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受欢迎，许多女孩会付出一定代价。你可以说它是嫁妆，也可以说它是下马威，可以说它是保护费，也可以说是表忠心的祭品：无论怎样看，有时一个女孩会牺牲朋友，不择手段地爬上高位。女孩们给我说了这个故事的两个版本：在第一个版本中，那些卑微的恳求者（我这样称呼她们）会公开欺负朋友，但私下对朋友很好。在她们对这类故事的描述中，我发现霸凌者只会对着一小朵蒲公英拼命吹，那就是她的朋友。少数友谊的蒲公英绒毛仍残留在茎上，还有的则吹散一地，留下一根光秃秃的茎秆，却一息尚存。第二个版本，则是将目标当作战利品献给受欢迎的小圈子，这种情况下友谊荡然无存。

40多岁的珍妮特如今和伴侣一起住在西北部，她说起自己常常想到谢里尔，她三年级到八年级之间最好的朋友，常常也是唯一的朋友。每天放学后，两个女孩都会煲电话粥或一起玩耍。她们晚上在彼此家中举办精心设计的舞蹈比赛，两人住处仅有两个街区之隔。冬天，她们一起滑冰，画出穿过伊利诺伊大学城的水系图。

但年级教室铃声响起时，珍妮特始终无法确定谢里尔是否会继续做她的朋友。谢里尔想跻身受欢迎的小群体，可与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眼镜的珍妮特做朋友就是一大障碍。谢里尔比珍妮特高大，跑起来也像闪电一般。在学校，她总是只关注珍妮特的衣着。如果酷酷的女孩们在场，谢里尔会辱骂珍妮特，会让她走开。她给珍妮特起了“瓶底眼镜”的外号，命令其他女孩偷她的眼镜。珍妮特满心恐惧，什么都看不见，跪在柏油操场上摸索着找校门的时候，谢里尔笑得最开心。等酷酷的女孩们离开后，谢里尔会立刻跑向珍妮特，而珍妮特从不抗议。

珍妮特成绩很好，这让她感到欣慰，并以此支撑自己渡过难关。珍妮特常常是班里唯一一个举手的孩子，她深切感受到要好好学习，做正确的事情。尽管珍妮特成绩优异，但她承认“学习好并不能改变什么，她主宰我。她想要控制一切”。谢里尔问珍妮特为什么能考好，珍妮特回答说：“我觉得我比你更专注。”谢里尔因她用了“专注”这个词无情地取笑她。在珍妮特的初中毕业纪念册上，谢里尔写道：“致我认识的人中最蠢的那个。好吧，也许你以后就不蠢了。你的朋友，谢里尔。”珍妮特很崩溃，但始终保持沉默。

最终，谢里尔的攻击扩散到了学校之外。她掏空友谊，在两人的关系中注满刻薄和憎恨，而此时几乎没有旁人注意到。在任何一个从窗口望向后院的人看来，两个女孩都呈现出一幅友爱的图景，但实际上谢里尔正在外面的草地上操控珍妮特，命令她顺从自己的一切心愿。两人在珍妮特卧室里轻声细语，听起来就是女孩们常常发出的那种窃窃私语，但实际上谢里尔正在地毯上斥责珍妮特的鞋子很蠢，逼迫她第一次穿戴胸罩、连裤袜或其他“酷酷的”装饰。珍妮特筋疲力尽却一声不吭，为了留住唯一的朋友甘愿忍受情感虐待。

现在，在接受心理咨询时，珍妮特很确定解开她和谢里尔这段友谊的心结，有助于解决一直伴随着她的自卑问题。不难理解，最困难的部分是将这段友谊正视为虐待。“直到今天我都很难说这段友谊是虐待，”她告诉我，“有时我在想自己一定出了什么毛病，我活该。我一直把她当作真正的朋友，我以为友谊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仍然在努力，让自己别那么想。”

“我好像从来都没想过，她不该那样对我，这不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她说道，“我接受朋友愿意跟我玩的一切游戏，她对我刻薄，我以为自己活该，因为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是个伤人的坏蛋，如果别人对我发火或伤害我，我感觉自己活该。”

儿时，珍妮特遭遇过性侵。如今回顾过去，她在性侵的经历中看到了与谢里尔的友谊带给她的阴影。她说，两件事都剥夺了她的权力和掌控力。“他人有权对我为所欲为，但我没想到要拒绝。我感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是别人在做。”她说道。

珍妮特无法解释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忍受了谢里尔的虐待。“我现在还是想不通。”如今回忆起谢里尔，她记得“谢里尔用尖刻的眼神看着她，再清晰不过”。然而，她同样记得那是自己深爱的最好的朋友。

珍妮特放弃了自己眼中的事实，让折磨她的人做最终判断。她维持友谊的需求是有害的，她付出惨痛代价让自己相信这种友谊是友好的。一些女孩的第一反应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不健康的友谊，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它与霸凌的关系依然有待探索。

伊丽莎白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戴尔德丽不是她的朋友，说她毁了五六年级的生活。伊丽莎白发邮件告诉我自己想聊聊这件事，所以某天在印第安纳时，我打电话联系她了，她在那儿读心理学研究生。伊丽莎白说自己三年级时被排斥了，虽然只是受欢迎的女孩们不喜欢她。尽管她在夏令营和课后活动中总是讨人喜欢，但在学校还是成了主要靶子。每年九月，伊丽莎白都希望有转学来的新生。“那是我唯一的希望，”她悲伤地大笑道，“只要学校有新生，我就会拼死坐在她边上跟她说话，争取在她们拉拢那个女孩之前接触她，因为那样我就能证明自己会做她可靠的朋友，在她觉得我不够酷之前让她了解我。”

六年级，伊丽莎白有幸遇到了戴尔德丽。戴尔德丽第一天就溜到了伊丽莎白边上的座位。她们成了相见恨晚的朋友，随后一个月都过得很开心，频繁借宿，午餐课间都一起玩耍。啤酒节那天，戴尔德丽午餐时和两个受欢迎的女孩坐在一起卖烘焙食品，从此，她和伊丽莎白短暂的友谊开始走向终点，同她们建立友谊一样突然。

“她一定是明白了和我一起玩，就会阻碍自己成为受欢迎的女孩，”伊丽莎白告诉我，“她发现和我一起就是不够酷，她开始意识到这对她的发展没好处。她突然变了，一夜之间她就开始和受欢迎的女孩们一起折磨我，她成了折磨我的小圈子的头头。”

戴尔德丽向新朋友炫耀了各种残酷的折磨方法。她午餐时会指指点点，大声嘲笑，课间时会侮辱伊丽莎白，常常利用自己对伊丽莎白的深入了解伤害她。受欢迎的女孩们都围绕到了戴尔德丽身边，如同花瓣聚在花蕊周围一般。伊丽莎白震惊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她在学校故作坚强，不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崩溃，每晚回家却瘫在沙发上向母亲哭诉。“我没有自尊了，我谁也不信任，大部分晚上都哭着入睡。”她说道。

戴尔德丽在小圈子中站稳后就放松了折磨，但小圈子的蔑视依然像磁场一样挥之不去。伊丽莎白说，她八年级毕业时，“好像把自己围在了一英里厚的围墙之中，我的自我防御意识很强，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每个人都伤害我了，我曾经信任过的人都抛弃我了，我感觉自己糟糕透顶。我信任别人、把她们当朋友看，但她们反过来背后插刀”。伊丽莎白开始过上双重生活，编造自己的生活故事说给新邻居的孩子听。“我在想，如果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就会喜欢我。”

伊丽莎白和我采访的其他成年女性一样，坚信这种经历永久地改变了她。“我以前是一个快乐随和的人，突然变得充满敌意、尖酸刻薄。”她说道。我几乎可以看到她在电话那端无可奈何地耸肩。“遇到这些事之前，我从来没那样过。”伊丽莎白现在学习心理学，部分是为了想要了解自己的变化及其原因。“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做？这样真的不对，我就是理解不了，根本预料不到。”

高中时，伊丽莎白突然受欢迎了，这让她很震惊。别人会因为她本来的模样喜欢她，这让她感到无比惊讶。无论如何，她讽刺地说：“这些经历至今让我受益匪浅。”她现在20多岁，才重新开始与女性交朋友。伊丽莎白感到和男孩交朋友更安全，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阴险、没有竞争，没什么吓人的。”我采访的无数成年女性都提到了这一点。她选择了一所女子学院，想避开男生们，结果发现自己对其他女性的恐惧依然强烈。“我会保持距离，我不会立刻就信任她们，总感觉别人可能会有秘密计划。”如今，她依然无法摆脱“自己是个外人的感觉，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也不想有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