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夏在里奇伍德经营一家小小的儿童看护机构。傍晚时分我去拜访，她身着一件长长的开领衫、皱皱的卡其裤。她高大结实，看起来能够摆平任何一件事，无论是系鞋带还是修整草坪。她的声音温和低沉得令人吃惊，眼睛扫视游戏室，其中一个孤独的孩子正在安静地玩耍，等妈妈来接。我们个子都挺高，在圆桌旁的小椅子坐下谈话时，膝盖都弓在胸前。她咧嘴笑了，耸了耸肩，脸有点红。

帕特里夏从未想到，和本还有他们的女儿搬到此地四年之后，人们还会像他们刚搬来时一样对待他们。本被聘用为高级药剂师，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获得了难得的晋升。他立刻举家迁居里奇伍德，那时霍普三年级才上了一半。

霍普是寒假后转学的，她的突然到来让同龄人感到不安。其他女孩立刻就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并将她视作现存小圈子的威胁，最初的短暂回避发展成了长达一年的欺辱。霍普知道有人给她下马威是因为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孩子，但在里奇伍德住得越久，就越容易陷入自责。

五年级时，霍普加入了教堂的一群女孩，她们一起参加合唱团和周日学校。在学校，小圈子的领导者常常要求霍普去别的地方待着，或粗暴地评价霍普的外观和性格。帕特里夏问女儿为何还要跟她们做朋友，霍普坚持说她们一起在教堂时情况没那么糟。

六年级的一天，其中一个女孩通知霍普，小圈子不想再和她做朋友了。随后几周，她们都无视霍普的存在。“就是没人搭理她了，”帕特里夏含泪说道，“每天放学回家，她都会哭着回来。‘她们今天不喜欢我，她们不想当我的朋友了，我该怎么办？她们为什么不喜欢我？我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能和我交朋友？她们为什么不想做我的朋友？你觉得呢？’”她恳求一般地问。

“你是怎么做的？”我问道。

“好吧，她那时候很情绪化。”帕特里夏清清嗓子说道，声音不再颤抖。她靠向椅子，伸直长长的腿。“我敢肯定这和她正在慢慢长大有关系，你知道，像是青春期开始了什么的，情绪开始变得波动。”听她这么说，我怀疑帕特里夏是否在回避孩子的痛苦，将其归结于会影响孩子成长的“合理”因素。

帕特里夏问女儿，她小圈子尖锐的批评是否属实。“我问，她从心底有没有想改变自己的地方。”霍普想出了一些，然后反驳说她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我问帕特里夏，她是否认为霍普应该改变自己。

“霍普性格外向，”帕特里夏解释道，听起来几近是在道歉，“她是个热情奔放的女孩，也会犯傻。可能不太好形容她的性格，但我觉得她也许会让人烦，也许那就是让她们生气的原因，也许她们会感到厌倦。霍普觉得自己应该冷静一点，你知道的，不要过于欢快或直白。”想不出女儿为何遭遇折磨，她只能怀疑是霍普的问题。她恳求女儿再找新的朋友，霍普拒绝了，说那是她仅有的朋友们。

帕特里夏试图通过劝女儿祷告来安慰她。“虽然现在很艰难，但我们知道上帝会把这件事变成你生命中的好事。也许过几天或明天就没事了。”她停下说，“我得克制自己，不然我要哭了。”

我们沉默地坐着。

“我想走到那些孩子跟前说：‘你知道你们都做了什么吗！’我想告诉她们的妈妈，你知道，但是你会停下来想：‘好吧，我只听到了女儿自己的说法。’我信任霍普，也相信她会跟我说实话，但你不能认为自己的孩子绝不会错。”

“如果当初我意识到霍普非常痛苦或沮丧，或者你知道的，真的出现生理或健康问题，我也许会换种方式处理。”帕特里夏说道，“大部分时候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你得学会怎样应付那些对你不公的人。”此时，帕特里夏通过她的家教哲学表达了社会对待霸凌的态度，甚至在和我面对面坐着时，她都在小凳子上耷拉着肩膀，抹着眼泪，质疑自己的话语。

我问她可能会换哪些方式处理，她叹口气，看着我说道：“我希望我多做点什么，努力让那些妈妈聚到一起喝个咖啡什么的，”她说道，“你知道，用一种不带威胁的方式，我绝不想让她们觉得我家孩子更好。如果我们一起努力，也许会帮助她们。她们的支持体系也许会强大一些。”

帕特里夏害怕激怒其他父母，这阻碍了她采取行动维护霍普，并将霍普遭受的折磨合理化。访谈中，大部分母亲都表达了担心，害怕其他家长回应时会非常愤怒。关于家庭教育，我了解到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没有父母希望别人告诉他们该怎样管教自家孩子；第二条是批评别人的孩子会让你深陷危机。许多人将他人批评自家孩子的行为视作含沙射影地攻击自己的育儿能力，因此会变得更具有防御性，有时会变得很不理智。许多目标的父母直接说自己“试都不会试”。

母亲们对参与直接冲突的恐惧最甚。在小社区中，正面冲突的代价非常高。母亲们可能是同事、一起在学校或教堂做义工的熟人乃至好朋友，父亲们也许彼此之间有现存或潜在的顾佣关系。联系另一位家长，很容易遭受女孩世界之外的余波震荡的影响。

有时，霸凌者和目标这层关系可能会从争斗的女孩之间上升到她们的母亲之间，引发第二层间接攻击和愤怒关系。出于本能，攻击者的父母自然会保护自家女儿，尤其在涉及秘密攻击时，这种指控常常遭到质疑。主动联系的母亲本来就心存怯意，担心自己也遭遇压制或欺负。

说起吉尔被欺负的经历，一大堆记忆涌上她母亲的心头。初中时，吉尔的朋友突然抛弃了她。对费伊来说，看着吉尔遭遇的一切，更让她坚信刻薄女孩无处不在、无可避免。吉尔有时被最好的朋友忽视，有时又重获她们的关注，这让她发生了很大改变。“她以前是最快乐的孩子，”费伊告诉我，“以前她是那么无忧无虑，她以前开心得飘飘然，那样真美好。”然后在一年级左右，吉尔变得越来越害羞。当她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狠狠地”抛弃她后，吉尔变得自卑起来。如今吉尔五年级的朋友私下对她还不错，费伊便不打算干预。她总结说，保护孩子不受这些事情困扰，这没有道理。这种事随处可见。

这次，欺负吉尔的是费伊朋友的女儿。据费伊称，这位女士强大、有控制力、社交圈子广。因此，那个女孩也有很多朋友。“我们讨论过（两个女孩友谊的问题），”她说道，“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说她女儿有问题。”由于吉尔不止一次陷入过友谊问题，费伊认为是吉尔的自卑吸引了这些伤害。“如果你自我感觉不够好，别人知道了，别人还知道这个人不喜欢你，那其他人也会跟着不喜欢你。”

我问她是否尝试过向女儿的学校求助，她退却了。“其他妈妈会给另一个妈妈打电话问：‘怎么了？’我从没想过要那样做。从来没有。现在我会问自己：‘我当初应该打电话吗？’我当时应不应该……嗯……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妈妈根本没干预过这种事，她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其他事情，这不是大问题。我想，按1到10的紧急程度分级来看，这和有人在受癌症折磨比起来不算大事。你知道，她会长大，她会找到好朋友的。她会没事的。”

有那么几分钟，费伊拼命地将女儿的困境轻描淡写，她突然陷入绝望之中。“她这辈子都躲不开这些事，我们都躲不开。”她简洁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