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一刻不停地向东行驶。拥挤的牲口车厢里，囚犯们挤作一团，被令人作呕的恶臭熏得喘不过气来。当火车停下时，党卫队士兵拉开了门，咆哮着命令“出去”“快点”。乌克兰犹太人安娜·弗伦克尔跌跌撞撞地走下斜坡，意识到她被带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死亡营”，在那里“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还能活着！”她在电栅栏之间行进，经过“一堆烧焦的尸体”，决心竭尽所能地活下去。“看到的东西让我如此恐惧，以至于我再没有力气感到震惊了。”一名年长些的囚犯解释说，从火化间冒出的浓烟表明，“所有今天抵达的犹太人都已被立即带到那里”。然后，弗伦克尔被脱光衣服，剪掉头发，手臂上被刺了一个数字。但因为她年轻健康，所以在挑选过程中幸存下来。1944年4月这幕抵达地狱的画面被重复了几千次，展现了终极的迫害。

最初，这种集中营针对的不是犹太人，而是第三帝国的潜在反对者。根据弗里茨·斯特恩的说法，“人们太容易忘记，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它的国内政敌，那些曾经战斗过，并在过去的选举中有时还击败过纳粹的勇敢的人”。1933年掌权后，冲锋队逮捕了数千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大大超出了普通监狱的容纳能力。因此，冲锋队在达豪（Dachau）和奥拉宁堡（Oranienburg）等城镇附近的工厂或田野建立了临时拘留中心，以便将左派分子从公共生活中清除，并通过暴行施加恐吓，让他们默许纳粹的统治。在公开场合，集中营被描绘成再教育的设施，旨在通过纪律和艰苦劳动来教育囚犯尊重新秩序。最终，党卫队接管了控制权，将受害者圈子扩大到反社会者、同性恋者、辛提人和罗姆人，以及其他被排除在国家共同体之外的人。但最终，纳粹制度无法无天的恐怖主要集中在了犹太人身上。

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在语言学和法律上对他们与非犹太德国人做出复杂的区分，以及将他们的混合身份重新认定为完全的犹太人。即使在受到迫害时，共产党人也仍然是德国人，但是当犹太人被剥夺德国身份时，他们只剩下了宗教或种族身份。被排除在国家共同体之外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侮辱，特别是对于成功被世俗化和同化的家庭而言，例如弗勒利希家和斯特恩家，他们觉得自己符合“德国人”一词的全部含义。此外，接二连三的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而被取消公民身份使老一代人不知所措。突然之间，他们被迫找回许多人知之甚少或几乎不关心的犹太根源，获得新的自我形象，以便在一个被隔离的社会中生活。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种重新发现经常会开启犹太复国主义承诺的激动人心的过程，但对他们的父母来说，这威胁到了他们一生的情感所系。

记忆的政治在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各个群体之间制造了一种奇怪的竞争。在东德，大多数第三帝国的反法西斯主义异见者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受害者”，这样才能把他们变成共产主义的英雄。在相邻国家，奴隶劳工、种族清洗的难民和战争死难者都是民族殉难故事的榜样。随着对大屠杀的感性认知变得更广泛，犹太人在受迫害群体中占据了首位，因为只有他们是被彻底歼灭的目标，甚至无视为战争生产服务的扭曲逻辑。足够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士兵和平民也开始强调自己在前线和后方受的苦难，声称自己是纳粹领导层的受害者。由于批判性记忆坚持受纳粹迫害者的优先地位，德国人常见回忆中对受害者身份的强调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冲突，抹除了因果差异。

对抗这种混淆的一种方法是更仔细地观察政治对手或种族受害者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描绘了无法言说的恐怖和强烈的痛苦。幸存者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如何在纳粹的施压下分崩离析，以及关于移民无休止的争论，直到再也来不及逃脱。被关进党卫队监狱或集中营的人讲述了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绝望斗争，许多卑鄙残忍的行为与少数善意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叙述代表了被施压者扼杀的未能发出的声音，但对那些死去的人，则只提供了间接且有失偏颇的理解。这些自传还讲述了地下反法西斯组织、俘虏和盟军英勇的抵抗行动，这些行动最终打败了第三帝国。由于自传中承载的情感，露特·克吕格建议说，需要以批判性的同情来阅读这些证言：“无论是传统的宽恕还是殉难者崇拜”都不能真正解释其中记录的可怕经历。

纳粹的迫害

对希特勒来说，“打击马克思主义”既是重振文化的意识形态目标，又是巩固权力的现实需要。从一开始，纳粹运动就谴责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传统的腐化影响，谴责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政权。此外，当大萧条期间失业工人将社会革命视为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唯一希望时，他把激进的共产党视作政治对手。在街上和啤酒馆里，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与共产党青年团和红色旅为控制公共空间而发生争执，他们一边高呼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名字，一边殴打甚至杀死他们的敌人。1933年2月27日，纳粹领导人指责一名荷兰共产党员对国会大厦纵火，他们趁机以维护秩序为借口，监禁了大多数共产党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靠镇压左派，纳粹的统治才能稳固。

此后，反抗希特勒的工人阶级青年和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只能在地下继续斗争。为了继续下去，他们开始采取“隐蔽的阶级斗争形式”，组建秘密小组，并采用代号。在秘密会议上，反法西斯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对“革命预言”展开热烈辩论。他们伪装成青年运动的普通成员，在乡村徒步旅行，讨论纳粹对公共生活侵扰不可阻挡的扩张，表达对纳粹党领导的失望，并坚定了他们对苏联作为更美好未来的灯塔的信念。像海因茨·策格尔这样更大胆的人则用偷藏的印刷机印制传单，在工厂墙上涂写反纳粹口号，例如“希特勒意味着战争”和“共产主义万岁”。为了保持勇气，他们把对被镇压的愤怒转化为“用一切手段进行抵抗的坚定决心”。

这种“非法活动”的业余性质使得盖世太保很容易逮捕参与其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刚满18岁的策格尔被他的母亲叫醒，大喊“警察来了”。和他的几十个朋友一样，他被带到莱比锡警察监狱，遭到审讯和殴打，被咒骂是“赤猪……我们会揍扁你的”。他几乎没能认出他的组长库尔特·伦格（Kurt Lenge），因为后者的“牙齿断了，眼睛肿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在他与其他囚犯的几次接触中，“我们互相支持，坚持不屈服”。几个月后，茨维考（Zwickau）非法法庭判处这70名左右的年轻共产党人长期监禁。由于年轻，策格尔只被判在包岑（Bautzen）臭名昭著的“黄色痛苦”监狱中服刑9个月，从事将布拆成线的劳动。作为“死硬分子”，他没有得到任何特权，但他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自豪。成千上万其他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青年领袖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对于国内的反对者，纳粹建造了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这是大规模监狱的委婉说法——比如在文化城市魏玛外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由党卫队骷髅师按照愤世嫉俗的口号“无论对错，都是我的国家”进行管理。根据社会主义者莫里茨·察恩维策（Moritz Zahnwitzer）的说法，这个集中营关押着“政治犯、罪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员”，后来又加入了反社会者，最后是犹太人。“给人的第一个整体印象是，德国的腹地正在建立一座城市，那里的囚犯必须从事奴隶劳动。”为了给党卫队建造兵营，囚犯们在采石场工作：“劳动很辛苦，食物不足，饥饿如影随形。”只要有一点点借口，狱警就会以工作太慢，试图逃跑，或者只是为了好玩而杀害犯人。一个著名的受害者是新教牧师保罗·施奈德（Paul Schneider），他因宗教信仰而被单独监禁了16个月。虽然声称是对囚犯进行“再教育”，但事实上党卫队试图通过残忍施虐的方式“消灭纳粹制度的反对者”。希特勒对反犹主义甚至更加狂热，但在说服民众采取激进措施时必须更加谨慎。诚然，骨干分子认同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在《冲锋报》上的性漫画“政治色情”中所表达的狂热。但是，即使对犹太人有一些共同的社会偏见，大多数人更专注于克服大萧条的后果或扭转军事失败，而不是对德国人民的“种族净化”。此外，许多德国人认识他们自己认定的“正派犹太人”，认为这些人是例外，视其为称职的医生、律师和银行家等。虽然宣传压力逐渐说服大多数非犹太人切断他们与犹太朋友的私人联系，但少数勇敢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依然维持着这种关系。与对压制共产主义的广泛认可相比，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说服大多数德国人接受迫害犹太人的必要。

部分困难源于在融入方面的巨大成功，这使许多犹太人与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难以区分。只有在柏林的军械库区工作，身着长袍、留着侧边发辫、说意第绪语方言的东欧新移民才接近反犹主义的刻板印象。许多有名望的家族，像贡珀茨家，都是“信仰犹太教的德国人”，他们遵守自己的正统宗教，但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感到自豪。其他不那么虔诚的人，如安格雷斯家族，有时会前往改革派犹太会堂，将德国和犹太人的节日习俗混合起来，有时还会选择非犹太人的配偶，不会特别关注自己和现在的“雅利安”朋友之间的文化差异。像斯特恩家这样甚至更世俗化的人完全过着德国人的生活，对种族差异只有模糊的回忆。用彼得·盖伊的话来说，根据职业、身份、行为和通婚情况判断，“他们是德国人”。

直到1933年，德国犹太人的防御策略都足够有效，暗示挥之不去的偏见将在未来被克服。在地方层面，参与公共慈善活动为他们在非犹太人社群赢得了许多好感。在国家层面，德国50万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把票投给了支持解放和法律平等的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和社会民主党。犹太老兵——经常戴着铁十字勋章——聚集在全国犹太前线士兵联盟中。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旨在强调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成比例的牺牲。更温和的犹太人属于德国犹太信仰公民中央协会，该协会的名字表明，其6万成员认为自己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人。最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追随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号角，但没有真正前往巴勒斯坦。这一系列强大的组织意味着他们在德国的未来是安全的。

因此，纳粹对犹太企业的抵制、对公务员的清洗，以及对高等教育的限制都是可怕的意外。1933年4月1日，政府宣布“犹太人拥有的所有买卖都必须在这一天关门歇业”。照片显示，身穿制服的冲锋队男子质问：“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家犹太商店吗？”试图借此来劝阻购物者。（图17）一周后，纳粹政权以“重塑公务员队伍”为借口，清洗了担任公职的左派和犹太人，只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除外。这种禁令甚至延伸到私人执业的律师身上，它摧毁了专业人士的生计，标志着德国人不会再与犹太人做生意。与此同时，政府宣布，为了减轻大学的过度拥挤，犹太人接受学术培训的机会将被限制在1%以下，等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从而让他们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虽然对这些严厉的措施感到震惊，但中央协会的领导人还是决定仅仅寄希望于风暴将会平息，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

冲锋队的残暴和国家的无法无天引发了第一波逃往奥地利和其他可能欢迎说德语者的邻国的浪潮。假如不想像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那样最终被“保护性拘留”的话，著名的纳粹反对者们别无选择，只能逃往国外，尤其如果他们既是犹太人又是左派的话。就连萨穆埃尔·凯尔（Samuel Keil）这样的普通犹太人也决定逃往维也纳，因为警察不再能保证他在德国的安全。有一天，一群穿着棕色衬衫的人冲进他的仓库，“开始把一箱箱鸡蛋推下储存架”，觉得这种破坏很好笑。当拿着铁十字勋章的老兵职员抗议时，他们扯下了“他脖子上的勋章”，还强迫他拖地。杰克·凯尔回忆起他父亲的屈辱：“我以前从未见过男人哭泣。”像斯特恩家这样条件更好的家庭也觉得“不安，决心移民”。但在发现法国的就业前景尚不明朗后，他们决定留下来。

当他们的父母为重大决定而苦费思量时，青少年在犹太青年团体中寻求庇护，这在很大程度上仿照了德国青年运动的模式。长得像雅利安人的英格博格·黑希特加入了“德国犹太人徒步旅行团同志会”，在北德的荒野中漫游，直到“我们美丽的联盟在1936年被禁止”。身材矮小的汤姆·安格雷斯成了男孩俱乐部“黑色小队”（Black Platoon）的热心成员，该俱乐部认为自己同时是爱国的德国人和虔诚的犹太人。“终于，我加入了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因此可以更好地应对日常在学校的不愉快。”像露西·曼德尔施塔姆这样更加虔诚的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感兴趣，加入了蓝白组织”。在那里，她唱“希伯来歌曲，跳霍拉舞，学习以色列的知识”。深受“国家犹太农耕浪漫主义”的影响，格奥尔格·伊格斯崇拜基布兹。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中，这些青年团体提供了安慰和友谊。

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将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德国公民身份之外”，带来了“又一次冲击”，因为他们将犹太人降为“国家臣民”的地位。法案以种族主义的语言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婚外性行为，并禁止犹太家庭雇用4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仆。此外，《帝国公民法》（Reich Citizen Law）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使他们在官方的卑鄙手段面前无能为力，“把他们赶出了德国的国家共同体”。从此，像获得护照或在政府部门工作这样的任何官方行为都要求证明拥有上溯到祖父母的雅利安血统。（这催生了检查教堂记录的新产业。）这种新的区别也产生了一类“混合种族”的人，他们拥有四分之三、一半或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就像英格博格·黑希特或贝蒂娜·费尔那样，他们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险。犹太人一个世纪以来的解放进程一下子化为乌有。

由于这种残酷的排斥，德国犹太人不得不重新确立他们的犹太意识，开始寻找他们的传统中被淹没的一面。彼得·盖伊直言不讳地表示，完全身不由己地，“我们突然变成了犹太人”。同样，弗里茨·斯特恩也说，“我开始觉得自己不是德国人”，但并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现在需要成为什么人。格奥尔格·伊格斯在谈到自己的身份转变时也表示：“我越来越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与奥地利合并后，露特·克吕格说：“当我对奥地利本就不坚定的信仰开始动摇时，我在自我防御中变成了犹太人。”她甚至将自己的昵称从甜蜜的“苏西”改为“合适的犹太名字”，采用了圣经中的“Ruth”。汤姆·安格雷斯不确定犹太人的身份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什么意义，他把自己失落的痛苦写成了诗句：“我们曾经是这片土地的儿子/现在呢？我们遭遇悲哀，如此的悲哀。/我们只知道恨，只知道痛苦/但仍然如此爱德国。”

为了不陷入自我厌恶，大多数犹太青年采取了使他们更容易在不断增加的第三帝国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应对策略。由于在法令和行为上被与雅利安同龄人隔绝，他们被迫在不断缩小的可用空间中构建隔离的生活。一个重要的策略是专注于自己的家庭。根据彼得·盖伊的说法，“我的父母仅仅是在那里，就是避难所，是秩序和理性的孤岛”。保持理智的另一种机制是培养可以在自己家里进行的爱好，例如收听外国电台，贪婪地阅读，或者集邮。观看体育比赛也是一个选择，因为人们可以为美国短跑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战胜纳粹运动员，或拳击手“泽西·乔”沃尔科特（“Jersey Joe” Walcott）击败德国重量级冠军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而欢呼。像格奥尔格·伊格斯那样还在上学的青少年可以上单独的犹太学校，或者像汤姆·安格雷斯一样，通过学习如何做实际的农活来为以后的移民做准备。

当《纽伦堡法案》导致未来的前景黯淡后，犹太家庭讨论的主要话题“不是宗教——而是移民”。离开德国似乎充满了风险，因为纳粹法律规定，去外国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经济保障、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汤姆·安格雷斯回忆道：“我们等待着，试图调整，希望纳粹会改变他们对犹太人的看法，平时仍然进行我们的日常活动。”只要生意仍然过得去，似乎就没有必要把一切都抛弃。“爸爸不愿意带妻子和孩子去外国，在那里他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一旦“犹太人在德国的情况恶化到”使移民成为必要，家庭“就会被鼓励去探索所有可能的途径”。作为过渡策略，瓦姆布伦夫妇把他们的生意搬到了邻近的荷兰，而艾克夫妇则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了英国的寄宿学校。

即使已经做出移民的决定，实施时仍然会遇到很多障碍。纳粹政策的矛盾性质既想要把犹太人赶出去，但同时又想从他们的离开中获利，这使得犹太人获取出境证件变得复杂。合法移民不得不打折出售他们的买卖，留下几乎所有的财产，为他们的资产支付高昂的帝国离境税（Reich Flight Tax），同时人均只被允许持有价值10个帝国马克的外币。与此同时，潜在接收国不愿向仍然受大萧条影响的过度拥挤的劳动力市场增加更多贫困人口，这使得进入安全避风港变得很难。在许多国家，领事馆官员本身就是不愿意让犹太人入境的反犹主义者。获得入境签证需要财务担保人和在有限的配额中获得一席之地。因此，完成必要的文书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决心。

在疯狂寻找出路的同时，犹太家庭试图在缩小的空间里继续生活，这使逃亡变得更加迫切。像弗勒利希家这样的同化犹太人认为，“我们是德国人。控制了国家的匪徒不是德国人——我们才是”。有时，这种对“更好的德国”的认同因为与勇敢的非犹太人的接触而得到加强，比如乐于助人的教师伊丽莎白·弗吕格（Elisabeth Flügge）证明，“在纳粹德国有些许体面留存，甚至有无声的反抗”。彼得·盖伊回忆道：“对于成千上万像我的父母这样的德国犹太人来说，无论他们必须多么警惕压在自己身上的敌对气氛，某种程度的距离似乎仍是可行的，甚至是适当的。”虽然对纳粹的暴行反感，但许多犹太人认为希特勒的威胁“完全不可行”，只是“对未来行为的不可靠指南。事实上不可信”。因此，他们试图继续过某种程度上正常的生活，同时准备离开。

一旦被正规学校开除，年轻人就会寻求获得实用技能，这些技能可能有助于他们在纳粹德国之外的新生活。一个基本的策略是学习英语或法语，以便能够在国外交流。像伊姆加德·米勒这样的青少年开始学习打字、速记、缝纫或烹饪，结合了商业和家务能力。为了获得一份工作，阿尔贝特·贡珀茨成了一家纺织企业的实习生，这在美国被证明是相当有用的。在富有魅力的老兵库尔特·邦迪（Kurt Bondy）教授的领导下，西里西亚格罗斯布雷森的犹太移民培训农场试图为定居巴勒斯坦一事提供知识。1936年搬到那里后，汤姆·安格雷斯学习了木工和野外考察等技能，同时体验了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并吸收了受益终生的“伦理和文化价值”。而另一个包括维尔玛·阿贝勒斯—伊格斯（Wilma Abeles-Iggers）在内的来自波希米亚的大家庭，通过申请农业定居获得了加拿大签证。

在“雅利安化”的委婉说法下愈演愈烈的商业掠夺破坏了犹太人生活的物质基础，从而加快了移民准备工作。律师被迫解除与非犹太人客户的合作关系，只允许担任犹太客户的法律顾问。同样，医生失去了他们的保险特权，并被限制只能诊治犹太患者，尽管一些非犹太人不愿意放弃他们信任的医学权威。从1938年开始，商人也被迫将其企业的合法控制权移交给非犹太合伙人，经常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股份。当成功的布雷斯劳实业家恩斯特·什未林（Ernst Schwerin）被一位忠诚的会计师警告说，盖世太保即将逮捕他时，他连夜逃到了国外，尽管财政部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违规行为。厌倦了冲锋队的不断骚扰，盖尔森基兴成功的毛皮商人莱奥·贡珀茨（Leo Gompertz）也决定止损和清算他的买卖，以便逃离第三帝国。

到了30年代末期，更大规模的纳粹镇压把犹太移民的涓涓细流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洪流。当被告知“爸爸已经决定和家人一起离开德国”时，汤姆·安格雷斯不想抛弃格罗斯布雷森。但足智多谋的父亲将他的全部财产——10万帝国马克偷偷送出境，而他的儿子也在荷兰边境逃过了盖世太保的检查，尽管持有的是犹太护照。1938年9月，一位病人的丈夫埃德加·冯·策巴尼少校（Major Edgar von Zerbony）敲响了弗里茨·斯特恩父亲的门。“他敦促我们立即离开”，因为他的战友们“告诉他，希特勒决心摧毁捷克斯洛伐克”，这将使我们无法逃脱。由于最后找到了一位保证人，并为获得美国签证支付了3500美元，恐惧的斯特恩一家得以立即飞往阿姆斯特丹，乘船前往纽约。几个星期后，伊格斯一家也同样乘火车逃到了荷兰。看到墙上的字迹后，所有能这么做的犹太人现在都匆匆忙忙地逃走了。

1938年3月，德奥合并将对犹太人的迫害扩展到奥地利，增加了20多万新的受害者。露西·曼德尔施塔姆回忆说，当“满载穿着棕色衬衫的纳粹冲锋队的卡车在街头巡游”，庆祝与德国的团圆时，她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一切都改变了”，“我美丽的维也纳突然变成了一个吓人又可怕的地方”。杰克·凯尔记得和父母坐在他们昏暗的公寓里，听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尖叫、咆哮、嘶哑但奇特迷人的声音”时“那种可怕的感觉”。穿着纳粹制服的人高喊“胜利万岁”和“犹太人滚出去”，清楚表明“在德国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的事情一夜之间就来到了”奥地利。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实施的帝国反犹主义措施的迅速扩大明确表明，犹太人已经“再次成为暴力和怒火的对象”。由于肆虐的种族主义，“奥地利的纳粹甚至比1933年的德国同志更加恶毒”。

更大的震惊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由于商店窗户被砸碎，那天被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又作“碎玻璃之夜”。——编注]。莱奥·贡珀茨在盖尔森基兴经历了这场暴乱。它“被认为是由‘德国人民沸腾的灵魂’引起的”，起因是巴黎一名年轻外交官被谋杀，“但实际上它是由戈培尔和戈林组织的，并由冲锋队执行”。首先，愤怒的人群点燃了犹太会堂。消防车赶到了，但“只是为了保护附近的建筑物”。然后，暴徒闯入商店，抢劫贵重商品，毁坏内部设施。最后，“传来可怕的敲门声”，冲锋队闯入公寓：“他们先是搜查隐藏的武器，然后把我带到了”警察总部，但警察拒绝阻止骚乱。露西·曼德尔施塔姆的父亲被送到集中营，在那里他“被殴打和挨饿，［还有］许多人死亡”。贡珀茨被命令以微薄的价格出售他的房子，并“尽快移民国外”。这种恐吓和暴行的目的是吓唬犹太人立即离开这个国家。

“水晶之夜”在犹太人社群中引起恐慌，将移民从一个选择变成了生存的必需。甚至像彼得·弗勒利希的父亲这样的爱国者也下定决心“竭尽所能地让我们三个远离德国的噩梦，无论多么不合法”。各个家庭疯狂地寻找担保人、写信、包围领事馆，想要获得安全避风港的入境签证。弗勒利希家最终获得了出境许可，比原计划提前两周坐上了前往古巴的轮船。这救了他们的命，因为他们原来要搭乘的“圣路易斯号”（St. Louis）不幸返航，导致许多乘客死去。办完手续后，贡珀茨把他的孩子们提前送到荷兰，并设法与他们会合，然后乘船去了美国。汉娜·马伦斯（Hanna Marlens）和她的家人准备没有那么充分，而是利用她父亲的捷克国籍“秘密”离开维也纳，“没有向任何人道别”。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情况下，需要运气、毅力和胆量的结合才能组织好全家的逃亡。

在匆忙的逃离中，邻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最终可能达到安全地方的中转站。由于缺乏对犹太人的同情，瑞士只充当了中转路线，而捷克斯洛伐克在被纳粹控制后不再提供逃亡通道。就连波兰也拒绝更新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的护照，这使得无国籍的凯尔一家通过比利时逃亡变得更加艰难。尽管有国内的失业问题，法国还是更加热情友好，但它迫使像马伦斯一家这样的难民创办“独立的商业企业”来谋生。英国仍然设置限制，它只偏爱孩子和潜在的家庭服务人员。荷兰则更开放：它为维尔纳·瓦姆布伦提供了庇护，直到他的美国入境文件送达；它还允许汤姆·安格雷斯为格罗斯布雷森的团队安排过境，并让他的母亲和兄弟可以偷偷活下来。古巴成为最受欢迎的难民避难所，因为从那里，像弗勒利希这样的人有望最终前往不太欢迎难民的美国。

非犹太人朋友或官员为犹太人逃亡偶尔提供的帮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需要勇气去无视纳粹的法令。当露西·曼德尔施塔姆的父亲被囚禁在集中营时，一位后来成为党卫队军官的同学给他带来了食物和消息。弗勒利希一家的好朋友埃米尔·布塞（Emil Busse）在“水晶之夜”期间把他们藏了起来，并在他们离开时设法将他们的珠宝、银器和邮票收藏偷偷运出国。同样，一群忠诚的熟人帮助老兵埃里克·阿伦费尔德（Erich Alenfeld）逃过牢狱之灾，一名邮政工作人员在英格博格·黑希特躲藏在施瓦本乡下时没有泄露她的身份。凯尔一家得以逃脱要感谢一名卢森堡边防卫兵的视而不见，一名友好的比利时人提供避难所，以及另一名令人惊讶的党卫队成员提供的援助。一位大胆的航空公司官员帮助维尔纳·瓦姆布伦在从柏林起飞的最后几架飞机之一上弄到了一个座位，这位“好德国人冒了一些（可能性不大——这是1941年）风险，帮助一个年轻犹太人到了安全的地方”。

不幸的是，大约三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要么不想，要么无法离开，因此陷入了大屠杀。特别是参加过一战的较年长男性，他们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对德国感情深厚。许多犹太人“属于那些相信［纳粹］不会长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幼稚的大多数”。那些与雅利安配偶缔结了“有特权的跨种族婚姻”的人，“思想上是基督徒，但情感上是犹太人”。为了孩子的缘故，他们也想要“捍卫自己作为德国人的地位”。其他人，比如露特·克吕格的家人，只有能力把她的父亲送到安全的地方，而她的母亲“筹措不到”所需的离境税，因为“她的财产被扣押了，银行账户被冻结了”。同样，曼德尔施塔姆一家也无法离开，因为父亲去上海的签证被证明是一个骗局，他又一次被关进了集中营。对于每一个侥幸脱逃的暖人故事，都还有其他许多悲剧性的失败。

对于那些足够幸运能够逃离的人来说，与欧洲的告别是“短暂但情绪激动的”，两种不同的感情相互争斗。虽然受迫害的经历在彼得·弗勒利希心中灌输了对德国人“不加分别的仇恨”，但来到古巴却引发了“深深的抑郁”，纳粹柏林的“险恶阴影”跟随他流亡海外。与“正在向自己曾经珍视的一切告别”的父亲不同，弗里茨·斯特恩“没有遗憾，只感到快乐”。他从一个让他无法呼吸的压抑制度下逃脱了。因为“希特勒和纳粹不让我们做德国人，”汤姆·安格雷斯的父亲表示，“德国不再是我们的祖国。”但他的儿子想要“坚持［他］盲目的德国爱国主义”，感到“难以置信的悲伤”。尽管逃亡提供了一条生路，但难民们意识到，想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想在一个语言和文化都不同的新国家把握未来，需要艰苦的奋斗。

大规模谋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恶化了纳粹受害者的处境：国际约束不复存在，反对者面临叛国罪指控。对苏联发动攻击后，德国幸存的共产党员加大了他们秘密“煽动”的力度。但是“纳粹已经将恐怖制度化。刑讯者、法官、刽子手和典狱长只是在同一恐怖系统内行使不同的职能”。抵抗者面临残酷的镇压和任意监禁，被虚假的审判判处死刑。1942年3月，为了以“组织叛国集团”的罪名审问富有魅力的领导人赫伯特·博霍夫（Herbert Bochow），盖世太保逮捕了约50名莱比锡的共产党员。在作秀审判中，被告预言法西斯分子有朝一日会被指控“残暴、［发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和奴役全人类”，但这种勇气只会加速对他的处决。他的同谋海因茨·策格尔被判入狱服刑数年，在那里他受到了虐待，并不得不从事战争生产。

对于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德国人来说，这场战争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为第三帝国的逐渐极端化威胁到了他们模糊的种族身份。由于妻子有一半犹太血统，贝蒂娜·费尔的医生父亲经历了“一连串私下和公开的羞辱”，尽管他无私地帮助自己的病人。需要人力的国防军通常允许来自这种通婚家庭的儿子在军中效力。然而，获得过勋章的老兵埃里克·阿伦费尔德的申请被拒绝，因为他是完全的犹太人。即使这些丈夫与雅利安妻子缔结了“特权婚姻”，他们仍然会失去工作，不得不作为犹太人而捐献财产。此外，随着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波兰，他们面临着被关进隔离区的前景。与此同时，英格博格·黑希特的离婚父母被指控“混种”，因为他们在正式分手后仍然保持着性接触。即使嫁给了一个非犹太士兵，黑希特夫人和她的小女儿仍然面临持续的不确定。为了扩大迫害范围，纳粹官僚发明了一个新概念“有效犹太人”（Geltungsjuden），即认同犹太文化的混血儿，他们将被视为常规犹太人。

尽管希姆莱直到1941年10月才下达禁令，但由于经由敌对国家逃生的路线被切断，战争也关闭了更多人移民的大门。在犹太人移民中央办公室接管后，纳粹实施了新的移民税，使没有钱的难民无力前往像洪都拉斯和上海这样的避难目的地。同时，德国国防军的胜利困住了那些只迁移到邻国（如法国或荷兰）的犹太人，因为相比新来的难民，当地政府更多地在保护长期居住的犹太公民不被党卫队及其当地帮凶驱逐出境。在东线，红军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推进，使一些幸运的个人从波兰逃到了苏联，例如露西·曼德尔施塔姆的父亲。在那里，如果逃得足够远，离开了德国军队的控制范围，他们将是安全的。在西线，只有少量难民设法进入了西班牙或葡萄牙，搭上了前往安全地带的船只。虽然一些绝望的逃亡仍在继续，但总体上，大规模的外逃停止了。

对于那些留在纳粹控制的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战争还将要求他们佩戴黄星这个“耻辱的标志”。对波兰的征服使党卫队领导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坚持要求该国所有犹太人都在公共场合佩戴这个标志，这一做法在1941年扩展到被征服的俄国领土。当犹太人的护照被加盖“J”来表示他们的身份后，大卫之星也被引入了第三帝国，任何拒绝遵守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规定进一步把犹太人和可能愿意维持与他们的关系的非犹太人邻居隔离开来，因为如果被发现，后者将被指控“亲犹太人”。英格博格·黑希特还记得被告发的恐惧。“当一个‘黄星佩戴者’来拜访我们时，他试图掩盖和隐藏那东西，因为这样的访问是被禁止的行为之一。”露特·克吕格回忆维也纳的公共面貌发生了什么改变：“我们到处都会遇到戴这种黄星的人。”一位路过的犹太妇女讽刺地称赞她的母亲说：“这很配你的罩衫。”

1939年秋天的波兰战役是走向系统性大规模屠杀的第一步。纳粹领导人不仅想要打败邻国，而且要获得生存空间。快速征服引发了一波暴力浪潮，以报复9月在布龙贝格（Bromberg）[今波兰比得哥什（Bydgoszcz）。——编注]的“血腥星期日”期间波兰人对日耳曼族人真实或想象的复仇。但平民枪击事件也是出于种族清洗计划的动机，目的是改变民族斗争的平衡，将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在《凡尔赛和约》中失去的领土重新日耳曼化。在“知识分子行动”中，机动的党卫队别动队和国防军正规部队杀害了约6万名平民，以便消除未来波兰人抵抗的任何可能性。犹太人也被卷入了这场大屠杀，一项名为“子弹大屠杀”的灭绝政策就此开始实施。在帝国本土，露西·曼德尔施塔姆和她的家人一直收到“不可靠的谣言。我们听说了隔离区和营地，但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糟糕，至少我们不想知道”。

对于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随着德国国防军的每一次胜利，他们的生活状况都会恶化。纳粹领导人失去了一切克制。伊雷妮·阿伦费尔德记得：“套索逐月收紧，掠夺越来越公开。”凭着狂热的创造力，纳粹官僚们想出了一系列让犹太人的生活变得悲惨的琐细规定：犹太人被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看电影。他们的电话和宠物都被夺走了。他们的购物被限定在特殊商店，时间只有一小时，不能再购买肉、鸡蛋或牛奶。即使失去了固定工作，他们也不得不支付政府以各种名目收取的越来越多的钱，这导致他们失去财产，变得一贫如洗。最终，他们甚至被赶出了自己的公寓和家，被迫一起住在隔离的犹太人房子里。继续生活需要一种被动的英雄主义。“生活中有些事情你不能改变，只能忍受。”

推迟迫在眉睫的驱逐出境的一种方法是成为战争或犹太人社群中不可或缺的人。1941年春天，奥地利人露西·曼德尔施塔姆“是被征召到德国工作的50个女孩之一”。她们被派去收割芦笋。这是一项繁重的劳动，因为必须手工切割土壤中的茎。同样，来自哈雷的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伊姆加德·米勒被派往东部帮助从事农业工作，取代了被派往前线的士兵。在卷烟纸厂或军需品厂工作很无聊，但“随着我们的食品配额越来越少”，在黑市上买东西时，一张工资支票就派上用场了。露西·曼德尔施塔姆的母亲在一家盲人服务机构工作。露特·克吕格的母亲在一家有食物和暖气的犹太医院“得到了一个护士助理和理疗师的职位”。但是“最终事情变得没有希望了”。尽管付出了所有这些努力，克吕格一家还是“在1942年9月乘坐‘伤员运输专列’与差不多是最后一批犹太人一起被驱逐出维也纳”。

更大胆的人试图潜入地下，将计就计地挫败纳粹。当阿姨告诉安娜·弗伦克尔，她在贝乌热茨（Bełżec）差点就遇害时，这位16岁的女孩决定用她的“雅利安人”脸、蓝色的眼睛、金色的辫子、农民的衣服和围巾伪装成乌克兰人。当地一位牧师给了她一个死去的基督徒的出生证书，她借用了安娜·奥西莫克（Anna Osimok）的身份。她的家人想到了让她“自愿去德国工作”的妙计，以便逃过在隔离区的死亡。在十字吊坠的保护下，她和一位朋友一起踏上了前往帝国的长途火车之旅，但她心里非常惶恐。“我觉得自己正在进入一场战争，需要坚强、谨慎、灵活和钢铁般的神经作为武器。”最后，“奥西莫克”被分配到奥地利的施泰因凯勒（Steinkeller）庄园，那里的女主人喜欢她，因为她彬彬有礼，又会说德语。但“我有一段时间很难接受自己不得不照顾一个党卫队军官的孩子”，那是她的死敌。

最后，弗伦克尔再也装不下去了。与纳贾（Nadja）的友谊支持了她，后者是来自她所在地区的另一名犹太女孩，同样假扮成乌克兰基督徒。但是当她最终试图离开党卫队的庄园，寻找别的雇主时，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他们从她的家乡伦贝格（Lemberg）获得了关于她真实身份的信息。1943年末，她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到残酷的审讯，逼她承认自己的真名。但是，尽管面对监狱里的可怕条件和被殴打的威胁，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乌克兰伪装，告诉自己“不要屈服，你的头还在肩膀上，还没有失去一切”。在监狱里度过了痛苦的63天后，她被释放了，警察承认，“如果你不是乌克兰人，那就是一个伟大的女演员”。但她的解脱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在1944年4月，新的证据让她再次被捕，并被送往所谓的劳动营，结果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相比之下，凭着勇气和运气，玛丽·雅洛维茨·西蒙真的成功地在柏林非法生存下来，成为大约1700名藏入地下的“潜水艇”之一。作为一个勇敢而美丽的21岁女孩，她决心逃脱被驱逐的命运，决心“为了生存，我将尽我所能”。当盖世太保来带走她时，她跑开了，撕掉了自己的黄星，在反纳粹的朋友家避难，后者向她提供了假身份证。但她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的保护者的丈夫趁妻子不在的时候要求和她同床，结果她被迫堕胎。为了躲避持续不断的告发威胁，她成了一个疯狂的纳粹商人的情妇。后来，她和一个荷兰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得到一个亲纳粹的女人的保护，这个女人扮演了让人爱恨交加的母亲替身角色。当梦寐以求的德国战败最终到来时，她被一名俄国士兵强奸了。因此，西蒙仅仅为了活下去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特莱西恩施塔特是一座有点不寻常的集中营，纳粹用它向外国人证明，集中营的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它“是一个奇怪而令人困惑的地方”，这座前奥地利卫戍小镇“按原本的规划只能容纳几千人”，但现在的人数“至少是10倍”。营地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隔离区，是为那些可以相对自由地四处走动的较年长的犹太人设计的。这里有“商店，出售从我们行李中偷来的物品；有咖啡馆，那里每天中午有管弦乐团演奏；还有一座图书馆”。此外，莱奥·贝克（Leo Baeck）拉比可以向着迷的年轻人解释犹太传统。但是“在外表的背后有难以置信的苦难”。囚犯没有钱。人们普遍挨饿。痢疾或斑疹伤寒等疾病肆虐。虽然露西·曼德尔施塔姆在那里爱上了一个捷克男人，但她的婚姻却因丈夫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而夭折。露特·克吕格既为犹太人有机会提出自我主张感到高兴，又憎恨这个集中营作为“候宰栏”的中转功能。

邪恶的Oswiecim集中营——以其德语名称“奥斯维辛”为人所知——围绕一片前奥地利军事区而建，是一个甚至更加致命的地方。它实际上由三片不同的营地组成：关押波兰人、政治犯、同性恋者和罪犯的大本营（Stammlager），毗邻大本营而专用于杀害犹太人的比克瑙（Birkenau），以及强迫被关押者为德国公司劳动的一系列卫星营地。党卫队成员约阿希姆·贝斯曼被派到那里处理外汇事务，觉得那里的电栅栏、木头营房和大门误导性的承诺“工作使人自由”相当令人压抑。“成群结队，穿着蓝白色条纹麻布的疲倦囚犯们蹒跚地前去工作。”他“毫不怀疑，那些不能工作的犹太人被杀了”，因为根据简单的逻辑，“犹太人是要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的敌人”。同样，被派去教导守卫和德裔儿童的教师玛丽安娜·布施也被告知，“每周都会新来更多囚犯，但人数始终保持不变”。

来到奥斯维辛的十足恐怖就已经在幸存者的记忆中留下了烙印。虽然有一些人死去，但运畜车上的饥饿、口渴和恶臭只是非人化的预备步骤。“当火车停下，车门打开时，各种恐怖景象扑面而来。”刺眼的灯光、喊叫的警卫和狂吠的狗制造了“恐怖和混乱”。与母亲分离后，露西·曼德尔施塔姆只记得零星的景象，比如“赤身裸体地淋浴”，然后“身着条纹衣服，脚上穿着木鞋”，以及“在胳膊上文了一个数字”，最终走进一个大营房里。虽然“我饿了，我害怕”，但她试图把周围可怕的环境从她的脑海中赶走。“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不可能忽略焚烧的气味和血红的天空，但我不想考虑死亡。”12岁的露特·克吕格同样坚持她的生存意志：“我不会死在这里，当然不会是我。”

决定生死的过程被称为“挑选”。一名党卫队警卫描述了这一例行公事：当一辆运输车抵达坡道时，运输员安抚“人们，他们将进入一个劳动营，但必须接受检查和清理”。按照性别分开后，犹太人被“分成能走路的和要坐车前往营地的”。实际上，“前一类人真的进了劳动营，而其他人却将被灭绝”。虽然有些人明白他们会被毒气杀死，“但从来没有人试图越狱或反抗。［纳粹的］欺骗做得非常好”。通过第一轮测试的那些人随后将再次接受检查。露西·曼德尔施塔姆记得，“在所有人面前赤身裸体地列队行进是最丢脸的经历”，她被迫与母亲分开。生病的和虚弱的、14岁以下的孩子和40岁以上的成年人继续被淘汰。露特·克吕格非常幸运，有一个犯人告诉她在检查官面前谎报年龄。简单的一句“我15岁”救了她的命。

因为对无助的平民进行大规模枪击甚至对执行人员来说都很困难（图18），所以党卫队在奥斯维辛开发了一种半自动的杀戮程序。党卫队成员约阿希姆·贝斯曼的证词清楚无疑地描述了大屠杀的真相。在一次夜间警报中，他目睹许多犹太人被迫进入一个类似地堡的建筑。“一名中士戴上防毒面具”，走向一个通风口。他“打开手上的一个罐子，把里面的东西倒进开口”。里面的哭喊声立刻变得更大了，“因为罐中的粉末通过地堡里的氧气变成了致命的毒气”。过了一会儿，喊声减弱，然后完全停止了。然后，士官通过一个窥视孔观察，以确定毒气的效果。“地堡里的犹太人都死了。”在回家的路上，贝斯曼路过焚烧被抬出的尸体的火坑，那些尸体在热浪中似乎又活了过来。当玛丽安娜·布施老师意识到自己在空气中看到的白灰是来自火葬炉的“人类骨灰”时，她“深感震惊和恐惧”。

对于通过挑选的囚犯来说，“名为奥斯维辛的真正恐怖”才刚刚开始，因为集中营本身就是一种缓慢而又注定的死亡。露西·曼德尔施塔姆难以忍受睡在满是虱子、人满为患的床铺上。“每天一顿的食物是稀如水的汤，上面漂着一些烂菜叶”，这导致了偷窃和挨饿。露特·克吕格发现她的口渴几乎更严重了，她的身体满是溃疡，因为没有水可以清洗。不卫生的厕所也会导致大量腹泻，迫使人们排起长队，等待轮到自己排便。特别累人的是早上、晚上或半夜没完没了的点名，以清点囚犯的人数。此外，卡波，即管理监狱的囚犯，经常是残忍的罪犯，他们殴打陌生人，偏袒自己的支持者。因此，许多囚犯沦为所谓的“穆斯林人”（Muselmänner），“失去了在集中营生存的动力的人”。在这个“敌对的星球”上，只有无理由的互助行为才能使囚犯的精神保持振作。

若能罕见地结合运气和坚强，在这些可怕的条件下生存是有可能的。囚犯一开始必须年轻强壮，并且只在集中营里待上有限的时间，因为健康状况在营地内很快就会衰退。得到特殊任务有助于让一个人活下来。伊姆加德·米勒被送到洗衣房，在那里她可以让自己保持干净，然后又转到厨房，那里的食物稍微好一点，最终她被送到集中营管理部门，在那里相对舒适地保管囚犯的记录。露西·曼德尔施塔姆被派往农场工作，挖反坦克壕沟。露特·克吕格被迫在森林中的卫星营地里从事繁重的劳动。在医务室碰到有爱心的护士可以加快康复速度，帮助躲过另一轮挑选。无论是与其他囚犯结下情谊，还是分享食物或谈论国防军即将失败等善意举动，都能让希望重燃。虽然大多数囚犯很快屈服，但少数幸运的囚犯本能地做出了正确决定，成功保住了性命。

非人道的行为在对无助囚犯进行的医学实验中达到了顶峰，这违反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它们的始作俑者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博士被称为“死亡天使”，是“人形的怪物”。他的职责之一是在大本营中进行“挑选”，在那里决定“面部僵硬”的裸体囚犯们的命运。奥斯维辛充斥着关于他的海拔、寒冷、双胞胎、药物和其他试验的传言，这些试验给它们不幸的受害者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伤害和死亡。当即将临盆的露特·埃利亚斯被送到医务室时，她非常恐惧，那里是“他的领地”。一个助产士帮她生下孩子，门格勒禁止她给孩子喂奶，以便确定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婴儿能活多长时间。这位新妈妈因为奶水不通而发烧，也因为无法帮助哭泣的宝宝而绝望。最后，一位捷克医生怜悯她，将一支吗啡注射针塞进她的手中，恳求她说：“露特，你还年轻，你必须活下去。”心烦意乱的她“做了这件事。是的，我杀了自己的孩子。是的，门格勒医生让我成了一个弑婴者”。但这样做救了她自己的命。

积极抵抗的尝试也重振了囚犯的精神，他们的英雄主义表明，人不必屈服。露特·埃利亚斯参加了一场“思想抵抗”，通过讨论和听音乐等行为保持头脑的活力。露特·克吕格甚至展开了阻碍德国战争生产的小规模破坏活动。安娜·弗伦克尔希望一位名叫马拉（Malah）的比利时妇女——她藏在一个空石灰桶里，偷偷逃离营地——能够逃脱，“到处传播关于奥斯维辛的可怕真相”。但当逃亡者在捷克边境被抓获，即将被绞死时，她割开静脉，用血淋淋的手打了指挥官，呐喊道：“你这个杀人犯！审判的日子快到了！到那时，你要为每一滴血付出代价！”几个星期后，突然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囚犯们想：“现在火葬炉本身起火了。”一位勇敢的犹太工作人员在栅栏上炸了一个洞，好让15个年轻人逃脱。不幸的是，他们中的13人被抓获并处决，只留下了对红军能够尽快解放营地的希望。

对于德国看守来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服役要比在狱中服刑好得多，但仍然是如此艰苦，以致一些人不得不靠大剂量的酒精来淹没他们的不安。根据贝斯曼的说法，“营地的日子是一种相当普通的生活，就像在德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城镇那样”。法本集团（IG Farben）富裕的工厂人员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民事行政人员也是这样。党卫队成员“住在离城镇只有几公里远的营地里”。他们在栅栏外有自己的宿舍，自己的商店和“一个大自助餐厅，［他们］在那里吃晚饭，也可以购物”。为了保持士气，那里有一个舞台，可以举行表演和放电影。桑拿也很受欢迎，运动场同样如此。每个星期天都有营地乐队演奏进行曲和轻歌剧曲子。从理论上讲，党卫队卫兵应该“正确而非暴力地行事”，但“在大本营区域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辩护之词肯定是一种为保全面子的夸大。

因为接受过银行员工的训练，党卫队成员约阿希姆·贝斯曼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掠夺，而且是以令人恐惧的效率进行。每当有运输车辆到达时，“大量的犹太人财产被堆积在空旷的地方：衣服、手表、珠宝、鞋子和眼镜等等”。安娜·弗伦克尔受命对这些东西进行分类，并“用衣服打包后”送往德国。贵重物品经过党卫队的珠宝商检查后被放入密封的箱子中。贝斯曼一丝不苟地登记偷来的美元、英镑和马克，惊讶地发现收集到的钱“包含了世界上所有能想得到的货币，而且数额很大！”当收集到足够的钱币和钞票后，一辆特别的武装运输车会将其装上车，把它们和贵重物品一起运到柏林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Main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然后再从那里转交给帝国银行。纳粹用这些掠夺来的东西奖励他们自己的精英，强迫犹太人为自己的毁灭买单。

作为一名教师，玛丽安娜·布施与死亡机器只有一次间接的接触。1943年9月，这位年轻老师被分配到奥斯维辛的文理高中。出于冒险的想法，她接受了。在那里，她要向党卫队、实业家和日耳曼族居民的孩子教授英语和历史等高中课程。第一天上课，从学生们那里听到的话就令她感到震惊：“今天早上有这么多人乘运畜车到达，在坡道边下车。”她的六年级学生知道“这个叫作‘挑选’的残酷过程”，她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虽然她有权进入大本营的图书馆，但死亡集中营比克瑙仍然是禁区。她拒绝与其他人分享她对大屠杀不断加深的了解，这样既不会“玷污领导层的形象，也不会削弱战斗精神”。布施写道：“与被证明是不人道的罪行如此近距离地相处，这在我的良心上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压力。”但她承认，她更同情党卫队，而不是它的受害者。

为了“接受难以置信的东西就是当时的事实”，行凶者提出了精心设计的辩解。一位同事恳求：“我必须离开。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讨厌这个小镇。”与之相反，玛丽安娜·布施“知道，强硬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她认为自己在奥斯维辛的时光是“面对巨大身体和精神压力的最艰难的情况下对毅力的考验”。同样，“党卫队成员相信，他们是‘忠诚者中的最忠诚者’”，只有他们可以被委派“这个肮脏至极的工作”。为了让自己的良心沉默，约阿希姆·贝斯曼解释说，“世界犹太人”是主要敌人，他们甚至愿意利用共产主义“来获得对全球的统治”。当前的战争是“关乎德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战斗”。毛特豪森（Mauthausen）的党卫队看守F.W. 对孙女声称，他是“被迫服从的”。这些行凶者和同谋很难解释，为什么责任感和致命的民族主义会误导他们参与种族主义暴行。

随着前线的逼近，德国对被征服领土和营地秩序的控制开始瓦解。囚犯们每天仰望天空，寻找盟军的飞机，还分享关于德国国防军战败的传言，结果却对解放要花这么长时间感到失望。在党卫队关闭一个卫星营地时，露西·曼德尔施塔姆从带她去施图特霍夫（Stutthof）的卡车上跳下。这救了她的命：再也没人见到同行的其他人。“相比以前，营地里的情况现在完全不同了”，那里不再那么拥挤和残酷，尽管食物依然很少。“在最后的几天里，德国人变得非常紧张，不太注意我们。”甚至狂热的纳粹分子也开始意识到，“战争不可能再取得胜利，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玛丽安娜·布施的学校停课后，她自愿做护士的助手，在休假期间回到奥斯维辛去救她的孩子们。绝望的囚犯“只希望［抓捕者］不会在最后一刻杀了我们”。

集中营囚犯难以言说的苦难以严寒中的“死亡行军”告终，此举是为了不让推进中的红军找到大规模谋杀的证据。1945年1月18日，一批批囚犯离开了奥斯维辛，“由德国人构思、建造和管理的地狱之门关闭了”。玛丽安娜·布施看到“可怜的人们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用最后的能量拖着自己前行，佝偻、虚弱、消瘦，面无人色，眼眶和脸颊都凹陷了”，就连她也对此感到震惊。在这位德国老师看来，他们“仿佛灰色的幽灵，像鬼魂一样透明，甚至他们的破旧衣服也变得像他们凹陷的脸一样死气沉沉”。在身后，她听到党卫队卫兵射杀那些跟不上或试图逃跑的人的枪声。多年后，就连布施也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幅苦难和残酷无情的画面”。囚犯们正艰难地走向火车站，在可怕的行军中幸存下来的人被送往其他集中营，例如帝国境内的拉文斯布吕克。

第三帝国的解体为勇敢的犹太青年提供了逃亡的机会，他们化身德国难民，从俄国人那里逃跑。2月初，露特·克吕格说服她的母亲和姐姐躲在马厩里，逃过了死亡行军。“自由意味着［逃离］”党卫队卫兵，享受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因为这是它第一次真正属于我们”。他们加入了向西长途跋涉的队伍，向农民乞讨食物，向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寻求庇护所，在一位友好警察的帮助下通过了检查站——他们甚至说服了牧师给他们签发假文件。与此同时，露西·曼德尔施塔姆本能地躲在一棵树后，加入了一群意大利奴隶劳工，用自己流利的德语帮助他们逃脱。“这很难解释，但我感觉自己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隐藏身份的犹太女孩，另一个是德国难民。”她在一家医院忍受了斑疹伤寒的折磨，后来登上一艘船，抵达了弗伦斯堡（Flensburg）的安全地带。

另一些犹太青年不愿意逃离死亡行军，而是被盟军解救。伊尔莎·波拉克拒绝脱离她的队伍，表示“不，我不想被射死。我会去我应该去的地方”。一天晚上，她那一群从施图特霍夫来的人被关进了一个谷仓，“极度担心”他们都会被烧死。但当门打开后，反而是“俄国坦克出现在棚子前面”，当党卫队卫兵出来时，被射死的是他们。波拉克既震惊，又长出了一口气，此后几个月里都无法说话。安娜·弗伦克尔被迫离开拉文斯布吕克，搬到另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可怕的饥饿折磨着我们”。最后，5月5日那天没有清晨点名，反倒是一片奇怪的寂静。“然后，女人们开始推窗户的栏杆”，撞开了门。大家兴奋地喊道：“我们被解放了——自由了——出去！”但是英国士兵不愿进入营地，害怕从囚犯那里感染斑疹伤寒。露特·埃利亚斯留在她的营地，带领一群人来到美军的阵地，一位军官用“祝你平安，我也是犹太人”（Shalom Aleichem, I am also a Yid）欢迎了她。

期盼已久的解放既令人振奋，又让人失望。露特·曼德尔施塔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我不得不藏起心情——因为周围的德国人都在哭泣，不知道他们如今会遭受什么”。安娜·弗伦克尔“没有忍住，泪水不断从脸上流下”。她意识到这一刻“不像我曾几千次想象的那样”。被解放“留下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空虚的感觉”。饥饿的囚犯先冲进了食品库，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曾被拒绝给予的东西，经常因此而生病。许多幸存者不得不应对斑疹伤寒等疾病，需要精心护理才能康复。雪上加霜的是，许多被俄国士兵解放的年轻女性随后又遭到了他们的侵犯。除了所有这些实际问题之外，关于他们战后身份的心理问题也开始浮现：他们是谁，家乡在哪里，想要如何生活？

被解放的集中营中成堆的尸体和骨瘦如柴的人这些可怕的证据使德国人很难否认他们参与了大规模谋杀。当玛丽安娜·布施告诉父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惨和恐怖”时，他大声喊道：“那不是真的，不可能是那样！”并要求她不得告诉任何人，因为“那可能会让你丧命”。战争结束时，当“一群集中营战俘列队”穿过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时，露特·克吕格注意到大部分德国人都把目光移开，不想看到他们不愿意承认的事情。在讽刺的角色颠倒中，惊慌失措的行凶者和同谋现在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如何在第三帝国失败后生存：“这就是崩溃！在没有希望的时候，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盟军指挥官对纳粹暴行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他们强迫当地民众参观像布痕瓦尔德这样的集中营，并用影片记录了他们的反应。回顾往事，贝斯曼承认，他“压制了今天觉得难以解释的一切”。

自传表明，与辩护者承认的相比，更多普通德国人参与了大屠杀，但同时也比一些批评家声称的要少。大屠杀的核心是党卫队、别动队、德国国防军和民族辅助机构中的直接行凶者，他们得到了无情的官僚组织者的帮助，并得到了种族理论家的鼓励。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是警察和铁路工作人员中的间接推动者，这些人围捕受害者，并将其运送到东方。支持这些人的既有为种族灭绝辩护的纳粹狂热分子，也有准备从除掉犹太人中获利的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尽管如此，最大的群体还是由普通德国人组成，他们目睹了迫害却没有进行干预，还通过协助战争生产尽了职。唯一的例外是一小部分不受纳粹呼吁影响或持反法西斯信念的人，其中一些人积极地参与了抵抗。因此，几乎所有德国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牵扯其中，尽管许多人仍然声称没有直接伤害任何人。

与法西斯作战

当帝国的大部分受害者沮丧地屈服于他们的命运时，少数勇敢的人积极与希特勒作战，为击败纳粹做出了贡献。像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这样的政治反对者和著名的魏玛政客流亡布拉格、巴黎或伦敦，在国外继续进行斗争。在第三帝国内部，像埃里克·昂纳克这样的左派成员发起了一场颠覆运动，而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erg）等一些军官和精英成员在1944年7月曾试图推翻纳粹的独裁统治。对于像海因茨·迈尔施泰因这样的犹太人来说，关键的目标是在地下生存和逃往巴勒斯坦，以挫败希姆莱的灭绝计划。一些成功及时移民的人随后参与了反法西斯宣传，而像汤姆·安格雷斯那样的另一些人实际上加入了盟军，赌上了自己的生命。由于纳粹反对者是例外而非主流，在普通德国人的自传中很难找到他们的抵抗活动的痕迹。

反对纳粹斗争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流亡作家的批判性宣传，它们与第三帝国的捍卫者传播到海外的正面形象截然不同。BBC的德语节目提供了没有被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污染的新闻，被那些批评纳粹的人热切地收听。这类信息的一个来源是非犹太人律师和记者雷蒙德·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他在1939年被迫移民到英国，因为他的犹太妻子即将生产。（根据《纽伦堡法案》，这构成了“种族玷污”。）掌握了英语并使用笔名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之后，他于1941年出版了《论德国之双重性格》（Germany: Jekyll and Hyde）一书。该书基于他自己的负面经历，对纳粹做了猛烈抨击。他呼吁“在不谴责整个国家的情况下对希特勒进行一切可能的抵抗”，这引起了许多持怀疑态度的德国人的共鸣，即使这些揭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犹太人的命运。

因为盖世太保对任何有传播和抵抗意味的东西都进行了严格的打压，政治移民向德国人传播他们的反对信息变得更加困难。像海因茨·策格尔这样的共产党人对纳粹发难的迅速感到惊讶，那导致他们的地下组织一次又一次被破坏，使得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消息很少到达党员手中。社会民主党领导层逃往布拉格，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流亡社会民主党（SOPADE），试图建立一个通讯网络来报道工人阶级的情绪。但是这两个左翼党派在人民阵线上的合作来得太晚了，由于希特勒显而易见的成功，他们发动无产阶级起义的希望继续落空。因此，为了避免被逮捕，像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这样的青年积极分子被迫逃离这个国家，在流亡地挪威继续展开斗争。由于没有这样的组织，资产阶级政治家只能选择“内在移民”，等待情况的好转。

因此，共产主义和犹太青年反对独裁统治的内部抵抗企图注定要失败。作为一个受迫害的共产主义者的女儿，格特鲁德·科赫“不能只看着［战争和不公］而无动于衷”。在科隆，她发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雪绒花海盗”，他们相信“没有什么比遇到希特勒更不幸了”。他们一起徒步旅行，决定制作反纳粹的传单，印上“让我们最终摆脱棕衣人”的口号。被发现在火车站分发传单后，他们受到了残酷的惩罚。在柏林，年轻的犹太人赫伯特·鲍姆是西门子一家工厂的被强迫劳动者，他聚集了一群同样批评纳粹压迫的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朋友，并就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未来展开辩论。1942年5月，该团体在约瑟夫·戈培尔准备的针对苏联的反共和反犹主义宣传展览上放火。但是盖世太保很快抓住了这些异见人士，在任何反对力量发展壮大之前就消灭了它。

真正的政治和军事抵抗由精英发起，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这被大多数德国人视作叛国。即使在希特勒仍然成功时，保守派圈子也不喜欢他粗鲁的风格，像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这样的一些将领就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担心。当战局在1942年逆转后，仅仅开纳粹的玩笑或者批评令人讨厌的政策已经不够了。有人呼吁采取行动。一个由公民、外交官、士兵、牧师和工会领袖组成的圈子聚集在莱比锡市市长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周围，决心推翻纳粹独裁统治。这些人受到隐约可见的失败和关于东线反犹、反斯拉夫暴行报道的激励，想要恢复德国的荣誉。不幸的是，军官们在1944年7月20日的谋划失败了，就像之前的几次尝试一样：放置在希特勒东方指挥部的炸弹没有杀死他。即使抵抗运动的政治思想有些专制，但这些男人和女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恢复人道价值观的意愿仍然令人尊敬。

确信民众会支持严厉的惩罚，纳粹对政变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报复。包括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kow）和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在内的军方领导者很快在柏林班德勒街（Bendlerstrasse）的陆军总部被枪毙。盖世太保随后开始追捕支持政变的政治网络，其中既有影子内阁的成员，也有仅仅是同情政变发动者的人。迫害还扩展到这些人的家庭成员和其他几乎没有参与的人身上，例如后来成为电视记者的维布克·布鲁恩斯（Wibke Bruhns）的父亲。作为人民法庭的检察长，纳粹狂热分子罗兰·弗赖斯勒（Roland Freisler）借机大做文章，指责反抗者背叛了他们对元首的誓言。杀戮狂欢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就连新教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öffer）这样正直的人也被杀害。随着数以百计的政权反对者遇害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被监禁，这场清洗让普鲁士—德国的精英阶层元气大伤，并影响了战后重建。

更成功的是一些个人的努力，他们通过非法途径逃到对他们而言安全的国家，躲过了纳粹的杀戮。逃脱需要非凡的勇气、行动能力和支持网络。1920年出生于哥廷根的机械师学徒海因茨·耶胡达·迈尔施泰因于1938年被关入达豪。几个月后他被释放，随即逃到荷兰，在那里的一个犹太人农业劳动营工作，为移民做准备。但随着1942年纳粹的搜捕，他的处境变得过于危险。他拿着假文件，以荷兰劳工的身份志愿在鲁尔盆地参加战争生产。被盖世太保发现后，他非法回到了被占领的荷兰，然后拿着伪造的国防军档案开始在法国为托特组织工作，希望能前往西班牙。第一次尝试失败后，迈尔施泰因短暂地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1944年3月，他和一群同志付出巨大的努力，终于成功翻越了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自由和通往以色列之地的道路。”

对于那些有幸逃脱纳粹魔爪的犹太人来说，下一个挑战是找到可以永久生活的地方，从而完成他们的冒险之旅。如果像马伦斯家一样仅仅去了法国这样的邻国，他们还必须设法获得签证，前往党卫队无法控制的地方。一个受欢迎的过渡点是古巴，弗勒利希家在那里焦虑地等待了几年，直到他们获准进入美国。另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它将难民配额增加到了5.5万人，希望他们会像格哈德·魏因贝格（Gerhard Weinberg）家一样，只是过境前往北美。所有持德国护照的人都会被羁押，无论是不是艾克夫妇那样的犹太人。英国借此明确表示，它更愿意只做一个临时的目的地。一些难民不得不远行到上海，以便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以从那里前往以色列地。他们被迫“前往遥远的异国世界，以逃避犹太人的可怕命运”，家人“天各一方”。

作为对德国的过去一种象征性的拒斥，许多难民还改了名字，以便更好地融入他们的新家园。一位接受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海默（Georg Igersheimer）和他8岁妹妹的远亲将他们的姓氏英语化为伊格斯（Iggers），让其听起来不那么像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尽管他最初对这种身份的改变感到愤怒，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因为这使得与美国当局打交道变得更加容易。同样，彼得·弗勒利希的一个堂兄弟把姓氏改成了盖伊，因为前者“很难拼写，几乎无法发音”。此外，“他想代表自己未来的国家尽可能明确地告别他的出生国”。因此，他成了彼得·盖伊，因为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美国人”。面对移民官的时候，经过一番思考，维尔纳·卡尔·安格雷斯决定放弃他的中间名，变成“汤姆”，这“听起来更像是新的我”。

但摆脱德国出身并非易事。被驱逐的经历继续困扰着他们，特别是那些当初已经完全融入德国的世俗犹太人。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成年人却发现他们的口音、穿衣风格和行为暴露了自己。许多前往美国、希望维持他们生活方式的难民聚居在移民区，比如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俗称“第四帝国”。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同，新来者仍然关注欧洲的事件，热切留意新闻，并寄出信件，直到再没有回复。虽然一些青少年认为移民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但像彼得·盖伊这样更加适应德国文化的人则感到被排斥的痛苦，“从我的皮肤里挑出”柏林的碎片，“仿佛我曾在碎玻璃中打过滚”。他们至多像弗里茨·斯特恩一样过着“双重生活：德国的过去，挥之不去，永远令人不安；美国的现在，近在眼前，不确定，但永远充满希望”。

所有难民的关键困难在于他们被迫抛下了自己的资源，因此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建立新的生活。阿尔贝特·贡珀茨回忆说：“自然，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美妙的国家，在那里我们立即感受到了身为一个自由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了不依赖慈善机构或亲戚，“我们都不得不立即找到工作来养活自己”。但对于曾经雇用助手或仆人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或商人来说，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工作是困难的。此外，英语不流利使寻找报酬丰厚的工作变得令人沮丧。一贫如洗的难民被迫接受移民社区低工资的卑微工作，再一次从底层做起。唯一的安慰是活了下来，因为就像贡珀茨的情况，“外公外婆和他们的许多兄弟姐妹后来被纳粹驱逐出境，在灭绝营中被杀害”。

对于大多数犹太家庭来说，移民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父亲们很少能够维持他们以前的社会地位。在人满为患的学术就业市场上，只有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知名学者才能在援助委员会的帮助下获得职位。相比之下，像弗里茨·斯特恩的父亲那样的医生不得不努力学习，以重新获得行医执照，即使他们已经成功地行医了几十年。律师们必须学习全新的法规和金融体系，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像格哈德·魏因贝格的父亲那样从事较低级的工作，担任会计师的助理，或者像埃里克·艾克那样彻底转行，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如果来的时候没有资本，像莱奥·贡珀茨或盖伊的父亲这样的商人就不得不从流动推销员干起，或者像在金属加工厂工作的老伊格斯那样接受一个较低的职位。面对这样的困难，维尔纳·瓦姆布伦的父亲“用实验室的氰化物自杀了——显然是由于对［他的］工作状况感到绝望，不能从事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足够令人惊讶的是，女性被证明能够更好地面对地位的丧失，而且能维持全家的生计，即使她们以前从未工作过。还在纳粹德国时，露西·曼德尔施塔姆的“母亲就成了一家之主；要是没有她，我们就会挨饿”。在纽约，弗里茨·斯特恩“更有活力且更加乐观”的母亲“寻找并逐渐找到了指导孩子的工作，还向几所私立学校介绍了她教授算术的方法”。埃里克·艾克的妻子“接手并经营着一家寄宿公寓”。格奥尔格·伊格斯的母亲“为新来的人提供餐饮和房间”。阿尔贝特·贡珀茨回忆道：“我母亲马上就找到了在家缝制晚宴包的工作（尽管她事实上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按件支付报酬。”为了能有食物摆上餐桌，另一些从前上流社会的女性只能从事清洁和洗涤工作。难民妇女与其他流亡者、移民朋友和新认识的美国人建立了社会关系。

不用说，年龄较大的青少年也必须工作，以便为家庭微薄的预算做出贡献。与格罗斯布雷森的朋友们一起横渡大西洋后，汤姆·安格雷斯在弗吉尼亚州的海德农场干农活，这项工作一开始“愉快而有趣，有时甚至是令人激动的”。在拿到奖学金上大学之前，维尔纳·瓦姆布伦不得不在他姐姐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上帮工。阿尔贝特·贡珀茨最初在熟食店当跑腿，最终幸运地在他的老本行，一家女帽供应商那里找到了工作，周薪12美元。“我赚的一切都用来支持家用，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彼得·盖伊不得不从丹佛的高中辍学，最初在帝国帽子公司（Imperial Cap Company）担任运货员，后来升任白领工作，成为“一家杂志批发分销商的职员”。相比之下，他苦苦挣扎的父亲从未成功。“希特勒打垮了他。”

如果他们想上大学，年纪较小的青少年首先必须完成他们在德国被中断的学业。很少有人像弗朗茨（更名为弗兰克）·艾克一样幸运，他在1936年获得了圣保罗中学的奖学金，那是英国的一所精英中学。格奥尔格·伊格斯的家人更希望他接受职业培训，但他不愿这样，而是在弗吉尼亚州上高中时就选择了学术道路。他的优异表现为他赢得了一个犹太组织提供的无息贷款，让他得以进入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由于在德国受过出色的训练，弗里茨·斯特恩在纽约一所私立高中就读时跳过了高二，后来又进入由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领导的“小规模且仅限男性入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部”。尽管彼得·盖伊中断了学业，但后来还是从东部高中毕业，于1943年获得“丹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通过打开新文化的大门，这种训练加快了年轻难民的美国化。

在这些学校中，年轻的犹太男性对纳粹德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为盟军的作战欢呼。彼得·盖伊回忆道：“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对德国和德国人的仇恨一直这样高涨”，并出于“对复仇的强烈渴望”而为轰炸辩护。弗兰克·艾克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呼吁理解难民的困境：“在维护西方文明的斗争中，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记得自己挚爱的人遭受的非人苦难。”尽管如此，“对外国人的恐慌、畏惧、怀疑和普遍的不信任”，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促使英国在马恩岛（Isle of Man）上关押了3万人。偷袭珍珠港把弗里茨·斯特恩变成了一个“敌对国家的外国人”，尽管他“继续评述或谈论时事”，警告美国人吸取“失败民主的教训”。像格奥尔格·伊格斯一样，他听到了关于迫害犹太人的传言，但他当时觉得大屠杀难以置信。

面对“可悲和愚蠢”的关押与服兵役之间的选择，弗兰克·艾克志愿加入皇家陆军。但怀疑的阴影让他只能服役于工兵部队，并于1940年至1942年间在英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经过艰苦的游说，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转入教育部队，试图通过向持怀疑态度的士兵解释“英国人［斗争］的方式和目的”来鼓舞士气。这些宣传讲座引发了关于民主的意义、共产主义的吸引力、纳粹暴行故事的真实性等方面的激烈讨论。直到1944年的夏天，艾克才有机会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技能，通过无线电监控器、战俘审讯、BBC广播和旨在“削弱德国士气”的加来士兵电台（Soldatensender Calais）的德语节目发动心理战。他还帮助制作了传单，劝说国防军士兵投降和结束战争。

在美军中，阿尔贝特·贡珀茨有着更典型的军事生涯，尽管他很幸运地没有经历长时间的作战。这位青年志愿者于1942年12月入伍，被划为翻译，“因为我懂德语”。第一次“和来自各阶层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生活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美国极其丰富的资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于1943年5月入籍，正式公民身份的获得则要推迟到光荣退伍时。他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Fort Hood）有过审问国防军俘虏的经验，于1944年3月被送到英国，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军队和盟友那时已经建立了坚实的滩头阵地。”）然后，他被从一个战俘营转移到另一个战俘营，对德国囚犯得到的温和待遇感到恼火。虽然他自告奋勇地请求在突出部战役中上前线工作，但却被派往巴黎，以便为占领军政府的成立做准备。

对于汤姆·安格雷斯来说，服兵役甚至更加艰难，因为他的农场与世隔绝，这意味着他几乎不会说英语。1941年5月宣誓就职后，他在米德堡（Fort Meade）接受了基本训练，在那里他感到相当孤独，但得到了一些战友的庇护。虽然身材相当矮小，但他仍然留在步兵中。汤姆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骚扰，直到被召到里奇堡（Fort Ritchie），接受作为囚犯审讯员的培训。他后来回忆道：“我很快就知道，军事情报训练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机密，也没有那么高明。”尽管如此，他还是遇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分子，包括斯特凡·海姆（Stefan Heym）和恩斯特·克拉默（Ernst Cramer），了解了德国地面部队和武装党卫队的组织结构，这样战俘就无法掩饰他们的部队或军衔了。汤姆成为美国公民，并被擢升为中士，于1944年1月被送到英国。他和另外三个德国犹太人一起组成了第82空降师的审讯队，为登陆做好了准备。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图19）显示了安格雷斯作为刚毅的美军伞兵的新身份。

在诺曼底登陆中，安格雷斯跳出一架刚刚被击中的，正以闪避动作离开预定目标的C-47。他在夜空中滑翔，躲避曳光弹，最后降落在一棵苹果树上。但是他的战友们在哪里呢？在9天的时间里，他帮助召集了分散的伞兵，白天躲在田里，晚上用蹩脚的法语乞讨食物。几次侥幸脱险后，一个农民把50名美国士兵出卖给了德国人。后者包围了他们，逼迫他们投降。汤姆被弹片划伤，被送到一家军医院。在盘问中，情报人员注意到他的名字是维尔纳，问他是否有德国血统。他不愿告诉对方自己说德语，是犹太人，而是声称他的祖父在19世纪就移民了。总体而言，他受到了体面的对待，因为正如俘虏他的人告诉他的那样：“今天你我们的俘虏，明天，我们你的俘虏！［原文如此］”经过仿佛遥遥无期的12天，他被释放了，并被派去管理以前俘虏他的人。

在战争的最后，安格雷斯甚至帮助解放了一座集中营——这是一次非常令人震惊的经历。市场花园行动和阿登战役让他身经百战，他目睹了国防军的崩溃，通过同情而不是威逼从德国俘虏那里获得信息。但当他在1945年5月初发现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的卫星营地沃伯林（Wöbbelin）时，感到“完全不知所措”。党卫队的警卫已经逃跑，“留下快饿死的囚犯自生自灭”。汤姆尚不清楚纳粹大屠杀的规模，腐烂尸体的恶臭让他作呕，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洗衣房里，尸体像木柴一样堆在一起”，有些已经腐烂了。他命令德国士兵清理现场，体面地埋葬死者，并帮助那些还活着的俘虏康复。为了反驳当地民众的严词否认，他强迫邻近城镇的“所有成年人”和“一些被俘的德国军官”见证了葬礼。

当年轻的犹太男性穿着盟军制服回到故乡时，他们的感情中既有胜利的复仇，又有人性的同情。一方面，阿尔贝特·贡珀茨回忆道：“我非常得意地驾驶着美军的吉普车”，“看到曾经美丽的城镇和村庄被摧毁”，以及许多德国人的“痛苦和惨状”；另一方面，弗兰克·艾克对汉堡被毁后的“完全混乱”感到震惊：“感觉不到任何幸灾乐祸”，因为“数百万无辜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苦难”。但让他高兴的是，“神圣的正义已经惩罚了那些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行的人”。他们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亲戚和朋友是否还活着。当汤姆·安格雷斯发现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在荷兰秘密幸存下来时，他欣喜若狂。“当我们找到母亲时，她哭得像个孩子。”但是像露西·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太多的幸存者只能哀悼他们的逝者。

由于他们对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在最初的占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经作为‘劣等种族的次等人’而被迫离开德国”，安格雷斯享受着权力的逆转，认为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他在战俘营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区分“绵羊”和“山羊”，查明“那些个人是自愿加入武装党卫队……还是仅仅被分配到”那里。阿尔贝特·贡珀茨受令与其他十几名军官和士兵一起“管理柏林的策伦多夫（Zehlendorf）区”，并征用了反情报部门负责人卡纳里斯上将（Admiral Canaris）舒适的别墅。作为信息控制部门的成员，弗兰克·艾克帮助建立了战后最早的汉堡广播站，并发布了“英国陆军为德国平民制作的第一份新闻宣传单”。为了对付谣言，他还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即为在德国北部重建民主媒体招募记者。

由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受害者认同他们新找到的庇护者，因此只有政治流亡者愿意在战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尽管弗兰克·艾克同情战败者，但他宣称：“我再也不会称自己为德国人了。”像汤姆·安格雷斯这样更愤慨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德意志民族散发着恶臭”，因为他们“像狗一样屈服”于胜利的同盟国。像阿尔贝特·贡珀茨那样的许多士兵想要继续他们的平民生活，只是等着积累足够多的兵役分，以便被送回美国。同样，集中营的少数幸存者希望尽可能远离折磨他们的人，有的像安娜·弗伦克尔那样去了以色列，有的像露特·克吕格那样等待美国签证。只有维利·勃兰特和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这样的政治难民才会冒险回来建设一个更好的德国。不过，尽管融入了新的国家，但与昔日故乡的情感纽带仍然让他们处于流亡中：“对于这么多难民来说，你可以让我们离开德国，但不能让我们忘记它。”

纳粹的受害者远不只是被动的靶子，他们为击败第三帝国所做的贡献被低估了。这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不赞同戈培尔的宣传的圈子，使人们对另一种选择保持了微弱的希望，而像托马斯·曼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国际公众名人也证明了存在一个反法西斯的德国。在年轻一代中，异议群体为那些不想与政权合作的人提供了一些鼓励，而年轻的流亡者把纳粹侵略的危险和种族主义独裁的罪恶本质告诉了他们在国外新遇到的同龄人。在德国以外，一些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参加了公开辩论，在公共论坛上攻击帝国的辩护者。最后，一些共产党人加入了红军，许多犹太流亡者也穿上了英美两国的军装作战，他们参加了战斗，还用自己的文化专长和信念帮助军事情报部门。

受害者的多样性

对大屠杀的记忆引发了人们从英雄崇拜向受害者心态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自传体回忆深受这种转变的影响。最初，无畏的抵抗组织成员是毋庸置疑的英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法西斯做斗争。毕竟，他们与野蛮主义作战，理想化地寻求在战后创造一个更好的民主或社会主义世界。此外，他们曾被系统地追捕，被捕后遭遇了盖世太保的酷刑或被党卫队处决。他们不仅通过自己坚定不移的示范做出了有象征意义的声明，而且通过破坏国防军的供给线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尽管他们的勇气令人钦佩，但因为参加了战后的清洗或支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治，他们的道德光环变得大为黯淡。此外，一些人因为以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为借口，建立剥夺人权的独裁统治而声名狼藉。因此，他们的英雄主义逐渐变得不那么受人尊敬。

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在公众记忆中扮演恶棍角色的德国士兵也声称自己是第三帝国的受害者。首先，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祖国进行一场英勇的战斗，以便扭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可耻的和约。官方对“前线阵亡者”的哀悼信和报纸上对为国家做出崇高牺牲者的赞美都沿袭了男性对人民和祖国尽责的传统范式。虽然对父母、妻子或朋友来说，失去亲人可能是痛苦的，但这种死亡具有一种可以安慰他们的伟大意义。但是，随着牺牲人数变得巨大，战局转向不利，以及在东方的暴行不断被曝光，这种传统的看法失效了。德国士兵没有成为英雄，反而将自己视为被自大狂元首和纳粹独裁统治出卖的受害者。因为他们的英雄主义已变得毫无意义，只能声称自己受骗牺牲。

与男性行凶者相比，德国女性似乎更有资格获得受害者身份。她们的回忆充满了苦难。这样的主张也符合女权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女性一般都是男性暴行的受害者，无论具体的情况如何。此外，在战争期间，正是女性被困在防空洞里，被战胜国的敌人强奸，或者被迫在零下的气温里逃亡。即使在战后重建期间，也出现了“女性的时刻”，是她们将剩余的家人团结在一起，确保他们在饥饿和寒冷中生存下去。虽然很吸引人，但这种刻板印象忽略了年轻女性对纳粹的普遍热情——许多人受到误导，志愿为军需厂工作，或者为东方的日耳曼化服务。由于自身的共谋，勇于自我批评的女性最终开始质疑她们在第三帝国的角色，并承认她们的很大一部分痛苦是咎由自取。

然而，犹太人的叙事仍然是对受害最有说服力的描绘，因为它们的作者是大屠杀中大规模谋杀的主要目标。虽然纳粹的种族清洗也对斯拉夫人施加了暴行，死亡机器也吞噬了波兰知识分子、同性恋者、辛提人和罗姆人，但希特勒只针对犹太人进行了彻底的灭绝。他们的自传讲述了不同但相关的苦难故事。一个幸运的版本描绘了第三帝国愈演愈烈的歧视和迫害，这迫使他们移民，需要在安全的庇护所获得新的身份。另一个则讲述了在集中营的险恶旋涡中，如何靠运气或本能战胜一切困难生存下来的故事，为纳粹的非人行径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还有一类讲述了抵抗者的历险，其作者潜入地下，加入反法西斯团体，或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从被德国占领的欧洲逃脱。这类叙事的情感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在回忆纳粹暴行时首先就会想到这些受害者。

尽管如此，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将承认受害者身份的大屠杀记忆之争作为要求赔偿的依据，仍然是有问题的。比较不同群体苦难程度的尝试常常会抹杀其背后的原因，而把抵抗运动战士、国防军士兵、纳粹妇女和大屠杀对象的回忆视作各自单独发展也忽略了它们本质上的关联。虽然两者都遭受了痛苦，但自作自受的行凶者和受其压迫的受害者之间的区别对于进行历史理解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赫尔穆特·科尔在柏林新岗哨纪念馆（Neue Wache Memorial）的落成仪式上说“献给战争和暴政的受害者”会引起这样的公众抗议。然而，认为犹太人的苦难独一无二的想法也有问题，因为它淡化了其他经历迫害和战争的群体的痛苦。因此，关于种族清洗和大规模谋杀的普遍教训是，只有全面禁止种族灭绝和重申人权，才能最终为它们的受害者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