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之夜，徐嫂摘掉插在头发上的那朵白花，举着一壶烫好的酒，把桌上的三个酒杯依次斟满后坐下，对着自己面前这杯酒呆看了好一会儿才拿起来，抿了一小口，慢慢仰起脖子，像个男人似的把酒一饮而尽。

仲良用一种诧异的眼神看着她。在他印象里母亲是滴酒不沾的，他的父亲也一样。

徐嫂放下酒杯说，今天是你爸断七的日子。

仲良没做声，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墙上，那里挂着父亲的遗像。徐德林在电灯光的阴影里展露着电影明星般的微笑。

徐嫂顺着儿子的目光，看着照片里的丈夫，又说，妈想回老家，你跟妈一起回去吧。

仲良扭头，看到母亲的脸上有种表情转瞬即逝。

在这里我养不活你。徐嫂说着，拿起一边的酒壶给自己的杯里满上，但她没有去碰酒杯，而是低下脑袋，像是对着杯中的黄酒说起了她那个仲良从没去过的老家的小镇：那里有条河，河上有座桥，她的家就在桥畔的银杏树下，隔壁开着家竹篾铺。徐嫂说，我十八岁跟你爸来上海，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

仲良从没见过母亲如此唠叨。他忽然说，我去能干什么？

学份手艺。徐嫂总算抬起头来，看着儿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给你找了个师傅，是个篾匠。

仲良说，我要念书，还有两年我就毕业了。

徐嫂说，你得养活自己。

仲良不说话了，他在母亲的脸上又看到些许微妙的变化。

好一会儿，徐嫂叹了口气，又说，你长大了，你要懂事。

整个晚上仲良再也没说过一句话，他蜷缩在阁楼上的被窝里，听着寒风贴着屋顶刮过，风中还有远处传来的声声爆竹声。

第二天，仲良一起床就见到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男人敲门进来。他的脸上挂着浅淡的笑容，一手提着糕点，一手摘下礼帽，站在屋里彬彬有礼地对着徐嫂躬了躬身，然后朝仲良点了点头，温和地说，仲良吧？

徐嫂说，你是谁？

我是老徐的朋友，我姓潘。说着，潘先生把糕点与礼帽一起放在桌上，走到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后，慢慢转过身来，脸上的微笑不见了，他说，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年。

徐嫂说，可我们不认识你。

潘先生轻轻叹了口气，说，认识的未必是真朋友。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放在桌上，看着仲良，又说，这是你下学期的学费，为你爸，你要好好念书。

仲良站着没动，他在潘先生右手的中指上看到一块淡淡的墨痕，就觉得他应该是学校里的教员，或是报馆里的编辑。只有每天拿笔的人才会在中指间留下这样的痕迹。仲良不相信父亲会有这样的朋友。他说，我不要你的钱。

潘先生问，为什么？

仲良反问，你为什么要给我钱？

因为你需要。潘先生说着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想了好一会儿，仰脸看着站在眼前的这对母子，说杀死老徐的凶手是日本人，他死在虹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里。潘先生还说老徐在死前经受了严刑拷打，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因为他怕会说出不该说的话。母子俩惊呆了，一直等他讲完，还愣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潘先生等了会儿，不见母子俩出声，就又说，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你们有权知道真相。

说完，他还是不见母子俩有动静，就拿起桌上的礼帽起身准备离去。

仲良忽然说，他只是个邮差，他有什么话比他的命更重要？

他是个邮差。潘先生回过头来，说，他还是个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

徐嫂从十六浦码头下船，搭乘一条货轮回了老家。在那里，有一场简单的婚礼等待着她。她要去嫁给那个篾匠，去做他两个女儿的后妈。临行前，徐嫂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换上那件新做的棉袄。她站在门口回望着儿子，哀求说，送送妈吧。

仲良无动于衷地坐在八仙桌前，对着一张报纸练书法。

那妈走了，妈会来看你的。徐嫂说完，拎起地上的两个包裹，可还是放心不下，说，仲良，你要好好念书，别像你爸。

仲良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一笔一画写得认真而专注。一直到报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才轻轻地搁下毛笔，拉开门走了出去。

这一天，仲良在马路上整整走了一天。他穿街走巷，像邮差那样，把父亲生前投递的每条街道都踏遍之后，来到静安邮政所的门房。

此时已是入夜时分，仲良站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低着脑袋对周三说，求你了，你说过让我有事来找你的。

周三手里举着饭碗，说，你是块读书的料，你别把自己糟蹋了。

仲良不说话，还是低着脑袋，固执地站在他跟前。

僵持了片刻后，周三叹了口气，把碗里的饭粒都拨进嘴，反复嚼着，含糊地说，你会后悔的。仲良一摇头，说，没什么好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