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婚时，我特别狂躁。”莫莉说道。我们坐在她初中外面枯黄的草地上，面对面坐着晒太阳。她瘦瘦高高，面色苍白，扎着一把蓬乱的棕色辫子，绿眼睛，正在矫正牙齿，五官平淡而舒展，正是一个处在生长期的女孩会有的模样。“我对朋友们发脾气，”她解释道，“因为，你知道的，大家都有爸爸妈妈，可我不是。”

莫莉上八年级，和妈妈住在里奇伍德，妈妈患有退化性疾病。虽然莫莉妈妈没有坐在轮椅里，但是行走能力已受到损害，长期受到慢性疼痛的折磨。每隔一周，莫莉会在周末见爸爸一次，爸爸住在另一个城市，母亲患病让父亲的抛弃更显残酷。

莫莉觉得朋友们常常吹嘘自己完整的小家庭，她们会提到自己和妈妈去逛商场，这是莫莉的妈妈肯定做不到的。最近，一位朋友举办生日会，邀请所有女孩和妈妈们一起去采购。莫莉去不了，每当莫莉的朋友问起为什么她母亲不能去教堂做义工或参加母女活动时，她都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我会说‘好吧，那对我来说有点难’，她们会说‘好吧，这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我说‘好吧，我也做不了什么’。”莫莉看着我说，“这不公平，好像她们在嘲笑我或什么的。”

我问莫莉，朋友们会不会当面笑话她。

“我觉得她们并不是在笑我，”她思考着慢慢说道，“我相信大多数人同情我。我觉得也许我说这些的时候，她们互相看看，东张西望，想转移话题什么的，但这很伤害我的感情。”

莫莉说，自己生气的时候会尽量试着忽视这些，不去想。“我努力看光明的一面，”她说道，“我想，至少我还有妈妈，有的人连妈妈都没有。”她列出了可能更糟糕的事情。但在愤怒难以平息时，她会成天想这些事，“直到被逼疯了”，然后大哭一场。她说，这些时候，她最需要父亲，但是父亲不在，所以她会冲朋友或她们的家长发火。“这不是他们的错，”她说道，“但是这种愤怒就是没地方发泄，然后就发泄到了我周围的人身上。”

莫莉只冲妈妈“爆发”过一次，抱怨她的病如何限制了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抱怨妈妈到现在都不找个新男友。“我不是故意的，”莫莉说着将一股草拧成绳子，“我现在挺后悔自己那么做了。”莫莉大喊大叫后，妈妈沉默许久。“她说：‘好吧，我也没办法，我残疾了，没人想要我，你知道的。’”一定有人想要的，莫莉恳求道。“她看着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笑。”这次冲突“差不多就过去了”，她说道，因为她们再也不提这个话题和这次争吵了。

平时，莫莉尽可能在母亲近旁。如果房间海报冒犯了母亲身为浸礼会教徒的信仰，莫莉总是会取下来，连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的照片也不可以挂。莫莉妈妈不会给她买摇滚音乐，在家更喜欢放基督教音乐。一次和朋友出去时，莫莉提到妈妈看到她翻阅摇滚海报会不高兴。“她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我疯了似的。这让我特别生气，因为我感觉，是啊，她就是这样，我什么都不能说。”

莫莉说，多年来，她都在取笑别的女孩：“她们的衣服、头发，所有能想到的我都会说。”此后她觉得难过，努力试着交朋友但都失败了。有时她还会陷入争斗之中。“我特别生气，”她解释道，“我想打一架。”她威胁了一个女孩，两个人一起出去了，但什么也没发生。和她与母亲的争执一样，“差不多就过去了”。

我问莫莉生气是怎样的感觉。“你感觉恨某人，努力不去恨，但感觉愤怒在拉扯你，如果有人在拉你，自己就很难停下来，”她说道，“你不停地想啊想，想得越多，感觉越糟糕。”她最后决定付诸行动：“冲着某人来，就是想让她们难过。你的感情堆起来，好像想把对方打倒。你感到怒气冲冲，心里满是怨恨，很多时候就想直接冲她们发泄。很多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停住，但就是停不住。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正如安妮·坎贝尔在女性身上所观察到的那样，莫莉的攻击毫无征兆，当她无力抑制时就会爆发。

莫莉非常珍惜她最好的朋友，但最近两人关系紧张。“她冲我发火，为了和好我什么都愿意做。”她急切地说。但凯特不直说为什么要冲莫莉发火，所以莫莉只好开口询问，耐心等待，“客客气气地写信”。然后，她解释道：“只隔一天，她又开始和我说话了，我们又开始聊天了，一切烟消云散，我就不再想了。”

“我什么都不能说”，这是莫莉的原话，也是对她生活的概括。她面临着更多的限制，更多的压力，而这些连理智的成年人都不一定应付得来：父母离异、母亲残疾、经济困难、宗教禁忌——还远不止这些。莫莉克服重重阻挠，努力做一个“好女孩”，努力“看光明的一面”，努力关心生病的母亲，在没有父亲的帮助下与生活抗争，努力理解令母亲变得衰弱、成为她自身羁绊的病症，而这种病让日常拼车、玩耍、买新衣服都变得很困难。

像许多女孩一样，莫莉只有无法自控、愤怒突然爆发时才会发泄，但大多数时候，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冲突一般“差不多就过去了”。她的被动态度源自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实际上，她没有直面冲突、表达愤怒和强烈情绪的权利。莫莉的妈妈要求她表达同理心、关爱他人，无法承受莫莉沮丧的重负；她父亲也无法承受，莫莉还必须珍惜爸爸短暂的陪伴，讨好爸爸。在这种情况下，攻击必然会渗透出来，与朋友在一起时，很可能是莫莉最真实、最不受限制的时刻。

莫莉像涂鸦画一般热情激烈，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想比其他人都优秀，成为学习最好的学生和最漂亮的女孩，还要做“其他那些最好的”。她竞选班长和返校节女王（后者比较令人沮丧，她从没赢过，因为她一点儿都不受欢迎）。尽管莫莉告诉我自己会削弱竞争对手、捉弄其他女孩的家人朋友、四处传播谣言、背后说人坏话，但她还是表示：“我尽力善待每一个人，我想和每个人都成为朋友，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如果我做了伤害别人感情的事情，我希望他们理解我不是故意的。”

在我采访的人中，也许莫莉正是这种女孩形象的典型代表：成人期待她对攻击一无所知，但她不可能不知道。她不是典型的小霸王形象，这让她的故事更有力度，充分展示了为何让女孩远离自然的愤怒情绪反而会导致残酷或不当的行为。对莫莉来说，愤怒感既陌生又亲切，这种复杂的感情让她变得盲目，淹没其中。

每当邀请成年女性和女孩谈论自己是怎样欺负其他女孩或待人刻薄时，她们都会突然不自在起来。这时她们就要去清理柜子、写作业或补牙了。有个女孩读了我的采访问题后，直接把我从邮箱联系人中拉黑了。

起初，我认为无法追踪女孩霸凌者将成为研究的致命漏洞，但随后这却成了研究内容本身。如果女孩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隐藏自己的攻击，那她们也会想方设法地避免与我讨论这个问题。女孩认为待人“刻薄”——公开、个体化地表达消极情绪——和肥胖、丑陋或者不够酷一样可怕。因此，大部分成年女性亦是如此。“刻薄”有损女性身份的核心：女性应该友善，关爱他人，表示赞同。最后我发现，自己面临着早期攻击研究者同样遇到过的问题：女性不愿意剖析自身的攻击行为，不代表不存在攻击。

现在，我能更清楚地看待这个问题了。有些女孩欺负过好几个目标，那些被霸凌者要和我一对一长谈几小时才能讲完故事。可大部分被公认为霸凌者的女孩都明确地告诉我：“我生气的时候就会读《圣经》”或“我一生气，就会难过，感觉生气不是好事儿”。我等待的大揭秘时刻似乎永远不会到来。

第一次与自愿探讨待人刻薄的女孩们讨论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些女孩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她们会盯着我，那眼神好像是我在让她们生吞金鱼一样。第二次，我换了种办法。我让女孩们玩角色扮演，虚拟情境中的女孩霸凌者和目标是她们不认识的人。话匣子打开了，只要不是说自己本人刻薄，她们就会畅所欲言。

最奇怪的是，我自己也欺负过别人。刚开始与女孩们打交道时，我从未把自己认定为曾经表现出刻薄行为的女孩。三年级时别人欺负过我，这件事成了我的挡箭牌，轻松地植入了我的个人经历叙述中。别人听到我写作本书的理由时，都会沉重地点点头。“哦，原来如此”，他们会这么说，眼中带着严肃和同情。实际上，计划写这一章时，我和从容漫步到华盛顿酒吧见安妮时一样，丝毫没想到自己的残酷之举。我想，那不是我，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只是同谋，不是肇事者。我和阿比不一样，和丽贝卡不一样：她们才可恶呢，她们才邪恶呢。

写完凯茜、梅根和其他人的故事后，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我不能提笔写自己，但我最终明白了：我释放不了心中的魔鬼。这些故事中没有坏孩子，没有不可救药的恶人。这些女孩都很善良，但曾经因为可以理解或可能不太好的理由做了不好的事情。她们并不是传说中冷漠狡猾的女霸王。

坚信自己只是霸凌目标或只是霸凌者，这种想法令我们对女孩刻薄问题的回忆和讨论失真变形。这种信念也让我们许多人忽略了自身行为的复杂性，结果就是将“我们对抗他们”变成了“我们对抗我们”。

否认自己具有伤害他人的能力，会进一步巩固刻板印象，让我们认为女性没有攻击性。我们在文化中成了帮凶，抑制坚定自信的女性，将攻击行为病态化、私人化、隐性化。这同样也压制了对女孩刻薄原因和途径的公开讨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态度让我们彼此之间产生隔阂。如果任由这些小片段局限于私人和情感领域，继续想象霸凌者都是胆大包天、堕落无比的小霸王，相信我，这样一来，我们就根本无法客观公正地看待另类攻击行为。这还会剥夺我们女性享有真诚姐妹情谊的权利，因为开诚布公意味着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内心都有刻薄的一面，都有具备攻击性的一面。女性朋友们，我们的确如此。

“哦，是啊，”我在咖啡馆、聚会还有商店排队时都会听到，“我经历过。”我遇到的所有人差不多都有话可说，都会回忆起那些不幸的时刻。但刻薄、愤怒、冲动和欠考虑的行为皆是人之常情。就连良知也无法抢在我飞速的刻薄之前：我曾沉迷在共同的秘密中；曾沉迷于眼神交流或悄悄翻白眼；我曾在生气的时候说过不生气，然后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我说过闲话；我曾经以落单女孩的痛苦为代价，享受被接纳的狂喜。你呢？

这个问题有待回答。

我们该承认自己的感情了——用罗莎琳德·怀斯曼（Rosalind Wiseman）的话说，坦白承认[怀斯曼华盛顿特区的“赋权计划”（Empower Program）组织致力于结束青少年之间的各种暴力行为，在www.empowered.org 网站可找到她的“坦白承认”（Owning Up）课程。]。现在我们要严肃地剖析自己内心深处的霸凌者。

隐藏竞争、嫉妒、愤怒和怨恨这些人之常情，就是欺骗他人和我们自己。我们的友谊会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许多人都明白的。我和闺蜜兼大学室友珍妮刚开始合租时，我们的第一次大冲突在狭小的公寓内不断发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直到有一天突然爆发。“你让我感觉很糟糕，因为我每天早上一般11：00才起床！”她说道。“你男友晚上来的时候太吵了。”我回敬道。我俩你一言我一语，把对方逼向绝境，最终两人都开始举棋不定。我在愤怒和惊恐之间摇摆，我知道这是在自我防御，明知不理智，却难以按捺愤怒之情。“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她平静地说，语气听起来疲惫又难过，“我不确定我们还能不能一起住下去。”

我感到脑子里乱成一团糟，屏住呼吸，被恐惧刺痛。“到底怎么了？”我终于吼了出来，“到底有什么事能糟糕到让我们结束友情？”

然后，她很突兀地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太傲慢了吗？”我僵住了，这是个陷阱吗？

“的确是？”我半信半疑地问道，心里默默祈祷。

“很好，”她说道，“因为如果你不这么说，我就无法信任你。”

现在我们开诚布公了：我嫉妒她，我嫉妒她美丽的身体和别人无法抗拒的性感，我嫉妒她平和的精神状态，她爱别人，也被人爱；珍妮也嫉妒我，嫉妒我坚定的自律精神，嫉妒我对当下的把握，嫉妒我的社交生活，嫉妒我能定时去健身房。

就这样，两个年轻女人战战兢兢地来到了伟大的奥兹魔法师面前。帘幕拉开，我们之间的嫉妒和排斥一目了然。现在我们面对面承认，把这些情绪从躲藏之地揪出来，嫉妒没什么大不了，并不是无法控制的大问题。实际上，当我们彼此对视、毫发无损地坐在那儿时，嫉妒似乎只是一桩小事，根本没我们想得那么严重。

那一天的经历让我回忆起学皮艇的暑假。教练指导说，身体要倾向河水激流的一边，但我第一次尝试那样做时退缩了，肌肉紧张。绝不能这样：会翻船的。我的身体本能地靠对抗水流的力量来保持平衡。但教练警告，如果那么做，船就会翻。

嫉妒亦是如此：我们感觉必须得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友谊就会终结。但拯救了珍妮和我的，正是将嫉妒和愤怒变成了我们的共有之物——不是我的，不是她的，让它再也无法躲藏于我们的内心，无法像肿瘤一样默默腐蚀我们的友情。我们承认它，说出来，它就不再是一个庞然大物，不再那样黑暗和有害。我们让这种感情在友谊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祸福与共，于是便释然了。

当时我差点脱口而出，说自己并不傲慢，而是谦逊温柔、无比尊重他人。忘了安妮，让背叛从记忆中淡去，真是再简单不过了。我们的文化让女孩认为说实话、表达愤怒以及其他“不太友善”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从小父母长辈教导我们，得体的回答最不伤人。正如布朗和吉利根向我们证明的那样，对女孩来说，学会如何将最令自己感到不适的感情暴露在“友谊的光天化日之下”非常重要。愤怒与渴望这些自然的情感是我们的核心，也正是这些混乱和令人不适的真相令我们、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朋友和爱人无法完美。

否认这些感情会让我们远离真实的自己，无法与他人形成真诚的关系。否认这些感情无法让它们烟消云散，最多只能将其搁置别处，让周围的人不确定我们真实的意图、真实的人格以及真实的感受。否认这些感情会将我们带去一个只能凭借感觉却无法目视的地方。没有哪个女孩合该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