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津轻时，已是八月。后来过了约莫一个月，我从津轻的金木町出发，到乘坐津轻线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五所川原，去购买香烟和酒。好不容易买到三十根金鵄，一升清酒，我又乘上了金木方向的轻便铁道列车。

“哎，修治。”有人唤了我的幼名。

“哎，庆四郎。”我答应道。

加藤庆四郎君身穿白衣，胸前挂着伤痍军人[伤痍军人：指在服役期间发生伤病，生活和健康受到影响的军人。（译者注）]的勋章。仅凭这些，我就了解了他的经历。

“辛苦你了啊。”我很不擅长这种场合下的问候，着实蹩脚得很。

“你呢？”

“遭了战灾，连续两次。”

“是吗？”

他也涨红了脸，我也涨红了脸，都有点不知所措。随后，我们姑且握了手。

庆四郎君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论相扑，他在班上是第二厉害的。最厉害的人是忠五郎。他们时常搞决胜比赛，全班人都会紧张地围观，但庆四郎君就是比不过忠五郎。他每次都爬起来，啐一声，然后狠狠跺脚，一看就很不服气。过了二十多年，我都没忘记他当时的动作。一说到庆四郎君，我就会想起那个动作，并对庆四郎君产生好感。小学毕业后，庆四郎君上了弘前的中学，我则去了青森的中学。后来，庆四郎君上了东京的K大学，我也去了东京，但始终没怎么见面。我们在银座见了一次，当时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所以蹭了庆四郎君一顿饭。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听说他从K大学毕业后，在东京的中学当了老师。

“不过，嗯，太好了。”我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嗯，太好了。”庆四郎君平淡地回应道，“差点就死了。”

“是吧，是吧。”我有点狼狈地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刚买的香烟，递给庆四郎君一根。

“不行。”庆四郎君拒绝了，然后拍拍白衣覆盖的胸口，“这儿不好。”此时，火车发车了。

“这样啊。我这儿还有酒，来点吗？”我稍微拎起放在脚边的布包给他看，“肺病不能抽烟，但有的人喝点酒反而有帮助。”

“我挺想喝的。”庆四郎君坦率地说，“其实肺病已经没什么了，只是一抽烟就咳嗽。酒可以来点。在伊东跟大家道别时，我也喝了好多。”

“伊东？”

“对，伊豆的伊东温泉。我在那里疗养了半年。之前在华中待了两年，南方待了一年，后来得病了，就回到这边，在伊东温泉疗养。现在想起来，我感觉伊东温泉那六个月最漫长。一想到病养好了又得上战场，我就很不情愿，所以后来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很是松了口气。就因为这样，跟战友们分别时喝了很多酒。”

“你家知道你今天回来吗？”

“应该不知道。我只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们近期也许能回来。”

“那多不好呀。你老婆孩子都住在金木那边，不是吗？”

“嗯，我一接到征兵令，就让老婆孩子疏散到了这边。有啥好通知的。若是带了许多稀罕的外国货倒还好，可我不是空着手嘛。”说完，他便扭开头，眺望窗外的景色。

“你带着它回去吧。据说这可是上等的好酒。你带上吧。金木现在一点酒也买不到。你拿着它，让老婆给你斟酒，好好喝上几杯。”

“要是你给我斟酒，的确能喝上几杯。”

“我就算了吧。免得让夫人嫌弃我碍事。总之你拿着吧。你没通知家里今天回去，他们肯定没备好酒。你想喝酒，对不对？我看你瞅着这包东西的眼神就非同寻常。你肯定很想喝。拿去吧，拿回去，跟家里人一块儿喝。”

“不，还是我们一块儿喝吧。今晚你提着这包东西到我家来做客，那就最好了。”

“那可不行。我才不去。过两三天再去。”

“那就过两三天也不要紧，你来做客吧。这酒我就不要了。家里也有。”

“没有，肯定没有。金木现在是一滴清酒也没有。总而言之，这酒你今天必须拿走。”

我们一直纠结着那一升清酒，直到列车抵达金木站。

最后，庆四郎君还是拎走了那瓶酒。作为交换，我两三天后必须到他家去做客。

按照约定，我三天后拜访了庆四郎君，他完全没动我给他的一升清酒，就等着我来了。我们很快便喝了起来。他给我介绍了身材高大、看起来温顺老实的夫人，还有以十三岁的男孩打头的三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听他说了这样的故事。

我在华中待了两年，南方待了一年，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像是久远的梦境，甚至感觉那个四处奔波的军人并不是我。我啊，丝毫不想说起那段时间的事情。就算说出来，我也感觉像在撒谎。反倒是伊东温泉那半年，对我而言更漫长，并切身感觉到我这个阴郁沉重的人真的活着，真的在动，悲欢喜乐全都能渗透进皮肤里。所以当我说起三年半的从军生活，最想对你们说的，也许只是那六个月的疗养。日本人啊，也许注定了只要一离开本土，就要丧失自我、脚步虚浮、忘记了生活，变得一无是处。在本土，只是坐两三个小时的火车，就觉得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整个人疲惫得很。可是在外地，哪怕坐上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的火车，也好像去邻村串门那样随意。我们脑子里的齿轮都完全嵌合了内地的高密度生活，心情从来不会松懈，哪怕是一个小时的旅程也像一桩大事。总之啊，在伊东那半年时间无比漫长而沉重，塞得满满当当。那里给我留下了许多回忆。其中有一件事，也许过个十年二十年，甚至直到我死，都绝不会忘记。那是件怪事，你且听我道来。

那时已经是初夏，针对中小城市的轰炸快要开始了，人们都说热海伊东的温泉地区也要被夷为平地，大家都忙着疏散家财，让老幼先去避难，城里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活力。一天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我站在疗养馆的大门外，眺望街上的人来人往。当时下着太阳雨，明明阳光很好，却有雨点披着金光落下来。燕子几乎是贴着地面飞来飞去。那一刻我在想什么呢？我只记得马路对面的黑色木板围墙下有一株盛开的紫阳花，那些花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所以我当时也许罕见地沉浸在了类似旅愁的情绪中吧。

“当兵的，你这样要淋湿啦。”

疗养馆斜对面有个小小的射击场，店里的姑娘红着脸对我笑了。那姑娘名叫阿常，大约二十岁，没有母亲，父亲在疗养馆当差。她个子高大、皮肤白皙，脸上总是挂着悠然的笑容，丝毫没有东北女人那种刻薄和对男人的警惕。据说伊豆的女人都这样，果然还是南方的女人好啊……言归正传，总之疗养馆的军人都很喜欢阿常，那时候有人议论，说一个抄着关西口音的小年轻跟阿常如何哪般了，我听了很不高兴。当然，我可以像你这样，直接跟他说就完事了，可我当时站在门口淋太阳雨，并不是在想阿常的事情。不会，也许是的。也许我看紫阳花的时候，是有一点在意射击场那边的动静。可我站在那里绝不是因为暗暗喜欢阿常，想去射击场那里看她。再说，我们早就不是那种年纪了。我那时真的只是站在门口发呆。不过，其实我并不讨厌阿常，也很在意她跟那个小年轻的传闻，这是事实，所以很难说我站在门口时，一点都没关注阿常工作的射击场。我觉得吧，人心不像你们写的小说那样清楚确定，而是模糊不清的。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也许会因为每时每刻的变化而发生意外的转折。你可别嘲笑我。你肯定也经历过。喜欢和讨厌，就是这么不清不楚。总之，阿常叫了我一声，我就跟她去了射击场。

“阿常，你不疏散吗？”

“跟你们一样，我不怕烧也不怕死。”

“好坚强啊。”

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暗自猜测，她一定是跟那个关西口音的真有一腿，要跟他生死与共了。为此，我感到莫名寂寞。

“我打打麻雀吧。”说着，我拿起了气枪。

射击场最难的就是打麻雀。要用小小的铅弹打中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的马口铁假雀。打中尾巴或身体，它都不会掉下来。非要击中靠近鸟喙的位置，才能将其打落。不过，自从我掌握了气枪的射击轨道，已经可以第一枪就将其打落了。

阿常给箱子上了发条，麻雀开始哐当哐当地左右摆动。我瞄准目标，扣动扳机。

哐当哐当。

没打中。

“怎么了？”阿常知道我平时第一枪就能打中，所以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躲开点，你太碍眼了。”我开了个蹩脚的玩笑。东北人在这种时候总会乱了阵脚，没法轻松地应酬。

其实她真的很碍眼。我们开始射击时，阿常总是在靶子附近转悠，一会儿捡子弹，一会儿调整靶子的位置。只不过，我平时都没觉得她如此碍眼。唯独那一刻，阿常笑着站在麻雀的靶子边上，让我觉得特别碍眼，又特别危险。

“躲开点，躲开点。”我强装笑容，反复说道。

“知道啦，知道啦。”

阿常笑着挪开了一尺左右。

我再次瞄准，扣动扳机，子弹应声而出。

哐当哐当。

还是没打中。

“你怎么了？”

她又说。

我突然浑身发烫，默不作声地装了第三发子弹，发射。

哐当哐当。

没打中。

“怎么了？”

第四发，依旧没打中。

“你到底怎么了呀？”说着，阿常蹲下了。

我没有回答，装上第五发子弹。阿常的裤子勒出了膝盖的形状，像两个圆球。这混蛋，已经不是处女了。

我朝着她的膝盖开了一枪。

“啊！”阿常喊了一声，趴倒在地，但很快抬起了头。

“我不是雀儿呀。”

听到那句话，我宛如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愣在原地不动弹了。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觉得，纵使说上一千遍，也无法求得她的原谅。我不是雀儿呀——天真无邪的发言，反倒比任何激烈的抗议更尖锐，更刺痛我。阿常皱着眉，蹲在地上捂着膝盖，痛得呻吟了一声。她的指缝间流出了鲜血。我扔下气枪，从后面绕进了店堂。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了？”

哪有什么怎么了，当然是被铅弹击中了膝盖，受了重伤。她似乎站不起来了。我略一犹豫，最后还是把她抱了起来。阿常喊着痛放开了膝盖，转过来小声问我：“你怎么了？”她的笑容有点悲伤。

“到疗养馆去包扎吧。”我的声音异常嘶哑。

阿常应该走不了路。我让她扶着我的左肩，把她带到疗养馆，径直去了医务室。虽然出血有点多，可她的伤似乎并不严重。医生用镊子一下就拿出了嵌在膝盖上的铅弹，给小小的伤口做了消毒包扎。听闻女儿受伤，在馆里当差的父亲飞快地跑了进来。我挤出一脸讨好的笑容说道：“唉，这个可真是……”我想到自己真的做错了，反而说不出道歉的话来。

我永远忘不了阿常父亲当时的眼神。他平时是个看起来有点软弱，又和蔼可亲的人。在那一刻，他瞟了我一眼，目光中却带着说不上是憎恨还是敌意的情绪。我不禁毛骨悚然。

阿常的伤很快就好了，这件事在疗养馆并没有引发什么问题，我只被两三个战友嘲讽了几句，就这样过去了。可是，从那天起，我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那天起，我变得极其讨厌战争，害怕伤害人类脆弱的皮肤。人不是雀儿。我总是想起看见孩子被别人所伤的父亲的眼神。我跟你说，战争啊，真的不好。

我并非虐待狂，也丝毫没有那种倾向。可是在那一天，我伤害了一个人。那一定是从战场带回来的宿醉。我在战场上杀伤了敌方的士兵。可是，我当时可能丧失了自我，对此毫无反省。我从未想过否定战争。当我带着屠戮的宿醉回到内地，并使其稍露端倪时，才突然意识到那是何等罪恶的东西。这真是太奇怪了。你说，这是不是因为内地的生活浓度更高呢？日本人是否注定了一到外国就会脚步虚浮，导致生活空虚茫然呢。在内地与在外地，我感觉自己就像两个不同的人，恨不得捏一把大腿，看看这是否梦境。

庆四郎君的倾诉快要结束时，夫人端来了新的酒壶，默不作声地为我们各斟了满满的一杯酒，然后安静地走了出去。我呆呆地目送她的背影离开，随即感到愕然。她走路似乎拖着一条腿。

“那不就是阿常吗？”

那位夫人完全没有津轻的口音，说的是纯粹的东京话。也许是喝醉了，我突然产生了奇怪的错觉。阿常不是皮肤白皙高大的女人吗？

“白痴，你说什么呢？哦，是因为脚吗？她今天走了四公里去领木炭，脚上磨出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