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是农民，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女性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劳动。因此，我们要为她们提供新培育的种子和最新的技术手段。如果我们向女性提供这些工具，她们就会利用得非常有效。”

迪米村（Dimi）是马拉维一个偏远的农业聚居区，圣诞节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聚在一起庆祝节日，只有一个叫帕特里西亚（Patricia）的女人除外。她来到几公里外，走进自家的半亩农田，跪在地里潮湿的泥土上播种花生。

在全村人分享美食、谈笑风生时，帕特里西亚正在精心栽种。她一丝不苟地把种子排成整齐的两行，垄间距七十五厘米，每颗种子相距十厘米。

六个月后，我在这块地里见到了帕特里西亚。我对她说：“我听说你圣诞节种地的事了！”她笑着说：“那天下雨了！”她知道在土地湿润时播种作物会长得更好，所以才选择在圣诞节那天下地。

你或许会以为像帕特里西亚这样兢兢业业的人想必早已飞黄腾达，但多年来，她历尽艰辛。她干活儿如此卖力，家里人依然食不果腹。她没钱送孩子上学，尽管那笔投入能打破贫困的循环，她甚至没钱买煮饭用的锅，尽管那能让她过得轻松一点。

农民的收成取决于五大要素：肥沃的土地、优质的种子、必备的农具、充足的时间和娴熟的技能。这些帕特里西亚都很难做到，不为别的，只因为她是个女人。

首先，在马拉维的大部分地区，传统规定女性不得继承土地，这种情况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十分普遍。（近来马拉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允许女性平等地持有土地，但传统依旧积重难返。）因此，帕特里西亚的农田不是她的，而是她花钱租来的。这是一笔开支，也导致她不愿投入资金改善土地、提高产量。

其次，作为女性，帕特里西亚在家庭开支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多年来，家里的支出全由她丈夫定夺，要是他不打算为她购买农具，帕特里西亚也无能为力。

帕特里西亚每天的安排也由丈夫说了算。她幽默地模仿丈夫使唤她的模样：“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去做这个，去做那个，一天到晚都这样！”帕特里西亚每天都得劈柴、取水、做饭、洗碗、带孩子，所以她很少有时间照料庄稼，也没工夫把农产品拉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即使她雇人帮忙，雇工也不会像她那样替男人干活儿那么卖力。马拉维男人不愿在女人手下干活儿。

匪夷所思的是，就连帕特里西亚播下的种子都会受性别影响。长期以来，发展促进机构与农民合作，培育出植株更大、抗病虫害能力更强的改良品种。然而数十年间，这些机构只与男性农民对话。这些男人只关心可供出售的品种，不像帕特里西亚那种靠种地养家糊口的农民，种的通常都是营养作物，譬如鹰嘴豆和绿色蔬菜。所以，几乎没人为她这样的人培育种子。

政府和发展促进机构时常开展农业培训，但女性缺乏行动自由，很少参加，而且，由于讲师往往是男性，她们甚至不能与之交谈。不能借助科技手段——譬如短信或广播——传播农业知识的机构发现，这些沟通工具都掌握在男性手中。要是哪家人有一部手机，那么持有者一定是男人。人们在家中听收音机时，掌握调频的也是男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帕特里西亚这样一个聪明、勤勉的农民始终无法脱贫致富。重重障碍横在她面前，只因为她是个女人。

理解帕特里西亚

2015年认识帕特里西亚时，我已经理解了那些妨碍她在农业生产上取得成就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偏见。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到这一点，一切还要从沃伦·巴菲特对基金会的慷慨解囊说起。

沃伦的捐款为基金会开拓了新的领域。忽然，我们有了足够的资源，可以投资那些我们看重并认定前景广阔却尚未广泛参与的领域。我们的基金会还在学习。如果在某个领域发现机遇，我们会首先用小笔捐赠试水，然后密切关注项目进展，设法解决问题，寻找机会。接下来，我们会评估项目，决定是否扩大投资。沃伦向我们宣布他的捐赠时，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些领域，只是尚未扩大投入。他的馈赠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迅速把性别平等列为新的投入重点。

比尔和我决定跳出全球卫生保健领域，把新的资源投入到能够直接削减贫困的举措上。“如何帮极端贫困者提高收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切入点。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现状和收入来源。我们发现，世界上最贫困人口中有70%靠耕种小片土地赚取收入，获得食物。这种现状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这些小农如果能提高土地产量，那他们就能种植更多作物，收获更多食物，获取更多营养，赚取更多收入。我们相信，在减少饥饿与营养不良和消除贫困方面，全球最有力的举措，莫过于帮助贫困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生产更多食物，并把它们推向市场。

我们决定把重点放在非洲和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唯一没有实现粮食产量增长的地区。如果能培育抗洪抗旱、具有较强抗病虫害能力的作物，同时提高土地生产效率，数百万人的生活将得到改善。因此，我们的策略十分明确：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帮助科研人员培育新种子，开发新肥料，让农民收获更多食物。

这便是我们最初的路线。那是2006年，基金会新设农业项目的负责人拉杰·沙赫（Rajiv Shah）在艾奥瓦州参加了世界粮食奖的一场研讨会，他在演讲中向全球农业领域的顶尖专家阐述了我们的愿景，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他的演讲结束后，主办方请四位重量级专家回应。第一个发言的是诺曼·布劳格博士（Dr. Norman Borlaug），他是绿色革命的发起人，曾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拯救了数百万饥饿中的人，并因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第二位发言人是英国国际发展部首席科学顾问戈登·康威爵士（Sir Gordon Conway）。随后发言的是中国华南农业大学校长陈晓阳博士。

等到陈博士讲完，活动已严重超时，可接下来还有一位女性发言人要发表意见。她就是凯瑟琳·贝尔蒂尼（Catherine Bertini），曾担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执行主任。她看出观众听完这一席发言已经有些疲惫，于是一开口就直奔主题。

“沙赫博士，我想重提我们美国建国之初的一位国母艾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逊·亚当斯的夫人。]的一句名言。她丈夫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时，她曾写信告诉他：‘不要忘记女士们。’如果您和您的同事不去正视农业生产中的性别差异，那么你们所做的一切将与前人无异，注定是虚掷金钱。唯一的不同，只是你们会损失得更多、更快。”

凯瑟琳重新落座，会议结束了。

几个月后，拉杰请凯瑟琳加入盖茨基金会，教我们认识农业与性别的关联。

“种地的几乎全是女人”

凯瑟琳上任时，基金会尚未将性别议题纳入讨论。我们的策略中完全没有它的踪影。别人我不知道，但每次回想起自己竟从没将性别议题纳入基金会的发展计划，我总是万分羞愧。当然，我并没忘记我们已经开展了许多服务于女性的项目。自主计划生育明显属于性别议题，产妇与新生儿健康也是。为了让更多孩子接种疫苗，我们也曾将母亲作为宣传对象。这些问题中的性别因素都是如此显而易见。但农业问题不同，找不到一目了然的性别元素，至少我没看到，起码一开始是这样。

一次，拉杰跟我和比尔开会评估我们的农业策略，凯瑟琳也参加了，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拉杰先向我们介绍了凯瑟琳，然后说：“她将负责性别议题。”这个字眼似乎冒犯了比尔，他立刻开始谈论我们应该如何把精力放在提高效率和取得成果上。比尔支持女性赋权，但我们的既定目标是提高食品产量，帮更多人解决吃饭问题。他只是认为这时候强调性别问题，会让我们偏离目标，在他眼中，任何喧宾夺主的问题都会影响基金会的效率。

比尔有时会咄咄逼人，但凯瑟琳早就想跟他谈谈这个。“性别议题跟农业生产效率息息相关，”她说，“我们想帮助农民实现效率最大化，满足他们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切需求，譬如种子、肥料、贷款、劳动力等等，所以知道他们是谁、需要什么就显得至关重要。下次你再开车去非洲农村时，朝车窗外看看都是谁在地里干活儿。种地的几乎全是女人。如果说你们只了解到男人的想法，那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出来开会，也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利。所以，你们永远也无法弄清女人们真正的需求，而她们才是承担大部分劳动的人。”

凯瑟琳走出会议室，对拉杰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干吗要来。要是他不买账，这一切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拉杰说：“相信我，他听进去了。”

几个月后，凯瑟琳开车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对比尔的采访，谈论的是经济发展问题，比尔在采访中说：“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是农民，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女性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劳动。因此，我们要为她们提供新培育的种子和最新的技术手段。如果我们向女性提供这些工具，她们就会利用得非常有效。”

凯瑟琳惊得差点开下公路。

这段经历让凯瑟琳体会到比尔的确善于学习，正如拉杰所说。实际上，他不但善于学习，而且热爱学习。他的确非常严厉，可以问得人哑口无言，有时甚至太过严厉，但他同时也善于倾听与学习。一旦学到新的知识，他就愿意改变。当然，并非只有比尔对学习充满热情，我也乐在其中。求知若渴是基金会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全体员工逐步认定推动性别平等有助于推动农业项目进展的原因。

实际上，如果不存在性别差异与不平等，我们也不会如此在意马拉维农民大多是女性这个事实。帕特里西亚的生活告诉我们，性别因素的确举足轻重，因为它妨碍女性获得她们所需的作物。

汉斯·罗斯林讲过的一个故事恰好反映了这个问题。那时，他在刚果的一个村庄里研究木薯根的营养价值。一天，他跟几个女人一起下地干活儿。他们收割木薯根，给它们编号，再装进筐里背到池塘浸泡，总共收集了三筐。一个女人背着第一筐，另一个背着第二筐，汉斯背着第三筐。他们排成一路纵队走在路上，没过几分钟就放下筐子休息，这时，一个女人回头看见汉斯的筐子，像见了鬼似的大叫：“这东西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背来的。”汉斯回答。

“你不能干这种活儿！”她喊道，“你是个男人啊！”

她会这么说，是因为刚果男人从来不背箩筐。

严格的性别分工也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谁来伐树、谁来播种、谁来除草、谁来移栽、谁来顾家带孩子做饭。当你看到一个农民，你就看见了一个母亲。家务劳动不仅会挤占务农时间，也让女人无暇与其他农民交流，无法交换彼此的诀窍，了解关键的信息，譬如有哪些新的种子品种，如何定价最合理，哪里开辟了新的市场。一旦意识到农民大都是女性，而且地位低于男性，情况就完全变了。

201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做过一次划时代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农民的收成比男性低20%到30%，尽管她们的务农技术毫不逊色。女性农民产量较低，是因为她们不能像男性那样获取各种资源与信息。如果能享有同等资源，她们的粮食同样也会丰收。

报告还指出，如果我们能将贫困的女性农民视为具有特殊需求的顾客，为她们定制技术、培训和服务，女性的收成会和男性一样好。这也会为女性提高收入，让她们在家庭事务中更有发言权，加强子女的营养，带来足以支付学费的收入，并且——由于食物产量上升——在全球减少1亿至1.5亿营养不良人口。

这种做法回报巨大，却也充满挑战。帕特里西亚不是一个特例，她背后是成百上千万名女性。与男性相比，这数百万女性占有的土地面积更小，接受的农业技术指导也更少，打入市场和获取贷款更加困难，也缺少种子、肥料和培训。在某些地区，女性甚至无权设立银行账户，签订合同必须经男性家属同意。

在改善女性生活的过程中，这些性别屏障或许会吓得你后退一步，说：“改变文化观念不是我们的工作。”当你得知农民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她们很难提高土地产量，结果导致孩子忍饥挨饿、家人深陷贫困，那你就不得不做出选择。你可以沿用过去的方法，助长偏见，放任贫困。或者你可以帮女性赢得她们想要的力量，让她们喂饱孩子，释放自身的潜能。这两个选项的含义显而易见，是挑战偏见，还是对它姑息纵容。这从政治角度来讲或许是个棘手的问题，但从道德层面来看就毫无难度：你是选择助长压制女性的陈旧文化，还是愿意共同缔造一种全新的文化，提高女性的地位？

在农业领域争取性别平等，这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把它纳入计划。任何有志改变世界的人，都必须面临这些艰巨的挑战：怎样才能既按计划行事，又不断吸纳新的想法？如何对自己的策略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倾听那些可能将它彻底颠覆的新点子？

最初，我们以为贫困农民只需要强大的技术手段，譬如新型的种子，这样他们就能抵御更恶劣的天气，在同一块土地上种出更多的作物。能够改变农业生产的不只是种子，还有种下这些种子的女性力量。这就是被我们忽视的重点，也是我们的新计划。要帮助农民，我们必须增强女性的力量。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让合作伙伴认同这一点呢？

不敢声张的“女性赋权”

最初，我只把女性赋权看作帮助极端贫困人口解决食品、营养和收入问题的手段，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性别平等本身的确是个重要目标，但在当时，我们基金会并不接受这样的定位。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它受到了质疑。一位高管曾突然打断谈话，宣称：“我们不碰性别问题。”还有人推托：“我们又不是社会公平机构！”

最初，我们十分在意这些反对的声音，就连那些最热衷的同事也都避免提到赋权。这个字眼会招人反感，喧宾夺主，让人忘记我们“必须了解农民的需要”。因此我们所做的，只是让农业研究者知道农民大多是女性。这就意味着研究员必须开始收集涉及女性的数据而不能只关注男性，也意味着培育新品种的科学家必须听取女性的意见。

举个例子。在开发一种改良的新型水稻品种时，农业研究者通常会走出实验室，询问农民对种子特性有哪些需求。

这个想法很好。但研究人员大多是男性，通常也只询问男性农民的意见。女性往往无法参与讨论，因为她要么家务缠身，要么就是迫于习俗所限无法与男性专家交谈，抑或是因为研究者看不到女性意见的重要性。

于是，在很多时候，研究者会把种子改良后的特性告诉男性农民，听者一般会欣然接受。研究者就带着这样的反馈回实验室改造种子，推向市场。男人们购买改良的种子，交给女人播种，而女人们（通常也主要负责收割）发现稻穗长得太低了，她们收割时得把腰弯得很低。

过了一段时间，女人们告诉丈夫她们想要更高的水稻，不想再弓腰驼背地收割了。于是男性农民就不再购买这种种子，研究者的时间、经费和心血都打了水漂，实际上，但凡有人跟女人们谈谈，这种浪费就可以避免。

好在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已经发现，女性和男性农民对好的水稻品种有不同的要求。显然，为了尽可能提高收成，男性和女性都喜欢高产量的品种。由于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工作也包括收割和烹饪，所以她们更喜欢高度适宜、烹煮时间适中的稻种。有鉴于此，IRRI研究员专门听取了男性和女性对稻种的需求。他们知道，如果能在育种过程中得到男女双方的反馈，那么从长远来看，农民采用新品种的积极性会更高。

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开始资助一些项目，寻求帮助女性农民打破障碍，获得改良品种以及肥料和技术，还有贷款，满足她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需求。

我们最早资助的一个项目十分简单：我们想用技术手段为加纳乡村地区的农民提供帮助，为此，我们的合作伙伴制作了一个广播节目，向女性农民传授种植番茄的方法，而且他们做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节目尽可能覆盖广泛。他们确信广播是最佳媒介，因为村里有许多人不会读写，也大都没有电视。一周一次的播出频率不多不少，与农民开始新任务的频率一致。番茄是最合适的作物，因为它相对容易栽种，不但能用于出售，还能给家庭成员补充营养。最后，他们还得摸清女性听收音机的时间，因为如果播出时恰好是男性掌握调频，女性就学不到种植番茄的窍门。

在基金会，大家逐渐确立了这种思维，每个人都能看到那些影响项目进展的性别差异和社会规范。我们开始悄无声息地转变工作方式，在基金会安排了少数几名专家，负责向有兴趣的人介绍在项目中强调性别问题会为实现目标带来哪些帮助。他们说话时都轻声细语。这几位早期专家之一，也是我现在的首席政策顾问哈文·雷伊（Haven Ley）打趣说，她仿佛“在地下室工作了三年”。在工作中，她甚至很少提到“性别平等”或“女性赋权”这两个词。相反，她只是向人们解释关注性别差异能带来的影响。“你不能一上来就谈自己关心的事，”哈文说，“没人会感兴趣。你得知道这些人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害怕在哪里跌倒，只有知道这些，你才能帮他们达成愿望。”

基金会在稳步前进，但我还是嫌它太慢。在基金会提到性别议题时，大家依然会放低声音，有时甚至是耳语，仿佛并不想站出来。我看到，就连一些最坚定的倡导者都万分小心，在会议上只提建议，不求结果，时刻克制，不让自己大声说出心中的真理。

在一段令人饱受折磨的漫长时间里，我无法按自己的心意助他们一臂之力。我在观察，但还没有做好准备。时候未到，基金会还不成熟，我使用数据还不够熟练，也没有时间接手一个全新的大型项目——当时我一心扑在自主计划生育项目上。我有三个孩子，还在自己的婚姻中争取平等。我面临的阻碍实在太多。随后，我等到了那一刻，时机终于成熟，我也做好了准备。我有信念、有经验，也掌握了数据。基金会有人手。因此，我决定为《科学》（Science）杂志2014年9月刊撰写一篇文章，阐述基金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承诺。

在文中，我承认，基金会将性别平等纳入总体策略的时间相对较晚，“因而错失了一些扩大影响的机会”。从现在起，基金会将“把女人与女孩作为全球发展计划的中心”，因为“如果不能系统地介入性别不平等问题，满足项目所在国女性和女孩的具体需求，我们就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这篇文章为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创始人及相关各方而写。最重要的是，我想向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每位员工传达这个信息。我感到有必要在公开场合大声地宣布我们促进性别平等的策略和首要任务。迄今为止，这是我为转变基金会的重心与侧重点采取的最有力的举措。我们该从地下室搬出来了。

彼此鼓舞

《科学》杂志那篇文章发表六个月后，我去印度东部的贾坎德邦（Jharkhand）参观基金会捐助的一个名为普拉丹（PRADAN）的机构，在基金会认识到女性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之后，普拉丹是我们投资的首批机构之一。

20世纪80年代，在普拉丹成立初期，它的领导者并没有将女性赋权作为工作重点。他们是在工作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的。普拉丹意即“回报社会”，秉持这种精神，他们派出一批极富奉献精神的年轻员工，让他们走访贫困乡村，了解村民的需求。新员工们来到村庄，震惊于当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丈夫会殴打未经允许就出门的妻子，而所有人——包括女人——都认为这无可厚非。自然，女人在村里毫无地位：没有资源、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储蓄，也无法贷款。

因此，普拉丹的领导者开始与丈夫们交涉，为妻子们争取了十到十五分钟时间，让她们可以组成小组，交流农业知识。而丈夫们得到的好处是“如果你让妻子参加这些小组，她就能提高你家的收入”。于是女人们开始定期会面，一起攒钱，谁需要资金就向小组贷款。一旦筹集到一定数额的资金，小组就会与商业银行联系。这为许多人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问题。很快，女人们就提出想接受男人们享受的那种培训。她们学会了筛选种子，种出了能喂饱全家的粮食，还能卖掉多余的部分，储备足够的食物，熬过歉收季节。

这就是女性农业互助小组的一些背景，因此，参加她们的会议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被震撼的准备，尽管如此，小组长的话依然令我万分惊讶。她说：“请那些加入互助小组前粮食就够全家人吃一整年的人举手。”

没有一个人举手。

接着，她说：“去年有余粮的人请举手。”

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赋权的形式多种多样。当农业知识、资金支持逐渐改变了女性的生活，她们又转向更多领域，打响了新的战斗。我去的那天，她们正争取改善道路，净化饮水。最近她们刚向当地政府提交了申请，请求修建村里的第一批厕所。她们还开展了一项运动，设法解决村里的酗酒问题。她们号召男人们戒酒，要求政府官员严格执法，甚至帮助售酒的女人另谋生路。

赋权还有另一个标志，那就是女人们的言谈举止。每每见到深受性别偏见压迫的女性，我时常能从她们的眼神中看出端倪，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敢看我。要克服长期以来的逆来顺受并不容易，而参加互助小组的女人就有截然不同的姿态。她们站得笔直，声音响亮。她们不怕提问，也踊跃地与我分享她们的知识、见解和需求。她们都是女性权利的倡导者，每个人都具有那种风度，她们得到了提升。

普拉丹采取的路线对基金会的战略至关重要。我们帮女性找到那些能提出种植建议，并帮助她们迈向市场的人。我们为她们带来金融服务，让她们可以存款、贷款。女性的收入全部进入自己的账户，所以她们赚得更多，也攒得更多。这让她们也更受丈夫尊重，逐渐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

自从我为《科学》杂志撰写那篇文章后，我们就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为这个目标改变了基金会。我们聘请了性别问题专家，开始收集反映女人、女孩生活状况的数据，确保重要指标都能得到衡量。我们还资助普拉丹这样的机构，支持他们采取意图明确的公开手段为女性赋权。渐渐地，将女性和女孩作为战略重点的效果开始日益明显。

帕特里西亚的突破

对圣诞节当天还在地里播种的帕特里西亚而言，情况也有了改善，她加入的互助小组也为她注入了力量。请允许我把她的故事讲完。

帕特里西亚参加的是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的路径（Pathways）项目，他们不但向农民传授农业知识，还在农民当中倡导性别平等。工作人员让帕特里西亚劝丈夫也来参加，他居然同意了，这让她又是惊喜又是感动。在一堂课上，工作人员请帕特里西亚和丈夫重现他们平时的生活情景，但必须互换角色——妻子扮演丈夫，丈夫充当妻子，形式类似于我在《无偿劳动》一章中描述的那种练习。帕特里西亚可以使唤丈夫，像他平时使唤她那样：“去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而她丈夫必须言听计从，任劳任怨。

这场练习点醒了丈夫。从课堂出来，他告诉帕特里西亚，他发现自己过去从没把她当伴侣看待。在另一次练习中，他们把家庭预算画成一棵树，树根代表收入，树枝代表支出，然后他们一起探讨哪些根须应该巩固，哪些树枝可以剪去。在讨论帕特里西亚种地的收入时，他们谈到了她所需的农具，开始商量是不是应该把它提上日程。

帕特里西亚告诉我，这些练习改变了她的婚姻。丈夫开始听取她的意见，跟她一起努力提高土地产量。不久，一个机会从天而降，回报了他们所有的努力。

由于担心女性偏好种植的作物缺少优质种子，“路径”开始与当地研究机构共同培育产量更高、抗病虫害能力更强的花生种子。他们开发出一种优质产品，但数量太少，难以满足本地女性农民需求。所以，他们必须先找一批农民用这些种子栽种植株，培育更多的种子。只有种子数量成倍增长，达到足够出售的水平，他们才能把它卖给更多农民。

这个过程被称为“育种”，与一般农业生产相比需要更加专注、更加用心。只有最优秀的农民才能获得育种资格，帕特里西亚就是其中之一。我问她如何在种植中达到育种计划的极高要求，她回答：“现在我有丈夫的支持。”

这位丈夫同意与帕特里西亚一起贷款，购买改良的种子。那正是帕特里西亚圣诞节播撒的种子。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收割。那半英亩土地产量惊人，收获的种子不但可以向别的农民出售，还够她下一季种满整整两英亩[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那是她去年播种量的四倍。这次丰收不但保证了她家的食物供应，而且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现在，她不但付得起孩子们的学费，还买得起煮饭用的锅！

写进法律的歧视

农业生产并非经济活动中唯一受性别偏见掣肘的领域。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性别歧视几乎存在于每个国家的法律中。

在俄罗斯，女性不得从事的工作有456种，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工种过于繁重和危险，不适合女性从事。随便举几个例子，女性不能当木匠、专职司机和船长。世界上有104个国家以法律形式将女性排除在某些职业之外。

在也门，女人未经丈夫允许不得出门。全球有17个国家制定了限制女性行动自由的法律，限定了女性在外活动的时间和形式。

斯里兰卡规定在商店工作的女性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下班。全球有29个国家限制了女性的劳动时间。在赤道几内亚，女性签订合同必须经过丈夫允许。在乍得、尼日尔和几内亚比绍，女性开设银行账户必须征求丈夫同意。

在利比里亚，丈夫去世后，女性无权继承家产。妻子本身也被视为丈夫的财产，在某些农村地区，人们甚至认为“财产无权占有财产”。全球有36个国家限制了妻子继承丈夫财产的权利。

在突尼斯，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儿一女，那么儿子继承的财产将是女儿的两倍。在全球有39个国家，女孩无法享有与男孩同等的继承权。

在匈牙利，男性高管的平均工资比同级别女性高出三分之一，而这并不违法。世界上有113个国家没有颁布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

在喀麦隆，妻子要想赚取额外收入必须征得丈夫同意。如果他不同意，她就无权合法地从事家庭之外的工作。在全球有18个国家，男性可以合法地禁止妻子工作。

最后，体现性别歧视积重难返的不仅是这些排斥女性的法律，还有保护女性的法律长期缺位。在美国，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产妇的带薪产假。在世界范围内，有7个国家不保障产妇带薪休假的权利。当然，在理想情况下，家庭成员遇到任何重大健康问题都应该享受带薪休假，初为人父的男性也应该享受陪产假。产假和陪产假的缺位是个尴尬的信号，表明这个社会并不重视家庭的价值，也不愿意倾听女性的心声。

性别偏见让世界蒙受损失，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带来贫困和疾病。一切压制女性的社会传统都以它为核心。那么现在，了解到它的危害，也明确了战胜它的好处之后，我们该如何与它抗争呢？

我们应该逐一改变每条法律、每个行业、每一个人吗？对此我想说，“以上全选”。而且，除了消除对女性的蔑视，我们还应该找到蔑视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对它斩草除根。

追溯性别歧视的源头

依偎在母亲怀中吃奶的男婴并不会蔑视女性，那么这种观念究竟从何而来呢？

如果宗教完全由男性把持，蔑视女性的情况就会加剧。

实际上，我此前提到的一些法律就直接来自宗教经典，因而更难撤销。如果倡导平等被斥为渎神，那人们就无法公平地进行政治辩论。

尽管如此，我见过的对男性把持宗教最有力的批判，却来自一位笃信宗教的男性。吉米·卡特在《行动呼吁：女性、宗教、暴力与权力》（A Call to Action: Women, Religion, Violence, and Power）中认为，对女性的剥夺与虐待是“最严重却最被低估的全球挑战”，矛头直指男性对宗教经典的曲解。

别忘了，卡特一生都是热情而虔诚的浸礼会信徒，自1981年起就进入佐治亚州普莱恩市的基督再临浸礼会教堂，在主日学校授课。近四十年来，他领导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挽救生命、开疆拓土。他的工作证明，坚定的信仰能激发善行。因此，卡特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这个（充满歧视）的体系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那就是男人和男孩优于女人和女孩，这个假设得到了某些男性宗教领袖的支持，他们曲解《圣经》《古兰经》和其他一些宗教经典，坚称女性天生低于男性，没有资格与男性共同侍奉神祇。许多男性对此并不赞同，却缄口不言，只因为不愿放弃支配权带来的种种好处。在世俗和宗教生活中的每个领域，这个虚假的前提几乎都能为性别歧视开脱。”

几个世纪以来，信徒们都在教堂里聆听女性“没有资格与男性共同侍奉神祇”之类的教诲。我们无法估量这种灌输对女性的形象造成了怎样的损害。

我坚信，因为男性把持的宗教蔑视女性，所以才会出现压制女性的法律和习俗。这并不意外，歧视女性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偏见之一，教会不仅是最古老的机构，而且改变起来比任何机构都更缓慢、更艰难，因而更容易抱残守缺。

我所在的教会禁止人们使用现代避孕药具，而这道禁令本身只是冰山一角，它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女性禁止成为教士。如果女性能成为教士、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教会绝不会颁布当前这道针对避孕措施的禁令。同理心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如果神职人员清一色是未婚男性，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会设身处地地为女性和家庭着想，站在已婚角度、女性角度或育儿角度思考问题，而这一切最终的结果，就是男性制定了伤害女性的规则。将负担推卸给“他者”，是对决策者永恒的诱惑，正因如此，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他者”参与规则制定，而不是在一旁坐视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这个社会就更有可能支持平等。

天主教会宣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挑选的使徒均为男性，因此教职是男性的专利。他们想以此拒绝讨论女性教士问题。但我们轻易就能指出，耶稣复活之后首先在一个女人面前显灵，并吩咐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男人们，因此只有女性才能将喜报带给男人。

解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教会却表示，禁止女性担任教职是一项“惯例”。一个以爱为己任的机构竟将女性排除在管理层之外，这是莫大的讽刺。即使抛开这点不谈，那些大权在握的男性以规则保全男性的统治，也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动机，这实在令人沮丧。

他们的辩解在几世纪前或许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如今，男权社会已经被撕下了伪装。我们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教会的力量部分来自上帝，部分来自男性——排斥女性的那部分就来自男性。

今天，人们对男性把持宗教提出了道德考问，其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还要以上帝的名义维护男权统治到什么时候。

我所从事的慈善工作并不直接鼓励女性在宗教界发声，然而，鉴于男性把持宗教有百害而无一利——进步宗教领袖的呼声则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必须赞扬那些在宗教界挑战男性垄断地位、帮助女性放大声量的女人。

女性无法靠单打独斗赢得胜利，她们需要男性同盟。对他者的每一次接纳，都离不开体制内部的活动家由内而外的努力。她们深知这一点，因此，她们在每种偏向男性的宗教中都提出了一连串令男性如坐针毡的问题。谁愿意与女性并肩作战？谁又会为维护规则而保持沉默，即便明知它们是错误的？

我曾与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交流，他们中不少人都支持任命女性神职人员。与此同时，正统教会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这让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机构的道德水准或许低于各分支的总和。

这一章从农业生产中的性别问题开始，却在宗教讨论中结束，这或许会令一些读者困惑不解。对剥夺女性权利的传统追根溯源，是我们的责任。全世界都有一些女性在设法重塑信仰，争夺由男性独占的阐释经文的权力。她们所做的一切，是对社会公正、经济平等最杰出的贡献。她们开辟了新的战场。我们应该向这些女性和她们的男性同盟，尤其是那些在古老机构内部推动变革的男性，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