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我们走投无路之际，内在力量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对一些女孩来说，跌落谷底正意味着找到出路。来势汹汹的霸凌行为会将人逼向绝境，但这种极端情况同样也可以激活不同寻常的个人力量，好比一位惊愕的父亲将汽车从被压的孩子身上托起一样。

这些决定反击的女孩面对的似乎就是这种时刻。和生活在经济或社交压力之下的女孩一样，被逼入绝境的女孩也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然而，这些女孩通常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是有意为之。与之相反，这一切源于自我保护和维护人格尊严的直觉，只能算得上是半清醒反应，更多源于绝望而非渴望。

她们曾经从朋友那里汲取自尊和力量，而遇到的孤独催生了新的视角和自我意识。正如我朋友阿斯特丽德所回忆的那样：“这一切抽走了我所有的外部自信来源，我只能从内部汲取自信，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拥有强大的力量和人格。”谢利·麦卡洛从中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性，其中之一便是需要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汲取力量。这个意识对她今天的交友理念有重大影响：“我知道该怎样面对问题了，我更了解自己了，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了。”

阿莉扎发现受欢迎的女孩们的残酷运动显然不会停下，于是她从加州搬到新泽西和父亲一起住。当其中一名女孩偷了她的球鞋并不愿归还时，她最终忍无可忍。阿莉扎当面对质，那女孩还是不愿归还，阿莉扎把这个女孩推到柜子上，对方称阿莉扎抽出了一把刀。阿莉扎被停学了，此时她无比愤怒，愿意去任何地方，哪怕远在3000英里开外。

在新泽西，阿莉扎决定重塑自己的形象。她精心整理衣柜，希望融入新环境。差不多15年后，在跟我说起上学第一天发生的事时，她依然可以详细地从自己当时穿的外套细数到衬衫领子的角度。“你的鞋怎么了？这是我爸穿的那种鞋。你买不起袜子吗？为什么她屁股上有一个三角形？写着Guess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衬衫上有一匹马？”

阿莉扎说道：“这时候，我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已经用尽全力了，在这里我一点儿机会都没有。我在想，去你的，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第二天阿莉扎穿了自己喜欢的迷彩印花裤和黑色紧身无袖衫，她把头发束起来。“那些女孩说我耳朵上有鱼饵，我就瞪她们。”

阿莉扎在餐厅里交到了朋友，那是一个与她看起来有共同点的女孩。“大家都说她从保温杯里喝漂白剂，因为她不想活了。我坐下，自我介绍，就这样。我想，既然她和我一样被排斥，那么我们一定能好好相处。于是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直到今天都很亲密。”

正当我努力弄明白是什么引发了这些改变时，阿莉扎解释道：“我觉得我就是不在乎了。我想，我不打算努力做谁的朋友。如果你喜欢跟我玩，那很好，但我不会拼命展示自己、告诉你我的小秘密，我不打算冒这个险。”

在加州，阿莉扎拼命讨人喜欢，都没空参加学校活动。她的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如何赢取他人喜爱。后来她变了。在高中，她开始自己做衣服，加入新闻社、校报社和戏剧社团。她成了第一个编辑校报的低年级学生。

“我成了我自己，我决定不能再失去自我了，我不想再经历那种痛苦。我想，如果我不能交到很多朋友，那就让自己忙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是那样通过参加活动结交朋友的，而不是到处跟别人转、跟风做事情。”

对一些女孩来说，被排斥反而是否极泰来，因为她们中许多人因此成了更专注于真实自我的人。成为落单女孩，帮助娜奥米摆脱了渴望和失望的重负。“我感觉没什么压力了，不管我怎么做都好不起来，因为没人在乎。那我就不必按别人期待的标准生活了。我看着那些受欢迎的女孩，她们的男友很普通。我感到——这些女孩，必须保持漂亮和光鲜，又不能太性感。她们希望被人追，又不能让人感觉太放荡。她们需要完美，可完美真的不太现实。而我什么都没感觉，我很自由，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怎么做都没人看。”

对12岁的阿利克斯来说，被欺负让她得以明白，要在关系中寻求尊重，需要别人尊重她本来的模样，且不会苛求于她。“这教会我做我自己，我希望别人因为我本来的模样尊重我，而不是看重我假装的模样。”露丝现在20多岁了，她说：“我的沟通方式更勇猛了，因为我需要努力争取，”她补充道，“这教会我同情和独立，我可以孤身一人，也没有不安全感。”

被人欺负过的女孩会带着新力量从这段经历中站起来，她们长大后会选择健康的关系，避免虐待的关系。她们自己的经历会催生辨识有害人群的能力，能够在被伤害前就识别出这些人。如果文化环境在女孩经历痛苦时能够重视她们的感受，她们中会有更多人得以脱离困境并从中受益。

如果女孩进行公开攻击，就会被病态地称为不够女人味，或被贴上更可怕的标签。人们常常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女孩产生刻板印象，认为她们具有攻击性、吵闹、容易扰乱秩序，从而产生她们“很危险”的偏见。“那些吵闹的黑妞”就是用来贬损豪爽的非裔美籍年轻女性的典型措辞。在吉尔·麦克莱恩·泰勒和她的同事们邀请城市女孩填写的问卷中，有一问是：“什么会给我带来麻烦？”她们发现过半女孩都回答“我的嘴”或“我的大嘴”。这些女孩回答起来“好像在重复某个上级领导赐予的符咒一样”。

男孩之间的打闹虽然会立即遭到惩罚，但人们仍然把这种情况视为男性青春期时可预见的“副作用”。而女孩发生肢体打斗，则会被视作偏离常态的行为。这种双重标准会导致严重后果，暗示女孩只有进行间接或隐性攻击才能被接受。更糟糕的是，肢体攻击主要出现于工薪阶层和有色人种女孩中，所以她们会遭受更多惩罚，官方也会因此对她们形成刻板印象，暗示只有这些群体的女孩才会打破规则。毫不奇怪，学者们在研究这些有色人种女孩时，常常是为了研究高危行为、离经叛道或社会问题。

我们的文化病态地将黑人母亲视为霸道的女家长，认为黑人母亲教唆孩子不守规矩，是刚愎自用的规则制定者。文化对黑人女性的愤怒，实则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她们的嘴上。黑人女性清晰呈现了文化对女性力量、声音和攻击的压制：她们愿意在公开场合发声，捍卫自己，维护家庭，且不顾是否有男性在场，她们敢于说出所思所想——这一切都有悖于社会的社交和性别秩序。

我们对女孩关系的有限了解主要基于对白人中产阶级女孩的研究。的确，本书大部分故事同样来自该群体。其他种族、少数族裔、不同阶层背景出身的女性关系丰富多彩，但长期以来都被研究者忽视了。

那些参与正面冲突的女孩也许并没有实际的社交权力，这算是一个可悲的讽刺。一些少数族裔女孩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反映出的并不一定是自信心，而是身处社会大环境之中的脆弱，她们的声音的确与本书其他章节描绘的间接性攻击图景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更多情况下她们的直白源自这种意识：只有通过肢体暴力或危险言论进行表态，才能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这种直白源自她们边缘化的地位，因此也很难成为对抗女孩无力感的范例。

能否有效地处理无力感，对于防止女孩丧失真实的自我来说至关重要。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从那些坚定自信的女孩身上学到的东西，对于制定对策、打击令女孩丧失真实自我的现象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对这些女孩的了解越多，对她们的声音越是尊重，就更有可能制定出对抗各类女性霸凌行为的具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