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前，早在我尚未开始关注全球最贫困女性面临的家务负担问题时，我就听说了查姆帕（Champa）的故事。

查姆帕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母亲，来自印度中部一个部落聚居区，与丈夫、公婆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座有两个房间的棚屋里。一天早上，我们印度分部的负责人阿肖克·亚历山大（Ashok Alexander）带着一队保健员去找她。他们听说查姆帕两岁的女儿拉尼（Rani）严重营养不良，如果不及时救治恐有生命危险。

客人们到了，查姆帕走出房门，单手抱着孩子，脸上盖着巴露——那是保守的印地妇女穿戴的一种服饰，以减少与男性的接触。此外，她还用另一只手拿着一堆她看不懂的医学诊断书。她把它们塞进阿肖克手里。

阿肖克接过诊断书，打量着拉尼。小女孩极端营养不良，腿细得像根火柴棍，她妈妈却对此束手无策。拉尼已经不能吃普通的食物了。她需要特殊治疗——必须在悉心照料下少量多次摄入经过强化的营养膳食，而村里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查姆帕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孩子送进该地区的营养不良治疗中心，只要能撑到那里，拉尼几周内就能恢复健康。可坐大巴去中心足足要两个小时，拉尼和查姆帕得在那儿待两周，得知这个消息，她公公说：“她不能走，她得留下给家里人做饭。”

查姆帕把这一切告诉了当地的女保健员，全程遮着面孔，尽管对方也是女性。她没有顶撞公公，即使是为了拯救孩子的生命。

阿肖克说想跟那位公公谈谈。他们找到他时，他正躺在田里喝自酿的劣酒。阿肖克说：“要是你不让孙女接受治疗，孩子会死的。”

“她不能去，”那位公公说，“离开两周，怎么可能。”阿肖克再次强调拉尼可能会死，那个男人说：“神要带走一个孩子，就会还你一个孩子。神在这方面是伟大慷慨的。”

没人主动站出来替查姆帕做饭，没人给她帮忙。她家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有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即使孩子已生命垂危。

拉尼最终得救了，因为保健员及时干预，把她送进了治疗中心，与此同时，查姆帕继续留在家中做饭。拉尼是幸运的，像她这样的孩子不计其数，他们的母亲终日家务缠身，被社会传统所束缚，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后来，阿肖克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个例。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这些女人没有权利，也没人支持，整天只能做饭、打扫，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自己怀里死去，却连脸都不敢露。”

失衡的无偿劳动

对于那些终日忙于无偿劳动的女性，家务琐事扼杀了她们毕生的梦想。什么是“无偿劳动”？其实就是琐碎的家务，它们通常由一名家庭成员无偿承担，譬如照料孩子和其他家人、做饭、打扫、购物、跑腿等等。在许多不通水电的国家，女人和女孩在挑水、捡柴等工作上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也属于无偿劳动。

这就是数百万女性每日的真实生活，尤其是在极端贫困的地区，女性承担了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大部分无偿劳动。

纵观全球，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的时间平均是男性的两倍，不过各国的数据差异很大。在印度，女性每天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是6小时，男性不足1小时。在美国，女性平均每天花4小时从事无偿劳动，男性平均只有2.5小时。在挪威，女性每天的无偿劳动时间是3.5小时，男性接近3小时。在无偿劳动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做到完全平等。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女性这一生要比男性多从事7年无偿劳动，这大致相当于完成本科及硕士学业的时间。

如果女性能减少无偿劳动时间，那她们就能更多地参与有偿劳动。实际上，如果女性每天的无偿劳动时间能从5小时减少到3小时，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就能提高20%。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有偿工作能促进性别平等，让女性变得更强大、更独立。正因如此，无偿劳动揭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才如此关键：女性在家中从事的无偿劳动会阻碍她们从事那些能提升自身地位的活动，譬如接受教育，取得收入，与同性交流或参与政治活动。不平等的无偿劳动阻碍了女性的赋权之路。

当然，某些无偿劳动能为生活注入深刻的意义，照顾家庭成员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分担这项职责能让所有家庭成员受益，包括照护者与被照护者，指出这一点，并不等于否定照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014年1月，我跟女儿珍去坦桑尼亚做寄宿旅行，住在当地一户居民家中。我们去的村庄名叫布尤尼（Mbuyuni），位于阿鲁沙东侧，离乞力马扎罗山不远。

这是我第一次在当地人家中过夜。我希望这次经历能帮助我了解本地人的真实生活，那是我从书本和新闻中读不到的，甚至在旅途中与女人们坦诚交流时也很难窥见。

同时，与珍一起寄宿也让我非常兴奋，她那年十七岁，正读高三。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见识世界，不仅希望他们能回馈旅途中见到的人们，更希望他们能真正与对方产生联结。我想，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与他人产生联结。

在此之前，我已经跟儿子罗里做过一次寄宿旅行，那是在马拉维，我们跟可爱的克莉丝（Chrissy）和格瓦纳尼（Gawanani）夫妇，还有他们可爱的孩子共度了几天。格瓦纳尼教罗里给晚上要吃的公鸡拔毛，带他看自家的牲口，还说：“那边那头猪就是我儿子的学费。”这次经历让罗里看到，在不同的文化中，父母为子女储备教育基金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孩子的未来前途光明。

我们最小的女儿菲比在东非的学校和医院当过志愿者，而且她有志从事的工作也需要她在非洲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我希望这些行路阅人的经历能影响孩子们日后的志向，除此之外，我更希望这些经历能塑造他们自身。我想让他们看到人类有着共同的追求，每个人都向往幸福的生活，希望自己发挥潜能、帮助他人，付出爱也收获爱。没有人天生优于他人，没有人能凌驾于他人的幸福与尊严之上。

我与珍的坦桑尼亚之旅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住在马赛族夫妇安娜（Anna）和萨纳雷（Sanare）家中，他们家是个小小的院子，其中的建筑都是他们逐年建造的。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棚屋里，它最早是羊圈，安娜和萨纳雷结婚后把它改成了卧房。后来他们修了更大的房子，就换了个房间，又把这里还给了羊群。不过我和珍住进来时，羊群被暂时赶出去了。（至少在我们关门时是这样的！）那次寄宿带给我的收获，比我代表基金会做的所有旅行都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一个女人为了维持家庭和农场运转，需要承受多少负担。

萨纳雷每天早上出门，沿大路走一个小时去看守他家那个小小的杂货铺。他一般选择步行，不过有时也能顺便搭邻居的摩托车。安娜则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和农田，珍和我会帮她干点家务和农活儿。

我早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开始访问贫困国家，对女性包揽做饭、打扫和照护等家务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我从未真正体会过她们每日的辛劳，也不知道她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必须天不亮就起床，深夜才能歇息。

珍和我跟安娜去劈柴，把柴火放在粗糙的树桩上，用钝砍刀劈。我们步行三十分钟去取水，然后把水桶顶在头上运回来。我们用木柴生火，烧水泡茶，紧接着就开始准备食物——拾鸡蛋、拣豆子、削马铃薯——再用柴火煮饭。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去帮女人们洗碗，那时已是晚上十点，所有女人都在房子中央那块尘土飞扬的空场上干活儿。安娜那天劳动了十七个小时，工作时间之长、工作强度之大令我咋舌。这不是我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而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能看出安娜与萨纳雷感情和睦，也努力维持婚姻中的平等。但安娜和村里的妇女们依然被大量的无偿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些劳动在男女间分工严重不均。这不仅影响了女性的生活，更剥夺了她们的未来。

跟安娜一起在厨房里生火煮饭时，我开始和她聊天，问她有时间的话打算做些什么。她说她梦想自己创业，培育新的鸡种，再把鸡蛋卖到一个半小时车程外的阿鲁沙去。那份收入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她只能想想而已。安娜没时间做生意，家人的生活起居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

我也找机会跟萨纳雷聊了聊。他告诉我安娜很担心他们的女儿格蕾丝，那孩子没考上政府资助的中学。格蕾丝还能再考一次，再过不了，她就只能去上私立寄宿学校了，而那会非常昂贵。萨纳雷和安娜要是拿不出这笔钱，格蕾丝就会失去改善生活的机会。

“我怕女儿将来像我妻子一样辛苦，”他告诉我，“格蕾丝要是不能上学，就会待在家里，整天跟一群不上学的女孩泡在一起。然后那些女孩会一个个被家里人嫁出去，格蕾丝对生活的期望会化为泡影。”

格蕾丝的情况对萨纳雷和安娜而言尤为棘手，因为他们的儿子彭达通过了考试，上了公立学校，那里虽然也收取学费，但相对便宜。所以他肯定可以继续学业，而格蕾丝前途未卜。

彭达和格蕾丝是双胞胎，在学校同级。两个孩子都很聪明，但格蕾丝在家里干的活儿比彭达多。格蕾丝做家务的时候，彭达却有时间在学习。

一天夜里，珍戴着头灯走出我们的棚屋，碰巧遇见格蕾丝。那女孩问她：“你走之后能把头灯留给我吗？这样我做完家务就能在夜里学习了。”

格蕾丝刚满十三岁，是个十分腼腆的女孩。可她鼓起勇气让珍把头灯送给自己，这足以反映学习对她多么重要。

世界上像格蕾丝这样的女孩不计其数，她们将来是能过上光明的幸福生活，还是终日做饭打扫、根本无暇学习成长，这完全取决于她们承担了多少额外的无偿劳动。

从坦桑尼亚回来，我意识到无偿劳动不仅是性别偏见的结果，它还是一个关键变量，改变它，就能提升女性的力量。我还想了解更多。

先驱者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无偿劳动属于工作范畴，也不承认存在种种偏见，譬如将特定工作贬为“女人家干的活儿”，贬低无偿劳动价值，导致男女承担的无偿劳动严重不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评估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时只计算参与务农者的工作时间，却不计算女性为农民们煮饭、打扫、提供照顾的时间，尽管她们的劳动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效率。无偿劳动甚至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都得不到体现，研究者不是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就是无视它的重要性，认为目前的分工天经地义——无偿劳动就像生育一样，理应由女性承担。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活动，经济学家对无偿劳动的忽视越发匪夷所思。女性必须在外完成一天的工作。在有偿劳动结束后，她还得回家给孩子辅导功课、为客厅吸尘、为家人洗衣做饭、哄孩子睡，这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工作却完全无人在意，也得不到承认。

一位名叫玛丽莲·沃林（Marilyn Waring）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其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开始寻求改变。她于1975年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当时年仅二十三岁。她理解劳动妇女的疾苦，也体会过被权力在握的男性无视的滋味。当她开始搜集与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相关的资料时，却一无所获。她求助于一位男性经济学家，对方告诉她：“噢，玛丽莲，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重要著作。这事你有发言权，你来写吧。”

于是，沃林为研究无偿劳动走遍了世界。据她计算，如果有人按市场价格雇用工人完成女性承担的全部无偿劳动，它将构成全球最大的经济部门。经济学家却不承认它属于工作范畴。

沃林这样设想：雇人看孩子需要付钱，点火做饭得付燃气费，买粮食要给谷物加工厂付钱，用自来水得付水费，去餐馆得付饭钱，洗衣得给洗衣店付钱。女性把这些全都承担下来——看孩子、劈柴、磨面粉、取水、做饭、洗衣——却得不到一分钱报酬。人们甚至将它忽略不计，认为这些只是“家务”，理当“免费”。

沃林1988年出版了《计算女性劳动：全新的女权主义经济学》（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一书。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朱莉·尼尔森（Julie Nelson）评价道：“玛丽莲·沃林的研究唤醒了世界。”

1985年，联合国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必须在2000年之前开始计算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沃林的书出版后，联合国将最后期限提前至1995年。

1991年，美国一位女性国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居民时间分配调查问卷中计入家务、育儿和其他无偿劳动。议案未获通过（当时，女性在国会议员中仅占6%）。1993年和1995年，议案被两次重提，又被两次否决。

沃林写道：“男性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机制的，因为它能让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无偿工作”，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正因为收入如此微薄，那一半人口才没有精力再去争取什么”。

到了2003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终于将家务及育儿纳入了全国公民时间分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有更多时间进行游戏、健身等休闲活动，女性不但承担了更多无偿劳动，而且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也更长。

面对这个问题，一些人开始着手改变现状。在沃林的著作出版后，经济学家戴安·埃尔森（Diane Elson）为缩小男女无偿劳动差距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她称之为“3R策略”：承认（recognize）、减少（reduce）、重新分配（redistribute）。

埃尔森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无偿劳动的存在，所以我们应该敦促政府将女性用于无偿劳动的时间纳入统计范畴。其次，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减少无偿劳动耗时，譬如使用烹饪炉、洗衣机或经过改进的吸奶器等。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分配那些不可避免的家务劳动，促使男女分工更加均等。

在思考无偿劳动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家中的情况。我必须承认，在抚养孩子、操持家务方面，我一直拥有得力的帮手。我们并没有像别的夫妇那样，必须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艰难权衡、痛苦挣扎。我不能代表他们，也绝不会以己度人。不过在我的家庭生活中，也的确存在一些分工不均的无偿劳动——我想到了！那就是大量的育儿工作：送孩子们上学，带他们看医生、做运动、上戏剧课，为孩子们辅导功课，跟他们一起吃饭，在重要的日子里代表全家向朋友们祝贺，譬如生日、婚礼、毕业典礼等等。这些会花去我很多时间。我好几次筋疲力尽地找到比尔，对他说：“帮帮我！”

2001年秋天，珍开始上幼儿园，我们找到一所理想的学校，但那里离我家足有三四十分钟车程，还得跨过一座大桥，这就表示我每天必须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两次。我跟比尔抱怨路上时间太长，他听了说：“我可以帮你啊。”我说：“真的吗？你愿意接送孩子？”他说：“当然，这样我就能多和珍说说话了。”

就这样，比尔开始送女儿上幼儿园。他会从家出发，把珍送到幼儿园再折返，经过我们街区去微软上班。他每周送孩子两次。差不多三周后，我送孩子上学时发现有很多爸爸来送孩子。我问一位妈妈：“嘿，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爸爸来送孩子？”她说：“看见比尔来送孩子，我们就回家告诉丈夫：‘比尔·盖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儿园，你肯定也可以。’”

几年后，一天吃完晚餐，我照例最后一个离开厨房，留在里面洗全家五口的碗盘。洗着洗着，我突然大发雷霆，宣布：“谁也不准比妈妈先离开厨房！”母亲的身份，并不代表我必须在所有人走后独自留在厨房洗碗。比尔十分支持我的观点——尽管我只能把他最擅长的洗碗工作交给他，因为这活儿没人比他干得漂亮。

写到这里，有些读者恐怕会想：噢，不会吧，这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光是独自留在厨房里就受不了啦。可她又不用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她的孩子们也不用坐公交车上学，育儿嫂都那么可靠，老公还愿意送孩子和洗碗。我明白，我明白，我分享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为了抱怨负担太重，而是想表明这让我更能理解无偿劳动问题。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对策，在照顾子女、操持家务时，每位家庭成员都需要帮忙。因此，在2018年夏天，我与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者碰头，请他们走访位于美国各州的十个社区，调查当地家庭如何分担照护责任，譬如他们会使用哪些省时省力的工具，如何分配照护职责，公共政策对他们有哪些帮助，收入如何影响他们的照护方式。

研究者们谈论这项研究的方式令我深受触动。相互照顾是人类的天性——照顾子女、护理年迈的父母理应是一种爱的表达。照顾家人能为我们带来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工作理所当然应该由女性承担，那幸福就会变成负担，本该由家人共同分担的工作也就成了一种排斥手段。通过这项调研，我希望能全面展现美国家庭内部的权衡与妥协。是什么让一些人为育儿和家务放弃了收入？为什么有人选择在家工作，有人选择走出家庭？这些决定体现了怎样的性别偏见？研究这些问题能帮助我们制定公共政策、诉诸市场手段，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家庭照护问题——让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追求人生的价值。

揭露深藏的偏见

看不到隐含的性别偏见，我们就无法解决无偿劳动问题。对许多人而言，看见性别偏见是一种震撼的经历，能让他们骤然意识到自身的盲点——无论他们生活在世界上哪个角落。

前些年，我在马拉维农村地区见证了一场两性对话，活动由一家当地机构发起，旨在揭露深藏的性别偏见。我记得自己与一群男女围坐在农田边的一棵大树下，一个叫伊斯特尔（Ester）的农家妇女在我们面前支起一块硕大的演示板，往白纸上画了个时钟。她请在座的男性给她讲讲他们每日的作息，他们就告诉她自己每天大概花多少时间下地、睡觉、吃饭、休息。

接着，伊斯特尔又向女性提出同样的问题。她们的日程全都排得满满当当，每天起床就得捡柴、挑水、做饭、带孩子，等到下地时，她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份全职工作。这些杂务挤占了她们下地干活儿的时间，而地里的农作物关系到他们一家的生计。

许多男人听了都笑着打趣，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尴尬的事实：妻子干活儿比自己更卖力。看得出，男人们都有些惊讶，纷纷表示他们从没想过妻子每天竟如此忙碌。

那天我还旁听了另一场培训，它要求男人和女人模拟典型的晚餐情景。根据马拉维的传统，男人不跟大家一起吃饭，而是第一个单独就餐，可以优先挑选食物。他们吃完之后，妻儿才能捡剩下的吃。于是，一组志愿者为学员们表演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男人在桌上狼吞虎咽，他饥饿的妻儿只能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随后，另一组志愿者表演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共进晚餐，每个人都能分到食物。

他们做的第三个练习也是我最喜欢的，叫作“人对物”。在这个练习中，妻子和丈夫必须互换位置。女人可以使唤男人，让他去做平时由她承担的工作。他必须了解她的工作量，体会被人使唤的滋味。一些村民几个月前就与配偶做过这个练习，他们告诉我，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婚姻。

练习结束后，我向一些完成培训的男性询问这些练习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一个男人说他从前会对妻子隐瞒大部分收入，这样她就不能要求他把更多的钱花在家人身上。另一个人说他以前总是逼妻子去干那些“女人家干的活儿”。他说：“起初‘性别’这个词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老婆给我解释过，但我想不出男人怎么能干女人的活儿，女人又怎么能做男人的事。”

性别角色互换练习改变了这一切。男人们纷纷表示自己现在会承担家务，凡事都跟妻子一起决定。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喜欢听妻子质疑他的决定，因为“她说得挺有道理”。

我问男人们妻子有了发言权之后，他们是不是很难独揽经济大权了。他们承认的确如此，但这很值得，因为，正像其中一个人说的：“现在我们会为两个人打算。”

马拉维的两性对话令我振奋，因为它的成功，意味着即使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我们依然可以扭转性别偏见。性别偏见常常是无意识的。我们应该去揭露它，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开始分析数据、计算时间、分担劳动、相互合作，看看消除男女天生分工不同这个伪概念能为生活带来怎样的改观。

加里·巴克（Gary Barker）领导的男性关怀组织（MenCare）呼吁全球男性分担家中的照护工作，并用数据证明男性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分担照护工作的男性生活更幸福，家庭关系更和睦，子女也更快乐。如果父亲能承担40%以上的育儿工作，他罹患抑郁症和滥用药物的风险都会显著降低，他的孩子也会更优秀，更自信，更少出现行为习惯问题。男性关怀组织还表示，全职父亲与全职母亲的脑激素波动处在同一水平，也就是说，女性天生更适合育儿的观念不见得正确。

平衡分工即平衡婚姻

毫无疑问，女性天生擅长照料他人、操持家务，但男性也一样擅长这些。如果这些职责全由女性包揽，男性就无法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女性也无法拓展其他能力。如果男性能更多地承担照护工作，优秀的护理者将会倍增，这能增进男性与子女的感情，带来欢乐而融洽的亲子关系，让人受益终身。同时，分工合作也让男性和女性都能发展更多技能。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还将弱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从而增进伴侣关系。将某些工作定义为“女人家干的活儿”，认定男性不该分担，就等于助长虚妄的性别等级观念，阻碍男性与女性有效地共同协作。打破这种观念对男性大有裨益，因为这能让他们看到协作的力量，帮助他们挖掘内心的关爱。

《心路历程》（Journey of the Heart）是一本剖析两性关系的精彩著作。约翰·韦尔伍德（John Welwood）在书中指出，伴侣关系中存在一种他称为“自然平衡”的机制。他写道：“被一方忽视的事物，总会得到另一方的加倍重视。如果我不愿承认自身具备某些特质，如强硬、软弱、嬉皮笑脸等，我的伴侣就会迫切地想加强自身的这些特质。”

在这种动态平衡下，伴侣中的一方会忽略双方都很在意的事，因为对方自会替两个人搞定一切。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人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却从不参与筹办，他知道伴侣会比他更上心，即使自己放手不管，对方也会做好安排。

把两个人同样在乎的事完全托付给其中一方，往往会让伴侣疏远。把养育子女或养家糊口的责任完全交给对方，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会导致一方与孩子感情疏远，不过这种做法最大的代价，或许是伴侣双方渐行渐远。

其实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面对一项任务，与其一人栽树、一人乘凉，不如共同分担。我们并不追求时间上的绝对均等，而是希望两个人都看到家庭的需要，为满足它而共同努力。我们不再“各司其职”，而是共同承担。

如果严格划分每项任务，你就是在减少自己的付出，你们的感情也会受到伤害。相反，你可以试着不同程度地参与每一件事。这会让你拥有一段圆满而互补的关系，两个人的地位完全在才能与经验的基础上自然形成，双方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引领，相互追随，最终合二为一。

当然，放弃“各司其职”，也就意味着你们或许会花更多时间沟通，但那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诚如韦尔伍德所言：“是两个不同的人相互碰撞产生的热度与火花促使他们去探索全新的自我。”

在无偿劳动方面，我参阅的文献大都针对由丈夫、妻子和子女构成的传统家庭。但我们不能默认这类家庭的分工模式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家庭。我们必须警惕偏见，在收集数据时做到更加全面，从而辨别哪些是普遍现象，哪些只属于某类家庭，同时尊重不同的家庭形式——无论是同性伴侣家庭还是共同单亲家庭，无论是丁克家庭还是三代同堂的大家族。

平等的伴侣关系——无偿劳动隐含的主题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无偿劳动的性别失衡问题，不仅因为这是许多女性共同的负担，更因为导致性别失衡出现的原因根深蒂固，根本无法靠简单的微调解决。夫妻双方必须重新探讨这段关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在这段关系中，你们是否彼此相爱、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是否有并肩作战、彼此归属、共同成长的感觉？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跟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强烈的渴望之一。

多年前，我与好友艾米·尼尔森（Emmy Neilson）聊到生活与婚姻，向她倾诉我在家庭与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艾米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丈夫约翰·尼尔森（John Neilson）也曾是我在微软的一位挚友。她和约翰一直是我跟比尔最亲密的伙伴，直到约翰三十七岁那年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在他去世后，艾米与我的亲密有增无减。那天，我向她倾吐了嫁给比尔的种种不易，譬如有时会感觉自己无足轻重，即便在我们合作完成的项目中也是如此。她听了对我说：“梅琳达，你嫁的可是个如雷贯耳的男人啊。”

这句话刺痛了我，也让我始终对她心怀感激，因为它为我带来了新的视角。我一直想在比尔身边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的声音才常常被他的盖过。

现在，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让比尔成为我俩的代言人。如果我这么做，一些重要的话或许就不会有人提起，我也不会挑战自我或质疑比尔。我渴望找到自己的声音，也向往平等的关系，这二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因此，我必须开动脑筋，设法从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男人那里得到它们。我显然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与比尔势均力敌，他也一样，可我们在感情中能平起平坐吗？况且，比尔想要这样的关系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们刚结婚时，这些问题时常困扰我。在此，我想与诸位分享几个故事和一些感悟，它们反映了比尔和我在婚姻中逐渐趋向平等的过程，归根结底，在每场针对无偿劳动的讨论中，夫妻间的力量博弈都是暗含的主题。

珍刚出生时，我在婚姻中感觉极度孤独。当时比尔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正是最离不开公司的时候。他忙得不可开交，总有无数人找，所以我想：好吧，或许他只是嘴上说想要孩子，心里并不想要。作为夫妻，我们并没努力构建两个人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想过如何把它传给子女。因此，我总感觉什么都得独自完成。

之前，我们搬进了我在订婚后挑选的一处漂亮的房子，大小适中，适宜家庭居住。他也欣然同意。过了一年半，我们又搬进了比尔单身时就开始修建的一栋大得离谱的房子。我并不是很想搬家。实际上，我感觉自己想要的跟比尔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也没时间好好谈谈。所以在搬家的过程中，我陷入了自我怀疑。我想在这段婚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开始审视自己，考问内心真正的追求。我不再是计算机业务负责人了，而是一位母亲，有着幼小的孩子和终日在外出差的丈夫，而且很快就要与家人搬进一栋巨大的房子，那地方根本不是我的风格，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

那就是我迈向婚姻平等的起点。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都明确希望两个人在婚姻中势均力敌，多年来，我们也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比尔时常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到大做任何事都愿意与人合作。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并不代表他总能平等地对待对方。他必须学习放下身段，我也必须提升自己，成为与他势均力敌的伙伴。我们必须弄清谁更擅长什么，做到能者多劳，学会不在对方的领域指手画脚。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会处理两人观点相左时互不相让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生活中的每件大事都由我俩共同决定。如果无法以尊重与倾听的态度来化解重大的分歧，那么即使最小的分歧也会被无限放大。

2002年，在我们最小的孩子菲比出生后，我和比尔找到了一个维持婚姻平等的有效方法。当时我正从事基金会的幕后工作，也满足于此。比尔较少接触基金会的日常运营——毕竟他还必须全面掌管微软——每当他出现在公开场合，记者们总会提出与基金会有关的问题，所以，他自然就成了基金会的代言人，媒体也开始称之为“比尔的基金会”。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我们的设想，不过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比尔总代表基金会公开发言，而我不会。经过讨论，比尔和我一致认定我应该走到台前，以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的身份出现，因为我们想让大家知道基金会的决策由我们共同制定，工作也由我们共同承担。这个决定让我们逐步成为平等的伙伴。

此外，在基金会成立之初，比尔和我还做出了一个决定，它不仅巩固了我们的关系，更让我们至今都受益匪浅。我们开始为基金会招兵买马时，有人说：“瞧，梅琳达更偏重教育、图书馆和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工作，比尔对全球卫生保健更感兴趣，所以他们干吗不明确分工呢？比尔可以负责全球卫生保健，而教育和国内项目就交给梅琳达。”

我俩也讨论过这个选项，最后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现在看来，那种做法无疑会让我们蒙受损失，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分享一切，从知识到书籍，再到见闻。如果当时各司其职，那我们很可能会生活在两个毫无交集的平行世界。我们在婚姻中或许依然平起平坐，却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那大概更像各自为政：我不干涉你，你也别干涉我。正是共同参与基金会各项工作的决定，促使我们成为平等的伴侣。

我一直相信婚姻也会成长和演变。或许我身边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他是男性中善于经营婚姻的典范。

我父母年轻时，爸爸的一位朋友曾打电话告诉他：“你和伊莱恩（也就是我妈妈！）得找个周末去参加一次夫妻恳谈会。听我的，一定要去。把孩子交给我们。”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刚参加过教会资助的沟通与婚姻工作坊，还沉浸在狂喜之中。爸爸心动了，就跟妈妈商量，结果她欣然同意。她当然会同意。她虔诚地信仰婚姻，也相信静修和教会，所以自然愿意参加教会赞助的婚姻静修活动。多年来，妈妈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塑造和启迪了我的灵性生活。她一周做五次弥撒，热爱阅读，喜欢静修，总是以热情、开放、好奇的态度探索信仰，还时常鼓励我也这么做。她会答应跟爸爸去参加这场婚姻静修，我并不意外。我惊讶的是，爸爸竟然也想跟妈妈一起参加静修。他们离开了一个周末，回家后比过去更加亲密，宣称这是他们一起做过的最棒的事。这个故事让我知道，男人也可以给同性朋友打电话，分享改善婚姻的方法，也就是说，男性也能成为婚姻的保卫者与支持者。

因此，我许下婚姻的誓言时，期望比尔能守护我们的婚姻，我非常幸运，所以在经营婚姻方面，比尔也有他父亲这个杰出的榜样。认识老比尔的人都知道，他一向坚定地相信男女平等，前几年，我们又找到了更多的证据。当时，老比尔正参与一个口述历史项目，历史学家找到一份他撰写的学术论文，是他复员回到大学校园之后写的。论文写于1946年12月12日，当时老比尔刚满二十一岁。他在文中写道：“盖茨王国最突出的理念，就是女性与男性权利均等。进入职场与商界的女人像男人一样多，男人也对女人从事这些职业习以为常，不会大惊小怪。”

这位把我丈夫抚养成人的男士有着怎样的观念，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我总是自豪地宣称我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位女权主义者，或许，他祖父更是功不可没。）

同时，从小在强大而进取的女性身边长大，也让比尔受益良多。他家十分重视母亲的意见。他父亲的事业由他的双亲共同开创，同时，两人也共同投入了他母亲的公共服务事业。玛丽·马克斯韦尔·盖茨（Mary Maxwell Gates）曾供职于华盛顿大学校务委员会，那是她的母校，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那位日后成为她丈夫的大学生。早在他们还不熟络时，正在竞选学生会秘书长的玛丽就请老比尔支持自己，他却坦言自己已经答应支持别人了！（不过，他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玛丽是华盛顿大学校委会成员，曾代表学校处理了南非的资产。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她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她是华盛顿第一州际银行（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Washington）的首位女董事，也是国家联合劝募会（National United Way）常务委员会的首位女主席。

玛丽为联合劝募会效力多年，担任过各种职位。比尔少年时代，玛丽负责的是分配委员会，她会在晚餐桌上和比尔长时间地讨论慈善策略。她是比尔在慈善方面的启蒙老师，曾说服他在微软发起首场联合劝募活动。比尔和我结婚时，他母亲已身患癌症，生命垂危，但她依然在我的婚前派对上朗读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在结尾处，她写道：“资源越多，责任越大。”她对比尔影响至深，是他崇拜的对象。

比尔小时候也曾受过祖母的照顾。他祖母上过华盛顿大学，还打过篮球，在当年这样的女性可不多见。所以，比尔家中从不缺乏强大、智慧、成功的女性，而幼时在家中形成的印象，会直接影响日后的观念。

对我而言，比尔父母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也充分地反映了他从小的家风。那是一尊雕塑，两只鸟儿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神情出奇地一致。我非常喜欢，特意把它放在家门口。在我眼中，它象征着夫妻对未来共同的期待。

所以，我想，比尔也向往平等的伴侣关系，因为他从小就对它耳濡目染。他之所以这样想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求知若渴，热爱挑战。伴侣彼此挑战、相互学习，能让关系趋向平衡。我也常常告诉比尔，我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善于将事物纳入宏大的体系，在历史、科学和体制的语境中寻求革新。而我则帮助他陶冶了性情。

2016年，比尔在加州理工学院出席活动时，主持人问他：“你还会改进自己的管理方法和协作方式吗？”比尔回答：“是的，但愿如此。我妻子经常说我情绪太紧绷了。人有时会过于松懈，有时又会过于紧绷。我极少会犯过于松懈的错误。我一直在等她告诉我：‘嘿，你今天对那帮人太客气了。你是怎么搞的？竟然放过那帮罪犯，他们浪费的可是咱们的钱；你应该强硬点。’这样一来，当我自我‘校正’时，起码还能找到一些可优化的数据点。”

在很大程度上，平等的关系之所以吸引比尔，是因为它更有趣，更富挑战。总的来说，我想，这是因为这种关系更符合他内在的价值观。我们刚开始合作时就意识到了，这份慈善事业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是它为一切注入活力。看到比尔为他人的痛苦垂泪，我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真实。那一刻，“人人生而平等”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代表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可能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比尔也有柔软的一面，尤其是那些见过他争强好胜、杀气腾腾的人。是的，比尔的确如此，但他也具备一些截然不同的特质。他可以非常温柔宽厚，他的心地也可以非常柔软。

巨大的财富能蛊惑人心。它会扭曲你的自我认知，让你自我膨胀——尤其当你相信金钱能衡量美德时。比尔是我认识的最脚踏实地的人之一，因为他对自己的成功有着清醒的认识。

比尔工作勤奋至极，为成功甘冒风险、勇于牺牲。他一向知道成功还有另一个必备要素，那就是运气——横扫一切的运气。你在哪里出生？父母是谁？在何处成长？得到过哪些机会？这些都与我们的努力无关，而是命中注定。

比尔不仅私下向我坦承他的幸运，在公开场合也对此毫不讳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问他成功有何秘诀，比尔说：“我想我小时候可能比当时所有的同龄人都有更多机会接触编程，而这完全是因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运气。”

比尔的谦逊可见一斑。当然，他并不是随时都这么谦逊——我能举出许多反例，但他在成长道路上的确幸运非凡。当他回首人生，扪心自问，他发现自己并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他的境遇，能看到这一点的人，才能无视高低贵贱，践行平等观念，释放内心的温情。

如果说比尔选择我，是因为我热爱生活、热爱编程、热爱人类、喜欢解谜游戏和菲茨杰拉德，那我选择他则是因为我看见了他心底深藏的温柔，起初这并不明显，但在相处中，它日益清晰——看到有人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应该得救，比尔会愤怒不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自视高人一等的人，绝不会用生命去捍卫人人平等的原则。比尔本质上与那种人有着天壤之别，这也是他最吸引我的品质之一。

这是我想要的

上述这些性情及背景因素，让比尔为平等的伴侣关系做好了准备。尽管如此，若不是我把平等作为首要目标，我们也不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有时，我会提出要求。有时，我不得不向他施加压力。

在此，我想与诸位分享一个时刻，我就是在那时知道，我非常想与比尔平等地掌管基金会。

2006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ett）宣布要送出一份前所未有的大礼。他承诺将向基金会捐献他的大部分资产，这足足把我们的基金总额提高了一倍，为我们在全球开辟了全新的投资机会。他的慷慨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的信任令我们惶恐。他授权我和比尔全权决定资金用途。我们期待沃伦的这份大礼能成就一番事业，与此同时，想到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用他的财富拯救生命，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也倍感压力。

我们三个计划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这笔捐赠。当时比尔领导着微软，沃伦在负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会上，密集地出差考察项目，不过很少公开演讲。这将是我代表基金会主持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我准备得十分用心，梳理了我想表达的观点，回顾了我在世界各地的见闻。我想借机感谢沃伦，也为涉及资金用途的问题准备了巧妙的回答。

发布会上，比尔、沃伦和我深入解答了许多问题。在被记者问到我们打算如何拓展基金会的工作时，我对答如流，说我们将用这笔资金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小微信贷，抑制传染疾病。当记者们进一步追问投资细节时，我也应对自如，与他们分享了我在旅途中总结的经验。

这是我事业的转折点。说实话，在与比尔和沃伦一起公开谈论基金会的工作之前，我从没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热爱这项事业。当时一切再明显不过，我必须与比尔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这不仅是我和比尔的需要，也是基金会的需要。也就是在这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从没把这份礼物对我的意义告诉沃伦，其实我早该这么做。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导师，他的馈赠戏剧性地加速了我的成长。

那场新闻发布会对比尔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他也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平等地合作，我应该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当然，这也意味着我需要他的指点，作为公众人物，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完全可以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但他从没这么做，而是始终支持我、鼓励我。坦白地说，我怀疑比尔其实非常担心发布会结束后我会情绪不佳——因为多年前，我在刚开始代表基金会发言时曾向他提过非常过分的要求。

当时有一场演讲让我特别紧张。比尔和我同时受邀在西雅图会议中心发言。在那个阶段，我还不习惯公开谈论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当着比尔的面。因此我对他说：“听着，我想做这场演讲，不过我特别紧张，不希望你在场，所以我需要你讲完话就离开。”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哑然失笑，不过这件事千真万确。只有我最清楚自己的需求！那天，比尔讲完话就悄然离场，开着车在附近绕了十五分钟才回到会场，接上我一起回家。他没有因为被我支走而让我难堪。后来我也再没提过这种要求，不过有时，我会告诉他：“听好，无论我讲得有多糟糕，我都希望你一脸崇拜地听完每一个字。”在他面前我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他也从不嘲笑我，或在我惶恐不安时占我便宜。比尔从不认为我起初力不从心是因为能力不足。他能看到我的成长，而且在我需要支持时，他几乎从不缺席。

有一次，向他求助已经不足以解决我的问题，我不得不向他施压。

几年前，比尔和我跟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夫妇（Jimmy and Rosalynn Carter）在他们位于佐治亚州普莱恩市的家中共度了一个下午。几天后，比尔和我开始度假，我俩都在海滩上看书，他读的是吉米那本《此生无悔：九十岁回忆录》（A Full Life: Refections at Ninety）。读着读着，他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你笑什么？”比尔回答：“你想知道过去二十年里他俩吵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什么吗？”我连忙说：“当然！”我会如此好奇，是因为他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七十年，我想知道他们的秘诀。比尔说：“他俩吵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要合写一本书。”

我一听顿时仰面大笑，然后说：“那我就感觉好多了！”我跟比尔第一次合写基金会的年信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把对方杀了。我当时觉得：“好吧，这段婚姻或许就要这么结束了。”

那是2012年秋天，比尔刚开始撰写基金会当年的年信，准备在2013年年初发布。五年前，比尔开始以年信的形式总结基金会上年的工作。沃伦曾鼓励我们共同执笔，但当时三个孩子都太小，我总觉得抽不出时间。2007年，我们最小的女儿菲比开始上学，罗里八岁，珍十一岁。我终日忙于基金会的其他工作，就没跟比尔一起撰写第一年，以及随后几年的年信。他没提，我也没在意。到了2012年，我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基金会事务，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这年恰逢伦敦自主计划生育峰会召开，我们启动了一项旨在为全球1.2亿女性带去避孕药具的计划。因此，比尔开始规划年信的要点时，自主计划生育问题自然也在其列。

我对这个话题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比尔知道这点，也全力支持。尽管我们说好不进行职责划分，两个人都可以参与所有项目，但由于我们知识结构不同，兴趣爱好各异，所以还是有各自的偏重。当时，我们都同意自主计划生育由我主导。所以，既然比尔准备在年信中谈论它，那我俩合写岂不更好？或者，这部分为什么不能由我执笔呢？

不可否认，年信已经成为比尔的领域，但信是通过基金会的渠道、以基金会的名义发布的，收件人都是基金会的合作伙伴，讲述的也是基金会的工作，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与他合写。但他也提出了种种顾虑，我最后不得不问自己：“我有必要小题大做吗？”

最终，我还是决定把问题摆上台面。我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甚至不知道自己能提出什么建议，但这件事总让我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我跟比尔坐下来，准备好好谈谈。

我说站在他的角度，我能理解他的做法，然后列出所有促使他认为年信应由他执笔的原因。同时我也指出，他想写的内容很多都是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会不断试错的结果和合作伙伴成功实践的经验。随后，我谈到一个更敏感的问题。我说有些话题由我来介绍，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响，这种时候我就应该发言，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这能提高我的声量，促进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推进我们的目标。

这些就是我的论点。（或许当时我并不像自己写的这么冷静！）比尔却认为，几年来年信机制在基金会运转良好，他看不出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争执得越来越激烈，两个人都非常生气。这对我们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考验的不是如何达成一致，而是如何面对分歧。这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在那之前，我们都对彼此心怀芥蒂。

最终，比尔请我写一段关于避孕措施的内容放在信里。2013年那封信的题目是《来自比尔·盖茨的2013年年信》（2013 Annual Letter from Bill Gates），信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我的尼日尔与塞内加尔之行，还有伦敦峰会。

第二年，公开信的题目变成了《2014盖茨年信》（2014 Gates Annual Letter），主题是“阻碍穷人进步的三大难题”，比尔写了其中两大难题，我写了一个。

第三年的公开信题为《2015盖茨年信：为未来下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2015 Gates Annual Letter——Our Big Bet for the Future——Bill and Melinda Gates）。

这标志着年信彻底从比尔一个人的工作变成了我俩共同的工作。

为了向平等迈进，我们做过许多努力，年信无疑是其中最有分量的。要说哪个例子最能证明比尔由衷地支持平等关系，还要数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次，我们的一位挚友问我在家中是不是扮演《时空特警》[出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科幻电影。为防止有人利用时空穿梭机改变历史，成立了一支名为“时空特警”（time cop）的队伍。——编者注]的角色。我说是的，我就是时空特警。多年来，我一直设法确保家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孩子们能及时穿好衣服，做完作业，准时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一开始，这些都由我一个人负责，但情况正在悄然变化。孩子们开始替我分忧，比尔也是。因此，我请这位朋友也向比尔提出同一个问题，看看他会怎么说。他的回答比我委婉，也更机智。

他说：“我们尽量不让谁充当别人的时空特警。当然，我们也会讨论日程安排，但绝不会出现一人高高挂起、一人疲于奔命的情况，我们只会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

这句话无疑是我从比尔口中听到的对平等关系的最大肯定。我们努力为彼此分忧，尤其愿意分担那些相对困难的工作，不会把脏活儿、累活儿推到一个人身上。不平等关系的一大标志，就是一方包揽所有重要、有趣的工作，强迫另一方承担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琐事。这正是不平等存在的目的。因此，分担脏活儿、累活儿，就是对等级制度有力的回击。如果掌握权力的人无法强迫他人去做己所不欲的事，那么等级制度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它难道不正是一些人逃避责任的手段吗？

有时，一些朋友见比尔在微软身居高位，就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会遵循传统的性别分工。这种想法令我十分惊讶。实际上，我们努力消除一切失衡，只承认那种根据才能、兴趣和经验自然形成的并非一成不变的高下。我们在婚姻中是平等的伴侣，在基金会是平等的伙伴。我们一致认定，无论将来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如何改变，这种关系都不受影响。

我为什么要现身说法

对我而言，这是书中最私人的一章，我也写得十分痛苦。我一向注重隐私，所以有些事我宁愿埋在心里，也不愿写出来供人评头论足。有时我会写下一些内容，打印重读之后又感觉触目惊心。尽管如此，我依然没做任何删减，原因有二。首先，我认为女性要争取平等的权利，不能单靠一对对夫妇在婚姻中的努力，而应该从改变大环境入手。分享自己的故事能推动这种转变，所以我才愿意现身说法。其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绝不能一面在全世界解决各种问题，一面假装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早已迎刃而解，这太虚伪了。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否则就会飘飘然，以为自己生来只是为了解决别人的问题。

在这方面，好友基利安是我的榜样。我之前提到过她。她创建的康复咖啡馆专为无家可归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服务，在那里，每个人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彼此愉悦的关系。无论是员工、志愿者还是会员，每个人都加入了一个小组，练习如何深入地相互理解、相亲相爱。

基利安说：“被不爱我们的人了解令人不寒而栗。被不了解我们的人爱无法带来改变。但被人深刻地了解与热爱，能让我们脱胎换骨。”

在她的著作《沉入深爱》（Descent into Love）一书中，基利安也写到了这一点。既想帮助他人又想保持安全距离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也无法将我们治愈。我们必须向人们敞开心扉，摒弃那种隔岸观火、高高在上的态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帮助他人。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提升自己，是一种内外兼修——这个过程兼具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的双重努力。

基利安的思考启发了我。我意识到在支持女性的同时，内心的修行也是一门重要的功课，我必须直面自己的恐惧与不足。她让我看到，要在全世界提倡性别平等，我必须首先在自己的婚姻中实现它。

我从不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也不认为女性只有比男性掌握更多权力才能改善现状。我认为男性的支配贻害社会是因为任何压倒性的优势都是有害的：它意味着社会在虚妄的等级之上运转，权力与机会按性别、年龄、财富和特权，而不是技能、努力、天赋和成就来分配。打破那种允许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文化，能增强每个人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女性崛起、男性没落，而是男女共同进步，成为平等的伙伴，不再为控制权你争我夺。

那么，既然我的目标是男女平等，那我为什么总是强调女性和女性赋权呢？我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女性必须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而且在实现平等之前，我们往往不得不费力让自己相信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们不能单纯指望男性主动让渡权力。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世界早已改变。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不会说：“来吧，我们是平等的，我把权力分一些给你。”但他们或许会回应转变了观念的同性，或主张权利的女性。当男性看到女性力量的提升能让每个人受益，改变也就由此拉开了序幕。她们不但能与男性互补，还能提升关系的品质，为它注入平等伙伴关系所独有的特质，譬如亲密感、归属感、社群意识、团结意识，还有那种互帮互助、和衷共济的感觉，这些都是不平等关系所不具备的。它们能带给人莫大的满足，那种团结友爱是单打独斗者无法体会的。这种感受能让不平等的关系趋向平等，而它就来自那些敢于主张自身权利的女性。因此，我们女性必须彼此鼓舞，不为取代男性、登上权力之巅，只为与男性共同努力，让不平等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