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师可以公开探讨不同形式的另类攻击行为，整个班级就会对这种举动更为敏感。教师可以讲述孩子经历过另类攻击行为的故事，可以公开讨论自己经历过的霸凌，可以利用教学时间讨论班级的社交动态，可以和同事共同努力分享有效的管理策略、讨论年级的社交环境，可以花时间表扬班级中的实话实说和坚定自信之举。

只有管理者表示支持授权，上述这些方法才能持续实行下去。打造安全校园文化的决定必须列在社区的重要议题中，并融入社区的每个部分。下一板块中，我将列出校园预防霸凌行为需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这部分的许多想法受丹·奥维斯（Dan Olweus）和苏珊·林贝尔（Susan Limber）的《奥维斯霸凌预防计划》（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指引，这是一部经过精心调研和评估而完成的校园反霸凌行动指南。从教师在走廊中应该站在哪里，到如何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安全的午餐时间，这项计划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和学校社区各个层面紧密合作，并努力重新定义与霸凌本身相关的规则。

制定反霸凌政策。不制定反霸凌政策，学校无据可凭，这就像连消防安全计划都没有一样。尽管许多州现在要求公立学校制定反霸凌政策，但有几个州还没有做出相应要求；私立学校更是不在监管范围之内。

制定政策的目的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实践性的。政策的存在本身就能向社区清晰传递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和首要任务。有政策，教师就有权自信地根据自己的判断管理班级。良好的政策还会规定相应的方案——即如何行事的系统性方法——这让社区明白事情会按实情裁决，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无论家庭、社会地位、种族或性别的差异。

在对学校反霸凌政策和手册进行修订时，应该反映出另类攻击行为的最新研究成果。学校需要清晰定义所有学生都可能会出现的攻击性行为，包括传播谣言、结盟以及非言语攻击。例如，可明确说明蓄意破坏另一个孩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攻击行为，需要承担责任。

政策制定应由可代表学校不同群体的个人共同完成：学生、家长、教职工和管理层。一套强大的政策不仅需要明确不可接受的行为，还需在整个社区声明学校的价值观和期望学生做出的行为。

最优秀的学校政策还会涉及数码攻击。在21世纪，不让学生为网络霸凌行为负责就无法保证学生在校安全。大部分学校拒绝干预这些问题，因为数码攻击往往发生在校园之外。然而，只需在学校待五分钟，你就会知道校园外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就可以反弹回学校并扰乱社区。冲突加剧，学生不能集中注意力，学校辅导员和管理层就要收拾残局了。无法让学生为自己的网络行为担责，学生就能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肆无忌惮地相互攻击。

虽然这里需要将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法律问题纳入考量，但认为反霸凌政策只适用于校门之内，这令人无法接受。网络霸凌改变了游戏规则，它实际上打破了校门和家门的界限。学生无处可逃。正如“编织安全网”（Wired Safety）的创始人帕里·阿夫塔卜所言，网络霸凌会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你：无论是在祖母家、体育场还是餐桌。

越来越多学校开始表示，学生须为自己校园之外的行为负责，因为处理网络霸凌的余波需要动用学校资源。这种思路是正确的。

为教师制定连贯一致的干预协议。如果一个社区在何为霸凌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上没有达成共识，在执行政策时的情况可能并不稳定。对女孩——实际上对所有学生都是——采用连贯一致的干预方式，对打造安全的校园氛围至关重要。正如丹·奥维斯和苏珊·林贝尔所写：“学生需要感到学校里的成年人在处理霸凌问题时采取的方式大致相同，采用同样的规章和相近的指导方针，对学生进行奖惩。这样……受欺负的学生就会相信成人会采取行动制止霸凌行为。”

如果只有部分学生得到惩罚，就会让学生们认为有的孩子可以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在南方一所公立高中就发生了一起典型事件：在随学校外出途中，有人发现啦啦队长包里藏了大麻，在该校任教的领队要求校长助理把这名女孩开除出队。官方声明迟迟没有发布，管理层最终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个女孩的父亲是社区重要人物，也是一名重要的俱乐部赞助人，而女孩的兄弟则是橄榄球队的四分卫。

如果学校在政策执行上时断时续，学生将不再相信学校可以保证自己的在校安全。这毫无疑问会让学生备感紧张和焦虑，或是认为自己可以和某些成年人一样打破规则，导致孩子们普遍对学校的成年人失去信心。管理层不应讨好人，最具权威的校领导应当甘愿冒着失去显赫家庭的风险来确保社区安全。

政策执行上的不连贯也许是因为教师不知道该如何对同龄人的攻击做出回应。教育学的研究生学院很少在这方面为教师提供培训，因此管理层绝不应该假设老师们“知道”该怎么处罚管理学生。将此归结为教师无知或不愿处理霸凌行为有失公允。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怎么说，这些都需要进行培训。如果教师认为自己无力干预，他们就会发出信号，让学生觉得霸凌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学校权威人士对此不管不问、不加约束。

去学校调研时，教师一直都在向我咨询对付具备攻击性的女孩的灵丹妙药，许多人似乎都认为需要特别的秘方或教育诀窍才能进行有效干预。这是谬论。实际上，对女孩隐性攻击的处理，与大部分教师已经应对过的传统攻击形式或违纪行为的处理方式并无二致。

假设你目睹了一起看见过好几次的攻击行为——比如恶意评论或一个学生撞到另一个学生身上——你会怎么做？你很有可能会遵循自己在类似情况下习惯性采取的步骤。也许你会制止行为，查看被欺负的学生是否安全，将违纪学生送到校长助理办公室等等。

回应可见的另类攻击行为，我建议教师采用以下几步，结合使用：

1. 制止行为，查看目标是否安全。正如我在本书中其他部分所提及的，一些最具攻击性的女孩在成年人身边会表现得如同小天使一般。被质问时，许多女孩（还有不少男孩）都会否认，或称自己“在开玩笑”。奥维斯计划建议教师不要给学生反驳或解释事件的机会。别问“你在干什么？”或“你说了什么？”毫不犹豫地说：“我看见你做了什么，这种行为在学校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女孩回答说是开玩笑——有时甚至连攻击目标似乎也会表示赞同——坚持立场：“你的‘本意’并不重要。你现在说的话毫无意义。”

2. 对违反规定下定义。论及另类攻击行为，你也许首先要解释为什么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比如，一些学生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威胁结束友情、让其他人别和某个同龄人坐在一起属于攻击行为。如果你将这种行为和他们已经清楚认识到的问题进行类比，会比较有效。“每次她举手时你都翻白眼，这就是攻击，这和骂她没什么两样。”

面对一群女孩时，请别同时找她们一起谈话，而是一个一个叫进来了解情况，也别让她们堆在办公室外一起等（否则就会给她们“统一口径”的机会）。

3. 列出后果或将学生带到纪律管理人员那里。每起事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而事后采取的举措则取决于情形的严重程度。除此之外，后果不见得一定是惩罚。可以要求学生写检讨，让她们解释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的影响以及对自己的行为有何感想。你也可以让学生给目标写一封道歉信。重点在于不能放纵不管，学生应该明白攻击行为是有代价的。

由于女孩的攻击行为通常不会受到惩罚，否认不良行为的做法很猖獗。然而，在对质无果的情况下，你不见得要退步。例如，有人暗示某个学生使用恶意代号描述另一个女孩。没有证据，但你认为确有此事。你可以告诉学生，你现在跟她谈话不是要责怪她，只是要说一下这种行为本身的性质：“使用恶意代号说别人很伤人，这是我们学校不能容忍的行为。你能想象那个女孩发现之后会多么尴尬、多么难过吗？”

随后，你可以提及如果发现某个学生参与此类行为后“可能会”有哪些结果：“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人这么做被我发现了，那个人一定会受处分，我会告诉家长的。”

如果有女孩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或隐瞒“罪证”，新泽西学校的辅导员金·卡明斯基会问一个很机智的问题：“如果我问另一个当事人，你觉得她会怎么说？”卡明斯基说，这个问题对那些一言不发或执拗的女孩来说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如果教师不确定他们的干预权限，应询问学校管理纪律的高层管理者。学生会看出教师的犹豫。青春期女孩在找借口摆脱干系方面很有天赋，教师很可能被迫退让。如果被授予全权处理的权限，教师就会更加自信。

4. 沟通对未来积极行为的期望。如果接受处罚者感到无助或羞愧难当，就很难真正起效。给学生重新开始的机会非常重要，教师可以肯定学生之前展现出的良好性格，也可以建议学生在特殊情境中如何修复消极行为带来的影响。

这时，女孩们很有可能会被要求对另外一个女孩“友善点”。与其这样，倒不如强调尊重的必要性。“友善”对女孩来说是一个负担很重的词。对成年人来说，“友善”意味着体现礼貌和尊重。对女孩来说，“友善”则是和所有人成为朋友，这个要求常常是不现实的（也不公平）。更重要的是，让女孩维持“友善”形象的压力正是驱使她们采取隐性攻击行为的动因。这是与女孩讨论尊重及其具体做法的好机会，女孩不必和所有学生成为朋友，但需要向所有同龄人展示出尊重。

5. 汇报或记录事件。研究表明如果教师汇报霸凌行为，这件事就更可能得到处理。如果所在州的法律没有硬性要求，请教师将攻击性行为汇报给学校辅导员或校长助理。标记霸凌和攻击事件，并将其列入管理者的要务之中，这一步至关重要。如果汇报和干预之间隔了太久，也许就太晚了，很难产生效果。

可以在每周的教职工会议上传阅书面形式的霸凌事件总结报告。报告不一定意味着要采取行动，但可以在教师中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共同为身陷麻烦的学生提供帮助。例如，如果一位美术老师读到自己的学生遭遇霸凌事件的报告，也许就会帮助学生，留心表扬她的作品，或给她机会参与一些特别的活动。

每一次教师或团队会议都应花时间回顾“严重问题”或身陷麻烦的学生。这种评估应同时涉及霸凌者和霸凌目标。如果有更多教师明白了谁需要帮助，他们就会携手努力提供支持或维持纪律。

1. 培训学校全体成员。学校所有雇员，无论是餐厅工作人员、校车司机还是清洁工都应接受培训，清楚霸凌的表现以及目睹事件发生时该如何处理。大部分霸凌和攻击都是在缺乏成人监管之处发生的，即老师可能不在场的任何地方，包括卫生间、停车场小路、餐厅、校车和走廊等。学校安全需要社区中每一位成人努力维护。

2. 确保学生了解规定。学校的每一位学生都应明白霸凌是什么、目睹时应怎么做以及参与此类行为将面临怎样的后果。我们应在课堂讨论中传达学校规定（本章后文将提到），也可以在其他场合进行学习，如学校大会。单纯制定规章制度，或权威地告诉孩子“我们说了算”，对他们绝无说服力。孩子们需要明白规定存在的合理性，应有机会反思为何遵循这些规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身心健康。

3. 区分辅导员和纪律管理员的职责。学校辅导员和医务人员不应同时承担心理疏导和处分学生的双重职责。遗憾的是，在人手不够的学校，这正是常见的安排。学生与辅导员沟通的时候应该感到放心，不用担心吐露某些内容会遭到惩罚。让辅导员承担双重角色，会让他被迫妥协，使其辅导学生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学生更不愿接触辅导员，必要时无法得到帮助，导致情形进一步恶化。

4. 认真对待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SEL）。社会情感学习的核心技巧包括“识别并管理我们的情绪，发展对他人的关爱，建立积极关系，做出负责的决定，建设性地、道德地处理难以应对的情况。这些技巧能让孩子在愤怒时平复情绪，结交朋友，带着尊重解决争端，做出道德、安全的选择”。聚焦社会情感学习的活动会让学生练习如何分辨情绪，探讨怎样才是在做好朋友或真朋友，并发展阻止霸凌的策略。

社会情感学习所涉及的不仅是课堂教学或技巧，它还能表明何为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和首要之务。如果管理层在领导过程中注重社会情感，安全问题就能上升为学校的要务，并嵌入到学校的校园文化和具体流程之中。这样的校领导不会随意安排午餐时间的座位，而是会在午餐时间和座次安排上刻意将霸凌者和目标分开。他们会监督辅导员将易受伤害的学生分给那些对学生关怀备至的任课老师。他们会分开那些在搭档合作时会引发更多麻烦的学生。在这里，感情安全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灾后重建；采取的措施是连贯且具有预防性的，而不只是为了应对危机。

随着社会情感学习领域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它终于开始受到广泛认可，实至名归。许多研究发现孩子的社会情感学习情况与他们的学业和社交潜力直接相关。尽管已经得到这些研究结果的证实，但很少有学校会将社会情感学习列入学生的日程表。正如我在第十章提及的，关系就是第四个“R”。维持安全、道德关系的技能是教出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学生有了管理感情和关系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道德的选择，参与霸凌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5. 为家长和员工提供沟通方式指导。霸凌事件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即眼下发生的事件只是一段漫长过程的开始。尽管学校管理层和家长愿意介入，我们依然需要达成协议，清晰说明对彼此的期望。构建体系在今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重要。情绪激动时，原本能够确保所有参与者按规矩行事的学校家长关系规范很容易就会被抛在脑后。2010年，因认为校方治理不力而组建的“家长治安会”（vigilante parents）成了一个流行词，这清楚地表明教育者和家长之间还是有必要保持界线。

学校可规定父母该如何与学校沟通，并说明学校将如何做出回应。有私立学校试着引入了“家长契约”，家长每学年都要签字，然后孩子才能上学。文件指出“在我们这里注册的不仅是学生，而是家庭”，并解释“我们对彼此的合理期望”是什么，在完成学校任务方面，学校和家长是合作伙伴。家长要对学校做出的承诺包括：

家长契约还会进一步要求，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家长言行都应体现学校的品行目标。

在每一所学校，标准做法都是给教职工留出24小时回复家长信息。也应建议家长在和教师讨论问题前事先预约，以便教职工尽可能做好充分准备。

有必要让教师明白，如果与家长交流时出现问题，高层管理者会提供必要支持，教师需要明白，寻求帮助并不代表自己的失败。与此同时，在家长会上，学校管理者绝不应该公开质疑或贬损教师。这会让老师感到尴尬，质疑老师的权威，也会让学校领导显得不够一致。最后一点，面对一些难以应付的家长，教师需要接受指导，我们也需要给教师清晰的指令，告诉他们与家长沟通时的界限。别想当然地认为老师生来就懂得可以和父母设定哪些界限，更别提他是否知道该怎么与家长沟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