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元旦后不久，我收到了这封邮件。“我是一名白人女性，以前常和非裔、墨西哥裔美籍女性发生肢体冲突。我不是攻击者。我只是保护自己，两个姐姐也会帮我。我们绝不容忍被人欺负，会狠狠揍那些欺负我们的女孩。但是请别误会，我绝不找事，绝不想打架。”

28岁的邦尼在中西部一所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我打了许多架，”她在邮件中写道，“我被县里所有学区都开除了，高中教育彻底完了。1989年，我终于从就业训练团（Job Corps）[美国劳工部于1964年启动的计划，为16—24岁青年提供免费教育和就业培训。——编者注]拿到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证书。”她在南加州乡村长大，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是最小的。哥哥过世后没多久，他们举家迁至圣何塞一个工薪阶级社区，“我们住在市区，”她指出，“但是对我来说不像（市区）。”

邦尼的母亲养家糊口，她曾遭受多名男性的家庭暴力，其中一任丈夫会打邦尼和她的姐姐们。邦尼高一那年，两个姐姐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了，她们对邦尼来说就是一切。如果说在这段暴风雨一般的阶段邦尼有真正的精神支柱，那就是神圣的姐妹情谊。“如果出现什么危机了，”她解释道，“我们都会告诉对方，随时准备互相帮助……不管我们多么生气，总会配合得很好。”她回忆道一位姐姐是守护天使：“我遇到麻烦的那些奇怪时刻，她总是会出现。”

邦尼的新学校奇怪地融合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典型的小团体文化和狂热的音乐亚文化。非裔美籍学生热爱嘻哈文化，而邦尼则是沉迷于利塔·福特（Lita Ford）式的摇滚文化。照片中，邦尼一头金发向后蓬起，身上的李维斯（Levi's）牛仔裤紧紧包着腿。第一年她过得很艰难，一月份，她几乎全科不及格，逃学时间比上学时间还长。

邦尼常常和非裔美籍同龄人发生冲突。她们在走廊里使不怀好意的眼色，互相辱骂对方的衣服和风格。回忆起敌对故事，邦尼对自己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毫无悔意，拒绝承认是自己招惹别人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欺负者，”她坚持认为，“也不是骚扰或侮辱别人的家伙，但如果有人欺负我，我会保护自己，维护我的尊严。”

邦尼承认自己的社交技巧不怎么样，但她也迅速指出自己持友谊至上的态度。“有件事情我们都会很骄傲——交朋友。被人接受，”她说道，“我明白要怎样对待别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一天，在学校南边，摇滚重金属小圈子在街区聚集，那是他们的地盘。邦尼的一个熟人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她拒绝了一个喜欢她的非裔美籍男生，这让某位喜欢该男生的非裔美籍女孩特别生气。

20分钟后，女孩们就看见一群非裔美籍女孩从榆树街走来。“白色垃圾！”那些女孩喊道。其中一名女孩离邦尼很近，特别危险。她告诉我记不清谁先抓住对方的，“我记得是我们——我们抓住她，把她推到地上，然后跳到她身上。”接着混战开始了，邦尼抬头看到她的一位姐姐被三个女孩围在一起，有一个已经开始挥拳。

这次她同样不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一定是疯了，”她告诉我，“我朋友说我把那些女孩推到篱笆上，疯狂地揍她们。”

邦尼被开除了，去了另一所高中。如果她半年不打架，就能返回原来的学校。在新学校，她下定决心要回到姐姐们身边，所以没有打架。但她因为青春期惹事又转学了，用邦尼的话就是：“又惹了一堆破事儿。”邦尼更生气了，逃了更多课。

卡特两年来都是邦尼最好的朋友，她好斗、粗暴，总是喜欢违反规矩，屡教不改，常常引发周围人的怀疑。邦尼也不例外，尤其是当她终于第一次认真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你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但是不要惹我，别抢我男友……‘听着，如果你敢和我男友睡，我会狠狠揍你，我会的。’”

当邦尼得知卡特和她男友厮混时，她在学校走廊里走向卡特。“我不想那样的，”邦尼告诉我，“但大家知道我说过那话，我得说话算话。我不得不那样。我别无选择，只能揍她。我说：‘你他妈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不想揍你的，但现在不得不揍你。’”邦尼把她带出学校，以免再次受到违纪处分。

“我知道如果我不揍她，别人就不会尊重我了，”她说道，“那样我就会遭到更多威胁和不尊重。我反反复复告诉她‘别这么做，不然后果严重’。”她补充道，也许是便于我理解，“我想我是在欺负人，但我只是在告诉她这么做的后果。”

邦尼知道，如果不和卡特打架，就会辱没姐姐们的名声，这是她绝对无法忍受的。“我们真的声名在外，绝不能忍受被欺负，”她解释道，“如果我退缩了，大家都会随意走过来揍我们。”邦尼面对卡特，最后重复了一遍条件，卡特违规了。邦尼抓住卡特，向她胸口塞了一拳，卡特没有还手。邦尼又对着她的胳膊肚子打了四五拳，卡特软绵绵地倒在那儿，一声不吭，不愿还手。

“你没听懂吗？”邦尼吼道，“你这么做，后果就是这样。我告诉过你了。”

卡特不回答。

“我不想伤害她，”邦尼说道，“但我可能下手太重了。”

许多白人中产阶级女孩会通过隐秘的方式来伸张正义，但邦尼描述了一个愤怒和复仇深深根植于校园文化的环境。在这里，攻击没有被忽视或避开，而是成了获取或维持社交地位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对邦尼和姐姐们来说，冲突是维护尊严的基本手段。

生活的艰难让邦尼习惯了采用肢体攻击，其中包括不停目睹家庭暴力的童年。她对女性社交规则的蔑视并非有意识、上纲上线的对抗。她凶猛的性情被谨慎、甚至有时避免社交的个性中和了。她告诉我：“没人帮你的时候很不好过，不需要任何人也不好过。我很独立，很坚强。什么都想自己动手。我不想对人做自我介绍，不想让别人了解我，也不想真诚相待……我看人很清楚，之所以那样看待别人，是因为我受生活条件限制，我生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我得看清潜在的威胁。”

许多工薪阶层和有色人种女孩都表现出邦尼这种自愿承受的孤立，尤其是那些视流露感情或脆弱为懦弱标志的女孩。“即便是那些更自由地表达愤怒和对权力或性爱的兴趣的人，”吉尔·麦克莱恩·泰勒（Jill McLean Taylor）和她的同事们写道，“他们的主导动机依然是‘保持自我’‘别和任何人说话’‘把感情藏起来’或‘什么都别跟人说’。”而长期的孤立状态会阻碍认知和感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