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天，在释放前的审讯中，马丁·西格焦虑地面对一位英国少校，后者介绍自己是波兰犹太人。德国战俘犹豫了片刻，但随后承认他是来自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Kętrzyn）。——编注]的一名空军军官候选人。少校问：“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在那里待过吗？”接着又问道：“你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吧？”西格克服越来越大的恐惧，表示“任何相对聪明和运动能力较强的人都会自动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无须过问本人”。令他惊讶的是，军官猛地起身敬礼，以示对他的尊重。“在你的将近100名同志中，你是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希特勒青年团领导的人。”然后，提问者不再针对他个人，继续说道：“如果德国想重新开始，德国人就必须面对他们的过去，不管他们在那段时间的行为如何。”西格被军官的人性征服了：“波兰犹太人向我展示了一条通往新开端的道路——没有仇恨、指责或威胁。”

退伍士兵这才逐渐意识到“真的输了战争”的全部含义。为了回到父亲的房子，埃里克·黑尔默穿过一片名副其实的荒漠：“事实上，在目力所及的范围，碎石，碎石，还是碎石，以及像幽灵一样伸向天空的废墟。”在一座被摧毁的房子的地下室墙上，他发现了一条信息：“威利，我们还活着，和埃尔泽一起生活。”在寻找大路时，黑尔默遇到了一名悲伤的妇女，后者可怜巴巴地问她的儿子有没有幸存下来：“你看到保罗了吗？”黑尔默劝她要有耐心，他想知道：“有多少保罗永远不会回来了？”看到满载碎石瓦砾的卡车，他不禁想：“有可能处理掉所有废墟吗？”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新的生命才会从废墟中长出来？”大多数城市的彻底破坏威胁了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的生存。德国人现在面临着饥饿、寒冷和痛苦，就像他们之前带给别人的。

几乎比对肉体的挑战更严重的是，战败导致的政治迷失造成了心理上的困境。对所有人来说，未来似乎都没有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糟糕，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职业。”马丁·西格想：“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德国，我们还有什么前景？对我来说，只留下一片空虚的过去就像是幽灵”，没有人愿意谈论它。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痛苦地抱怨说，在多年的胜利后，“我们输掉了战争和一切，家园、财产和对历史正义的主张”。在囚犯营里，俘虏们努力想要理解失败的原因，试图坚持错误信仰的顽固纳粹分子与愿意承认德国罪行的新生民主派发生了斗殴。“雄心勃勃的计划和梦想最终换来了”囚禁，赫尔曼·德布斯回忆道。“至少现在知道，我们被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背叛和出卖了。”

彻底的失败打断了人生轨迹，改变了生活模式，在几乎所有战后叙事中制造了巨大的断层。这并不意味着1945年构成了一个“零点”，因为这种辩护的说法显示了一种幻觉——为创造新的开始而抛弃负面的过去。这也不意味着更新的与之相反的观点，即纳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因为这种观点低估了个人生命受到的巨大扰乱。相反，为了在一个由胜利者的惩罚性政策主导的世界中生存，战败者必须找到新的顺从策略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占领军的统治下，作为昔日主宰的民族共同体转变为一个失败的共同体，被共同的罪恶感和苦难团结在一起。此外，第三帝国的崩溃颠覆了社会等级制度，前纳粹成员失去了他们的特权，以前的受害者有权决定他们的命运。因此，1944年至1948年德国的崩溃和战后的混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地位，改写了许多人的生活计划。

对于魏玛时代的孩子们来说，1945年的“大动荡”最终提供了“成为真正的成年人的机会”。在前线作战、在防空洞里缩成一团、在集中营里受苦，通过目睹大规模的屠杀和死亡，这一切造就了一种扭曲的成熟，青少年提前长大了。但是纳粹的战争也推迟了他们完成学业、开启职业和建立家庭的时间，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由于支持希特勒的征服和暴行，大多数父母失去了作为指路人的权威：父亲被纳粹主义污染，母亲为日常事务而过度操劳。战争结束时，当轮到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自己负责重建时，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学。马丁·西格还记得这种经历的影响：“18岁时，我完全长大了，独自为我的生活负责。所有塑造未来的计划、决定和尝试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失败的滋味

德国投降后，“人们开始感受到输掉一场战争意味着什么，”阿格内斯·莫斯曼回忆道，“艰难和悲苦只会增加。”意识形态宣传和军事命令已经放松了对文明的约束——只是现在德国人发现自己变成了残暴行为的受害者。遵循不要任何俘虏的口号，国防军罪行和平民暴行造成的仇恨和报复引发了对试图投降的士兵的自发杀戮。同时，纳粹行凶者和普通德国人混为一体，这鼓励了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暴力行为。马丁·希格的母亲“被强奸，在公寓遭到洗劫后上吊自杀”。约阿希姆·费斯特垂头丧气的祖父干脆放弃了：“死因应该是［对活着］万念俱灰。”虽然正式战斗的结束让人松了一口气，但向和平时期的过渡对士兵和平民来说都充满了危险。

在国防军的崩溃过程中，年轻的士兵拼命试图避免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杀或被胜利者俘虏。如果驻扎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他们可以指望逃过射杀逃兵的宪兵和推进中的敌军，后者更关注的是军事目标而不是抓俘虏。当16岁的高射炮手马丁·格赖芬哈根听说军官们密谋回归私人生活时，他也脱掉军装，“决定结束战争”。穿上短裤和彩色的衬衫，这位看起来无害的青少年径直走回了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弟弟温弗里德在收到征召文件后躲了起来，成功地“逃脱了一小段时间”。当盖世太保抓住他，并把他押送往更安全的监狱时，他突然从斜坡上跳下逃跑，并躲过了搜查队。另一些更年长的士兵也脱下军装，放下武器，撕碎他们的服役记录，以便重新成为平民。

即使被正式俘虏后，一些国防军士兵也能设法从混乱的临时战俘营中逃脱。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党卫队军官罗尔夫·布尔文无视“自愿前往”波希米亚北部“收容点”的命令。被俄军巡逻卡车的灯光拦下后，他跳到暗处，在一连串的谷仓里藏身。布尔文晚上赶路，在10天的时间里避开了所有检查站。他挣扎着向图林根的鲁多尔施塔特进发。凭借非凡的运气和胆量，他藏起苏联战俘证，最终真的回到了妻子身边（图20）。当面包师格哈德·鲍克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成为俄国的奴隶劳工时，尽管他喜欢抓住他的苏联人，但同样决定“我必须离开这里”。在一场暴雨中，他借着前往黑市的机会，在柏林从他们的卡车上跳下，溜进地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回了自己家。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躲了一段时间后，他受雇于美国军队，从而取得了获得食物和住房所必需的文件。

然而，绝大多数国防军士兵在最后的战斗中或德国投降后成了战俘。在保卫横跨莱茵河的雷马根桥时，约阿希姆·费斯特“几乎撞上了一名美国大兵，后者正拿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并立即开始大喊：‘举起手来！赶快！举起手来，小子！’”费斯特大吃一惊，乖乖地放下武器，成了囚徒。同样，卡尔·黑特尔“突然遇到大约10个老美［美国士兵］，他们手持准备好［射击］的自动手枪”。利用对方愣神的工夫，他马上按照美军传单的指示高喊：“不要开昌[原文将开枪的shoot拼成了shut。——译注]，我们投降”［原文如此］，从而没有受伤。与之相反，5月7日，霍斯特·安德烈的指挥官向他的部队宣布，在意大利的国防军投降了，并解释说：“每个士兵都被解除了职责，可以试着回家。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必须和其他人一起前往美军的战俘营。”回乡路途漫漫，又和战友情谊深厚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冒险成为战俘。

大多数德国士兵愿意前往美军的战俘营，希望得到更好的待遇，更快获释。在东线，大批迁移者试图前往易北河边，那里是美军占领区的边界。为了穿越冰冷的河水，马丁·西格造了一个小木筏。木筏倾覆了，但是几个黑人士兵把他拖到岸上，他们的篝火让他苏醒过来——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性举动。而卡尔·黑特尔等人在美军战俘营里的处境就不那么好了，他们失去了手表，睡在泥泞地面上的帐篷里，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一名带着普法尔茨口音的美国中尉冲费斯特喊道：“你们这些纳粹蠢货将不得不习惯这样的事实，你们现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发言权。”霍斯特·安德烈体验过各种经历，从松懈的关押到无情的囚禁，后者由一心想要复仇的犹太军官管理。莱茵河草地战俘营中一些骇人听闻的情况仅仅是美国军队没有准备好处理多达200万战俘的结果。

尽管如此，根据许多证词，被美国人关押是运气最好的，那里的待遇不那么残忍。新俘虏要接受汤姆·安格雷斯这样的美国情报军官的盘问——他们自己也是难民——然后检查他们是否为党卫队成员。（希姆莱的卫队受到了更严厉的处置。）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德国国防军战俘对俘虏他们的人的不正式、松散的纪律、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充足的补给感到震惊。他很难理解，这样心慈手软的“美国佬”是如何打败久经沙场的国防军士兵的，他将他们的胜利归因于优越的资源。当战俘被转移到固定的营地后，大多数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吃得好，住得体面，还可以参加体育比赛。当改造讲座和军营杂志宣扬批判第三帝国的观点时，一些拒不悔改的人开始为“希特勒的伟大”辩护，而另一些人则谴责这场“愚蠢的战争”。当约阿希姆·费斯特在法国逃跑后被重新抓住时，他被关在笼子里6周的惩罚相对还算轻的。

英国的战俘营同样可以接受，因为那里对战俘的处置并不无当，尽管资源不那么丰富。霍斯特·安德烈描绘了在意大利快乐的战俘营生活，其中“所有机构，例如厨房、服装供应处和鞋匠铺都由德国囚犯经营”。为了摆脱无聊，这些看守较松的囚犯们会打牌、下棋和踢足球。战俘甚至被允许前往海滩与意大利农民交往。尽管住在帐篷里，但他们拥有“全部便利设施、一个剧场和电影院”，甚至还有“一所大学，被俘的德国教授在那里上课”。相比之下，在德国北部，“可怕的饥饿伴随着英国人而来”。由于逃跑的战俘会被枪杀，马丁·西格志愿从事农业劳动，因此获得释放。埃里克·黑尔默假装是化学家，拿到了获准离开的文件，而霍斯特·安德烈让自己的心律不齐加剧，以便能够以医疗原因获释。罗伯特·诺伊迈尔则通过更改参军记录和从战俘火车上跳下逃出了一个条件恶劣的英国战俘营。

被法国人监禁的生活则更加艰苦，因为这个被摧毁的国家更穷，对德国人的敌意因此也更大。“作为它所宣称的战争公认的主要受害者，法国需要廉价的奴隶劳工来重建这个人力不足的国家。”战后大约有200万士兵在那里被囚禁了几年，作为其中的一员，卡尔·黑特尔憎恶普瓦捷（Poitiers）的战俘营。他写道：“卫生条件令人无法接受，完全缺乏饮用水，我们吃不饱，食物量远远低于最低生存标准，而且生活在一个几乎处于亚热带温度下的拥挤不堪的帐篷城市里，这让我们吃了很多苦头。”为了对抗抑郁，他在营地管理部门填写表格，并上了一位专业数学家的课。后来在拉帕利斯（La Pallice），他抓住机会志愿担任技术绘图员，帮助绘制了法国海军修复的德国U-510潜艇的“一系列线路图”。虽然这份工作改善了他的状况，提高了他的工程技能水平，但他仍然对被关了这么长时间感到痛苦。

被俄国人俘虏的德国国防军士兵会受到残酷的对待，这促使他们一有机会就逃跑。眼科医生君特·格罗斯遭到搜身，被强迫埋葬尸体，还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女人被“残暴地拖进树林里强奸”。“我们听到她们的呼喊和呼救，但爱莫能助。”在即将被送往苏联时，他留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然后忍着脚疼走了三个星期，渡过了几条河，躲过了巡逻，最终回到他在吉森的家。同样，在前往俄国的途中，卡车司机保罗·弗伦策尔用刀子和铁钩撬开了运畜车上的一块烂木板，打开车门跳下了火车。抵达特兰西瓦尼亚后，他向匈牙利农民乞讨食物、衣服，并获得了一些建议，然后设法走了两千多公里。他假扮成牧羊人骗过俄军巡逻队，还逃过了美军的新一轮抓捕，最后回到他在东德的家乡。

让被关押在苏联变得更加致命的是，那里的生活水平更低，对纳粹暴行的怨恨也更强烈，战俘的生命不值钱。格哈德·克拉普夫在波希米亚被俘，最初被带到奥斯维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防军士兵就被关在那里。他觉得“失去最基本的行动自由是监禁最令人讨厌的方面”。作为一名受伤的军官，他最初的处境还不错，但很快就被安排在矿井里挖煤，在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编注]速度干活。克拉普夫先后被送到一系列不同的集中营，经历了“痛苦的生存模式：饥饿—无聊—饥饿—疲惫—饥饿—回国的希望逐渐消失”等等。只有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对音乐的热爱才使他活了下来，直到被监禁三年后，他才偶然被选中顶替一个被拒绝的党卫队成员的回乡配额，当时他的体重只剩下了90磅。

尽管有许多“不受限制的仇恨”，但仍有一些囚犯非常幸运地经历了非凡的人性时刻。空军新兵霍斯特·格罗图斯在东线被俘，并被转移到苏联的高尔基市（Gorkij）[今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Nizhniy Novgorod）。——编注]。饱受缺少食物和水的折磨，他对“普遍的忽视”感到恐惧，那导致俄国人沦为无精打采的机器人。从驳船上卸完货后，他还要在一个油罐厂铺设电缆和分拣废金属。苏联指挥官搜刮了收益，把给囚犯的食物转手倒卖。战俘的状况迅速恶化，许多人饿死了。在从一列货运火车上卸货时，格罗图斯的鞋子被一根铁轨夹住了，一节车厢从他的脚踝上碾了过去。血止住后，一位自己也失去了一条腿的苏联医生给这个年轻人的两只脚截了肢，安慰他说：“你不应该伤心。你将能够重新走路。”多亏了几名护士随后的护理，他才熬过了一系列其他疾病，开始为看到“德国暴行的遗迹”感到羞愧。

长期囚禁期间的一条生命线是与家里的通信，这让战俘和家人放心，他们的亲人还活着。民用邮政系统的崩溃，轰炸和逃亡造成的地址变化，以及禁止囚犯写信的命令，这些都使夫妻在战争结束时对彼此的命运一无所知。即便内容平平无奇，但当卡尔·黑特尔在“经过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后收到来自德国的第一条生还消息”时，他还是欣喜若狂，这重新燃起了他对最终回家的微弱希望。1946年3月，霍斯特·安德烈同样经历了“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收到的邮件让他放心，父母和兄弟姐妹“从波美拉尼亚的逃亡中幸存”。绝望地期待平安消息的雅各比娜·维托拉也欣喜若狂，因为她收到了未婚夫威廉·霍迈尔（她后来嫁给了他）寄来的第一张预先印好的战俘明信片：“我可能哭着跳起了舞。”

由于战俘营的恶劣条件，苏联人的反法西斯宣传普遍收效甚微。许多囚犯对俄国的幅员辽阔和承受苦难的能力印象深刻，甚至愿意听鼓动者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或阅读像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这样的左翼作家作品。逃兵格哈德·约阿希姆很高兴“我们的战争结束了”，德国被从法西斯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他“感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的气息，这也激励我们转向……一个公正社会的梦想”。但是，绝大多数思乡的囚犯拒绝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Germany）的说教，而是专注于他们食物的匮乏和每天的生存状况，同时希望能很快被释放。由于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可靠消息，而只能听到关于德国命运的谣言，大多数战俘拒绝接受“看似中立的反法西斯主义”。汉斯·克维萨回忆说，苏联“争取我们公开支持共产主义”的努力通常以失败告终。

被囚禁的时间越长，想要设法逃脱的渴望就越强，即使失败会带来严厉的惩罚。因为这个国家的面积，语言的差异，以及对旅行的控制，使得逃离俄国战俘营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开法国的战俘营似乎更加容易，但需要大量的后勤准备。当卡尔·黑特尔未能争取到获释时，他认定“走出这种痛苦的最后一条路就是逃跑”。通过出售潜艇模型和为镇上的自助餐厅购买食物，他攒下了16000法郎，购买了平民的衣服，并通过一名战友的女朋友买到了车票和米其林地图。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风险”，于1947年12月17日潜逃，乘夜班火车前往巴黎，然后买了一张前往萨尔边境的车票。他悄悄地徒步穿越边境，来到一个朋友家，后者向他提供了释放文件。凭着这份假文件，他继续前行，在圣诞节时找到了他在苏占区的妻子。

为了加快合法释放，每个战俘都设法让他们的囚禁提前结束。战胜者使用正面标准（例如对重建技能的需求）来释放囚犯，用负面标准（例如参与暴行）来延迟释放。俄国人则使用健康测试，营地医生会捏裸体战俘的臀部，根据剩余的肌肉量把他们分成4个等级。接近死亡的那些被留下来，因为他们无法承受旅行；那些太虚弱而不能承受沉重劳动的人将第一个被送回家。赫尔穆特·拉什多夫通过摇动稻草床垫引发哮喘来获得出狱就医的机会。但是较为强壮和年轻的人会被留下来“从事收割，修理街道和铁路”，或者在矿井里工作。威廉·霍迈尔试图讨好共产党战俘营的当权者来获得释放，而迪特尔·舍恩哈尔斯则用伪造的南斯拉夫身份逃过了被美军囚禁。

最后被释放的囚犯中有平民和士兵，他们是因为身为纳粹首脑分子或党卫队成员而被关押的。在西部的拘留营和东部所谓的特别营（Spezlager）中，数十万人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到严密的审查。格哈德·鲍克的父亲由于“母亲公寓的租户告发”而被捕，因为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曾在市议会为纳粹党工作，并领导过HAGO（纳粹的工匠、贸易和商业组织）的地方分会。他被投入英国人的军事监狱，直到1948年才获释。同样，党卫队成员罗尔夫·布尔文勉强逃脱了例行筛查，趁着英国军官的一时疏忽，从“待检查”的队伍跑到了“已检查”的。但由于身为纳粹党和党卫队成员，并曾在波兰指挥一个安置营，他的岳父遭到了逮捕。虽然家人可以探望他，但在“没有人指控他”的情况下，他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被释放。

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和囚禁，归来的战俘经历了催人泪下的团聚，看到彼此还活着的家人时流下了快乐的眼泪。为了减轻正面的冲击，克拉普夫从车站打电话给他不敢相信的父亲，问道：“牧师，你知道是谁在和你说话吗？……是格哈德，你的儿子。”当罗尔夫·布尔文不宣而至地走进来时，年轻的妻子露特惊呆了：“我坐在那里，好像被冻住了，几乎不想相信。”结果，“我们沉浸在幸福中，小厨房里的每个人都目中含泪”。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回忆道：“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周日的重聚喜悦，因为我的父母已经一年多没有我的消息了，他们一直担心会失去我，就像失去我的兄弟恩斯特一样。”霍斯特·安德烈的父母看到穿着破旧伞兵制服的他时非常震惊，他的“妈妈高兴得哭了”，因为他回来了，而“我自己也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有约阿希姆·费斯特注意到他的父母苍老了。

虽然很高兴活了下来，但归来的战俘感到震惊，因为在他们离开期间，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柏林让我大吃一惊，”费斯特回忆道，“除了一片延伸到地平线的灰褐色废墟，什么也看不见。”即便被释放了，退役士兵也不得不接受占领军的统治，后者的控制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复杂。不管人们有什么看法，都必须服从贴在墙上的法令。此外，占领区的划分迫使埃里克·黑尔默必须穿过数百个令人紧张的边境哨所才能拜访他在东部的父母，同时又在西部完成高中学业和学习神学。由于东普鲁士现在归俄国和波兰管理，像霍斯特·安德烈这样的许多前战俘变得无家可归。他震惊地发现6个逃难的家人挤在某座西德庄园的一个小房间里。

虽然回家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满身创伤且“心理崩溃”的战俘的重新融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和烧掉所有衣服以去除虱子和臭虫是令人愉快的第一步。更复杂的是吃适量的食物来恢复健康，因为饥饿带来的渴望经常导致人们因暴饮暴食而生病。格哈德·克拉普夫甚至受不了睡在床上这种“舒适的奢侈”，而是躺到了地上。“诚然，我一开始对再次适应文明社会的美好生活感到很不自在。”克服反复出现的战争或监禁噩梦需要更长的时间。承认恐惧被认为不符合“男子气概”，经常得不到治疗。然后，人们会谈论如何补上错失的经验，平民只对战俘的苦难表现出有限的兴趣，许多事情不会被提及。最后，如果女朋友决定开始新的生活，还必须要克服分手的失望。

获得正确的文件是下一个挑战。在实行定量配给的被占领土地上生活，需要一系列加盖官方印章的许可。对于埃里克·黑尔默来说，“‘自由’的第一天实际上是不自由的，因为需要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合法释放的证明。罗尔夫·布尔文用土豆制成的假印戳制作了自己的证明，也有人用学生偷来的空白表格。然后，前战俘要带着这份文件前往当地的市长办公室申请“居留证”，使他或她有权留在某个城镇。这份许可让他们能够得到一张令人垂涎的配给卡，这是从商店购买食物所必需的，没有它就无法生存。他还需要获得住房分配资格，因为许多住宅已被摧毁。当一个官员问卡尔·黑特尔，为什么他和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生活在一起时，他干脆决定立刻和他的女朋友结婚。

准备好文件后，返家的战俘可能会体验几天短暂的自由，不必马上负起责任。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终于“我们感觉摆脱了”多年来纳粹的压迫，而监禁的结束让“我们逐渐找回了自己”。“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虽然他既不是战犯，也不是政治犯，但在试图恢复之前的工作时，他还是被苏联当局征调参加“奴役劳动”。“现在，共产党人异想天开地任命一名前农场工人担任市长，又一次实施了强制和压迫。”约翰森首先被命令拆除魏森费尔斯（Weissenfels）第二条铁轨的“所有架空电线”；然后，他又被派去拆卸一处露天褐煤矿的大型挖掘机。虽然重建任务需要人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拆除东德的工业设备并将其运往苏联，这很难让那些试图重建它们的工人对俄国人有好感。

为了让餐桌上有食物，归国士兵不得不寻找临时工作，不再坚持重操以前的职业。“拆除行动和缺乏原材料让经济状况很糟糕”，他们曾经工作过的许多公司被迫停业。因此，保罗·弗伦策尔别无选择，只能在他父亲的火车站餐厅里当服务员，更像是一个“家仆和勤杂工”，而非训练有素的商人。那些没有完成教育就去打仗的年轻人日子更不好过。埃里克·黑尔默很高兴能找到工作，决定“去铁路上”从事维修工人的体力劳动。他的理由是“如果想要生存，我们就必须帮助重建”这个国家。赫尔曼·德布斯有幸被莱茵河上的一艘拖船重新雇用，但这项工作现在很危险，因为河中满是沉船和断裂桥梁的碎块。即使是海因茨·舒尔泰斯这样想上大学的归来者，也必须把从事“有助于德国重建的工作”作为入学条件。

有时候，纳粹的过往会影响求职者，毁掉他们最好的计划。为了隐藏自己的党卫队成员身份，罗尔夫·布尔文从手臂上割掉了会暴露他身份的血型文身，留下了一道伤疤。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受雇于图林根州小镇柯尼希塞（Königsee）当地的警察部队，同时隐瞒了他之前的活动。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直到他突然被要求向市长汇报。这位官员刚刚得到消息，罗尔夫曾是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和党卫队成员，因此不能再容忍他待在俄国占领区的部队中。他告诉布尔文：“说实话，我是共产主义者，但首先是德国人，”并警告他，“你有三天时间”去西部。布尔文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手忙脚乱地徒步穿越占领区边界，在弗里德兰（Friedland）中转营做了登记，然后前往露特的父亲所在的策勒（Celle）。安稳生活的梦想破灭后，他们不得不住在马厩的一头，布尔文重新开始当拖拉机司机，为一家树苗圃工作。

留下的平民和回家的士兵都必须接受他们在第三帝国政治参与状况的审查。在回家途中，埃里克·黑尔默不得不填写一份关于他的隶属关系的很长的调查问卷，由于他的反法西斯态度，他毫不费力地填完了。有了对“盖世太保和希特勒保镖的野蛮纳粹行为和阴谋”的告发的帮助，美国人“甚至在老纳粹分子从前的办公室、学校和政府机构追捕他们”。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在俄占区，“突然出现了一批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的老共产党人”。“现在轮到他们把纳粹时期的人列为共犯或行凶者了。”在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新一轮逮捕和秘密拘留开始了”。因此，纽伦堡审判的死刑判决仍然颇具争议性：“是谁给了胜利者像神一样审判的权力？他们自己也在毫无顾忌地杀人。”

先是在战俘营，然后是在家里，一个集体自我反省的过程开始了，试图为纳粹的灾难找到解释。不思悔改的民族主义者常常指责盟国和抵抗运动的成员，重新提到“资本家、世界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这些“老旧的敌人形象”。许多军官认为希特勒的傲慢和无能要为战略错误负责，将失败归因于他“不切实际”地向全球开战。渐渐地，像马丁·西格这样的少数人“意识到有一个人和他的帮凶一起让半个世界被火焰、毁灭和死亡所吞噬，以其对意识形态和强大力量的信仰造成了全球的灾难”。但对于大多数战败的德国人来说，迈出下一步并承认自己参与了纳粹的罪行，在心理上非常困难，即使这最终“无法逃避”。像汉斯—哈拉尔德·席尔默所做的那样，声称“我们对用毒气室和火葬炉杀害了450万或600万犹太人的特殊灭绝营一无所知”，更容易让良心平静。

对于德国人来说，根据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以及纯粹的运气，战争是在很不相同的时间结束的。1944年10月，第一批被解放的平民是亚琛的居民。其余的人又等了半年，才通过1945年5月的投降结束了最后的战斗。德国国防军的投降产生了大约1000万战俘，他们被逐步释放，最后的生还者直到1955年才离开俄国。在漫长的囚禁期间，卡尔·黑特尔苦涩地抱怨道：“每当我听到许多年轻人已经回家或从未离开，我就怒不可遏，心中升腾起怒火，对不公的命运感到怨恨。”他代表许多绝望的战俘继续说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受到被监禁的待遇，而其他人却在家里大摇大摆，尽情享受生活，也许还嘲笑我们。”虽然长期的囚禁对于纳粹的赎罪和重建被毁的国家是必要的，但它摧残了战俘的身体和精神，也使许多德国人难以面对自己的责任。

女性时刻

陷入战后混乱的第三帝国是“女性时刻”，因为她们必须清理男性同胞留下的烂摊子。不仅有几百万年轻男性作为德国国防军战死，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沦为战俘而无法回家。在此之前，在废墟中或逃难中保证日常生存的挑战主要落在了女性的肩上。这种新的责任有时会让女性变得更强大。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姐姐说：“父亲不在的一年半里，我们多愁善感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充满干劲的人”，完全抛下了她的优雅。“她二话不说接管了大楼，向居住者发出指示，在黑市上展开艰难的谈判，还坐在市郊火车的车顶上前往乡下，带回一把土豆、一个卷心菜或一纸袋皱巴巴的冬季苹果。”“瓦砾女人”的流行形象描绘了这种令人惊讶的力量，显示出女性曾被父权主义的强硬措施所压制的行动能力。

1945年，在与占领军打交道时，女性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盟军害怕男性“狼人”游击队的抵抗，但女性被认为不会构成任何安全威胁。因为她们主要关注私人领域，也不会抗议胜利者拆除工业设施之类的政策。由于她们的相互支持的网络仍然是个人的，因此躲过了盟军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但许多关于强奸的故事不全是复仇主义者的捏造，特别因为它们还提到了法国和美国士兵的性掠夺行为。此外，当胜利者的军队闯入家中抢夺贵重物品，或仅仅为了好玩而破坏家具时，女性是无助的。尤其令人恼火的是占领军在他们的房子里住宿。在与俄国士兵打交道时，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发现“快乐和痛苦总是各占一半”。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如何处理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性别关系。

在西部占领区，最初禁止士兵和德国姑娘交往的命令很快就失效了，因为双方都渴望有人做伴。为了与战败的敌人保持距离，美军曾禁止与德国妇女发展关系，用名为《薇罗妮卡，谢谢》（“Veronika Dankeschön”）的漫画将她们描绘成性病的源头。但随着数以千计的男女青年寻求消遣，大兵和女孩很快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这类恋情的发展部分是由于物质原因——胜利者会提供咖啡、巧克力和香烟——部分是出于对彼此的真挚感情。作为一拨请愿的结果，军方于1946年12月取消了对“德国新娘”的禁令，允许士兵结婚并将他们的配偶带回美国。由于种族隔离，黑人士兵和白人女孩之间的结合需要获得美国军官的许可，但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申请经常遭到拒绝。归来的战俘也憎恨这些与美国人交往的女性，称她们为“美国佬的妓女”。

相比之下，在苏联占领区，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特别是在最初被美国人占领的地区，红军的到来引发了“巨大的怨恨和对掠夺的持续恐惧”，这很难带来友好的互动。除了预料中的掠夺珠宝、手表、相机和自行车之外，“当地居民还一直担心和恐惧红军士兵野蛮攻击妇女和女孩”。霍斯特·约翰森回忆道：“当永远喝不够的他们找到酒时，最好及时离开。”个别俄国士兵可能是善良又多愁善感的，就像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在与名叫萨沙和尼古拉的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交好时所发现的。但总体而言，他们喜怒无常，情绪在慷慨和残忍之间摇摆不定。在某些情况下，获得解放的波兰人或捷克人的行为甚至更加残酷，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骚扰的妇女有时会请求俄国官方提供保护。

在分配给俄国和波兰政府的东部领土上，权力关系突然颠倒了：从前的仆人变成了新的主人，试图抹去从前归德国人所有的一切迹象。返回的难民变成了“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像埃丽卡·朔尔茨—奥伊勒（Erika Scholz-Eule）和她的妹妹特劳德尔（Traudel）这样的西里西亚人庆幸自己还活着，他们“不想离开，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德国”。但在被逐出家门、失去工作和被剥夺公民身份后，他们只能作为新的下层阶级继续待下去。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的波兰人一天天从东边抵达，乌尔苏拉·贝伦伯格注意到，“德国农民现在不得不在他们继承了几代人的农场里当劳工和奴仆”。以前的居民不顾一切地想要坚持下去，包括在地里做苦力、做石匠等。他们现在知道了在外国统治下、在“完全无法无天的状态下”生活意味着什么。

尽管付出了努力，但从长远来看，战败的德国人无法阻止他们被系统性地驱逐出自己的故乡。当一个喝醉的波兰人开始脱她的衣服，想要强奸她时，17岁的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在那一刻决定逃走”。她用麻袋缝制背包，说服不情愿的父亲弄来所需的出境许可。由于他们“几乎不能随身携带”除食物以外的任何东西，“无可取代的贵重物品被留了下来。我父母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没有了”。在去车站的路上，父亲把一个袋子放在头上，以免看到他正在失去的东西。在下一个城镇，他们找到了“德国人离开”东普鲁士的交通工具，结果却被塞进运牲畜的车。他们在长途旅行中蜷缩在没有供暖的车厢里，“充满了恐惧”。当另一辆车在停留期间被洗劫时，他们听到了哭喊声。在斯德丁，被驱逐者匆匆乘火车西行，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想法：“离开，得救。”一张这样的照片显示，被驱逐者出现在以前运送犹太人的同一种运畜车上（图21）。

同样，在波兰的统治下，在西里西亚作为“影子存在”的德国人也无法继续在此生活下去。占领者希望为本国公民清空土地，他们被斯大林从更东面驱逐。由于除了流言没有其他消息，剩下的德国人不知道根据《波茨坦协定》，他们将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被转移到西部。但他们确实注意到，经过不断的羞辱和饥饿，“复仇已是常态”。16岁的乌尔苏拉·马伦多夫仍然穿得像个男孩，刚刚从伤寒中恢复过来。她幸运地找到了助理护士的工作，这提供了允许她留下来的官方文件。在农村的长途跋涉中，她帮忙将医疗用品分发给躲避波兰民兵的贫困德国人。虽然已经学会了一些波兰语，但她仍无法避免在1946年夏天被驱逐。斯切林的所有德国人都被装进一列原本空着的货运列车，然后被送往西部。即使在那时，马伦多夫就“清楚地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波兰对留下的德国人的政策是矛盾的：华沙想要清空西里西亚，为来自东方的定居者腾出空间，但又禁止有技能的专家离开。在混乱的过渡阶段，以佩戴白色臂章为标志的德国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房子、食物和工作。“我们被系统性地剥夺了任何生存的可能性。”1946年5月，露特·魏格尔特的家人最终设法加入了乘坐运畜车前往西方的被驱逐者行列，以便“以德国人的身份在德国生活”。他们首先进入弗里德兰的中转营，然后被暂时安置在下萨克森州。露特自己留了下来，因为作为煤矿工人，她的姻亲和从战俘营归来的丈夫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工人，所以他们被禁止离开。因为“我们被困住了”，他们决定通过学习波兰语和靠音乐交朋友来“与新的占领者打交道”。情况逐渐改善。后来，到了1957年，他们获得了作为“后期遣返者”（Spätaussiedler）离开的许可。魏格尔特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表示：“一方面，我们很高兴终于能够离开；另一方面，很明显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再也找不回来了。”

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面临着捷克人的歧视，最终也被驱逐出境。只要对农民的劳动仍有需求，他们就被允许进行收获，但此后，“村里开始了大规模的驱逐”。23岁的前战俘汉斯·陶施被逮捕、监禁和殴打，并且没有明显理由地被指控为“纳粹猪”。因为这样的民族主义报复，“我和我的亲人都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家里不仅不可想象，而且是危险的”。没有等到正式驱逐，陶施家就把他们的一些财产通过巡逻兵较少的边界转移到了弗兰肯（Franconia）。1945年12月8日，他们拿到了官方许可证，带着除了两把被没收的小提琴之外的其他财产前往巴伐利亚。陶施的父母心烦意乱，“回头后顾，他们的眼里含着泪水；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乡了”。穿越边境“意味着我生命中的一次休止，开启了对我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虽然捷克人遭受的苦难比波兰人少，但他们的报复心甚至更强。

即使到达德国后，对被驱逐者的考验也远未结束。接收他们的社区憎恨他们，认为他们消耗了本就稀缺的资源。从火车上下来后，他们被送往弗里德兰等地的安置设施，进行除虱和登记，并得以进食。如果有亲戚，他们就被鼓励马上去投亲；如果没有，就被送进难民营，在那里可以勉强生存。克里斯特尔·格罗舍克不得不从一个雇主转到另一个，以逃避讨厌的求欢要求。当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来到代尔门霍斯特（Delmenhorst）外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时，她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保暖办法。通过向开明的教育部长玛丽·伊丽莎白·吕德斯（Marie Elisabeth Lüders）请求，她才被不来梅（Bremen）的一所高中录取。更令人恼火的是当地人的“不信任”，他们把新来者当作“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流浪汉”。感觉受到怨恨，属于不同的教派，而且“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贫穷”，这些都无法帮助难民接受他们的流离失所。但是努力融入的坚定决心逐渐为他们赢得了尊重。

在被摧毁的城市里，重建工作是从清理废墟开始的。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在不借助机械的情况下完成的。被去纳粹化法庭列为随大流者（Mitläufer）的男性纳粹分子通常被判处清扫街道，以此作为一种社区服务的形式。根据英格丽德·博克的说法，每个想在“不来梅工作或上学的人或学生”都必须出示“志愿劳动证书”才能被接纳。“我们都照办了，没有抱怨，因为我们很高兴战争结束了。”但战后的照片显示，主要是穿着短裤、粗糙的衬衫、靴子和头巾的女性把瓦砾铲到卡车上。埃丽卡·陶布霍恩回忆道：“许多女性从砖头上凿下灰泥，以便在重建中再次使用。”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此时的女性还接手了曾经主要由男性担任的其他工作，如烘焙面包和驾驶有轨电车。

由于食物供应不足，许多城里的德国人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饿了肚子。在战争的尾声阶段，粮食产量直线下降，而农业领土的丧失和交通工具的缺乏阻碍了分配。罗伯特·诺伊迈尔回忆道：“饥饿是我们每天的伴侣。我们所想的一切只围绕着吃。”由于低效和在性别上偏向体力劳动者，配给制度只提供了每日最低营养需求的一半左右。这危及了所有人，尤其是老人和婴儿。大部分烹饪工作都是由母亲们完成的，她们扩充了传统的食谱，命令年龄较大的孩子采集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野生浆果、蘑菇、路旁树上的水果和蒲公英叶。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他捡拾收割后剩下的麦粒，因为可以将它们磨成面粉。另一些家庭利用他们的花园种植土豆、绿叶蔬菜和甜菜，以补充微薄的配给。尽管如此，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回忆道，“饥饿经常在晚上折磨我，使我无法入睡”。

获得比配给卡更多的食物的一种方法是到农村地区，用贵重物品与友好的农民交换食物。这种寻找食物的方法被称为“仓鼠法”，因为那种啮齿动物有收集和囤积食物的习惯。埃里克·黑尔默记得，“从城市开出的火车常常拥挤到令人绝望，背着包的人像葡萄一样挂在车厢上”，这些人都是为了“到农村交换或购买东西，以改善他们的营养”。饥肠辘辘的城里人拿出钱或珍贵的财物，诸如家用银器、珠宝和瓷器，希望农民愿意放弃一些火腿、香肠、鸡蛋或土豆。另一个策略是到农场找到某个失散很久的叔叔，说服他分一些剩余的食物。像费尔斯（Fehrs）这样在美国有亲戚或朋友的幸运家庭，也会收到作为人道主义救济的食物包裹，可以暂时缓解他们的饥饿。这种不对等的交易类似于乞讨，而女孩和妇女特别擅长唤起同情和在回家路上躲避执法者。

饥饿的城市居民还用其他不太合法的方法来获得一些吃的东西，比如抢劫商店或黑市交易。当国防军仓库在混乱的崩溃中被打开时，当地人忙着抢劫物资，无论是鞋子还是罐头。为了规避定量配给的限制，他们经常在火车站附近涌现的黑市上交换这些偷来的商品。占领军主要对相机或纳粹纪念品之类的战利品感兴趣，愿意用咖啡、尼龙或烟草等军人福利商店的商品来交换。埃里克·黑尔默用煤块换了黄油或巧克力。在这种偷偷进行的交易中，香烟取代了贬值的帝国马克，让不吸烟者可以把“好彩牌香烟”或本土种植的烟草换成食物。但黑市是危险的，在盟军突袭中“被发现携带香烟”会被判刑入狱。尽管如此，交易仍然势头不减地继续。

应对严寒是另一个考验，因为燃料供应不足，而且1946—1947年的冬天是整个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之一。矿工们在挨饿，煤炭产量下降，铁路遭破坏而阻碍了运输。此外，许多房子的窗户和取暖炉都坏了。“当我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整面墙壁和天花板都被冰晶覆盖着。”英格丽德·博克还记得那个无法取暖的冬天。“我们不能洗东西，因为罐子和桶里的水都冻住了。”包括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在内的一些人会去公园和森林砍伐树木或挖掘树桩，以作为燃料。甚至像埃迪特·舍夫斯基的母亲这样年纪较大的女性也会爬上缓慢移动的运煤列车，把一块块煤扔到铁轨边。甚至天主教枢机弗林斯（Frings）也赦免了这种“组织”，只要人们是试图“得到某些急需物品”。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受够了打战的牙齿、冻得发紫的手和酸痛的骨头，她喜欢美国人为所有学生提供的“热腾腾的午饭”。

能否获得御寒的衣服构成了另一个挑战，因为一文不值的钱什么都买不到。即使没有被占领军掠夺，战前的物品也已经用旧，“鞋子不是变得太小，就是穿破了”。像英格丽德·博克这样的女性再次成为即兴利用的能手，因为她“用我们的旗帜缝制了一条裙子”。此外，“旧马毯变成了外套”，而从被炸毁的房子中抢救出来的窗帘则变成了另一条连衣裙。“男人的军服被染了色，这样就再也认不出本来的军灰色了。”这种需求让埃丽卡·陶布霍恩有了一个新的职业：“因为布料很少，我去了一所缝纫学校，待了7年。”在那里，她“学会了把两条太紧或不再漂亮的连衣裙改成一条的技能”。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的母亲也靠做裁缝过活，尽管她的顾客经常不得不用食物而不是钱来支付。

由于大约一半的住房被毁，加上难民的到来，居住条件很拥挤。这对女性的影响尤其严重。格特鲁德·科赫的公寓被毁了，她很高兴在一个废弃的地下室找到了栖身之所。另一些女性在花棚和阁楼之类的地方凑合着生活。像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这样的被驱逐者不得不与5个人共用一个没有供暖、屋顶漏水的房间，试图“和平相处”。露特·布尔文很高兴从马厩搬到劳动军营房里一个带炉子的大些的房间，尽管他们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床。虽然与虱子和臭虫的持续斗争令人恼火，但他们能在园子里的一小块地上种植烟草，而其他邻居则饲养鸡或兔子来补充食物。由于稀缺的住房采用官僚方式管理，陌生人经常被分配同住一个房间，很少有自己的隐私。

妇女还带头将在战争和第三帝国崩溃期间失散的家庭成员重新聚集在一起。邮政服务的崩溃意味着信件只能由朋友们传送，他们不得不面对不准点的火车和无法通行的道路，艰难地在被破坏的交通系统中穿行。对于埃迪特·舍夫斯基来说，“安内利泽来的那一天”仍然令人难忘。埃迪特的妹妹被留在了乡下，在那里她多次被俄国士兵强奸。英格丽德·博克回忆说，一位朋友每天都去火车站，希望能找到失踪的弟弟，因为“明斯特拉格（Munsterlager）是英国战俘的释放点”。几年后，当他出现时，这个20岁的年轻人“头发白了，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对于不计其数的纳粹种族主义受害者，比如露特·埃利亚斯，找出哪些家庭成员可能还活着是很重要的，即使“我们不再有家了”。阿伦费尔德一家珍视来自亲戚的消息，“我们还活着，我们逃脱了纳粹的恐怖”，尽管他们也提到了红军带来的“新的痛苦”。

那些带着孩子、失去昔日家园的战争寡妇要面对上述所有磨难。绝望的洛特·弗里特（Lotte Wriedt）在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描述了她看似不可能的挑战：由于丈夫的死还没有得到清楚的确认，她希望他有一天还会出现，但如果不能，她需要法律证据证明他已经去世，这样她才有资格获得给寡妇的微薄补助。由于要照顾4个年幼的孩子，她几乎没有时间去找报酬好的工作，于是只能依赖亲朋好友的私人资助。母亲和孩子们经常挨饿，只能吃甜菜或采蘑菇，捡拾田里剩下的麦粒，或者野苹果。“为什么我们没有都死了？为什么我们注定要独自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生活？不，我不知道我能否处理这个问题。我的神经崩溃了。”她沮丧地说：“没人能帮我。我想像动物一样哭泣，但这无济于事。”她只是为了孩子才挣扎着活下去。

战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是一次情感的过山车，恢复和平所带来的宽慰交织着对战争损失的痛苦和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当时仍然身处波兰统治下的东普鲁士，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留下回忆的“悲伤的节日”。尽管伊雷妮·阿伦费尔德的母亲“对圣诞节完全不感兴趣”，但全家人还是在家里“怀着对即将到来的欧洲的希望，用多种语言”读了耶稣降生的故事。马丁·西格过了一个甚至更加感人的圣诞节，因为一位女老师邀请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单身士兵”，他们不想在那天晚上“带着压抑的思绪独处”。“一棵小云杉装点了房间。蜡烛点亮着，小盘子上放着几块曲奇”，因为谁都没钱提供更多。“尽管如此，她热情友好地为我们布置好了餐桌，就像在旧时的伯利恒一样。”即使西格尚无法领会圣诞节故事中的宗教信息，但女性分享人性温暖的这类努力还是鼓励着人们继续前进。

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对女性来说很难，因为许多幸存下来的男性因战争而受创，不适合做伴侣。即使从战俘营回来后，老兵们也常常沉默寡言，只和以前的战友分享他们的故事。如果事先预见了紧张关系，像露特·布尔文父母这样的结合往往会失败，而像约翰森一家这样的长期分居则有可能导致“婚姻有朝一日破裂”。然而，如果像乌尔苏拉·贝伦伯格那样几乎成年的孩子对新的关系提出反对，表示“我们不想要任何异父/母的兄弟姐妹”，那么在战后的混乱中寻找伴侣是很难的。她发现和继母一起生活很难受，因为新来者会偏爱自己的孩子。像埃丽卡·陶布霍恩的母亲那样，一些战争遗孀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结果却对现身的追求者感到失望。更为成功的是缓慢发展的关系，比如安内利泽和保罗·胡贝尔之间的关系，他们于1953年结婚了。

为了弥补错过的东西，年轻的成年人一头扎进了他们负担得起的那些快乐中。在夏天，随非正式团体游泳和远足是很受欢迎的消遣。英格丽德·博克愿意排几个小时的队去看电影，尽管放到一半时可能会停电。她的朋友们试图自己加工蒸馏酒，因为商店里卖的烈酒贵得离谱。霍斯特·约翰森口琴吹得非常好，以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邀请他为舞蹈伴奏，让他获得了娱乐、伙伴和一些钱。当赫尔曼·德布斯最终克服害羞前去跳舞时，他惊讶地发现，因为性别比例不平衡，适婚年龄的女性差不多是男性的两倍，“女人和女孩几乎都扑向了在场的少数男性”。当有人给她20马克，想和她有一夜情时，埃丽卡·陶布霍恩拿着钱跑了：“我从来都不理解那些会出卖自己一晚上的女人和女孩。”

即使许多年轻人只想消遣，但对伴侣的渴望还是把这种相遇变成了爱情。当格哈德·鲍克大胆地亲吻了迷人的女演员克里斯特尔时，电影约会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场伟大爱情的开始，它不得不经受许多考验。”完全是为了追求快乐，埃丽卡·陶布霍恩拒绝了如此多的求婚者，以至于母亲确信她永远不会结婚。但是在另一场表演退场时，她“直直地盯着一个年轻人的脸。他看着我笑了，我也报以微笑”。她对阿尔弗雷德一见钟情，很快就和他结婚了，因为他们“彼此理解”。同样，在一次舞会上，赫尔曼·德布斯遇到了一位名叫伊尔莎的活泼的金发女郎，和她很谈得来。尽管他的拖船上缺少最基本的必需品，“我们还是很开心。我们拥有彼此——并对此感到满意”。在一次茶会上，吉塞拉和霍斯特·格罗图斯以更传统的方式被介绍给对方，他们发现彼此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于是也结婚了。

战后混乱时期的婚姻是对更美好的未来下注，是一种乐观的标志，人们认为如果是共同而不是独自面对，生活将变得更好。当埃里克·黑尔默宣布他打算与格蕾特尔结婚时，他未来的岳母警告说：“孩子们，你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前景，更不用说公寓、家具或瓷器了。”但他们并不气馁：“真的，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即使我们周围的世界仍然到处是碎片和瓦砾。”随后的婚礼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混合体，既有对“美好的社会主义婚姻”的祝愿，也有基督徒对爱的力量的誓言。即使是穿越边境时抓住他们的俄国卫兵也一连几天用大量伏特加庆祝他们的婚姻！同样，当心爱的同学约翰娜接受他的求婚时，罗伯特·诺伊迈尔成了“最幸福的人”。在战争和监禁迫使卡尔和埃尔娜·黑特尔等了5年后，他们最终得以在1948年的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上喜结连理。

在战争后期和战后，生孩子是对生活的一种更强烈的肯定。安内利泽·胡贝尔于1944年5月生下了儿子沃尔夫冈，在孩子不可避免地生病期间，她非常努力地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药物。作为战争遗孀，她必须同时工作和照顾孩子。但是“快乐的孩子给了我很多喜悦，让我的生活有了目标”。露特·布尔文在1944年11月生下了女儿布里吉特，但在逃往西部的混乱中，婴儿拒绝进食。直到她在燕麦片里加了糖后，婴儿才开始再次进食，变得足够强壮，能够抵抗感染。虽然露特再次怀孕时很沮丧，但她这样鼓励自己：“活着的人都是中了彩票，我们还年轻。”当她的儿子曼弗雷德于1946年7月出生时，他们设法又喂饱了一口人。许多失去父母的孩子情况更加糟糕，不得不生活在红十字会或教堂的孤儿院里。

尽管在寻找浪漫关系，但为了谋生和获得更大的独立，年轻女性继续在家里以外的地方工作。对于像埃丽卡·陶布霍恩这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有实用技能的人来说，只要有足够的薪水，做裁缝就能够养家糊口。其他更有抱负的人则回到了学校，比如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她这样做是为了从被剥削的助手升任幼儿园教师的正式职位。像埃尔纳·卡特维这样的另一些人则有幸被当地市长征召担任“新教师”，因为纳粹教官被解雇，现在需要人来充实学校，尽管他们缺乏正式的训练。吉塞拉·格罗图斯已经获得了学位，发现自己作为一名医疗技术助理很受欢迎。她离开了家乡，因为“想要独立和自力更生”。因为诊所急需训练有素的员工，她要工作很长时间，“工作让我完全没有空闲”。

凭借在应对混乱时的果断，德国妇女赢得了许多民众的赞誉，即使后来回归家庭生活使她们在法律上无法得到完全的平等。当被比作“《圣经》中的坚强女人”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母亲愤怒地驳斥了这种描述，抗议说：“我还是宁愿……坐在钢琴前”。相反，在不来梅美国之家（Bremen American House）所做的一场女权主义演讲中，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坚称：“我妈妈也工作——事实上我也一样。我从不打算停止这样做。我想要有职业。”她继续说，“我无法想象依赖丈夫来赚取家庭收入。”如果男人可能像她父亲一样死去，那么自给自足是很重要的。由于女性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两德的宪法都承诺男女平等。但由于许多妇女在控制了战后的混乱局面后想要回归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而男性政治家在修订过程中拖拖拉拉，东德和西德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改革了家庭法律。

重建生活

德国人的生活一年年地恢复正常——尽管是在一直持续到1949年的四强占领军统治的新形势下。自传没有界定看似正常的生活的内涵，而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提到平民生活恢复了稳定和具可预测性。对于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找到一条回归和平，回归生活正常化的道路”，意味着有足够的食物可吃，有住房可以躲避风吹雨打，有工作可以谋生。但是随着1945年6月主权被中止，德国人成了盟国管制理事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的受托管者。他们失去了处置自己国内事务的权力，被迫服从占领者的命令。从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惩罚纳粹罪行到“开始重建和恢复民主”，占领政策的缓慢逆转为失败者提供了重新开始的空间。“不管怎样，时代逐渐变得正常，”露特·布尔文回忆道，“在一条长长的隧道尽头，慢慢又出现了光芒。”因此，她的全家福显示了重新燃起的乐观（图22）。

占领军统治的一个令人头痛的后果是德国领土被划分为4个区域，每个胜利国都控制着自己的领地。虽然《波茨坦协定》制定了“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去卡特尔化”的共同政策，但这些目标的落实存在分歧，导致各个区域逐渐呈现出控制国的特征。此外，这种划分还制造了新的边界，由各个胜利者负责监管，需要官方通行证才能出入。对于像克罗默尔（Krohmer）一家这样来自东部的难民来说，管制是令人恼火的障碍。许可证很难取得，他们需要雇用一个走私者来帮自己过境。由于埃里克·黑尔默的妻子和父母生活在“铁幕”的两边，他“最终跨越边界超过300次”。因为这些障碍阻碍了复苏，美国最终推动在西部废除它们。

另一个障碍是去纳粹化的过程，它试图革除重要的纳粹分子，惩罚他们的恶行。在苏占区，苏联人对名誉扫地的德国精英进行集体清洗，试图“消除旧时资本主义影响”；而在西部，有人试图借助一份131个项目的调查问卷确定个人的罪责。像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父亲这样可靠的反法西斯分子和格特鲁德·科赫的共产主义者母亲这样的纳粹受害者被任命为去纳粹法庭的负责人，该法庭调查各种纳粹组织的成员身份，并评估其实际行为。突然之间，像律师埃里克·阿伦费尔德这样为数不多的幸存犹太人被请愿者包围，要求他们提供一种被称为“帕西尔清洁剂”（Persilschein，得名于一种洗衣剂）的公证书，以证明后者的清白。虽然认同纽伦堡审判的判决，但老费斯特觉得“对希特勒时代设立特别法庭……很有问题”，他表示，生活过于复杂，无从判别。最终只有最高级别的纳粹才被判刑，而大多数共犯只是支付了罚金。

虽然很不完美，但纳粹的被罢黜使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被任命领导重建。由于与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关系，汉斯—哈拉尔德·席尔默的父亲被任命为静谧的小城沃尔芬比特尔的市议会成员。在回科隆之前，格特鲁德·科赫的母亲在施瓦本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村子担任了几个星期的村长。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准备了一份可靠的反纳粹和非纳粹专家“白名单”，可以把这些职务交给他们。为英军政府工作的弗兰克·艾克很高兴地发现，他的朋友施密特兄弟的父亲幸存了下来，此人“作为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实业经验，而在生活伦理观上深受基督教影响”。虽然苏联没有让施密特博士承担任何重要任务，但他与西德战后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圈子关系密切。同样，贝蒂娜·费尔的父亲被任命为鲁尔地区埃森市的公共卫生官员，因为他曾由于自己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妻子而受到纳粹的歧视。

这种权力关系的逆转引发了一波机会主义风潮，纳粹合作者改弦易辙，转而拥护占领军的意识形态。与胜利者培养良好的关系可以防止失去工作，并有可能接管受到检举的邻居的财产。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父亲震惊地看到，“这个国家突然充满了一直‘反对他们自己’的人。他不想参与其中。”霍斯特·约翰森对“迅速不再想成为纳粹的纳粹分子”感到惊骇。在偷听到的谈话中，昔日元首的狂热支持者让他恶心，他们“遗憾地声称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及其后果，是被迫入党的，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汉斯·陶施也同样“惊讶于大量军官现在面不改色地表示，自己憎恶和讨厌那种在战争年代曾激励他们做出最大牺牲和取得最大成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

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小步骤来逐步恢复秩序的平衡。当地政府组织了瓦砾清理工作，像柏林这类城市的周边堆积着名副其实的如山废墟。城市当局还试图修复自来水总水管和恢复电网，以便能够洗涤、烹饪和取暖。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普通公民就已经开始修理他们被炸坏的屋顶，用钉子把窗户钉住，直到能获得新的玻璃。随着马匹的死亡和农机燃料的耗尽，饥饿的城市人不得不志愿挖掘土豆等作物，以换取一小部分供他们自己食用。工人们搜索被摧毁的工厂，寻找任何可能用于恢复生产的工具或原材料，而铁路和公路工作人员则在修复铁轨和公路，以便恢复交通。在无数个人和集体的积极努力下，奇迹般的重建（Wiederaufbau）最终开始了。

在对“如山的重建工作”的描述中，经常被遗忘的是通过重振德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而同时进行的“思想重建”过程。两大基督教会中的少数派都顶住了纳粹的压力。它们的代言人，如汉斯·利耶（Hanns Lilje）主教，为幻想破灭的退伍军人提供了精神指引，帮助正在寻找道德指南针的他们区分了积极的爱国主义和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尽管由于与纳粹合作而不那么光彩，但德国的大学同样依靠一批拒不妥协的教授提供了思想指引，例如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和海德堡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他们试图为老兵的“精神饥饿”提供食粮。在弗兰克·艾克等移民的帮助下，占领当局还重建了作为民主公共空间的特许媒体，不受纳粹谎言和歪曲事实的影响。埃里克·黑尔默对《布伦瑞克新闻报》（Braunschweiger Nachrichten）的出现感到高兴，因为那是一个可靠的新闻来源，是“迈向正常化的第一步”。

对于魏玛一代中更年轻的成员来说，正常化的另一部分是完成被纳粹的反智主义和战时人力需求所打断的学业。现在，当局为试图在一两年内补上落下课业的退伍军人开设了专门的补习课程。坐在课桌前背拉丁语动词对于像埃里克·黑尔默这样曾经是德国国防军军官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科技和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必须重新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基础知识，即使他们和卡尔·黑特尔一样已经在军队中练习过这些技能。然而，尽管教室被毁、课本不足、老师缺乏培训，但恢复学业总体上被证明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和其他年轻人“满怀热情地去上学：没有什么比被允许学习更让人高兴了”。

通过困难的大学预科考试后，许多年轻人终于能投入大学的学习了。对于战后第一代大学生来说，这不是在联谊活动上痛饮狂欢的浪漫学生生活，而是一场与饥饿、寒冷和设施不足的痛苦斗争。为了学习获得法律学位所需的复杂法规，年纪较大的退伍军人，例如财务官汉斯·施特克勒（Hanns Stekeler），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学习”。罗伯特·诺伊迈尔记得，只有“坚持不懈的决心和良好的同窗情谊才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尽管条件恶劣，这些学生还是被“重新出发的感觉”激励着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他们决心不再重蹈长辈的覆辙。像埃里克·黑尔默这样的未来神学家希望“捍卫福音的真理和自由”。甚至像海因茨·舒尔泰斯这样的工程师也希望帮助社会“用知识废墟的无用材料建立一个未来的民主国家”。

完成培训最终让魏玛的孩子们得以从临时工作晋升到固定职业。即使没有适当的学校证书，一些机智聪颖、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也想办法成了像格哈德·鲍克那样的记者，或者像罗尔夫·布尔文这样的流动推销员。那些完成学徒训练并通过了必要测试的人，可以成为像安内利泽·胡贝尔那样的秘书，像英格丽德·博克那样的裁缝，或者像霍斯特·约翰森那样的技术员。如果接受过额外的专业培训，他们还可能会从事护林员（安德烈·霍斯特）、教师（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船长（赫尔曼·德布斯）或银行雇员（保罗·弗伦策尔）的职业。只有在完成大学学业后，埃里克·黑尔默和马丁·西格才能成为神学家，霍斯特·格罗图斯、罗伯特·诺伊迈尔或海因茨·舒尔泰斯才能成为工程师。虽然他们的专业发展被耽误了很久，但这些年轻男女表现出的追赶意愿令人印象深刻。

正常化的另一个维度是与现代文化的相遇，这让他们产生了自我反省的动力，得以接受自己的可怕经历。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渴望文化活动。”她喜欢那些被纳粹谴责为“堕落艺术”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觉得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的《蓝马》“美极了”。约阿希姆·费斯特认为“我弄到票的第一场音乐会”相当令人难忘：威廉·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在废墟中提供了慰藉。朋友们向他介绍了“内在移民”的作者们，后来又把他的视野扩展到了其他语言的哲学家，例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埃里克·黑尔默“对每周一次的巴赫康塔塔着迷”，因为“它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瓦砾和饥饿。通过这些接触，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恢复了较少被纳粹腐蚀的旧传统，了解了国际现代主义的被禁作品。

因为希特勒的背叛而感到幻灭，战后时期的年轻人试图寻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和更好指导的政治和道德方向。埃里克·黑尔默记得，他们“都在搜寻对不受掌控的过去的答案，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可以把握的东西”。在老兵和平民学生之间由此产生的讨论中，“没有人被冒犯”，因为“他们瞄准了事情的核心”。“为了逃离无知的黑洞”，马丁·西格省下了“每一分钱，牺牲了空闲的每一分钟”，他在汉诺威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Hannover）[今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编注]的新教学生圈子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在那里为“一个永远不会允许过去重演的未来”而奋斗。相比之下，年轻的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在不来梅美国之家获得了支持，“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图书馆”。这种自我反省借鉴了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沃尔夫冈·博尔歇特（Wolfgang Borchert）和海因里希·伯尔等批评家的作品。

这些年轻人——有时也被称为“四五一代”——在战后重新找到方向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导致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纳粹政策的失败不言而喻，但承认政权罪行的严重性是另一回事。许多年轻人不愿相信占领军在新闻纪录片中展示的成堆尸体或瘦如骨柴的人等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些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德国人，例如马丁·西格，仍然声称这些暴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广大人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当残忍的国家罪行的全貌被揭开并被记录下来，以便可以查验时”，他对在一个自称高度文明的国家发生的“官方和系统性的谋杀……深感羞愧”。虽然直面与纳粹的共谋仍然是痛苦的，但盟军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方式，为年轻“德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民主中教育自己的机会”。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解释是什么最终起了作用：“我们体验了一种活着的自由。”

由于对破坏的程度感到沮丧，一些年轻的德国人选择离开他们的国家，到别处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是最后一波移民大潮的一部分，有超过150万第三帝国的前行凶者、旁观者和受害者前往海外。有人是为了逃离纽伦堡的物资匮乏，比如工程师弗里德里希·弗莱萨；也有的想要在没有任何纳粹包袱的遥远地方重新开始，比如巴伐利亚的农民瓦尔特·利希蒂（Walter Lichti）。像伊雷妮·阿伦费尔德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理想化另一种文化来拉开与他们被玷污的家园的心理距离：通过出国留学和做互惠生，她在法国找到了“第二故乡”。风琴演奏家兼作曲家格哈德·克拉普夫如此享受他在雷德兰兹大学（Redlands University）访学期间受到的热情接待，决定永久留在美国。因为感到“在德国不受欢迎”，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希望移民到“任何地方”，最后接受了布朗大学的德语教学助理职位。

前奴隶工人和其他流离失所的人想要离开曾压迫他们的人的国家，但在决定去哪里上难以抉择。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自己的解放而欣喜若狂，“想为之前所遭受的一切报仇”，于是闯入房屋、袭击妇女、掠夺物品。在混乱的过渡阶段，一些人也通过提供住所和食物帮助了其他幸存的受害者，例如露西·曼德尔施塔姆。盟军认为应该尽快把全部600多万流离失所者运回他们原本的家园，但这个设想被证明是错误的：许多东欧人不再有可以返回的国家，因为国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想被苏联控制。此外，他们当中的前纳粹合作者有充分的理由害怕红军的报复。例如，索尼娅·科列斯尼克留在巴伐利亚，嫁给了一名乌克兰同胞。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等着直到他们能够获得澳大利亚、加拿大或美国的移民签证。

犹太幸存者有充分的理由移民。然而，他们中有少数人留在了自己原来的国家，即便太多的普通德国人曾经成为纳粹罪行的共犯。当他们无家可归，当他们心爱的家人被谋杀时，情感纽带断裂了。然而，尽管她的犹太人父亲已经被杀，英格博格·黑希特仍然留了下来，因为她与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非犹太人士兵育有一子，她意识到“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筑起的看不见的墙，可以逐渐再次被移除，但这并不容易”。生活在跨种族婚姻中的埃里克·阿伦费尔德也继续与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处理令人沮丧的申请财产返还事宜。同样，玛丽·雅洛维茨·西蒙也决定不离开，因为她“已经从希特勒的德国移民到了歌德和席勒的德国”，后者代表着大同的人文主义。作为“德国犹太妇女”，她继续依恋自己的家乡——因为除了杀人者，“许多德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来帮助我”。

然而，集中营的大多数幸存者都很高兴地实现了他们热切期盼的移民。但除非像尤迪特·马扎尔（Judith Magyar）那样幸运——她与一位美国船长订了婚——否则他们必须设法穿过对他们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法规和配额的迷宫”。尽管在家乡帕彭堡受到了积极的欢迎，但伊尔莎·波拉克认为，“如果我把过去抛在脑后，移民到美国，这样对我来说会更好”。当时比较容易找到担保人，1949年的秋天，她终于抵达了纽约港。“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时刻。我哭了。我仿佛看到新的未来就在眼前。”露特·克吕格同样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她讨厌母亲搬到美国而不是以色列的决定。这个过程花了几年时间，使她必须完成高中学业，并在巴伐利亚州的一所大学开始学习。在此期间，她与一名难民交上了朋友，逐渐明白，“记忆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记忆将我们分开”。她无法摆脱自己的文化印记，最终在美国教授德语文学。

不过，“最隐秘的愿望”是前往“以色列之地”。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说法，这片故乡承诺将“结束大流散的苦难”。从伤寒中恢复过来后，尼扎·加诺尔（原名安娜·弗伦克尔）去了法国南部，并在犹太机构注册。早在1945年9月，她就坐船抵达海法，并偷渡上岸。露西·曼德尔施塔姆也确信她“不想和德国人有任何关系”。她先是住在一系列联合国救济营里，以便恢复旅行的体力。后来，她加入了一群犹太移民，在德国的一个合作农场开始了她的旅行，然后前往意大利。直到1947年，她才得以与其他1400人一起登上一艘名为“隔离区斗士号”（Ghetto Fighters）的快散架的船。但是，为了不触怒巴勒斯坦人，英国当局把想要移民者送回了塞浦路斯。在难民营又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后，曼德尔施塔姆欣喜若狂地于1948年进入以色列国，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同样，当露特·埃利亚斯终于到达巴勒斯坦时，她也松了一口气：“两千年后，我们第一次有家。我们的土地！以色列之地。”

在大屠杀之前已经到达美国的那些犹太移民进一步融入了他们所在的国家，同时也利用了他们带来的文化资本。如果像弗里茨·斯特恩或格奥尔格·伊格斯那样因太年轻而不能入伍，他们就会去上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位，然后参与到自由事业中去。而像阿尔贝特·贡珀茨那样曾身穿盟军军装作战的人则回到他们的新家，开始就业。作为服兵役的回报，他们还获得了公民资格。有些人，比如汤姆·安格雷斯，则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受益，获得了大学和研究生学位。虽然通过学习语言和参与美国青年文化，这些人迅速美国化，但他们对自己的背景仍怀有相当矛盾的感觉。“经历了德国恐怖的一小部分，但足以感受和认识到它的至关重要”，相当多人研究欧洲历史，成为“第二代”欧美学者。

当德国的年轻人忙于重新开始的时候，政治逐渐再次侵入他们的生活，迫使他们在冷战中站队。感到被纳粹背叛和被占领军控制，许多人退回到私人领域，产生了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所说的普遍的“没有我”（ohne mich）症状。但由于胜利者需要当地人员来帮助管理战败国和恢复基本服务，他们任命了市长并招募了技术管理人员。为了使自己的决定合法化，他们早在1946年就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允许反法西斯政党在地方层面，后来又越来越多地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竞争。一派“对东部的共产主义寄予厚望”，另一派捍卫着西部的“自由”机会，政治的回归在两者之间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当保罗·弗伦策尔向他的两个叔叔咨询该怎么做时，一个建议他加入德国共产党，而另一个坚持让他成为社会民主党成员。

在对年轻人效忠的竞争中，共产党人——纳粹独裁统治更坚定的敌人——占得了先机。在东部，他们可以依靠红军的存在和“乌布利希集团”（Ulbricht group）的回归，后者是一批在莫斯科的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德国共产党官员。1945年6月，共产党发表了第一份公告，承诺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方式重建国家。对于弗里茨·克莱因这样的退伍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伟的愿景，适合作为一个明显的方向转变的路标，这是历史对德国的要求”。对于有批判精神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提供了连贯的“理论，能够为未来的思想和行动提供方向”。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埃卡·阿斯穆斯和克里斯塔·沃尔夫，也接受了这个建立更好的德国的蓝图。只有埃里克·黑尔默等怀疑论者认为，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在1946年春强制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将创造出“俄国统治下的‘民主’”。

占领风格和政党之间的差异使西部地区更难对未来提出一个一致的方案。与法国人的管制不同，英美占领区的繁荣和开放以及维利·勃兰特等民主派移民的回归很有吸引力。西部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也吸引了像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这样厌倦了纳粹集体生活的年轻人。但是西方个别化的去纳粹过程放过了太多纳粹分子，这导致了一连串的丑闻。比如阿登纳选择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担任办公室主任，此人曾为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案》写过注解。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和以商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党等相互竞争的政党的建立也被证明是令人困惑的。直到人们对东部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普遍幻灭，对选择自由的兴奋才让西方的民主显出了合理性。

这场意识形态竞争的胜负是由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决定的，它加速了西部的复苏，让东部落在了后面。根据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自由主义观点，旧的帝国马克以10：1的比率贬值兑换，每人获得40个新的德国马克作为启动资本。震惊的民众眼看着他们的储蓄、股票和债券化为乌有。利润丰厚的香烟黑市交易也停止了，因为新的钱有了实际购买力。露特·布尔文回忆道：“突然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很多东西都可以买到了。”“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不曾预料和早已被忘记的商品，许多曾经在柜台下以高昂价格秘密出售的商品现在变得完全”可用了。结果，“人们纷纷购买和陶醉于那些他们很久都不曾有过的东西，大手大脚地花着新钱”。虽然这迫使每个人都以极少的钱重新开始，但回归竞争性的市场推动了西部占领区的经济起飞。

不过，货币改革也加深了东部和西部占领区之间的分歧。首先，苏联人引进了他们自己的钱。昔日盟友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已经使盟军管制理事会陷入僵局，让两个德国的总理在1948年的最后一次会面上无法保持一致。现在“通往西德的边境口岸降下了路障，俄国人不再从他们的控制区向西柏林运送土豆，并切断了电源”。由于封锁，像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在柏林的学校这样的机构被分成了东西两部分。此外，共产党的宣传用食物和供暖引诱柏林市民加入自己这一边。但俄国人没有想到社民党市长恩斯特·罗伊特那么强硬，他表示：“宁可挨饿也不屈服。”美国将军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提出了西方飞机定期空运“物资供应城市”的巧妙策略——“空投”。由于这11个月的联合抵抗，“占领者变成了帮助者，帮助者变成了朋友”。

在与战争后果的抗争中，年轻人尤其想要让他们的生活“逐渐回归……到［他们］熟悉的模式”。在战后的第一个年头，埃卡·阿斯穆斯相信，“这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关乎［在废墟中］生存”。约阿希姆·费斯特记得，由于纳粹在家里、学校和军队中的压力，或者是作为战俘的经历，“在过去20年里，我基本上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抱怨过希特勒时代强加给我们的磨难。”尽管如此，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认为，“战争结束后的［新］努力相当富有成效”。“我们是年轻的一代，在艰难的经历后，充满了建设更美好未来的理想和善意。”在战争末期和战后混乱中生存下来后，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极端的情况，而是和平时期的挑战。露特·魏格尔特还记得她来到西部时的心情：“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等待着我们的是相当正常的生活，包括它的起起落落。”

叙述噩梦

这些德国人自传中所描述的个人记忆表明，战败的影响从根本上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走上了新的方向。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平民和纳粹受害者被杀害。像安内利泽·胡贝尔这样的数十万悲痛的寡妇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并希望找到新的伴侣。数百万像霍斯特·格罗图斯这样的幸存战俘在从难民营返回时，身体或心理都受到了损害，使他们难以重新开始平民生活。像埃迪特·舍夫斯基的妹妹安内利泽这样被强奸的女性不计其数，她们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耻辱并需要堕胎，尽管她们才只有十二三岁。数百万在东部失去家园的难民努力在西部建立新的生活，就像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所做的那样。最后，数以万计露特·克吕格这样的纳粹受害者或格哈德·克拉普夫这样的非犹太人老兵离开了被摧毁的国家。这些传记中的动荡是德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生命断层。

为了描述这样的苦难，许多回忆录的作者采用了英勇受害者的视角，描述了一场与过于强大的命运的斗争。他们的叙述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德国所受苦难最深的时期是从战争最后阶段一直持续到战后。威廉·霍迈尔这样的士兵或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这样的平民的证词，强调在最后的战斗中、在对城市的轰炸中，以及在从东部逃亡和被从那里驱逐的过程中纯粹生存的挑战，在那段时间，仅仅是活着也需要运气、聪明或外来帮助。在占领期间，埃迪特·舍夫斯基等人的回忆录描绘了如何与战胜国的士兵打交道，以及如何应对日常的饥饿、寒冷和贫困。此外，埃里克·黑尔默等人的回忆录描绘了如何想方设法完成学业、找到工作和结婚成家，讲述了一个逐渐正常化的故事。露特·布尔文等人的叙述则流露出他们对自己能够克服如此非凡的挑战而感到自豪，而这也成为战后复苏的创始神话。

许多回忆录作者都带着“历时性怀疑”（diachronic disbelief）的姿态写作，将他们年轻时的纳粹信仰与成熟后的民主理解进行了对比。迪特尔·舍恩哈尔斯是一位这样进行自我反省的作者，他曾是一名热情的国防军士兵，后来移民到瑞典教授德语研究。他承认：“只有当我从战俘营回来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曾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这个政权是多么罪恶，它杀害并用毒气毒死了数百万犹太人。”在写作中，他强迫自己“不要遗漏任何东西”，以警告他的学生不要再发动另一场战争。天主教青年活动家克里斯特尔·拜尔曼写了一部带有自我批评色彩的回忆录，她在其中写道：“1945年对我来说是解放的开始。”只有当她明白了“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和第三帝国所不知道的东西”时，她才逐渐意识到德国人罪恶的严重性。这种历时性的自我对话是许多回忆录的典型特色，表明这种生命的断层开启了惊人的学习过程。

回忆录还表明，年轻一代不耐烦长辈不愿承认对第三帝国的罪行负有个人责任的做法。约阿希姆·费斯特表示，无可救药的纳粹“继续否认［希特勒的］参与促成了崩溃”。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对集中营中不人道行为的细节感到惊骇”，“鄙视［我］遇到的许多成年人，包括我的母亲，他们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否认纽伦堡的指控，认为那是敌人的宣传，是胜利者的正义”。当老师让她重申她对纳粹理想的信仰时，她脱口而出：“不！你还是不明白，是吗？对他们的忠诚？他们是罪犯，全部都是。”汉斯·陶施被奥斯维辛幸存者耶瑟·罗森贝格（Jesse Rosenberg）的个人报告惊呆了，试图“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可怕真相做出恰当的反应”。他想知道，“直接有罪的人如何能够应对这种罪行，我们整个国家如何能够应对？”

大多数自传还显示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尝试，试图从他们年轻时的可怕经历中找出积极的意义。尽管面临饥饿和寒冷，这些作者将战后的岁月描述成激动人心的崭新出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达到了完全的成年，最终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对于许多人来说，例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或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这意味着拒绝他们父母的建议：老一辈人因为与民族社会主义合作而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他们的成年涉及通过长时间的劳动，缺乏食物，生活在拥挤的、没有供暖的宿舍里为重建提供物质基础。用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的话说，战胜纳粹遗毒还包括“通过反思……实现个人的重生”和“为我们所做的承担责任”。但占领军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蓝图——共产主义或民主。虽然他们受到环境的限制，但“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星期天的孩子们[1980年，德国导演米夏埃尔·费尔赫芬（Michael Verhoeven）拍摄电影《星期天的孩子们》（Sonntagskinder），讲述一个女孩和她的朋友们在二战中的遭遇。——译注]”又一次不得不做出选择。