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苏珊·科恩准备与6岁女儿的老师进行紧急约谈时，她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她站在教室紧闭的门前，思考着要怎么和老师谈论女儿的同学的虐待行为。“我突然意识到我要把这个孩子描述（成）极度具有控制欲、竞争欲、不诚实的人。用这些来描述一个6岁女孩——听起来就像疯了似的。”

她说的一点没错。在一个拒绝将此类行为归类为实质性攻击的体制中，人们对关于间接攻击、社交攻击和关系攻击的投诉不以为然。因此，直面女孩霸凌问题的家长从一定程度上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沮丧。在没有用来讨论霸凌行为的公开语言的情况下，讨论时一不小心就会掺入“撒谎精”“狡猾”或“操控者”等蔑称。正如女儿们对问题公开化和潜在报复行为充满恐惧一样，父母也害怕被学校贴上“歇斯底里”或“过度溺爱”的标签。在女儿必须克服社交地位低下的尴尬时，父母可能会默默担心自己犯下的错误会让女儿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本章的女孩霸凌故事中，最强大的潜台词之一便是父母试图降低对老师的要求。在与四位常常聚在华盛顿一家咖啡馆聊天的母亲们坐在一起时，我请她们解释这一点。

“我们家长明白，老师对自家孩子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艾伦说道，“无论如何，你不希望损害这种关系。”她的朋友们点头表示赞同。克里斯蒂娜补充道：“我觉得父母会担心，生怕自己的行为方式会影响到老师对待孩子的态度。”由于抱怨另类攻击行为常常被视为对日常校园行为反应过激，许多母亲非常害怕自己被称作班里的“歇斯底里妈妈”。她们强调，保持冷静客观是关键。

相比孩子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事情，霸凌也许更是将每位父母都在努力权衡的问题摆到了他们面前：我应该代表孩子介入多深？——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孩子怎么想。她能够保护自己吗？让她现在就面临危险是不是太早了？——答案大多数时候取决于其他人会做何反应。其他家长会觉得是一种冒犯吗？学校会做出有效回应吗？或更糟，会不会惩罚自家孩子？考虑到大多数学校连基本的课外活动目标都完不成，想在忙碌的老师那儿推动此事免不了一番苦战。

为女儿讨公道的父母面临着文化和人际的重重阻碍。最令人心生畏怯的是，人们普遍忽视另类攻击行为，很少将其视为合乎情理的社会问题。更多时候，校领导会认为这是小问题，甚至会责怪被霸凌者。许多父母都表示，自己的女儿在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被送去接受心理咨询治疗；或是被建议接受昂贵的社交技巧培训，但实际上需要帮助的应该是攻击者；又或者因为攻击者十分隐秘而遭到忽视，最后双方各执一词。毫不意外，许多父母最终选择了沉默。

羞愧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发现自己的女儿在社交问题中挣扎叫人痛苦，但发现女儿不是肇事者也算不上欣慰。每个家庭的处理方式都有所不同。琳达承认自己感到羞愧，这既刺痛心扉，又荒唐可笑，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是那种让人不得安宁的事情，我从来没遇到过，”她告诉我，“说起来都很困难，但是我有时候还会想。虽然我从来没对（我女儿）说过，但我内心深处会想：‘我的孩子不受欢迎？她难道不算是个酷小孩？’虽然我知道这些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但你希望孩子很棒。”苏珊·科恩下了不小的决心来克服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的冲动。她回忆道，等待老师时，“我悄悄地想，会不会有人反过来说：‘为什么汉娜自己不能说？为什么你不教她为自己说话？为什么她允许别人这样对自己？’”尽管这些感受对任何一位处理过孩子麻烦的家长来说都很正常，但倘若大部分人都将这个问题视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无足轻重的必经之路，家长的愧疚感会更加沉重。

倘若孩子被发现患有学习障碍，有专家可以诊断支着。怀疑存在这个问题的父母会利用可接触到的资源，向专业人士表达担忧，然后家长们会得到宽慰：这不是父母的错，也不是罕见的问题。没多久，孩子可能就会得到特殊照顾，相关部门会为其提供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工具，尽可能激发孩子的潜能。

倘若孩子成了另类攻击的靶子，往往无人相助。没有规章制度可循，也没有能够描述孩子痛苦的语言，父母深知面对这种问题开局不利。正如苏珊所解释的那样：“要是我在她的社交问题上说得太多，你知道，别人会说：‘好吧，你家孩子都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她怎么了？为什么不能直接走开，不理睬这些？’我很尴尬——我会因为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尴尬。”

沉默是美国家庭的另一面。我们会努力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然后在遇到问题时拉上窗帘不让人看见。而当孩子陷入困境时，我们会默默责怪他们的父母。中产阶级家庭尤其注意对孩子的社交、情感以及学习问题进行保密，特别是心理问题。一位母亲吐露了对女儿问题保持沉默的压力，她简单将其总结为：“我们害怕孩子不够完美，孩子反应的是母亲的育儿水平，我们会担心别人说我们对孩子管得太多或管得不够，这些问题反映的是家教。”

展示孩子的机会越来越多，父母积极比拼，努力塑造孩子愉快社交和不屈不挠的健康形象。他们收集战利品，在生日会上自豪地炫耀。分享女孩霸凌行为带来的绝望之感，这对许多父母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玛格丽特·卡普兰解释道：“如果我走到别人跟前，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还会告诉谁呢？会有多少人知道呢？这事会被传成什么样？这会变成‘哦，卡普兰一家：他们有麻烦了，我们就没有，我们都很完美，我们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尽管苏珊·萨斯曼可以有力地组织父母们要求学校增加艺术课，但听我提议组织父母们对抗另类攻击行为时，她苦涩地笑了。“我没办法组织父母们对抗女儿天天遇到的残酷行为。”她说道。

苏珊·帕特森称，在里奇伍德，再小的事情都能成为午餐时的话题。采访时她41岁，女儿被一个亲密的朋友欺负，她决定不与镇上任何人聊起自己家的生活。她甚至不愿和我细谈，苦涩地把我打发走，流露出无尽的失望之情。“这地方谁都会成为话柄，”她愤愤道，“他们早上迫不及待地起床，就是为了知道谁离婚了、谁跟谁睡了。我是说，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这样的。”她努力施压，让女儿自己处理。“我希望她成为独立的女人，我一直在想，事情没有看起来那么糟。我不想把事情想得和看起来一样糟。但实际上情况真的真的很糟糕。”

在举国上下关于霸凌的对话中，父母仅仅被视为小角色。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攻击者、目标和沉默的同龄人身上，评论者指责电视和电影助长了同龄人的暴力文化。而父母的角色却被弱化，仅出现在这场灾难的苦涩尾声中：他们不是做得不够，就是行动太迟或毫无作为。

本章中，五位妈妈将向大家讲述各自女儿遭遇的霸凌经历，并探讨老师在回应家长时遇到了哪些问题。每位妈妈的故事都独一无二，并且和女儿一样，在故事中保有自己的回忆和看法。这些故事展示了父母对女儿社交选择的影响，向我们揭示了父母在压制、不承认女性攻击的文化中是怎样回应孩子的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