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初，我迎来了一名男性访客。

这件事全无浪漫可言，亦毫无新闻性，但是在我心中，它留下了也许至死都难以消除的痕迹。于我而言，这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

那是个一等一的男人，是个令人哑口无言的人。我在他身上寻觅不到任何优点。

去年，我因战争罹难，来到津轻老家躲避战火，几乎每日都假模假式地窝在大宅里屋，偶尔有人叫我到周边的文化会、同志会做些演讲，或是出席座谈会，我也用一句“应该有许多更合适的讲师”将其拒绝，平日里偷偷喝些睡前的小酒，过着假冒隐者的生活，但是在此前的十五年间，我生活在东京，出入最下等的居酒屋，喝着最不上档次的酒，与所谓最下流的人物谈欢，早已对一般的无赖见怪不怪。尽管如此，那个人还是令我哑口无言。总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人。

九月初，我吃完午饭，独自坐在起居室里吸烟，突然有个身穿劳作服的老头出现在家门口，说了一声：

“呀。”

那便是我说的“亲友”。

（我在这篇手记中描写了一名农夫，但并非为了向世人揭露他那令人厌恶的性格，挑起阶级斗争，支持所谓的“反动势力”，虽然略嫌啰嗦，但我还是要明确这一点。多数读者读完整篇手记，都会自然明了，我在此处插入这样的声明，恐怕只会叫人扫兴，无奈近来总有一些头脑愚笨、感觉迟钝之人，将极其陈腐的话挂在嘴边吵闹不休，恣意抛下令人咋舌的结论，为了防范那些脑子陈腐愚笨［不，他们也许反倒很聪明］的人，我不得不加上这段声明。总而言之，手记中出现的他虽然一副农夫模样，却绝非那些“意识形态学家”所敬爱的农夫。他其实是个极为复杂的人。我乃是头一遭遇见这样的人，可以说百思不得其解。我甚至在他身上预感到了人类的新形态。我并非要对他做出善恶与否的道德审判，只希望能够与读者分享这种新人类的预感。）

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名叫平田。

“忘了我吗？”他龇起雪白的牙齿笑了。我隐约记得那张脸。

“记着呢。进屋吧。”那天我在他面前，的确是个轻浮的社交专家。

他脱下草鞋，进了起居室。

“好久不见了呀。”他大声说，“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吧？哎，二十多年了。我早就听说你回来了，只是一直忙着地里的活，没能来找你。听说你现在酒量很大啊。哈哈哈哈！”

我苦笑着端来了茶水。

“你还记得我俩打架的事情吗？我们以前总打架。”

“是嘛。”

“什么是不是嘛。看看这手背上的伤痕，就是被你抓的。”

我细细打量了他伸过来的手背，并没有发现伤痕。

“你左边小腿上应该也有道疤。以前啊，我俩可没少打架。”

实际上，我的左小腿和右小腿都没有疤。我只是含糊地笑了笑，倾听他的话语。

“对了，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就是班会。怎么样，去不去？大家聚一聚，痛快喝几杯。假设十个人参加，要整二斗酒。这个我来准备。”

“那倒是不错，可二斗会不会太多了。”

“不多不多，一人没有两升，那算什么喝酒。”

“可是你要到哪儿去整二斗酒呢？”

“可能搞不到，反正我试试。你别操心。不过再怎么说，就算是这样的乡下，近来这酒也不便宜啊，那就交给你了。”

我了然地站起身，到里屋拿了五枚大钞。

“那这些你先拿着，不够的后面再补上。”

“等等。”他把钞票塞了回来，“不对，我今天不是来要钱，只是来商量的。我想听你的意见。虽然最后肯定得要你出个一千左右，不过今天真的是来找你商量，顺便见见老朋友。好了，这些都交给我，你把钱收起来。”

“这样啊。”我把钞票塞进了上衣口袋里。

“有酒吗？”他突然问。

我忍不住重新打量了他。那一瞬间，他也露出了好似尴尬，又好似阳光过于炫目的表情，但那一瞬很快就过去了。

“听说你这儿总放着两三升酒，拿来让我喝点吧。你老婆在吗？让她来斟酒，咱俩喝一杯。”

我站了起来。

“好，那你来吧。”

我感到很是扫兴。

我带他进了里屋的书房。

“这儿有点乱。”

“那有什么关系。搞文学的人屋子里都这样。我以前在东京也跟不少文人来往过。”

我一点都不相信他的话。

“不过你这房间真不错，不愧是大户人家。你瞧瞧这院子的景观，还有柊树哪。你知道柊树的典故吗？”

“不知道。”

“不知道？”他得意起来了，“这个典故啊，大可言世界，小可言家庭，也是你们写书的材料。”

他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我甚至觉得他的智力是否有些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表现出了极为聪慧的一面。

“你说的典故是什么啊？”

他咧嘴一笑，卖起了关子。

“下次再告诉你。”

我从橱子里拿出了还剩一半的方瓶威士忌。

“这儿只有威士忌，你不介意吧？”

“那有什么的。你老婆呢？叫她来斟酒啊。”

我在东京居住多年，招待过不少客人，但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老婆不在。”我撒谎道。

“别这么说嘛。”他丝毫不在意我的话，“把她叫来斟酒吧，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叫你老婆斟酒，我俩喝一杯。”

城里的女人，洋气讨喜的女人，如果他心怀那样的期待，那么他也可怜，妻子也不好受。妻子虽是城里人，却颇为粗鄙丑陋，一点都不讨喜。我不想让她露面。

“那有什么的，老婆斟的酒，哪能入口啊。我这威士忌——”说着，我把酒倒进了桌上的茶杯，“过去只能算三等货色，但至少不是甲醇。”

他一口喝干了杯中酒，咂摸了几下，说道：

“有点儿像蝮蛇酒。”

我又给他倒上，答道：

“你这么个喝法，待会儿劲头一下上来，可不好受啊。”

“哦？那怎么可能。我在东京可是两瓶三得利的酒量。你这威士忌，也就六十度吧？一般般，不算什么。”说着，他又一口喝干，真是不解风情。

接着，他给我倒了酒，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随后说：

“没了。”

“哦，是嘛。”我像优雅的社交人士那般，了然而随意地站起来，又从橱子里拿了一瓶威士忌，打开瓶盖。

他坦然地点点头，又喝了起来。

这下，我也有些不耐烦了。我幼时有浪费的恶习，舍不得东西的感觉比常人迟钝（这绝非夸耀）。然而，那威士忌乃是我的秘藏，哪怕只是过去的三流货色，现在也算是头等了。其价值之高且不去说，关键在于得到它的手段异常繁琐。这并非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的东西。许久以前，有他人转让，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打这种酒，并因此一度破产，可我并不后悔，一直小心翼翼地品尝，并想着留到嗜酒的作家，譬如井伏先生来访时与他分享。然而，这酒渐渐都被我喝掉了，当时橱子里只剩下两瓶半。

当这人张口要喝酒时，家中不巧没有日本酒等其他酒水，我只得拿出了自己所剩无几的秘藏威士忌，只是万万没想到，他竟是这般鲸吞牛饮之人。这话说着可能像吝啬的怨言（还是坦白吧，我对这些威士忌就是吝啬，的确舍不得），可他如此理所当然地开怀痛饮，叫我如何按捺不耐烦的心情呢？

何况，他的谈话无法引起我一丝一毫的共鸣。这并非因为我是有教养的上等人，而对方是没文化的乡巴佬。绝非如此。我曾与一个全无教养的卖淫妇女严肃认真地谈论“人生的真相”。我还听一位没文化的老匠人循循善诱，最终流下了眼泪。我甚至对世间所谓的“学问”持怀疑态度。他的话令我极不愉快，理由不在于此。那究竟是什么？与其要我用三言两语总结，不如待我将他那日的言行原原本本复述下来，交由读者判断，更像是身为作者所谓健全的手段。

他一开始大肆谈论“我的东京时代”，随着醉意渐浓，更是停不下来了。

“你在东京因为女人栽了跟头，”他大声说着，咧嘴一笑，“其实我在东京那阵儿，也差点陷进去了。真就只差一点儿，就要像你一样了。没撒谎。还真走到那一步了。但是我跑了。嗯，跑了。尽管如此，女人啊，只要爱上了，就很难把你忘掉。哈哈哈！直到现在，她还给我写信呢。嘿嘿。上回还给我寄了年糕。女人啊，就是蠢，真的。要想让女人爱上，光靠脸不行，光有钱也不行，得讲感情，讲心。我在东京那阵儿啊，真是浪荡了一番。现在想想，那时你肯定也在东京拈花惹草，弄哭艺伎，可我俩竟然一次都没碰上，真是太奇怪了。你那时究竟在哪一带玩耍啊？”

他说的那时，我并不知道是指什么时候。而且他猜得不对，我在东京从未有过弄哭艺伎的经历。我主要在烤鸡串的小摊上喝泡盛和烧酒，叽叽咕咕地发牢骚。我在东京确如他所说，“因为女人栽了跟头”，而且不止一两个跟头，是栽了好几个跟头，丢尽了父母兄弟的脸，但至少可以这样说，“我并不是个仗着有钱拈花惹草，弄哭艺伎的色鬼！”这句反驳虽然软弱无力，但是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我至今仍得不到信任。这让我异常烦躁。

然而，我并非因为他而初次体会到这种不愉快，东京文坛的评论家之流，甚至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都让我吃过同样的苦头，使我已经能够一笑置之，然而，这个农民装束的人似乎将其视作我的一大弱点，有种想要趁虚而入的感觉，此等心态何其肤浅，令人厌烦。

只不过，那天我是个颇为轻浮的社交专家，胸中没有一丝坚定。再怎么说，我也是个两手空空的战争灾民，拖家带口硬是闯入了这个不算富庶的镇子，并在这里苟延残喘，所以面对一直住在这里的人，我不得不当一个轻浮的社交专家。

我到主屋要了一些水果点心，拿给他说：

“吃点吧。水果能解酒，解了酒还能再喝。”

若任凭他这么鲸吞牛饮，等会儿酒劲上来，他要是发起酒疯，也不知如何应对，所以我连忙削好了梨子给他，想叫他放慢节奏。

可他似乎不愿意醒酒，看也不看我递给他的水果，只捧着装了威士忌的茶杯。

“我讨厌政治。”他突然谈起了政治，“我们农民不需要了解政治。谁要能让我的生活好起来，我就支持谁。这样就够了。谁要把真金白银端到眼前，塞到我手里，我就支持谁，这样不就对了吗？我们农民没什么野心，只要得了好处，一定会报答。这就是农民的耿直。什么进步党，什么社会党，我都不关心。我们农民只管下地种庄稼，这样就够了。”

我刚开始还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说起如此奇怪的话来，但是下一句话让我明白了他的真实意图，并不禁苦笑。

“不过上次选举时，你也为你哥出了不少力吧？”

“哪有出力，我每天都在屋子里做自己的事情。”

“尽瞎说。就算你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那也得讲人情。你啊，肯定为你哥出了不少力。我虽然是个没文化的农民，但是最讲人情。我讨厌政治，也没有野心，无论是社会党还是进步党，谁来了我都不怕，但我就是讲人情。我跟你哥虽然不熟，但你是我同学，那就是亲友了。这就叫人情。就算没有人来求，我也给你哥投了一票。我们农民大可以不用了解政治，只要记着人情就够了，你说呢？”

原来，他那一票换来了喝威士忌的权利。他的心思过于好懂，我已经彻底扫了兴。

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心思单纯的人，反倒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

“我可没想给你哥当手下，你别这么小看我。你家往上数几代，也就是个卖油郎。你知道吗？我是听我家老太婆说的。买他一合油，还送块糖呢。就这么做生意发了财。另外河对岸的斋藤家，别看他是个大地主，平时威风凛凛，上数三代还在河边拾柴，削成木签串河里的杂鱼烤熟，卖个一文钱两文钱呢。那家姓大池的，原本也就是拿几个桶摆在路边供人小便，尿满一桶又抬到农民家卖，才有了现在的财富。有钱人往上几代都这样。告诉你吧，我这一族是这里最古老的家族，祖先可是从京都过来的——”说到这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都是家里老太婆说的，不知道靠不靠谱，总之家谱都有的。”

“那你家也许是公卿出身。”我一本正经地说着，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嗯，咳，我也不清楚，反正大概是这样吧。别看我整天穿成这副模样下地干活，我哥你也知道的，是个大学生。他在大学打棒球，还总上报纸呢。我弟也考上了大学。我是心有所感，回来当了农民，现在对着我哥和我弟，我都抬不起头来啦。不过现在东京缺粮食。我哥读完大学出来当课长，还总写信让我送大米。但这大米可不好送啊。如果他自己回来，想背走多少都行，不过他现在贵为东京政府的课长，肯定是不能自己回来扛大米的。还有你也是，家里缺什么东西，就来找我吧。我可没打算白白喝你的酒。咱们当农民的，都耿直。知恩图报。好了，你再给我斟酒，我也不喝了！快叫你老婆来。不是你老婆斟的酒，我不喝！”听了这番话，我心情十分复杂。因为我并不想请他喝酒。“我不喝了，快叫你老婆来！你不去叫，那我就自己去。你老婆在哪儿？卧房吗？睡觉的地方？我可是大老百姓。你不认识平田一族吗？”他渐渐醉了，开始吵吵嚷嚷，还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笑着叫他坐下，对他说：

“好吧，那我把她叫来。她可不是什么出得厅堂的女人，来了你也别抱怨。”

说完，我就去了妻子和孩子待的房间，煞有介事地说：

“我小学时的好朋友来了，你去打声招呼吧。”

我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客人被妻子小瞧。不管来的是什么客人，只要家人露出一点轻蔑的神色，我就会格外难受。

妻子抱着小儿子走进了书房。

“这位是我小学的好朋友平田先生。以前我们总爱打架，他不知哪只手上还有被我抓伤的痕迹呢，所以他今天来报复我了。”

“哎呀，好吓人。”妻子笑着说完，恭敬地行了一礼，“请多关照。”

我们夫妻俩这番轻浮的社交礼仪似乎让他很是受用，只见他满脸得意地说：“哎，别太拘谨了。来，夫人，这边请，给我斟酒吧。”他也是个天衣无缝的社交专家，背地里叫人家老婆，表面上却尊称夫人。

妻子给他斟了酒，他一口饮尽，又说：

“夫人，我刚才还跟修治（我的幼名）说呢，家里要是缺了什么，就来找我。我家啥都有。山芋、蔬菜、大米、鸡蛋，还有鸡，都不缺。马肉你吃吗？我可是剥马皮的高手，你若是要吃，就来我家拿，我分你一条马腿。山鸡怎么样，还是山上的飞禽好吃吧？我会打枪。你要是说起枪手平田，这一带无人不晓。你爱吃啥，我都给你打来。野鸭要不要？明早我就到地里去，打个十只野鸭回来。我有一次赶在早饭前打了五十八只呢。你要是觉得我骗人，就去问问桥头铁匠铺的笠井三郎。那人了解我。只要说起枪手平田，这地方的年轻人啊，就没有不听话的。对了，这位大文学家，明晚跟我一块儿去逛八幡的宵宫吧。我来找你。那帮年轻人恐怕要干一架，反正势头不太对。我得去拉住他们。就在幡随院的长兵卫那儿。现在我豁出去了。反正我死了也会留下财产，老婆孩子都不用发愁。哎，大文学家，明晚咱俩一块儿去吧。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你每天窝在这小屋子里，哪能做出什么好文学啊。你得出去长长见识。话说回来，你写的都是什么啊？哈哈，艺伎小说吗？你没吃过苦，不行。我都已经换了三个老婆了，老婆越换越讨人喜欢。你呢？你这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夫人，咱们修治对你怎么样？你别看我这样，我也是在东京生活过的人。”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我叫妻子去主屋弄点下酒菜，把她打发走了。

他优哉游哉地从腰间掏出烟袋，拿了打火的盒子出来，咔嚓咔嚓地要给烟管点火，却怎么都点不上。

“我这儿有很多卷烟，你抽那个吧。烟管太麻烦了。”

我说完后，他看了我一眼，咧嘴一笑，收起烟袋，大为傲慢地说：

“我们农民都用这个。你可能瞧不起，但它可方便了。就算下着雨，只要咔嚓咔嚓敲几下打火石就能点火。下回我去东京时，打算拿着它在银座正中央打个火。你也快要回东京了吧？到时候我去找你。你家在东京什么地方？”

“这不是遭了灾嘛，还不知道回去了住哪儿呢。”

“是嘛，遭灾了呀。我还是头一回听说。那你肯定领了不少特配的物资吧。听说上回给遭灾的人发了毛毯，要不你给我吧。”

我顿时慌了手脚，不知他真意几何。然而，他似乎没有在开玩笑，纠缠不休地说：

“给我吧。我要做一件外套。那毛毯不是还挺不错嘛，你就给我吧。放哪儿了？我走的时候顺便带回去。这可是我的原则。你有什么东西，尽管拿走！说完我就要一样东西。反过来，你若是到了我家，也可以这么做。我无所谓。无论你拿什么走，都没关系。我就是这样的人。什么礼义廉耻，我讨厌那种麻烦事。你记住了，等会儿我可要拿走你那毛毯。”

那唯一的毛毯，已经被我妻子视作珍宝。这人也许看我们住在所谓“气派”的房子里，就以为我什么都不缺吧。其实，我们就像寄居蟹，找了个与体型不符的硕大贝壳，一旦离开那贝壳，便是赤条条的可怜虫，我们夫妻和两个孩子只能抱着特配的毛毯和蚊帐流落街头。在乡下有房有地的人，怎么会理解没有房子的家庭的困苦。这次在战争中失去家宅的人，大都（我认为定是如此）曾经想过将来要一家人自杀。

“你别拿毛毯。”

“你怎么这么小气。”

他还要纠缠，妻子正好端了下酒菜进来。

“哎哟，夫人，”他掉转了矛头，“麻烦你了。我什么吃的都不要，你快来斟酒吧。修治斟的酒，我是一点儿都不想喝。他这人太小气，不行。我真想揍他。夫人，我啊，以前住在东京，论打架可是一等一的高手。我还练过柔道呢。哪怕是现在，像修治这样的人，我一拳就能打趴下。以后修治要是欺负你，你就对我说。我狠狠揍他一顿。怎么样啊，夫人。无论在东京还是来到这里，你都没见过什么人像我这样跟修治不客气吧？毕竟咱俩以前是打打闹闹的朋友，修治在我面前，也装不起来。”

此时，我意识到他的不客气原来是有意的伪装，心中更是觉得无趣。他也许想到处吹嘘自己到我家来，喝了我的酒，还作威作福吧。

我突然想起了木村重成与茶师的故事，接着又想起了神崎与五郎和赶马人的故事，甚至想到了韩信的胯下之辱。原先，无论木村、神崎还是韩信，我读到他们的故事时，都没有感叹其忍耐力，反而感到了这些人对无赖怀抱的那种无言而深邃的轻蔑，从中品出了一些令人鄙夷的做作。居酒屋爆发争吵时，总有一个人悲愤气恼，另一个人却游刃有余，笑眯眯地对周围使眼色，仿佛在说：“酒疯子真叫人头疼。”然后又对那被激怒的人说：“好了，我明白了，对不起，行吗？我给你鞠躬了。”那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甚至堪称卑鄙。见到那样的态度，怒火中烧的人恐怕会更加气愤癫狂。木村、神崎和韩信虽然没有对观众使眼色，夸张地戏说：“我知道了，我道歉还不行吗。”他们的态度都不可谓不诚恳。可是这些美谈全都违背了我的道德原则。我从中品味不到忍耐。所谓忍耐，不应该是那种暂时性的、戏剧性的东西。阿特拉斯的忍耐、普罗米修斯的折磨，他们永恒的姿态才体现了真正的大德。而前述的三名伟人，各自都给人以怀抱强烈优越感的印象，如此一来，茶师和赶马人想要对其痛殴，也就显得理所当然，我甚至对这些无赖产生了同情之心。尤其是神崎故事中的赶马人，纵使收到了他写的道歉信，恐怕也难平激愤，搞不好喝了四五天的闷酒。原本我便是这样，难与这些美谈和伟人的心胸产生共鸣，反倒对无赖深感同情和共鸣，然而此时此刻，家中来了这位奇客，使我不得不大为修订自己对木村、神崎、韩信的观点。

卑鄙又如何，见到疯马就该回避。我的道德原则渐渐向此倾斜。什么忍耐，我已无暇崇尚那样的美德。我在此断言，木村、神崎与韩信就是比那些破罐破摔的无赖之徒软弱。他们就是被拿捏住了。毫无胜算。你看基督徒，在时不利己的情况下，不也会说：“于是，主逃离了。”

除了逃离，别无他法。这里毕竟不是我家，若在此时激怒了这位亲友，令其上演撞破纸门的闹剧，事情将无法收场。就算没有他，我平素也时常担心孩子撞破纸门、扯坏窗帘、在墙上涂鸦。我必须加倍努力，免得坏了这位亲友的心情。那三名伟人的传说，正因为被当成了修身养性的教科书，宣扬什么忍耐，什么“大勇小勇”，才会令我等求道人士深感困惑。若要将那些故事收录到修身养性的教科书中，我会将其定题为“孤独”。

此时此刻，我体会到了那三名伟人的孤独。

就在他气焰喷薄，而我兀自烦闷之时，他突然“哇”的大喊一声。

我吓了一跳，连忙看向他。只见他说：“我喝醉啦！”他好似仁王，又好似不动尊，紧闭双眼低声沉吟，双手死死撑在膝头，仿佛正与酒醉做着倾尽全力的斗争。

这也难怪，因为他一个人就喝掉了半瓶新开的威士忌。这时他满头冒汗，面目狰狞，正如那金刚或阿修罗的模样。我们夫妻见此情景，不安地对视了一眼。但是三十秒后，他就恢复了常态。

“哎，这威士忌真不错，特别醉人。夫人，你快斟酒啊。再坐过来一些嘛。放心吧，我再怎么喝醉也不会失态。今天喝了你们的酒，下次换我请你们。到我家来吧。不过我家可什么都没有。虽然有几只鸡，但全都不能动。那可不是一般的鸡，那是斗鸡，打架用的。今年十一月有一场斗鸡的大比赛，我打算把家里的鸡全送过去，现在正忙着训练呢。若是它们输得丢人现眼，我就宰了吃肉。所以你们得等到十一月。要是萝卜嘛，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两三根。”他渐渐变得小气起来了。“酒也没有，啥都没有。所以我才来这儿喝酒啦。等我打到野鸭了，就送一只过来，但是我有条件。我和修治还有夫人，三个人吃了那只野鸭，修治得拿出威士忌。你可千万别嫌鸭肉不好吃。你要说鸭肉不好吃，我就要生气了。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打来的野鸭。你得说好吃才对。就这么说好了。好吃！美味！你一定得这么说。哈哈哈！夫人，我们农民啊，就这样。要是被人小瞧了，就一根线头都不给他。跟农民来往，得讲诀窍。夫人，你听好了。不能做作，绝对不能做作。别看夫人你这样，其实跟我家老婆一样，到了晚上……”

妻子笑着说：

“我好像听见孩子哭了。”

说完，她便逃了出去。

“不好！”他怒吼着站起来，“你老婆不行！我老婆才不会这样。等我过去把她拽过来。别小瞧人。我的家庭才是好家庭。夫妻和睦，生了六个孩子。你要是不信，就去问桥头铁匠铺的三郎。你老婆去哪儿了？你们卧房呢？让我看看你们睡觉的房间。”

啊，我怎么就让这个人喝了宝贵的威士忌呢？

“够了，够了。”我也站起来抓住了他的手。事情已经无法一笑置之。“别在意那种女人。好久不见了，咱们开开心心地喝酒。”

他扑通一声坐下了。

“你们夫妻俩，关系不好吗？我猜就是。这也太奇怪了，肯定有蹊跷。我觉得肯定是。”

有什么猜不猜的，那“奇怪”的原因，就是我的亲友在发酒疯。

“没意思，还是唱歌吧。”

听了他的话，我双重地松了口气。

一方面，唱歌应该能缓解眼前的尴尬气氛，另一方面，这也是我最后的愿望，现在天都快黑了，这五六个小时，我一直面对着这个“全无来往”的亲友，听他说了不少无聊的话，其间从未有一瞬间觉得这个亲友可爱，也从未产生过一丝敬佩之情，若就此道别，我对此人的记忆将永远被恐惧与厌恶笼罩，这样对他，以及对我自己都不算好事，哪怕只有一件事，只要有一点快乐的回忆也好。希望在离别之前，他能用凄凉的声线唱一首津轻的民谣，让我怆然泪下。就这样，他的提议让我心中涌出了希望。

“挺好呀，那你就唱一曲吧。”

这句话不再是轻浮的社交对白，而是我由衷的期待。

可是最后的最后，我还是遭到了残忍的背叛。

山川草木转荒凉，

千里风腥新战场。[该汉诗并非津轻民谣，而是军国主义激进分子乃木希典的诗。下阕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而且他还忘了下阕。

“我要回去了。你老婆跑了，你斟的酒又不好喝。我还是回去了。”

我没有挽留。

他站起来，煞有介事地说：

“没办法，班会的事情，跑腿的活就交给我吧，后面靠你了。这班会一定会很有意思。今天谢谢你了。这威士忌我就收下了。”

我早有预料。我把他茶杯里剩下的威士忌倒回了还剩四分之一的方瓶里，交到他手上。

“喂，我要的可不是这个。你别太小气了。橱子里不是还有瓶新的吗？”

“这家伙竟知道。”我暗自战栗，最后痛快地笑了。对他，我只能说干得漂亮。恐怕寻遍东京，也找不到这样的人。

这下不管是井伏先生还是谁来了，我也无法与之畅饮谈欢。我拿了橱子里最后一瓶酒递给他，并且很想告诉他这瓶酒的价值。我想知道，若是说出来，他究竟会不为所动，还是看我可怜，决定不要了。不过，我还是没说。请别人喝酒，还要摊牌价钱，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烟要吗？”我还说。

“嗯，那个必须要。因为我抽烟。”

小学时代的同学里，我的确有五六个亲友。但我对这个人毫无印象。他对我的回忆，除了那次打架，也几乎没有其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整整半日的亲友交往。我甚至想到了强奸这个极端的词语。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还有一个堪称点睛之笔的后续。这真是个不知该说痛快还是爽利，着实难以形容的人。我送他走到玄关，终于到了分别之时，他竟凑到我耳边恶狠狠地嘀咕了一声。

“别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