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娜提出要我把她的孩子带走时，我意识到单是保障生育安全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考虑得更全面。正因如此，基金会才开始涉足自主计划生育领域。每次我告诉自己“好了，这次肯定够全面了”，某个女人或女孩就会出现，刷新我对“全面”的定义。我最重要的老师并不是在西雅图见到的那些专家，而是这些女人和女孩，她们在各自的城镇接待我们，与我们谈起她们的梦想。

索纳（Sona）就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位。她是个十岁的小女孩，生活在印度坎普尔地区一座村庄的贫民聚居区，来自一个种姓极低的家庭。为了维持生计，那里的人们终日生活在六英尺[约1.83米。]高的垃圾堆里。他们会从其他地区把垃圾带回村里，挑选有价值的出售，再把余下那些卖不掉的胡乱扔在周围。他们就以此为生。

2011年，我们基金会的加里·达姆施塔特到坎普尔宣传自主计划生育，其间认识了索纳。抵达坎普尔那天早上，他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城市保健计划”（Urban Health Initiative）碰头，一行人步行穿过村庄，来到会议地点。他们一到会场就被一群女人围在中间，索纳——她们中唯一的小女孩，走向加里，递给他一只玩具鹦鹉。她从垃圾中找到这块材料，经过一番弯折和雕刻把它做成鸟的形状，最终作为礼物赠送。加里感谢她时，她盯着他的眼睛说：“我想要个老师。”

这让加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是来坎普尔和村里的女性探讨自主计划生育问题的，不是来开办学校的。他没有立即回答，转而与母亲们交谈。事实证明，她们对自主计划生育项目非常满意，有生以来头一次感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好消息固然令人欣慰，但谈话时，加里发现索纳一直站在一旁等待，见缝插针地对他说：“我想要个老师，您可以帮我。”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她至少有五十次盯着加里说：“我想要个老师。”

谈话结束后，加里向一位母亲打听索纳。那女人说：“你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自主计划生育帮了我们大忙，对我们的生活有很深的影响。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孩子不能读书，他们长大后就会像我们一样，一辈子生活在垃圾堆里。能决定生几个孩子固然很好，不过我还是很穷，还是得靠捡垃圾过活。除非能去上学，否则孩子们还是会重蹈我们的覆辙。”

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求需要勇气，尤其是那些在他人看来有些非分的要求。尽管她只是个出身于拾荒者家庭的低种姓小女孩，但索纳有非凡的勇气与自信，敢于提出她想要一位老师。或许，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胆，但她身边那些女性不会不知道——而她们任由她说出心声，在某种程度上，索纳成了她们的代言人，说出了母亲们不敢直言的心里话。

索纳无力影响任何人，她所具备的，只是小女孩童言无忌的天真和敢于说出“请帮助我成长”的心气。在这种心气的指引下，她找对了方向，因为在社会与政府提供的所有服务中，教育最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在提高女性权利的过程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个赋权的过程从最基础的健康、营养与自主计划生育开始，逐渐过渡到帮助女性取得收入、从事管理经营，再到创立机构、成为领袖。在本章中，我想介绍几位我崇拜的英雄，他们每个人都为那些被社会排斥在外、原本与教育无缘的孩子创造了学习的机会。

在那之前，我得先把索纳的故事讲完。与加里讨论自主计划生育的合作伙伴对这个地区及其法律十分了解。听说索纳“需要老师”，又听到一位母亲跟加里谈起教育，他们立即聚在一起，商量出一个对策。索纳一家没有向政府注册自己居住的土地，他们实际上没有合法居住权。于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找到当地政府，帮索纳和她的邻居们完成了注册，让他们成为合法居民，这实在很了不起，政府也非常配合，他们本来可以对注册百般刁难，相反，他们提供了一切支持。成为这里的合法居民，意味着这个家庭有资格享受一系列政府服务，包括教育。可以肯定，索纳不仅拥有了老师，还拥有了书本和校服。她上学了。而且受益的不止索纳一人，还有村里其他所有的孩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勇敢的孩子敢于直视一位陌生人的双眼，送给他一份礼物，并不断地告诉他：“我想要个老师。”

教育：无可比拟的上升通道

教育对索纳这样的女孩具有惊人的提升作用——对女孩本身如此，对她们的家庭和社区亦然。让女孩接受教育利在千秋，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推动各项社会进步，从健康水平到经济增长，从性别平等到国家繁荣。下面，请允许我简单介绍几项研究结论。

送女孩上学有助于降低文盲率，提高工资收入，加快经济增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教育能让女孩减少婚前性行为，降低早婚比率，延迟首次生育时间，帮助女性自主规划子女数量和生育时间。受过教育的母亲懂得如何为子女保证营养，注射疫苗，并获得更多与儿童健康成长相关的知识。

过去二十年间，儿童存活率显著提高，其中一半要归功于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且受过教育的母亲送子女上学的概率是未受教育者的两倍以上。

教育能显著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平权意识和经济实力，但我们尚不确知具体原因。女孩们的思想和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能带来这些提高？这种转变是由什么引起的？是读写技能、模范效应还是学习过程，或者仅仅是走出家庭？

我听过几种主要的解释，感觉许多说法都不无道理：会读写的女性能更好地利用医疗服务，学校教授的知识能帮助女孩向医护人员更详细地描述家人的健康问题。母亲们能从老师那里学到教育方法，把它运用在孩子身上。而且女孩们一旦走进教室，挖掘自己的学习潜能，她们就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意识到自身的力量。

上述理由中，最后一条尤其令我振奋，这意味着女性能运用学校传授的技能瓦解阻碍她们进步的社会陈规。每次访问学校、与同学们交流，我都感觉学校是最能体现慈善工作价值的地方。我的这种感觉始于高中时代，当时我曾志愿去一所拥挤的公立学校教数学和英文。在那里，孩子们每学到一点新知识都能看到自己成长的潜能，这足以提升他们的自我认知，改变他们的未来。

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人往往自认不具备接受教育的资格，也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因为这不可能实现。好的学校能扭转这种认知，鼓励学生大胆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潜能。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较高的自我期望与社会对他们较低的期望完全相反，而这正是教育的意义所在。能为身处社会边缘的学生注入力量的学校，大都具有一定的颠覆性。社会蔑视他们，以此阻碍他们进步，但好的学校能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形象，对抗社会的打压。

优秀的学校破除社会偏见的故事，在全球比比皆是——无论是在美国、南亚，还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社会的灌输，一些学生向来自认无关紧要，不配得到机会。是这些学校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催人向上的学校

大约十年前，在洛杉矶，我曾被问过一个问题。当时我正与近百名来自问题家庭的非裔、拉美裔青少年交流，一个年轻女孩突然问我：“您会不会认为我们与您无关，只是一些被父母抛下不管的孩子，都是没人要的垃圾？”

她问的问题令我震惊。我想拥抱她，想让她知道她的生命充满价值，她也与每个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然而在后来的旅途中，我理解了她为什么不这样认为。与另一位年轻女性交流时，我得知她注册了一门课程，即使她次次满分，也无法凭借所学知识进入大学或在任何地方深造。我看了她的课表，有一门课程专门教她阅读汤罐头背后的说明，并记下那些内容。这就是她的数学课。这种情况十分常见，我在全美国的许多学校都见过类似的情形，一些学生在学代数II，另一些却在学记账。前一批人将进入大学，走上职场；后一批人只能艰难地勉强生存。

教育是比尔和我在美国开展慈善工作的重点。我们相信，加强中、高等教育是我国有史以来最能促进机会均等的举措。我们致力于让更多来自非裔、拉美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取得高中文凭，也希望他们中的更多人能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深造——无论男女［我正在通过自己创立的公司Pivotal创投（Pivotal Ventures）为女孩，尤其是少数族裔女孩，拓展进入科技行业的渠道。我创立Pivotal创投的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社会的进步］。最好的学校能帮助那些本以为自己永无出头之日的学生，让他们跃入龙门。目睹这样的奇迹能让人喜极而泣。

2015年，比尔和我来到位于肯塔基州弗洛伊德县的贝琪·莱恩高中（Betsy Layne High School），这个农业地区深处阿巴拉契亚山区，当地经济因煤炭行业江河日下而备受打击。《纽约时报》曾称这里是全国生活水平最低的地区。这里有六个县在收入、教育资源、失业率、肥胖率、失能者人数和人均寿命方面排名全国后十位。神奇的是，过去十年间，尽管经济仍持续衰退，弗洛伊德县学生的成绩却从全国第一百四十五位飙升至第十二位。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次，薇琪·菲利普斯（Vicki Phillips）也与我们同行，她当时是我们基金会的基础教育[原文K-12 education，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K”代表Kindergarten（幼儿园），“12”代表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三）。——编者注]负责人。她对当地师生面临的挑战了如指掌，因为那都是她的亲身经历。薇琪告诉我们，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妈妈跟她继父结了婚。他们付清了五百美元的欠缴税款，买下一栋房子。那是一套四居室，地面裸露、窗户朽烂，坐落在肯塔基州乡下的一处农场上，那地方至今依然属于她家。薇琪就在这里长大，帮大人们喂猪、种地，靠打猎填饱肚子。她家有台手摇泵，屋后有个厕所。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贫穷，因为邻居们的生活也都一样清苦。

薇琪说她的老师们对学生极其负责，但回首过去，她意识到自己当时接受的教育并不能让她考入大学，只会让她安于现状。“在我的家乡，”她说，“许多人并不渴望成绩优秀。优秀叫人害怕。”

“我父母希望我能读完高中，留在家乡，结婚生子。那天我回家告诉他们‘我要去上大学’时，我继父说：‘那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上了大学，你就再也别想进这个家门。永远别回来了，咱们不是一路人。’”

薇琪跟继父冲突不断，甚至到她离家那天依然争执不下。他说：“我们这里很安全。你是我的女儿。你去上大学，我怎么能放心呢？”

薇琪告诉我们，随后他会直接抛出最敏感的问题：“你到底为什么想离开家呢，嗯？你要的家里都有。你是不是嫌家里条件不好？是不是觉得我们配不上你？”

因为担心外出求学的孩子会一去不复返，亲人们常常会问出这种问题。在他们看来，本土文化并不会阻碍发展，只会让人凝聚。在他们眼中，追求卓越也可能是瞧不起自己的乡亲。

薇琪说，这就是她成长的环境。当地文化丝毫不鼓励她继续深造。她之所以能考入大学，是因为结识了一位来自县里相对发达地区的朋友。一天，那女孩对薇琪说：“你说不上大学了是什么意思？！你明明跟我一样聪明啊！”她开始鼓励薇琪选更有难度的课程，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争取奖学金。薇琪就这样战胜了那种阻碍她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化，加入了朋友的阵营。要想脱颖而出，薇琪说，你身边必须有人支持。没几个人能独自成功。

挑战陈旧观念必然带来冲突，但薇琪毫不畏惧。最终，她与包括继父在内的家人达成了谅解。离家一年后，她在学校接到一个电话，听筒里那个熟悉的男声对她说：“薇琪，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开车去接你回家看看吧。”继父把她接回家中，大家重拾往日的亲情。她跟继父重新亲近起来，坦然接受了彼此的差异。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亲昵地调侃她是“我们家的小民主党”。（他们全家都是忠实的共和党支持者。）

毕业后，薇琪先是进入特殊学校任教，后来又成为校长，最终成了一个州的教育局局长。她始终致力于破除陈规，为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带去力量。在贝琪·莱恩高中的教职员工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动力。

我们在学校见到的每个人都很热情且令人印象深刻——为首的就是校长卡桑德拉·埃克斯（Cassandra Akers）。卡桑德拉对贝琪·莱恩的热爱由来已久，她曾是1984级毕业生的致辞代表。如今她依然生活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家中，当上老师之后，她从父母手中把那栋房子买了下来。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也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所以她十分了解这里的情况，深知孩子们面临哪些困难。

“学生们必须记住，我们对他们期望很高，”她说，“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我们会设法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无论是教学、辅导还是额外的帮助，像食物、衣物、住处等等。我们必须照顾他们的方方面面。”

在转变陈旧观念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提升孩子们的自我认知。社会、媒体甚至家人早已在他们心中埋下了自我怀疑的种子。子女很容易从理想破灭的父母那里学会质疑自己，而自我怀疑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贝琪·莱恩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不自信的人总觉得有人针对自己，不少学生都认为这世界非但不关心他们，而且处处与他们作对。

这种挑战越是严峻，改变他们周遭的文化环境就越有必要，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全新的环境，对他们寄予新的期望。数学老师克里斯蒂娜·克雷斯（Christina Crase）告诉我，开学第一天，她就对同学们说：“请你们给我两周时间！”她不关心他们过去经历过多少失败，也不想知道他们有多讨厌数学、进度落下多少。她只说：“给我一个机会，你们会看到自己有多棒！”

她发起的课堂活动之一，是帮学生们建造小型摩天轮。她第一次向全班同学宣布这个设想时，学生们都以为她疯了，不过他们依然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这可比上数学课简单多了！他们开始踊跃地建造摩天轮。后来克雷斯女士讲正弦、余弦时一拿摩天轮举例，他们就全听懂了。

他们不但听懂了，而且掌握得很好。一次，几名同学参加完县里的一场嘉年华归来，冲进教室说：“克雷斯女士，我们没坐摩天轮。”

“为什么不坐呢？”老师问。

“我们觉得它的结构不够牢靠。”他们说，接着就开始用微积分和三角函数阐述理由。

课堂参观结束后，比尔和我来到食堂跟同学们一起吃午餐比萨。一些同学坦承自己起初不敢选大学先修课程[大学先修课程又称进阶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中赞助和授权的高中先修性大学课程，比一般高中课程难度要高。]，因为“先修课程是聪明孩子学的”。不过他们依然学了，而且很有收获，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我们自己就是聪明孩子”。

好的学校不仅教书育人，还能带来改变。

校园里的女生

均等的教育机会赋予人力量，教育不平等则恰恰相反。把特定人群排除在外的手段很多，教育不平等是其中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种。如果不公开倡导普惠教育，学校就不可能成为消除社会不平等的良药，而只会助长排斥。

尽管事实早已证明让女孩接受教育有诸多好处，但全球仍有1.3亿女孩处于失学状态。这个数字往往被表述为进步的结果，这仅仅是因为过去导致女孩无法上学的障碍比今天更多。在我的学生时代，全球在校男生人数远远高于女生。这种差距在不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的国家普遍存在。

过去数十年来，各国政府为扭转这一趋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大多数国家，小学阶段的男女生入学人数已基本持平。不过我们的目标显然不是确保男女生入学率同样低，而是扫除所有影响儿童入学的障碍，只是在某些地区，女生面临的障碍比男生更多。这个问题在七到十二年级的中学阶段尤为突出。在几内亚，只有四分之一的女孩能升入中学，而男生有近40%。在乍得，升入中学的女生不足三分之一，而男生超过三分之二。同样，在阿富汗，上中学的女生只比三分之一略多，而男生有70%。差距在大学阶段依然存在。在低收入国家，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的女生人数仅是男生的55%。

为什么进入中学和大学的女生少于男生？从经济角度来讲，送女孩上学是一项长期投资，而极端贫困家庭关注的往往是生存，他们不是需要人手干活儿，就是交不起学费。从社会原因分析，社会为女性安排的角色往往无须教育就能胜任。实际上，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会对传统性别分工构成威胁。从政治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极端组织，譬如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绑架276名女学生的博科圣地，都极力反对女性接受教育（其实，“博科圣地”的意思就是“禁绝西式教育”）。极端分子想告诉女性：“你们无须上学就能成为我们理想的女人。”因此他们烧毁学校，绑架女生，恐吓有女孩的家庭，迫使他们把女儿留在家中。他们相信侍奉男人是女人的天职。送女孩上学是对这种谬论最直接的还击。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就是勇于挑战这一陈旧观念的年轻女性之一。她来自巴基斯坦，2012年被塔利班射伤，那时她十五岁。早在负伤之前，马拉拉就已经举世闻名。她父亲创办了多所学校，在他的启发下，马拉拉注册了一个博客，讲述她作为一个女孩在塔利班政权下的学生生活。她收获了众多读者，戴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1937——）是南非教士，曾任开普敦大主教，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曾提名她角逐国际儿童和平奖。

因此，马拉拉遭遇的并非一场针对女学生的无差别袭击，而是一次目标明确的行动，为的是阻止一位知名活动家发出声音，同时震慑那些与她站在同一战线的人。但马拉拉并不打算沉默。受伤九个月后，她在联合国发表了演讲。“拿起书本和笔吧，”她说，“这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老师、一本书和一支笔，这些加在一起，就足以改变世界。”

一年后，马拉拉荣获201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得知自己获奖时，她正坐在教室里上化学课！）

马拉拉获奖后，我见到了她，我也像所有人一样感到深受启发。不过，更能启发我的是她的讲述。2017年，我邀请她在纽约出席了一场活动。我发现马拉拉讲故事从不以自己为中心，她说：“相信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每个女孩都能走进学堂，因为我对各国领导人充满信心。”随后，她讲述了自己在全球与活动家们一道促进女孩入学的故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竟把他们中在场的人请上讲台。他们一上台，马拉拉就把话筒交给了这些曾鼓舞她的人。

今天，马拉拉的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全球的教育界活动家，其中一位活动家在巴西提升教师的性别平等意识，另一位在尼日利亚开展运动，推动国家免除学费，还有一位在马拉拉的家乡巴基斯坦发起讨论，鼓励家长送女儿上学。

我也要向马拉拉学习，把那些曾让我深受鼓舞的人和组织介绍给读者，与你分享他们的故事。从肯尼亚到孟加拉国，世界各国政府都为支持女孩免费入学提供了巨额财政拨款。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都设立了大型的女童助学项目。另有一些机构，譬如女性教育行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力求把教育带给世界上最贫困的女孩。在这些伟大的项目中，我想主要介绍最令我难忘的三个：它们的主导者分别是一国政府、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位年轻的马赛族女人。这个女人曾挺身而出，改变了延续数百年的传统。

“发展的媒介”

关于女性教育最鼓舞人心的设想之一来自墨西哥。那些最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设想往往十分简单，特别是在我们听说之后。但从零开始提出想法、付诸实践，需要非凡的远见卓识。20世纪90年代，许多墨西哥家庭仍不能送孩子上学，因为孩子也需要帮忙维持家中的生计。有鉴于此，1997年，一个名叫何塞·戈麦兹·德莱昂（José Gómez de León）的男人与同事一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他们认定女性与女孩是“发展的媒介”，并以此指导实践。

政府开始将学业看作一份工作，向那些送孩子上学的家庭支付报酬，金额按孩子们打工的工资计算——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每月能挣十美元，高中生每月六十。他们把这个项目命名为“Oportunidades”，意为“机遇”。

工作人员会确保母亲们直接领到孩子的工资。由于女孩比男孩更容易辍学，所以留在学校的女孩领到的补贴比男孩略高。

项目分阶段实施后，参与“Oportunidades”项目的女孩入学率比未参与者高出20%。这个项目不仅为更多女孩带来学习机会，更延长了她们在校学习的时间，惠及了近600万个家庭。

在项目实施的短短二十年间，墨西哥实现了教育上的性别均等——不仅是在小学阶段，而且在中学、大学阶段均是如此。墨西哥女性取得计算机科学学位的比例世界最高。

世界银行将墨西哥的做法引为全球各国的模范，认为这是全球首个聚焦极端贫困家庭的项目。如今，全球已有五十二个国家开展了类似的项目。

孟加拉国的突破

2004年，孟加拉国乡村发展委员会（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BRAC）被授予盖茨全球卫生保健奖，自那之后，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工作。2005年，我拜访了他们的创始人费索尔·哈桑·阿贝德（Fazle Hasan Abed）。BRAC在卫生保健和小微信贷领域开展了极富前瞻性的工作，此外，它还是世俗世界最大的私营教育机构，专注于女性教育。

20世纪70年代，刚结束解放战争的孟加拉国百废待兴，多数家庭以种地为生，靠一小片农田勉强度日，严重依赖孩子们的劳动。因此，80年代，孟加拉国仅有不足2%的女童能读到小学五年级，到了高中阶段，女生只有男生的一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欧洲经商的成功商人费索尔·哈桑·阿贝德决定回祖国创立BRAC，开始兴建学校。

自1985年创立时起，BRAC就规定，旗下所有学校的女生比例必须至少达到70%。教师只能是女性，而且必须来自本地，这样家长就不必担心女儿的安全问题。每所BRAC学校的日程都依据农时设置，这样那些需要女儿帮忙干农活儿的父母就能送她们上学。而且BRAC学校还免费发放教材和文具，家长再也不能以学习开支昂贵为由不送女儿上学。

BRAC学校越来越多，引起了孟加拉国宗教极端势力的注意，他们知道学校教育能提高女性地位，于是开始烧毁学校。劫难过后，阿贝德重建了学校。他说BRAC的目标，就是反对那种压制女性的文化，而这些纵火者的行为恰恰证明BRAC正离目标越来越近。今天，在孟加拉国，高中女生人数多于男生。此外，BRAC还在全球开办了48000所学校和学习中心，深入世界上最反对女性接受教育的地区，逐渐改变当地的文化。

挑战数个世纪的传统

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人们认为女孩生来应该遵循种种传统，而不是质疑甚至改变它们。

卡卡尼亚·恩蒂亚（Kakenya Ntaiya）是肯尼亚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像大多数同龄的马赛族姑娘一样，她的命运早在出生那天就已注定。她会进入小学就读，直到青春期，然后接受女性割礼，中断学业，嫁给父母在她五岁时安排的订婚对象。婚后，她就得挑水拾柴，打扫房间，煮饭种地。她人生的每一步都早有安排，如果一个女孩的一生都被安排好了，那么这种安排一定对所有人都有利，除了她自己。

变革总是从第一个说“不！”的人开始。

我是通过一部纪录片认识这个勇敢的马赛族女孩的。当时我们基金会赞助了一项纪录片大赛，主题是改变世界的人们，最终夺魁的那部影片讲的就是卡卡尼亚的故事。

卡卡尼亚梦想成为一名教师。这意味着她必须在进入青春期之后继续上学，而不是嫁作人妇，为新的家庭做饭打扫。她必须留在学校，我难以想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小学时我是个乖孩子，希望赢得所有人的肯定。我很幸运，对未来的设想恰好与父母、老师的期望一致。假如我的梦想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据理力争。

卡卡尼亚显然从没产生过这样的怀疑。十三岁那年，她与父亲做了个约定：她愿意接受女性割礼，但父亲必须答应不逼她结婚，并允许她继续上学。卡卡尼亚的父亲知道，如果她不接受割礼，自己就会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也知道，女儿性子刚烈，绝对敢违抗传统。经过一番权衡，他答应了。

行割礼的日子到了，卡卡尼亚走进她家附近的一座牛栏，一个当地老太太在全体街坊邻居的注目下用生锈的刀割下了她的阴蒂。卡卡尼亚当即血流如注，疼得晕了过去。三周后，她回到学校，决心成为一名教师。毕业时，她获得了去美国攻读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可惜奖学金并不包含机票，村里人也不肯替她筹集路费。每当她告诉别人自己拿到了奖学金，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就会说：“真是白费。奖学金应该发给男孩。”

卡卡尼亚不仅有挑战传统的勇气，还有顺势而为的智慧。马赛族人相信好消息总是早上传来，所以卡卡尼亚每天早上都会去村里一位一言九鼎的族人家敲门，承诺如果他愿意帮助她去美国上学，那她一定回来建设家乡。

最终，她让村里人凑钱替她买了机票。

她来到美国，不仅完成了本科学业，还拿到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她进入联合国工作，了解到女性与女孩与生俱来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她说：“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用身体的一部分去换取受教育的机会。那是我的权利。”

后来，她如约返回家乡，请村里的长者帮她筹建一所女校。“为什么不建男校呢？”他们问，其中一位甚至表示女孩没必要上学，尽管他也很敬重卡卡尼亚信守承诺，回来建设家乡。“咱们村也有几个男孩去美国上学，”他说，“据我所知，愿意回来帮忙的只有卡卡尼亚一个。”

卡卡尼亚从他这句话中找到了突破口。既然回来帮忙的不是男孩而是女孩，她说，那岂不正说明女孩更应该接受教育？如今，那位长者说：“她的话让我们非常感动……她带来了一所学校，也带来了光明，她想改变旧的传统，让女孩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长者们给新学校捐赠了一块土地，2009年，卡卡尼亚卓越学习中心开幕了。学校主要帮助小学高年级女生向中学过渡，这正是女孩们最容易被迫辍学嫁人的阶段。卡卡尼亚中心为学生们提供校服、书本和课程辅导，条件是家长必须同意女儿在校期间不行割礼，也不结婚。在肯尼亚全国统一考试中，中心的一些学生取得了全国前2%的成绩，进入肯尼亚和国外的大学。

我不知道那些敢于站出来挑战传统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勇敢，他们一旦挺身而出就总是一呼百应，能吸引众多追随者。那些人也与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却没有他们的勇气。领袖往往就是这样诞生的。他们总能说出他人之所想，吸引志同道合者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位年轻女性正是如此，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改变了家乡的文化。

改变女孩的自我认知

我与女性的交流和我看到的数据无不证明，女性教育对女孩最大的改变，在于重塑她们心中的自我。这就是提升她们的关键。如果她们不能改变看待自己的眼光，教育就无法改变传统，因为她们只会用学校传授的技能去助长压制女性的陈规。

这便是教育赋予人力量的秘诀：让女孩知道她不必听信别人对她下的定论。她与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她必须去主张并捍卫它们。影响深远的伟大社会运动往往就这样开始：被排斥在外的人拒绝接受社会的压制，开始重塑心中的自我。

苏达·法吉斯修女（Sister Sudha Varghese）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她小时候生活在印度西南部，上的是天主教学校。一天，她读到一篇关于修女和教士帮助穷人的文章，立刻受到感召，决心献身信仰。她进入教会，成为修女，走上了工作岗位。然而她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女修道院的日子太安逸了，她服务的人也不是特别贫困。“我要到穷人中去，”她说，“不只是穷人，还必须是他们中最贫穷的那些。所以，我去了穆萨哈尔[穆萨哈尔（Musahar）是印度比哈尔邦、北方邦的贱民种姓，传统上以捕鼠为业。]聚居区。”

在信仰的指引下，苏达来到被社会排斥的人当中。她帮助的对象全都处在社会最外围的边缘地带。穆萨哈尔意为“食鼠者”，属于印度的贱民阶层——低贱的种姓决定他们生来就不配为人。他们没有资格进入村里的寺庙，也不能走村里的干道。他们不能与别人同桌吃饭，或使用同一套餐具。穆萨哈尔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就连别的“贱民”都对他们嗤之以鼻。

最初决定帮助穆萨哈尔时，苏达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加入。她只身来到印度东北部，走进穆萨哈尔聚居区，四处打听哪里可以供她落脚。她在一间谷仓找到了住处，随即立刻投入工作，设法帮助最底层的穆萨哈尔——也就是女人和女孩——改善生活。

苏达告诉我，有一次，她问一群女穆萨哈尔谁没被丈夫打过，让她们举手。结果谁也没有举手。苏达以为她们没听懂问题，就改问：“被丈夫打过的请举手。”这次，所有人都举起了手，她们每个人都遭受过家庭暴力。

在家庭之外，情况更加严峻。穆萨哈尔女性长期受人蔑视，而且始终面临性暴力威胁。如果穆萨哈尔女孩在村外走动，就会有人骂她们是“吃老鼠的”，让她们记住自己的贱民身份。如果她们笑得太大声或走得太随意，有人就会揪住她们的胳膊，提醒她们穆萨哈尔女孩不能这样。

自她们出生那天起，社会就一次次告诉这些女孩，她们一文不值。

为改善穆萨哈尔女性的处境，苏达鞠躬尽瘁，她因与“贱民”同吃同住而受人白眼，因致力于将强奸案件诉诸法律而遭到死亡威胁。2005年，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苏达认定自己能为穆萨哈尔女孩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办一所免费的寄宿学校。

苏达修女说：“这些女孩从小学到、听到、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诉她们：‘你就是个垃圾。’她们对此已经深信不疑。她们会想：‘这就是我的命。我属于这里。我不该坐椅子，而该坐在地上，这样就没人能命令我坐得更低。’她们生来就被告知：‘你排在最后。你最不重要。你什么也不配拥有。’她们很快就学会了沉默，不再期待改变，也不提任何要求。”苏达修女办学的目的，就是扭转这种自我认知。

我最喜欢的一段《圣经》经文是“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0:16。]。我认为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苏达修女的使命。她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们，无论社会如何灌输，她们永远不该把自己放在最后。

她把新学校命名为普里纳（Prerna），这个词在印地语中意为“启迪”。我在学校见到了她。她握着我的手，把路上遇到的学生一一介绍给我，而且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女孩们刚来时难免想家，修女见一个女生眼泪汪汪，就停下来安慰她，同时亲切地抚摩她的头。跟女孩们说话时，修女总是亲昵地触碰她们，把手搭在她们肩上或轻拍她们的背，她对每个人都充满慈爱。女孩们受了伤，她就亲自给她们包扎——因为她们受伤时从不习惯被人照顾。修女想消除她们心中固有的印象，让她们知道，她们并非不可触碰之人[原文中的“贱民”写作untouchable，字面意思是“不可触碰的”。]。

修女说：“她们刚来时总是紧盯着地板。让她们抬头都很不容易。”而我见到的女孩们全都昂首挺胸，敢于直视我的眼睛。她们都恭敬礼貌，无限好奇，目光明亮，充满自信——甚至有些大胆。一个女孩听说我丈夫是比尔·盖茨，就问我身上带了多少钱。我翻出空空如也的衣兜，跟修女一起哈哈大笑。

普里纳的女生要学习英语、数学、音乐和计算机等普通科目。另外，修女还开设了一门特殊课程，从来到这里的那天起，她就想把它教给这些穆萨哈尔。她要求每个女孩知悉自己的权利，记住她们有权学习、玩耍，有权自由行走、保护自身安全，也有权站出来捍卫自己。

她们自出生起就不断被人贬到最低，但在这里，她们学到的是“你们与别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你必须运用所学知识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绝非一句空谈。苏达修女还教女孩们学习空手道。在家中、在田间，她们经常沦为性暴力侵害的对象，因此，修女想让她们知道，她们有权拒绝侵犯，也有能力对抗袭击者。（事实证明，传授防身技能可有效减少针对青春期少女的暴力侵犯。）修女自豪地告诉我，她的一个女学生曾狠狠踢过一个图谋不轨的醉汉。那人踉踉跄跄地逃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对女生们而言，学习空手道以及其他一些防身技能简直匪夷所思，因为她们从小就被教导要逆来顺受。但她们学得十分刻苦，而且进步神速，她们的空手道老师甚至提议普里纳派一支队伍参加全国空手道比赛。修女同意了，她觉得外出旅行对孩子们有好处。女孩们在她们参加的所有赛事中都夺取了金牌或银牌。比哈尔邦邦长得知后要求接见她们，并主动提出资助她们去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

修女为她们准备了护照、机票和旅行证件。这是个见世面的好机会。女孩们带回来七个奖杯，她们还有另一个收获：她们终于知道了置身于一个不被打压的环境是什么感觉。

“看到人们对自己如此尊重，她们万分惊讶，”修女说，“她们对我说：‘想想吧，他们向我鞠躬，还弯着腰跟我说话。’”

这是女孩们第一次来到一个不鄙夷她们的社会。这让她们看到自己之所以在本国受到践踏和蔑视，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过错，而是因为社会存在问题。

极低的自我评价与社会习俗的压迫相辅相成，是同一种力量内外作用的结果。不过这种关联，也是被排斥者改变现状的关键。如果一个女孩能提高自我评价，她就能改变那种打压她的文化环境，但多数女孩都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她们还需要支持。要抵御一种憎恨你的文化，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一个爱你的人。

爱是世界上最有力，也最被低估的变革力量。我们在政策讨论和政治辩论中找不到它。那些伟大人物，如特蕾莎修女、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莫罕达斯·甘地、多萝西·戴伊（Dorothy Day）、戴斯蒙德·图图和马丁·路德·金，都曾为实现社会正义做出过坚强果敢的工作，而他们最强调的，也都是爱。

我们的政治候选人从不把爱作为必备的职业素质，这反映出在我们的文化中，“爱”是一个令人羞于启齿的字眼。在我心目中，爱是人最美好的品质。就像我最欣赏的精神导师之一——方济各会教士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hr）所说的那样：“只有爱能平稳地驾驭权力。”

对我而言，爱意味着努力改善他人的生活，而这往往就从提升对方的自尊开始。

我在同事和同学身上都见识过自尊的力量，无论是在小学、大学还是在世界顶级的公司。我也在自己身上感受过这种力量。在达拉斯上高中时，我见过一位大学咨询顾问，我知道她一直想给我提些建议。在我列出理想的学校之后，她告诫我最好调低期望值，因为我不可能考进其中任何一所。她认为我应该重点申请离家比较近的学校。

如果不是身边有那么多人支持，我说不定会听从她的建议，屈就一所大学。当时我愤怒地夺门而出，对自己的目标更加坚定。我并不是天生就具备这种力量，它来自那些让我看到自己的天赋、希望我能活出精彩的人。也正因如此，我才会如此欣赏那些伟大的老师，他们接纳了这些女孩，并提升了她们的力量，也彻底改变了学生们的人生。

有了爱与支持，女孩就能打破那种阻碍她发挥潜能的自我认知。她会渐渐找到自信，意识到自己也具备学习的能力。学习能让她发觉自己的天赋。而天赋会让她看到，自己其实充满力量，也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你用爱而不是恨滋养这些女孩，你就会见证这一切。你会让她们抬起头来。她们会找到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