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二十年前，我做过一次旅行，去探访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我乘车来到印度的一个火车站，却不是为了赶火车，而是去见一位校长。这听上去或许有些匪夷所思，其实那所学校就在这里——在火车站里的月台上。它就叫月台学校，因为月台就是孩子们上课的地方。

印度有许多孩子生活在火车站及周边，大都是不堪虐待、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都贫穷至极，靠拾饮料瓶、捡硬币和小偷小摸过活。开办月台学校的初衷，是让这些孩子得到教育。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还设立了一些庇护所，同时尽可能地想办法让他们回家，还给生病的孩子提供医疗救助。长期以来，人们有种迷思，仿佛穷人必然与足智多谋、善于创新、精力充沛无关。（很可惜，现在依然有人这样想。）对我而言，这些每天仅靠极少的金钱与食物度日的孩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谬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老师，堪称我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人。

我一下车，校长就迎上前来，她的神情令我暗暗吃惊。她神经紧绷，说话尖声细气，语速极快。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惊讶，就对我说：“抱歉我这么激动。我平时不是这样。我刚刚救回一个女孩，她家里人差点把她卖进妓院。”

那天早上她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他听见隔壁有女孩在尖叫。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打人的不是她父亲，而是她的丈夫。她是个童养媳，被家人通过包办婚姻的形式送给了丈夫。打电话的人后来又听见她丈夫威胁要卖掉她，这才拨通了电话。校长刚把女孩接到学校。

我问校长，那女孩的丈夫为什么要打她。校长解释说，女孩家人按对方要求出了嫁妆，但男方家人嫌少，回去讨要。见女方什么也拿不出来，男方家人大发雷霆，开始殴打这个媳妇。“这种事太多了。”校长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证童婚带来的伤痛与悲剧。

童婚带给女孩、家庭和社群的危害，很难用几句话概括。请允许我试着描绘它的危险。平等的婚姻关系能增进健康，促进人的发展与成就，带来尊重，让夫妻双方得到提升。而平等婚姻的反面，就是童婚。平等婚姻中的每种促进作用，在童婚中都会变成伤害。童婚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虐待几乎无可避免。在印度，一些家庭嫁女儿时依然得向男方支付嫁妆（尽管嫁妆已属非法），因此，女孩越是年幼、教育程度越低，家人需要支付的嫁妆就越少。在这种情形下，婚姻市场的规则十分明确：女孩越是弱势，婆家就越愿意娶她进门。他们不喜欢那种会表达、有技能、有主见的女孩。他们要的，是一个逆来顺受、毫无反抗能力的用人。

进入包办婚姻后，女孩会离开家人、朋友和课堂，永远失去上升的机会。即使只有十岁、十一岁，她们也必须承担家务——做饭、打扫、下地、喂牲口、捡柴、取水，而且很快，她们就不得不担负起生儿育女的重任。干活儿、孕育和分娩的负担，会给童养媳带来可怕的后果。

初次接触童婚多年后，我来到尼日尔的一所瘘病医院，见到了一个名叫法蒂（Fati）的十六岁女孩。法蒂十三岁就出嫁，随后很快怀孕。她的分娩过程漫长而艰难——即使她已经疼得难以忍受，急需专业护理，村里的女人也只知道让她用力用力再用力。分娩第三天，她被亲属用驴子驮着送进了最近的诊所，孩子死了，她得知自己得了生殖道瘘。

生殖道瘘一般出现在漫长而不畅的分娩过程中，诱因通常是婴儿体积太大或产妇身材太小，无法顺畅分娩。婴儿的头部挤压母体组织，阻碍血液供应，在阴道与膀胱或直肠之间造成穿孔。这可能引起大小便失禁，粪便经阴道排出。患病女孩的丈夫时常因为无法忍受她们身上的异味和伤痕而将妻子赶出家门。

预防生殖道瘘最有效的手段，是推迟首次怀孕的时间，并由专业助产士陪产。法蒂的情况正好相反。经历了包办婚姻、被迫怀孕之后，她又因为患病被丈夫扫地出门，尽管这根本不是她的错。她在父亲家住了两年才有机会来医院修复生殖道瘘。我在医院跟她谈了谈，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她说她最希望的就是尽快痊愈，早日回到丈夫身边。

无论是月台学校那个受虐的女孩还是法蒂，她们的故事都只让我对童婚有了一个粗浅的直观印象。在2012年，见过法蒂几天后，我认识了玛贝尔·范·奥兰耶（Mabel van Oranje），她大大加深了我对童婚的认识。

我在前面提到过，伦敦自主计划生育峰会结束后，我办了场晚宴，玛贝尔就是晚宴上的女嘉宾之一。那晚，每个人都在谈论与女性、女孩相关的话题，而玛贝尔谈论的，就是童婚。

晚宴前，我已经得知玛贝尔是荷兰弗里索王子之妻，王子的母亲是荷兰王国女王贝娅特丽克丝（Queen Beatrix）。特殊的身份为玛贝尔从事的人权工作赢得了广泛关注，但她的活动家事业早在婚前就已开始。大学时代，她曾旁听过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种族屠杀的辩论，后来又成为联合国实习生。大学尚未毕业，她就创立了自己的首个慈善组织，此后十年都在为和平奔走。

玛贝尔供职于长者领袖组织（Te Elders），该组织由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创立，旨在汇聚全球领袖的力量，改善人权现状。作为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玛贝尔频繁地出差。在一次旅途中，她见到一个年轻的母亲，那女孩看上去几乎还是个孩子。她问她几岁嫁的人，女孩说不记得了——五六岁吧。玛贝尔听了震惊不已，随即开始借助自己的经验、资源和人脉了解童婚，并为终结童婚做出了新的努力。

因此，那晚她在伦敦出席了我的晚宴。我对她钦佩有加，尤其是得知她刚刚遭遇家庭变故，依然没有放下自己的社会工作。晚宴前五个月，玛贝尔的丈夫在滑雪时遭遇雪崩，被厚厚的积雪掩埋。由于严重缺氧，他陷入了长期昏迷。我结识玛贝尔的那个夏天，她一面在医院陪护丈夫、抚慰孩子，一面为慈善事业鞠躬尽瘁。一年后，她丈夫去世，始终没有醒来。

见面时我得知，玛贝尔还领导着一个名叫“女童不婚”（Girls Not Brides）的机构，这个机构旨在改变童婚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从而终结这种现象。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过去十年间，全球每年有超过1400万桩童婚。在发展中国家，每三个女孩中就有一个在十八岁前结婚，每九个中就有一个在十五岁前嫁人。

玛贝尔是第一个让我看到自主计划生育与童婚之间关联的人。童养媳往往急于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因而极少采取避孕措施。实际上，在童婚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女性采用避孕措施的比例也最低。而对女孩而言，不避孕的后果是致命的：在导致全球十五至十九岁女孩死亡的原因中，排名第一的是难产。

那天晚上玛贝尔吸引了我，也成了我的老师。

与她聊过之后，我渐渐看到各个性别议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心加深自己对各领域的了解。离开晚宴时，我已经听取了许多关于童婚的内容，迫切想进一步了解这种现象。我研究问题的方法，一般是沉浸其中——去走访每天都会面对那些问题的人，再回来深入分析数据，与专家和活动家们对话。这次我反其道而行之，先从数据开始。我发现，童养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概率远高于未婚的同龄人，也更容易遭到强奸，还经常会被伴侣殴打。她们的教育水平低于未婚女孩。她们与丈夫年龄悬殊，双方力量严重不均，虐待时有发生。

我还看到，实行童婚的社群往往也实施女性割礼。这种仪式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实际上它与早婚密切相关。提倡女性割礼的文化认为，割下女性的性器官是为了让她“做好出嫁的准备”。在不同的社群中，割礼的形式不尽相同。最残忍的一种不仅要摘除阴蒂，还要缝合会阴，直到女孩结婚时才重新打开。女孩一行完割礼，她的父母就开始张罗着把她嫁人。

无论是否行过割礼，童养媳的新婚之夜通常是极端痛苦而无助的。据一名孟加拉国女孩回忆，她丈夫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别哭了。”

如果女孩的丈夫来自另一个村庄，那她就要随他迁往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在去丈夫家的路上，一些童养媳甚至被蒙着头，好让她们逃跑时找不到回家的路。

童养媳时常饱受虐待。一份旨在调查印度各邦女性生存状况的研究发现，十八岁前嫁人的女孩遭到丈夫恐吓、抽打、殴打的概率是其他女孩的两倍。

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童养媳更容易不停地生儿育女，子女人数可能超出她的喂养、教育和照护能力。要照顾这么多孩子，她就无暇赚取收入，而且过早地怀孕也会损害她的健康。因此她可能一生都贫病交加，她的孩子也难以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

与已婚女童交谈

以上这些，都是研究数据反映的情况，不过我认为自己依然有必要跟童养媳以及那些致力于废除这种习俗的人谈谈。因此，2013年11月，我借会议之机来到埃塞俄比亚，造访了该国北部的一个偏远村庄，希望了解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为终结童婚所做的工作。

到了村里，我和另外两位女士被请到一处空场，那是村里人集会的场所。那里有一间小小的保健诊所、一个火堆和一座小教堂，教堂就是我们跟女孩们见面的地方。四周没什么人。我们也没带任何工作人员。与我们同行的男士都在车里等待。我们想尽量让女孩们畅所欲言，所以没带任何可能影响她们的人或物品。

我们走进教堂，室内很暗，只有几扇小窗透进亮光。里面坐着差不多十名女孩，适应黑暗后，我发现她们的个子都小得可怜。她们身形瘦小，就像脆弱的雏鸟，还在成长就被迫嫁作人妇，甚至来不及伸展翅膀。我想张开双臂拥抱她们、保护她们。她们都只有十岁、十一岁——跟我女儿菲比同龄。可她们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纪。有人告诉我，她们中的一半已经嫁人，另一半还在上学。

我先跟已婚的女孩们交谈。她们的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就连翻译都必须凑近才能听清。我问她们几岁结的婚，怎么知道自己要嫁人了。其中一个叫瑟拉姆（Selam）的女孩告诉我们，十一岁那年的一天，她帮妈妈筹备了一个派对。她花了一整天时间做饭、打扫、取水。讲述时，她不断地停下来深呼吸，然后用细小的声音继续讲述，仿佛在透露一个秘密。

她说宾客们一到，父亲就把她叫到一边，说她就要结婚了。那天晚上就是她的新婚之夜。

她吓坏了，冲到门口，拼命想扭开门锁，逃出家门，远走高飞。她的父母早有准备。他们把她拉回来，迫使她静静地站在丈夫身边行了礼。派对结束后，她离开了童年时代的家，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村庄，搬进丈夫家中，开始了家务缠身的一生。

每个女孩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其中最悲惨的就是瑟拉姆这种，本以为自己要去参加派对，却被骗进一场婚姻。欺骗女孩的人显然知道这会让她心碎，否则为什么百般哄诱？好几个女孩说起结婚那天的情形都潸然泪下。她们不但得离开家人和朋友，搬进陌生人家中，为他们做饭打扫，还必须离开学校，而她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童养媳——看上去不过八岁左右——告诉我，读书是摆脱贫困唯一的途径，而她已经结婚，这扇大门永远地关闭了。她们讲述这些故事时，声音都近乎耳语。一些女孩——我记得特别是其中的两个——仿佛只剩躯壳。她们灰心丧气，完全丧失了表达的权利，我不知道她们该怎么找回自己的声音。

听她们讲述时，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不希望女孩们看出我认为她们处境悲惨。不过我的确这么认为，而且我敢肯定，无论如何掩饰，这种情绪依然有所流露。我越听越难以自持。她们哭泣时，我也热泪盈眶，尽管我试着忍住眼泪。

接着，我又跟那些没嫁人的女孩聊了聊。她们还在上学，说话的声音也更响亮。她们更加自信，谈起童婚，她们的语气中甚至带有一点反抗的意味。那一刻，一切再明白不过，童养媳被剥夺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婚姻开始，成长就宣告结束。

谈话结束后，我走出门外，被明晃晃的日光照得睁不开眼。我不得不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会儿，然后才穿过空场去跟女孩的导师们交谈。他们正设法让女孩避免结婚，并让已婚的女孩继续上学。

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亲眼见证了童婚带来的伤害之后，我很难专注于项目细节。一个声音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哪有什么项目能扭转我刚刚看到的一切？”在见证童婚造成的后果之后，我很难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它带来的情感冲击实在太过强烈。

我们本打算在去机场的路上跟这个团队喝杯茶、听听汇报，但我实在做不到。回程路上，我一言不发。回到当晚的住地后，我长长地散了个步，设法消化我目睹的一切。

先前听女孩们讲述时，我除了心碎什么也感觉不到。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那一切拉开了一定距离，愤怒逐渐在我胸中沸腾，我为那些被骗去结婚的女孩感到愤怒。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该被这样对待。

像埃塞俄比亚一样，印度也有一些反对童婚的项目专门救助面临威胁的女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故事。她来自比哈尔邦，有一天，她偶然听到父母在谈论明天的一场婚礼——她的婚礼。

她惊得目瞪口呆。童婚在她居住的地区十分常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故事的结局最终都会像瑟拉姆的故事一样——女孩奋力反抗，却无济于事。但这个女孩不同。她手机上有个叫班登托德（Bandhan Tod）的移动应用，这个名字意为“砸碎你的脚镣”。她一听父母在谈论自己的婚礼，就抓起手机，打开应用，发出紧急呼救——那是一条十万火急的童婚警报。班登托德网络的创始人之一接到了消息，派出一名社工紧急赶往女孩家，劝阻她的父母。童婚在印度属于非法行为，因此这些机构才有理由干预这种家庭事务。女孩的父母拒绝妥协，所以机构负责人就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与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一位副警长带着一班人马出现在婚礼现场，在礼成之前取消了仪式，就这样，十三岁的“新娘”终于回到家中，得以继续学业。

我自然为这位逃脱婚礼、回到家中和课堂的女孩高兴。这个故事揭示了童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我们为什么有必要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很多被迫出嫁的女孩都没有手机，也缺乏这种救助网络。她们指望不了本地警察及时出现终止婚礼。更重要的是，女孩逃脱婚姻后会回到家中，而想把她嫁掉的正是她的父母。她在家中该如何自处？她在那里毫无地位可言。她妨碍了父母的计划，或许还让他们蒙羞。她父母会不会拿她出气？

把女孩从婚姻中解救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到父母急于让未成年女儿出嫁的原因。

如果女儿出嫁能给家庭带来经济回报，那么家里就会少一张嘴吃饭，其他人也能分到更多资源。如果女儿出嫁得付嫁妆，那么女孩越小，付得越少。在这两种情况下，父母都有强烈的动机把女儿早早嫁掉。女儿待字闺中的时间越长，遭遇性侵的概率就越高——那样她就会被视为不洁的女子，嫁不出去。父母之所以让女儿早早嫁人，既是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也是为了维护女儿的荣誉，好让她们免受性侵伤害。

在此，请允许我暂时中断叙述，指出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迫使女孩们接受可怕的童婚，竟是为了保护她们免受另一种恶性侵害。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殴打、强迫发生性关系和虐待等侵害。

性暴力是全球最普遍的人权问题，也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手段中最赤裸裸、最具侵犯性的一种——无论是与战争相伴相生的强奸，还是丈夫殴打妻子，抑或是男性在职场中以暴力手段羞辱、贬低日渐强大的女性。

我听过许多令人难过的故事，譬如女性因为担心自身安危而无奈放弃梦想，为躲避性侵者而屈就离家较近但水平较差的学校。这些故事发生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包括美国。我们应该努力保障成年女性和女孩的安全，直到性暴力彻底绝迹。没有安全，就没有平等。

在童婚问题上，传统文化留给女孩们的选项少之又少，导致嫁女儿的父母往往深信这是对女儿和全家最好的选择。这说明，我们不能光与童婚作斗争，还必须改变那种让贫困家庭将童婚视为最佳选项的文化。

大音希声的英雄

莫莉·梅尔钦用一生证明了这个道理。莫莉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我之前就提到过她。我们相识于2012年夏天，她向我展示了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式。

我在塞内加尔的一座城镇与莫莉会合，然后跟她一起开车去某个村庄考察她负责的一个社区赋权项目。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莫莉跟我讲起她20世纪70年代来塞内加尔的经历，那时她还是一名交换生，来这里精进法语。她立刻爱上了塞内加尔人和他们的文化，甚至决定学习本土的沃洛夫语。

尽管她深爱着这个国家，但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女孩处境艰难。塞内加尔的许多女孩在很小的年纪就接受了割礼——一般在三到五岁。她们中很多人都早早结婚，随后在社会的鼓励下频繁生育。外来机构曾设法改变现状，却从未成功，莫莉想找到原因。

她为各项发展计划担任翻译，方便当地人与那些想帮助他们的外部机构交流。很快，她发现，造成这两者沟通困难的不只是语言障碍，还有同理心的缺失。外来者想帮助当地人，却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生活，也没兴趣去理解有些事物为何如此。他们甚至不能耐心地向村民解释某种做法为什么应该改变。

那天在路上，莫莉告诉我，在发展问题上，同理心的缺失会抵消一切努力。捐赠的农具生了锈，保健诊所空无一人，而诸如女性割礼、童婚一类的陋习依然毫无改观。人们听说发展中国家存在某种陋习，就变得义愤填膺，恨不得冲上去说：“这是有害的！赶快停止！”但这种做法大错特错。她说，愤怒或许可以拯救一两名女孩，只有同理心，才能改变整个体系。

这个想法促使莫莉创立了托斯坦（Tostan），采取全新的手段促进社会变革。在这个机构中，没有人会说村民的做法错误或糟糕。实际上，莫莉告诉我，她从不使用“残割女性生殖器”这个说法，因为它充满道德评判色彩，如果你总是对别人做道德评判，那就没人会听你说话。她一般用“摘除女性生殖器”，因为这样，她想劝说的人就不会反感。

润物细无声的改变

托斯坦采用的方法，不是从外部评判，而是在内部探讨。受过训练、懂当地语言的协调员会在村里生活三年，带领全社区展开对话。他们每三周做一次数小时的讨论，协调员会在讨论开始时请大家描绘他们理想中的村庄，或称“未来之国”。托斯坦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帮助村民们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未来。

为此，协调员会向村民们传授卫生保健知识，教他们读写算术、解决问题。他们告诉村民每个人生来都享有一系列权利——譬如有权学习工作、保持健康、自我表达，也有权不受歧视与暴力侵害。

即使在协调员传播这些权利的地方，它们也远未实现——尤其在一些地区，人们甚至认为，女性公开发表意见就“活该”被丈夫殴打。在这些地方，人们认为男女平等的观念是荒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发现一切正朝着男女平等的方向发展，譬如男人开始干“女人家的活儿”，女人开始挣钱，而且这些变化都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人们变得更健康，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观念或许终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学习了基本人权和男女平等，学员们又开始探讨女性健康。他们甚至不能提女性割礼这个词，在他们眼中，这项仪式是古老而神圣的，只能笼统地称为“传统”。尽管如此，协调员依然指出了它带来的健康隐患，如感染和失血过多等。她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

下次上课时，村里的接生婆举手站了起来。她心如擂鼓，大着胆子说根据她的直接经验，行过割礼的女性分娩更困难。随后，别的女人陆陆续续开始讲述她们的故事。她们回忆割礼带来的剧痛，说起自己的女儿当时如何血流如注，还提到有女孩因失血过多而死。既然所有女孩都有权保持健康，那割礼岂不侵犯了这项权利？这真的是她们的必经之路吗？如此热烈的讨论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她们决定，今年轮到自家女儿行割礼时，她们不送女儿去了。

莫莉将自己创办的机构命名为托斯坦时，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的时刻。托斯坦是沃洛夫语，指雏鸟初次破壳那一刻，翻译过来就是“突破”。

莫莉回忆道：“我们正在见证一场重大的变革——人们走到一起，探寻他们最根本的价值，再对照自己的行为与态度，看这些做法是否实质上违背了这些价值。”

在我看来，托斯坦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

不过莫莉也面临一个挑战。村里的文化的确发生了转变，但她担心这不会持久。村里人会与邻村人通婚，认为与外村人结婚能增强自身实力，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人脉。要是别的村庄依然保留女性割礼并视之为婚姻的前提，莫莉这个村的村民就会受到孤立，年轻人可能因为找不到结婚对象而回归这项传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村庄都必须共同进步——没有哪个村庄能独善其身。

村里的伊玛目[伊玛目（imam）是穆斯林的祈祷主持人，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领袖”。]也向莫莉表达了这层担忧，不过他依然认为改变势在必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他说。

他离开了好几天，徒步走遍了附近每一个村庄，与那里的人们探讨女孩、婚姻、传统和变革。莫莉很长时间没得到他的回音。后来他回来了，宣布：“都谈妥了。”他说服所有的村庄放弃了女性割礼，齐心协力，一劳永逸。在塞内加尔的这一地区，家长再也不必面对是让女儿接受割礼还是任由她们被社会唾弃的两难选择了。

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到别的村庄，甚至别的国家，主导者大都是那些从项目中受益的村民。很快，人们开始质疑另一些有害的传统。

托斯坦在塞内加尔另一个村庄也设立了一个项目，那里的父母会逼迫年幼的女儿结婚，最小的年仅十岁。人们开始在托斯坦的课堂上讨论早婚对女孩的影响。这些座谈开始不久，一个跟丈夫分居的女人得知对方打算让他们的女儿出嫁。她女儿名叫卡迪（Khady），今年十三岁，读七年级。那个丈夫派人闯进卡迪的教室，把她带出学校，并告诉老师她明天要结婚，今后不会再回来上课了。

那晚，卡迪的母亲采取了行动，召集她所在的托斯坦项目的负责人和女儿学校的小学校长开了个特别会议。他们长谈入夜。第二天一早，几十名村民和学生开始游行，他们都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让女孩留在学校！拒绝童婚！

这个策略奏效了。卡迪重返校园。她母亲给她父亲带去消息，告诉他这个村庄禁止童婚。卡迪得救的故事比前面那个警察营救的故事更加震撼人心。警察营救属于执法，而这场营救，标志着文化的转变。

今天，在托斯坦进驻的社区中，承诺禁止童婚的达到8500个。据托斯坦统计，来自八个国家的300万人表示，他们不会再实施女性割礼。

这些就是莫莉在与我一同驱车赶往村里的途中讲述的故事，我们此行正是为了跟带来这些变革的人交流。抵达后，莫莉和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受邀和他们一起跳塞内加尔传统舞蹈。伊玛目提出要为我们祈祷，组员们召开了全村大会，向村民们介绍托斯坦的工作方法：一切事务都由参与课程的组员依据每个人对未来的设想和应有的权利共同决定。

会后，我有幸同与会的人们逐一交流。他们都踊跃地分享各自生活的变化。女人们强调现在男人们都开始干那些所谓女人该干的家务活儿了，譬如捡柴、看孩子、取水等等。我听罢很想知道男人们为什么愿意改变，因为对他们来说，过去那种日子显然要轻松得多。我先跟一个男人聊了一会儿，然后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去井里打水呢？”他说：“这活儿累人。男人更强壮，所以该由男人来做，而且我也不想让老婆太累。女人们总是很累，要是我老婆没那么累，她就会更开心，我们的床上生活也会更有乐子。”

每当我在世界各地讲起这个故事，听者总会哈哈大笑。

跟女人们交流时，我问她们跟丈夫相处得如何。一个女人说：“以前我们跟丈夫什么话也不说，现在成了朋友。以前他们会打我们，现在他们再也不打了。”大多数女人都说她们在避孕，丈夫也很支持。对此，伊玛目表示：“一个接一个地生对身体不好。孩子们更健康，安拉也会开心。”

在场的男人和女人都谈到他们过去会在女儿十岁左右就把她们嫁出去，现在，即使有人愿意出钱，他们也一定会等女儿长到十八岁。我问一位男青年，他会不会跟其他村十八岁以下的女孩结婚。他说，他已经拒绝了一个婚约，因为那女孩未满十八岁，虽说他不知道她长大后还愿不愿意嫁给他。

跟几个大组聊完，我被请到一户人家与少数几个女人交流。房间里很暗，凝重的空气中涌动着伤痛与悔恨，女人们跟我分享了与割礼有关的记忆。一个女人解释说：“长辈这么对我们，所以我们也就这么对女儿。我们把这看作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却从没审视或研究过它。我们以为它是一种荣誉。”

另一个女人向我描述了她在传统仪式中的角色，全程边讲边哭。她摘下头巾擦去泪水，说话时还不断抹泪。

“我不是执刀人，”她说，“但我比执刀人参与得更深。执刀人看不见女孩的脸，而我必须在行礼时按住那孩子。我必须非常坚强，因为那过程可怕极了。女孩会撕心裂肺地尖叫。有些女孩逃跑后，我甚至把她们抓回来继续按住。我见过太多可怕的事。现在我们不再这么做了。我退出时被家里人批得体无完肤。我告诉他们这是神的旨意，因为女孩们正在流血、死去。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说这一切必须立刻停止，而且跟每个人都这么说。”

听完这些故事，我回到酒店房间，再也忍不住眼泪。

谁给了我这个权利？

我带着这两个问题离开了塞内加尔：托斯坦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谁给了我参与这一切的权利？

这两个问题——我稍后会展开谈——关系到我在第二章提到过的那个来自汉斯·罗斯林的质疑：美国的亿万富翁只会施舍钱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汉斯说得在理。我至少能想到三种由富裕而缺乏经验的捐助人造成的混乱。第一，如果一位重量级捐助人进入某个领域并优先选择某种手段，那么该领域的工作者就可能放弃自己的想法而去追随捐助人的思路，因为后者掌握着资金。这样一来，捐助人就很难获得好的提议，反而可能在不经意间抹杀它。第二，慈善界与商界不同，很难看出哪些办法行之有效。出于种种原因，受赠人和受益人会告诉你项目收效良好，即使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除非能客观地衡量收效，否则捐助人很容易长期资助无用的项目。第三，富人往往容易误以为自己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成功，就能在每个领域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直觉，也不愿听从长期耕耘该领域的专家。如果陷入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误区，那捐助人就很可能走出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错误决定，造成恶劣影响。

这些就是亿万富豪做慈善时容易陷入的几个误区，汉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工作中，我总是尽量避免陷入这些误区，自省时也尽量把它们考虑在内，尤其是当我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作为局外人，我并不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我凭什么有资格去支持人们改变他们自己的文化？

当然，我可以说这是因为我资助了当地人，这些项目也都由社群内部成员实施。但这些人的工作也可能遭到社群中其他成员的反对，也就是说，我支持一些人多过另一些人。所以，这为什么就不是那种局外人的傲慢呢？这与一个受西方教育的富人自以为是的指手画脚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为什么可以说我不是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一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群体呢？

不可否认，我渴望推行自己的理念。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价值，男性与女性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归属，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也应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法律所管束的人无权参与它的制定，道德盲点就会被写入法律，弱者就将承担重负。

这些就是我的信条和价值观。我相信，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信念，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只要能撼动那种允许一部分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文化，哪怕只有一丝一毫，我也会加入改变社会陈规的斗争。我相信，积重难返的社会规范和那种让强者获利、弱者不堪重负的制度，不仅会伤害被排斥在外的人，更会伤害整个社会。

因此，如果一个社群不允许女性享有婚姻自由，而是把女性作为商品分配给男性，剥夺她发展潜能的权利，强迫她终身无偿为他人提供家政服务，那它就违背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只要这样的社群中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替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女孩们说话，那他们就有资格加入争取女性权益的斗争。这就是我支持那些陌生社群改变自身文化的理由，即使他们与我相距遥远。

那么，为什么在看到托斯坦采取的方法之后，我会更加确信自己应该参与呢？幸运的是，要让我信奉的理念成为现实，我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这样别人就能免受我的知识盲区和偏见影响。一种文化要从男性主导过渡到两性共同主导，必须得到多数社群成员的支持，这也包括掌握权力的男性。他们必须明白，与女性分享权力能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无法靠一己之力实现的众多目标。社群内部普遍的支持本身就是最有效的保障，能避免外来者专横的指手画脚。

变革发生时总是由内而外，而非相反，并且总是以最具颠覆性的方式实现：人们开始谈论那些约定俗成却极少得到讨论甚至被视为禁忌的传统。

这样做为什么有效？因为如果人们能通过交流取得进步，那对话就能促成改变。我指的不是科技进步，而是人性方面的进步。女性、有色族裔、性少数群体和一切遭受过歧视的族群每多争得一项权利，人类就向前迈进一步。同理心是人类进步的起点，一切都从它开始。同理心让人学会倾听，而倾听能带来理解。人与人就是这样达成共识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与人之所以无法相互理解，是因为缺乏同理心和共同的感受。如果你能体会他人的感受，那你就更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与对方相互谅解。在此基础上，你们就可以更进一步，本着坦诚、尊重的态度相互交流，而这种交流，正是成功伙伴关系的标志。进步就来源于此。

如果人们都能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的艰辛，抚慰他人的痛苦，那么整个社群就会过得更好。一般而言，当代人的同理心强于前人，我们今天遵守的种种习俗和传统却由前人制定。我们探讨约定俗成的传统，为的就是去除陈旧的偏见，在传统中注入同理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同理心，还需要借助科学的力量。同理心能让我们消除偏见，摈弃那种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资格享受科技成果的迷思。

仔细观察，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偏见无处不在。在某种文化传统形成后，谁受到了忽视？谁遭到了削弱？谁被置于不利的地位？谁无法发出自己的呼声？谁的意见无人在意？谁得到的权利最少，却承担了最多的痛苦？我们该如何消除盲点，扭转偏见？

未经探讨的传统会抑制道德进步。如果有人把某种传统强加于你，你却避而不谈，只是默默地遵从，那你就是在行使古人的意志。这让人看不到传统中的盲点，而道德盲点总是表现为排斥他人，无视他人的痛苦。

外来者能促成社群成员之间的对话，帮他们找到并清除道德盲点，但这项权利也可能遭到滥用，因为这些外来者谈论的往往只是他们自己的做法，在意的只是这些做法能否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达成他们的目标。

如果人们开始探讨自己的社会规范并对它提出质疑，那么弱势者的需求就会得到承认，他们的负担就会减轻。而在过去的传统之下，他们只能被迫承受痛苦，让利于人。具体到童婚问题，只要能在同理心的基础上，以平等为导向，展开一场全面的讨论，女性就不会再被迫结婚，大喜的日子也不再是一场悲剧，教育水平也不会止步于十岁。在审视传统时，只要以同理心替代偏见，一切就会截然不同。

莫莉和我离开前，我跟最后一个人，也就是村长聊了聊。他告诉我：“过去，我们嫁女儿还会收钱，就像卖东西一样。是那些男人说事情就该这样，其实我们并不理解婚姻意味着什么。婚姻应该为女人带来幸福。如果违背了她的意愿，婚姻就注定失败。现在我们不再逼迫女孩嫁人了，也废除了童婚。这些东西有违我们真正的信仰。现在我们的眼光变得更加长远，而过去，我们目光短浅。近视只是一种视力缺陷，要论危害，它远远比不上思想上的鼠目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