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

平原上的摩西  作者:双雪涛

我家原先住在胡同里,一条直线下去,一间房子连着一间房子,有的房子门口有片空地,我家就是。奶奶刨开土,种了些大葱和黄瓜。有时吃饭吃到一半,我叫一声:奶,吃饭吃得不过瘾,没有葱。奶奶就站起身来,迈着小脚,走到院子拔一棵葱,洗净放在我面前,笑说:孙子,吃完还有。谁家有这葱?

1991年年初,我十二岁,苏联快要解体,作家三毛刚刚用丝袜上吊自杀,一伙人走进了我家的院子。为首的一个递了一张纸给我爷爷,说:大爷,看看,这是现在的政策。爷爷说:我不认字,要交什么钱?那人说:不是交钱,大爷,是给你们钱。你们整个胡同要拆迁。爷爷说:拆我们家?你敢?爷爷那时已经半身不遂,可还是奋力举起拐棍要戳对方下阴。那人后退半步说:不是光拆你们家,也不是光拆这一条胡同,这一片都要拆迁,要盖一个大超市。找认字的人看看政策吧。说完领着那伙人向下一户走去。父亲从工厂下班之后,拿起“政策”仔细读过,对我们说:说啥也没用了,准备搬家吧。

爷爷和奶奶去了J市老姑那里,前提是拆迁费要给老姑。亲人们在炕上的小圆桌上签字画押,然后爷爷和奶奶上了火车。走之前,奶奶在院子里揪了两棵葱放进了包袱里。从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们,因为一年之内,他俩陆续死在J市。字据上写的老姑的责任是“养老送终”,养老短暂,只剩下了送终,让人始料未及。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马路边上,面前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那是盛夏的傍晚,蚊子在路灯底下成群结队地晃动。有几只吸了我的血逃走了,有一只被我打死在胳膊上,我从胳膊上拈起蚊子的尸体,说:爸,我们今晚要睡马路吗?凉快是凉快,可是有蚊子。父亲说:不睡马路,等我朋友来接。母亲一边检查着行李,把有些松散的绳子绑紧,一边说:你爸的这个朋友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妈的话,以后住在你爸单位要处处小心,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国家的,不像在家里,都是咱们自己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离这个老马远点。他是三只手,还是大酒鬼。我心头一惊说:爸,你的朋友长了三只手,那只手长在哪里,是前胸还后背?父亲看了母亲一眼,说:三只手不是长了三只手,是有点别的本领,而且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从今天起,我们先住在车间,等爸妈攒够了钱,我们就出去租房子住,但凡爸有一口气,就不让你受委屈。正说到这里,一架倒骑驴停在我们面前。上面骑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可打扮得却十分年轻,腿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裤,脚上蹬着黑皮鞋,上身穿着一件花衬衫,最奇怪的是,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这样一身打扮坐在倒骑驴上,路人无不侧目,以为是在拍电影也说不定。见到我们之后,他用三根手指把礼帽从头发上拿起来一点点说:久等了吧,那妞缠着不让走,要不是她屁股大,让人舍不得,我早就来了。上车吧几位。然后又把礼帽放回了油光光的头发上。

于是呼呼啦啦地上了车,我和母亲一起抬那只红木箱子,那是母亲的嫁妆,每次搬家数它最为金贵,母亲来来回回地检查,可我从没见母亲打开过,上面挂着一只金色的小锁,不知道里面沉甸甸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我坐在倒骑驴的铁沿上,父亲提出要蹬车,黑礼帽一摆手说:我这倒骑驴,别人骑不了,一骑就歪,只认我,上去坐着吧!

一路上黑礼帽兀自讲话,说刚跟自己的小姨子睡了觉,那小姨子的奶子滚圆,拿在手里像只大白梨,皮薄汁多,让人忍不住去咬。说着说着,忽然插进一句:兄弟媳妇,你老拿那大眼瞪我干吗?母亲说:孩子才十二岁,你满嘴喷粪,我要领他下车走路,你给我站下。黑礼帽一脚踩住脚闸说:这车上的东西数你那红木箱子最沉,你也要扛着走?母亲默不作声,转头对父亲说:若是你有点能耐,能让人这么欺负?眼睛竟然含了泪。这时我忽然问:叔,啥是小姨子?黑礼帽说:小姨子就是我老婆的妹妹,你有小姨没有,那就是你爸的小姨子。我说:你不跟老婆睡觉,跑去跟老婆的妹妹睡觉?黑礼帽一笑,露出两排熏黄的牙齿说:老婆跑了,只剩下小姨子。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小姨子,前小姨子也有老公,不过睡一睡也无妨,她那玩意闲着也是闲着。因为这次离得近,我闻到他嘴里浓重的酒气,好像酒窖一样。父亲这时瓮声瓮气地说:老马,少说两句,孩子还小,什么都当真。老马说: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先互相了解了解嘛,难道是求我帮了一次忙就拉倒了?以后绕着我走?父亲说:哪能?住了车间,凡事还得依仗你,只是面子上要过得去嘛。老马说:嗬,出息了,面子于你有啥用?但还是住了嘴,剩下的路哼上了小曲,不再对我们讲话。

父亲的车间大概有两千平方米,老马给我们找的隔间大概有六七平方米,在车间的二楼。里面塞进了一个双层的铁床,就不剩什么地方了。因为料到是如此情况,所以原来的家当,凡不是生活必要的,搬家之前摆了地摊,卖的卖,丢的丢了,剩下的东西统统放得进去。母亲的红木箱子放在角落,上面铺了塑料布,当了饭桌和我的书桌。我掏出自己的台灯也摆在上面。卖东西的时候父亲问我:有什么东西一定要留着的,只能挑一件,要不然可就全卖了。我想了想说:把那个台灯给我留下吧,也卖不了几个钱。那台灯到我手里的时候就是个旧物,邻居用过的,要扔。我没见过台灯,看她扭着那东西的脖子走过我家的院子,我问:姨,这是什么东西?姨说:台灯,书桌上用的,我姑娘手欠,把开关按坏了,怎么也不亮。我说:姨,给我吧,我看罩子挺好,倒过来能盛点东西。台灯到了我手里,我鼓捣了一个晚上,终于亮了,只是开关还是不好用,就那么一直亮着。于是插头成了开关,即插即亮,拔了就灭,除了这点,是一个真正的台灯。

老马帮我们把东西搬进来,说:地方是小点,不过不要钱,厂里的保卫科每天八点来查岗,到时候你们把门锁上,不要点灯,一会他们就走。我小舅子那边已经打过招呼,就是走个形式,你们不要给他上眼药就好。电视我屋子里有,要看就下来。父亲说:老马,怎么谢你?老马说:兄弟还说这个?你看着办吧。父亲从裤兜里掏出二百块钱塞进老马手里,老马说:你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这里有我在,包你不花一分钱。父亲说:那是。又掏出一百块递过,老马接了,把礼帽翘了翘,走了。

从此住下。车间有一条生产线,无数的车床、吊臂、工具箱、电钻、扳手、螺丝。白天开动起来好像不是要生产什么,而是要砸碎什么那样嚎叫着。一到夜里,硕大的落地窗洒进月光,机器们全都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全都死了。潮气从地面返上来,弥漫着坟墓的气息。母亲不准我去老马的屋子里看电视,所以搬进车间三个月,我还不知道老马的屋子是什么样,电视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每天八点之前,我点上台灯做完作业,就拔了插头,揣着父亲的半导体到车间四处溜达。一边捡起散落在四处的螺丝,放在就近的工具箱上,一边听着单田芳用沙哑的嗓音讲着《童林传》,那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仿佛有无数个单田芳,无数个童林童海川。

有时晚上在车间里遇见老马,他提着手电筒检查电闸和门锁。一般我都躲开,只是半导体不舍得关,他其实能够听见我,但是并不找我。他总是醉的,即使是清晨,他也好像是刚刚喝过酒的样子,走路晃晃悠悠,见到女人就拈起礼帽,但是从不摔倒。

我一直纳闷父亲是怎么和他成为朋友的,两人的共同点像是夏天的雪花一样少。父亲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擅长跑圈,厂里一开运动会,便派他去跑圈,一圈一圈跑下去,据说有一次忘了已经过了终点,多跑了一圈,还是得了第一名,赢了两双黑胶鞋回来。有一次正跑着,忽然觉得汗好像一下子出光了,从身上的各个毛孔喷出去,随后一股热气袭进胸口,张嘴吐出一口血,便人事不省,一头栽倒在黄土跑道上。从此干不了重活,肺里面结了血块,经常上不来气。因是代表车间出战,好歹算个工伤,就留在车间里帮着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小零件,用只竹筐,一个一个捡起来放进去,再交给仓库保管员,第二天重新配发。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活,谁也不当回事儿,除了父亲自己。他每天按时上班,挎着竹筐在车间捡一天,下班之前一个个数过,分门别类交上去。一次母亲得了急性肠炎,吐得一塌糊涂,去工厂卫生所挂吊瓶,想让父亲请一天的假,父亲说:最近车间忙,脱不开身。母亲说:车间忙?关你屁事。父亲说:车间忙,乱丢的零件就多,捡一天都捡不完,晚上还要捡。母亲说: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谁不知道你是个废物?少你还能停了工?父亲盯着母亲看了半天,穿上工作服说:下班之后过去看你。然后依旧上班去了。

我们的隔间在车间的北向,没有窗户,极潮。夏天过后是秋天,蚊子少了,身上的红点也少了,不用每天夜里起来杀蚊子,往身上涂牙膏了。因为蚊子杀不净,车间里除了老马,只有我们三个活物,每天晚上准时到我们身上就餐,前赴后继,大啖人血,杀累了,困得不行,第二天还要上学,只好往身上涂上牙膏,就着一点点的清凉和不痒赶快睡去。秋天蚊子虽少,却有蜘蛛,蜘蛛不咬人,只在你身上乱爬,有时还要坐在脸上休息,伸手去抓,马上迈开八脚,水上漂一样逃走。等你住手睡着,它们便扭头回来,继续在你身上旅行。隔间的角落里都是蜘蛛网,捣毁之后它们又结,索性放任自流,反正不咬,让它们爬去,每天起夜尿尿,站起来都有蜘蛛落下,我也不看,端起夜壶尿完,倒头再睡。十二岁的我,夜里的事情还数睡觉是头等大事。

一天正睡得结实,没有做梦,忽听见有人用拳头砸门,拳势之猛烈好像要把铁门砸穿,伸手进来抓人。父亲和母亲马上翻身坐起,好像从没有睡过一样,眼睛瞪得溜圆。“别出声,可能是保卫科的。”父亲在底下用嘴形对我说。我的心怦怦乱跳,自从住进车间,“保卫科”三个字成了最大的咒语,因为从没有见过。每次来做夜查,我们都藏进隔间里把门紧闭,所以只听见过脚步声,从没见过保卫科的脸。这时听见门外说:兄弟,我是老马啊,快快开门,有好事讲给你。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做手势叫我继续睡觉,母亲翻身穿上衣服,父亲在门里说:老马,半夜两点啊,有好事明天再讲吧。又一个拳头砸下,外面说:非得今天说不可,人生能遇见这么大的喜事,一定要跟你讲讲,老婆是你的,哪天抱着睡觉不行?父亲只好把门打开,披上衣服出去。刚一露头,就被老马一手抓住,说:走,下楼喝酒,我专门摆了宴啊,单请你一个人。

于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母亲在底下倒是不久就睡熟了,她是车工,每天要站八个小时。又翻转了一会,还不见父亲回来,我蹑手蹑脚从床上下来,绕过母亲搭在床边的手,开门出去,下楼来到老马的屋子门前。老马的屋子在车间的大门旁,任何人进入车间都要经过它,白天是收发室,晚上就是更夫的卧室。只见一缕缕烟从四面门缝冒出来,我敲了敲门。老马在里面说:谁?我说:我妈让我来找我爸,他明天还要上班。门开了,里面一片烟雾缭绕,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大铁桌子上乱七八糟地铺着报纸,报纸上面摆满了用一次性塑料盒盛的盒菜,两只白酒瓶和无数的啤酒瓶摆在地上。一只啤酒瓶倒了,碎成两半,啤酒流得到处都是。铁桌子旁边是一张铁床,床上的被褥向外翻着,床单被罩都已经油黑。在门的旁边,是一个一人高的旧工具箱,上面放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开着,可不知是故障,还是因是午夜,已无节目,翻着白眼一样冒着雪花。父亲手里拿着筷子,上面夹着一块锅包肉,刚要送进嘴里,看见我站在门口,笑着用锅包肉指着我说:儿子。我从没见父亲这么醉过,因为有病,他很少喝酒,也不抽烟。今天他完全变了模样,衣服敞着,露出雪白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汗珠,手里的烟卷已经烧到了指边,还是夹着。

老马也叼着烟,一把扳过我的肩膀,说:小子,进来。父亲用脚踢过一把椅子说:儿子,坐这。听你马大爷讲,嗬,你这个马大爷啊,真是个好汉。我站着没动,说:爸,回去睡觉吧,再喝天就亮了,妈妈自己在屋里。父亲说:是啊,快坐,你马大爷正讲到关键的地方。老马说:兄弟,你这儿子我喜欢,一双手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念书的坯子,我那个种认字还没有我多。不说这个,跟他妈过,我也见不着。刚才讲到什么地方?父亲说:说你倒在地上,一把把那女警察的裤腰带抓住。老马吐出一口烟,说:是啊,那女警察的裤带真紧,手也硬,看我抓住她的裤腰带,马上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说,松手,要不你不光是盗窃,你罪大了。我说,同志,我偷东西我认,但是实话告诉你,我偷东西是副业,主业是偷人,今儿第一次见,让我摸一把,算个见面礼。女警察一脚踹在我裤裆,把我那玩意踢得七荤八素,差点把我绝了后。但我死死抓住她的裤腰带不放,趁她劈腿,手就往里伸。她叫了一声,照我的胳膊就是一口,那娘们前世一定是个畜生,这一口好像咬到了我的骨头。我大喊一声,一使劲把她的裤腰带拽折了。她赶紧松开我,拉住裤子,我站起来撒腿就跑,边跑边喊:下回请我摸也不摸,干巴巴的,没什么意思,回见。父亲听得哈哈大笑,笑得口水都流了出来,他举起一杯啤酒冲着老马说:好汉!然后仰头喝干了。

老马也喝掉一杯,说: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最开始偷东西,偷的是军帽、粮票、鸡蛋、豆油,家里姊妹多,我那死掉的老妈隔一年生一个,一口气生了九个,从小没穿过囫囵个儿的裤子,让我们怎么活,不偷可不就要饿死?小子,知道什么是天窗吗?我说:不知道。大爷,电视没节目了,能关了吗?老马指了指自己衣服胸前的那两个兜,说:行话里,这叫“天窗”,裤子两边的兜叫“地漏”,里怀叫作“心里美”,屁兜叫作“请你拿”。偷东西先学身上偷,身上偷先学“请你拿”,因为屁兜最好下手,眼睛冲前,屁兜冲后,可不是请你拿怎么的?“心里美”最后学,最难,可是一般揣在怀里的,是好东西,偷一个是一个,可是万一失手,一下就让人拿住,因为手在人家身子里,哪跑得了?我开始的时候掏“心里美”,就让人拿过,那时手生,不知轻重,一下把那人给捅笑了,随后便把我手给夹住。那时不兴经官,从公交车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差点把我打死,话说,哪个偷东西的没挨过揍?身上偷之后,就是屋里偷,翻墙入院,溜门撬锁。这练的不单是手上的功夫,腿脚还得利索,下脚要轻,眼神也得好,要不然夜里不一定把什么碰响。小子,你瞧工具箱上那锁,我不用钥匙,拿根铁丝两下就能捅开。父亲又笑,端起一杯酒举到老马脸前说:大哥,捅一个,让我们爷俩看看。我这儿子只会念书,今天让他长长见识,省得变成个呆子。我说:不用了,爸,回家吧,我困了。父亲瞪着我说:没听你大爷说?拿根铁丝就能捅开。老马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出屋子,不一会手拿着一根一头弯曲的铁丝回来了,工厂里这样的东西是到处都有的。他来到工具箱前面,自言自语说:这工具箱不是我的,是喷漆工张师傅的,放在我这儿当电视柜,放了五六年,也不知里面放了什么。说着蹲下把铁丝塞进锁孔。

我站了起来,虽然刚才吵着要回去,可这时已起了好奇心,就见他轻轻地转着铁丝,一手小心地压着锁鼻,就在这时候他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把锁芯碰得直响。他伸手拿起桌上的一杯啤酒喝下,手似乎好了一点。这回他重新集中精神,转动铁丝,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响动,锁鼻弹了起来。他把锁摘下来,顺手打开了工具箱。里面空无一物,连张报纸都没有,却散发出工人身上特有的汗味,一种体味和机油味的混合体。这时父亲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脸枕着一盘凉菜。老马重新锁上工具箱,在嘴上放上一根烟,当他划着火柴,手又开始抖动起来,怎么也放不到烟头上。我接过火柴盒,帮他点上,说:大爷,你这手是什么时候开始抖的?他说:十几年前吧,让酒给拿的,喝上就不抖,你说他妈的怪不怪?说着他举起那根铁丝说:十几年没开过锁了,那咔的一声,十几年没听过了。小子记住,锁里面有个东西叫作锁舌,铁丝就是对付那东西,进去钩住,向外拉,不要太用力,太用力铁丝就直了,锁舌拉松,簧就弹起来了,那动静就是锁簧的动静,真好听啊,跟小妞脱裤子那“刷”的一声一样。说着他又拿起酒来,看着我说:你大爷我这一身本领,嗬,废了。说完喝掉了酒,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扶着父亲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秋日清晨的淡云浮在落地窗外的天边,好像老人的眉毛一样。

后来我问父亲,那天老马说有好事要庆祝一下,到底是什么好事?父亲想了想说,忘了。对了,后来那工具箱他打开了吗?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打开了,里面是空的。只是他的手抖得厉害,爸,我感觉他好像有一天可能要把自己喝死,他为什么要那么喝酒呢?父亲说:我十几年前就觉得他要死了,可是他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这么喝酒?偷不了东西,憋的。如果不是小舅子在保卫科,能让他这样有前科的人打更?不对,是前小舅子。他现在不是喝酒会死,是不喝酒会死啦!听你妈的,还是离他远点为好,爸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我点了点头,心想,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是朋友呢。或者也许过去真的是吧。

事情并没有像父亲预料的那样发展。冬天来了,下过几场雪之后,老马的身体好像突然垮了下来,虽然还戴着黑礼帽,可是鬓角的白发多了起来,走路也不如原先那么稳当,不用仔细看,就知道是醉得厉害。听父亲说,他好像再也不讲前小姨子的事情了。随后因为他忘了拉闸,好几次半夜里工厂的机器突然鸣叫起来,好像有人在棺材里突然唱起了歌。车间主任向他下了最后通牒,再这么下去,无论他的前小舅子是谁,也要赶他回家了。于是他拎着啤酒瓶到主任办公室大闹了一场,不过酒瓶子不是要打别人的头,是向自己的脑袋招呼,把自己的额上砸开了一条大口子,如果不是被几个副主任拉住,他没轻没重,把自己打死也说不定。于是主任告了饶,发誓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一直让他当更夫,这么大的车间,没有他这样功勋卓著,兢兢业业的老同志看管是万万不行的。于是老马才饶了自己,脑袋冒着血,从主任办公室撤退了。

包上头之后,老马的酒喝得更厉害了,有时候他的屋子里还进了陌生女人,这是过去从没发生过的事情。他的屋子夜里常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候是大笑,有时候是大吵,不过第二天一早,屋子里总是只剩下他一个人。据我的观察,他的钱就是这么花光的。

本来老马能够留任,对于我家是好事情,因为他是我家手里唯一一张牌,打光就没有了,只要他在,就没有人能把我们撵走。可是没想到,很快他就找到我家的头上,原来我家也成了他唯一一张牌了。有天夜里,他又来敲门,父亲开门出去,我听见他对父亲说:兄弟,借一百块钱花,开工资就还你。父亲说:大哥,我这紧你也知道,一百是真没有,二十行吗?老马说:兄弟,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不知道我?能不还你?父亲说:不是信不过你,是真没有,这有二十,回头我再想办法。老马说:明白了,你没拿我当朋友,那我也犯不着护着你。保卫科的人问我好几次了,明天我去跟他们说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父亲慌了,说:我再找找,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肯定差不了,兄弟之间别说外道话啊!老马说:明天早上我等你,如果大哥有别的办法,不会来找你。对了,那二十块先给我吧。

父亲回屋之后,躺在床上,对母亲说:坏了,可能住不长了,他穷疯了。母亲说:现在找房子也来不及,大冬天的怎么搬家?况且你兜里有钱吗?租房子谁会赊账给你?能对付一天是一天,只有开春再想办法了。说到这里,母亲突然说了一句:如果他欺人太甚,我就跟他同归于尽,这么活着太累了,我什么也不怕了。父亲拍了拍母亲的手说:别说了,全怪我,我是窝囊废,你的命和他的命咋能一样?先睡吧。

第二次价钱涨到了一百五。父亲真的没有,只好先给了一百,那五十欠着,说好一周之内一定给。一周之后,老马没来找,父亲以为他忘了,省下了五十,就没给他送去。那时我刚过完十三岁的生日,我是冬天生的,听母亲说,因为比预想的突然,就把我生在了爷爷家的炕上。爷爷家的炕真热啊,我像个小猫一样躺在热炕头上哭着,哭声之大,大人们都安心地笑了。十三岁的冬天,我已不是婴儿,我迷上了小说,像是饿坏了的人见到了宴席一样,拼命地读着从各种途径搞来的书。我最喜爱的是《基督山伯爵》,邓蒂斯钻进尸袋里越狱的段落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读都兴奋得面颊红润,脊梁骨战栗。那天父亲和母亲去参加一个外地远亲的葬礼,说好晚上会赶回来给我做饭,可是迟迟没有回来。但是没什么关系,我点上台灯,趴在母亲的红木箱子上读书,我感觉到自己的魂魄从身上飘荡出去,落在纸面上,和那书里面的人物一起冒险,而我自己只剩下了一具空壳。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我如梦初醒一样说:马大爷?外面说:开门,保卫科的。顿时我的身上凉了,脑袋一片空白,我说:我爸妈没在家,我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外面说:这是你的家?这是公有财产,快开门,非得让我们给你撬开?我梦游一样拉开门锁,看见外面黑暗的走廊里,站着三四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老马不在其中。一个人踱步进来,四处看看,说:不简单,这么点地方能挤三个人?也不怕冻死?我恍惚地说:冷的话就进被里。他伸手去我的床上摸了摸,回头说:嗯,是电褥子。一个人用手指了指,补充道:还有台灯。进屋的那人蹲下,对我说:小朋友,你知道这厂里的电是谁的?我说:是你们的,是你们的电。他摇摇头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你们家现在在从国家的兜里偷东西,知道吗?我的脑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是“心里美”还是“请你拿”呢?但是那时我已经冷静下来,没有说出口。他继续说:本来我应该现在就把你撵出去,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但是现在外面下雪了,你爸妈也没在,万一把你冻死,我也不忍心。我的孩子和你一般大,那样的事我做不出来。这样,电褥子给你留着,要小心用,不要着火,台灯我拿走,没收了。还有,等你爸妈回来,告诉他们,有什么意见来找保卫科,否则让你们三天之内搬出去。说完他拿起我的台灯,因为插头还连着,他拿起的时候台灯还亮着,随后他使劲一扯,台灯灭了。我扑过去一把抓住台灯说:还我!他说:让你爸妈到保卫科来取。我说:不行,还给我。我一手抓着台灯,一手抓着他的袖子,他被我抓得烦了,把袖子向后一抽,我没有防备,向前冲去,嘴唇撞在铁门框上,鲜血马上冒出来,流了一身,脸也摔破了。后面的人说:科长,就是摔破了点皮,我们走吧,这小子好像有点不正常。科长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说:我可没要打你,是你自己摔的,让你爸妈来保卫科找我。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坐在地上,哭了一阵,把血擦干,明白这一切是因为少了那五十块钱,一定是老马告了密。就差那五十块钱。台灯值五十块钱。我忽然看到了母亲的那只红木箱子,台灯拿走了,红木箱子露了出来。我走下楼,在地上捡到一根铁丝,回来楼上,把铁丝的一头掰弯,伸进箱子那个金色的锁头孔里。锁舌,重要是钩住那个锁舌,然后轻轻地拉,不要太用力,否则铁丝就会变直。我试了几次,都没有钩到,夜里的冷气包围过来,把我裹在中间,冻得我浑身发抖,手也不听使唤。我把手拢在嘴前吹了吹,再一次把铁丝伸进去,这次钩到了,“咔”的一声,锁鼻弹了起来。我扔掉铁丝,掀开箱子盖。里面是满满一箱子土,干土,我伸手插进土里,在里面摸索,什么也没有,只有土夹着我的手,好像我的手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我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不是工地的沙土,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里面还有蚂蚁的尸体,已经干瘪了,相信当时的土是湿的,这么多年活活阴干成了这个样子。母亲带着四处搬家的红木箱子竟然装的都是土,没有一分钱。我坐在地上想着,盯着敞开的箱子,这一切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没有关系,我要把我的台灯拿回来。

我再次下楼,从一个敞开的工具箱里抽出一把长扳子,推开了老马的房门。他的屋子比我家的还冷,雪片被风吹着,呼呼地拍打在玻璃上,玻璃的缝隙全都结了冰。大铁桌子上摆着无数瓶啤酒,好像森林一样,可是没有菜,只有一袋盐。老马没戴礼帽,露出花白的头发,不像过去那么油光光了,而是蓬乱着,染过的部分已经生出了白茬。他手里捏着一根钉子,蘸着盐往嘴巴里送,另一只手拿着啤酒杯。看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睛说:小子,嘴怎么破了?我说:你去把台灯给我要回来。老马说:台灯?关我什么事?我说:保卫科拿走的,你去给我要回来。老马看了看我手里的扳子,说:要拿这玩意打我?我说:站起来,把台灯给我要回来。老马没动,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上面还有啤酒瓶留下的伤疤,像一条翻白的小鱼,说:往这儿打,我要是躲一躲,就不算你大爷。我想了想,把左手放在铁桌子上,抡起扳子砸下去,他伸手一挡,扳子飞了,扫倒了桌上大部分的啤酒瓶。他腾地站了起来,叫道:你这手,比不上一个台灯?你这手?我的眼泪流出来,本来我是不想在他面前哭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眼泪就是直直地窜出来。我说:台灯是我自己的东西。你去给我要回来。他说:什么叫你自己的东西?什么话这是?你傻了?我说:就是我的东西,我的!我的!说到这里,我简直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他站着看着我,看了好一阵子,说:小子,我那小舅子调走了,现在保卫科也不认我了,我去也没用。我不理他,兀自哭着。他用手搭在我的肩膀,说:小子,你给我记住,你这手啊……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好像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拿起礼帽,从地上捡起一只完整的空酒瓶,掂量了掂量,手攥着瓶嘴倒拿着,说:走吧。

我跟在他后面,走在工厂中央的大道上,黑漆漆一片。雪下得真大,北风呼啸着,把雪吹得到处都是,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大道两旁的杨树变成了树影,看不清楚,好像隐在暗处的偷窥者。老马手扶着礼帽,在前面弓着腰走,我挪着步跟在他后面,雪落进我脖子里,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冷,脸上的血凝成了血块,好像也不疼了。走到保卫科的办公室门前,透过窗户我看见里面亮着灯,我的台灯就放在科长的桌子上,连着插座,正发出柔和温暖的光。科长手里端着茶水,和别人说笑着。老马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花衬衫的领子抹平,对我说:在外面等着,是那个台灯?我点点头。他笑了笑,走进去之前冲我翘了翘礼帽。我看见科长站了起来,他说了什么,指了指台灯,科长摇头,他又说了什么,声音大了起来,三四个人围了过去,用手指着他。这时我看见他嘴角边有浮起那种深醉时的微笑,就像他讲起抓住那个女警察裤腰带一样,然后他摘下礼帽,抡起啤酒瓶砸向了自己的脑袋,啤酒瓶在他的额头上炸开了,烟花一样飞溅出去,那条翻白的鱼突然活了起来,变得更大了,在他额头上游动,他后仰着摔倒在地,一只手拿着礼帽,一只手攥着仅剩的瓶嘴,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我听见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铁碰着铁,钢碰着钢,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疯狂地跳起了舞。工厂的大道都跟着战栗起来,面条一样抖动着,土、石子、树木,都跟着抖动起来。所有的路灯同时亮了,把一个个厂房照得清清楚楚,那沉重的铁门,那高高的烟囱,那堆在路边的半成品,都清楚地裸露出来。我看见他们也站起来,在大雪里跳着舞,身上的轴承、螺丝、折叶,向四处飞溅,落在黑暗里不知所终。有人喊叫着,从房间里面冲了出来,把我撞倒在地。我倒在雪里,台灯在桌子上还散发着温暖的光,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把我包围。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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