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呈现出一片令人哀伤的活力——重返东京前，我曾担心情况是否会令我写下这样一行开篇的文字，然而真正回到这里，映入我眼中的却是毫无改变的“东京生活”。

在此之前，我于津轻老家生活了一年又三个月，并于今年十一月中旬携妻带子迁移到东京，回到这里一看，我感觉自己像是去了一趟短短两三个星期的小旅行。

“久违的东京，既不好也不坏。这座城市的性格，没有半分改变。形而下的变化当然是存在的，但论形而上的气性，这座城市与先前无异。看来笨蛋只有死了，才能有所改善。它大可以改变一些。不，我甚至认为，它应该有所改变。”

我给家乡的某人写了这样一封信，随后仍像从前那样，光腿穿着久留米絣的和服，身披斗篷，茫然漫步于东京街头。

十二月初，我走进了东京郊外的一座电影院（或者应该说临时放映棚，因为那真是座小而简陋的棚屋），看了美国电影，出来时已是下午六点，东京街头弥漫着烟云似的白色夕雾，身着黑衣的人在雾中匆匆来去，四周已充满了年末的氛围。东京的生活，果然是一点都没有变。

我走进书店，买了某知名犹太人的戏剧集，将书册放入怀中，不经意间看向店门，只见一个年轻女人像起飞瞬间的鸟儿那样站着，双眼注视着我。她双唇轻启，却并未发出言语。

是吉，是凶？

遇见自己曾经对其着迷，现在已毫无感觉的女人，乃是最大的凶。而我，有许多这样的女人。不，应该说我认识的女人，全是这样的人。

这位是新宿的……哎，这可伤脑筋了。不过，真的是她吗？

“笠井先生。”女人轻唤我的名字，站定脚跟，微微欠了欠身。

她戴着绿色的帽子，帽绳系在下颏，身披鲜红的雨衣。我越看她，就越觉得她很年轻，像个十二三岁的少女，与我印象中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是静江子啊。”

这是吉。

“我们出去说吧，还是你要买杂志？”

“不了。我本来想买本《小美人鱼》，不过算了吧。”

我们离开书店，走在了临近年尾的东京街头。

“你长大了呀，我一下没认出来。”

果然是东京，这种事也毫不奇怪。

我在小摊上买了两袋十元的花生，收起钱包，想了想，又掏出钱包，再买了一袋。过去我找这孩子的母亲时，总给她带点小礼物。

她母亲与我同岁，那个人正是我记忆中的女人里，唯一一个突然碰上了不会令我恐惧为难的，极为稀少的，甚至可说是唯一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我姑且列出四个答案。第一，她是所谓贵族出身，貌美而体弱。然而这些条件听起来做作而聒噪，并不能获得“唯一”的资格。她与富豪丈夫分手，落魄地带着微不足道的财产和女儿在出租屋里相依为命。但我对女人的身世从来不感兴趣，现在也不知道她为何与那位富豪丈夫分手，所谓微不足道的财产究竟是多少。就算专程去问，我也会转头就忘。也许因为受了女人太多调侃，无论女人道出多么悲惨的身世，我都感觉那是信口开河的谎言，流不出一滴眼泪。换言之，那个人的身世、美貌、落魄，这些所谓浪漫的条件，并非我将其称为“唯一”的理由。所以第四个答案，才是最终的真相：她爱干净。外出回家后，一定要在门口洗手洗脚。她虽然落魄，却也住着一间条件齐全的两房公寓，并且每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厨房器具更是光洁干净。第二，她对我丝毫没有那种感情，我对她也丝毫没有那种感情。我不必与她有性欲方面常有的那种狼狈，那种下流而麻烦的不知该称为体贴还是自恋的行为，或是勾引对方，或是兀自神伤，何止十年如一日，甚至千年如一日的陈腐男女斗争。在我看来，那个人依旧深爱着前夫。她依旧怀着身为他妻子的骄傲。第三，她对我的处境极为敏感。当我在厌倦世间一切，难以忍受每日的生活时，若有人对我说最近过得不错啊，我会极为扫兴。但我每次去她家做客，她总是会寻找恰巧符合我处境的话题。她曾对我说过：无论在哪个时代，说真话都要被杀头啊。圣约翰如此，基督亦如此。而圣约翰甚至无法复活呢。她从未谈论过日本活着的作家。第四，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她家总有许多藏酒。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吝啬的人，但当我在每个酒馆都欠了许多账，心情异常烦闷之时，总会忍不住走向让我免费喝酒的地方。战争持续了很久，日本的酒水日益匮乏，可是我每次去找她，总能喝上一些。我每次都给她女儿带点微不足道的小礼物，每次都烂醉而返。以上这四点，就是对她为何是我“唯一之人”的解答。若有人逼问：这不是你们二人的恋爱形式吗？我只能目瞪口呆地回答：也许是的。假设男女之间的亲和全都算作恋爱，那么我们也许是在恋爱。可是，我从未因那个人感到过烦闷，那个人也从不做虚假夸大的麻烦之事。

“你妈妈还好吧？”

“嗯。”

“身体还算健康吧？”

“嗯。”

“现在还跟静江子住一起吗？”

“嗯。”

“你家就在附近吗？”

“可是，家里很脏。”

“没关系，我去你家坐坐吧。我们把你妈妈拉出来，找个地方痛饮一番吧。”

“嗯。”

这女孩眼看着萎蔫下去了。每走一步，她仿佛都在长大一岁。静江子是她母亲十八岁时诞下的孩子，母亲跟我同是三十八岁，那么……

我不禁沾沾自喜。女儿嫉妒母亲这种事，定然也是存在的。我换了个话题。

“小美人鱼？”

“这件事可怪了。”果不其然，她一下子有了活力，“好久以前，我刚上女校的时候，笠井先生到家里来玩，我记得那时是夏天，你跟妈妈聊天时，总提起小美人鱼这个名字，我虽然听不懂，但就是忘不掉。”她好像突然厌倦了说话，句尾变得异常稀薄，然后便没了声音。走了一会儿，她突然像是下了决心一样开口道：

“那原来是书的名字呢。”

这下，我更是喜不自胜。这姑娘一定是喜欢上我了。她母亲从未喜欢过我，我也从未对她母亲产生情色的欲望。不过，我跟这姑娘，或许……

她的母亲虽然落魄，但依旧是那种没有美食活不下去的人。在与美国开战前，她早早便带女儿疏散到了广岛一带美食最多的地方。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还给我寄过一张寥寥数语的明信片，可我当时的生活异常困苦，提不起劲给早已疏散出去悠闲度日的人写回信，后来我的环境不断改变，就这样过去了五年，我与这对母女全无音信来往。

今晚，时隔五年，并且在全然意外的情况下与我重逢，母亲的喜悦与女儿的喜悦，究竟哪个更大呢？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姑娘的喜悦远比她母亲的喜悦更纯粹，也更深邃。假设真的如此，我今后也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同时属于母亲与女儿，是绝不可能的。从今夜起，我就要背叛她的母亲，成为她的伙伴。就算她的母亲面露嫌恶，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恋爱了。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道。

“去年，十月。”

“怎么，那不是战争刚结束就回来了嘛。不过像静江子妈妈那样任性的人，应该很难忍受乡下的生活吧。”

我用无赖的语气，说起了她母亲的坏话。这都是为了讨女儿的欢心。女人——不，人类哪怕是亲子之间，也会互相较劲。

可是，女儿并没有笑。无论褒贬，她都好像很忌讳提起母亲。多么严重的嫉妒啊，我兀自想道。

“没想到竟跟你遇上了。”我立刻转移了话题，“就像我们在书店约好了一样。”

“是呀。”这回，她一下就被我故作甜蜜的感慨诱惑了。

我顿时得意起来，说道：

“就好像我看了场电影打发时间，赶在约定的五分钟前走进了书店……”

“看电影？”

“对，我偶尔会看电影。那电影讲了马戏团走钢丝的人的故事。演员扮演员，那是真的像啊。无论多么蹩脚的演员，只要是扮演员，都很有味道。毕竟他本身就是演员嘛。在不经意间，都能流露出演员的悲伤。”

恋人之间的话题，莫过于电影。真是太合适了。

“我也看过那部电影。”

“刚一见面，两人之间就激起了浪花，先是涌上来，继而退去。那里太妙了。萍水相逢，继而永远别离，这就是人生啊。”

若不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种甜蜜的话语，就成不了年轻女子的恋人。

“我要是早一分钟走出书店，你再走进去，我俩就永远——至少十年都见不到了。”

我极力将今晚的邂逅装点成浪漫的瞬间。

路渐渐变窄变暗，甚至变得泥泞起来，我们再也无法并肩行走。她走在前面，我双手插在斗篷口袋里跟随其后。

“还有多远？半丁？一丁？”

“我不太懂一丁有多远。”

其实在测距方面，我也很不擅长。不过，愚笨是恋爱的大忌。我像科学家一样理所当然地说：

“有一百米吧。”

“嗯……”

“换成米，你就有把握了吧？半丁是一百米。”我刚说完，内心略感不安，连忙暗自心算，发现一百米约有一丁了。但我并没有更正。滑稽是恋爱的大忌。

“总之，快到了。”

那是一座临时搭建的简陋租屋。我们穿过昏暗的走廊，停在左侧不知第五扇还是第六扇门前。门上贴着阵场这个贵族的姓氏。

“阵场女士！”我朝着屋里大声呼唤。

来啦——我听见有人应答，接着门上的雾玻璃背后闪过了人影。

“哎，在家，在家。”

这时，那姑娘直挺挺地站着，脸上失去了血色，下唇突然扭曲，继而哭了起来。

原来，她母亲在广岛的空袭中死了。听说，她死前说胡话时，喊了笠井先生的名字。

女儿独自回到东京，在母亲的亲戚，一位进步党议员的法律事务所里工作。

她错失了道出母亲死讯的时机，不知如何是好，姑且把我带回来了。

难怪我一提起静江子的妈妈，她就会突然沉默。那既不是嫉妒，也不是恋爱。

我们没有进屋，而是掉头走到了车站附近的闹市区。

她的母亲很喜欢吃鳗鱼。

我们掀开鳗鱼摊的帘子。

“欢迎啊。”

摊上只有我们两个客人，再就是坐在角落里喝酒的一位先生。

“要大串还是小串？”

“三份小串。”

“好嘞！”

年轻的摊主像是个老江户派，说完便啪嗒啪嗒地猛扇炭炉。

“分三盘吧。”

“好嘞。还有一位呢？过后来？”

“三个人都在啊。”我不苟言笑地回答。

“哎？”

“这个人和我中间，还有一位满脸担忧的美人不是嘛。”这回，我露出了一丝微笑。

年轻摊主不知如何理解了我的话，笑着应道：

“咳，那可不。”

说着，他还抬手摸了摸头带打结的地方。

“有这个吗？”我用左手比了个喝的动作。

“有上等的。不是，其实也不算什么。”

“倒三杯吧。”

三盘小串很快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没有动中间那盘，各自吃起了两端的小串。不一会儿，三杯斟满的酒也端了上来。

我拿起边上那杯，仰脖喝下。

“好淡啊。”

我用只有静江子能听见的声音嘀咕着，又拿起她母亲那杯，一口饮尽，接着掏出了方才买的三袋花生，依旧压低了声音说：

“今晚我得喝一点儿，你就吃花生陪我吧。”

静江子点点头，接着，我们就没再说话。

我默默地喝了四五杯酒，摊子角落的绅士突然跟摊主笑闹起来。他谈笑着毫无趣味、蹩脚得令人惊诧、彻头彻尾没有谱的笑话，自己倒笑得开怀，摊主也陪着他笑。“他就这么说，然后啊，就愣了，什么苹果真可爱，我很理解你，哈哈哈哈，那家伙可聪明了，还说什么东京站是我家，真受不了，甚至说丸大楼是他养小妾的房子，这回轮到对方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这种没意思又不好笑的笑话，我终是难以忍受日本醉客的幽默感欠缺，无论那先生跟摊主怎么笑闹，我都面无表情地喝酒，呆呆地看着小摊旁匆匆来往的年末人潮。

那位绅士突然顺着我的视线，也看向了外面人来人往的人流，继而大喊一声：

“哈罗！圣诞快乐！”

原来，是美国的士兵经过了。

不知为何，我被绅士这句话逗笑了。

被喊到的士兵无奈地摇摇头，大步走开了。

“我们把这盘也吃了吧。”

我把筷子伸向中间那盘鳗鱼。

“好呀。”

“一人一半。”

东京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半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