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我要拜借《东北文学》杂志宝贵的版面一角，说一些自己的事情。之所以要借《东北文学》的版面，理由如下：

诚如各位所知，《东北文学》杂志由仙台的河北新报社发行，当然也会出现在关东、关西、四国、九州的书店报亭，但可以推测，杂志的主要读者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仙台一带最多。

正因这一优势，我才想借《东北文学》的一角，说一些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想要见一个人。我并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住址，只知道应该是在仙台市或其周边。那是一个女人。

我之所以在仙台市发行的《东北文学》一角刊登这篇蹩脚的手记，是猜想到那个人也许生活在仙台市或其周边，那么便有可能看到这篇手记，即使那个人没看到，与她相识的人看了，也许会告诉她……不不不，这不可能，世上怎会有这种巧事，不不不，我自然知道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只不过，我已经走投无路，必须要依赖于这不可能的巧合了。

“小姐，谢谢你。那时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就是那个乞丐。”

指望这句话传到那位女士耳中，正如乘坐飞机去吊唁一位勇士，从他长眠的战场上空抛下花束，指望其落在勇士的埋骨之地，最终却落在了远方森林的鹰巢之中，让雏鹰倍受惊吓，或是落在大海的波涛之间，漫无边际地漂流。说到底，这并非能否到达的问题，只要说话的人，或是投下花束的人感到心满意足，那样便好了。这无疑是一种任性的行为，但我还是要说：

“小姐，谢谢你。那时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就是那个乞丐。”

昭和二十年的七月末，我们一家四口在上野乘上了火车。我们先在东京罹难，退避至甲府后，甲府也被烧成了一片焦土，然而战争还在继续，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死在故乡倒能少些麻烦，于是我与妻子带着五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离开了甲府，打算乘上当天从上野开往青森的快车，偏偏不巧遇到了空袭警报，挤满了上野车站的数千名旅客个个杀气腾腾，我们带着年幼的孩子，只能任人推搡踩踏，最终没能赶上那趟快车，当天只能在上野车站的检票口和衣睡了一觉。那一夜月光凄冷。夜深以后，我独自走了出去。四周早已是一片焦土。我走上上野公园的石阶，站在南洲的铜像旁远眺浅草。它就像是湖底的一团水草。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眺望东京。十五年前，我进入本乡的学校，从此便在东京生活。而那一刻，将是我最后一次将东京收在眼底。想到这里，我自然难以保持平静。翌日早晨，我们挤上了上野站出发的第一辆列车。我们已经顾不上目的地，只要能向北开上哪怕二十公里三十公里，便要坐上去。于是，我们乘上了上野站始发的第一班车，也就是凌晨五点十分发往白河的列车。没过多久，我们便到了白河。一家人在那里下车，又找了一班继续向北的车坐上去。下午一点半，小牛田方向的列车在白河站停靠，我们一家四口从车窗爬了上去。跟上一趟车不同，这趟车格外拥挤，而且甚为闷热，两岁的儿子趴在妻子衣衫凌乱的胸前，憋得嗷嗷大哭。由于母亲营养不良，这孩子生下来就身体孱弱，又因为母乳不足，后来的发育也不理想，只是勉强活着，能够走动罢了。五岁的姐姐虽然相对健康，但是在甲府被烧毁的前不久患上了结膜炎，遭遇空袭当天双眼完全失明，我只能背着她在火雨之下逃窜，最后找到了幸存的医院接受治疗，在甲府拖延了三个星期，总算等到这孩子两眼能够睁开，我们才带着她出发了。可是现在一到傍晚，孩子的眼睛还是睁不开，直到早晨都死死粘着，我只能用医生那里开的硼酸水给她洗眼睛，然后点上眼药水，再等一会儿才能让她睁开眼睛。那天早晨我们在上野站乘上列车时，这孩子的眼睛迟迟睁不开，我便用手指将其掰开，没想到竟出了许多血。

换言之，我们这一行人，父亲穿着肮脏的上衣、褪色的藏蓝棉布长裤，胡乱缠着绑腿，脚上套着足袋鞋，蓬头无帽；母亲披头散发、满脸煤灰，穿着破烂的裤子，袒胸露乳；二人还带着一个患眼病的女儿和又瘦又小、只会哭号的儿子，宛如一个乞丐家族。

小儿子哭个不停，妻子将乳头塞进他嘴里，他也知道吸不出乳汁，只会扭过头去，小小的身子使劲向后仰，哭得愈发大声。一个站在旁边、同样带着孩子的女人实在看不下去，便对妻子说：

“是没有奶水吗？”

接着，她又说：

“让我抱抱他吧，我又涨奶了。”

妻子把哭叫的孩子递给了那位大姐。见大姐的乳房奶水充足，孩子立刻不哭了。

“哎呀，好乖的孩子，吃奶也很温柔。”

“不，他是身子骨太弱了。”

妻子说完，那位大姐也露出了寂寥的微笑。

“我家孩子吃奶那叫一个粗鲁，吸得可疼了。这位小公子是不是太客气啦。”

体弱的孩子含着不是母亲的乳头，沉沉入睡了。

列车到达了郡山车站。那里宛如刚刚遭受了轰炸，空气里甚至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倒塌的房屋废墟中腾起了片片黄尘。

那时东北地区频繁遭受空袭，仙台已经被烧毁大半，而我们在上野车站的水泥地上和衣而眠的那一晚，青森好像也遭到了烧夷弹袭击，随着列车一路向北，各个地方遭灾的传闻不断飘到耳中，尤其是青森地区，据说损失极为惨重，甚至有人一本正经地夸大道：那里的交通已经全面瘫痪。这使我心情格外沉重，忧虑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津轻边界的故乡。

过了福岛，车上空了一些，我们也总算找到了座位落座。才刚喘上一口气，对口粮的担忧又涌上心头。我们出发时准备了三天的饭团，无奈天气炎热，米粒都像纳豆一样拉出了丝线，咀嚼起来黏腻异常，叫人难以下咽。我们一直给小儿子冲奶粉喝，然而奶粉要用热水冲，所以决定坐到前面的车站时，找站长要点热水冲奶粉，坐在车上就姑且先掰一点松软的蒸面包给他充饥。可是打开蒸面包一看，外皮已经发潮发黏，不得不整个扔掉了。剩下的食物，便只有炒豆子。我们身上还有一些大米，本打算中途下车后在旅馆换一些米饭，如此看来，今天能入口的食物，是真的不够了。

父母二人光是啃炒豆子喝水，倒也能忍耐一天两天，然而五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自然经不起这样的苦难。小儿子方才吃了点奶，现在已经睡了，大女儿却早已厌倦了炒豆子，正直愣愣地看着别人吃盒饭，恐怕快要闹起来了。

唉，人类竟要吃饭才能活着，这是何等不体面的事情啊。

曾经，我对妻子宣称：“喂，等到战况更加紧迫，人们连一个饭团都要争抢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我就不活了。我打算放弃参加饭团争夺战的权利。到时候可怜你，带上孩子跟我一起死吧。因为此时此刻，死亡已经成了我仅剩的尊严。”现在想来，那一刻似乎来到了。

我呆呆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心中没有任何办法。列车经过一座小站时，有个大姐提着装满桃子和西红柿的筐上了车。

那位大姐立刻被乘客包围，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阵。大姐是个刚烈的人，高声拒绝道：“不行，我这不是拿来卖的。让我过去，别挡路！”她钻出人群，径直朝我走了过来，一屁股坐在我旁边。那一刻，我的心情着实微妙。我突然错觉自己是个非常通晓女人心理的色魔，产生了龌龊的想法。世上自然不可能存在衣衫褴褛、宛如乞丐、还带着两个孩子的色魔，但我还是受到了微妙的心理暗示。其他乘客都冲着她的那筐水果吵闹不休，而我则是一副全无兴致的模样，呆看着窗外的风景。其实，我比任何人都眼馋那筐子里的东西，只是强忍了渴望，没有看它一眼。这个计策也许成功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叹自己很有欺骗女人的才能，一时间万分羞耻。

“你们到哪儿去呀？”

大姐语速飞快地跟坐在前面的妻子搭话道。

“去青森另一头。”

妻子冷冷地回答。

“那可太折腾了。你们也遭灾了吗？”

“嗯。”

妻子向来是个寡言少语的女人。

“在哪儿？”

“甲府。”

“还带着孩子呀，那真是太辛苦了。吃点吧？”

她飞快地往妻子腿上放了十个桃子和西红柿。

“快藏起来。要是让那些大老粗看见了，那就没完没了啦。”

片刻之后，果然有个男人冒出来，煞有介事地手握大额纸币，压低声音纠缠道：“卖我几个吧，多少都行。”

“烦死了。”

大姐皱着眉，高声驱赶道。

“我这些不卖！”

接着，妻子做了一件蠢事。她突然往大姐手里塞了一把钱。那一刻——

哎！

别！

不是！

来！

这！

几乎不成话语的细小呼声宛如火花，接连从二人口中迸发出来，而那些钞票则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她们中间左右移动。

够了！

大姐口中迸发出这样的音节。

“你这就不地道了。”

我低声劝阻妻子。

过程写下来看似冗长，实际从妻子掏出钱，到火花四溅，再到我去劝阻，妻子不情不愿地收起钱，可能不到五秒钟时间。诚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

根据我的观察，这位大姐虽然口称“不卖”，实际只是不想在车上买，所以她确实是个商人。很难说她是否要将这些水果拿回家去卖给某个特定的人，总之那些就是“货物”。然而，既然人家已经发挥了人道精神，我们便不能再将大姐当作商人看待。

人道。

大姐的一番心意，我当然感激不尽，然而，我内心还是稍感无奈。

人道。

我已经词穷，不知如何道谢。左思右想之后，我决定将手头最重要的东西送给大姐。我身上还有大约二十根香烟，于是分出十根，塞到了大姐手里。

大姐并没有像推拒钞票那样强烈地拒绝我。这下，我总算松了口气。那位大姐在仙台前面的小车站下了车，她走后，我苦笑着对妻子低声说：

“人道，可真是太吓人了。”

这种对恩人的嘲讽，应该说是乞丐的不服输，还是虚荣作祟？这种心理就像那些背地里小声批判美国章鱼罐头的人。实在是难以理解。

我们的计划是乘坐这趟列车前往小牛田终点站。听说若是乘坐东北本线，会在离青森市还很远的地方就被赶下车，何况本线可能十分拥挤，我们一家四口都要挤上去着实有些困难，所以才决定换个方向，从小牛田那边前往日本海沿岸，也就是在那里换乘陆羽线到山形县的新庄，再乘坐奥羽线北上，经过秋田后在东能代站下车，换乘五能线，从青森县背后进去，到五所川原车站下车，最后才乘上津轻铁道，返回我的故乡金木。然而细想之下，前途可谓一片渺茫，就算一切顺利，也要花上整整三个昼夜才能到达。有了西红柿和桃子的惠赐，大女儿今日的口粮算是解决了，可是小儿子若是醒来，开始哭求喝奶，又该如何是好。还有四个多小时才到小牛田，届时已是将近深夜十点，恐怕求不得什么冲奶粉、煮稀饭的方便了。

倘若仙台没有遇袭，我在那里还有二三熟人，大可以中途下车，找他们稍作投靠，但是众所周知，仙台已经烧毁大半，现在熟人投靠不到，这小儿子恐怕是要饿死了。我活到三十七岁，吃过各种苦头，如今回想起来，那却是平淡无趣的三十七年。我心中萦绕着烦乱的思绪，为大女儿剥了桃皮，这时小儿子也醒了，开始哼哼唧唧。

“我们啥都没有了吧。”

“是呀。”

“若是还有点蒸面包也好啊……”

我那句绝望的话语，竟然得到了回应。

“你们要蒸面包，我这里还有……”

不可思议的天籁降临了。

这并非夸张，那声音的确来自我的头顶。我仰着头转过去，发现一直站在后面的年轻女子已经伸长胳膊，去拿行李架上的白色帆布包了。很快，一团干净的包装纸就被放在了我的腿上，里面似乎裹着许多蒸面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我中午做的，应该没问题。然后……这是红豆糯米饭……这儿还有鸡蛋。”

一个又一个纸包在我腿上堆积起来。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呆呆地看着窗外。树林沐浴着夕阳，化作一团火红。列车停了下来，这里便是仙台站。

“那我就告辞了。小妹妹，再见啦。”

那个女人说完，便从我座位旁的车窗下了车。

我和妻子都来不及向她道谢。

我想见她，想见那个女人。她应该有二十岁上下，那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还有久留米絣的长裤。

我想见她，并对她说一句话。我的那句话，还带着一丝怨恨。

“小姐，谢谢你。那时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就是那个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