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一位老诗人只身逃离东京，来到某个偏僻山村落脚，后来却遇到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因此受到关注，接受了该地区教育协会的招聘，做了一场题为男女同权的演讲，这便是当时的速记。

——我早已认命了，认为像我这样的老朽不会再有登场的机会，一直过着不方便又不体面的隐居生活。但是现在，我们迎来了不得拥有任何武器，也不得徒手殴打，凡事都要讲究优雅文明的世道，为此，有人认为首先要振兴诗歌管弦，用以滋润荒芜的人心，引导其踏上风雅之道，于是像我这样几乎遭到世间遗忘和舍弃的老朽文人，又迎来了奇妙的第二春。实话说，这有什么可做作的呢？我十七岁去了东京，四处漂泊了三十余年，最后苍老疲敝，恰在十年前投奔了乡下弟弟家，周围的人都嫌弃我是个没用的老人，对我冷嘲热讽，不，这绝非抱怨，因为我当真是个没用的老人，再怎么被嫌弃嘲笑，也是理所当然，无论时势如何，竟找到这样的人站在众人面前，还搞什么教育会！要我在世上最崇高、最严肃的会议上出面演讲，对我而言甚至堪称残酷，因此前不久教育会的代表人找到我，叫我对文化发表一些意见时，我这副苍老的身躯，听着听着便瑟瑟发抖起来，你们可别不相信，紧接着，我就像听到了表白的处女那般，面颊烧得滚烫，突然感觉自己在参与一件天大的坏事。可是听那位代表人继续说下去，我才知道疏散到A市的知名社会思想家小鹿五郎先生原定要来参加这次教育会，发表一些新思想的演讲，但不巧的是，小鹿先生在答应之后，突然拍来一封电报拒绝了这件事，想必如此出名的人，总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吧。总之那不能理解为小鹿先生的恣意任性，只能说世事大抵如此，无论什么时候，有智慧的伟人都有许多不方便之处，我们只能含泪接受，然而就算小鹿先生拒绝了，今日的教育会日程也已定下，不能突然不办了，于是代表人就想到了我这个人，兴许是想起了那个老头过去也写过几首诗，勉强算是个文人，不如叫他来撑场子吧。不，我绝没有抱怨，甚至很感激有人想起了我，并引以为傲，然而在这一点上，此举堪称犯罪，不，就算称不上犯罪这种极端的事态，把我叫来这神圣的教育会上对各位演讲，多少还是有点作弊之嫌，这让我昨夜烦闷不已，彻夜无眠。若我当时坚定地拒绝此事，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然而代表人已经看穿了我与那知名的小鹿先生不同，每天过得无所事事，如今再说什么不方便，也只会令人喷饭，何况即便是我这样的人，只要出面讲讲文化，似乎就能让一切圆满结束，被人这么一拜托，我也感慨这把老骨头竟然还能派上一点用场，心中感激不尽，尽管认为这有作弊之嫌，我还是不做多想就答应下来，此刻步履蹒跚地走到台上，后知后觉地后悔起来，暗道早知如此当初就该拒绝。

正如诸位所见，我现在只是个无用的老人，那么，若问我年轻时是否有过一段有用的岁月，答案也是否定的。也不是不可以说，我在东京期间，有过这么一个短暂的时期，多多少少获得了少数群众的关注，然而那些人关注的地方，就在于我是个何等无用之人，也许是全日本屈指可数的无用之人，那一时期号称我的代表作的诗集题名，便是《我何等愚蠢，骗子都要向我施舍》。由此可见，我的所谓文名丝毫不值得尊敬，只会招致嫌弃和嘲讽，倒是有一些情深义重之人会来安慰我、心疼我，使我得到了喘息的空间，这些各位想必都能明白。这种说法甚为奇怪，总之那段时间我的存在价值，便在于无能二字，若我不再无能，那么我的存在价值将全然瓦解，如此奇怪的立场，令我自己都无言以对。然而，随着我的年龄稍有增长，渐渐发现身为男人，处在这样的立场上是何等的不体面、不知羞耻，于是我又出版了一部煞有介事的诗集，题为《青年之道德如今何处觅》，如此一来，反倒变得彻底不行了。那是无能之下的无能，也就是“货真价实”的无能，于是我在诗坛失去了立足之地，又疲于长期的贫困生活，最终与秋风一道，孤身逃离京城，成就了这段微不足道的命运。

换言之，我这个老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我绝非要将它硬说成自己的本领，并拿来四处夸耀，只是想说这样一个无用之人，面对着地区教育会的诸位听众，究竟能演讲什么？所谓残酷，便是如此。

所谓民主主义——唉，这话题转变得过于唐突，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只得报以苦笑。其实我是个无学之人，什么都不懂。但我知道，民主写作人民之主，它的主义、思想、美国、世界，基本都围绕这个意义展开。这回，日本终于也要引进这个民主主义了，着实可喜可贺，有了民主主义，就能男女同权！这个，这就是我最关心，并且最期冀的东西，一想到今后无需顾虑任何人，能够对女性主张男性的权力，我便有种在黑夜中等到了天明的心情，忍不住露出微笑。迄今为止，我因为女性着实吃了不少苦。我甚至暗中思考，自己现在之所以变成这样一个无用的老人，全都是因为女性。

我自幼便饱受女性的欺凌，过着痛苦的生活。我的母亲并非继母，而是亲生母亲，但不知为何，她更疼爱弟弟，对我这个家中长子异常疏远，并且总是使坏。母亲早已离世，如此指责一个故人，我当然也不好受，但我永远记得，在我大约十岁，弟弟大约五岁那年，我从别人那里得来一条小狗，得意地拿给母亲和弟弟看，弟弟想要小狗，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开始安慰弟弟，一本正经地说了句奇怪的话：那条小狗要用哥哥吃的饭养大哦。哥哥吃的饭，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我要省下自己吃的饭来养小狗吗，还是说我身为继承人，家里所有人的饭都属于我，而弟弟没有养小狗的资格呢？我年幼的心灵突然生出了奇怪的情绪，把小狗硬塞给弟弟，没想到母亲又对弟弟说：你快还给他，你快还给他，这是吃饭虫。这下我是彻底没了心气，一把夺过弟弟怀里的小狗，扔到了屋后的垃圾堆上。当时是冬天，我们吃晚饭时，小狗在外面嘤嘤直叫，令我食不下咽，后来父亲听见了狗叫声，便问母亲怎么回事。当时母亲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这孩子带了条小狗回家，没玩多久就厌倦了，扔到外面去了，这孩子就是没长性。我惊呆了，愣愣地看着母亲。父亲训斥了我，然后吩咐母亲把小狗带回家中。母亲紧紧抱着小狗，笑着说道：哎呀，外面很冷吧，你真惨啊，太可怜了，真是太可怜了，把你还给哥哥，他肯定又要扔了你，不如跟弟弟玩吧。说完，她又请父亲答应了，就这样，事情变成了我的冷酷无情几乎害死一条小狗，多亏母亲的柔情救了它一命，让它成了善良的弟弟的跟班。

不仅仅是这件事，生母对我的种种陷害，细数起来恐怕要没完没了，若问母亲为何这般欺凌我，也许是因为我天生丑陋，从小就是个丝毫不可爱的孩子，然而尽管如此，她的陷害也可谓毫无道理，她说的话真不知该如何取舍，全然不可理解，我只能将其当作女性特有的癫狂。

在座也许有人知道，我出生的地方在十二公里外的山麓寒村，那里从未有过变化。我家算是当地的小地主，弟弟与我不同，是个直率的人，加上自己耕作，手上土地又少，有幸成了这次农地调整法令的漏网之鱼，但尽管如此，我家在那个村里也算是略微上流的人家，我们年幼的时候，家中还有男女用人。这又是我大约十岁时发生的事情，家中有个十七八岁的女用人，脸蛋红润，眼睛很大，身形瘦削，那家伙竟教了我这个继承人许多叫人说不出口的事情，等我主动去接近她了，她又像变了个人一般突然大怒，将我推开，还骂我口臭异常。那一刻的羞耻，我在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依旧忍不住想声嘶力竭地大吼。

应该在同一时期，村里小学——其实也就是四五十个学生，配上两位老师，而且那老师也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另一位则是他的夫人。年幼的我深以为夫人是个漂亮的女人，或者听村民这么说，自己也就这样想了，毕竟当时还是个孩子，即使觉得对方漂亮，也不至于为此烦恼难安，总之就是带有一种淡淡的倾慕之情。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一天的事情，那是个秋风萧瑟的日子，我们跟着漂亮的夫人学写字，夫人经过我身边时，我不知怎的打翻了砚台，把墨汁溅到了夫人的衣袖上，于是我被罚留堂了。因为我暗自倾慕那位夫人，被罚留堂反倒高兴得很，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别的学生都冒雨回家去了，教室里只剩下我与夫人二人，这时，夫人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兴奋地对我说今天丈夫到邻村办事回不来，外面又下着雨，她寂寞难耐，才会把我留下来陪她玩耍，叫我不要把她想成坏人，还问我要不要玩捉迷藏。我听见她叫我“小少爷”，便孩子气地生出了极其卑俗的傲慢，自以为我家在那村庄中属于上流，那么我的行为举止定然也透着上流的魅力，所以才会得到夫人的格外关爱。于是我便装出了小少爷的样子，忸怩作态、故作羞涩，与夫人猜拳，夫人输了，由我先藏起来。然而就在那时，学校门口传来了响动，夫人听见了便说：我出去看看，小少爷找个地方藏起来吧。说完，她笑着朝门口小跑而去，我马上钻进了教室角落的课桌底下，屏着呼吸等夫人来寻。过了一会儿，夫人跟丈夫一块儿进来了。我听见她说：那孩子总纠缠我，好吓人啊，我觉得你得好好训斥他一顿。接着先生说：是嘛，他在哪儿？夫人淡然道：应该就在附近吧。先生大步走向我躲藏的地方，训斥道：蠢货，你在那种地方干什么？我当时俯伏在课桌下面，实在是羞愧难耐，不敢出去，又因为痛恨夫人，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这一切，也许都因为我的愚蠢。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理解女人那种冷酷究竟来自何处。从那时起，我就因为女人突然爆发出的强烈残忍天性，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父亲死后，家中气氛变得不太和谐起来，我公开宣布将所有事务交托母亲和弟弟，在十七岁那年春天去了东京，在神田某印刷厂当了学徒。说是印刷厂，其实不过是个体经营的小作坊，只有厂长和两名职工，连我一共四人，做一些传单、名片的订单。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结束，东京有了电车，还多了许多高档的西洋建筑，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因此那小作坊的工作也十分忙碌。然而，无论多么忙碌，我也从未觉得工作辛苦，反倒因为印刷厂的老板娘，还有听说是千叶县出身、全身皮肤黝黑、年龄在三十岁前后的女伙夫总是欺负我，让我好几次流下了眼泪。她们似乎并未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我而言是何等的痛苦，只能说她们乐在其中。若是待在厂里，总要被老板娘和女伙夫欺负，偶尔休息日外出，外面又有同样恶毒的夜叉等着我。记得那时我刚到东京一年，在某个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的晚上，我不知着了什么魔，竟跟印刷厂的两个年轻职工一起，撑着伞到吉原玩耍，后来真是倒大霉了。吉原的女人本应是女性之中最悲惨最不幸的一群，集世间的同情与怜悯于一身，可我实际过去一看，她们竟出奇地有势力，几乎像贵妇人一样我行我素，害我那一夜都如履薄冰，生怕惹恼了什么人引来一通斥责，说什么话都要仔细斟酌词句，默默在心中念佛求平安。也许是念佛奏效了，那一夜并没有人斥责我，第二天早晨各自起身，女的要我留下来喝杯茶。她在花魁里像是地位比较高的，甚至散发着几分威严。接着，她又叫婆子喊来了与我同去的职工，以及陪那两个职工的花魁，给我们泡上茶，又从房间角落的茶柜里拿了一盘炸蔬菜，叫我们尝尝。带我来的职工朝我喊了声老爷，说夫人亲手做的料理，咱们快尝尝吧，你这小子，原来挺招人喜欢啊，小白脸。他们的话让我很是受用，得意忘形地笑了两声，夹起一块炸芋头大嚼特嚼，这时陪我的女人冷冷地说：你是农民出身吧。我吓了一跳，慌忙咽下嘴里的食物点了点头，那女人又转向别的花魁小声说：出身不好的男人啊，叫他吃点东西就知道了，他们会吧唧嘴呢。她说这话的时候，就像在谈论天气，脸上全无表情，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唉，那一刻我不知有多尴尬。带我来的职工刚才还喊我老爷小白脸，这下我可如何是好？尽管如此，我还是装出表面的平静，苦笑着离开了，可是走到一半，木屐的鞋带竟然断了，我只能在雨中光着脚，卷着下摆默默行走，心中万分凄苦。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浑身震颤。连女性之中最命苦、生活最悲惨的花魁，在我眼中都成了令人害怕的、宛如雷神的存在。

这种被女性陷害的经历，可谓数不胜数，光是最令人难以忘却、一想起来就万分羞耻的经历，讲起来也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其数量过于惊人，所以今天我只再讲两三件事，然后就此打住。

我在神田的小印刷厂受着老板娘和皮肤黝黑的千叶县出身的女伙夫欺负，还是坚持干了五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至今仍不知该称其为幸运抑或不幸，简而言之，就是我这样没用的人，也遇到了走进诗坛的机缘。所谓人生，真是不可思议。那时，日本的文学异常火热，若是用最近的文化复兴去比较，这文化复兴简直冷清得宛如为死者守夜，由此可见当时那股文学热潮的激烈与上流，正如天马行空，恣意翱翔，而当时最为流行的，便是像外国诗歌翻译那般动辄换行的诗文，我工作的印刷厂接到了那帮诗人的内部杂志的订单，那本杂志叫《曙光》，其实是只有二十页上下的小册子，开始印制后，我负责审读原稿、挑选铅字，就这样被激发了文学热情，专门跑去书店买了当时的大诗人的诗集来读，渐渐有了自信，便以《乌鸦骑猪》为题，用一个劲换行的风格写了我在乡间田野实际看见过的一幕，还战战兢兢地拿给《曙光》的一个诗人看，得到了有趣的评价，最让人意外的是，还有幸被刊登在了那份《曙光》杂志上，这下子我更是得意起来，又以《去偷苹果》为题，讲了我在乡间冒险失败的故事，依旧是换了许多行，写了老长老长，最后也被刊登在了《曙光》之上，这下子算是一炮而红了，报纸也煞有介事地报道了我的作品，用许多看不懂的晦涩言辞评论了一番，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很快，我有了许多诗人朋友，诗人这种职业，只要成天喝大酒席地而睡，就能被夸奖纯真，所以我也成天喝大酒，故意席地而睡，得到了同伴的夸奖，也因为这样钱不够花，常常到当铺去典当，而那印刷厂的老板娘和千叶县出身的女伙夫攻势日益猛烈，终于到达了极限，我再也忍受不了，终于逃出了那间厂子。也许，就是诗这种魔物让我走错了人生的道路。然而那个时候，若印刷厂的老板娘和千叶县的女人对我稍微温和一些，安静地对我提意见，我一定能果断放弃诗歌，重新成为一个认真老实的印刷工人，那么现在或许便是一个印刷厂的老师傅了。诸位别怪我年老多抱怨，我是真的经常这样想。像我这种没用的人，跑去写什么诗，还想靠这么一支细细的笔生活下去，与东京那些聪慧的文人为伍，实在是不自量力。逃出印刷厂后，我的生活便糟糕得不值一提，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像在地狱中呆然眺望走马灯，忍不住惊叹自己竟没有发狂或是饿死，反而活到了现在。我送过报纸，拾过荒，有一搭没一搭地接活，还当过小贩，做过奶品店，甚至叫卖过色情照片和画片。我当过假冒的报社记者，给黑社会当过跑腿，总之可以这么断言：没用的男人能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就这样，我这个没用的人变得愈发没用，到头来变得衣衫褴褛，只身逃离了京城，来到弟弟家吃白食。我这辈子一事无成，现在也没有资格怨恨什么人，可是我气不过啊，唉，如果当时那个女人对我没有那么坏心眼，也许我就能得到一些自尊和力量，即使依旧没用，多少也能当个小有所成的人了。老来每每在梦醒之后反复咀嚼从幼年开始的悲惨女祸，总会难受得抓心挠肺。

我在东京前后遭到了三任老婆的抛弃。第一个老婆已然很过分，第二个老婆心肠更恶毒，到了第三个老婆，甚至倒将我赶出来了。

这话说着也许有些奇怪，在结婚这方面，我从来没主动过，全是女性找上门来的，但我这么说可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女性有一种近乎直觉的能力，可以识别出意识薄弱的无用男人，然后趁虚而入，大加伤害，等到玩腻了就弃如敝履，头也不回地离开。而我，正是她们的绝佳猎物。

第一个老婆乃是当时所谓的文学少女，其实就是个戴着眼镜的愚笨女人，她从早到晚哭着说我不够爱她，令我哑口无言，可是稍微露出一点不高兴的表情，那女人就会换上尖利刺耳的声音控诉：啊，多么可怕的表情啊！你是恶魔！是色魔！把我的处女之身还给我！你蹂躏了我的贞操！你要赔偿！那是何等的令人讨厌。彼时我正拼命学习，想写出更好的诗歌，胸怀青云之志，纵然那只是癫狂女人的疯言疯语，然而什么恶魔，什么色魔，什么蹂躏贞操，这些有损名誉的话若是传了出去，我的将来恐怕会一片黑暗，实在是叫人笑不出来，而我当时还年轻，不知多少次想过干脆杀了这个女人，自己也去死。这女人跟我同居到第三年，终是舍弃我逃走了。她留下了一封奇怪的书信，内容叫人极不愉快，她说原来你是犹太人，我现在才知道，将你比作虫子，那就是赤蚁。这看起来像是一派胡言，给人的感觉却毛骨悚然，宛如看见了地狱妖婆的诅咒，格外地诡异，没想到那呆蠢的女人竟也能想出如此令人不愉快的可怕言辞，这令我深深感到了女人深渊般的可怕。

不过那也只是文学少女的文学式咒骂，比起第二任老婆的现实性泼辣，反倒不算过分了。这第二任老婆是我在本乡经营一间小小的奶品店时聘来跑堂的女人，后来奶品店黄了，她也一直跟着我没走，而且她极其贪婪，宛如饥渴的恶狼，绝不允许我学习诗歌，又在背后恶狠狠地批判了我的每一个诗人朋友，用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此女现实而倔强，丝毫不关心我那些诗的评价，一味咒骂我不事生产，哀叹自己的不幸，偶尔有杂志社的人来找我邀稿，她反倒主动凑上前去，抱怨现在物价高涨，老公懒惰愚笨，不值得信赖，光靠写诗活不下去，准备劝他到铁路局工作，若一直跟那些诗歌的损友来往，他今后恐怕要成为废人，总之是不苟言笑、蓬头垢面，像瞪着仇人一样注视杂志社的人，语气充满怨恨，害得那专门前来邀稿的人也面露不快，内心恐怕已对我和老婆二人都轻蔑不已，一个个都匆匆离开了。每次他们离开后，老婆就会转而迁怒到我身上，对我说教：那是你的贵客，你却一点都不知道赔笑，把别人给吓跑了，你别成天只知道依靠我，有点男人的样子，打起精神来，广交朋友啊。

那时我也在为一份可疑的报纸做些拉广告的活，要在烈日炎炎之下满头大汗地满东京奔走，遭受形同乞丐的待遇，还得点头哈腰陪着笑，有一次好不容易赚到了将近十张一元的纸币，得意扬扬地回家去了。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正值残暑，老婆在外廊脱了上衣洗头，我大声说今天赚了一大笔钱，然后亮出了钞票，可她笑也不笑，只说一元的钞票能有多少钱，始终没停下洗头的动作。我顿时感到很没面子，便问她这些钱你都不要吗，只见她冷冷地朝前方努了努嘴，叫我放在那里。我照她的话把钱放下了，恰好一阵晚风吹来，钞票被吹得满院子乱飞，虽然只是一元的钞票，可它总归是我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大钱，我忍不住大喊一声，跳进院子里追着钞票跑。那一刻的凄惨心情，简直无可比拟。这女人在信州有个亲弟弟，我赚来的钱，大都被她拿给弟弟用了，然后每次一看到我，就开口要钱。我被逼得急了，也曾想过干脆去杀人放火，为这女人搞钱。我想，那些为钱犯罪的人背后，定然也有这样的女人。

说来奇怪，这女人对我的诗人朋友向来没有一句好话，尤其对那个年龄最小、酷爱看歌剧、一本诗集都未出版过的浅草少年诗人，其嘲讽咒骂最是毒辣，然而没过多久，她竟与那个少年有了一腿，舍弃我离开了。女人真是奇怪。她们的心理实在是叫人难以理解。

不过这个女人跟第三任老婆相比，倒也算好的了。这第三任老婆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要把我当成苦力使唤。那时我已经越来越没用，甚至丧失了写诗的心气，只在八丁堀的巷子里摆个关东煮的小摊，在那里过着野狗一般的生活，那巷子更深处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跟她那年近四十的老姑娘摆了个烤山芋的摊子，晚上在不远处的破旅馆里睡觉，过着几乎跟我一样身无长物的乞丐生活，那两个人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总来帮些无关紧要的忙，最后把我骗去了破旅馆，那便是一段孽缘的开端，我们把两个小摊摆到一起，号称什么店铺扩张，我每天又要干木工，又要去进货，累得气喘如牛，那娘儿俩只需要接待客人，把脏活累活都推给我，赚到的钱全揣进自己的口袋，渐渐地越发露骨地把我当成下人使唤，而且到了晚上，我刚要靠近那个女儿，娘儿俩就会像赶畜生一样发出嗤嗤的声音，让我不得近前。等到后面我慢慢醒悟过来，也发现了这娘儿俩好像不是真正的母女，其实都是落魄的夜莺，因为心眼太坏而被抛弃，到那时候已经没人愿意找她们买春。我还被那年近四十的老姑娘传染了性病，吃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苦，可那娘儿俩怪罪到我头上，女儿一不高兴就说腰痛，躺着不做事，两人都对我咒骂不止，说跟我这样不正经的男人打交道，才会落下一身的毛病，再也无法挽回了，骂完了就使劲指使我做事，必须说，正是有了我的努力，小店才渐渐兴隆起来，光是两个摊子拼凑着已经不再够用，那娘儿俩又提出主意，在新富町租了个朝大路的小门脸房，挂起了关东煮、小料理的灯笼，等到搬去那边，我已经沦落为彻头彻尾的下人，得管老的叫夫人，管自己老婆叫大姐了，而且那二人都睡在二楼，我只能在底下厨房铺一层草席睡觉。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仲秋的夜晚，那一夜月明星稀，我十二点过后关了店门，着急忙慌地到筑底一家相熟的小饭馆借地方泡澡，回家时在路边小摊吃了碗荞麦面，到了家里想拉开后门，却发现里面被闩上了，怎么都打不开。于是我又绕到前门，抬头朝着二楼小声呼唤：夫人，大姐，夫人，大姐，可她们好像睡下了，二楼黑灯瞎火，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刚泡了澡，被秋风一吹，内心很不舒服，便踩着垃圾桶爬上房檐，轻轻敲了几下二楼的木窗，又低声呼唤：夫人，大姐，谁知我老婆立刻在屋里大喊：抓贼啊！她叫一声还不算，又接连大喊起来：抓贼啊！抓贼啊！抓贼啊！我狼狈得很，慌忙辩解道：不对，是我，是我啊。可她充耳不闻，连连叫唤：抓贼啊！抓贼啊！抓贼啊！不一会儿，屋里又传出了铛铛铛的响动，后来我才知道是老太婆敲起了脸盆，总之我吓得汗毛倒竖，连滚带爬地下了房檐想跑，却被听见骚动赶来的巡查逮个正着，挨了两三下拳头，后来巡查就着月光仔细打量了我的脸，才说：怎么，是你啊。他是附近岗亭的巡查，自然认识我是这里的人。我简单讲了事情经过，那巡查笑着说那可真糟糕，可那时二楼还在叫嚷“抓贼啊！”，敲打脸盆的响动也没有停下，街坊邻居全都闻声跑出来，这动静是越闹越大了，于是巡查大吼一声，叫二楼的人下来开门。这下二楼的狂乱也平息下来，电灯亮起，不一会儿楼下的灯也亮了，有人从里面打开店铺大门，身穿睡衣的老太婆和我老婆探出头来。巡查苦笑着把我推出去，说你们家没遭贼，那老太婆竟一脸困惑地说这是谁，我不认识这个人，又问女儿你认识他吗，那女儿也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我们家人。事已至此，我早就无言以对，只能说这样啊，那永别了，然后不顾巡查的劝阻，朝着河边大步离开了。反正她们总有一天是要把我赶走的，这地方我肯定待不下去，倒不如今天开始过上独身放浪的生活。我靠在栏杆上，眼泪突然涌了出来，滴滴答答地落在河面，那河面倒映着月光，每落下一滴泪，都会激起小小的金色波纹，漂亮极了。啊，如今已过了将近二十年，但我现在仍对当时的寂寥与悲伤记忆犹新。

后来，我又被许多女人坑害，若说那些都是无知的女人，才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实际绝非如此。有一个在外国留学多年的老太婆在女子大学当教授，她前些年已经去世了，但我还是要说，她对我的一部诗集展开了猛烈的嘲讽和批判，令我战栗不已，从那以后更是一行诗也写不出来，虽然想反驳，无奈她的骂声毫不留情，骂我只是个小学毕业的无学之人，写的诗蹩脚至极不堪卒读，一个生在东北寒村的人绝无可能写出高贵优雅的诗句，瞧瞧他那张脸，压根不是诗人的面孔，其生活何等邋遢、何等懒散，其人何等卑俗顽劣，只要此等无学的乞丐诗人存在一天，日本就绝不是文明国度，那些话简直句句戳心，其恶毒无异于对一个蠢孩子说你拖累了这个家，干脆去死吧。可谓毫不留情，以最激烈的方式一口咬定没用的人就是没用，我与那位女教授只是在一次诗人聚会上有过一面之缘，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她为何偏要盯上我这种可有可无的所谓乞丐诗人，对我大开杀戒呢？莫非女人即使留学多年，回来当了大学教授，也会出于本能地欺负没用的男人？总而言之，我在一本诗学杂志上读到那篇毫不留情的文章，顿时浑身颤抖，内心涌出极度的恐惧，甚至产生了怪异的性欲倒错感，忍不住给那年逾六十、脸盘之大在男性中也属罕见的老太婆拍了一封电报，为自己的羞耻更添了一刀。“我想要，与你接吻。”

然而，那位老太婆教授似乎并未察觉她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恐惧，最终完全终结了我那气如游丝的诗歌生命，不对，若是她知道了，恐怕会得意忘形，总之几年前，她平静地与世长辞了。

好了，天色已晚，我这愚蠢的经验之谈，也该告一段落了。总结一下，世间之女性，无论学识多寡，都带有异常残忍的本性，可世人又说女子本弱，教人要怜惜她们，又说男儿当自强，要有男子气概，那么男子气概究竟是什么，若是大肆发挥男子气概讨女人欢心，又要被人嫌弃粗暴，遭到残忍的报复，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身离开京城。到现在已过去十年，其间自然遭到了不少来自弟弟的老婆、妻妹、叔母这些女性亲戚的复杂奇怪的攻击，叫我烦恼不已，甚至怀疑只要世上还有女人，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如今日本迎来了民主主义的黎明，新宪法规定男女同权，实乃普天同庆之事。从今往后，我绝不再听女子本弱的话，因为男女同权呀，实在是令人开怀。从此我无需顾虑、无需庇护，可以畅言女性的坏话，所谓言论自由的好处，也在此刻得以完美体现。我虽被那老太婆教授连根拔除了诗歌的舌头，但控诉女性的舌头，却得到了新宪法对男女同权、言论自由的保护，从此以后，我要穷尽自己的余生，去揭发女性的这些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