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区分不同级别的友谊以及大胆直言的意愿并不能让黑人、城镇或工薪阶层女孩与青春期的自卑感彻底绝缘，她们也无法彻底克制采用另类攻击的冲动。研究者指出：“在一些场合下大胆直言，并不代表在各种关系中都会自信自愿地大胆直言”。例如，成绩优异的非裔美籍女孩在心理层面也许并非表里如一，慢慢进入主流白人学术文化圈后，她们可能会越来越沉默，努力不让他人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怨恨。其他黑人女孩也许会诉诸对自己有害的对抗形式，让这种坦率行为危及自身和未来。

我遇到的中产阶级非裔美籍女孩称在白人社交世界中很难获得成功。这些女孩的经历出奇地一致，都承认尝试实话实说的时候曾受挫乃至被惩罚。“我试着说实话，”米歇尔举例时向我解释道，“但她们都觉得我是个贱人。”这些女孩身处社交沙漠之中，要么保持“友善”，不表露丝毫的怒气，要么就被人骂“贱人”。她们有着自信和讲真话的女性认同，而这种认同被文化环境和大多数女孩视为“刻薄”“贱”或“惹人嫌”。

我遇到的一些城镇拉美裔女孩表达了参与正面冲突的意愿，而这在一些拉美社区是不被推崇的。拉美女孩的社交生活与白人中产阶级同龄人差不多，拉美文化以家庭为中心，父母按传统性别界限教导孩子适应社会。妻子和女儿应该是不具攻击性的，应该尊重男性权威。“理想化的传统女性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纯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女孩的行为规范非常严格。

我遇到的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女孩大部分来自工薪阶层或较为贫困的第一代移民家庭。她们的父母英语不太好，或一点儿都不会说，学校通知和报告发下来的时候，孩子们需要翻译给父母听。这些女孩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更为传统、有父母庇护的世界，另一个则是与之截然不同的青少年世界，规则不同，诱惑不断。她们的性格受到不同文化力量的影响：一面是自己族裔施加的传统的顺从美德，一面是在低收入社区中生存所必需的自我保护意识。

13岁的贾丝明来到了一个条件更为优越的世界中，与她工薪阶层的成长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她赢得了全额奖学金，就读于阿登日校，我去该校调研时，贾丝明坐在我近旁，常常举手发言，积极参与。放暑假几周后，我们在学校附近一家比萨店碰面了。贾丝明有着一头长长卷卷的黑发，圆润的脸很美，她每天都会化精致的妆。贾丝明之前在她家附近的非裔学生公立学校读了七年，她是该校唯一一名拉美裔学生，随后转入阿登读七年级。

贾丝明的妈妈是一位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可以这样描述我的家庭，”贾丝明哀怨地告诉我，“像一个结维系起来的一股绳子似的，那个结是我祖母。”从前，全家人每逢周末都会去祖母的小公寓聚会，吃饭聊天。祖母过世后，贾丝明说“这团线散开了，分离了，整个家庭分裂了”。祖母过世前，贾丝明与她日益亲密，她去世后贾丝明非常痛苦。

贾丝明悲痛欲绝，她和维系这个家的祖母有许多相似之处。贾丝明告诉我，她自己的母亲“优柔寡断”。这与贾丝明本人的果断截然不同，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她总是听别人的。”贾丝明认为自己母亲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一时允许她做某事，随后可能又会毫无理由地禁止。两人达成一致后，母亲可能又会反悔，说她不配得到她想要的东西，贾丝明对此非常反感。

“我觉得自己（配得上）很多东西。我早上5:00起床上学，晚上6:30回到家，我做作业、熨衣服、洗澡、睡觉。我常常一两点才睡，早上5:00起来。”贾丝明抱怨说，母亲周末让她用于打扫房间的时间太长了。“她忘了我刚满13岁，她总是觉得我很成熟，她设想我很成熟，觉得我可以承担很多事情和责任。”

母亲无法做主让她很沮丧，尤其是需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正因如此，贾丝明告诉我：“我妈妈不如我的朋友了解我。”

从某种意义上，贾丝明的抱怨是典型的青少年苦恼——妈妈不理解我，她让我做得太多了。然而，贾丝明的沮丧更深，她的愤怒指向一种隔阂，自己和母亲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而这两个世界存在隔阂。她的母亲不会说英文，贾丝明小心翼翼地说道，她认为“这是停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文化，她不了解这里的形势”。贾丝明在学校学到的价值观讲求的是竞争、有志向、争取个体成功，而母亲努力给她灌输的价值观是相互依靠，二者发生了冲突。为了忍受这种困惑，贾丝明独立自主地坚持自己的声音。

贾丝明告诉我，从来到新私立学校的第一天起，她就决心要坚持几件事情。“我有自己的态度，这就是我，你喜欢我很好，不喜欢也罢，我不会因为不喜欢我的人改变自己。”她吸引了非常多的朋友，多到令她惊讶，但也有女孩会带着敌意看她。“我不会为了让别人喜欢我而去讨好他们的，我觉得我比较坚定自信、敢作敢为，也许这吓到别人了。我觉得我不是优柔寡断的人，我觉得自己很强大，这让别人感到害怕，因为她们不是那样的。”

贾丝明认为，在公立学校“你不能示弱”，而私立学校则是情绪的温床。然而，她对同龄人的不安全感和表里不一感到困惑。“许多人特别虚伪，”她告诉我，“她们假装是你的朋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这更糟。”如果她试着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她们常常觉得那是“刻薄”，她们被贾丝明的直白冒犯了。“她们为什么接受不了自己就像我说的那样？”贾丝明评论道，“别试着改变事实，我只是说实话。”

贾丝明对莫名其妙的抛弃感到难过，也曾被最爱的女孩们折磨得沉默不语，有一小圈朋友的所作所为让她质疑自己。她迷惑不解，非常难过，竭力维持友谊，她记得自己思考过：“我到底做了什么让大家不想理我？为什么我的友谊总是失败？我总是错在哪里？如果生活中出现特定模式，你就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而，她最终意识到单方面的努力、期望和渴望还是不够。“友谊中你只能管好自己，”她简洁地说，“不能是一个人真心付出110%，另一个付出5%。”她告诉我，一些不和她说话的朋友承认是因为嫉妒。

贾丝明很讨厌这种事情。“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努力争取来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可以伸手就拿到，但这里许多女孩可以。这是私立学校，我用的是奖学金，我没付学费。好像她们就是不明白你必须努力才会收获，不是想要什么都能伸手拿来的。”她随后告诉我，“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明白了，有时候人就应该好强，不那样的话就会被人利用。”

贾丝明显然是依靠自己在争取一切，这让她与朋友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她发现与其他女孩竞争非常不愉快，所以她更乐意和男孩交朋友。说起憎恨她优异成绩的女孩，她很反感。“我必须考得好一点！”她抗议道，“我必须这样，不然就不能留在（这所学校）或上其他好学校，她们就是不明白。”

贾丝明对女生朋友之间的相互依赖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她们需要不停询问对方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到底该怎么做。“我不需要那种感觉，‘天啊，我得天天活在朋友的意见中’。我的确会询问意见，我会问，你怎么看？但我不会因为别人不喜欢什么就改变，如果我觉得我应该做，我就会去做。”

不管是以前的公立小学还是在阿登，贾丝明都是少数族裔，在这所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中，她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很自在。然而，她发现“人们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会做出一些事情”。在学校，少数族裔学生很少参加为有色人种学生举办的聚会。“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她问道，“他们好像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有点迷失了，我的朋友雷就是多米尼加人，令人难过的是，他不会西班牙语。”她告诉我自己只能用西班牙文写一点点东西，这让她很羞愧。“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呢？”她反问道，“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她注意到自己的白人同龄人会试戴大方巾这种“贫民窟”潮流，模仿她的西班牙语俚语和多米尼加口音。一位同学把贾丝明的地址告诉其他人，警告说贾丝明“住在贫民窟”，她默默想象，也许这个同学常常到自己家附近溜达。贾丝明说，在那里不能戴大方巾的，因为那代表帮派结盟。

我问贾丝明她会向谁求助，她的回答和研究者采访的许多城市女孩一样。“大部分时候我谁也不告诉，有时我说说，但大部分时候自己解决。”

贾丝明是工薪阶层拉美裔出身，生活在白人中产阶级文化中，这让她对两个世界都有点陌生。她被夹在中间，自我调节，避免让泛滥且相互矛盾的信息扰乱心绪。贾丝明坚持自己的立场，牢牢记住祖母的形象。如果接受的不同信息发生冲突，她就会选择依靠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是她唯一清楚的。

在我与城镇女孩的讨论中，父母显然在努力让孩子变得更强。许多父母都教育孩子必要时采用肢体方式进行自我防御，这让我很震惊。在一些情况下，女孩们会因为挨同龄人揍而被父母打。一个非裔美籍女孩打架输了，但妈妈表扬了她。“我妈说至少你努力了，她不希望我被人捉弄，谁都不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女孩的家长普遍都不希望女儿被人捉弄，只希望她们遭遇挑衅时奋起反击保护自己。她们的话证实了研究者的观察，一些家长在训练孩子维护自己的尊严。

马丁·路德·金小学的孩子们主要是非裔美籍和来自波多黎各及多米尼加家庭的孩子们。我每周去开展两次小组讨论，每次到那里时，一楼总是沉浸在放学后的混乱中，栗色的球从体育馆飞出来，撞在柜子上，孩子们去参加活动时一路欢声笑语。

学校的课后活动负责人尼托扎克选了一些已知的霸凌者和目标与我交谈。这些五六年级的女孩围坐在教师会议桌边上。昏暗、雾气蒙蒙的光线从百叶窗透过来，女孩们在超大的椅子中晃来晃去，紧张地看着尼托扎克。

“在我们学校，”尼托扎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道，“女孩们总是打架，有时比男孩还多。”我们碰面的第一天，她站在全体学生面前，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她说她也和我一样，很想知道答案。我心存感激，因为她在场，女孩们非常配合。“为什么，”她眯起眼睛尖锐地问道，“大家总是喜欢打架？”

“我们总是打架，是因为有人散播谣言，得告诉她们要当面说，这些人到处瞎编乱说，说你妈妈坏话，说你家亲戚死了。”罗莎说道。

“我们打架有时就像是说，如果想说闲话，当我面说！”玛丽索尔补充道，“我姐姐告诉我‘如果有人骂你，骂回去。如果她们乱说，别放心上，因为那不是真的’。”

“我妈说如果别人揍你，你就揍他。”蒂法尼主动说道。

“你不能打不还手地挨揍，”拉托娅解释道，“如果你不还手，她们会说：‘哦，你这个窝囊废，怎么还不还手？’”

罗莎向尼托扎克示意道：“虽然你告诉我们别打架，但我们爸妈总说不能打不还手任人揍你。”

“三年级的时候，”杰茜卡说道，“我就是个窝囊废。有个男孩揍我，我不愿意还手。我回家哭，妈妈会说：‘怎么了？’有次他对着我的嘴打了一拳。我妈说：‘如果你不打他，我就会打你。’”女孩们爆发一阵欢呼，分享着原则相近的家庭教育。

随后讨论结束，有几个学生逗留，罗莎走过来。“我不想打，”她说道，“但我感觉我不得不打。我爸说：‘把她们打得屁滚尿流。’但我不想。如果我回家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爸会冲我吼，所以我还是得打。”

一些女孩之间的肢体冲突和第三章探讨的非暴力结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密西西比九年级非裔美籍女孩蒂法尼解释，女孩之间的斗殴往往会延长，因为需要别的女孩加入支援，这和女孩间的结盟行为颇为相似。

“她们要叫来小圈子，”她解释道，“她们需要时间，女孩要找来小圈子，因为……她们会突然加入支援你，就那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北部和密西西比的女孩描述自己会站在朋友一边支援，但她们说观战者很少亲自动手参战。

不过，蒂法尼解释道，这些女孩的在场“能告诉你真正的朋友是谁”，并补充道，朋友在身边“你会感觉自己更强大”。蒂法尼引用节奏布鲁斯歌手吉尔·斯科特的视频《挡路》（Gettin'in the Way）来举例，其中斯科特决定自己必须诉诸肢体暴力，来说服她男友的前任不要再破坏自己和男友的感情。斯科特冲到那个女人门前，后面跟着自己的闺蜜（还有一大堆围观的邻居），扯下那个女人的假发，大家哄堂大笑。

杰奎琳解释道：“如果你的朋友在场，你就是在威胁对方。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找惹你生气的女孩当面对质，她可能说话时就不会那么紧张。或者说她不会感到是件大事。但如果有朋友在场，你就占上风了，因为你们是两个人。”就像使用感情结盟的中产阶级女孩那样，这些女孩会达成肢体支援协议。

我问14岁的阿曼达波多黎各社区男孩打架时是什么情况，她分享了自己的深刻见解。阿曼达看过男孩靠赢取一对一打斗爬上社交高位。“如果他赢了，就比被打败的男孩强大……他们会说：‘哦，我把他揍扁了，下次他就不敢说什么了。’”男性的规则需要展示出个体力量。女孩之间的打斗，她告诉我，有着不同的目的。女孩“会继续争吵。一般女孩那样做的时候……就会挨揍，会害怕另一个女生，或者让更多人参战。男孩们，打一架，有人赢了，就完事了。要是女孩打架，就会打很多次”。打输的女孩常常等下一次机会再打，“好像总是反反复复的”。

第一章中提及的珍妮，为了向当年欺负自己的女孩报仇等待数年，和她一样，斗殴后伺机报复的女孩也能积怨多年。蒂法尼解释道：“斗殴后的女孩想报仇，谁打赢了，就要不时提防那个打输的。”

和结盟差不多，中间女孩也可能会引发争斗，肢体打斗的女孩同样描述了教唆者。“有人会挑事，她们会说‘哦，她这么说你’，生气的女孩就会当面冲别人去了。然后，你知道的，她们根本不打算听人解释。”

凯莎解释道：“她们会挑事情的，然后打斗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