他们承受的。”在面对孩子“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有一部手机、有一台可以上Facebook的电脑或一部iPod Touch的愿望时,人们很少从女孩所处的成长阶段这一角度考虑。在第十章,我会为父母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提出建议。

媒介学者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达娜·博伊德于2008年决定用小写字母拼写她的名字,以便反映姓名拼写中平衡的美感,也体现出她对大写字母的反感:她认为用大写字母书写“我”(I)或自己的名字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做法。——编者注]写道,青少年不仅使用科技进行联系,还会用科技来“吸引注意力、制造闹剧”,这常常是为了缓解对地位和友谊的担心。这样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循环:科技让人感到不安全,因此我们用科技来缓解,在此过程中却会产生更多压力,让人更没有安全感。好像女孩的生活还不够艰难似的……

琳赛现在正在申请大学,她急切地告诉我,她在回答申请问题时给出了很有意思的回答。“他们问我:‘如果你可以消灭世界上的某项发明,你会选哪一项?’我的第一反应,”她说道,“是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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