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萧死了，这让我始料未及。按道理说，我应该死在他前面。我比他大两岁，我属鼠，他属虎，从属性上来讲，他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而我是个任人驱赶的小东西。从年龄上说，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活下去，不生病，也应该是我先死，这么说似乎有点奇怪，不生病的人该如何死去呢？死无论怎么突然，似乎都要走过病变的过程，即使从三十层楼跳下，脑袋接触到水泥地面的一瞬间里，好像也是先有一个组织飞散崩坏的过程，然后才是死亡。不过老萧曾经跟我说过，经他的研究发现，病和死是两码事。病是理性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写实的，而死亡，是哲学的，换句话说，是诗性的。他这么告诉我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是朋友，所以我深以为然，也曾经把他这套理论跟别人讲过，忘记了是否注明了出处。而后来我们交恶，我想把他和与他有关的东西全盘否定，但是发现很难，一种言论一旦与人分离，就生发出独立的命运，有的甚至相当强悍，你越是想要否定，越是沉溺其中，否定的过程成为了一次更为深刻的领悟。

就目前来讲，老萧在死亡这个章节里毫无疑问地领先了我一步，就像某些享乐主义人士说的，再丰富的想象和严密的逻辑也抵不过切身的体验。而且他这一死，也就拥有了永远沉默的权利，就算你具备了击败他的能力，也无法促成击败他的事实。他的死是小米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公司上班，为客户量身定做一套理财计划，所谓理财，即是说服对方把他的积蓄借给我使用，如果使用不当，到了还款的日子，就把别人的积蓄借给他使用。据我的观察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因为你送给他一个价值二十块钱的“太阳能手电筒”而把毕生的积蓄交给你。所以我通常会自掏腰包，准备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待摸清对方的品性之后，酌情赠送。那天我正在给一个四十几岁的妇人出示一面能够瘦脸的镜子，即使胖头鱼照上去，也如泥鳅一样纤细。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礼貌地说了你好，因为我本人也经常会打骚扰电话，十个里面有五个，会不声不响地接起，不声不响地挂掉，这是比被骂几句更难过的事情，好像自己身上有种难闻的气味。可是这次十分奇怪，我说了你好，竟然轮到对方沉默起来，我说，无论您是哪位，我都是您最贴心的理财经理，您的每一份积蓄都是我的生命，我会像捍卫自家庭院一样去捍卫。那边又沉默了几秒，说，说不出来，给你发短信吧。说完电话挂掉了。那声音十分熟悉，可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两分钟之后，短信来了：老萧死了，有事请你帮忙，我是小米。我把短信看了两遍，确认应该没错。我跟坐在对面的妇人说，姐姐，我收工了，镜子你留下。她说，我还没决定买不买呢。我说，没关系，不买也送，买的话我再送别的，记住我的电话号码，还有记住，我是您最贴心的理财经理，您的每一份积蓄都是我的生命。她说，知道了，你会像捍卫自家庭院一样去捍卫。我站起来拿起手提包，走出公司，找到一片非常空旷的地方，把电话拨了回去。

关于老萧、小米和我的关系，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可以这么来讲：老萧是诗人，我的朋友，小米曾经是我的女朋友，后来和他跑了。我也曾经喜爱过诗，大学里写诗的人不多，诗社也没有，据说曾经有过，在八十年代，油印的刊物，但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因为有人觉得他相当危险，诗社就被断掉了。到了二十一世纪，曾经有人搞出一次复兴，不过由于领头的乱搞男女关系，使几个女孩儿相互撕咬，后来到了寻死觅活、分别割腕的程度，闹到了校方。诗社又一次消失了。我从高中时期开始写诗，写在教科书的空白处，从未示人，从未朗诵，也从未想认识另一个诗人。在那个年纪，写诗对于我来说，等同于自渎，属于应该在被窝里干的事情，是无法启齿的快乐经验。大学里的第一个圣诞节，晚上天空下起了大雪，寝室的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度以下，供暖系统彻底失灵，暖气管爆开，流出冰碴，饭盒里的面条冻成满头乱发的方脸，所有被褥都变得像纸片一样薄。室友们挨不过，全都上了街，伙着女生去了市里的教堂，据说那座教堂有座大钟，一年到头只被允许在今夜鸣响，一旦响起，就会传遍城市的四面八方，第二天就会多了许多信徒。我留在寝室看书，《白鲸》，“别的诗人用颤音赞美羚羊柔和的眼睛以及从不落地的鸟儿的可爱的羽毛；我没那么高雅，我要赞颂的是一条尾巴。”《白鲸》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曾不断地重新看过，但是一直没有看完，我不知道那头苍老的硕大无朋的鲸鱼到最后究竟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埃哈伯船长和他的“披谷德号”是不是回到了故乡。而我重复阅读的唯一理由，不是要知道这些，而是单纯地想要读它。

寝室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上面分三行，用蓝色钢笔水写着一句话：午夜十二点/操场中央/有诗/蜡烛/和不会熄灭的雪。我推开门看去，走廊里空无一人，声控灯兀自亮着，然后熄灭了。

临近午夜的时候，我穿好棉衣，戴上帽子和手套，向操场走去。远远看见在操场中间立着一个人影，一手端着蜡烛，另一只手挡着。雪片很大，密密麻麻地落下。他看见我在远处停住，把身子转向了我。我没有动，风撕扯着蜡烛的火苗，在火光波及的区域，我看见那人留着很长的刘海和浓密的胡子，离烛火的外焰很近。和火苗一起随风摆动。

“是来听诗的吗？”他喊道。

“是。没有别人吗？”

“还没有。请过来吧。”

我走到他近前，发现此人相当高，也相当瘦，手掌也相当大，拢起来如一口钟，也许若不是这么大的手掌，蜡烛早就灭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说，“现在读可以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