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关传来匆匆开门的响动，我被惊醒了。那是烂醉的丈夫深夜回家的声音，我便躺着没动，一声不吭。

丈夫开了隔壁屋的电灯，呼呼地喘着粗气，拉开抽屉，拖出书箱，在里面不断翻动，像在找什么东西。不一会儿，那边又传来了一屁股坐在地板上的响动，接着便只剩下呼呼的粗喘，也不知他究竟在做什么。我依旧躺着没动，说了一句：

“回来啦。饭吃了吗？橱子里有饭团。”

“哦，谢谢。”他用前所未有的温柔应了一声，又问道，“孩子怎么样，还发烧吗？”

这可真稀奇。孩子明年就四岁了，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沾了丈夫的酒毒病菌，比别人家两岁的孩子都矮小，走路走不稳，说话也不利索，只会说“好吃好吃、不要不要”，使我怀疑他是否大脑不好。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澡堂，将他脱光了抱起来，见他又瘦又小又难看，心里突然一阵悲伤，在许多人面前哭了起来。另外，这孩子总是闹肚子发烧，丈夫却几乎不着家，也不知究竟关不关心孩子，我告诉他孩子发烧了，他也只说是吗，那就带去看医生吧，接着就披上斗篷，不知去哪儿了。我何尝不想带孩子看医生，可是没有钱，所以只能睡在孩子旁边，默默地抚摸他的头。

不知怎的，那一夜格外不同。他竟那么温柔，还少见地关心起孩子的病情，我非但没有高兴，还产生了可怕的预感，不由得背后一凉。我不知如何回答，便一直沉默不语。好长一段时间，只能听见丈夫粗重的喘息声。可是突然间——

“打扰了。”

玄关传来了女人的纤细声音。我如同被人当头浇了冷水，浑身汗毛直竖。

“打扰了。大谷先生。”

这回，女人的语调尖锐了许多。与此同时，还传来了开门的响动。

“大谷先生！你在家吧？”

她的声音里明显有了怒意。

丈夫这时总算开了门，战战兢兢地问了一句：

“怎么啦？”

何等的不合时宜。

“什么怎么了。”女人压低声音说，“你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却偷别人的东西，算什么意思？别搞这种恶作剧了，快把它还给我。否则，我现在就去报警。”

“你说什么呢，太不讲理了。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回去！若是不回去，我反要去报警了。”

这时，又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老师，你胆子不小啊。不是我们来的地方？简直无话可说。这可不是别的什么事。偷人家的钱，我跟你说，开玩笑也得讲个限度。我们夫妻俩因为你吃了多少苦，你不是不知道。可是呢，你今晚却做了这么没出息的事情。老师，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们这是勒索！”丈夫的语气很凶，声音却在发颤，“是恐吓。快走！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老师，你可真会胡说八道啊，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恶棍了。这可是你逼的，我们只能去报警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让我毛骨悚然的强烈憎恨。

“随你的便！”丈夫已经破了声，所有的气势化作空虚。

我爬起身，在睡衣外披了一件羽织，走到门口对两位客人招呼道：

“欢迎啊。”

“哎，这位是夫人吗？”

一个身穿未及膝的短外套、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圆脸男人不苟言笑地转过来，朝我点了点头。

女人看着有四十上下，又矮又瘦，但是穿得很整齐。

“这么晚打扰了。”

女人也不苟言笑地摘下披肩，对我施了一礼。

那一刻，丈夫突然套上木屐，跑出去了。

“哎，你可别想跑。”

男人一把拉住丈夫的手臂，两人顿时纠缠起来。

“放开我！不然我扎死你！”

丈夫右手闪出了折叠匕首的寒光。那把匕首是丈夫的藏品，我记得他平时收在抽屉里，那么方才他回到家翻箱倒柜，定是预感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提前翻出了匕首藏在身上。

男人退开了。趁这个空当，丈夫像大乌鸦似的张扬着宽大的斗篷，跑出门外。

“抓贼啊！”

男人大吼一声，正要追出去，我光着脚跳下去，抱住了他。

“快别追了，要是受伤可不好。剩下的事情，您就跟我谈吧。”

旁边那四十上下的女人也说：

“是啊，孩子他爹。那疯子有刀，什么都做得出来。”

“混账！咱们去报警。这下我可不留情面了。”

男人呆呆凝视着外面的黑暗，自言自语似的嘀咕着，全身已经放松下来。

“真对不起。两位请进屋，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说着，我走上踏脚台蹲了下来。

“我也许能收拾这个残局，所以两位请进吧。家里很乱，你们别见怪。”

两位客人对视一眼，微微点头。男人正色道：

“不管夫人说什么，咱们的心意已决。但至少会把事情的始末告诉您。”

“哎，请吧，快请进。多坐会儿。”

“不，咱们坐不了那么久。”

说着，男人开始脱外套。

“您别客气了，屋里挺冷的，衣服还是穿着吧。家里也没生火。”

“那我就这样吧，失礼了。”

“别客气。这位夫人，您也请。”

男人走在前，女人走在后，进了丈夫的大房间。仿佛已经开始腐败的草席、到处都是破洞的纸门、斑驳的墙壁、裸露着木架的隔扇、摆在角落的书桌和空荡荡的书箱。看到如此荒凉的房间，二人似乎都倒抽了一口气。

我请他们在漏了棉花的坐垫上落座，说道：

“地板很脏，这垫子虽然破，还是请二位将就吧。”

接着，我重新招呼道：

“初次见面。外子似乎给二位添了不少麻烦，今夜又不知为何，做出了如此可怕的举动，我实在是不知如何道歉。他那人啊，就是这么古怪。”

说到这里，我突然哽咽，流下了眼泪。

“夫人，请恕我失礼，您几岁了？”

男人大咧咧地盘腿坐在破垫子上，手肘撑着腿，手心支着下颚，探出上半身问道。

“您是问我吗？”

“是的。您先生应该三十了吧。”

“对，我嘛，那个……我比他小四岁。”

“那您就是二十六？这也太小了。您还这么年轻吗？不过也对，您先生三十岁，倒也差不多。可我真的吃了一惊。”

“我刚才也想呢。”女人从男人背后探出头说，“真是太可靠了。大谷先生有这么一位好夫人，怎么变成了那样呢？”

“这是病，一定是病。他以前不这样，后来变成这样了。”

说着，男人长叹一声。

“夫人，请听我说。”他换上了严肃的口吻，“我们两夫妻在中野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小饭馆，两人的老家都在上洲。我算是个小有志气的生意人，做腻了伺候乡下农民、跟开着玩儿似的小生意，于是在二十年前带着老婆来到东京，一起去了浅草某饭馆，做包住的帮工，也算是经历了平常人的各种苦难，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蓄，便在中野车站那儿，记得是昭和十一年吧，租下了一间六叠大、带土间[六叠大、带土间：6叠约为9.72平方米，土间是日式建筑中设在入口内部，衔接户外的部分，现在一般用于换鞋。]、又小又憋屈的屋子，做起了一元两元的餐饮小生意。咱们夫妻俩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倒也有了囤积一大批烧酒洋酒的财力，所以在后来那个酒水不足的时代，没有像别的餐饮店那样被迫转行，好歹是坚持下来了。咱们家熟客也都特别上心，还特意为咱开辟了小批量拿到供给军官的下酒菜资源的路子。后来跟英美打起来，空袭越来越厉害，咱们又没有拖后腿的孩子，便不想疏散到故乡，想着干脆就这么坚持着，等到这座房子被烧了再说，好在直到战争结束，房子也没有遭灾，现在又做起了大量采购黑市酒水再转手卖出去的生意。咱们的身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可是这样简单讲了，你可能觉得咱们没遇到过什么困境，一路下来运气挺好，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地狱，所谓寸善尺魔，那是一点没错。得了一寸的幸福，就必定有一尺的恶魔等在后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若能有个一天半天不为任何事情烦恼，那就算是个幸福的人啦。你们家大谷先生在昭和十九年春天第一次到咱们店里来，那时跟英美打仗还有点胜算，不对，也许已经快急转直下了吧，我也不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只想着这两三年加把劲，就能得到对等的资格，从此和睦相处了吧。记得大谷先生头一次出现在店里，也是光腿穿着久留米絣，身上披着斗篷。不过并不只是大谷先生，那时东京还没什么穿着防空服装出来走动的人，大家基本都穿普通的衣服，所以咱们也没觉得当时的大谷先生有多奇怪。那天，大谷先生并不是一个人。当着夫人的面实在不好说，但我还是不隐瞒了吧。您丈夫是被一个老大不小的女人带着，从后门悄悄走进来的。不过那段时间，咱们店里每天都关着大门，也就是所谓的闭店营业，只让几个熟客从后门悄悄进来，坐在土间的桌椅上喝酒，后面的大房间只打开很暗的灯光，也不发出什么声音，大家偷偷喝醉。我说的那个老大不小的女人，在不久前还是新宿一个酒吧的女侍应，她在当女侍应的时候，总会领一些关系好的客人来咱们家吃喝，说白了就是同行帮衬的关系。那女人就住在附近，新宿酒吧不让开了，她也不当女侍应之后，还总是会带些认识的男人过来。那时咱们店里的酒水渐渐少了下去，就算再怎么好的客人，多一个人喝酒也是多一分忧愁，不像以前那样讨人喜欢，甚至有些讨厌了。话虽如此，她在之前那四五年带了不少花钱如流水的客人过来，算是对我们有恩，所以只要是她介绍来的客人，我们都会赔着笑端酒上去。那天您先生跟那老大不小的女人——她叫阿秋，跟阿秋从后门偷偷摸摸走进来，我们也没怎么怀疑，照旧请他们进了里屋，端上烧酒。大谷先生那一夜喝得挺老实，是阿秋付的账，完了两人又从后门一起走了。我啊，一直忘不掉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安静又优雅的举止。也许魔鬼第一次出现在别人家中，就是那样安静而单纯的模样吧。那一夜过后，大谷先生就看上了咱家小店。约莫过了十天，大谷先生一个人从后门走进来，上来就掏出了一百元钞票。那时候一百元还是一大笔钱呢，比现在的两三千元还值钱。他把钞票硬塞到我手里，说了句拜托，然后露出了软弱的笑容。当时他已经醉得挺厉害了，反正夫人您也清楚，像他那种酒力的人真是世间少有。本以为他喝醉了，突然又一本正经地说起了逻辑清楚的话，无论喝多少，我都从未见过他脚步虚浮。人在三十岁前后气血正盛，酒力也最强，可即便如此，像他那样的，我也是闻所未闻。那天晚上他已经在外面喝了不少，又在咱家连喝了十杯烧酒，几乎没怎么说话，咱们跟他攀谈，他也只是笑笑，嗯、嗯地点两下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几点了，接着站了起来。我要找钱给他，他非不要。我坚持要找钱，他就咧嘴一笑，说下次还来，留着下次吧。说完，他就这么走了。夫人，只有那一次，咱们从他手上拿到了钱。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找各种理由推搪，整整三年一毛不拔，一个人就喝光了店里的酒，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一种莫名的笑意突然涌了上来。我慌忙掩住嘴，抬眼看向老板娘，却见她也低着头，嘴角带笑。接着，连老板也无奈地苦笑起来。

“唉，真是的，这事虽然不好笑，可他实在太乱来，也难怪您会想笑。他要是把那一身本事发挥在别的地方，无论是大臣还是博士，肯定都手到擒来。除了咱们夫妻，似乎还有别人也让他盯上，最后落得个一文不名，在寒风中哭泣。你瞧那个阿秋，就因为认识了大谷先生，放跑了挺好的金主，又没钱又没衣服，如今住在又破又脏的长屋里，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呢。阿秋刚认识大谷先生那阵，对他可着迷了，还朝我们一个劲地吹嘘。首先说吧，他的身份就来头不小。他是四国某个领主家的分家，大谷男爵家的次子，因为行为不检点被逐出了家门，不过等他的男爵父亲死了，他还是能跟长子两个人平分财产。除了来头不小，他还顶顶聪明，简直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了书，比那个大天才石川啄木的书还厉害，后来又写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就成了日本第一的诗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大学者，先上了学习院，接着去了一高，然后是帝大，学了德语和法语，真是厉害极了。总之被阿秋这么一说，他就像个神仙一样。而且那些好像不都是假话，咱还从别人那儿听了，他的确是大谷男爵的次子，也是个有名的诗人。这下子，连咱家这一把年纪的老太婆也跟阿秋比赛着上头了，连连夸赞不愧是好人家的公子，天天盼望着大谷先生到店里来，真叫人受不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华族不华族了，不过在战争结束前，要说泡女人的绝招，那就是华族家被逐出家门的儿子了。听说女人对这个特别受用。用现在的话说，那恐怕就叫奴性吧。要我说吧，我是个男人，又见过不少世面，夫人您别怪我冒犯，区区一个华族的，还是四国领主的分家，再加上是个次子，那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才不会为这个动心呢。话虽如此，我还是觉得那位老师不好对付，无论我怎么下定决心不给他喝酒了，他每次来都像是遭人追杀，不经意间跑进了咱家小店，整个儿一副松了一大口气的样子，我一见他那样，决心就不攻自破，还是给他上酒了。他喝醉了也不会胡闹，若能照常付账，就是个很好的客人呀。他从不主动吹嘘自己的身世，也不炫耀自己是个天才，阿秋坐在那位老师旁边，对我们宣传他的伟大之处时，他还会突然说什么我想要钱，我想付了这里的账，总之就是说些毫无关系的事情，白瞎了当时的气氛。那人虽然从来没有付过咱家的酒钱，但阿秋不时会替他付账。其实除了阿秋，还有一个不能让阿秋知道的秘密情人。那人好像是不知哪家的夫人，有时也跟大谷先生一起来，还总是替他放下绰绰有余的酒钱，咱也是做生意的，若不是有这样的时候，管他是大谷老师还是天皇老子，也不会任凭他免费喝酒。可是那些时候收到的钱压根不够还清他赊的账，咱可是亏大发了，后来听说那位老师在小金井有座房子，家里还有个夫人，我就想登门拜访，说说欠账的事情，于是我就假意漫不经心地问大谷先生家住哪里，没想到他一下就看穿了，瞎说什么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你瞎想什么呢，不欢而散可不是好事，真是讨人厌。可我还是想搞清楚那位老师的住处，跟踪了他两三次，每次都被甩掉。后来东京爆发了大空袭，大谷先生有时候会戴着作战帽闯进来，擅自打开橱子拿出一整瓶白兰地，站在那儿一通猛灌，然后像风一样离开，自然是不会结账的。好不容易战争结束了，这回咱们公然买了黑市的酒，门前挂上新帘子，还勒紧裤腰带请了个可爱的女孩子当跑堂，结果那恶魔似的老师又大驾光临了。这回他不带女人，而是每次都带两三个报社或杂志的记者。那些记者说，今后军人将要没落，贫穷的诗人马上要被世间追捧。大谷老师会跟那些记者说不少外国人的名字，要么就是英语和哲学，反正听不懂的话题，接着就站起来走出去，再也不回来了。记者们一副扫兴的模样，私下议论着那家伙去哪儿了，要不咱们也走吧，然后都开始收拾东西。我连忙拦住他们说，那位老师每次都这样逃账，麻烦你们把酒钱结了。有的人很老实，会乖乖凑钱结账，有的人则大发雷霆，叫我去找大谷，说他们也是靠每月五百元生活的穷人。就算他们发火，我也会说：你们知道大谷先生欠了多少钱吗？如果你们能从大谷先生那儿讨到钱，我愿意跟你们平分。记者们都惊呆了，说没想到大谷是这样的人，下次绝不跟他喝酒了，我们今天身上连一百元都凑不够，明天给你拿来，先用这个抵押吧，说完就脱下外套塞给我。世人都说当记者的个个奸猾狡诈，可是跟大谷先生相比，他们简直耿直又干脆。如果大谷先生是男爵家的次子，那些记者就跟公爵家的长子差不多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又见长了，连面目也狰狞了许多，还会说以前从来不提的没品笑话，甚至突然对自己带来的记者大打出手，最后发展成双方缠斗。而且他不知什么时候骗到了咱店里那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子，咱夫妻俩都大吃一惊，特别为难，无奈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咱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再去劝那女孩子莫要奢望，偷偷把她送回了父母身边。我对大谷先生说，咱也别再啰嗦了，我给你跪下了，求你今后别再上门。可是大谷先生竟然威胁我，说我在黑市赚了不少钱，有什么资格对他说这些，还说他可什么都知道。说完了第二天晚上又若无其事地走进店里来。都怪我们从大战期间就做起了黑市生意，现在报应到了，竟被这样恶魔般的人缠上。可今晚这件事实在太过分了，现在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诗人老师，他就是个贼。他偷了咱家五千元跑了！本来咱家要花不少钱进货，家里顶多只有五百一千的现金，这可是真的，咱们卖点吃喝赚到的钱全是左手转右手，都用去拿货了。今晚家里之所以有五千元，还是因为接近年末，我到熟客家里四处收账，才凑了这么一大笔钱，今晚又得交给出货的人了。这笔钱决定了咱明年正月开始的生意，我老婆在里屋点清了钱数，收进橱子里，恰好被那人坐在土间的桌椅座位上看见了。他突然站起来，大步走进里屋，一句话也不说就推开我老婆，拉开抽屉一把抓走了五千元的钞票，塞进斗篷口袋里，趁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又飞快地走了出去。我大声叫他站住，跟老婆一路跟在后面，本来我想再也不顾什么体面，大喊抓贼，让路上的人帮忙拦住他，可咱跟大谷先生毕竟相识一场，那样未免太叫他难堪了，便啥也没说，盘算着一路跟着他回家，看他走进家门，再上门去心平气和地要钱。咱做的毕竟是小本生意，好不容易在今晚找到了大谷先生家，强忍着心里的怒火，细声细气地叫他还钱，没想到他竟拿出了刀子，还要扎我，简直是……”

又有一阵莫名其妙的笑意涌了出来，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老板娘也涨红了脸，吃吃地笑着。我笑得停不下来，心里很过意不去，可就是觉得太好笑了，笑得眼泪直流。我突然想，丈夫在诗中说的“文明终末的大笑”，也许就是这种心情。

然而，这并非所有人哈哈大笑便能解决之事，我想了想，当晚对那二人说，我会想办法收拾这个残局，请两位稍等一日，再考虑报警之事，明日我将登门拜访，再做详谈。如此说完，我又问了他们在中野那家店的地址，求二人答应下来，最后请他们回去了。后来，我独自坐在冰冷的六叠房间里沉思，却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得站起来脱了羽织，钻进孩子的被窝里，轻抚着他的头暗自思忖：这长夜若是永无止境，那该多好呀。

以前，我父亲在浅草公园的瓢箪池出摊卖关东煮，母亲早早去世，我与父亲在简陋的长屋里相依为命，父女俩共同经营那个小摊。我现在的丈夫时常光顾小摊，后来，我就常常瞒着父亲跟他在别处相会，就这么怀上了孩子。中间经历了种种曲折，我现在成了类似他妻子的身份，但自然是没有入籍，孩子也算是没有父亲。那人一离开家就三四晚不回来，甚至有过一个月不见人影的事情，我也不知他在哪里，做些什么，总之回家时都是烂醉如泥，面无血色，呼呼地喘着粗气，有时还默不作声地看着我，簌簌地掉眼泪，或是突然钻进我的被窝，用力抱着我，浑身震颤地说：

“啊，不行，我好害怕，我太害怕了。我好怕！救救我！”

睡着之后，他还会断断续续地发出呻吟，说些迷迷糊糊的梦话，到了第二天早晨，则变得像个丢了魂儿的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不久之后没了踪影，又是连着三四个晚上不回来。有两三位与丈夫交情较深的出版社人士担心我和孩子，时常给我们送些钱来，这才使我们一直苟活到今天，没有饿死。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再醒来时，木窗的缝隙已经透进了晨光。我起身穿戴整齐，背着孩子出门去了。我再也不能默默地守在家里。

我不知该往何处去，姑且朝着车站走，在站门口的小摊上买了糖果让孩子含着，接着心血来潮，买了去吉祥寺的车票，站在车上抓着吊环，漫不经心地看着车顶悬挂的海报，蓦然发现了丈夫的名字。那是一本杂志的广告，丈夫似乎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弗朗索瓦·维庸》[弗朗索瓦·维庸：或译“维永”“维龙”，出生于巴黎，生平不详，据说曾因谋杀、盗窃罪而被控，最后下落不明。被后世称为现代“被诅咒的诗人”（Les Poètes maudits）的鼻祖。]的长篇论文。我注视着标题上的弗朗索瓦·维庸和丈夫的名字，不知为何落下了痛苦的泪水，令海报变得一片模糊，难以分辨。

我在吉祥寺下了车，去暌违多年的井之头公园走了走。池边的杉树早已被尽数砍伐，成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仿佛要开启什么工程，给人莫名寒冷的感觉。这里变得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我放下孩子，两人并肩坐在池边摇摇欲坠的长椅上，我喂他吃了从家里带来的山芋。

“你瞧，这个池塘漂亮吧？过去啊，这里有好多金鱼和锦鲤呢，现在都没啦，真没意思。”

孩子不知在想什么，嚼着满口的山芋，发出了奇怪的笑声。虽说是自己的孩子，可我看他真像个呆子。

坐在池边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于是我又背着孩子，漫不经心地走回了吉祥寺车站，四处逛了逛那里的小摊，继而在站里买了去中野的车票，毫无任何思索和计划，像是被可怕的深渊吸引一般，乘着电车来到中野，照着昨日打听来的路线前行，来到了那两夫妻的小饭馆门前。

正门没有开，我便走后门进去了。老板不在店里，只有老板娘独自打扫店堂。我一对上她的目光，就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谎言。

“大婶儿，那笔钱我能完完整整地还给您。要么是今晚，最迟也是明天，总之已经有数了，您不必担心。”

老板娘听了，稍微露出一些喜色，但面上还是残留着一丝不安的阴影，像是不太信服。

“大婶儿，是真的。到时候会有人专门把钱送上门来。在此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这儿，充当你们的人质。这下您放心了吧？钱送到之前，我就帮店里干干活吧。”

我放下孩子，让他在里屋独自玩耍，接着麻利地干起了活。孩子本就习惯独自玩耍，丝毫没有捣蛋。兴许是不太聪明，他也从来不认生，见到老板娘知道咧嘴笑，在我替老板娘去领配给物资的时候，他还得到了老板娘给的空罐头，又是敲又是滚，在里屋乖乖地玩耍。

中午时分，老板采购完鲜鱼和蔬菜回来了。我一见到他，又飞快地说出了方才的谎言。

老板一脸惊愕，接着竟无比耐心地劝诫我：

“哎？可是夫人，钱不攥在自己手上，那可不能放心啊。”

“不，这事真的有数。请您相信我，今天且再忍耐一天，别把事情闹大。在此期间，我愿意帮店里干活。”

“只要钱能回来，什么都好说。”老板喃喃自语道，“毕竟今年也只剩下五六天了。”

“就是呀，所以我才……嗯？有客人来了。欢迎光临。”我对走进店门的三个工人打扮的客人笑着打了招呼，接着小声说，“大婶儿，不好意思，围裙能借我用用吗？”

“哟，你这儿啥时候请了这么个美人？挺可以啊。”

一位客人说。

“您可别诱惑她。”老板半带认真地说，“她可事关一大笔钱呢。”

“一百万美元的名马啊？”

另一位客人开起了下流的玩笑。

“听说就算是名马，母马也要掉价一半呢。”

我一边热酒，一边接上了同样下流的话。

“你就别谦虚了。听说今后日本无论马还是狗，都要讲究男女同权啦。”最年轻的客人大声说道，“小姐姐，我喜欢上你了。一见钟情。不过，你一定有孩子吧？”

“不呀。”老板娘抱着孩子从里屋走出来，“这是咱们从亲戚那儿收养的孩子，我们夫妻俩没有子嗣，以后就由他继承家业啦。”

“何况也有钱了。”

一位客人调侃道。老板一本正经地嘀咕道：“有美人了，也有欠债了。”接着，他突然换了语气问道，“各位吃点啥，要不就烫个火锅吧？”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果然如此。我兀自了然，同时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给客人端上了酒水。

那一天是圣诞节的前夜，店里客人络绎不绝，我从早到晚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却因为胸中思绪万千，哪怕老板娘叫我吃点东西，我也声称吃不下去，宛如身披羽衣起舞的仙子，轻快地四处奔走。不怕自恋地说，那天店里的气氛似乎格外活跃，好几位客人都来询问我的名字，或是要握手。

可是，这样下去又能如何呢？我心里是一点主意都没有。我只能面带笑容，迎合客人们下流的玩笑，回以更下流的玩笑，接连不断地为他们斟酒，并渐渐希望，自己的身体像冰淇淋一样，彻底融化掉算了。

这个世上，果然偶尔会出现奇迹。

晚上九点多，一个头戴圣诞节的三角纸帽，像侠盗罗平那样用黑色面具遮住了上半张脸的男人跟一位三十四五岁上下、身材瘦削、面容清丽的夫人走进店来。男人背对着我们，在土间角落的椅子上落了座。可是那人走进门来的瞬间，我就认出了他是谁。那正是我偷人钱财的丈夫。

他似乎没发现我，我便佯装不知，继续招待别的客人。那位夫人在丈夫对面落座，喊了一声：

“哎，大姐。”

我应道：

“来啦。”

接着，我便走到了二人桌边。

“欢迎啊。喝点酒吗？”

我开口的那一刻，丈夫透过面具看了我一眼，表情很是惊讶。而我只是轻抚他的肩膀，说道：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恭祝圣诞？这不得喝上一升呀？”

夫人并不理睬我，而是一本正经地说：

“这位大姐，不好意思。我们找这儿的老板有事，你把他叫来好吗？”

我走到后厨，对正在油炸菜肴的老板说：

“大谷回来了，您去见见他吧。但是请您别对跟他在一起的女人透露我的身份。大谷肯定会觉得丢脸的。”

“他可算是来了啊。”

老板似乎对我的谎言半信半疑，这下丈夫真的来了，他也就相信了我的话。

“您可千万别提起我。”

我又叮嘱道。

“既然你觉得这样合适，那我就不提。”

老板一口答应下来，转身走了出去。

他扫了一眼土间的客人，径直朝丈夫那桌走去，与漂亮的夫人交谈了三言两语，接着三人一起出去了。

这样就够了，一切都解决了。不知为何，我内心竟有了这样的想法，兀自高兴起来，突然用力抓住了一位身穿深蓝色絣和服，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客人的手腕。

“来啊，敞开喝，别客气。今天可是圣诞节啊。”

约莫过了三十分钟，不，甚至更快，老板就一个人走进来了。我正感到疑惑，他已经走到我身边轻声说：

“夫人，谢谢你。钱都要回来了。”

“是吗，那太好了。全都回来了？”

老板怪模怪样地笑了。

“对，昨天那些都回来了。”

“那前面的赊账总共有多少？您给我算个最优惠的价钱。”

“两万。”

“就这么点儿吗？”

“跟您算了最优惠的价钱。”

“那我来还吧。大叔，您能留我在店里干活吗？求求您！我干活还钱。”

“啊？夫人，您也太不检点了吧？”

我们齐声笑了起来。

当晚十点多，我离开了中野的餐馆，背着孩子回到小金井家中。丈夫还没回来，但我并不在意。明天再到店里去，兴许又能见到丈夫。我为何从未想到这个好主意呢？我在昨天之前受的苦，全都因为自己太笨，没能想到这样好的主意。我也在浅草跟父亲经营过小摊贩，招待客人很有一手，今后到了中野的饭馆，一定也能如鱼得水。你瞧，光是今晚，我就得到了将近五百元小费呢。

听老板说，丈夫昨夜去了一个朋友家留宿，今天一早就闯进那位漂亮夫人在京桥开的酒吧，在里面痛饮威士忌，还给店里的五个女郎强塞钞票，说是圣诞礼物。中午过后，他叫了一辆计程车离开，没过多久便回来了，手上拎着圣诞节的三角帽、面具、蛋糕，甚至还有一只火鸡。接着，他四处打电话呼朋唤友，开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酒吧老板娘因此生出疑惑，暗道此人平时不是身无分文吗？于是故作漫不经心地上前询问，丈夫坦然道出了昨夜之事。那老板娘似乎早与大谷关系不俗，便不希望这事闹到警察那里，于是对他循循善诱，劝他返还钱财，最后老板娘替他把花掉的钱补上，由丈夫带路，到了中野的店里来。说到这里，中野的老板对我说：

“事情大致就是这样了。不过夫人，您是怎么知道的？莫非拜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

听他的语气，老板似乎以为我早已看穿丈夫会回到店中，先去那边守株待兔了。我笑着回答：

“嗯，那可不。”

从翌日起，我的生活变得与先前截然不同，成了轻巧快乐的日子。我先去烫发店做了头发，又置办了一套化妆品，还去请人重做了和服。另外，老板娘还送了我两双崭新的白足袋。此前一直郁积在胸中的苦闷，仿佛被扫荡得一干二净。

清晨起床，与孩子吃了饭，然后做好盒饭，背起孩子，去中野上班。大年夜和正月初一正是店里最忙的时候，椿屋的阿早（这是我在店里的名字）每日都忙得团团转。丈夫大约每隔两日就来喝一次酒，喝完扔给我结账，不知去了哪里。有时待到夜深时，他又会伸头进来轻问：

“回去吗？”

这时，我就会点点头，收拾收拾东西，跟他一同回家。

“怎么一开始没有这么做呢？现在我特别幸福。”

“女人何来的幸与不幸。”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有道理了。那你说，男人又如何？”

“男人只有不幸。他要时刻与恐惧交战。”

“我不太懂。不过我想，今后也要继续这样的生活。椿屋的大叔大婶都是好人。”

“那两个人都是笨蛋，是乡下人。而且他们格外贪婪，诱惑我去喝酒，想以此大赚一笔。”

“那就叫做生意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但也不只是这样，对不对？你跟那老板娘有一腿吧？”

“过去有过。老板呢？他发现了吗？”

“他可清楚了。我记得他嘀咕过‘有美人了，也有欠债了’。”

“你别看我做作，其实我很想死。打从出生那一刻，我就只想着死。为了大家着想，我也是死了更好。这是真的。可是我又迟迟死不了。一种奇怪的，像是可怕神明的东西，在阻止我去死。”

“因为你还有工作呀。”

“那些工作都不算什么。世间何来的杰作与拙劣之作。人们说好，它就好，若是说坏，它就坏。那就像吐气与吸气。最可怕的是，这世上存在着神明。真的存在吧？”

“嗯？”

“真的存在吧？”

“我也不知道。”

“是吗？”

在椿屋工作了十天二十天，我渐渐发现来喝酒的客人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与他们相比，丈夫反倒还是小意思了。不只是店里的客人，连走在路上的人，都像是隐藏着某种阴惨的罪孽。一位身着华裳、五十上下的贵妇人来到椿屋后门卖酒，开价每升三百元。她开的价钱比市价更低，老板娘马上买下了，结果仔细一品，竟是水酒。连那么优雅高贵的夫人都要施展奸计，身在这样的世道，要想清清白白生活，恐怕是不可能的。像扑克游戏那般，收集了所有负面就会变为正面之事，恐怕不会发生在世间道德之上。

若是神明真的存在，就请出来吧！正月末尾，我被店里的客人打伤了。

那一夜下着雨，丈夫没有出现，但那时与他相熟的出版社人士——偶尔会给我送生活费的矢岛先生来了，还带着一个看似与他年龄相仿的同行。两人喝着酒，半开玩笑地大声谈论大谷的老婆在这种地方工作究竟好不好。我笑着说：

“你们说的那位夫人，究竟在哪里呀？”

矢岛先生回答：

“在哪儿不知道，反正比椿屋的阿早更优雅漂亮。”

“那真叫人嫉妒呀。如果是大谷先生那样的人，哪怕只是一夜之缘，我也乐意奉陪呢。我就喜欢他那样狡猾的人。”

“所以说啊——”

矢岛先生看向同伴，歪了歪嘴角。

那个时候，同丈夫一起来的记者也都知道我是诗人大谷的妻子了，还有人从那些记者口中得知这个消息，专门到店里来调戏我，于是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兴旺，老板也乐享其成。

那一夜，矢岛先生二人谈起了纸张的黑市交易，十点多结账走了。我见今夜下雨，丈夫又没来，虽然店里还有一位客人，也还是做了回家的准备，走到里屋背起熟睡的孩子，小声对老板娘说：

“店里的伞，再借我用用吧。”

“我也有伞，不如我送你吧。”

留在店里那个看似二十五六岁、身材又矮又瘦，一副工人打扮的客人一本正经地站了起来。那是我今夜第一次见到的客人。

“您太客气了，我习惯一个人走。”

“不，我知道你家很远。我正好住在小金井附近，还是送你一程吧。大婶，结账。”

这人在店里只喝了三壶，看似不怎么醉。

我们一起乘电车到了小金井，又同撑一把伞穿过雨中漆黑的道路。年轻人本来一路无言，走到那里却吞吞吐吐地说了起来。

“其实我认识你。我是那位大谷老师的诗迷。我也想写诗，将来请大谷老师点评。只不过，我实在有些害怕大谷老师。”

我们走到了家。

“谢谢你，下次店里再见。”

“嗯，再见。”

年轻人返身回到了雨中。

深夜，我被咔哒咔哒的开门声惊醒，只道又是丈夫烂醉归来，便默不作声地躺着。没过一会儿，外面竟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打扰了。大谷先生，打扰了。”

我起来开了电灯，走到门口一看，原来是刚才那个年轻人。只是此时，他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夫人，对不起。我离开后又在小摊上喝了一杯。其实我家在立川，等我走到车站时，电车已经停了。夫人，拜托你，收留我吧。我什么都不要，就在门口这踏脚台上过一夜也行。请让我睡在这里，等到明早电车始发吧。若是没下雨，我就随便找个屋檐栖身了，只是这么大的雨，实在令人为难。拜托你了。”

“外子不在家，若是踏脚台便足够，你就留下吧。”

说完，我又给他拿去了两块破坐垫。

“真不好意思。唉，真的喝醉了。”

年轻人难受地嘀咕着，很快便躺倒在踏脚台上。等我回到被窝时，他已经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就这样，到了天明时分，我被那男人轻而易举地弄到了手。

那天，我依旧跟以前一样，背着孩子到店里上班。

丈夫坐在店铺土间，桌上摆着一杯酒，正独自看报。上午的阳光照在酒杯上，折射出漂亮的光芒。

“没有人吗？”

丈夫看向我。

“嗯，老板去拿货了，老板娘刚才还在后厨，现在不在了吗？”

“昨晚你没来？”

“来了。最近不看一眼椿屋的阿早，我就睡不着觉。不过十点多我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然后呢？”

“外面下着好大的雨，我就在这儿睡下了。”

“要不我就住在店里得了。”

“那也不错。”

“就这样吧，总租着现在的房子也没什么意义。”

丈夫默默地看向报纸。

“呀，这上面又写了我的坏话。说我是享乐主义的假贵族呢。一点都不对。他应该说我是畏神的享乐主义。阿早，你瞧，这儿还说我人非人呢。不对吧。也就是现在，我才能说出口。去年年底我从这儿拿走了五千元，就是想用那笔钱让阿早和孩子好好过个年呀。如果我是人非人，怎么会做那种事呢。”

我听了那话，并没有特别高兴，便说：

“人非人又如何？我们只需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